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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篇一

《离骚》的命名，司马迁解释为犹离忧也，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这是汉代人从文字本义所得出的解释。诗里叙述了诗人的所以遭忧和反复曲折地表达了他的忧心之深，所以在这首抒情诗里，包含不少叙事的成分。这首诗几乎能够看作诗人的自叙传，它曲折尽情地写出了诗人大半生的思想和行事。

这首诗可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他的家世、出生和他自幼的抱负。第二部分写他在政治上的遭遇。第三部分写他遭受迫害以后的心境，表示他坚持梦想，至死不屈。第四部分写女媭劝他不必博謇好修，他就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陈辞，正面地说出他的政治梦想。第五部分写他在心境抑郁，无可告愬之下，幻想上天入地，寻求了解他的人。第六部分写他的矛盾心境。他问灵氛和巫咸。冀求得到指引，灵氛劝他离开楚国，巫咸劝他留下来再作打算，但环顾楚国政治情形，却又使他失望。第七部分写他幻想离开楚国远游，但最终依恋不舍。第八部分是乱辞，表示要以死来殉他的梦想。

《离骚》表现了诗人眷念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胸怀。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有着宏伟的抱负。他想刷新政治，挽救楚国的危亡：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并且还愿意奋身而起，作楚王的先驱：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他的目的不止在于挽救楚国的危亡，还想让楚国强大起来，从而实现中国的统一。统一中国，这是当时人民的愿望，也是有远见的人物的共同梦想。屈原在《离骚》里，时常提到尧、舜、禹、汤、周文王等，就是想让楚怀王以他们为榜样。当时的儒家是提出这些人物来加以梦想化，期望统治者要像这些梦想人物一样来统一中国的。屈原这种思想是当时爱国思想的一种最高的表现，他不仅仅想使他的祖国成为强国，并且要让他的祖国来完成当时伟大的历史使命。

《离骚》还表现了诗人坚持梦想、憎恶黑暗、嫉恶如仇的的精神。诗人的梦想在楚国腐朽统治集团的阻力下不能实现，他愤怒地斥责了楚国统治集团。还这样描述了他自我的情操和耿介之志：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擥木根以结兮。贯薜荔之落蕊。

矯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作彭咸之遗则。

诗人写自我早晨饮木兰花上坠下的露水，晚间食秋菊初开的。花朵。身上佩带着薜荔、菌桂，胡绳等香花编成的装饰，用来比喻自我的高洁。和那些统治集团人们的贪婪、嫉妒、驰骛、追逐相比，更衬托出了诗人对于那些丑恶灵魂的鄙视。之后诗人在斥责了统治集团的謠诼和偭规矩而改错后，又写他自我的绝不妥协：鸷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屈原作品里的思想光采正是这样表现的：他十分憎恨腐朽的统治集团，憎恨他们，是为了保护自我完美的思想。正因为这样，憎恨就愈深。他不只是对于腐朽的统治集团揭露和鞭挞，而在揭露和鞭挞时，还举出自我完美的梦想，这就更显出了被揭露者的丑恶，鞭挞也愈重。

这篇作品整个说来都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后半部里，这种色彩更浓烈。诗人在前面写他的生平经历、政治梦想以及对于黑暗政治的揭露等，多系实写。但其中采用了一些比兴手法，它和《诗经》中的起兴完全不一样，也不是单纯的比喻，它所用来比喻的形象中，包含了一种幽远的意境：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蘺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攬洲之宿莽。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美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巳兮，苟余情其信芳。诗人在作品里写他对于种种香草幽花的癖爱，这是用来比喻他的志洁行芳，人们在读到这些诗句时，不只是感受到花草的色和香，更重要的是觉得被一种深远的意境所吸引住。江蘺、辟芷、秋兰、芰荷、芙蓉，这些生长在水国深岩的幽花香草，本来容易把人们的心境引到奇丽的幻想境界。诗人用它们来象征高洁的品德，披戴着它们，就是象征他的被服德义。这就写出了诗人的高洁的动人的形象。

但《离骚》的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色还不在此。是重要的特色在于诗人的笔锋底下，很多驱使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了一幅異常雄奇壮丽的完整的图画。如诗人写他的梦想不能实现而又无人能了解他，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下，幻想驾着鸾凰、凤鳥、乘风飞上天空，寻天帝去倾诉：

朝发轫于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屬。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鳥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这一段所写的意境极其开阔宏伟。诗人幻想他早晨离开南方的苍梧，日落以前就到了西北的昆仑山上。他还叫太阳神缓轡徐行，要趁日落以前去上下求索。他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马，在太阳所经的扶桑歇息。跟随他的有月神、风神、鸾皇，雷师等一大群的神物。声势十分煊赫。

不独这一段的描述是这样，还有很多的描述也是这样。宇宙间一切奇丽的景象，他都能使它奔赴到他的笔端。

《离骚》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抒写诗人的幽独的情怀，和上头那些又有不一样：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汝）？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这些句子能使人迴腸荡气，显出了作品中的另外一种深婉的感情。

屈原在《离骚》中借助于神话传说和宇宙间奇丽景象来抒发他的悲愤，他在现实中失望了，就幻想到神界去漫游。可是，幻想总不能消除他在现实中的愤懑，所以诗中写到十分绚烂之处时，紧之后就描述了他失望的心境，如写他驾着鸾凰、凤鸟飞向天空，叫天上的帝阍开门，而帝阍却是倚阊阖而望予，他在日色昏黄中，只好结幽兰而延佇。又如写他一路车马喧阗，转道昆仑，行过流沙，指向西海时，在光明的天空中忽然看见故乡而悲伤起来。作品里面错综复杂地写出了诗人的满腔悲愤的心境。同时又写得反复曲折，有抑揚顿挫之妙。

《离骚》是一首极富有变化的诗篇，它把事实的叙述、幽独的抒怀和幻想的描述等交织在一齐，波澜壮阔而又结构完美。全诗每一部分都优美动人，合起来又是一个雄奇壮美的和谐的完满的整体。仅有具有那样热爱祖国坚持梦想的最充沛和最激烈的感情，才能写出这样伟大的篇章来。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篇二

屈原是诗国的一颗巨星，远在众星之前，它出此刻我国诗歌史上，成为无数后继者所仰慕的风范。他的不朽之作──《离骚》，震古烁今，千百年来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成为我国诗歌史以至世界诗史上，最为激动人心而具有“永久的魅力”的篇章。

伟大、优秀的艺术，自有其永恒的生命力，自是美的无尽藏。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是的，多少年来人们读《离骚》，人们认识它，分析它，开掘它，只要是一个态度严肃者，真正的渴求者，似乎都不曾空手而返过。它给人以“真”的启迪，“善”的激励，“美”的享受。它是那样完美而丰富，古老而常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离骚者，犹离忧也”，这是司马迁对《离骚》题义的解释。“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是他对诗篇创作动力的说明，也是对长诗《离骚》感情基调的诠释。屈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谗远逝。他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之主，眼看楚国兵挫地削，危亡无日，自我却竟被疏失位，救国无门。这对于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来说，能无怨乎？诗中有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最终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正是诗人蕴藏着满腔爱国活力，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首悲伤怨愤之歌，读之令人摧肝裂胆，撼人心魄。

《离骚》一诗素称难读，这除了南楚的方言、历史、神话、风物带来的某些理解上的障碍之外，主要由于全诗感情回环激荡，反反复复，脉络不易掌握。诚然，《离骚》是一首规模宏伟的长诗，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从洪氏说删去“曰黄昏以为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它既是一首自叙传性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而又带有某些神话色彩和事件叙写以及情节因素。所以，对于《离骚》一诗，我们仅有首先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才有可能深入到它的思想、艺术深处，发掘出它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艺术创造。

长诗《离骚》，叙写了诗人自我的某些生平经历，从而说它带有自叙传的性质，但它又具有很多的超现实的描述，在自我形象中渗入了浓重的神话因素。诗中的构思，具有某些情节性，但也并非是客观的、真实生活经历的叙写，而完全是主观想像的飞腾。这一切都说明长诗《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抒情之作，而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篇自传体的叙事诗。也就是说我们读长诗《离骚》，异常应当把握的是它的“情”，是诗人内心世界活动的起伏，以至由此而展开的全部丰富性和贯穿于全诗的艺术特质。

贯穿于《离骚》长诗中的“情”，即司马迁所说的“怨”情，更确切地说就是一股忠怨之情。诗人身处战国时期新旧交替的激烈变化时代，他的父母之邦，他所热爱的祖国，原本是一个强大富庶的国家，在群雄并峙之中，曾居于盟主地位，有着统一天下的诸多条件。但自楚悼王变法失败以后，国政受旧贵族的把持，日非一日。至屈原所生活的怀王时期，由于内政不修，外有强秦压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屈原是一位“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政治家，是一位有梦想、有远见和刚正不阿的爱国志士。他出于对祖国命运的担忧，满怀忠贞之志，企图革新政治，振兴楚国。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却得不到理解。最初他曾一度受到楚王的信任，担任左徒要职，推行新政；谁料正当他忠心耿耿，报效祖国之际，却因为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而谣诼蜂起。“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群小逞技，而楚王不察，竟遭谗见疏。他怨忿楚王之“数化”，“不寤”；怨忿“党人”之“贪婪”、“工巧”，怨忿“众芳”之“芜秽”、变节、堕落。最使他感到哀伤怨忿的，是他目睹祖国的日趋危亡，而自我却被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做为一个“忠而被谤”，爱国获罪，眼看祖国

濒临险境而又“救国无门”的人，该是有怎样的一种激怨之情啊！于是诗人的感情犹如火山爆发，迸射而出，铸就这篇积忿幽深、摧人肝胆的长篇诗作──《离骚》。

忠怨之情是长诗《离骚》的一条主线，而从全诗结构上看，则能够分为两大层次，即从开篇到“岂余心之可惩”，能够视为诗篇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写诗人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从女媭的责难至篇末，则主要写诗人遭到迫害以后，继续求索的精神和所引动起来的内心冲突，以至于最终的抉择。从艺术手法来说，前半部分虽然也有艺术夸张，并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但基本上是诗人现实生活的经历，是实写；而后半部分，则主要把炽烈的感情化为超现实的想像，表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一个苦闷的灵魂，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是虚写。

掌握了长诗《离骚》这一结构层次，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它的内在逻辑，亦即诗篇中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轨迹，以及起伏于全诗中的细微的心理描述。

长诗《离骚》的开端就是很奇特的。诗人首先以十分庄重而自矜的口吻，自叙了高贵的出身，奇异的生日，以及由于父亲对自我莫大期望而赐予的“美名”。前人分析说：“首溯其本及始生之月日而命名命字，郑重之体也。”（清顾天成《离骚解》）诚然，开篇起始的八句，感情是很肃穆的，含蕴是深邃的。他强调自我与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阳之苗裔”），意在证明自我对楚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同时也为他的至死不能去国埋下了伏线。他自道奇异的生辰，完美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现他的尊贵不凡和具有崇高的梦想。“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正道直行，严于律己；灵均，禀赋良善，公平均一。这是亲人对他的期望，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信条。总之，这起始的八句，就为他一生的自尊自重自爱（“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定下了基调。之后诗人表白了自我的品德、才能和梦想，并以万分急迫的心境表达了自我献身君国的愿望。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这是对自我的。他担心时光飞逝，自我为国家做不成事业。所以他不满足于先天的“内美”，还“重之以修能”，朝夕充实、提高自我，以便奉献于祖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是对楚王（“美人”）。他担心楚王不能及时奋进，耽误了楚国的前途。两个“恐”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危机感，异常是诗人为祖国的前途而焦虑，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的急迫心境。他寄期望于楚王，他劝导楚王“抚壮而弃秽”，愿为楚王“导夫先路”，期望日益衰败的楚国，重新振兴，恢复到开国盛世的那种局面：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但诗人的这一片赤忠之心，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相反的却因触犯了守旧贵族的利益，而招来了重重的打击和迫害。诗篇展现了楚国社会的一片令人窒息，令人愤慨的图景。楚王昏庸不察，信谗多变（“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群芳”（培植的人才）随风转舵，堕落变质（“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朝廷群小“贪婪”、“嫉妒”，蔽美称恶，无所不为。黑暗的现实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诗人的爱国梦想“不可能实现”的杯具性的冲突。诗人于是感到苦闷、孤独、愤懑，以至强烈的失望。但诗人是坚决不屈服的，在诗篇中他反复申说了对自我的梦想、信念和人格操守至死而不悔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诗人是要誓死坚持自我的梦想和信仰，誓死坚持自我人格的清白的。

但长诗并未就此结束，黑暗的现实，巨大的苦闷，迫使诗人由现实进入幻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而全诗转入了第二部分。

坚贞的灵魂需要战胜诱惑。与常人一样，在失败的极端痛苦中，诗人的内心矛盾也是激烈的。在自我的梦想不被理解，并且惨遭迫害的情景下，还应不应当坚持自我的原则和永无反悔的态度？在不被自我的祖国所容的情景下，应不应出走远逝，到他国寻求知音，展示自我的才能抱负？诗人经过女媭、巫咸、灵氛这些虚构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劝说，把自我的内心冲突和抉择形象化了，从而向我们展示出了一颗经过炼狱的考验，而更加洁白无疵的伟大的灵魂。

女媭用“婞直以亡身”的历史杯具来规劝他，劝他放弃执守，与世浮沉。这与诗人“依前圣以执中”的坚持真理的态度是矛盾的，实际也是对诗人既往斗争生活的否定。这一内心冲突是激烈的。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他需要历史的反思，需要公平的仲裁。于是他借“就重华而陈词”，重温了夏、商、周历代的兴亡史，并以壮烈的心境回顾了前朝那些为正义而斗争者的命运。这种再认识不仅仅增强了他原有的信仰和信念，同时更激发起他继续奋斗的勇气和宁死不悔的壮烈胸怀：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战胜了世俗的诱惑，他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暂时的平衡。于是他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满怀活力地进行了新的“求索”。这样，诗篇又展现了一个再生的灵魂为实现梦想而顽强追求的动人情境。诗中写他不顾天高路远，驾飞龙，历昆仑，渡白水，登阆风，游春宫，上叩天门，下求佚女，他在求索什么呢？他要唤醒楚王，他要挽救国运，他要寻求再次能有献身于祖国事业的机会。但楚国的现实太黑暗了，他遭到了冷遇，受到了戏弄，结果以困顿、失望而告终：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诗人完全陷入到绝望的悲哀之中：“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诗人本是把自我的命运完全与祖国贴在一齐的，他赤忠为国，但却“方正而不容”，那么他还有什么出路呢？出路是有的，那就是去国远逝，去求得自身安全和前途。这无论从当时“楚材晋用”的风习上看，还是从诗人主观的才能和现实处境上看，似乎都是能够理解的了。于是出现了第二、第三个诱惑。

“索藑茅以筳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占之的结果是告诉他在楚国已无出路可言，劝他离开是非颠倒的楚国，去寻求自我的前途。“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但做出这样抉择对诗人来说毕竟是太重大了，使他“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于是又出现了巫咸的劝说，巫咸不但同样劝他出走，并且还以历史上贤才得遇明主的事例，启发他趁年华未晚而急于成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女媭的忠告，灵氛的劝说，巫咸的敦促，既代表了当时的世俗人情之见，无疑也是诗人在极度彷徨苦闷中内心冲突的外现，也就是坚定或动摇两种思想斗争的形象化。屈原要把自我思想感情考验得更坚定，就得经过这种种诱惑。于是在诗中诗人假设自我姑且听从灵氛的劝告，“吾将远逝以自疏”，决心去国远游。可是正当他驾飞龙，乘瑶车，奏《九歌》、舞《韶》舞，在天空翱翔行进的时候，忽然看到了自我的故乡楚国。也就是看来一切矛盾、冲突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都重新开始：是就此远离开这黑暗的已无期望的祖国呢，抑是仍无期望地留下来？诗人深沉的爱国情志再次占了上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明明白楚国的现实是那么黑暗，政治风浪是那么险恶，实际上他也吃尽了苦头，但他不能离开他灾难深重的祖国，哪怕是出于幻想也不能离开。这样，诗人又从幻想被逼入现实，杯具性的冲突不可逆转地引导出杯具性的结局。他热爱楚国，但楚王误解他，不能用他，楚国的群小又凶狠地迫害他；他想离开楚国，这又与他深厚的爱国感情不能相容。最终，只能用死来殉他的梦想了：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光辉梦想被扼杀了，这是诗人屈原个人的杯具，也是时代的杯具。屈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用自我生命所谱写的诗篇，如日月经天，光照后世，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而万世永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伟大的艺术是一个美的无尽藏，长诗《离骚》更确乎如此。我们读长诗《离骚》是感到那样的惊心动魄，那样的仰之弥高，它有着怎样的美的内含呢？

首先，就是它具有由庄严而伟大的思想带来的无比光辉的崇高美。提高的政治梦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活力，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这就构成了诗人无比崇高的美的人格，光辉耀目的美的形象。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就看到崇高的善。”是的，我们在长诗《离骚》中正是能够看到这种完美而崇高的形象，他的高尚的追求，洁白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使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贪婪、偏私、庸俗，以致邪恶的人群，显得是那么渺小而又卑琐，而诗人的人格和形象却是峻洁而高大的：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

诗人是孤独的、甚至是寂寞的。但他是圣洁的、高贵的，也是傲岸的。长诗《离骚》正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人格美的崇高典型形象。“余读《离骚》……悲其志”，“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刘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对于屈原《离骚》一诗所具有的崇高美这一特色，古今人正有着不二之词，同一感受。

其次，慷慨激昂的悲壮之美，是长诗《离骚》的另一鲜明美学特色。屈原的一生是杯具的一生。他既有“存君兴国”之志，又有治国理乱之能。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胸怀“美政”梦想，企图改善楚国的处境，振国兴邦。但却为黑暗势力所围困，从而引发出杯具性的冲突。而最为感人的是，屈原始终是自我杯具命运的自觉承担者。所谓自觉地承担，是指他对坚持斗争下去的个人后果本有足够的估计，但他义无反顾，仍去自觉承担：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明知坚持下去会惨遭不幸，但他为了深刻的原则性，仍然选择了斗争以及把斗争坚持到底的道路，从而忍受了极大痛苦，罹得了人生的极大杯具。“杯具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车尔尼雪夫斯基）。诗人屈原高标着“美政”的梦想，怀着“九死不悔”的壮烈献身精神。屈原的一生是极其不幸的，他蒙冤受屈，赴告无门，而最终以自沉结束了生命。但洋溢在长诗《离骚》中的整个感情却不是悲观，甚至也不单纯是悲哀。它表现的是正义压倒邪恶，庄严压倒恐怖，美压倒丑；它所表现的是“伏清白以死直”，“九死而不悔”的刚毅不屈精神；是探索，是苦苦地追求。我们读着《离骚》中那些发自肺腑的昂扬诗句，就会感受到一股不能自已的激越、崇高的感情和悲壮的英雄气概，这也正是长诗《离骚》的又一鲜明的美学特征。

与长诗《离骚》上述美学特征相联系的，是它的高超的、独创性的艺术表现手段。诗人艾青在其《诗论》中说：“一首诗必须具有一种造型美，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长诗《离骚》是经过怎样的艺术手段来完成其抒情主体的造型美和雕塑出一颗美的心灵的呢？诗人把炽烈的感情与奇丽的超现实想像相结合，把对现实的批判与历史的反思相结合，熔宇宙大自然、社会现实、人生经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一炉，结构出一个无比恢宏壮丽的抒情体系，这是诗人屈原在中国诗史上的奇异贡献，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园地的伟大开拓。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把它与古老的“诗三百篇”相比较，并对于它的特点与贡献做了这样的评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甚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之后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屈原的创作，异常是长诗《离骚》为我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成为我国古代进取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典范。

这是就长诗《离骚》总的创作方法和宏观结构而言的。而就其诸多的具体表现手法来看，长诗《离骚》也有着多方面的新颖创造。如他发展了《诗经》以来的“比兴之义”，以香花美草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情志节操的象征，令读者如睹其崇高圣洁之姿，如闻其道德之芳香。长诗《离骚》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但诗人却不时借用男女情爱的心理来表达自我的期望与失望，坚贞与被嫉，苦恋与追求。屈原的杯具是政治杯具，但他对君国的忠诚哀怨眷恋之情，用感情来比喻，用感情心理来刻画，就更为曲折尽致，深微动人。诗人抓住香花异草、佳木美林、男女情爱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美学内涵，来美化抒情主体的形象和性格，从而也使全诗的风格更为绚美奇丽，光彩照人了。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篇三

《纲要》全诗以叙事为脉络，分为五大章。就情节结构上来说

第一章（被贬）从家世和出生写起，诗人回顾了有生以来的奋斗及其不幸遭遇，

第二章（反思）之后应对自我的失败，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经过反思，坚定了信念，

第三章（再试）又进取地重新求索，然而上下求索后却没有结果，

第四章（徘徊）诗人又陷入苦闷与徘徊之中，

第五章（他投）最终虽然在经过审慎思虑后决定西去，但充满憧憬的西去还是因为“眷顾楚国”而决然中途放弃。结果只能选择“以死殉国”。

在五大章的基础上，全诗也能够分为份量相当的前后两部分，即第一、二章共91行为前半部分，写诗人有生以来的不懈追求与奋斗，以及遭致失败之后所引发的检视与思考，第三、四、五章共97行为后半部分，写诗人矢志不渝地继续努力，以及努力无果之后所产生的矛盾与苦闷。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并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日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之后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很多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活力，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可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活力。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构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经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异常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工具。《尚书中候》佚文中说，帝尧继位，“龙马衔甲”。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

龙。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诗人借助自我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构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从外部结构言之，全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梦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从“女媭之婵嫒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部分。其中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引发出向重华陈辞的情节。这是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重华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贤，故向他陈辞便显得“虚”；但诗人又设想是在其葬处苍梧之地，故又有些“实”）。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从“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为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末尾一小节为礼辞。“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证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梦想联系在一齐的。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

确的流向。诗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和自我的历程。而后两部分则以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描述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现出无比广阔、无比神奇的场面。如果仅有第一部分，虽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杰作，但还不能成为浪漫主义的不朽之作；而如仅有后两部分而没有第一部分，那么诗的政治思想的底蕴就会薄一些，其主题之表现也不会像此刻这样既含蓄，又明确；既朦胧，又深刻。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篇四

《离骚》是屈原自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它的名称有双重涵义：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西汉末年，赋家扬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解为‘牢骚’，后人常说发泄不平之气为‘发牢骚’，大概是从那里来的。”（《楚辞论文集》）这一论证是确切的。屈原的创作是从楚国的民间文学汲取丰富的泉源，既然他的作品资料，“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翼骚序》），那末作品的名称袭用民间歌曲的旧题，更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当然，这一句词并非有声无义。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引刘安的话，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骚》就是“离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劳商”“牢愁”和“牢骚”，都是一声之转的同义词，同样是表示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史记》本传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足见标题是决定于作品的资料，而标题的音乐意义和作品的资料是统一的。“离忧”“离骚”以及“劳商”“牢愁”“牢骚”，都是双声或叠韵字所组成的联绵词，只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显然，他们都是在替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这句话做注脚，但却误会了司马迁的原意。又，项安世《项氏家说》说：“‘楚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韦昭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也是把“离”和“骚”分成两个字来讲。把两个字义凑成一个词义，以致理解不一样，纷歧百出，都是由于不明词性的缘故。

本篇原名《离骚》，到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却称之为《离骚经》。他的解释是：“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这话的牵强附会，无待辨明。“经”，当然是经典的意思。《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把《离骚》下头加上一个“经”字，正如洪兴祖所说，“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楚辞补注》）又，本篇也有人简称之为《骚》，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辨骚》名篇；甚至有人竟把屈原的作品以及之后模仿屈原的作品都称之为“骚体”。这也是原于王逸，因为他在《楚辞章句》里，把凡是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离骚》，凡是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续离骚》。如《九歌》，题作《离骚·九歌》，《九辩》，题作《续离骚·九辩》。这些名称，虽然相沿已久，但并不合逻辑。复次，本篇也有人称为《离骚赋》。这起源于汉朝，因为“汉赋”的表现形式是从“楚辞”演化而来，所以汉朝人的眼光里，屈原的作品无一不属于“赋”的范畴。司马迁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本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则更进一步都称之为“赋”。其实，“赋”到汉朝才成为文学形式上一种专门体制。称屈原作品为“赋”，由于

受了汉朝人对“辞”“赋”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响，是不恰当的。

关于本篇的写作时代，过去和此刻都有许多不一样的看法。据《史记》本传记载，是叙述在上官大夫夺稿，“（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是这一年的事；而只是说，《离骚》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作品。那里所指的时间是广泛的。但《离骚》作于楚怀王的时代，这一点完全能够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远在二千年前的司马迁已经感到文献不足征的困难，而无法作出绝对的论断。当然，今日更不能加以主观的臆测。可是，在司马迁的提示下，如果作进一步的探讨，多少还能够寻找出一点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我以为《离骚》既然是一篇抒情诗，而它的具体资料又属于自叙传的性质，则作品本身有关客观事件的叙述，个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现的忧愤之深广，创作上所表现的气魄之雄伟，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产生的时期：既不可能是少时的作品，也不会是晚年的创制，最适合的那仅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时期。篇中关于年龄的叙述，处处都证实了这点。我们试把篇首“恐美人之迟暮”，篇中“老冉冉其将至兮”，篇末“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等句综合起来，互相印证，就不难得出一个整体的理解：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无论怎样多愁善感，也不会说出这样老声老气的话；但要把它作为五十以上的人的语气也不

妥贴，因为那就谈不上“时亦其犹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怀王的末期，当时楚国屡次兵败地削，怀王主张不定，楚国政府内部亲秦派和抗秦派之间的斗争十分剧烈。寻绎《离骚》文义和上述的时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

本篇是屈原用血泪所凝成的生命挽歌，作品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正反映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斗争生活，坚贞而炽烈的爱国心境；精神实质的内在联系，使得它成为天衣无缝，冠绝千古的名篇。可是后世读者的欣赏往往停留在音调的铿锵，词藻的瑰丽的上头。甚至有人认为“古今文章无首尾者惟庄骚两家”。说它“哀乐之极，笑啼无端；笑啼之极，言语无端。”（陈继儒语）这种似是而非的十分抽象的模糊概念，其结果必然陷于不可知论。关于本篇的主题思想及其篇章结构除了上头分段说明（见译注）外。兹提出下列几点：

第一，本篇以现实的火热斗争作为通篇的主题思想，它不但说明了屈原和贵族的腐化恶劣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反映了他是怎样在残酷考验中战胜了自我思想里脆弱的一面，完成了他那种坚强的具有伟大杯具意义的高尚人格。围绕着这一核心，层层深入。例如女媭、灵氛、巫咸三大段谈话，本身并非事实，只是表现屈原在现实斗争中曲折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他（她）们同样是同情屈原的；可是他（她）们的身分不一样，表此刻语气上的关切程度不一样，并且论点也是各异的。女媭单纯从爱护屈原、关心屈原出发而说出娓娓动听的人情话，她只是劝屈原作明哲保身之计。

处于这样黑暗的政治环境里，要想明哲保身是不容易的，那就仅有消极逃避之一法；这正贴合于战国时代盛行于南方的道家思想。灵氛回答屈原问卜之词，是为屈原的事业前途着想而提出的当时士的阶层社会意识的普遍诱惑。巫咸的语言表面仅仅是一篇不切实际的大道理，实质上则是以妥协代替斗争，为同流合污、苟合取容的作风和行为自我在思想上先找好一个防空洞。这正反映了屈原在思想上可能动摇的三个方面。对这，屈原都没有作正面的答覆：听了女媭的谈话以后，借“就重华以陈词”从理论上予以否定；回答巫咸的则是从具体情景的分析来粉碎其客观现实的根据；灵氛的诱惑，虽然引起了他暂时的动摇，可是伟大的爱国热情最终使得这种诱惑完全破产；而屈原也就在思想斗争中最终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样不但在表现手法上极尽变化之能事，而它主题的突出是如何的明朗而深刻！

第二，本篇在组织形式上一个最基本的特色，那就是现实的叙述和幻想的驰骋的互相交织；而这，又是被它的资料所决定的。诗篇一开始是从现实的叙述着手的，之后他就现实问题加以详尽的说明和反覆的剖析，可是精神上仍然找不到自我的出路；于是丑恶的憎恨和光明的憧憬，就使得他那迷离恍惚的心境进入一种缥渺空灵的幻想境界。随着幻想的开展，扩张了作者忧愤的深度和广度，驰骋着人生的炽热爱恋与追求。可是这幻想是无法脱离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幻想最终的破灭，它最终不得不回到现实而结束全篇。本篇的结构，就是这样统一齐来而到达完满的高度。

第三，尽管幻想和现实交织，全篇的线索是分明的。作为本篇的具体资料是屈原的自叙生平；而屈原的生平是和楚国客观形势密切联系着的。伴随楚国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屈原所采取的态度是怎样呢最初他满怀信心的提出“愿俟时乎吾将刈”，可是现实不允许他实现他的梦想，之后就是“延伫乎吾将反”；再次，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复次，是“吾将远逝以自疏”；而这都不可能，最终是“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了。这五句所标明的是思想发展变化的五个过程，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是紧紧相联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样就很自然的划清了文章的层次；更重要的是，引出了贯串全篇的一条主要线索。从这一主要线索派生出来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叙述亦莫不如此。例如：篇中以男女的爱恋象征梦想的追求，始则曰，“吾将上下而求索”；继则曰，“哀高丘之无女”；继则曰，“相下女之可诒”；继则曰，“闺中既以邃远兮”；继则曰，“岂惟是其有女”；继则曰，“聊浮游以求女”。又如用芬芳的服饰，比喻自我的好修，遣词用意，也都是前后一贯，脉络分明，自成体系的。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篇五

《离骚》的形式来源于楚国人民的口头创作，诗人又将其加以改造，构成长篇，使之包含了丰富的资料。它的语言精炼，吸收了楚国的不少方言，造句颇有特色。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构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经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构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梦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虚字的。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离骚》不仅仅是中国文学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屈原用他的梦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能够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其中的比喻，以物喻人，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可谓引喻之妙，因而又包含整体上的象征意义。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很多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