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农民调查报告(6篇)
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篇一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一向重视农村的发展,重视农民问题。党的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了关注农村,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一直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包括农村商业银行的改革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都使农村金融朝着健康、完善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国家对农村发展建设的力度加强为小额信贷在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的广阔的市场。在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从1994年开始试验,20xx年全面实行并推广小额信贷。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一直被国家重点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而农村的大力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民的扶贫以及农民创收渠道的扩充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小额信贷不仅可以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同样可以支持农村的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农村商业银行开展小额贷款业务,为农户自主创业,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提供资金保障,解决了部分农民“贷款难”问题,在支持农村经济和农户个体业主经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小额农贷由于具有灵活、方便、快捷的特点,自推出后,受到了农户、村组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称赞,也得到了各方的满意,取得了多赢的效果,满足了较大部分农民合理的贷款需求。小额农贷款的推出,使农村商业银行信贷门槛降低,为很多信誉良好但无担保抵押措施的农户打开了融资的大门,有效地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情况,成为农民调整结构、发展生产、开拓市场、增加收入的助推器,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广大农户脱贫致富创造了最基本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仍然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管理机制的不成熟,利率偏低,缺乏良好的风险评估方法,贷款种类单一,额度小,期限短以及资金供需矛盾大等。这些都阻碍着农村小额信贷的进一步发展。进而阻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一)资金流转问题: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部分农户和个体业主未能按约还贷,给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转造成很大的困难。
1、客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首先,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是基于农户信用发放的贷款,贷款本身从借款人方面就潜在着“信用风险”,一个人诚信度的高低与其道德修养是密切相关的,而道德标准是一个无形的东西不能对其准确的实行量化,所以信贷员要准确的把握成千上万农户的诚信度就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其次,农户贷款的用途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和家庭手工作坊产业的投入以及消费性贷款,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存在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户个体业主及小型企业生产的产品科技附加值低,管理机制不健全、相互间竞争无序,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这种风险将直接转化为信贷风险。
2、主观原因形成的风险:
(1)、 贷前调查流于形式
农村商业银行信贷人力有限,有的网点甚至主任兼信贷员,要对辖区内成百上千农户做详尽了解,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对农户经济档案的建立(年审)、信用等级的评定,这些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时间要求相对集中的专项工作,一些信贷员就不得不求助于村、组干部,甚至是不太了解辖内农户的内勤人员。由于村、组干部及内勤人员的参与,个人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人情因素、有的甚至凭空猜想等情形大量存在,这就造成了信用等级评定标准不统一,给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贷款额度核定带来了不准确性。此外,农户信用等级评定方法本身也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存在“一评定终身”、“一定永益”的现象,动态管理、时时监测缺位,信用评定手段、方式也不尽科学。
(2)、贷款审查存在漏洞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行“凭证发放、随用随贷、额度控制、周转使用”的办法,其发放大多由临柜人员办理,在办理贷款时严格坚持“两证”、“三见面”的原则,而临柜人员对其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是无法加以严格的考查的,这就造成有些农户乱报贷款用途,而贷款后转借他人,形成顶名贷款;另一些借款人贷款根本没用于其正常的家庭生产、生活等,而是用于个人的不正常消费支出(比如赌博等),造成贷款到期不能按时归还,最终形成贷款风险。
(3)、贷后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
贷后检查是贷款“三查”制度的重要环节,为降低贷款风险,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农村商业银行应加强贷后检查工作。但“重发放,轻管理”的经营理念已在大部分信贷员脑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方面,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对象广、额度小、分布散、行业杂、所以工作量相对较大,而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人员有限,这就削弱了对农户小额贷款的监管。另一方面,一些信贷员有“重企业,轻农户”的思想意识,认为贷后管理只适应于大额贷款,对小额农贷不适用。有的信贷员甚至认为农户贷款金额小,形成贷款风险每户不过几万余元。再加上有些农户贷款后外出经营(有的甚至举家外出),多年不归,下落不明,这是造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风险的一大重要原因。
(4)、部分信贷人员素质低,人为形成信贷风险
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从建档、评级、授信、发证、到最后放款都是人为操作,加之有些信用社人员相对不足,所以有些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漏洞,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假冒贷款,有的甚至给客户出主意化整为零,一户多证或一户多贷,形成实质上的“垒大户”,最终诱发贷款风险。
(二)贷款困难问题:
(1)、社会信用环境不佳,诚信度不高。一些农户受欠贷大户的影响,还贷时相互看齐的跟风心理也是信誉下降的重要原因。
(2)、自借他用,私借公用借款多,债务难以落实,影响信用社放贷的积极性。
(3)、担保抵押跟不上贷款需求,造成贷款困难。
(4)、贷款抵押物评估手续繁琐,评估登记费用过高。
(一)、对农户信用等级实行动态管理和合理限额。
(二)、纠正认识偏差,防止短期行为。
(三)、加强贷款管理,落实好“三查”制度。
(四)、动员广大群众,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五)、简化手续,减少评估登记费用,减轻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
(六)、加强信贷员队伍建设。这是确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七)、建立健全信贷机制。
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对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篇二
日前,教育公益组织发布《中国农村住校生调查报告》,这是我国首份全面剖析农村寄宿制学校问题的研究报告。农村地区实行集中办学后,解决学生上学远的主要办法是发展寄宿学校。然而,农村寄宿学校的快速发展却暴露了一些突出的问题。
《报告》指出,xx年撤点并校,学校减少了37万所,绝大部分是农村学校;基础教育阶段3276万寄宿制学生,近60%是留守儿童;小学生平均上学距离为5.42公里,初中生平均上学距离为17.46公里;50%的寄宿制学校里存在着两个孩子共睡一张床的现象;47.3%的孩子常有负面情绪困扰,63.8%的孩子有孤独感,寄宿制学生心理健康整体堪忧。
《报告》指出,学习时间过长,课余生活与休息时间被压缩,是目前农村寄宿制学校时间分配存在的最大问题。
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在校时间大大增加,原来放学后由学生自主掌握的时间,也交由学校安排。记者从一份普通寄宿制学校的 《作息时间表》了解到,住校生全天学习时间超过10节课,远超过国家规定。在调查的近30所学校里,下午放学后到晚自习前这2至3个小时的空余时间,只有6所学校开展兴趣小组。为什么学校很难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呢?
“农村学校师资配备本来就不足,课后时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让学生自己玩耍。 ”
“学校没有经费,体育器材也严重缺乏,更不要说兴趣小组所需的器材。 ”
“我们允许打乒乓球这样的运动,但不允许踢足球、打篮球,一是出于安全考虑,学生容易受伤;学校场地也有限;学校没有专人发放、回收器材。此外学校洗漱条件不好,洗衣服、洗澡都成问题。 ”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专家董世华指出,由于学校没有处理好上课与课余时间的分配,致使很多寄宿生并不喜欢寄宿生活。
“二年级的时候爸妈去外地打工,就让我住校了。刚开始在学校特别不快乐,成天想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把我一个人扔在学校不管,我慢慢想通了。再说也没啥办法,过了几个月,就好一些了,我也学会了叠被子、洗衣服。 ”这是一个住校生自己讲述的住校经历。 《报告》显示,47.3%的寄宿制孩子常有负面情绪困扰,63.8%的孩子有孤独感,寄宿制学生心理健康整体堪忧。
调研中,管理者和老师们对是否应特别关注住校生心理状况的态度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没有特别之处,孩子们开始不适应,几周后就会好;第二类则认为住校生存在孤独、内向等问题,却苦于没有办法解决。
“学生们的心理问题很多都是跟家庭有关,学校一半以上学生为留守儿童,有的孩子甚至几年见不到家长。孩子遇到问题给家长打电话,他们有时都不接。但学校并不能完全代替家庭和父母的作用。 ”
宿舍斑驳的墙面除了张贴管理规定、作息时间或学生名单外,光秃的四壁再无装饰,甚至绝大部分宿舍都不挂窗帘。高年级的女生如何在宿舍换衣服成了很大的问题。
《报告》指出,50%的寄宿制学校宿舍里存在着两个孩子共睡一张床的现象。除了拥挤,宿舍“上铺护栏低十分危险,气味臭、上厕所难、室内光秃没有装饰”等问题也较为普遍。 “国家拨款建宿舍并未包含内部设施,食堂设施设备的添置和维修,床铺和教室、寝室的门窗损耗等维修管理都需要钱,储物柜和窗帘不是必须有的。 ”一位湖南的校长告诉记者。
对此,有心理专家表示,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已进入青春期,长期和同学睡在一张床甚至一个被窝中,对他们性心理发育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方然是广西某寄宿制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中午打完饭,他胡乱吃了几口土豆拌饭,就去玩了。 “怎么只有一个菜? ”方然不好意思地笑笑,“还发了一个鸡蛋,不爱吃,扔了。 ”
《报告》指出,一周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两到三天吃一次肉,不喜欢吃蛋奶,爱吃“辣条”等零食,是农村寄宿生的普遍情况。由于营养搭配不合理,寄宿制学生平均身高比同龄孩子少6厘米至10厘米;寄宿制学生平均体重比同龄孩子少3公斤至9公斤。
以国家每天提供的3元膳食补助为例,校长们也困惑怎么花最合适,“农村孩子普遍不爱吃蛋奶,最后都浪费了”。
不少校长表示,第一没有意识到营养搭配对孩子的重要性,只要学生吃饱就行;其次学校没有懂营养的老师;最后学校要统一配餐,能提供的种类毕竟有限,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
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篇三
农村留守儿童(儿童是指17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衍生物,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
随着我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家乡,进城务工、经商创业。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脱离父母的直接监护,成为留守儿童。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所突显出来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为对我市农村留守儿童的状况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今年市妇联通过县、镇、村妇联组织网络,对全市留守儿童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收集有关数据进行汇总分析。通过“下基层、访妇情、办实事”的形式,走访基层妇联干部、镇村干部、留守家庭等,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学习情况,共同探讨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思路。本文根据调研情况,对目前我市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进行粗浅分析,就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和思考。
根据妇联系统20xx年3月的调查摸底显示,我市17岁以下留守儿童已达10万多人,占儿童总数的12%。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就有9万多人,占留守儿童总数的87%。阳山县、英德市所占比重最大,阳山县有3。9万多人,英德市有2。6万多人,两县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占了全市留守儿童总数的70%。
(一)基本现状。
1。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家境普遍不宽裕,生活依靠父母双方或单方出外打工维持。据统计,农村贫困留守儿童(家庭年人均收入2500元以下)有15909人。有的家中有病人,因病致贫情形并不鲜见;有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技术技能水平较低,打工收入较微薄。部分留家的母亲,最主要的任务是料理家务、照顾老人小孩,只进行简单的种植养殖来帮补家计。
2。农村留守儿童大多数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顾生活起居。
3。农村留守儿童中,小学年龄段以下的超过半数。据统计,小学年龄段以下的儿童共有6。2万多人,占农村留守儿童总数的65%。其中,读小学的占了36。4%,读幼儿园的占了12。3%,学龄前的占了16。3%。
(二)主要存在问题。
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家庭生活等方面与其他儿童存在的差异性,使其在身体发育、智力水平、思想品行和心理素质等多个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隔代教育负面作用,学习水平和心智水平难以提高。很多农村留守儿童都是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由于祖辈大部分文化程度偏低,有的还要干农活维持生计,有的自己也体弱多病,对于管教孩子是无能力也无精力,隔代教育显然力不从心。同时“隔代亲”现象的普遍存在,加之缺乏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祖辈往往只满足孩子物质、生活上的需求,缺少文化辅导和行为习惯、精神道德上的教育引导,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娇生惯养、放任自流。如清新县禾云镇的小健,今年13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他的父母长期在广州打工,由奶奶负责监护其生活学习。奶奶不识字,对其也十分溺爱,少有对其进行严厉管教。小健对学习非常不自觉,成绩是越来越差。同镇10岁的小发读一年级时,有妈妈在身边监督、照顾,能上课认真,按时完成作业,回家更会帮助妈妈做点家务。到了二年级,妈妈随父亲到佛山打工,由行动不便的外婆照顾他。结果他的成绩是直线下降,成为班中的差生。而且越来越调皮,和同学追逐打闹,有时更是不上学,骑着自行车到处游逛。像这样由于学习得不到有效的督促和辅导,造成很多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不佳。部分更是因为行为习惯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导致出现性格偏执或行为偏差,出现厌学、逃课、迷恋网吧和电子游戏等现象,甚至与社会上一些小混混搞在一起,染上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等社会恶习。
2。缺乏亲情抚慰与倾诉沟通,心理问题显现。农村留守儿童普遍正处于生理发育、心理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正是极需沟通倾诉和正确引导的时候。父母在生活中的缺位,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这些儿童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的形成。连山县上帅镇9岁的小琴,父母为了生计双双外出务工,剩下她和正在读学前班的妹妹跟随年老多病的奶奶一起生活。天长路远,父母对两姐妹的生活学习情况甚少过问。两姐妹由于长期得不到父母的贴身照顾,性格变得内向,不愿与人交往。13岁的小豪读六年级,父母在广州打工,由奶奶照顾他的生活。当他违反学校纪律时,班主任只能打电话给他的父母。远方的父母只能通过电话只言片语对其进行教育。为了加强沟通,他的父母甚至留下了手机,但手机却变成了“游戏机”,成为其学习的障碍。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由于祖辈与孙辈年龄相差一般都在50岁左右,且祖辈大部分文化程度偏低,思想观念差异大,巨大的代沟让两者难以交流沟通。父母忙于务工且身处远方,对孩子的情感沟通和心理关怀也少。留守儿童遇到问题时往往是得不到及时的排解和帮助。有的儿童和父母感情生疏,甚至怨恨父母无情,久而久之对家庭缺乏温暖感和归属感。部分留守儿童表现出焦虑紧张、缺乏安全感、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行为孤僻等个性特征。这种情绪的长期积累,极易产生社会认知、行为价值上的偏离,以及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这对于儿童人格的健全健康发展造成非常消极的影响。
3。缺乏安全监管,生命安全受威胁。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监管人或年纪老迈,或病痛缠身,对他们上学、放学途中、节假日的安全问题难以监管到位。节假日特别是寒暑假,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更加突显。他们上山捉蛇捕鸟,下河洗澡摸鱼,骑车到处游荡,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连州市龙坪镇7岁的小军,父母到了番禺打工,留下他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去年12月,正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军由隔壁50多岁的大叔帮忙接他放学,结果途中发生车祸,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政策社会因素。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其实都希望把孩子留在身边,但由于现行户籍管理等相关政策和家庭经济状况的限制,无法更好地解决孩子进城后的入学、医疗保障和居住等问题,迫于现实的压力,把孩子留在农村就成了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无奈的选择。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农村留守儿童极需得到家庭外的社会教育体系的更多帮助和疏导,弥补亲情、监管、教育等方面缺失对其成长形成的消极影响。但一方面,由于教育理念、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多方面的制约,在农村学校中开设专门的留守儿童的心理教育、生存教育、安全教育课程还是相对较少;另一方面,社会教育相关服务体系更是还未发展成熟起来。这样的现实状况直接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学习、心理等方面问题的不断产生。
(二)家庭个人因素。农村经济发展迟缓,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弱,传统种植业收入水平低,农民往外走是必然的。农民外出务工谋生,目的是想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希望给孩子的成长提供更充裕的经济支持。但在外出务工与子女教育之间产生矛盾时,他们往往选择前者。这其中有生活压力的原因,也有教育意识的原因。有的家长认为,毕业后没门路照样找不到好工作,还不如早点就业。在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再加上忙于务工,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也就不太重视和关注。委托的监管人又忙于操持家务和农活,更加不会对留守的孩子进行更多的教育。这些都是使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的因素。
留守儿童的出现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这个特殊群体的人数已在加大,问题也正在凸显。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不仅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问题或者是留守儿童自身的问题,更是一个全社会都不容忽视的综合性问题,对国家人才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着极其深远深刻的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关注和解决,影响的不仅是一代人,家庭与社会都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为解决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供参考:
(一)推进留守儿童集中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改善农村中小学寄宿条件。建立农村“寄宿制”学校,可以较好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和生活上的问题。加快农村留守儿童集中地区学校配套建设宿舍,并不断改善寄宿条件,尽量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住宿便利,让他们在老师、同学群体中成长,尽量避免家庭教育缺失的弊端。
(二)多渠道建立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体系。目前教育、妇联、关工委、团委、学校等部门、群团、社会组织都有开展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救助扶持工作。如市妇联去年启动了“关爱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大讲堂进社区(乡村)”活动,一年来开展家教公益大讲堂1000多场,受教育家长35。6万人次,发放有关宣传资料28万份。招募4400多名(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集体和热心人士担任“爱心父母”,募得帮扶款130万多元,帮扶困境儿童1700多人。暑假期间还联合市关工委、团市委开展“携手关爱留守儿童缤纷夏日五个一”活动,让留守儿童度过了一个开心而有意义的假期。这些救助扶持工作虽然一定程度上代偿了留守儿童缺失的亲情,但毕竟力量微弱,而且都是分散、间断行为,并没有形成长效、持续的工作机制,成效是有限的。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无法短期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之前,各级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民间资金和社会力量兴办留守儿童服务机构,利用社会资源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有效帮助。如建立综合性服务站、托管中心、心理咨询站等。
(三)建立农村留守儿童档案。依托学校或有关服务机构建立农村留守儿童档案,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家庭情况等进行登记造册并实行动态跟踪。根据相关信息,更好发挥各种社会资源有针对性地对留守儿童提供救助和帮助。
(四)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家长及监护人家教理念灌输。引导和教育进城务工的农村家长、农村留守儿童的委托监管人提高责任意识,密切关注孩子的生活、学习、成长情况,掌握教育孩子的正确方式,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尽量给予孩子温暖与关怀。学校建立留守儿童家长联系制度,办好家长学校。利用书信、电话、信息、家访、家长会等途径,与留守儿童家长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利用家长学校经常性开设家庭教育讲座,让“第二家长”学会教育孩子的方法。
(五)重点关注,积极消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要把农村留守儿童工作作为促进城乡统筹、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积极推进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和住房、教育、卫生等相关法律政策的不断完善,逐步消除与户籍管理相联系的就业、医疗、教育等政策障碍,促进城乡、区域、部门之间相关政策的衔接与配套,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平等享有相应的权利权益,积极消除留守儿童产生的社会因素。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根源复杂,涉及人员广泛,极需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和关爱,从而共同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篇四
和谐是20xx年中国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汇,这就是我们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经济主要是人文追求的和谐。这种和谐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才能够提及的用来缓和各种矛盾的一种口号,这在今年的春晚中就有体现,因为20xx年的春晚就将主题定格为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我来自农村,是农民的儿子,因此我也是农民自然而然得非常关注农计民生。这次回家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收集一些有用的信息,于是我开始向我爸爸发出请求希望可以多走动走动,一来我们这一家子属于社会大家庭的一滴水,一颗沙子但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反映太阳的温度,也就是有小见大,有小家见大家。由此可以完成我的调查报告,一来在走动过程中可以郑家自己的社会阅历证章一些与人交往的能力,又能够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学会一些常用的社交礼仪规则,也能为以后的进入社会作好铺垫。于是我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了自己的访友之旅。在这期间我得出了一些自认为有用的东西同时自己总结了一下。拿来和大家分享。
首先就是和谐,这在中国农村突出的表现为家庭和睦,生活富足。我所在的镇是我国的百强乡镇之一。我们那里经济搞得还算不错,交通也算便利,既是鲁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还有两条国道通过,老百姓的思维也算灵活目光看得也很远,再加上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给当地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我们当地的经济就是靠这一动力拉动的。以我们家为例,我爸妈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由于历程较近,务工方便。一年也能挣不少钱,我姐在我们那边最大的一家企业,也是我们济宁市唯一的一家上市企业。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小家过得还算不错至少在我们农村,还是不错的。其实反过来讲,我们所追求的小康不就是家人健健康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都有个盼头,相信这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每当提及这个问题,我原本应当相当的自豪,毕竟作为礼仪之邦的后人,孝字为先。可是就是这件事处理得不好,我大爷家有三个儿子,现在每一个小家都过得不错,房子正好一家一处,结果我大爷就没地去了,只好在我二哥家的房子上又接了两间房,给我大爷大娘住。我大爷又生了并全部生活都得有我大爷一个人照顾,不是讲我哥们不孝顺,我只是觉得做得不够多,我把告诉我这是人家的家事,不能够说得太多,不然以后会处理不好关系的,我也只能自己叹气,这也是农村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面临老龄社会的到来时,农村的一些问题显得相当的重要这就需要一些政府官员做好准备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我们那个地方的敬老院较少,等等还有很多问题。
社会实践报告的目的就是让大学生了解一个真实的社会,不要整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要做半个社会人,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同时对我们自己也算是一个考验。
这次回家碰到了许多以前的旧交,尤其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俗话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这次相见体现得就十分突出,我们在一起回忆小时候的故事,然后讲了一下彼此的现状,和结业后的经历,吃饭喝酒,忙得不亦乐乎,然后又用电话联系了几位在远方的同学,通了电话,互相问候。事后,我发现现在的农村的青年的命运,无非两种,第一种就是像我一样,继续上大学,这种被称为光耀门楣的事业,在农村办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像卧薪尝胆一样看着那些外出打工的同学,再看看自己的父母,人家自己挣了钱,然后翻新了房子家电,家具现在我的那些外出打工的同学的工资都已经达到了四位数,而自己却还要花父母的钱,想象着他们的弯曲的背影,自己真地有一些痛心和不忍,自己一个人在教室里享清福(相比较而言),但转眼一想将来的工资铁定地不了也就不再追究了。另一种生活就是在高中毕业之后更谁自己的家长找工作,他们的心了也会有一些自备毕竟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没能够完成家长所赋予的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一想到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定的报酬减轻父母的负担也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这种人的社会经验相当的丰富,早已熟知了社会,也已经融入了其中,找到工作自后就会按部就班的进行一些理所当然的事,结婚生子,然后过自己的平平常常的生活。就这样比较而言第一种人的生活就会出现很多的变数,怎样去完成自己的大学,大学毕业之后要去找什么样的工作,该怎样去找工作,结果会怎样,这样地变数会很多的。因此现在可以总结的讲,无论从事哪一种工作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都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楼大厦添砖加瓦,尽自己的一份力都是正大光明的继续自己的生活履行自己的使命,完成自己的任务承担自己的责任,都是一种生活形态,绝无高低贵贱之分,文化水平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的社会变化如此之大,文盲当富豪的不在少数,大学生沿街叫卖东西的也不是不纯在,都是一种人生形态吧。
20xx年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时间长达20xx年之久的农业税在20xx年这一年被彻底的取消了,这一决定许多人生活的大事,即将永载史册,可以将是开天辟地,这几年国家的一号文件不都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吗,要讲的是农村的收入。
毫无疑问地一项就是纯农业收入,也就是粮食收入,显然这在许多地方都不是最多的,例如华西村,作为‘天下第一村’,他的收入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许多的城市,那儿的现状可以用共产主义来形容了。现在尽管村民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不是很多了,但是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这一说法过多少年都不会改变,我们国家将来少什么也不能少土地。现在的农村的土地问题已经相当的恶劣了,有许多土地被楼房占据,尽管那些官员说是为了城市化进程,但不可改变的是我国人均可利用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些更为气人的是有些房子盖起来了,但是却由于某些问题,却闲置着这样的土地只能白白的闲着,连开荒都不合适。这可真是农民之痛。农民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就是外出务工。我爸年轻的时候用板车运送建材,就是那份工作,我家建起了第一座院子,我也从小学走进了高中,现在我爸在建筑工地当老师,每天40元就这样我才能完成我的大学。在我的一个表叔家,他有两个儿子,老大现在自己承包了一个装修队,现在农村建楼房的人家比较多,建好了就要装修,还有许多人家住进了楼房也有许多的生意,况且这一行的水分很多,所以他家都发了。人家有技术,又有人。所以挣钱特别多。还有我大姨家的一个表哥人家在当地的纸厂找了份工作,干了将近十年现在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在我爸看来要么你就踏踏实实的学习,将来谋上一份好工作别再回家。在哪儿上学就在哪儿买房子,要么你就直接找一份好工作也能大红大紫,现在的农村在我看来早已今非昔比,有的硬件设施比城市的还要好。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很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因为我是农村人,我们那边有很多人都是大款,都已经成了当地的名人。大江东去浪淘尽,病树前头万木荣。幸好一切的一切都是向前发展的。所以我充满信心。
现在总结一下,通过现在我的观察,农村很多的地方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仍旧有一些地方,不令人满意,主要就是现在的基层干部做得不够好,也许是天高皇帝远,自己的工作又不是很多,也没什么人会看重自己的官。一句话就是自己的责任心不强。看来要想将农村建设成环境优美,设施完备,人人安居乐业得大同社会,这个理想的是要靠我们的了。这份报告写得有些仓促,但还是将自己想要讲的话讲了出来。自己觉得还是可以的。
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篇五
电商在三线以上城市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市场格局也已逐渐成型。于是,渠道下沉、拓展新的市场成了很多电商近一年以来的战略方向。在这其中,农村市场尤其成为了阿里、京东等电商巨头们眼中的战略级市场,它们都在积极布局县级服务中心,希望以此来撬动这个冻土层。而深入田间地头“刷墙”的电商公司更是比比皆是。
20xx年会是农村电商的一个繁荣之年吗?或许我们应该先来看看农村用户目前的电商使用行为是怎样的。
数千名网民参与了《企鹅智酷》发起的“农村电商用户行为调查”,对于他们网购的频率、最爱用的电商网站、网购中最不爽的体验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们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以此来了解农村用户的电商使用行为。
64.2%的农村网民通过手机购物,而使用电脑购物的只有32.9%。可以说,手机不仅是农村网民最主要的网购终端,也是他们最主要的上网终端。
在pc互联网快速普及的几年里,由于网络基础设施的铺设有限以及终端成本高昂、使用不便等原因,农村网民的数量一直是线性增长。而移动互联网的爆发除了让很多pc网民加快了移动化的过程,也让很多尚未触网的农村人直接成为了移动互联网用户。
43.5%的农村用户会在一周之内多次访问电商网站,这一比例与城市用户相差仅10%。“逛电商”已经成为了农村用户一个比较高频的互联网行为。
同时,与之比例相当的则是“有购物需求才逛”的人群,占比约44%。可见,农村用户在使用电商服务时分化为“高频族”和“需求族”两大类人群。
虽然近一半农村用户已经养成了一周多次访问电商网站的习惯,但到了实际发生购物的时候,这一比例便降到了17.9%,降幅达59%。但已经有28.2%的用户平均每月至少会购物1次。
通过明确购买需求而产生消费行为的人群比例则增至61.4%。可见,农村用户的电商消费行为相对理智、目的明确。
73.6%的农村用户表示最常使用的电商网站是淘宝和天猫,而余下的大部分则会选择京东、一号店等自营电商,占比为18.8%。
另外,对于目前在国内尚未成主流的国外电商和海淘网站,也有3.6%的农村用户表示会经常使用。
结合城市用户来看,两个人群在电商网站的选择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农村用户排在前三名的购买品类分别是“家电及电子产品”、“服饰”以及“农用商品和工具“。其中,前两类商品同时也是城市用户最爱购买的品类,属于大众层面的受欢迎品类,而第三个品类则是农村用户比较显著的一个特有购物需求。
现阶段,阿里和京东等电商巨头都在积极推动农村电商,向农村市场销售种子、化肥、农用工具等商品。从用户的反馈来看,已有10%的用户培养起了这样的消费习惯。
在网购时在意价格的用户达到34.7%,占比最高。他们所介怀的其它问题依次是品质、售后、物流、支付和品类齐全度。这一方面,城乡两个用户群体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异性,可见大家对网购服务的诉求相对一致。
与前图对比来看,用户最在意的地方往往也是他们最不满意的地方:由于不再考察价格因素,于是商品品质、售后、物流分别位列“黑名单”前三。
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用户对“物流不能送到家门口”的不满程度远超城市用户,达到17.6%,这与农村物流体系建设不完善有着直接关系。
在支付方面,仅有3.6%的农村用户表示线上支付会造成不便,这一比例与城市用户相当。可见第三方支付服务在农村的普及程度已经与城市没有太大差异,不会对用户的网购行为造成不便。
物流体系的不完善让用户的体验受到双重影响。在发快递方面,38.3%的农村用户表示“无法方便的发快递,要去指定地点才行”,占比最高。而8.7%的用户则是“几乎没法发”。
这一结果与城市用户之间的差异很大。81%的城市用户表示可以方便的发快递,其中65.4%的用户则可以叫到多家快递上门。
“下乡刷墙”已经成为了电商进行农村推广的必备动作,并且各电商巨头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加大了推广力度。
但即便如此,仍有40.7%的农村用户表示在他们附近的生活区域内几乎没有看到过电商网站的广告。偶尔看到的用户占41.3%,经常看到的仅占17.9%。电商的农村推广仍有很大的推进空间,尤其是对那些尚未被农村用户熟知的电商品牌来说。
电商提供的金融服务主要有三类:面向消费者的“分期购”、“白条”等消费信贷服务;面向小微商户的小额信贷服务;面向所有人群的理财服务,如余额宝等。
这其中,理财服务的使用比例最高,但也仅有12.9%,两类信贷业务的使用比例则更低。近八成用户完全没有使用过任何电商提供的金融服务。
现阶段,电商巨头都在农村积极推广其金融服务,尤其是前两项信贷服务。这样的调查结果虽不令人满意,但也意味着未来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空间。金融服务的到位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用户的电商消费力。
结论:电商服务在农村已形成需求,仍存在进一步爆发的空间
约半数用户会在一周内多次访问电商网站;约三成用户每月至少会网购一次;超六成用户会在有明确购物需求时选择网购。
对于这两个群体来说,他们最常使用的电商都是淘宝和天猫;最喜欢买的品类都是电子产品、家电、服饰等;在网购过程中最在意的依次均为价格、品质、售后、物流等。
首先,农村用户对物流环节的不满意程度远高于城市用户:17.6%的用户抱怨快递无法送到家门口,47%的用户没法方便的发快递。目前这是农村电商服务的最大症结所在。
其次,由阿里、京东等大电商主导的金融服务在农村的普及率还很低,而信贷服务是农村用户在电商上购物、甚至开店的一个重要支撑性服务。
再次,会在电商上购买农用商品的用户目前仅有10%,尚有很大提升空间。在未来,面向城市的农产品和生鲜返销或将是个趋势。
最后,电商的农村推广也还有很大空间,这将促进电商在农村的进一步普及。
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篇六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时,标志着该地区或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1999年中国政府宣布正式进入老龄社会。而贫困老龄化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口结构并不是依靠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导致的生活水平提高而进入老龄化社会,相反,却是依赖强制性的人口政策降低人口生育率和人口死亡率从而使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日趋增大。这是一种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方式,我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这并不能正确反映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截至xx年11月1日零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130628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与xx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0.67个百分点,而其中大概有8500万人生活在农村。[①]因此,贫困老龄化问题主要发生在人口众多的农村,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排列第二,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又是城镇居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几倍。[②]人口老龄化,尤其是贫困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国家政策制定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由于人口贫困老龄化产生的农村养老问题向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越来越紧迫的要求。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其成为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球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6.29亿,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或60岁以上的老人。联合国预测,到20xx年,全世界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或60岁以上的老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接近20亿,超过14岁以下儿童人口的总数。到2150年,每3个人中就将有一位老人。[③]日本现有人口将近1.277亿,其中65岁以上的人占19.5%,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日本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65岁以上,出现了职工超年龄负荷工作的现象,日本的老龄职工占总职工人数的7.4%,这使得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养老保障资金吃紧。在法国,近年来虽然总人口数在不断上升,但人口老龄化趋势还是在不断加强。截止xx年1月1日,法国本土人口达6020万,如果加上海外领地和海外省的人口,法国人口总数超过了6200万,而7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约占人口总数8.7%,是1962年时的两倍,与此同时,20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从1962年时的32.2%降至23.8%。这只是几个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实例,各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都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
为了了解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形成的原因以及当代农民生活的现状,为解决现阶段的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提供一些建议,笔者于xx年7月20日至8月5日走访了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路边村的十几户农民家庭,对农民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老人的养老情况、生活现状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主要的调查对象都是60岁以上老人,受到文化水平和视力条件的限制,笔者就通过问询的方式记录下了主要的调查参数。同时,由于该村村长外出的原因,就只能通过电话访问的形式了解了当地主要的经济状况和人口结构。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考虑到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而儿子又是赡养老人的主要承担者,因此选取了老人的儿子在家务农、外出务工、在本地务工以及儿子还在上学等几种家庭的类型作为调查对象,而在儿子外出务工的家庭中,又选取了儿子收入高低不同的家庭作为样本,主要是想反映不同的赡养能力是否对老人赡养状况存在差距。由于此次调查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因此就没有进行大样本的调查,只是抽取几个代表性样本进行调查,但这并不影响调查报告的参考价值。
一、被调查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
路边村位于湘西,距离省城长沙380公里,距离洞口县城26公里,离广东800多公里,近年来,湖南省加强了道路交通建设,320国道和即将开通的邵怀高速公路从洞口县经过,但路边村因为离县城位置较为偏远,并没有真正享受到交通便利所带来的好处,但对于该村外出务工人员来说还是大大方便了他们的出行,节省了时间和经济成本。路边村坐落在雪峰山[④]脚下,翻越雪峰山即可到达怀化市溆浦县,因为四面环山,森林绿化较好,该地区自然气候宜人,盛产柑橘,柑桔是该地区主要的经济作物,但近年来由于该地区不注重柑桔品种的改良,传统柑桔受到了改良后的新品种的严重挑战,并因为价格低廉、口感欠佳,加上交通运输不便,使该地区的柑桔缺乏竞争力而渐渐退出市场。桔农的种植积极性大大受挫,原来用来种植柑桔的土地都换种其它的农作物。据统计,xx年该村柑桔种植面积228亩,到xx年已减少为62亩,种植面积缩减了72.8%[⑤]。如今,该村种植的柑桔主要是供自己食用,流通到市场的数量极少,因此,在此次调查期间,很多家庭都没有关于柑桔产量的相关数据。
路边村总人口2560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620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4.2%,是全国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的两倍还多。全村人均收入1948元,其中农业产值大约占21~26%,其他收入有80%来自务工收入[⑥]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大约900人,主要的务工地域为广东、福建沿海省份的大中城市,在本地或本省的务工人数极少。通过调查发现,很多务工人员都是通过亲属介绍进入工厂工作,许多子女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家庭由于父母年纪尚轻(均在三五岁至五十岁之间),劳动能力较强,加上子女正是劳动壮年时期,在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后直接跟随父母或他人南下打工,从而出现了所谓的“务工家庭”,因此,也就出现了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子人烟稀少,童叟相依的情景。
路边村耕地总面积1927亩,水稻是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该村旱地面积较少,人均不到0.4亩,旱地主要是田埂和一些小山坡,用于种植蔬菜、花生、土豆等农作物。由于湖南省位于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的丘陵地带,而路边村又坐落在雪峰山脚下,一年四季雨水丰沛,耕地成狭长块状分布,且面积狭小,不适于机器耕作,但现在基本普遍能够采用柴油机动力收割,这为减轻农民负担作出了贡献。此外,油菜、玉米、高粱、小麦等旱地作物也有所种植,但种植面积不大,仅仅有很少一部分家庭在收割完晚稻后种植一点点旱地作物,以喂养家禽或用于榨油。而近年来,由于粮食价格偏低,但用于粮食种植所需的农药、肥料、种子等农资物价局高不下,粮食种植无利可图,再加上劳动力大部分外流,粮食耕作辛苦劳累,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大大受挫[⑦],而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支柱,农民对农作物收入不再形成依赖,大部分农民都不再种植两季,而是改种一季稻只满足全家一年的口粮,因此出现了夏耕时节良田荒闲的现象。在笔者所调查的家庭里,有85%的农民只耕种一季稻,或种植小部分双季稻。笔者认为,良田的闲置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经济收入的减少,更是成为国家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此外,当地乡镇企业数量为数不多,因此并不能像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营业务的乡镇企业更是屈指可数,因此,“农村产业化经营”、“改变农民收入的增长方式”对该村来说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可以肯定地说,路边村的情况只是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的一个缩影,要贯彻执行中央的“三农”政策,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对被调查地区贫困老龄化现状和成因分析
如前文所述,贫困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不同,主要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的趋势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由于该国经济实力有限,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老龄化人群的社会福利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医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显著提高。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农村的贫困老龄化问题比城镇人口的贫困老龄化要严重得多。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初步在城镇得到落实,而要建立农村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对拥有8亿农民的中国来说也只是一个设想。
(一)被调查地区贫困老龄化问题的特点
1、贫困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根据笔者的调查,路边村xx年总人口达到2560人,其中60岁以上人口620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4.3%,总人口比xx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2397人增长了6.8%,年均增长1.1%,高于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0.63%[⑧],60岁以上人口数与xx年的556人相比增长了11.5%,高于全国0.76%的增长水平。由此可见,农村贫困老龄化的速度要高于城市,这样一高一低,才使全国60岁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维持在0.63%左右。到xx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处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将进入60岁的人群范围,届时,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1.2亿。而农村是中国人口在生育高峰期的主力军,由于受到“人多力量大”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以手工劳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村,能够养育更多的子女以增加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从而谋求更多的“工分”成为人们在人口生育方面的主要追求,“二老加三四个子女”的家庭模式成为普遍的家庭人口结构。在笔者所调查的十几户家庭里,受访老人的兄弟姐妹平均在三个左右,且这些兄弟姐妹要么已经年迈60或者即将迈进入60高龄,有的甚至有五兄妹之多。足以可见,农村在推动中国人口老龄化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但是,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现状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龄人,他们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得的好处也仅仅局限于基本的温饱问题的解决。由于中国的农业经济并没有得到像工业经济一样深刻的改革,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无论从技术革新、制度改革还是收入增长方面来说,农村经济都不及工业经济的成效显著。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对农村的经济制度改革,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难上加难。如此,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就不会像发达国家的老年人一样衣食无忧,贫困老龄化成为现实。此外,虽然医疗条件和医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只对城镇居民的老年人才是福音,因为他们可以靠退休工资、或医疗保险、或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儿女的经济支持来享受先进的医学治疗,而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因而也只能“望医兴叹”。这对控制农村人口的死亡率的作用不及对城镇人口死亡率的显著。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子,80岁以上老人为61人,约占60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8%[⑨],低于全国12%的水平,这可以说明医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进步并没有为提高该地区人口寿命起到预期的作用。
2、农村的贫困老龄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总的来说,中国的贫困老龄化是在中国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着不同的成因。在发达国家,一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生产社会化、商品化和人口再生产现代化的出现而产生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增强了社会福利保障能力,因而生育率持续下降,而现代科技的进步,医疗条件大为改善,死亡率锐减,人口寿命延长,导致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老化。人口的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而在中国,人口生育率的降低是长期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在1999年中国政府宣布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在70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也只有中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四个国家的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而当时日本的人均gdp为35567美元,美国为34047美元[⑩],这种收入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中国的城市化、商业化和工业化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各个不同城市的面貌可以说都焕然一新,这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飞涨就可以得到证实,但根据笔者之前在农村生活的所见所闻与此次调查的对比,笔者发现,农村生活面貌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村舍依旧维持着七年以前的样子,只是多了些许新楼房,而这种房屋的翻新并不占大多数。此外,由于当地经济条件有限,该村道路多年失修而泥泞不堪、坑坑洼洼,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相差甚远。而在笔者调查的所有农户中,仅有三户家庭能够达到人均1000美元的水平,但仍然达不到xx年的全国人均xx美元的水平,而且在这些收入相对较好的家庭,其收入主要是家庭中的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获得,并不是依靠农业生产所得。尽管大部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都在广东务工,但各个家庭的务工收入却有着很大的差距。如在笔者所调查的农户里,务工年收入最高的可达30万,最低的不到2万元,[11]该村外出务工人员约有900人,占人口总数的31.2%,年龄大多在18岁至50岁之间,其中18至40岁之间的人口约占80%,因此留在家中的就只剩一些小孩和老人,由于缺乏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加上近几年农资产品价格高涨而粮食价格又偏低,农民失去了种粮的积极性,也就出现了当地由“双季稻”改种“一季稻”的状况。这不能不算是当地劳动力流失的人口结构造成的,而与此同时也是适应了人口流动发展的结果。
3、贫困老龄化引起的农村养老问题亟待解决
由于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都呈上升的趋势,而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迟迟不能建立,加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日趋严重。
(1)家庭养老模式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挑战
中国的养老模式主要是以传统孝文化为基础的家庭养老模式,子女一般是老人赡养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家庭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单位和核心,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收入水平和道德观念决定着老人的养老状况。而自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国家加强了对农村人口的生育控制,传统的认为子女越多养老就越容易得到保障、“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养老观念受到严峻挑战,“四。二。一”[12]的家庭结构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主要结构,而在农村,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一对夫妇可能会抚养一个或两个小孩。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结构的简单化、核心化,不仅降低了农村家庭的养老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家庭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此外,社会化过程中带来的年轻人价值观和家庭观的变化,使年轻人和父母之间的代差越来越大,年轻人和老年人在生活方式和观念方面的差异,在强化老年父母独立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老年人的养老根基受到动摇,因此生活状况也将变得更加恶化。在笔者所调查的路边村,老人的养老情况令人堪忧。有一位近80岁的老人,领养了一个儿子,老伴因病早逝,由于伤心过度哭瞎了一只眼睛,但儿子一方面由于经济不够宽裕,另一方面也缺乏孝心,对老人的病置之不理,老人与之理论却遭到毒打致使其脑部严重受伤而时常失忆。如今,老人生活虽能自理,但已丧失劳动能力,领养的儿子一年到头分文不给老人,只负责老人的伙食,但却必须以老人为其打理家务为交换,老人苦不堪言。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据笔者调查,老人与儿媳之间的生活不和谐是普遍现象,这使得当地老人的养老保障受到挑战。有一对老年夫妇,虽然儿子在外的务工收入在当地是凤毛麟角的高收入,但对老人的赡养却只是基于基本的赡养义务给与老人一定的金钱,对老人的精神慰问却少之又少,婆媳之间的矛盾可谓日积月累,不可开交。很多老人因为养老得不到保障,70岁高龄了还要上田间劳作以维持生活。足以可见,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对农村养老没能形成真正的保障作用,需要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的养老现状。
(2)贫困老龄化使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了难度
目前,我国城镇现养老保险体制主要包括三大块: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按本人工资一定比例缴费,1997年不低于4%,以后每两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最终达到8%,按本人缴费工资的11%为每个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②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其养老保险费全部由国家或单位负担,个人不缴费,资金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给付以本人工资为基数,按工龄长短计发;③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主要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一种雇主责任计划,单位和个人供款实行完全基金积累模式,并采用个人账户管理。应当说,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是比较完善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在农村,基本上尚未出现养老保险体制的雏形,在调查中发现,有70%的人愿意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对养老保险的观念有了改变,但由于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在笔者所调查的几户家庭里,购买养老保险的几乎为零。而根据1999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第三条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范围为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同时还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规定将城镇个体工商户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如此看来,占我国老年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中的老人根本不在基本养老保险范围之内,因此也就不可能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村的养老保险体制存在了政策缺失。此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也未能得到落实。我国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是把城镇居民纳入了“低保”范围,根据各个地方的消费水平、收入水平不同,各地的“低保”金额也不同。在笔者所调查的地方,最低生活保障金为80元,虽然金额较少,但当地生活水平较低,勉强能满足最低生活水平,而当地广大农村的老人基本上享受不到这种政策的优惠,倒是国家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补助政策获得了农民的好评。[13]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没能在农村落实,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财力有限,而农村人口却占据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之多,这财力缺乏与人口众多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的自产能力较强,基本上能自己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赡养老人方面还能起到一定作用,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没能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对解决农村贫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些建议
1、正确认识农村贫困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老龄化问题虽然因为国家的人口政策导致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和资源,而非单纯的消费者。虽然农村老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但他们仍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子女外出务工的情况下,老人就成了家庭生活和农田劳作的主角,他们年迈高龄却还要为子女抚养儿女,这使我国现阶段呈现的总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急剧下降的情形得到了缓解。因此,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以孝为先的传统伦理道德,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充分认同老人为社会所作的贡献,使其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慰籍。
2、尽快建立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保障为辅的全方位养老机制
如前所述,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的主体地位在短期内还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削弱,因此,仍然要强调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在当前形势下把其作为养老模式的重点来抓。由于家庭养老效果的好坏与子女的收入及其对老人的态度直接相关,农民增收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农民增收既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利器也是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国家要放宽政策鼓励农民工进城就业,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要大力宣传和发扬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不断提高子女赡养老人的意识,只有双管齐下才能使农村老人的养老得到真正的保障。另外,不断完善和发展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主包括农村养老金制度、老年福利制度、老年服务体系以及维护老年人利益的法规在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最主要的是加强农村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明确其法律地位,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各个环节做到有法可依,以取信于民。基于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在农村建立的现实,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采取不同的养老金征收制度。在经济发展较快、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的江浙、东南沿海省份的农村可以采取个人自养制,即农民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购买养老保险,基本上与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一样,只是在养老保险缴费额上可以定得低一点;此外,还可以实行集体辅助养老金制度,这是一种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模式是农民自己缴纳一部分养老保险金,集体补助一部分,国家分担一部分,但要采取“以个人保障为主、集体辅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方式予以发展,这种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在我国的些地方进行试点,如广东中山市的农村已有105个行政村逐月或逐季或逐年向老年人发放“养老辅助金”,月均33.69元,受惠老人占老年农民的28%。[14]
3、切实采取措施,逐步解决农村老年人口医疗保障问题
医疗费用在农村老人的生活开支中占据很大的比例,农村老人都有一种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因此在日常生活上的花费不大,但一旦生病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农村老人的医疗费用不像城市里的老人有医保或单位报销,农村老人的医疗费用只有靠自己支付或者子女承担一部分,加上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十分有限,因此,农村老人的医疗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在笔者调查的几户家庭里,75岁以上老人的医疗开支平均在400——600元/年之间,但全年的生活开支约为3000元左右,医疗开支约占开支总额的17%。因为这些高龄老人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而其子女也都即将跨入花甲之年,收入微薄,对老人的供养能力也十分有限,因此农村高龄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成为解决农村医疗保障的重点。此外,还要加强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尽量减少农村老人的发病率;对农村孤寡老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等“五保”供养制度,提高供养水平;建立特困医疗救济基金,建立社会互助制度,动用社会力量提高农村老人的供养水平,使农村老人得到全社会的关注等等。以上各项提高农村老人供养水平的措施都是以国家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为背景,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才能得到落实,因此,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政府具有一定的财力,中国的贫困老龄化问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农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农村经济就得到发展了,农村面貌发生的变化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果,但农民收入增长并不是基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依靠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收入等其他非农收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以及城镇周边的农村,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再工业经济的带动下有了很大的飞跃,但这些地区只集中了中国农村的一部分人口,大部分农村还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业产业化的步伐甚慢。中央已经注意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如今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并根据战略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增收的政策。农民增收是中央工作的重点,也是解决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的关键,这是一个长期而浩大的工程,它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的一件大事。农民增收和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是相辅相成的,农民增收有利于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的解决,而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农民增收。虽然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尚未引起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会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在家庭、社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的贫困老龄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中国农村的老人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
题记:通过此次暑期调查,使我对当前农村经济形势有了大概的把握,对农民的生活现状和农村面貌有了全新的认识。“三农”问题始终是历届中央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历届政府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毫不讳言的说,谁能把中国八亿农民的问题解决了,那就为造福中华民族、造福全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他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就会被载入史册而名垂千古,足以可见“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挑战性。以xx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团已经向解决“三农”问题发出了号角,但通过此次调查,中央政府关于“三农”问题的决策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农民还是怨三道四,对当前社会提出了很多不满,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央政府的“三农”政策是从农民利益出发,立足农村实际而制定的,因此应该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针对性。但由于农村人口占据中国人口的大部分,而从中央决策到基层实施需要层层政府机构的作为,且政府要员对自身利益考虑得较多,对农民的利益考虑的少,中央政策的执行遇到了障碍。农民认为,当前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是民众的福祉为出发点的,应该值得高兴,但由于当前政府机关贪污和腐败现象严重,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的好处很少,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如从xx年开始,国家规定中央政府给农民的种粮补贴为24元/亩,但在笔者调查期间,种粮补贴还没有得到落实,而去年的这个时候农民已经拿到了补贴,农民开始怀疑是村官或上级部门扣留了中央财政的拨款补助,因此对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失去了信心。
2、粮食价格是种粮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但当前的粮食价格却一直持续低迷,据笔者调查,当前的稻谷价格在70元/百斤,相比于xx年粮食价格的85元/百斤降低了21.4%,但是,最主要的是,用于粮食种植的农资产品价格却一直走高,种植粮食的利润甚微。此外,农付产品的价格也很低,但农付产品的成本却相对较高,以养猪为例,农民卖整猪的价格为2.8元/斤,按一头猪200斤计算,卖一条猪的毛收入为560元,但一头乳猪的成本大概是65元,而一条猪从乳猪到出栏需要吃150块钱的饲料和80块钱的粮食,算下来养一头猪的净利润仅为265元,如果不是专业养猪户,不具备规模经济效应,还需要付出很多的劳力和心血,这样下来,养猪也显得无利可图,并不能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式。
3、农民对当前人口政策的执行情况感到不满。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在控制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流动人口增多,政府对流动人口管理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很多“黑户”人口也随之增多。在笔者调查的村子,在外务工大约900人,约占总人口的35%,很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经常是单身外出,但回来时却带上了妻儿,在其再次外出时就是全家出动了,这些在外出生的婴儿由于其父母年龄未到或是超生未能及时落户,这给政府的人口统计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黑户”人口及低龄父母的现象在农村已不足为奇,而这对我国人口普查的真实性提出了挑战,不难看出,中国人口普查是含有一定的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