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是一种通过引述他人的观点、论据或文献等来支持自己的论述和观点的引证手法。写一份完美的总结需要我们结合实际情况，采用恰当的角度和方法。以下是几篇经典总结范文的摘抄，以飨读者，也希望能激发大家的写作灵感。

乡土中国篇一

最近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著作中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国农村变迁之前的样貌。

本书一共十四篇，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利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深度剖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首先是乡土本色，“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如费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个“乡土性”带有三方面特点：其一，“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其二，不流动性。其三，熟人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的发展。再加上乡村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十分缓慢的社会，人民已经习惯了乡土社会的安稳生活，以至于不能适应其他快速变迁的社会，这才是“乡土社会”“乡土”的原因。

接下来是文字下乡，“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社会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费先生说，文字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讲究文法、艺术，但是在面对面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必要的，存在着空间和时间上的间隔，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相处之间有着自己的“行话”，有着“无言胜似有言”的效果，乡土社会中的文盲体现了乡土社会的本质，乡下人是没有文字需要的。

在差序格局中，作者把当时的社会分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就像捆火柴一样绑在一起，而中国则是家庭，就好比丢了一块石头在水里，荡出一层一层的波纹，具有伸缩的能力，有着“人情冷热、攀关系、讲交情”的特点，而西方的就是权力问题，作者说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个差序，也就是伦。

后面作者还讲到了“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现象，在乡土中国中，长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年轻一代对长老只能是唯命是从。最后作者讲到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名实之间的距离随着社会变迁的快速发展而增加，但是在乡土社会中变迁的速率是很慢的。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断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90后的我没有经历中国传统社会，对中国的一些独特现象不了解，《乡土中国》帮助我对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

乡土中国篇二

首次出版于1947年《乡土中国》，是根据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土社会学”的内容辑录而成，一共有14篇文章，是一部著述研究当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

该书作为我们离退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的当月推荐读物，我虽通读了两遍，但按照读书活动“学思践悟”的要求，有些找不到“北”的感觉，总感到费老这个泰斗级社会学家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后来又在网上看了几篇别人的读后感，还是不能适从。下面，谨从我阅读本书后所回忆起我童年在乡下生活的点滴乡土记忆，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费老书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的描述，虽说的是40年代中国农村，但我以为，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恐怕和40年代应该变化不是太大。我儿时因为父亲受了迫害，随父亲在周至老家农村生活了五年多，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时才转学到西安，我对这五年多的农村生活记忆尤为深刻。每到夏天，在大片的芦苇丛中，传出布谷鸟的叫声，总想摸到鸟蛋或小鸟，钻到里面却怎么也找不着。清澈的河水中游荡着五彩斑斓的小鱼，用篮子稍一划拉就有几尾在蓝中蹿蹦。芦苇根儿下，时不时就能摘到菱角。河中稍大点儿的石头下，也能抓住几只螃蟹。娃娃伙儿们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都忘记了时间，直到听见远远的村里大人们隐隐地呼叫声，才提了鞋，抱起衣服，一哄子各回各家。秋天，背着小背篓打柴，折下一根长长的竹扫帚棍儿，在尾端绑定一根长长的细绳，作为工具，扦拾白杨树落下的叶，我们叫扦嘎嘎叶，装满了背篓，背不动了还要大点儿的孩子帮忙。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串金黄的包谷，晚上有野鸽子把包谷之间的缝隙当窝，打着手电筒一照，好像不会飞似得，当你搭着梯子快要够着它时，却扑棱棱的飞了。冬天里，在热炕上赖着不想起床，烎炕的麦糠有着淡淡的呛味儿，锅头炭灰里埋着烤出来的红苕干面香甜。提着蛋笼走进青油油的麦地，挖燕麦、捡拾大雁的粪用来喂猪，冻得手背通红，肿的像个面包。那时天上总有一行行大雁排着人字形或是一字形向南飞，麦田里也是一群群的吃着麦苗，粪便都能捡上一笼底儿。冬天最深的记忆莫过于过年了。过年，能吃上水果糖、柿饼、瓜子儿、花生、核桃，还有麻花、麻叶儿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群孩子聚起来一起挨门挨户给各家各户“拜先人”，拜完等着人家大人给每人捏一颗糖或是一把花生瓜子儿，有的人家也会给一分钱。在我们这么个大村子，走完两三个街道，就已经很晚了，回到家，衣服的几个小口袋就已经鼓鼓囊囊再也装不下了。春天总是个比较难过的时节，天气乍暖还寒，进入二三月也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了。记忆中几乎每天都吃浆水搅团，浆水菜是用各种野菜腌制的，有时还有马刺筋（大刺儿菜），吃起来有些扎嘴，那时把搅团吃的很厌烦，直到现在还是。

现在，村边儿的小河早已经干涸了，河岸上已经没有了灌木野草，河岸边、芦苇丛也都变成了庄稼地。平时回去是见不到那么多人的，只有过年还有些人气。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只留下些老人在乡下看着门户。过去低矮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盖了二层小楼，空荡荡的。

记忆中的老家乡村，捡拾起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提起亲切，放下动容，繁华落寞，与有荣焉。费老的“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描述，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比较少见了。我老家村子里如今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到新加坡抑或是非洲打工的都有。村里人活动范围已经没有了限制，他们的社会圈子也就不再孤立了。况且，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老家的村子也同其他乡村一样，除了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也在鼓励发展特色经济，重视公共服务，重视环境质量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先生在1985年该书再版时的那段话：“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而是包括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通览全书，可以感受的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时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

由于我学疏才浅，但愿不会对费老的著述有断章取义和不敬。

乡土中国篇三

法治那是人家的东西。可是中国现在也说自己是法治国家了。不过中国的“法治”还是得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种“以德治国”反映的是什么?就是“礼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以内，真正人人平等的观念还是无法在中国人当中树立起来。现阶段的中国，像个怪物，批着老虎的皮，想象自己真的是老虎。

我们可不可以从我们乡土社会出发，思考乡土社会进步的道路?这只是一种设想。

如果说法治代替礼治是一种必然，我们要用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来轰炸我们的社会文化吗?在社会的中心片面强调经济的时候，其他社会矛盾必然无法缓解。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带来了更多其他方面的恐惧。

乡土中国篇四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所以，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冒充内行的城里小姐对着苞谷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于是乎，可以说，城里人也是愚的。所以，费老说：愚与非愚，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

费老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从欲望到需要”的末尾又写到：“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所称的时势权力。”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中国，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多少农村孩子由于没有财力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去“见世面”的机遇。这导致他们终生都要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复一日从事重复的体力劳动。而更为严重的事实是，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日益加剧，新读书无用论又重新在农村抬头，“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这样的话已在农村开始流传。

我们不禁要问，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在当今中国，知识还能带来权力吗?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愚与非愚，或许既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权力问题”。

费老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的最后说：“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而当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费老文章里所提及的“变化”。

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无形的道德规范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可是，当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改变，还不如这短短几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的改变，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接不暇。日新月异的社会风气，既让人新鲜又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我们前辈的社会经验已经无法让我们拿来去适应社会的急速变化。上文提到的“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其实也正是这种急速变化的大潮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之一。

所以，我想说，我们不仅需要文字下乡，更需要思想启蒙。文字下乡是前提，思想启蒙是目的。知识或许不能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乡土中国篇五

初次接触《乡土中国》这本书是于高三备考阶段。语文老师在分析以该书为背景的题目时联想到了过去的乡下生活，在他描述的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童年环境中，我对《乡土中国》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奈何时间原因，至此才得以读毕。

我自小就知道中国人存在自我主义，我还知道中国人克己尚礼讲求交情，我知道中国人崇尚传统……读完此书，我终于明白了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国人存在自我主义，与“差序格局”密切相关。在差序格局下，团体的界限并不清晰，无论是在亲属关系还是地缘关系中，团体以个人为中心，其覆盖的范围是任意的。作者在原文中提到“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力而没有义务了。”这说的就很恰当，不然人民公社“大包干”最后是怎么失败的，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是怎么成功的？一个是降低了人民干活的积极性：当人们知道干多干少都有政府给的同样饭碗时，那干与不干就没有质的区别，故索性选择后者；另一个则提高了人民干活的积极性：当明白了干得多自己就得的利润多，自己获利大时，有谁不想多干呢。

说明中国人从“私”的角度出发的还有一点：古人崇尚克己、慎独等这样的修身准则。这些准则的出发点是自身而不是别人，主要是强调对自己的约束，通过完善自身的品质品德来影响教化他人。说到教化，那还要提到中国的“尚礼”。礼既不等于道德，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对人的约束；更不等于法律，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作为一种传统，礼并不是简简单单用文字传承，而是祖祖辈辈通过讲话、行为甚至是一些特殊的表情传达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依然很多乡下人还是文盲。“生于斯，死于斯”，很多人生活的社会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他们彼此都很熟，不需要什么特定的文字进行信息传递，文字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其本身也是存在缺陷的，能传达的情意也是有限的。所以改善文盲率还是很困难的，这也就造成了文盲率始终不能降至为零的原因。

最后我想说，作者以深厚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浓浓的乡土气息，在我读罢顿感一份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我体会到了乡土所造成的对我们民族的“束缚”：当人与人发现同为老乡时，我们之间没有了距离感；当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着作为中国人的独特品质；当人与人交流过程中，可能一个动作就心领神会……这就是我们的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篇六

《乡土中国》的主要内容来源于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内容。这本薄书显然谈不上是鸿篇巨作，只针对一个主题分了十几个篇章阐述观点。

感觉当时30多岁的费孝通无论在思路观点，还是研究学问本身，已经相当成熟。这本书直到现在来看，依然感觉很有道理。

费孝通在序言里讲到，乡土中国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全书整体来看，乡土中国不只是说中国乡土或者中国农村，《乡土中国》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国民性格，以及这种结构和性格成因的分析。

熟的关系是不能谈钱的，所以走很远也要去集市这么个环境下去交易，或者让外来人当商业媒介。没有血缘(换成其他“缘”也类似)关系，外来人很难融入乡土环境。

乡土的人际关系形态上孤立隔膜，本质上却一点不孤独，相比之下城市的人际关系，形态上倒是很紧密，本质上却是异常孤独的。法律、道德约束人，在中国最能约束人的非“礼教”莫属，能量要强大百倍。

倒是有一点，原来男女不讲爱，不讲私情，讲的是三纲五常，忠孝义悌，君臣父子的纪律，追求的是有利于家庭团结的效率，好打造事业共同体，夫妻间关系淡漠是常规。如今受西方观点影响较多，开化不少，男男女女的，好关系既是伙伴，也讲情爱，一年中情人节也得一中一洋两个。

.还有一点，原来的家族概念淡了，大型家族也越来越少，有些形式上还有，但长老的乏力，只是年龄大但发挥不出族长的权威功能。但那些还能保持家族规格的，家族及其家族成员的事业就能绵延与成就。随了西方观点的夫妻小家庭成了当前社会的主角，尤其在城市中。

书是分节点分析，便于理解便于阅读，十四个节点合起来，又是个完整的社会脉络。乡土中国换个说法其实就是传统中国，是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的逻辑前提。中国的社会脉络，长久以来都是如此的，感觉长久以后大概也还会是这样的。

当然，伴随环境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显然感到乡土中国的变化，可是，有更多根深蒂固的东西烙在文化中，不易改变。乡土中国只是四季的转化，而不是时代的变更。

所以本书的参考意义应该会是极其长久的。读此书，再联系生活的实际，便能理解许多世道、许多相处的章法。几千来来，文化未曾断过，也还将绵延下去。大家都是不能置身事外，而得感同身受的观世、处世。

乡土中国篇七

以《乡土本色》开篇。乍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句话，费孝通仿佛就给中国给定了含义，此处不谈。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本色》。

乡土中国的流动性是较差的，我比较喜欢书中的一种表述：将乡土中国的社会比作一颗老树，人们共同依存着这株老树生存，一起享受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起为它的根茎供给营养。当承载这颗老树生存的土壤无法结出完全供给所有人的所需的果实时，人们就会作为“蒲公英的种子”向远方漂流，重新播种成为新的大树。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其实，乡土中国并非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存在，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因为哪怕是哪些飘散出去的种子，也有共同的文化来作为“根”来彼此连接。

这一点与美国起于拓殖时代产生的乡下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单位是颇不一样的。中国乡村的“孤立”与“隔阂”相对体现在聚居地上，而并非个体。这或许也是中国并没有产生像美国那样突出的“独立精神”的原因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彼此的连接是不可隔断的，时间与空间对他们束缚力相对较小。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土本色》。

文中有一个词汇让我记忆尤为深刻，那就是：“熟悉”。这个词汇不禁让我联想到《小王子》里面的“驯服”一词，因为它同“乡土性”一样是文中的中心和暗线。

乡土社会的信誉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如果说西方的履约是由于外在束缚的契约精神的一种捆绑，那么中国的履约更多的发生于一种植根于基因与血脉里面的本能。在乡土中国并不需要大范围的法律的限制，相对于法律，他们反倒觉得彼此之间的“熟悉”更加可靠。

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中国人的抉择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顺从约定俗成是社会性的，而跟从内心是个人性的，这就与费孝通在书中写道的“从俗即是从心”不谋而合了。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文字下乡》。

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变化速度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变更，于是乡村出现文化脱节的现象，由此产生的“乡下人”这种类似的词汇附带上了贬义的意味。

但是这与中国的乡土文化又并非完全贴合，比如它们的生活由于更多的用语言来传递信息，不通字词的现象被冠以“文盲”的概念就是一种失误了。农村人的知识来自于生活，农民看到蚂蚁搬迁巢穴就知道要去开垦沟渠，而农民本身是不知道或者不熟知这背后蕴含的气候知识的。

如果说“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不识字就不能作为愚与不愚的评判标准。知识的底蕴往往与时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中国五彩斑斓的文化灿烂如星海，这就与中国有不断绝的五千年文化紧密相连。而语言相对文字而言无疑有更加悠久的历史，那么乡土中国的农民代表选择以语言而并非文字来作为往来交际的载体就不是那么奇怪了，否则是不是也是一种理念上的舍近求远呢?这种说法看似是一种诡辩，但我想说的是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都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文字本身也是一种间接的说话和不太完善的工具。

随手而记，随心所欲，随笔墨的流动写下一些不成熟的文字，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乡土中国篇八

“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古人因为空间阻隔，交通、通讯不便，而每逢佳节倍思亲，生出太多的客愁。如今的我，虽在他乡求学生活，终因在故乡生活的时间不够长，又长期和父母在一起，我对故乡的感情也就不够深厚。但乡愁还是有的，童年的记忆尚未远去。此时此刻，我的思绪一路向北，回到心心念念的故乡——邯郸。

这座城市承载了几千年的历史，单说这些成语，邯郸学步，围魏救赵，完璧归赵，胡服骑射等等，就够铺垫我成长的见识的，而最让我忘不掉的就是这座老城独特的“味道”。

第一层味道便是美食。驴肉火烧在华北地区可谓独占一片天地，熟度透彻，香而不柴，酥软适口，味醇绵长。要是能打早儿起来赶上路边大爷刚做出来的火烧，舀上一碗玉米糁，可以说是很满足的享受了。不光是驴肉火烧，还有和村熏肉、羊汤也是这座城市的美食标签。那汤，其色白似奶，水脂交融，质地纯净，鲜而不膻；那肉，香而不腻，烂而不黏，吃上一口便回味无穷。我每年长假都急着回故乡住些日子，大概是被这老城的味道吸引的吧。

第二层味道便是这座城市的人们。这座城能承载几千年的历史，与其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是分不开的。在我的体验里，这里不管是什么岗位的人，都能热情地对待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每次从机场打车回家，出租车司机总能用亲切的邯郸话跟我唠上几句，这口音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这就是家乡。

第三层味道就是这座古城的文化气息。这里被称为“成语之都”、“太极之乡”，小孩子从学说话、学走路开始就耳濡目染，其文化之气里往往就多出一些“成语”和“太极”的味道。

秦始皇嬴政生于此地，也就是战国末期的赵国都城邯郸。他从邯郸出发，一步步崛起，横扫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千古一帝”的不朽功业。而作为一个学生，我更感兴趣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让汉字从大篆统一到小篆，后来又改进为隶书。我喜欢隶书，喜欢这穿越千年的神奇文化。

放眼历史，北京、西安、南京、洛阳、开封、杭州等古城随着朝代的更替，其城市的名字也是不断变化的，而“邯郸”作为地名长达三千多年，从未改变，这恐怕是中国地名文化的一个特例。

每年长假，我都要回到邯郸，在故乡住些日子。我常常去滏阳河畔，在那里畅想未来，心中充满阳光。燕赵古都，老城街巷，我喜欢这里的万家灯火；梧桐树旁，现代建筑，我喜欢展望古城往南续写的方向。

乡土中国，乡土邯郸，乡土乡音里有我辗转的老城的味道，有我遐想穿越的温暖的乡愁。在异乡的新城，我为“家乡”代言，但愿我心目中的邯郸味没有客愁之苦，而有的，是同学少年，共享风华。

乡土中国篇九

关于婚姻、家庭制度，费老在另一本书《生育制度》里有着更为深刻的阐述。在这里我只就《乡土中国》里的这两篇文章来简单的谈一下我的收获。

费老在“家族”一文中提到：“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而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在“男女有别”一文中提到：“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

我们知道，反对封建礼教的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争取婚姻自由，无数的文学作品中也都表达了对封建社会限制男女感情、遏制婚姻自由的控诉。通过费老的文章，让我明白了为何封建社会要控制男女自由结合，这是因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在乡土社会，男女之间的结合并不简简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

但是当今中国，随着西方思想的冲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的发展，乡土社会结构已被打破，我们正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随着大家族的瓦解，小家庭成了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元，传统的择偶方式已不再适应现在社会的变化。可是，我们也并没有完全走出传统观念的影响，与西方重视的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是否开心，而不在乎家庭、婚事等的束缚相比。我国却是什么都要面面俱到。想要门当户对的理性，想要两个人的爱情合适，也想要一见钟情的浪漫。尽管现代人接受了新的观念，对于婚恋也不再是以前的保守态度，但是一旦涉及到婚姻，作为父母就一定会出来干涉。每个人都会受到盘根错节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瞻前顾后，导致了择偶难度越来越高。”

当今的年轻人，正是在传统观念束缚和新思想的冲击下艰难前行。

乡土中国篇十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读后感。《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乡土中国》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

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而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是由单独的社会团体承担的。因此西方的家庭以夫妻间的感情维系，乡土中国的“家庭”则以家法和纪律维系。以纪律维系家庭，反过来又影响了感情定向，造成了“男女有别”的现象。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费孝通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不过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面对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形成了国人心口不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乡土中国篇十一

印象中，我应该没有读过一本社会学的专著，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能主动地去品味社会学这门熟悉又陌生的学问。自然，无穷的好奇心与有限的既有知识催生了强烈的新鲜感。而这一切新鲜感，就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带给我的第一感官。

初识《乡土中国》这本书，完全出于偶然。就像我刚才所说，因为以前从未涉猎过社会学这一领域，当然就不会在自发状态下突然来了阅读这方面专著的激情与灵感。不过，我想很多事情都是因果联系的。天意安排我在此时偶然遇到这本书，真如邂逅一般，只怕这是萍水相逢，恨不得铭刻永久。于是，这篇文章就呼之欲出了。

言归正传。作者在序言中就明确了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即“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以此为基础，本书从乡土社会的结构、意识等方面系统的阐述了作者眼中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时代，能够有这样一本专门解析乡土社会的著作出现，也着实体现了作者的高瞻远瞩。

乡土社会说到底，一切的文化思维、行为方式等的产生，都离不开几千年赋予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种与土地千年的朝夕相伴为独特的乡土风貌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正是由于千余年这种束缚在土地上的生产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导致了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而诸多乡土社会的元素，均与这“熟悉”二字相关。

比如作者提到了文字下乡的问题，由此联想到了乡土社会是否是运用文字的良好土壤。作者眼中，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空间上具有孤立性，面对面的交谈显然胜于以文字为载体的沟通，又传统的生产方式经验即作者所谓的“记忆力”是不必通过文字作为传递载体的，因此，文字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生存土壤的，这也导致了为什么乡土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文盲”。因为熟悉的社会导致文字的相对多余，所以孕育现代商业社会的契约、法律条文等自然不可能凭空产生。

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乡土社会又是靠什么来维持秩序呢？这就是“礼”。也是因为乡土社会的相对稳定性，长期以来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孕育了伦理观念的产生，即“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自然，传统的流动性小的乡土社会更有其生存空间。而依靠传统经验的传授，一个人完全可以解决乡土生活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也是由于长期以来稳定性造成的。所以，人生经验往往掌握在年长的人手中，年轻人不必去面对新情况，只需要听从教化，就能解决人生问题。由此，形成了乡土社会独特的权力结构——长老统治。

乡土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差序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靠亲疏远近来分别，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始终都是以私人关系为主导的，并未形成一种凌驾于团体至上的关系与观念，也就无法催生高于人际关系的社会契约关系。所以，作者诙谐道，也许中国人最能体会到世态炎凉这四个字的感觉了。同时，这关系也决定了乡土社会实际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因为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非流动性，促进了家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在家族中，血缘的亲疏催生了差序格局，也形成了整个乡土社会的家族伦理体系。而在此时，地缘不过是血缘关系的投影。

当然，还有诸多方面的特点，限于时间和笔者个人总结能力有限，不一一叙述。总而言之，一切都离不开土地带来的独特的经济方式。

其实写到这里，我想作者在本书中并不仅仅是想回答他在序言当中想要回答的问题，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深度剖析，让人们更加了解乡土社会，了解它的诸多特点以及由这些特点带来的诸多弊病。当然，也有优点。不过，就当时而言，乡土社会的组织结构与生产方式必定会成为现代化的阻碍。作者也常常把中国的乡土社会与孕育现代文明的西方社会做比较，也足见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阐释，反思我们的乡土社会状况，为近现代化能够在乡土社会实行下去寻找有利的条件与合适的土壤。

乡土中国篇十二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而在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费老继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之后又提出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他讲到：“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实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费老的这三篇文章，必须结合在一起去读，才会发现其中四种权力的联系和区别。四种权力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权力之争。

对于这四种权力，我是这样理解的，为了利益这一个唯一的目的,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在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前者就让位于后者，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无为政治导致长老权力的出现，若长老权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如果长老权力跟不上社会的变动时，时势权力出现，导致革命，推翻现有长老权力，继而进入下一循环。

费老提到：“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这就是名实之间的分离。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我觉得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实名趋于分离的长老权力下的社会。所谓“中国特色”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注释”罢了，是一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注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本来就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该怎样来建设今天的民主政治?当我们看到政府由于监督缺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时，我们只能黯然面对那个被时人誉为“建立民主政治宣言”的“延安窑洞对”!

乡土中国篇十三

《乡土中国》相当于一本论文合集，是费孝通老先生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在大学讲课的手稿而成的，书里面每一篇文章都是“浓缩的精华”，虽然一篇文章只有十几页，但是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涵盖了大量思想精华，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字都不可以略过，不像小说中有为了衬托主人公而添加的辅助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等等，论文这种题材就是既简要分明又知识量丰富，必须耐心地逐字逐句读。

我买的书籍版本是费孝通先生写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的合集。

前半部分《乡土中国》讲的内容是“乡村社会学”，本来这些内容费先生并不打算在社会刊物上公开出版，因为这里面的文章是他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上课教案，主要是传播费先生自己关于中国传统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看法和总结，有传授性质，但不是科普，因为这些观点还没有经过严谨证实。原书的重刊自序中提到，“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合这本写成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前——那时我国乡村民众受中华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比较严重，而且由于多年战乱，人民身上还压着“三座大山”，一片流离失所贫困潦倒的景象，乡村一蹶不振，矛盾冲突频频爆发。正是在这种混乱的过渡期中，过去在各种压迫下粉饰良好的根本性问题才能够暴露出来，是实地调查、解决问题的好时机。费先生年轻时凭着一股闯劲，深入到生活条件艰苦的农村考察，这才能贡献出这许多珍贵思想。

《乡土中国》中包含着的十四篇文章名字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无为政治”介绍了权力的两个类别，一种是强调阶级和压迫的横暴权力，另一种是偏重社会合作方面的同意权力，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是这两种权力形式都包含的，而为了维持皇权的专制独裁不被推翻，先人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了“无为”的政治理念，不劳民伤财、让民众可以休养生息就是传统观念中最佳的统治方式；揭示了另一种中国传统权力“教化权力”的“长老统治”篇，指出教化过程是代替社会去陶炼出合于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倒数第二篇“名实的分离”则揭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本质，长老权力通过给经典书籍作虚假注释来达到换汤不换药、扭曲原意以达成维护长老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最后一篇“从欲望到需要”则在大类上不属于科普乡村社会学的范畴，而是指出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接受了理性思想的灌输，逐渐脱离只跟随欲望而思考的感性处事方式，也在这之中发现中国一直以来的社会解组现象，因为那时的中国农民只关心自己身边的生活，没有乐趣，也不关心社会时事，这样的社会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

我把这十四个章节的主要内容都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可以看出来，以上都是对中国基层乡土社会实地观察而总结的中国乡土社会现象，是最基本的一部分，还没有关于中国乡村应该怎么做的建设性意见。

乡土中国篇十四

我初次听到费孝通这个名字是在大一的《文化学概论》课堂上，记得老师说费孝通写的作品有几本是相当出名的，比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是我们社工专业学生都应该好好看读一下的课外书。于是，抱着对费孝通先生无比崇拜的敬意，我借来他写作的《乡土中国》一书，准备仔细阅读一下。

费孝通先生在书本的开头，就为我们讲解什么是乡土本色。从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费孝通先生的见解是：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平时，一般听到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时，我们作为乡下来的人总是会感觉城里人在藐视嘲笑乡下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经费孝通先生一说，这“土”字用得好啊，我们乡下人离不开泥土，说我们“很土”或“土气”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乡下人和城里人本身就所处的地方和接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之间有些城里人认识知道的东西我们乡下人却一点都不懂，也是不足为奇的。这不，在乡下不是有很多东西城里人也不认识知道吗？呵呵，大家在此扯平了，平等一致。

在“文字下乡”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一开始就说“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但往下，费孝通先生就举例说明这并不是乡下人就“愚”了，只是他们对对城里的新事物感到新奇，所以“在马路上听到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不是，西躲也不是”；而城里人在乡下也有“愚”的地方，比如有人冒充内行把田里的包谷错叫为“麦子”，也是相当滑稽可笑的。说到这，我认为从中有个礼貌的问题得讲。当乡下人不知道如何躲闪背后连续响喇叭的汽车时，“司机探出半个脑袋大骂‘笨蛋’”，而当城里人来乡下的人中有人冒充内行把田里的包谷错叫为麦子时，费孝通先生的乡下朋友却没有唾他/她一口“笨蛋”，而是微微一笑。从中可以看出，乡下人在礼貌方面比城里人好多了，至少他们懂得在嘲笑或责备城里人时能用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不像城里人那样锋芒毕露，容易直接伤人。接下来，费孝通先生就文字的功能和文字下乡的重要性作了详细说明。在此，我还得说上一句，我很赞同费孝通先生“识字不识字并非愚的标准”这种观点。“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指城里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费孝通先生这是机会和环境的问题，城里孩子大多数课余时间都是用来学习，一般不能随便穿鞋袜下足；而乡下的孩子则不同，他们放学后可以在田野里随便跑来跑去抓蚱蜢。所以在抓蚱蜢时，城里孩子远远比不上乡下孩子，这也不足为奇了。文字的功能是传情达意，费孝通先生却指出“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要在适合的环境下文字才能充分行使它传情达意的功能，所以“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心得体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文字下乡相当重要。

在“再论文字下乡”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接着说明文字在时间阻隔的情况下有说明不同，对于这一篇章，我理解得不是很好，我在此也多说不了。模模糊糊只知道在这个篇章所讲的文字下乡跟文化、词、语言、记忆等有关联，我说不清。

在“差序格局”这一篇章里面，我初看到这一题目时，感到很迷惑不解，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呢？得仔细在下文找找才行。但是，我往下看来好久，都找不到“差序格局”的详细解释。“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呵呵，在这可有话说了，其实不止乡下人私，城里人也私啊，甚至有些可能比乡下人更私。这不，在文人笔里是中国威尼斯是苏州，作者却认为“天下没有比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在接下来是内容中，费孝通先生讨论了私和公家的关系，以及这个社会和西洋社会的不同。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洋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爸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由此，我们的社会可以或说很大也很小了，概念很模糊。而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只作出或多或少的比喻，没有详细概念。我是一名见识浅薄的学生，在这里也概括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就在此打住算了。

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说到，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点，西洋社会里“个人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而在中国，社会结构是从己向外推构成的，个人对别人的看法要由他和别人关系如何，比如别人贪污时他会大骂那人的行为是怎么怎么的恶劣如何如何的不检举，但当自己的父亲甚至自己去贪污时却认为这是“能干”的表现。孔子所提出的“仁”，意思相当复杂，但有侧重于“克己复礼为仁”。不同的道德观念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同的形式。

在“家族”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先由“家庭”说起，他认为家庭的大小“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构上。”接着，他说到了“家族”，啊认为“小家族和大家族在结构原则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数量上、在大小上。”还有，他说到，“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但我们家庭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夫妇成了配轴。女子有‘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

在“男女有别”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男女有别产生于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感情定向”一词是费孝通先生用来指一个人发展感情的方向。“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理解。”他还认为“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规定了男女的结合。”因此，乡土社会是男女有别的，也是稳定的社会。

在“礼治秩序”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主要讲了“礼治”和“人治”“法治”的区别，他说“法治”其实也离不开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不一定就文明、慈善、也可能很残酷。比如在印度丈夫死后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在缅甸有些地方完成成年礼要杀几个人回来等等。乡土社会安于重迁的特点，决定了传统经验是相当有用的。礼治在乡土社会中具有很大的特点。

在“无讼”的这一篇章里，我很迷惑，费孝通先生为什么要以这个题目为名。我读完全篇，倒是老看到费孝通先生在说乡间不同时期的诉讼形式，由乡里诉讼到打官司，无疑是在讲以前的诉讼形式和现在打官司有何不同嘛，怎么可以说“无讼”呢？我真是不解了。以前乡里的诉讼用道德即可解决问题，审判结果都符合乡里规矩，但现在有些人凭借着对法律的了解却在官司法庭上玩起了把戏，确实可悲啊。我希望我国的法律越来越完善。

在“无为政治“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在“血缘和地缘”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重点解说了什么是血缘和地，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表现、功能。他用自己作为例子，说明“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了多少年，人家都会用“新客”“客边”“外村人”等来称呼他。从文字可以知道，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相比较时是静止的，“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动得慢而已。”然后他说到正是社会的变动，或快或慢，在不同的社会变动中，如果社会的变动速度变得快，长老权力也随着缩小。不同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相互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就要采用不同的工具、方式和手段。在环境变动的过程中，“文化英雄”随之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够引领国家更好的进步，而这些领导们使用的就是“时势权力”。这些能使用“时势权力”的“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的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否则，该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但是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注释式的变动方式就可以引起实名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这就是该篇章所要讲的实名的分离了。

在“从欲望到需要”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了“要”，为了满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了，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的，那就是需要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费孝通先生说：“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句话很经典，在此我想表达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到此，我已经把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乡土中国》大概的看了一遍，并从每个篇章中摘抄了一些费孝通先生的原话，加上我的个人观点和想法。通观全书，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一个搞文学很谦逊的人，这从他在“后记“里说自己写作这本《乡土中国》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可以看出。还有，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位很好的良师益友，他写作的文章多用熟语，时常把自己和农村联系在一起，意思通俗易懂，清晰明了。也作为农村孩子的我，读起他的书来感觉相当亲切，作为一个著名的文人，他没有丝毫抬高自己的身份架子去教育他人，我认为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也是让我感到相当佩服的。

乡土中国篇十五

看完本书，我感慨最深的就是中国司法中的潜规则。作为一名学法人员，我一直是以法条至上，尽管我也深知我国的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依然是坚信只要严格遵循法条就能解决社会中的大多数纠纷，法官的审判就是适用法律，解释法律以解决纠纷。但是，本书却颠覆了我一直以来的观念，原来不是仅仅适用法律就可以，司法中存在着许多潜规则，即使法官毫无偏差的适用法律，形成判决，仍不能解决纠纷。典型例子就是四川省叙永县龙湫澄的万次申诉，这场案例耗费了当事人，法院无数的资源却仍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法律上的公平并不是当事人的公平，这两种公平理念的偏差，就需要法官的第二忠诚来加以协调。就如第一章的拿起财产侵权案例中，因为是小王是本村村长的儿子而加以偏袒的做法的确是有违公平，但是在乡村农民的观念中，这种偏袒是合理的，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是没有真正的公平可言的，适当的退让是必须的。

我觉得本书令我尤为震撼的是第三第四章，一个城里法官的乡下父亲在钱权交易中影响司法判决的案例及检察院的一起玩忽职守案的诞生与侦查过程让我看到了原来司法还可以这样被滥用这样被操作。我觉得造成这种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对人性的要求太高。我国法律制度设计的人性基础是法律人，然而，经济人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有谋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在案例中法官和检察院都经过案件巧妙的处理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可以说经过这种精妙的案件处理，使得徇私枉法也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即使日后被查处，也是很难找到证据证明法官和检察院的责任，很多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归咎于办案能力不足。作者在这之后都会分析到这些法官和检察机关的面临的财政危机是徇私枉法的动机，想想一个贫穷的人，在风险低收益高还称不上违法的事情面前，真的能不为所动的，不说是圣人，起码也是道德高尚的人。

这其中还可以深刻的反映出不论在中国，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人，都对法律的信仰不足。中国的司法状况也让人无从有信心。法院和法官的地位低下，比不上同级的公安局长，法院的经费由政府财政部拨款，经济地位不独立，行政机关用行政权力影响司法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人人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就如书中的那位有多年行政诉讼案件审判经验的法官，在自己的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害时，也不去诉诸司法途径解决，而是暗中寻找机会。作为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法官的林某可以说是社会中的法律精英，但遇到了行政人员侵权行为，也不会去诉诸于法律来解决，其缘由主要就在司法耗费的巨大成本，但我想也还有对我国法律制度不够信任的因素。试想，一个国家的法官如果都不信任法律，那这个国家的`法律危机是何其严峻。

让我们重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什么是法律？在我国立法机关是各级人大，理论上说，法律是人民普遍意志的体现，是人民妥协的产物。因而，依法办事是对人民最大的妥协。我们有时也许会陷入这样的一种误区，对当事人的妥协是对人民的妥协，然而，当事人仅仅是个人，怎能代表人民而要求法外施恩呢？其次，我觉得一味的调解并不是法院的责任。第二章里心审判方式中有这样的描述，里心审判庭的法官常常为了调解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而奔波往返数次，当然其精神是可敬的，但却没有什么推广的可能。而且，在我看来，调解并不是法院的工作，调解是人民调解员的工作，一个案件诉诸法院，就是当事人自身调解不成，法院在其中适当的调解在先是必须的，然而调解不成，就该以判决来解决。在每个案件中，我觉得里心审判庭的法官更像是扮演着人民调解员和仲裁员的角色。再次，社会舆论并不代表人民意志，法院的圣经是法律而不是民意。书中披麻戴孝与司法判决这一章节中，揭露了一起故意杀人案二审改判背后的隐曲。毫无疑问，当时的社会现实下二审法院的不改判决定是对法院自身最有利的选择，却可能以犯罪人的生命为代价。我不得不说中国的法院太软弱了，司法的判决不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甚至受到媒体舆论，民意的影响。民意只与激情有关而与理性无缘，让激情的民意来影响司法判决，法律的权威何在？最后，如果说乡土化的司法适用于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西方化的司法适用于城市这样的陌生人社会，那么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尽管路途遥远，但法律至上的理念定会逐渐深入人心。

本书无可争议是本不可多得的好书，给了读者很多启发，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关注，讨论和研究，以期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得到解决。

乡土中国篇十六

本来想把“无讼”这一篇的感受和“乡土本色”与“礼治秩序”放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想，很有必要把它单拿出来谈一谈。

费老在“无讼”里讲到：“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费老还谈到：“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在王连保先生的《我国乡村法律秩序的文化视角解读》一文中写到：“乡村的法律秩序存活和发展的外生变量是国家政权的干预程度。国家工作基本上通过村干部来执行,村干部享有国家赋予的强制的制度性权力，对于乡村事务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村干部生长于乡土社会中,他的任何违背乡村法律规则体系的行为,都可能遭到来自乡土社会和制度制约的双重压力,所以他们在执行国家工作中必须顾忌乡村的规则。其他执法机关也会面临同样境况,基层法官在审理农村纠纷案件时,往往不按法律程序办案,甚至有时有意规避法律条文,以达到平息纠纷为目的。”

文章还说，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力图构造一个现代的法律秩序,然而,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而不管是否合法;国家在力图贯彻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时,也往往退让妥协。这突出表现在民间规范、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不一致上,其实质可以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从文化的视角看,这种冲突其实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会宽容和理解现存的乡村法律秩序，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传统的“无讼”、“和谐”的观念,以及宗族文化的重视血缘关系的思想,不是必然与现代法律秩序水火不容,它们在维持农村法律秩序中甚至在重建农村法律秩序中有积极作用。

该如何树立司法的权威?在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之中，这真的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