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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支持了希特勒的统一篇一

作者：ivy 2011-07-21 出处：全球no.1购物网

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闯荡期间，在他处于极端穷困潦倒的人生低潮时期，一个中国家庭，给予他东方式的无私帮助，当时这个中国家庭绝没有指望今后能得到任何回报。中国人对他的这种关心和给以他人间真情的温暖，竟使他孤独的内心深受震撼和极为感动，因此，他对中国人有一种亲切感，他向往中国，对中国情有独钟，这种深深的中国情结一直存在他的心中。之后，他爬上宝座执掌德国大权，便用一种特殊的行事方式，回报了当初中国家庭给他的无私帮助。在1937年——1941年期间，希特勒的德国政府曾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直到1941年德苏爆发大战后才中断。

由于对中国的亲切感，希特勒尤其喜爱中国的古代兵法和军事书籍，1937年他执政后，床头则常备德文版的中国书籍以供观阅。1939年在视察法国占领区和访问意大利时希特勒随身都携带《孙子兵法》的德文译本，甚至为此挑灯夜读，认真地写了阅读笔记。德国名将——隆美尔被授陆军元帅和北非方面军总司令的任命仪式上，希特勒亲手将一本自己注释的《孙子兵法》简译本送给了这位爱将，此举让这位忠心的部下感激涕零。

希特勒在公开场合饮用咖啡，以示日耳曼人的优秀传统，但在私底下其部下均知道中国茶叶才是元首的最爱。据称，当时英国情报机构曾策划用剧毒放入极品中国茶叶中实施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后因盖世太保的严密保护而失败。

相比欧洲老牌的英法等国以及美国，国内种族主义猖狂盛行，有色人种被歧视排斥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希特勒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其态度和做法却远远好于上述诸国。他称中国人是“特殊的、不同一般的有色人种，理应享受更多的权利。”1936年柏林奥运会，希特勒为此承担了中国代表团的全部费用。

由于迫于意大利的压力，德国与日本结了盟，但希特勒对日本并不看好，甚至鄙视日本。当时在美因茨的军事基地里视察时，他曾对自己的秘书长阿姆施太朗说;“和这种国家结盟简直是耻辱，他们只会在海边打渔。”后来日本榨取中国的巨额财力，军事实力急剧得到了发展，才逐渐改变了希特勒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希特勒甚至在和一些重要将领的信笺中，提出了二分天下的伟大设想:以巴卡斯坦(波兰东部与前苏联的交界)为界，西方(欧洲、中东、北非、大西洋西岸)为德意志第三帝国领土，东方(亚洲、小亚细亚、印度、太平洋西岸为中华民国领土)，德中共管世界。因此，希特勒的德国政府在较长时期内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并且在日军攻陷南京后，依然秘密支援国民党政府军一大批德制武器(其中包括坦克和重型火炮)。

鉴于希特勒在国际上的罪恶声誉，国民党政府战后对德国在抗战时期提供的军事援助低调处理，并未做过系统统计对外界公示，但各种民间刊物披露的蛛丝马迹仍足以证明当时的希特勒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可贵的各种武器和军事物资，在中国的抗日战场甚至有德国现役军官作为军事顾问指挥中国军队对日军作战。

如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德国陆军上将法肯豪森、曾任蒋介石私人卫队长的施滕内斯、德军上校巴伦斯博格、孙立人的左膀右臂——德军上尉施泰因((因军功后晋升国军陆军少将)、在宋哲元29军挥刀猛砍日军的铁血军事顾问林德曼(被授国军陆军少将衔，后改名林培源)、通讯专家施托茨纳(授国军陆军少将)等，尤其是1943年11月参战指挥常德会战的德国国防军现役陆军上尉弗兰克.霍布里希(中国政府追授陆军少将衔)，在此次会战中与中国守军共进退，饮弹阵亡。此事被日军报告日军大本营，日本政府随即向德国提出强烈抗议，引起德、日之间的外交纠纷。以上这些德军军官在中国的抗日战场都立下过汗马功劳和有过辉煌的经历。

1938年7月德国政府迫于日本的外交压力，撤回了大批援华军事顾问，但此时国民党

政府军已在德军顾问的训练指导下组建成德式军队30个师，并在沿长江的若干城市建起了能独立生产武器装备的一批兵工厂，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国民党政府军许多将领也被派往德国军校接受军事训练。其中出名的有蒋纬国、邱清泉和黄国书。希特勒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从客观而言，他是有功劳和贡献的，对于这种贡献不能因为西方史学家的贬毁而视而不见，更不可人云也云。因此，为客观地尊重史实，故发表此文以餐读者。

假设德国当年成为战胜国，希特勒必定会成为被全欧洲乃至世界人们畏惧的顶礼膜拜者，而挂在希特勒胸前的必定会有教皇亲手授予的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功伟绩和对教廷作出的突出贡献。而从欧洲地图上消失的英、法、俄等国也将成为历史的记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恐怕也不会有如今的地位，只能偏安一隅，唯求自保矣！

诚然，历史是真实的，不容假设。但对于特定的历史人物，用自己的眼光和思考方式去作一个客观的评估，却是每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愿中国人从此不再盲从做西方人的应声虫，在更多的场合坚决地说出“no”!让西方所谓的政客学者之流见鬼去吧！

谁支持了希特勒的统一篇二

谁支持了希特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意法西斯给世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希特勒（英文名：adolf hitler 1889～1945）正是德国法西斯进行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纳粹德国首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号战犯。他奇迹般地集狂人、玄学家、反犹太主义者、政治家、军事家等特质于一身，并让全德和全世界的人们看到了集权的可怕。一致认为，他在上个世纪给世界带来了太多难以想象的灾难，难道说真的是从他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时候起就注定他必定会这样吗？要了解纳粹运动的方法我们暂且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即，如果说纳粹活动再度出现，有哪些先决条件必须再度聚合？又有哪些力量支持或哪些因素导致下一个‘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现呢？这其中又有怎样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与经济根源呢？

那么，到底是谁支持了阿道夫·希特勒呢？

首先，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从其主观因素，希特勒自身来说。他儿时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固执与狂热的性格。作为家里第四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早年的不幸使他性格怪癖，几乎没有可以敞开心扉交谈的朋友。他的政治世界观当然也随之极度扭曲：反对宽容和全世界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世界观，反对民主和议会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集团，反对社会平等和政治自由。胡其鼎著《希特勒》中称其为“杀人魔王”。回顾历史，简单看一下他经历：1889年诞生在奥地利勃劳瑙镇一家小客栈里。从小学学习成绩就不好的他并不讨人喜欢。1903年1月也就是他14岁的时候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逝世，几年后他的母亲也患癌症死去。1909～1912年，希特勒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流浪鬼混。1913年，他离开维也纳到慕尼黑谋生。迁居德国慕尼黑前无固定职业，成为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狂热信徒。一战开始后，他申请奔赴前线获准，期间几经负伤甚至差点双目失明，1918年底返回慕尼黑决心做一名“政治家”，后又在“政治训练班”学习并担任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讲授同所谓危险的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作斗争。1919年，希特勒因军队任务而认识纳粹党，并在之后不久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前身“德意志工人党”，并于次年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即纳粹党，并成为该党的委员。1921年成为纳粹党党魁，掌握了纳粹党的领导权，取消委员会，确立“领袖原则”。1923年因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政变——“啤酒店暴动”，企图仿效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权失败而被捕入狱，之后他以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资本主义及反共主义等宣传手段得到支持。1926～1929年是纳粹运动时运不佳的几年，希特勒却以“花岗石般的意志”进行党的重建工作。1933年成为德国总理之后，快速将德国变为***。希特勒极欲建立纳粹，以霸权于欧洲。为达到目的，他以外交政策来主张德国人的生存空间及德国的重新武装。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这次入侵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之后的三年里，德国及其他轴心国占领了大部份的欧洲、北非、东亚及太平洋诸岛屿。然而1942年之后，盟军开始反攻，德军渐居劣势。至1945年，盟军已反攻解放遭德军占领的大部分地区。而在战争之中，欧洲犹太人几乎遭受到种族灭绝。1945年4月，苏联红军逼近柏林之时，希特勒与其女友爱娃·布劳恩结婚并在30日自杀„„

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他本人的奋斗成长史呢？我们可以先反思一下，希特勒用什么使一个只有7人的小党一跃而发展成为夺取全国政治的大党，又是什么使

他从一个维也纳的流浪汉走到让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恐惧的独裁者，这不仅仅是一个小人物偶然的经历，其中有太多的原因需要我们去追问。他痛苦的童年生活，他罪恶的执政方式，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展开，或许都对他后来成为一代盗世奸雄产生了不可言喻的影响。“战争狂人”希特勒也许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评价的那样：只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由小丑扮演了一个英雄的角色。”（《从乞丐到希特勒》约翰·托兰著）借此评价，我们来审视1918年的希特勒，就能够清晰地发现未来的独裁者骚动不安的特征。这些特征代表着他习惯方式的一些持续不变的方面，除了未来扭曲的强度以外，几乎没有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位不为人知的士兵，在1919年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向越来越多的人施加催眠术，他那是已经展示出一些令人惊讶的性格特征包括：

⑴、对犹太人偏执狂般的恐惧；

⑵、将世界分为尖锐的、毫不含糊的对立面的鸽笼心理；

⑶、习惯性地需要将内心的感受投射或外化为一些外部的替罪羊——犹太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等；

⑷、没有能力和他人，特别是女人构成亲和的关系。在所有人际关系中，都表现出冷酷和操纵的态度；

⑸、极端地专注于非现实的幻想和宏大的幻想；

⑹、欣赏残酷的力量和成功。

正如《盖世奸雄——希特勒》中所提到的“我们这个世界中间常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政治投机分子和社会野心家，他们为一种偏见生活着，他们因为人生的不幸而心态变得狰狞可怕。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表面上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生活着他们与我们没有肤色，没有语言，甚至没有信仰上的差异，但他们却与我们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心灵世界之中。他们可以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用各种各样隐蔽的蛊惑人心的手段来攫取权力和利益。他们可以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想法或者说是一个偶尔的念头，用惨不忍睹的方式，用人类可以采取的的任何戕害人们的方式，牺牲者无辜的人们的生命。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大权在握，他们就会私下虚伪的面纱，露出本来狰狞的面孔，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推向苦难的深渊。”作为纳粹德国首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号战犯，他奇迹般地集狂人、玄学家、反犹太主义者、政治家、军事家等特质于一身，并让全德和全世界的人们看到了集权的可怕。

总之，希特勒的世界观是一个偏见的体系，而不是建立在受到精心证明的前提、客观的论证、逻辑推演的结论之上的哲学。希特勒对此也十分的清楚。在政治方面，他相信在神话和情感领域比在科学和理性领域存在着更多的认知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支持他的因素及其代表作《我的奋斗》，那就更能够容易地确定它自身那四个主要的偏见：对历史种族主义的解释；对军国主义生活方式的热爱；对自然和生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将德国变成世界强国的信仰。他的扭曲思想是充满仇恨的，因为他早年的不幸经历。在与人们交谈中不断交谈中学会了怎样去说服别人，怎样找到他人的缺陷，并总能给以致命的还击。但，就是他这种扭曲而坚定的信仰使他似乎又充满着“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使他拥有众多的追随者。不管他们是出于信仰还是出于对社会经济的自我利益或者是仅仅是出于机会主义或者赶时髦的动机，他们带着誓死的决心跟随着希特勒的。据说他们大都是由复员士兵组成，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社会主义诞生于前线的生活，也只有了解前线的生活，一个人才能理解国家社会主义。”

再有就是当时的客观现实，德国或者世界局势状况了。正如一句可笑的纳粹口号认为的那样：希特勒不是德国，德国也不是希特勒。那么支持希特勒的还有当时的客观条件——德国的背景。产生了相似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运动有五个主要的先决条件可能是本质的：

⑴、存在着半封建和半工业的混合社会，这个社会还带有长期存在的军事化

和集权主义的传统。

⑵、作为社会控制和国际侵略的工具，民众被国家化。

⑶、生物一种族的信仰得到了尊重。

⑷、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崩溃引发了极端的压力，这种压力产生了创伤

性的结果。

⑸、反社会的任务和排外的运动同时出现。

这些原因中的三个根植于战前的社会条件，但是它们不能自行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希特勒上台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必然产物。事实上，人们可能认为，战前的德国尽管显示了某些社会失调和不稳定的迹象，但它依然可能发展成为现代的、稳定的和人性的社会。导致希特勒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德国的战败和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中包括革命、《凡尔赛和约》、赔偿、通货膨胀、政治极端主义以及经济的崩溃。一战建立的所谓“凡尔赛体系”只不过是列强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他建立在掠夺战败国、损害弱小国家主权，以及战胜国尔虞我诈基础之上的国际政治体系。当然这种不公必然会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的加剧，处境恶化等等促成了法西斯的产生和发展。当然，假如不是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可能能够更为成功地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法西斯的上台也是德国历史与现实结合的产物。希特勒上台作为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德国社会经济危机又为纳粹运动的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战败和无力现实地应对一系列战后的灾难，加重和再次激起了先前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失调征候一并出现产生了尖锐的社会和文化危机，这些社会危机不可能以同样的形式重复出现，不过可以设想到，由于受到内部巨大的工业变化和外部战争的威胁，传统的和不发达的社会可能会倒退到集权主义的策略中去解决他们的社会问题。德国历史的主题之一是政治的碎片化，即德国人没有能力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像其他的欧洲人，德国直到很晚才获得自己的国家形态，并且它不是广泛的民主一致性的结果，而是依靠占优势的普鲁士军事力量获取军事胜利的结果。在1864年到1971年之间，普鲁士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了德国，并且把它体制上军事和集权的特性强加给德国的其它地方。暂时放下这些历史渊源不谈，在新的普鲁士化的德国具有高度的军事化、集权化，德国也陷入了深渊——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年代。

尽管希特勒大肆宣传的千年帝国只持续了12年，但是，世界从来就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见过如此邪恶的犯罪行为。远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个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痛苦的回忆。战争已经灰飞烟灭，人们也逐渐淡忘那一样段历史。时移势易，我们已经进入到21世纪，但就是在和平的现代，这个骚动的世界仍然不那么平静。从中亚五国、俄罗斯、朝鲜半岛、南亚半岛等和中国的安全问题，到若隐若现的美日军事同盟与日本对外军事扩张，再到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之争等等，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与重视。历史俨然已是历史无法改变，但历史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财富，铭记历史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更加自信的面对未来！

谁支持了希特勒的统一篇三

谁种植了“希特勒草莓”

——当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原载《书屋》作者赵刚

一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都是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伍错综。

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它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从“坚决保证真正的爱情”，愿意与元首结为伉俪，到表示立誓要为领袖献身。一些年轻的姑娘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元首，听说您没有孩子，这令我难以平静”，“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位萨克森女人的愿望”。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都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着，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获得“莱比锡国际电影节”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对于党旗的设计，希特勒自鸣得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任何党都应该有一面党旗，用它来象征庄严和伟大„„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 一只巨大的雕塑的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的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

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充满激情的演讲更是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我想，任何一个德国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一定会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定会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万分，一定会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一定会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旦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感当中，一旦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当中，都会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业。

面对这一切，正像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摄影机不会撒谎，它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自制力丧失殆尽的情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建筑在纳粹主义的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二

7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尤其是我们这些曾经长期被灌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中国人会更加困惑：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这难道就是被马克思誉为由于“高卢雄鸡的高鸣”和“思想的闪电”射入，从而得到复活的德国？

笔者曾由衷地感叹过德国人民的素质。在季羡林《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老回忆，二战后期，当年他寄居的德国小城哥庭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特批准市民允许上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可砍伐。尽管，德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庭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将会怎样？会不会由于生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让市民遵守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木？

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请了一些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前来参加。许多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旁坐一边,静静地观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在场的美国军官的表演不以为然。这种情绪被

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少校言道,你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错误.美国将军颇为自负,作为战胜国的军人，他趾高气扬地就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施密特有些迟疑，未等离座，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他整了整军服,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演奏。流淌、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施密特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少校颇感惊讶，回答道：我从没读过音乐学院,我只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

在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中也曾提到，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我们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

可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为什么会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浩劫之中，成为了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

1938年11月9日，在德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水晶之夜”。这个极似具浪漫色彩的名词，却是与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从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间，德国各地的191座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超过7500间的犹太人的百货商场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数百幢的犹太人的居所被毁之一炬，数千名犹太人惨遭毒打、侮辱，大约3万名犹太富人遭到绑架，被勒索高达10亿马克的赎金。劫难之后，四处都是残垣破壁，破碎的玻璃在惨白的月光的照射下犹如哭泣的水晶闪闪发光。事后，为了补偿“众怒”，犹 太居民还必须掏出100万帝国马克作为“赎罪金”。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受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660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同是自己同胞的犹太民族如此残酷？为什么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此屠杀之后，许多人反而还不肯住手？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思想改造”。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组织，叫做“智能小组”，小组成员前后共有22，000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问卷共有2页，设计了132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

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结束，“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参与被调查的1341万德国人当中，有650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50万名教师，65%以上的公务员，80%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

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一个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1300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国家”。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质量廉洁”的高尚质量，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够保持个人的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专制极权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

鲁索曾斥责过历史上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很“高贵”，高举着正义的标语，高呼着高尚的口号，但却干着卑鄙无耻的行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但人想做天使，却做出恶魔的行为。”由此，更值得我们反思：纳粹罪恶的形成以及众人参与的根源；更值得我们检讨：“永远将人类划分为敌人与朋友”是否正确；更值得我们质疑：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党派，其心可诛”是否理智；更值得我们诘问：“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三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教授曾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着一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十年之间，东西方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对于这样深刻的历史反思，或许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笔者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的见证者来看，答案反而显得十分清晰。这就是：当极权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觉悟到自己是否在犯罪与作孽！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说成“人民才是一切，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公民被灌输：“国家利益之上”，个人只是整个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一旦这个国家被某个政党，被某个独裁者变为杀人机器时，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信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被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作为达到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不客气地说，他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倍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

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罪恶”等等所具有的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 此时，对于他们来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

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用一种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国人的方式思维，以德国人的方式行动，他们（指德国青年）什么也不用学习”。正如这位独裁者所言，德国人10岁开始加入少年队，14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加入纳粹党，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加入德国国防军后，立即又被吸收进冲锋队和党卫军。他们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们的整个一生也都不再会有自由了。

《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部书中，真实地记载了纳粹是如何通过教育将“法西斯精神”从小就灌输到每一个德国儿童的心中。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果，纳粹分子在教科书中向孩子们讲述：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而杂种、混种、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接着，他们又将这样的例证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出现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的现象。鲁道夫.巴努什尔回忆说，老师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为了煽动孩子们仇恨犹太人，纳粹分子们还编了许多儿童读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绿色荒原上的狐狸》等来毒害污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古德伦.宝泽旺说，她至今也忘不了这些卑鄙的文章。《毒蘑菇》讲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妈妈要她到牙科医院看病。她与另外一位女同学共同到了诊室，医生先叫那个女同学进去看病。当然，这个医生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吊吊着嘴唇，大大的眼袋。这时候，坐在外边的女孩，忽然听到诊室里刚进去的同伴发出尖叫：“不，医生，请不要这样！”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示意要她进去，她吓得跑掉了。古德伦.宝泽旺回忆道，那时，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对那个女孩究竟干些什么？这个故事让我整个青年时代都无法摆脱（《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33、165页）。

在这样的教育和熏陶下，仇恨的种子就潜移默化地种下，并慢慢地开始发芽、开花、结果。当他们长大成人，参加冲锋队、或是党卫军屠杀犹太人时，已经感觉不到有任何内疚，有的只是仇恨的发泄和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一个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罪恶勾当的时候，会告诉世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见不得人的。如果邪恶势力公然以邪恶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难有邪恶势力的存在了。任何

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只有掺杂了谎言的罪恶，才会显得高尚，只有披上正义外衣的邪恶，才会蛊惑人心。但邪恶势力本身对自己的罪恶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如何才能让善良的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罪恶。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会有悲剧，而最大的悲剧就是被邪恶势力所欺骗，助纣为虐，却一直以为在维护正义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二战中的德国人是这样，那么，“文革”中的中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