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弘扬长征精神手抄报范本

最新弘扬长征精神手抄报范本二

按照局机关党委微党课活动的安排，根据个人近期所学、所知、所悟，今天向各位领导汇报讲解“长征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长征的整体介绍;二是长征的背景及其原因;三是长征的会师地点为什么选在了陕北?四是长征精神及其重要意义。

2019年5月20日，在江西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赣州市于都县，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敬献了花篮。在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时代变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陕北红军，是指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没有损失的部队，总指挥是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

最初，是在1929年1月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创建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到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5个县，在2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1、长征前毛主席在一直赋闲。1932年10月，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期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召开“宁都会议”，左倾领导人王明、博古批评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为“纯粹防御路线”和右倾路线危险，随后毛泽东被解兵权。虽仍然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当时，王明因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感觉危险，已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国际代表米夫去了苏联。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组成。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三人团”开会时，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将德、英、饿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

博古原名秦邦宪，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他极具学习天赋。李德掌握军事大权，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费雷德里克大帝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决，不只知道堑壕战、阵地战。

2、湘江战役。蒋介石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于是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由此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到达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

3、通道会议。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时，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4、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风”，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五是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六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七是扎西会议。1935年2月5日到9日，中央红军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扎西会议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八是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灯出发，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

这次会议同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期，毛泽东既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作壁上观甚至于改换门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念而生、不因个人荣辱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正是这种定力，让党和红军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随着军阀之间混战的结束，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红军兵力不足4万。

1931年2月，国民党调集20万大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兵力仍不足4万。

1931年7月至9月，国民党调集30万大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兵力3万多。

1932年12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调集40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兵力4万多。

1933年9月～1934年10月，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围剿和反围剿争夺一整年。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术，在根据地周围构筑大量的碉堡，包围圈平均每天推进两三里，甚至几百米，一面前进，一面筑碉堡，达到“抽干塘中水，捉住塘中鱼”，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在此期间，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曾建议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被李德否定。李德指挥以堡垒对堡垒，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战术上采用“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和“堡垒战”，但是一打，敌人进碉堡，我军暴露在外，尽遭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十分被动，加上军力悬殊，节节失利。主要看以下数据：

一是林彪、寻淮洲、罗炳辉的红1、7、9军团，在福建与敌蒋鼎文、汤恩伯第2陆军6个师拼杀一个星期，无力抗衡，失守建宁城。

二是彭德怀红3军团与敌刘和鼎第9总队4个师交战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三是敌南路军陈济棠占领会场筠门要塞，敌李延年第4纵队占领福建连城，敌薛岳、吴奇伟第6路军占领江西永丰龙岗。

四是彭德怀、董振堂的红3、5军团，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大刀，组织汤恩伯、樊菘甫第10、第3纵队5个师近8万人的进攻，红军伤亡2300人，其中干部就达600余人，广昌以南全部失守。

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所以突围“大转移”，只剩这一条路，且刻不容缓。

在1934年5月，李德首先提出“大转移”，但并非是长征，而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企图到湘西与第2、6军团会合，寻求外线的无堡垒作战。大转移，保密工作很稳。1934年5月，只有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知道。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知道。9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但只说明了大转移，但未说明转移方向。

一是舆论上的准备：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口号，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

1934年7月8日，博古在演讲时指出：“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作了相应的决定”。

7月15日，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8月1日，中央苏区纪念“八一”建军节，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典礼，突出“红军北上抗日”这一中心，将“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词，向全体部队宣布，并要传达到每个战士中去。”

二是兵员上的准备：

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的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10万人。

9月4日，在“大转移”前夕，中央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21、22、23三个师，组成了红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三是物资上的准备：

整理了兵工厂，每月造炸弹5万发、翻造子弹达70万粒，累计修理迫击炮弹共3000发，成为红军有以史来兵工厂空前的成绩。

8月9日的《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余万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问红军。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100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四是军事上的准备：

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军25军突围转移。

8月，任弼时、王震、萧克、王首道，率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2军团会师。

9月，寻淮洲、粟裕率红7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曲。

“大转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实施，由于蒋介石已发觉红军有转移的意图，命令各路军加紧进攻，前线战局急转直下，红军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围，不走不行了。于是，1934年10月11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大转移”提前了近一个月。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当时，凡是接到命令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就是从基层召集长征干部的代名词。所有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党的高级干部的去留，都是由博古说了算，比如项英、陈毅、瞿秋白、毛泽覃等同志被留在苏区。项英担任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

项英、陈毅和陈毅领导留下的1.8万余人，即红军第24师加上当地民兵和一大批伤病员，这是一支缺乏训练和战斗力的小部队，无法与蒋介石调集来的10万大军相抗衡。红军主力走后1个月，红都瑞金陷落，17日于都失守，11月23日会昌被占。12月，项英和陈毅上山打起了游击战。到1935年3月，1.8万红军中的大多数人均已战死。

1935年4月26日，国民党军包围瑞金红林山区，毛泽覃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而牺牲，时年29岁;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以南被国民党抓捕，6月18日在罗汉岭从容就义。

瞿秋白，原名瞿船，常州人。据吴黎平回忆，瞿秋白得知自己被留下时，情绪特别激动，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后命运的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犯过错误(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王明、博古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他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犯有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6日，在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在长征方向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具体说就是南北两个大方向: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提出的方案;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此外还有一个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长征是应该往川康走，往陕北走，还是往新疆走,当时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面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北上抗日的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南下路线遭遇了惨重失败，红四方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了不足4万人，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

一是舆论的正确。1935年，日本已经吞下了东北，正在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迎击日寇，这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仅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赢得了杨虎城和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同情，甚至也赢得了受到日本巨大压力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同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和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张学良、杨虎城不仅不肯全力“剿共”，反而让出地盘，对红军接济钱粮和武器，使得中共中央顺利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大本营，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能够迅速深入华北、山东，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与红一方面军的前进方向相反，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时，由于与遭受日寇侵略的区域越走越远，所以无法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而只能以“赤化全川”相号召，这不仅不能获得四川地方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的同情，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殊死抵抗。他们倾尽全力，与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展开大战并大败红四方面军，迫使红四方面军退出四川。

二是地理位置。落脚西北一隅，远离长江中下游流域这片被国民党视若禁区的核心地带。此时此刻的共产党远走西北，使国共矛盾暂时缓解。国民党迫于民意和舆论，经过权衡，逐步放松“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转而着手准备抗战。红军落脚陕北地区，客观上减轻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为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全面抗战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到那么多的根据地呢?”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党接触，共图合作抗战。

但在陕北，蒋介石面对毛泽东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无可奈何，杨虎城、张学良不愿意把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蒋介石的一切软硬兼施都无法让他们继续进攻红军。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来霸王硬上弓，命令西北军、东北军让出战场，让中央军入陕“剿共”，结果引爆了“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军事上处于极度弱势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了军事上占尽优势的蒋介石。

什么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地总结了长征精神五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战胜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是长征精神的首要元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长征精神的本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长征精神的特色，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是长征精神的体现，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是长征精神的内核。因此，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激励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开拓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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