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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谈谈家风及对自身的重要影响篇一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率、利率和国际收支等诸多因素存在密切联系，然而，这些影响因素在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体中，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也有所区别。本文对10个发达国家与10个发展中国家1993-2004年通货膨胀及其影响因素的10个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经济因素进行考察，以期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通货膨胀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一直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大多数研究只讨论通货膨胀和某单一经济因素的相关关系，或者只是泛泛地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做定性分析，实证研究也只是采用简单的比较分析方法，而关于发展程度对于通货膨胀影响的研究却鲜有涉及。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程度不同，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升程度，即关于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也因国而异。本文以历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分析经济增长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影响因素分别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通货膨胀的贡献程度，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经济因素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说明他们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从而为避免严重的通货膨胀，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衡量通货膨胀程度主要指标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及价格指数（其中最常用的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本文选取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反映通货膨胀变动程度的指标，即选取被解释变量为cpi（y）。

根据通货膨胀的特征，要研究通货膨胀就必须对变量进行广泛的筛选、并且要进行长期观察，以便反映价格水平持续的长期变化过程。本文采用年度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和文献综述中所介绍的理论和相关研究，拟出准备选取的解释变量如下：经济增长率（x1）、实际利率（x2）、官方汇率（x3）、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率（x4）、居民人均最终消费年增长率（x5）、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x6）、经常性收支差额占gdp的比例（x7）、货物和服务进口年增长率（x8）、海外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比例（x9）。

基于上述指标，本文选择两组共20个国家1993─2004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数据主要根据中宏数据库的世界经济数据统计库进行整理汇编），其中发达国家10个（美国、日本、英国等），发展中国家10个（中国，印度，白俄罗斯等）。所选择的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分标准，主要参考了世界银行的相关统计资料以及其它网上搜取的相关资料。

完成了变量及数据选取，现在对本文进行模型选定。设定模型的一般形式为：yit=αi+xitβ+uit。其中，xit=（x1it，x2it，……，xkit），β=（β1i，β2i，……，βki），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误差项uit均值为0，方差为σit。在李子奈、叶阿忠（2000）的文献中将panel-data模型分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三种类型。采用panel-data建模时，首先要对模型进行f检验来判断选择那类模型。当我们经过检验需要采用变截距模型，也就是模型2的形式建模时，需要进一步确定截距的变化是固定影响还是随机影响。

从理论上来说，当截面单位是总体所有的单位时，固定影响panel-data模型是一个合理的模型；如果截面单位是随机抽取自一个大的总体，把所抽样本的个体差异认为服从随机分布可能更合适。从实证上来说，我们可以用hausman检验，来判断这种影响是固定影响还是随机影响。经过分析与比较，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

通过模型设定和具体分析，可最终建立如下分析模型：yit=αi+βk∑i=1xkit+uit（k=1，2，3，…，9）。其中，y为消费价格指数年变化率，即被解释变量为cpi，各个x变量的含义同文中第二部分，i表示各国，t为时期。

经过变量数据选取和模型构建，本文利用eviews5.0，采用sur估计法（可行广义最小二乘回归（fgls）对数据分析，采用sur法的目的是同时对截面数据的异方差性和同期相关性进行修正，减少二者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变量进行逐个筛选，最终发现gdp年增长率、实际利率、官方汇率、居民消费人均年增长率和军费开支占国民支出的比重一起作为解释变量时，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好。从软件输出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调整后的判定系数值为0.9991，说明解释变量解释了被解变量平均值变化的99.91%，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各系数t检验的p值均为0，也就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选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f检验的p值的0，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拟合的.方程是显著的； dw=2.088，此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各项检验值也在合理范围内，因此将模型确认为最终使用模型。

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公共截距项为-232.95。从fixed effects （个体不同截距项）中可以看出：国家之间的个体差异比较大（输出值从-433至589，而且距离零值均比较远）。其中俄罗斯常数项的值（最小值）达到-434，巴西（最大值）为589，系数项结果为：gdp增长率项-19.83、实际利率项-5.88、官方汇率项-0.01，这表明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官方汇率与物价水平负相关，其中经济增长率、利率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影响很大，会对物价水平上升起阻碍作用，而汇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居民人均消费年增长率项6.15、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项205.52，表明它们与物价水平成正相关关系，两者的系数都很大，军费开支占国民支出的比重项的系数更是达到206.5，发展中国家物价水平的波动受军费开支的影响很大，居民人均消费年增长率上升也会给物价水平带来上升的压力。

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发达国家进行分析。最终选择gdp年增长率、实际利率、官方汇率、居民消费人均年增长率和进口贸易年增长率一起作为解释变量时，发现该模型的拟合优度量好。从软件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调整后的判定系数值为0.9275，说明解释变量解释了被解变量的92.75%，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各系数t检验的p值均为小于0.05，也就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选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f检验的p值的0，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拟合的方程是显著的； dw=2.127，此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各项检验值也在合理范围内，因此将模型确认为最终使用模型。

对本文模型拟合优度最好的变量进行比较会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自变量中都有经济增长率、实际利率、官方汇率、居民消费人均年增长率，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项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年增长率项表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导致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不同。

相同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下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情况也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率项为-19.83，发达国家gdp增长率项为-0.09；发展中国家实际利率项为-5.88，实际利率项为0.04；发展中国家官方汇率项为-0.01，发达国家官方汇率项为0.0007；发展中国家居民人均消费年增长率项为6.15，发达国家居民人均消费年增长率项为-0.05。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相同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情况不但存在差异，而且有的差别还很大。这些变量的值存在着正和负的区别，不过这只是在说明关系的方向，而我们更加关注这种关系的程度，因此，单从绝对值来进行比较。比较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变量系数比发达国家大很多：gdp增长率项为200倍，实际利率项为146倍，官方汇率项为14倍，居民人均消费年增长率项为121倍。这表明这些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变化引起通货膨胀变化的幅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从模型截距项的对比可以看出以下区别：公共截距项差别很大。发展中国家为-232.95，发达国家整体的公共截距项为2.41（从绝对值来比较相差约100倍）；经济程度不同的fixed effects间个体的差别很大。发展中国家的区间为-433到-28和16到589，发达国家为-2到2；经济程度相同的fixed effects间个体的差别很大。发展中国家的跨度约为1000，发达国家为4。综合来看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常数项值很大、而且差距很大，发达国家的值很小、而且很集中。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通货膨胀影响因素会有不同，拟合结果中军费开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解释得比发达国家明显，而进口贸易在发达国家的影响解释比发展中国家明显；相同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下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情况差距很大，就是相同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变化引起通货膨胀变化的幅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这说明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波动情况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容易变得很剧烈、比较不容易控制，不过这表明通货膨胀影响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引起调节作用非常明显，虽然同时又有很高的风险；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会导致通货膨胀受本文拟合变量以外因素影响情况差异很大，发展中国家的常数项值很大、而且差距很大，发达国家的值很小、而且很集中，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物价水平具有很大的弹性，容易出现大幅度波动，而发达国家则相对缓和得多。

1.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3.郑雨，李新波.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j].金融管理，2007（1）

4.陆云航.中国货币存量、价格水平和gdp关系的经验研究；1952—2003[j].经济科学，2005（2）

家风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谈谈家风及对自身的重要影响篇二

一、引  言

一般来说，在适当的背景下建立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可以成为推进工业化发展和结构转型的有效途径。从全球范围上看，经济特区也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与实现经济转型的政策工具。《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提到经济特区在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世界银行，2019年）。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年发布的最新《世界投资报告》，经济特区模式已被全球140多个经济体所采纳，其中包括近3/4的发展中经济体和所有转型经济体。近年来，经济特区的数量迅速增长，在147个经济体中至少有5383个经济特区（仅包括主要经济特区）。其中，大多数经济特区都是多功能区。产业园区和创新园区主要集中在更发达的新兴市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特区则主要侧重于物流。

作为产业政策的工具之一，经济特区应该通过克服市场失灵来成为市场的重要补充力量。市场失灵包括土地市场失灵（如土地不可用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和安置问题等）、产业集聚所需的工业基础设施不足（如电力、水、天然气、电信、废物处理等），以及政府内部或政府与企业间协调失败导致的监管不足和商业环境不佳。作为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工具，经济特区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效果参差不齐，一些地区或国家（如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另一些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仍在努力使经济特区发挥作用。

二、经济特区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引擎

中国经济的成功与其众多的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密不可分。今年是中国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从1980年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最重要的是，经济特区（尤其是最早一批）成功经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成为中国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经济特区与众多的产业集群一起，为国民生产总值、就业、出口和吸引外资作出了巨大贡献。经济特区还在为中国引进先进技术和吸纳现代管理经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9年10月，中国共有国家级经济区628个，省级经济区2053个。如果把各类工业园区（包括地方工业园区）计算在内，将有15000多个工业园区，占全国gdp的比重超过30%。2013—2017年，国家级经济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22.4%以上。因此，从广义上讲，经济特区在中国经济和城市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引擎。

中国经济特区和产业集群的主要经验可以总结为循序渐进的实验性方法、政府强有力的承诺，以及国家积极务实的推进措施。具体包括高层领导人坚定的承诺和务实的重要性、优惠政策和广泛的制度自治、政府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特别是在公共产品和外部效应领域、公私伙伴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和海外华人投资、明确的目标和有力的基准化分析、监督与竞争、商业价值链和社会网络，以及持续的技术学习和升级等方面。

三、经济特区的全球经验探析

全球经济和市场行情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因此，经济特区也在不断发展，以适应新的商业和经济环境。虽然早期的出口加工区（现称之为“工业区1.0”）在许多国家取得成功（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出口和外汇收入），但也有其局限性。他们往往成为飞地，没能与当地经济形成紧密联系，同时严重依赖财政补贴。考虑到这些限制以及不断变化的全球宏观经济和监管环境，许多国家开始接纳经济特区的现代概念，如经济特区的规模更大，与当地经济有更多联系，具备更多功能，并较少依赖激励措施，这样的经济特区被称为“特区2.0”。一些国家，如中国，甚至宣布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为经济特区，以测试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效。这种做法在许多东亚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日益关注，工业区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朝着更加全面综合的方向发展。“特区3.0”方案综合了“特区1.0”和“特区2.0”的经验，并致力于创建一个综合解决方案，以应对全球低碳或绿色增长新趋势，以及贸易和投资政策、产业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新兴的“特区4.0”重点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和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商业环境，并借助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3d、机器人技术、金融科技等数字技术的支持。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马来西亚数字自由贸易区。

1. 把经济特区纳入长远发展战略。应将特区发展充分纳入国家或区域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毫无例外，经济特区计划应该成为国家或地区发展议程的一部分。这些计划的设计应能最佳地补充和支持比较优势，而这些优势应通过详细的战略规划，可行性和总体规划过程进行验证，并充分考虑其商业可持续性、目标市场和业务、增长轨迹、基础设施可用性、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环境可持续性。这是确保它们能够立足于实际市场需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韩国、新加坡（整个国家都可以视为经济特区）的经验都强调了这一点。例如，在韩国，出口一直是该国工业化过程中的首要任务。政府已经开始利用大量政策工具，特别是通过经济特区以推动出口。在中國，经济特区主要是作为实施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构建经济发展增长极和城镇化增长极的一种重要手段。

2. 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框架。这需要一个可预见的、透明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以确保各方角色和责任的明晰，并为开发商和投资者提供相应的保护。这一框架还有助于确保这些经济特区吸引有效的投资，并具备领先的商业、社会和环境标准。一个明晰的法律框架也将最大程度减少不可预测的风险，如政治阻碍或干预和土地投机等因素。此外，政府坚定履行在该方面的长期承诺，将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以及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充足供应，为区域的顺利发展提供额外的支持。与此同时，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协调和各自角色的分工，对于不同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尤为重要。

3. 创造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包括高效的公共服务（如一站式商店）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区域计划的关键目标之一是克服在一个经济体中经商的限制（包括软件和硬件方面）。特区应努力提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而不是主要集中在税收优惠等财政激励措施上。这些项目必须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如电力、水、道路和电信。与此同时，特区可以作为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和监管改革的“试点”。这在许多东亚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如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得到印证。重要的是确保整个经济都能从中受益。在世界上几乎所有成功的地区，基础设施都是高质量的，一站式服务和售后服务水平也是高效的。例如，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韩国和迪拜特区的特色，都使得其对投资者非常具有吸引力。

4. 精心规划、设计和管理特区运营。因为开发一个区域投入巨大，所以开发过程需要非常仔细地规划、设计和管理。规划过程应包括对需求状况、当地市场行情、联通性、工业基础、供应链、商业环境以及土地和劳动力供应进行严格评估。为了避免建成性能差的荒废区域，确保基于业务实际需求的区域计划是至关重要的。为确保这个区域能够顺利及有效率地运作，可透过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ppp）的方式，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有经验的私营部门伙伴可以协助参与规划与管理，甚至提供某些基础设施和服务。

5. 提供持续的技能培训和强大的人力资源。任何地区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都是提供定制化的教育和培训，以提升知识和技能。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整个商业环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投资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培训内容和方式可能因不同地区和部门的不同需要而有所区别。毫无例外，培训必须不断更新，以跟上商业和工业发展变化的需要。同时，还可以提供某些政策激励，鼓励企业对其雇员进行技能培训。当人才队伍无法适应当地发展的需要，可以实施政策从其他地方或海外吸引相关技能的人才。

6. 持续进行技术和产业学习、创新和升级。特区要提升生产力和维持长期的竞争力，就必须跟上科技和工业创新的步伐。为了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时保持可持续发展，通过促进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转让，并推动产业升级是很重要的。这些措施包括扩大有针对性的、适用的研发支出、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支持有针对性的企业孵化器和吸引人才。大多数经济体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起步，然后逐渐向价值链高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然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成功的转型需要较好地结合市场与政府的力量。

7. 增强战略性互联互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个人、企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是提升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联通性包括物理维度和政策维度。贸易、移民、信息、运输和过境、能源和资金流动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要成为结构转型的催化剂，区域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拥有或与具有良好贸易物流和海关服务的关键基础设施（如港口、铁路和公路）相联系、与具备国家或城市的比较优势的当地资源（例如农产品加工或电子产品）较好匹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关注国内外市场需求、与当地经济建立联系等。尽管过去一些“飞地”示范区（特别是出口加工区）取得了成功，但当代示范区的成功正日益与当地经济交织在一起。特区需要建立本地比较优势，并将本地供应商作为其价值链的一部分。在中国，大多数开发区都与现有的本地集群紧密相联。因此，特区和本地集群通过商业联系相互加强。

8. 在工业发展和社会/城市发展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区域对东道国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效率——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园区项目不能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受训员工晋升的机会，并忽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或者如果它们从剥削低工资工人中获得竞争优势，该园区项目就不太可能成功。使用这种策略的项目无法实现可能的动态利益，它们很可能被迫进入“逐底竞赛”的状态。相比之下，如能认识到技术工人的价值，并寻求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工作和物理环境的园区项目，让这些技工在其中能到快速发展，将有利于促进园区项目的升级。住房、健康服务、教育的质量和成本以及犯罪率是任何工人群体最关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上合格的工人。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娱乐设施、环境卫生和物理基础设施（例如交通和电信）的状况也非常重要。

9. 建立和使用一个监控和评估系统。尽管成功的经济特区计划对促进结构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些计划代价高昂，风险也很高。创建工业区是一项绝不能掉以轻心的工作。立法必须到位并有效实施，以规定区域计划的性能标准，并为处理必要的过渡设置条件。当区域达到其生产生命周期的结尾时，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计划。这需要一个严格的监测和评价制度，以定期监测和评价它们的表现。相比早期的多数特区由政府进行开发，如今更多的特区是通过公私合作（ppp）进行开发，私营部门的参与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部门的职能通常包括实施透明和明确的监管框架，提供土地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为基础设施融资，以及监督私人开发商或经营者。另一方面，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则负责区域开发和运营、提供某些现场基础设施和服务，如资产管理、全球拓展和投资者关系。

10. 注重解决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区域3.0”方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生态工业园区（eips）。生态工业园区涵盖范围广泛的方法，但它们主要都是以可持续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根据园区项目的不同优先级，生态工业园区可能会有不同的名称。这些可能受到国家工业用地框架（例如工业区或是公园）和国家或地区开发商的发展优先事项（例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是生态废物管理）的影响。

四、提高经济特区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

虽然中国通过经济特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即环境恶化。随着对气候变化的日益重视，环境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其中最主要的是严重的水质、空气和土地污染以及大量的工业废物。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中国的环境成本约占gdp的8%。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实施了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并试图利用财政政策促进企业采用“绿色技术”并进行创新。在国家层面，政府正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将更加注重质量，注重技术升级和服务领域。

另一方面，经过认证的eip数量仅占整个工业区的11%。同时也应看到，实现所有工业区的“绿色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作为新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在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是国家认证的绿化区/城市。由于华为、腾讯、中兴等科技巨头的强势存在，深圳在数字技术的创造和应用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近十年来，深圳已成为中国最具创新力的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发展规划，将为深圳和整个地区提供巨大的新机遇。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发展中心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占全国gdp的14%左右，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都具备很强的优势，一些产业甚至超过了世界同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共有11个城市），湾区不仅是中国的未来城市群，也是全世界的未来城市群。然而，为了长期可持续发展，它需要建立在一个更加有利的商业环境和市场友好型的生态系统上，再辅以亲市场的政府支持。考虑到这11个城市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如深圳和肇庆），采取更加包容的发展方式，同时不断推动领先者的发展同样重要。

（作者系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刘志杰译）

家风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谈谈家风及对自身的重要影响篇三

小时候过年，母亲都会用废纸做一个红灯笼，除夕时把压岁钱放进里面，然后挂在老屋被柴火熏得黢黑的楼板上。灯笼上红色的流苏，在柴火的青烟中摇曳着，一晃过了30年。

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模仿能力很强。小时候，外地商人来村里叫卖东西，母亲总能模仿着对方的口音与其交流，弄得别人以为遇到了“同乡”，不觉在“他乡遇故知”的感动中欣然同意了母亲的砍价，母亲也常常会高兴地款待他们一顿饭。母亲因此掌握了不少“洋腔洋调”，受到村里妇女同志们的集体崇拜。不仅如此，母亲也常常凭借着出众的模仿能力而“引领”着村里的潮流。毛衣的新织法、鞋垫的新花样，她在别处只看一次就能记住，回家就能仿制出来，引发其他家庭主妇的争相模仿。在这样的手工活中，母亲练就了出色的学习和动手能力。

然而，小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缺衣少食是常态。大方地请陌生人吃一顿饭的机会还是很少，穿新毛衣的机会也屈指可数，常常是拆了又织，织了又拆，随着季节的变换和我们的成长，相同的毛线在母亲的巧手中不断变化着大小和款式。母亲节俭惯了，或许也是在那个时期学会了用废纸扎灯笼。

那时农村的新年是贫瘠而又不失温馨的，因为物质的匮乏，我们几乎看不到绚烂的烟花，吃不到缤纷的糖果。母亲用废纸制作的灯笼为我们朴实的新年增添了一抹亮色。平日里母亲就开始准备材料了，她收集了很多香烟或白酒的包装纸，必须是那种闪亮的红色包装纸。年前的一个晚上，母亲拆开摊平这些纸，先用铅笔笨拙地在背面画出图案，然后用剪刀沿着线条灵活地剪下来，再用纳鞋底的红线把节点一针一针缝起来，最后撑开结构，一个手工灯笼就这么做好了。没有流苏的灯笼是不够飘逸的，母亲又用纳鞋底时剩的红线头，做了大大小小的几个流苏，最大的挂在灯笼的下面，小的挂在几个角上。红色的灯笼，红色的流苏，在黢黑的楼板下显得格外喜庆。

最让人期待的是灯笼里的压岁钱。年三十的晚上，母亲会当着我们的面把压岁钱装进灯笼里，那些都是母亲平日里积攒的崭新零钞，新到能“割耳朵”，母亲认为旧的不吉祥。从那些1角2角的钞票放进灯笼那一刻开始，我们就盼望着，盼望着正月十五的到来，因为只有到了那一天，灯笼里面的压岁钱才会真正属于我们。拿到压岁钱的那一刻，是过年最开心的时刻。

30年后，我们都长大了，双肩上担着家庭和国家。我们没有那么期待过年了，但母亲做的红灯笼我永远难忘，母亲言传身教给我们的勤劳节俭的家风，也一直影响着我们。

今年，我也想给我的孩子，做一个红灯笼。

家风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谈谈家风及对自身的重要影响篇四

摘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无疑推进了世界各国双边及多边机制的形成，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我国经济而言，虽然在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一板块上的起步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和经济规模增长都十分迅速。其中，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辐射范围最广的自贸区，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历程及特点，从区域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其建设的多方影响和战略意义。

关键词：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域经济学；战略意义

一、自由贸易区的概述及职能

1.自由贸易区概念

世界贸易组织对自由贸易区的界定，其主要是指两个及以上的国家，为了实现相互之间的互通有无以及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在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的指导下划分出来的贸易自由化发展区域，即被称为自由贸易区。通常来看，自贸区内的商品会被免除关税和数量的限制，贸易政策更加自由化，有利于缔约国之间商品、服务、人力等各方面资源的自由往来，是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使用的一种贸易区域划分形式，有利于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除此之外，在《京都公约》中对自由贸易区还有另一种有别于wto中对free trade area的阐述，公约中所界定的自贸区为free trade zone，是指某单个主权国家或地区在其境内划分出的一小块区域，对该区域内的进口商品实行保税、免税或者税收优惠等政策，从而降低该主权国家的贸易成本，促进其对外贸易的发展。fta与ftz的界定有所不同，但均是为了推动国家及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所圈定的区域[1]。

2.自由贸易区职能

在自由贸易区内，各进口商品的流通通常会免受区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在自贸区内，外国船只可以较为自由的进出，货物也能够免除关税、自由往来。对在境内设置自贸区的缔约国而言，自贸区的建设有利于推进本国出口贸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和较好的地理位置优势有利于本国出口贸易企业的集聚，从而发挥区位优势和集聚效应，推动出口贸易的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在自贸区内投资设厂或是建立贸易链环节的出口企业也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从而有利于其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和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与在境内设置自贸区的缔约国有一定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而言，出口到该国自贸区的限制更小、关税更低甚至免除、贸易更为自由化，因而，也有利于推动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發展。

从国际范围来看，由于自由贸易区建设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和外贸刺激作用，因此，世界范围内自贸区的数量越来越多，覆盖的国家及地区越来越多；且随着自贸区内出口贸易企业产业链的完善，自贸区的功能也开始有了综合性的发展；其次，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在各区域的差异较大，因此，因地制宜和特色化管理制度的自贸区也开始广泛化发展[2]。

二、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及发展

1.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规划建设

2013年9月，位于上海市东部浦东新区的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并于2014年年底将面积扩大至120平方公里，上海自贸区主要包含了成立较早且发展基础好的外高桥保税区及其物流园区、我国第一个报税港区洋山保税港区、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综合保税区域，以及陆家嘴金融片区和张江高科技片区等七个区域。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是我国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我国实施范围最广、成立时间最早的自贸区，作为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验田，承担了包括国际贸易结算、融资租赁、投资贸易自由化发展等多重功能优化的重要职能，其建设过程包括行政规划、法律完善等多方面在内的设计，同时也充分考虑了自贸区建设的可复制性和推广化发展的需求，为我国其他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2.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现状

自2013年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正式成立后，其开始承担起了我国自贸区建设实验田的重要职能，也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今年也是上海市自贸区成立的第五周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创新、自由贸易发展、投资项目吸引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更具历史意义的是，随着我国多地自贸区的建设，上海市自贸区也将其制度创新的成果推广到了全国，为我国总体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保障[3]。

在经济新常态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开始更加注重经济结构和外贸结构的调整，上海市自贸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制度政策，依旧保持着巨大的外资吸引力，随着上海市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外资外企在上海市的投资步伐也在随之加快。从跨国公司数量和总体资金规模增速的不断提升可以看出上海自贸区的外贸水平依旧保持着较高水平和较快发展；且随着摩根资产管理等在内的具有较强影响力和规模的外商独资企业在上海市的落户和发展，不难看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国际营商环境已经开始形成并完善，这对于自贸区的长期化发展具有相当的意义。此外，随着2018年6月上海市自贸试验区工作推进会上多项金融改革和金融服务业开放战略的提出，上海自贸区的金融业发展步入到了创新性更强、国际化水平更高的新阶段，由于金融的国际化发展和我国国际结算水平的提升对于外贸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而该项金融创新战略的提出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我国贸易的自由化发展[4]。

三、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影响

1.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和发展推动了我国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提升。首先，自贸区通过关税的减免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吸引了大量出口贸易企业的投资设厂，企业在此的集聚无疑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基础税收，位于浦东新区的自贸区发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上海市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而上海市作为长三角的中心城市，其经济水平的提升对浙江、江苏各地也有着极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了长三角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化水平。其次，上海市在长三角城市区位中更多的是作为港口城市存在，因而自贸区建设带来的大量外贸订单也多是由浙江和江苏的各大临近城市承接，从而也直接推动了长三角城市区位优势的形成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推动我国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进程

从区域经济学角度来看，上海市自贸区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进程。我国长江经济带覆盖了长江沿岸的11个省市，区域gdp总额占比超过了全国的40%，是我国东中西部协调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区域。上海市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长三角也是长江经济带中城市群建设的核心，因此，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给长三角区域经济带来刺激和增长的同时，也增强了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带动力。同时，自贸区建设带来的规模化资金和外贸订单也在长江经济带东中西协调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转移到长江沿岸的中西部区域，以长江这一黄金水道为依托，极大地增强了其沿岸各省市的分工协作水平，推动了我国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进程。

3.推动我国经济的总体协调化发展

上海市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最早建设的自由贸易实验区，承担着包括金融创新、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推广等在内的重要历史使命。随着上海市自贸区的快速发展和制度完善，我国在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等各省市也规划建设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因为有了上海市自贸区的建设经验和发展规划借鉴，其他各省市的自贸区建设都取得了极高的效率和显著的成效，我国大江南北各个自贸区的发展都对其所在省市及城市群有着不同程度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也推动了我国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和我国经济的总体协调化发展。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郭芷青，佛山市第一中学学生。

家风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谈谈家风及对自身的重要影响篇五

【摘要】文章基于eiu国家风险模型的数据，对中国对外投资中17个主要东道国的国家风险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来看，东道国汇率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银行业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他细分风险项和国家总体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来说，在直接影响方面，东道国的汇率风险会刺激东道国居民对币值稳定的人民币的使用和存储偏好，而银行业风险则会抑制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金融服务建设，东道国国家居民和中国居民对国家风险的敏感性没有明显的区别。在间接影响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风险表现出风险偏好，而其他风险和国家总体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当前大部分中國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偏向获取资源，但对资源的需求仍会受到汇率波动、主权风险和银行业风险等的一定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6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而逐渐转向多元化，但是进程缓慢。这种事实上美元依旧起主导作用的货币体系的弊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给世界各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至此之后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国际呼声日益高涨。中国政府也在此次危机中意识到了不合理货币体系的危害，开始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并取得一定成果。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在2011—2018年7年间已经增长接近10倍。

针对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已有研究认为实现路径主要有三条，分别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金融平台建设。在国际贸易路径中，货币发行国进出口的不断增加将为该国货币发挥计价结算和投资功能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贸易规模增大后，该国货币的交易成本将下降，对发挥该国货币的主导作用产生利好，因此我国国际贸易的增加将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黄卫平，2015）。在国际投资路径中，学界通常关注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提升进而促进其经济发展，带动国际贸易规模增大，同时有助于母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最终推动货币国际化，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将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叶华光，2010；
涂永红，2017）。在金融平台建设上，货币发行国搭建境外金融平台能够拓宽该国货币跨境资本流通渠道，进而对推动货币国际化起到辅助作用，因此我国金融平台建设力度的增大将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王景武，2014）。而当前，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增长迅猛的对外直接投资正代替增长放缓的国际贸易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动能（涂永红，2017）。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目前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这些国家基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国家风险往往普遍较高。且2020年开局前后，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日益升级，主要经济体股市和外汇市场较为动荡，众多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国家风险正不断增大。因此，在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东道国国家风险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环境特征。具体来看，一方面，若东道国政局不稳、经济动荡、市场监管较差，投资项目的安全性将无法得到保证；
若东道国政府效能低下，投资项目无法按期实施将增大投资成本；
若东道国银行破产等金融领域风险较高，基于对金融风险传导的担忧，母国在该国的金融相关建设也可能减少。但另一方面，若东道国战乱不断，经济混乱，该国发行的货币汇率稳定性将无法得到经济支撑，该国从事交易的投资者和贸易商人将更偏好使用币值稳定的货币作为贸易结算、投资和储备货币，这可能给币值稳定的货币发行国带来促进货币国际化的利好（赵雪情等，2019）。所以基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出发点，我们对东道国的不同国家风险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别对待。但当前分析东道国国家风险变化在投资路径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还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相关领域缺乏实证支持，因此借助历史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厘清不同国家风险在投资路径中究竟会对人民币国际化造成怎样的影响，帮助管理当局制定应对措施；
而且在进一步比较不同国家风险的影响大小后，有助于为决策者给不同风险赋予不同的决策权重提供依据，从而探索更合理的风险决策模型，做出更优的投资选择。有鉴于此，本文参考权威机构对东道国国家风险的细分，实证分析东道国的国家总体风险和汇率风险、主权风险、银行业风险、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风险五种细分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及其机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cohen（1972）最早在货币职能上定义国际货币，hartmann（1998）在此基础上提出货币国际化的程度取决于货币发行国之外的机构或个人使用其作为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手段的程度。从这样一个普遍定义出发，imi（2012）将人民币国际化定义为人民币在对外经济往来中担任国际货币的角色，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融资中逐渐成为主要计价结算货币以及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鉴于获得铸币税、提高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效率、促进一国金融深化发展及其他国家战略意义的好处远远大于其弊端（陈雨露，2005；
李稻葵，2008；
kannan，2009；
陈建奇，2014），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和路径选择一直都是研究的焦点。目前已有较多研究对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展开深入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金融平台三个路径和货币发行国的自身因素（林乐芬等，2015）。中国经济在近年步入新常态后国际贸易增速放缓，但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动力（涂永红，2017）。众多学者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从三个方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优化母国产业结构并拓宽利用国内资本的渠道，促进母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上升，从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李梅等，2012；
张晓涛等，2016；
涂永红，2017）；
其次，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动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更利于母国选择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李梅，2012；
林乐芬，2016；
姚山，2016；
涂永红，2017）；
最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母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和本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拓宽人民币跨境资本流通渠道，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的情况下，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王景武，2014；
涂永红，2017）。

在我国的“走出去”战略中，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但基于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众多国家经济结构脆弱、地缘冲突频发、金融危机不断，是许多投资机构的投资红灯区，因此东道国的各种国家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巨大挑战（马赛，2017）。然而，现阶段仅有部分文献关注到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且还处于理论分析阶段（黄腾，2019；
马翩宇，2019），其他大部分研究则没有将东道国国家风险对ofdi的影响以及ofdi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相结合，进行完整的研究。

国家风险最初是指由某个国家发生的事件引起的跨边界贷款损失风险，這种风险与企业或个人无关（nagy. p，1978）。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其内涵现已扩展到政治、经济、金融和社会文化等方面（dasta，1985；
duncan，2000；
王海军，2012；
周伟，2017）。从usher（1965）开始，学界比较关注东道国国家风险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但就各分项风险如何影响ofdi的问题，学界一直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在经济风险方面，部分学者运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发现国家经济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王海军和高明，2012）；
但部分学者则发现东道国经济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duanmu，2012；
沈军和包小玲，2013）。在政治风险方面，部分学者发现政治风险会限制高风险国家参与国际贸易（anderson，mar-couiller，2002），部分学者却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显著抑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林良沛，揭筱纹，2017；
黎绍凯，张广来，2018），但也有学者通过对中国ofdi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政治风险偏好性（buckley，2007；
kolstad，wiig，2012；
ramasamy等，2012）。在汇率波动风险和信贷违约风险等金融风险方面，部分学者通过分析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中国ofdi显示出很高的金融风险偏好性（沈军和包小玲，2013；
王永中，赵奇锋，2016），但也有学者通过2000-2013年oecd的国家面板数据，发现金融风险对中国的ofdi有显著的负影响（王璐雯等，2017）。现有研究聚焦东道国的不同细分风险项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但忽略了这些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对投资者母国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效应。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东道国居民选择使用和储藏的币种、母国投资者投资偏好以及投资效果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冲击，探究东道国国家风险的上升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并且明确细分风险项各自的影响机制，对于帮助投资者合理规划投资区域，帮助决策者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假设

风险（sovereign debt risk）、银行业风险（banking sector risk）、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和经济结构风险（economic structure risk）。其中，主权债务风险主要评估主权或实体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
汇率风险主要反映一国货币贬值的风险；
银行业风险反映一国主要银行出现破产或无力清偿债务而引发银行系统性危机的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评估政治稳定和政府效能；
经济结构风险主要反映一国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完善。而国家总体风险则是对上述五个方面细分风险的平均情况反映，由各个风险的平均值测算得到。

国家总体风险和各项细分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综合影响均包含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考虑五种国家细分风险对人民币国际支付功能和国际储备功能的直接影响（图1），后者主要通过先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进而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两阶段实现，因此影响实现的关键在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情况（图2）。

1.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影响

的货币替代理论（1969），我们认为当与东道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贬值相关的汇率风险较高时，使用币值随市场波动较大的货币进行交易和投资将面临更多损失的可能，此时，东道国居民在利益的驱动下自然会增强对币值相对稳定的人民币的使用偏好，直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功能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母国投资者则会增加投资币种中币值稳定的比重比例，这可以直接增大人民币在该国的流通量，进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功能和国际储备功能。

若东道国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和银行业风险较高时，其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往来、其国内的金融活动均会相对减少，该国的金融建设基础和相关制度建设较他国将更加薄弱，考虑到金融风险传导的可能性，母国金融机构在该国的扩张和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将会受到抑制作用，使得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效果大打折扣，对人民币国际支付功能的提高带来负面影响，进而抑制人民币国际化。

在政局不稳定性较高、经济结构性风险较高的国家，一方面东道国居民在选择储备货币类别上，会更倾向币值稳定的货币，这对提高人民币国际储备功能有利；
另一方面东道国政府的低效率和不完善的经济环境将不利于金融环境的建设，影响母国金融机构在该国的机构扩张，进而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效果。因此，二者在投资路径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影响究竟如何，将由东道国和我国居民对风险的敏感程度相对大小决定。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东道国汇率风险上升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积极的直接影响。

h2：东道国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消极的直接影响。

h3：东道国银行业风险上升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消极的直接影响。

h4a：当东道国居民对该国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时，东道国政治风险上升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积极的直接影响。

h4b：当我国居民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时，东道国政治风险上升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消极的直接影响。

h5a：当东道国居民对该国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时，东道国经济结构风险上升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积极的直接影响。

h5b：当我国居民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时，东道国经济结构风险上升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消极的直接影响。

h6a：当产生积极直接影响的国家细分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更大时，国家总体风险上升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积极的直接影响。

h6b：当产生消极直接影响的国家细分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更大时，国家总体风险上升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消极的直接影响。

2.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间接影响

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企业、金融机构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行事，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马赛等，2017），目前学界对我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寻求市场和获取资源两种观点。在五种国家细分风险均较高的国家，金融行业和以寻求市场为目的的外界投资者面临的风险成本较高，相应的，以金融和制造业投资为主且选择权更大的发达国家对其投资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以获取资源为目标的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竞争较小，资源价格低，成本的下降将促进投资，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然而，国家风险的上升也可能对ofdi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消極作用。若企业以寻求海外市场为动机，市场规模越大、环境越好、越利于进行贸易的国家将更受青睐。结合对外直接投资资产专用强、投资周期长、成本高、交易不确定性大的自身特点（李珂，2013），当东道国的政治效率低、货币价值波动大、金融风险高、经济结构不完善时，交易成本和企业的跨国经营风险增高，最终二者将共同抑制投资进而抑制人民币国际化。因此，国家总体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间接影响将由母国投资者对不同风险项的敏感程度决定，而这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母国投资者投资的目的。

基于上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a：若母国投资者的投资目的主要是获取资源，东道国国家细分风险和国家总体风险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

h7b：若母国投资者的投资目的主要是寻求市场，东道国国家细分风险和国家总体风险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消极的间接影响。

三、研究数据和实证模型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基于中国ofdi分布和数据可得性，本文选用2014年第一季度到2018年第四季度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美国、南非、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韩国、巴西、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共17个国家的数据。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作为人民币的整体国际化程度指标，目前国内较多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研究都使用该指标（张晓涛等，2016；
徐晓飞，2017）。东道国国家风险数据来自经济学人智库（eiu）的国家风险模型，其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中国海关总署、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1.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综合影响的实证模型

其中，i、t、d分别代表东道国国家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间接影响、综合影响和直接影响，根据模型（1）和（2）实证分析后各风险项的系数值进行计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实证结果

表2报告了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综合影响和直接影响。

首先是对东道国国家风险综合影响的检验结果。在（1）列，本文使用东道国国家总体风险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东道国国家总体风险系数为-0.229，且并不显著。这说明，没有证据证明均等考虑各细分风险影响的国家总体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综合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细分风险项各自的综合影响，第（2）列用汇率风险、主权风险、银行业风险、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风险替换国家总体风险进行分析。汇率风险的系数为12.145，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汇率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正向的综合影响；
主权风险的系数为-3.473，且不显著，说明没有证据证明主权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综合影响；
银行业风险的系数为-11.302，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银行业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负向的综合影响；
政治风险的系数为-1.011，且不显著，说明没有证据证明政治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综合影响；
经济结构风险的系数为4.213，且不显著，说明没有证据证明经济结构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综合影响。

其次引入中国对各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变量lnofdi，得到东道国国家风险直接影响的检验结果。在（3）列，本文使用国家总体风险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东道国国家总体风险系数为-0.214，并不显著。这说明，没有证据证明均等考虑各细分风险影响的国家总体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直接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细分风险项各自的直接影响，第（4）列用汇率风险、主权风险、银行业风险、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风险替换国家总体风险进行分析。汇率风险的系数为12.653，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汇率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正向的直接影响；
主权风险的系数为-4.217，且不显著，说明没有证据证明主权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直接影响；
银行业风险的系数为-10.068，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银行业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负向的直接影响；
政治风险的系数为-1.438，且不显著，说明没有证据证明政治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直接影响；
经济结构风险的系数为3.381，且不显著，说明没有证据证明经济结构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直接影响。

最后，结合东道国国家风险的综合影响和直接影响程度的不同，根据（1）、（2）、（3）、（4）列中各风险值的回归系数大小，用模型（3）剥离得到东道国国家风险的间接影响：国家总体风险有负向的间接影响，汇率风险有负向的间接影响，主权风险有正向的间接影响，银行业风险有负向的间接影响，政治风险有正向的间接影响，经济结构风险有正向的间接影响。对此推论，本文在稳健性分析部分进行了检验。

（二）稳健性检验

1.变量设置的合理性

鉴于没有机构直接测算人民币在各国的国际化程度，本文在上述模型中用imi测算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與经对数处理的各东道国gdp的乘积定义被解释变量“各东道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贡献度”。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本文现就该变量对人民币整体国际化程度的解释力、其与东道国接受中国直接投资大小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如表3所示，该变量与人民币整体国际化程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且该指标对人民币整体国际化程度的解释力超过98%；
如表4所示，该指标与中国对各东道国的ofdi在1%的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这两次检验均说明指标设置达成目标。

2.间接影响检验

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以剥离的方法用模型（3）计算得到各风险项在投资路径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间接影响。为了验证计算结果，我们以中国对各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lnofdi）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结合前人的研究，控制了东道国的经济实力（lnsgdp）的影响，最终得到表5所示的检验结果。在（1）列，东道国国家总体风险系数为-0.974，在10%水平上并不显著。这说明，检验未证明均等考虑各细分风险影响的国家总体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间接影响。在（2）列，汇率风险的系数为-0.856，且不显著，这说明检验未证明汇率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间接影响；
主权风险的系数为-0.291，且不显著，说明检验未证明主权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间接影响；
银行业风险的系数为-1.475，且不显著，说明检验未证明银行业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间接影响；
政治风险的系数为0.918，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政治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正向的间接影响；
经济结构风险的系数为2.678，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经济结构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正向的间接影响。上述结果表明，在具有显著影响的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风险这两个细分风险项上，剥离分析得到的结论与实证检验一致。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eiu国家风险模型的数据作为测量各东道国国家风险状况的标准，选取17个主要东道国2014年第一季度到2018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国家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①综合上看，东道国汇率风险的上升会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一定程度的利好，东道国银行业风险的增加则会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消极作用，而其他风险和均等考虑各项风险的国家总体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②在直接影响上，面对汇率风险的上升，东道国国家居民会增强对币值相对稳定的人民币的使用偏好和储藏需求；
面对银行业风险的上升，我国居民考虑到金融风险的增加会抑制金融机构在该国的扩张和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进而对投资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效果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
而主权风险、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风险影响的不显著说明东道国国家居民和中国居民对各细分风险项的敏感性没有明显的区别；
同时整体来看，国家总体风险直接影响的不显著说明均等考虑东道国的各种细分风险意义不大。③在间接影响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风险越高时，中国在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明显越多，这说明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偏向获取资源，这与张晓涛等学者（2016）的结论一致，但其他风险项和国家总体风险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间接影响不显著，本文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东道国的汇率风险、主权风险和银行业风险升高带来其他方面成本的升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对低价资源的渴望度，二是在大部分投资者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情况下，仍有少部分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是寻求市场。学者可就此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厘清国家总体风险和各个细分风险项在投资路径中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角度应对不同投资目标国的不同国家风险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监管者来说，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在对外投资时要细分对待不同国家风险项，辩证看待汇率风险的积极影响，谨慎对待银行业风险较高的消极影响，同时，面对当前我国大部分投资呈现的资源寻求导向的状况，应意识到虽然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利于我国企业获取资源，促进投资进而间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二者的直接影响偏向消极方向，要综合考虑，严防风险过高导致边际影响呈现消极变化；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可以建立更灵活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同时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细化赔偿标准，以条约的形式明确东道国政府的义务，借助通过完善的法律和保险制度以促进海外投资的规范化发展，为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提供充分可靠的救济途径。对于投资者来说，当不同东道国选项各风险普遍较高时，在选择投资目标国时应对汇率风险、银行业风险、经济结构风险、政治风险和主权风险赋予由大到小的关注度，运用“比较优势”的思维做出更理智的投资决策，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助力。

主要参考文献：

家风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谈谈家风及对自身的重要影响篇六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这既是对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完善和提升，也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具体部署，为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建设区域良性互动发展体系，增强区域发展的互动性。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四大板块”是区域良性互动的基础，“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是区域良性互动的桥梁和纽带，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是区域良性互动的新动力和增长极。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需要综合施策、分类指导，以“三大战略”为核心实现一体联动、重点突破，以城市群战略打造新的增长极、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四大板块”“三大战略”和城市群互动发展有利于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效应，形成区域经济政策的叠加效应，提高区域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建设城乡融合发展体系，增强区域发展的融合性。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要把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推进，既要“求同”、突出一体化，又要“存异”、避免等同化。坚持城乡差异化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做到“进城”“下乡”各得其所，形成相得益彰的生产生活格局。坚持产城互动，坚持以产业为基础，以产业化促进城乡一体化，为城乡融合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公司与农户携手并进、城镇与乡村联动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均衡化。

建设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发展体系，增强区域发展的整体性。我国是海洋大国，海洋在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坚持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展海洋经济，需要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发展海洋技术，推进智慧海洋建设，创新海域海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加强海洋资源环境保护，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大力建设海洋强国。

建设区域优势互补发展体系，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培育和增强区域比较优势。以雄安新区建设带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辐射带动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发展。发挥长江经济带联通东中西部地区的特殊优势，形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带，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和协调发展带。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引领作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经济增长极和技术创新领头羊作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还包括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完善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支持政策。推动民族地区健康发展，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支持民族地区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推动边疆地区开发开放，推进边境城市和重点开发试验区建设，大力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支持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支持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促进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作者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8年08月07日 07 版)

家风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谈谈家风及对自身的重要影响篇七

摘要 文章论述了意大利阿布都沙拉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the abdus salam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oretical phvs-ics，简称为ictp）的diplomaprogram（文憑项目）对发展中国家优秀年轻学者提供了进一步学习深造的机会，给予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提升科学研究能力，促进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等作用。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优秀年轻学者 教育事业发展

位于意大利北部海边城市的地利亚斯特（trieste）的阿布都沙拉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建于1964年。创建人阿布都沙拉木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建这个中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从事理论物理和数学的科学家与国际界理论物理和数学科学家交流合作，提升参与国际学术能力，并对世界理论物理和数学学科领域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心同时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理论物理和数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因缺乏资金参与国际合作等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这些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同样能对世界科学发展做出贡献。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科学家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和数学界知名的学者。实践证明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确实对发展中国家理论物理和数学领域的科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资格的发展中国家从事理论物理和数学的科学工作者可以申请参与中心不同的合作项目，其中有初级合作、定期合作、高级合作等多种学科项目，这分别是对于博士刚毕业的、有一定科研能力的及科研经验丰富的学者，每个项目限期为6年，6年期间可以访问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三次，每次可以调研工作2-3个月。发展中国家从事理论物理和数学的科学工作者的申请如果被批准，那么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会提供给学者学习和工作经费。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经济资助大部分来自意大利政府，少部分来自联合国，他是一个联合国机构，还有一小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等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参加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科学经验，都为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科学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援助了发展中国家从事理论物理和数学的科学工作者，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研究成果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1diploma program的介绍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创建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布都沙拉木教授，1991年又提出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主要研究领域开设12个月的diplomaprogram。发展中国家的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或者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优秀年轻学者因缺乏一定阶段的研究训练，从而达不到良好的国际标准水平，所以没有机会继续深造，发挥出自己潜在的能力。diploma program是在凝聚态物理，高能物理和数学等三个领域设立的，它的性质与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举办的其他讲习班和培训班的性质不同。学习期限为一年，参加的学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硕士毕业的或者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优秀年轻学者。名额有限，每年每个方向只能接受10个优秀年轻学者。凝聚态物理、高能物理、数学等这三个领域共有30个学生。缺乏高水平的科学训练的发展中国家的优秀年轻学者才有资格申请到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学习一年的学习机会。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比较落后，所以学生基础水平较差。国际理论物理中心通过这个diploma program阶段的学习，提高优秀年轻学者各方面的能力，训练他们参与科学研究的技能。

读diploma program非常辛苦，它包括三个阶段的学习：第一，要学基础课程，包括：高等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粒子物理、微分几何、群伦、材料物理等；第二，要学高等学科，包括：规范场论、超对称理论、高等固体物理、李群：第三，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导师指导下完成diploma program的毕业论文，写毕业论文阶段学生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参与同行学者研究领域，共同完成一部分科研工作。前两个阶段需要学习9个月的时间，所有课程由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知名的学者教授来讲授。年轻学者平均每天上5～6个小时课，还有大量的作业要完成。作业是由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博士后人员来讲解和辅导。最终每个领域的年轻学者要学满8-10门课程，参加考试顺利通过的合格年轻学者才可以进入最后三个月的写论文阶段，论文完成答辩通过方可拿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diplomaprogram的文凭了。因而取得这样一个文凭的难度可想而知。取得diplomaprogram学位的优秀年轻学者才有资格申请到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发达国家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

2diploma program的性质和目的

学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和数学的优秀年轻学者通过本国硕士导师的推荐可以申请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diploma pro-gram。如果达到国际理论物理中心diploma program所要求的申请资格，就可以到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攻读diploma program。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就承担申请上的年轻学者的来回路费、生活费及其它费用。优秀的年轻学者一般主要来自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秘鲁等国家：亚洲的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中国等国家；非洲的埃及、伊朗、苏丹、阿尔及利亚、喀麦隆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教育比较落后，但还是有优秀的年轻学者，他们硕士毕业以后一般就没有机会到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机构去继续深造学习。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在理论物理和数学领域开设这个diploma program，就给了发展中国家的优秀年轻学者发挥自己的一个机会。我国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优秀年轻学者可以申请到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攻读diplomaprogram的机会。新疆的教育与内地发达城市有着明显的差距。新疆大学物理学院已有9名优秀年轻学者到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参加了diplomaprogram的学习。笔者就是其中的一位，2003年9月有幸获得这个机会去国际理论物理中心高能物理专业的强化训练。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学习环境非常优雅。在学习期间，理论物理学科方向每个学期开设了4门专业课，比如第一个学期要学量子场论，群伦，高等量子力学，粒子物理；第二学期要学超对称理论，规范场论，李群，广义相对论。当时我们学习非常努力，每天上课或自学、做作业、听讲座、讨论问题长达十几个小时。同学们除了暂短的休息和吃饭以外，都在看书学习。经过努力最终拿了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diplomaprogram的文凭并有了在德国读博士学位的机会。2007年取得优异成绩已获得了德国波恩大学理论物理博士学位，现已归国在新疆大学物理学院任教，为祖国西部地区的教学及科研做出贡献。我永远忘不掉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给我们提供的学习机会，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学习的一年使我终身受益。

3diploma program对发展中国家年轻优秀学者的作用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通过diplomaprogram对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深造机会的优秀年轻学者创造了条件，优秀年轻学者利用这个机会更进一步巩固硕士阶段的科学知识，跟发达国家科学家接触并从中学到更多的科学专业知识，学到了从事科研工作的基本技能。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diploma program课程读完以后的优秀学者一般会被国际理论物理中的知名学者教授推荐到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发达国家去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参加过diploma program学习的年轻优秀学者，因为已经有了较好的专业课基础和科学研究技能，所以一般在攻读博士期间不再去参加专业课的培训。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diploma program学员在相关的学科领域会做出教好的工作成绩。这些优秀年轻学者一般按期取得博士学位或再做几期博士后会回到自己的祖国。他们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在当地的科研机构和教学部门工作，大大提高所在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为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还有一部分年轻学者仍继续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世界的理论物理和数学学科发展继续做出贡献。已经有不少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diploma program读出来的年轻学者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要相关科研机构或者大学里工作获得优异的成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已经帮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从事理论物理和数学学科的优秀年轻学者。发展中国家的优秀年轻学者能学到世界前沿的理论物理和数学学科并参与这些领域学科的发展。

4结论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针对于发展中国家理论物理和数学学科领域的优秀年轻学者的diplomaprogram，给发展中国家在理论物理和数学学科领域培养建设人才，给优秀年轻学者提供深造学习机会。优秀年轻学者再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经济、文化、发展建设，逐渐改变比较落后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提高当地的教育质量，对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家风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谈谈家风及对自身的重要影响篇八

摘要：绿色发展理念是我国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关键所在，這其中国家森林城市的建设所起的正面作用愈加明显。探讨了在绿色化发展背景下遂平县创森规划特色构思，确定了“天中山水幸福地、秀美花园森林城”的建设定位和“一屏、双核、三带、多点”的建设布局，并在重点建设工程内容和要重点把握的问题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绿色发展理念;国家森林城市;特色定位;建设布局

1 引言

绿色发展理念重点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旨在突出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自2004年我国首个森林城市建设启动以来，逐步形成了跨区域、覆盖地县和城乡的森林城市建设体系，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已建成194个国家森林城市，城市绿化覆盖率累计增加了9.75%，促进了城市生态空间的不断扩大，城市群自然生态功能、区域发展生态承载力得以不断发展提升。国家森林城市的建设为社会公众提供了生态、产业、文化等多种服务功能，发挥了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2 建设背景

遂平县位于河南省南部，号称“襟带河山，咽喉梁楚”，北邻西平县，西邻舞钢市，南及西南部和驻马店市驿城区接壤，东与汝南县、上蔡县相连。遂平县地形为“一山两岗一平原”，西部为伏牛山余脉，中部南北两侧为两道东西走向的岗坡，自西向东逐渐递降，南北岗坡之间和以东地区为平原。山地主要分布在县域西部，面积为212.42km²，占全县总面积的17.37%。

遂平区位交通优势突出，107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京广铁路、京广高铁纵贯全境。遂平县通过大力开展生态建设，林木覆盖率超过30%，形成了一山（嵖蚜山）、三河（奎旺河、汝河、玉带河）、五廊（高速公路、铁路、高铁，107国道、遂景大道）等为主，整体布局较为合理的绿色生态空间。截至2018年年底，城区绿化覆盖率为42.03%，尤其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11.87m²，高于驻马店市大部分区县的水平，这对于促进城市、园林、森林三者的有机融合，建设国家森林城市十分有利。

3 规划原则

3.1 尊重自然原则

坚持尊重自然，以生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手段为主，科学运用乡土树种，实现造林树种的乡土化、植物配置的多样化、管护措施的生态化，以近自然森林经营理念，恢复山地温带阔叶林植被，保护河流库塘等湿地生态系统健康，逐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3.2 景观生态原则

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以山水脉络为骨，林草植被为肌，持续推进国土绿化，扩大生态斑块面积、连通生态廊道，加强生态基底建设，合理布局，构建起县域范围内结构完善、功能良好的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网络，增加景观水平上的稳定性。

3.3 开放融合原则

在创森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城市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文化旅游局等各个部门及社会公众、专业人士等多方力量要融合参与，有序分工协作以促进森林城市的统筹建设。

4 创森理念

以“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化”为核心理念，通过城、镇、乡村统筹一体和整合山水资源的创新型、协调性的规划设计，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结合遂平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等重要专项规划的成果，真正实现“多规合一”。在强化国土空间管控力度的前提下，大力营造绿色空间，促进城市的绿色更新，不断提升国土绿化水平。通过构建城镇绿色生活圈和森林生态防护圈，增强游憩生态休闲等森林生态服务产品提供能力，尽快促使绿色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将遂平县建设为名副其实的“幸福地”和“森林城”。

5 建设布局

5.1 一屏拱卫

一屏指西部浅山区生态屏障。县域西部伏牛山区丘陵浅山区建设大面积的水源涵养林、防护用材兼用林、水土保持林和风景林、游憩林，乔灌草并重，构建起立体生态防护体系，建设环嵖蚜山的森林公园群，将之建成城市重要的绿色屏障和生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绿色发展带、生态景观带、人文景观带。

5.2 双核映衬

双核指遂平城区、嵖蚜山两处生态绿核。城区以发展乔木为主的各类公园、公共绿地及防护绿地为主，建设城内湿地公园和城周生态防护带，水绿相融，形成城市色景观绿核。嵖蚜山以建设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内生态康养林、配套旅游服务设施，统筹提升生态服务和游憩功能，完善康养产业业态，形成区域内重要的休闲绿核。

5.3 三带交织

三带指以汝河、奎旺河为主的河流和城市道路廊带。汝河、奎旺河两条骨干水系在城区交汇，形成县域中心的大面积的自然湿地，保护水系防护林带，将之建成城区南部水美景绿的“蓝色飘带”，同时通过建成七蚁路、遂嵖路、遂景大道、遂袁公路等贯穿性的绿色廊道，共同构成遂平县由郊区往城区过渡的大型绿带，将森林、湿地良好的生态效应引入城区，以起到蓝绿交织、生态协同的效果。

5.4 多点绽放

多点指依托遂平县森林资源分布和生态文化产业条件特点，在生态景观格局构建和空间形态优化上进行考虑，在位处城乡过渡带、农林生态交错带、河流生态带等重要生态和景观节点的镇村，以企业、园区、基地等模式，建成的多个覆盖水平城乡的林业生态和产业创新发展点。通过大力建设，可实现创森总体布局在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上的连点成线、以线带面、整体带动的效果。

6 重点工程

6.1 城市生态格局优化工程

合理优化城乡生态格局，城区重点建设开展玉带河治理工程，完善月儿湾、莲花湖公园及城区重点单位、街角绿地的小游园建设，建设林荫街道及区域、社区级城市绿道，形成等级和层次丰富的绿地系统。开展公路、铁路两侧的防护绿地建设，完善区域性交通绿化带，打造京广铁路及g107（107国道）、商南高速，g4（京港澳高速）、s220等多条生态绿廊，要求主次有序、纵横联通，单侧绿化宽度达到100m，做到以绿荫城。建设完善汝河、玉带河两条河流生态廊道，增强遂平县与驻马店市主城区间的生态联系和景观连通性。

6.2 国土空间保护治理工程

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度落实，坚守生态保护红线，沿河保护嵖蚜山镇、花庄乡、槐树乡及嵖蚜山国家森林公园、凤鸣谷景区、龙天沟风景区、红石崖风景区等面积在780km²左右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严禁进行开发建设。实施生态空间修复和水体、大气、土壤综合生态治理工程，开展植被生态恢复工程，修复西部山区采矿迹地和受损山体，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涵养能力。加强流域综合治理，维系河流水系形态完整性，保护和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在奎旺河、汝何上游南石羊河、北石羊河，下游谢湖河等水系沿岸，结合四美乡村建设，营造若干个村镇级的小微湿地公园，显著提升森林、湿地等生态绿地在县域范围的“蓝绿空间”的面积比例，起到以林养水，以水润城的目标。

6.3 绿色产业集群构建工程

依托遂平自然山水和森林资源，重点布局，着力发展森林产业集群，以嵖蚜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嵖蚜山温泉小镇等为龙头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利用其示范效应带动嵖蚜山周边地区及遂景大道沿线镇村开展森林游憩、采摘、养生、体验等项目。依托梅园、百合园、世外桃源农场、明品彩叶股份公司等发展特色经济林、绿化苗木花卉产业，促进区域特色经果林、花卉、观光农业、乡村旅游、有机食品等现代服务业的稳步发展。多策并举，逐步提升城市绿色生态经济比重，形成遂平特色的绿色产业集群，大力推进遂平产业兴城进程，并与环宿鸭湖生态功能拓展区一期，形成驻马店市绿色经济跃升的双飞之翼。

6.4 森林生态文化培育工程

重点培育森林生态文化，以河南名品彩叶苗木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着力实施覆盖全境的彩叶工程，运用橡树、刺槐、香椿和金叶水杉、秋火焰、银械、花叶榆、紫叶红护、金叶白蜡、金叶刺槐、紫荆、复叶槭等本土和适宜的色叶树种，在遂平骨干路网沿侧营建连续分布、树种多样的彩叶森林，打造处“多彩花千树、缤纷遂平城”的城市形象和“道路彩带”融汇于“林中花海”的生态景观效果，丰富城市个性色彩，实现以彩亮城。彩叶林的营造中，要与周边传统村镇的特色及发展目标有机结合，精心规划设计，配套游步道、宣教点、解说标识等设施，因势利导，建成一批地域气息浓厚，风格多样的森林教育基地（彩叶主题公园），积极开展生态文化宣教活动，在实现大地播绿的同时做到心中植绿，提升公民的生态素养，将森林生态文化培育工作真正做到位。

7 结语

遂平县应牢牢把握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大发展契机，还需在以下3个方面需要做好准备。首先，要注重城乡统筹、城城统筹。在遂平城区尺度，做到“以人为本、科学管控、按需增量”，稳步提升城市森林的生态建设和服务效益。建设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绿色单位，为广大社会公众创造最为普惠的生态福祉。在县域尺度，研究确定开展造林绿化和生态恢复的适宜规模和范围，判定现有生态格局中的空缺和连接点所在。将遂平县和驿城区的创森工程进行协同管理，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统一规划设计，以带动区域的绿色发展与统筹发展。建议以道路河流等生态廊道绿化为支撑、环城森林带和森林乡镇为建设依托，打造驻马店主城区、遂平县两地之间的生态缓冲区和中心城市组团集群中重要的生态宜居节点，以促进质流、能量流等自然要素在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以获得最大的协同效益。其次，要以科技为引领，科学规划、协同管理。尤其是困难立地营造林技术、树种组合配置、森林湿地等，受损生态系统修复、城市绿色开敞空间合理构建与特色营造、城市绿地生态效益的优化途径等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领域进行科技攻关研究，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技术体系，切实提升创森工程的生态和社会效益。最后，要以完善制度为根本，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应加快建立起林长制、河长制和湖长制等生态保护管理制度，实施网格化管理，不断提升绿色治理的水平，这不仅仅是加快建设国家森林城市进程的有力途径，也是有效促进“驻一遂”双城统筹，实现生态协调发展的“破题”之举。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张力强（1979-），男，硕士，主要从事林业和生态园林规划设计工作。

家风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谈谈家风及对自身的重要影响篇九

摘要 城市群崛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对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带动作用。基于2003——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评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短期效果;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影响的异同;基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剖析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绿色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的影响是异质性的，强波特假说成立、弱波特假说不成立，这意味着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促进了绿色效率提升、而非绿色技术进步。在采取了psm-did、反事实分析、聚类标准差回归、动态面板回归、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证明该结果是稳健的。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于中低技术水平城市和外围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高技术水平城市和中心城市的绿色生产率和绿色专利皆没有显著影响。从机制看，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源于污染转移、而非本地创新;另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专利并无裨益，原因主要在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不畅。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规避“伪创新”现象，坚决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努力推进绿色专利与绿色生产率的同步提升。

关键词 城市群;绿色创新;生产率;环境立法;专利

中图分类号 f062.2

2015年3月2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第一个国家级城市群规划。截至2019年底，共有10个国家级城市群获批复。城市群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创新资源与要素市场的有效整合，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中国城市群已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十一五”以来，中国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速保持高位运行，但是，长三角与粤港澳城市群绿色专利占各类专利的比重却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绿色创新能力令人担忧。受全球金融环境收紧、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全球价值链收缩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潜藏风险加大。城市群建设如何适应新环境、拓展新空间、构筑新动力，是中国高质量发展时期的重大议题。

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最终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变，是以城市群的高质量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生态系统格局总体稳定，水环境和大气质量进一步改善， 但是，城镇化使更多人口聚居于污染环境中，由此形成的健康损害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成本，环境风险与代价不容小觑。例如，空气污染作为中国当前最大的健康威胁，估计每年造成中国的经济损失就在1 000亿～3 000多亿美元之间[1]。面对城市集群与资源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如何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城镇化，保障城市经济增长和绿色创新水平的双重提增，是亟待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

本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研究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边际贡献在于：评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短期效果;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影响的异同;基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剖析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作用途径。

1 文献综述

效率驱动，是城市群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城市集群有利于解决地域分割严重、城市职能定位不清晰、协同发展制度成本比较高等困难，有利于地区之间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城市集群可以提升产业内的专业化水平，进而促进专业知识的学习、共享和溢出，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搜寻成本与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等。另一方面，城市集群还可以提升产业间的多样化水平，促使市场规模扩大和投入产出关联性加强，促进基础设施共享，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促进行业间的知识溢出和信息传播[2]。但是，当城市规模过大时，集聚不经济则会占主导，也会出现拥挤效应。企业会面临更高的地租、交通成本、环境成本、员工生活成本，进而对生产率造成不利影响[3]。有观点认为，市场分割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的關系[4]，中国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也会经历地区差距先攀升后下降的过程[5]。

城市群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城市集群形成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会使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地区差距扩大[6]，其机制在于，技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结果是，中心地区完全吸收了外围地区的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使两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差距扩大，进而从城市功能角度出现“中心城市主要承担管理和研发功能，外围城市主要承担制造和加工功能”的空间功能分工格局[7]。

一方面，城市群建设加快了城市间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传统要素类似，创新要素亦会从边际收益率低的区域向边际收益率高的区域流动，这既体现在研发人员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进行区际迁移、也体现在研发资本向创新收益率更高、创新投资风险更低的区域进行配置[8]。城市群建设，主要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发展将不同区域的经济活动连成一个整体，使城市的边界、城市群的边界不断外溢，打破了知识溢出在空间范围上的限制，进而促进创新的产生，降低了创新要素区域流动的成本，增加了经济活动集聚的可能性[9]。但是，城市群建设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所形成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往往使得中心城市加速要素集聚，而外围城市的要素则进一步流失[10]，这可能促使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创新积累趋势不同。

另一方面，城市群建设提升了政策严格度与协调性，这进一步作用于创新。例如，东京湾区除了统一的大东京规划，每个地区也各有规划，规划的协调衔接工作大都由智库完成;旧金山湾区建立的区域治理机制涵盖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空气质量等方面，旨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市群建设，会加强城市的环境规制水平，在短期内，环境规制成本上升提高城市群的企业生产成本，造成城市群的产品竞争力下降[11];在中长期，城市群建设可能会通过环境规制（特别是基于市场的环境工具）实现“创新抵消”（innovation offsets），这不仅会改善环境绩效，而且还会部分地、有时甚至完全地抵消额外的监管成本[12]。

现阶段，有关城市群对生产率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但是论及绿色创新的论文并不多见。有一些间接的研究表明，城市集群有利于生产率提升。例如，徐现祥、李郇[13]以1990——2002年间的长三角城市群为样本，研究发现，随着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立与运行，地方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阻碍作用已经下降了近50%。但是，该文同样没有直接检验城市群建设的影响。相关研究缺乏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级城市群建设起始于2016年前后，囿于数据限制未能展开。

针对城市集群与生产率的研究已有不少，但仍有几方面局限性：①现有研究虽构造了不同城市集群的样本展开研究，但是对国家城市群建设的效果并无考察。②现有文献仅考察了城市群建设对生产率的影响，但并未检验城市群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③现阶段，针对交通对生产率影响、立法对生产率影响的独立研究已有很多，但是，尚未有文献将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分析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中介机制。④鲜有文献基于生产率度量法和专利度量法的同时考察，分析城市群建设对两者影响的差异。

2 实证策略与数据

2.1 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对国家级城市群建设的绿色创新效果进行分析，以“国家级城市群城市”作为处理组、“非国家级城市群城市”作为对照组，假设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之前两组考察变量具有相同的时间效应趋势，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后两者的变化就是“国家级城市群建设效应”引起的变化。本文平行趋势的检验结果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在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前是一致的。

gmit=f1（treati×postt，treati，postt，zit）+μi+νt+eit（1）

如方程（1）所示，gmit表示城市i在时期t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简称为“绿色生产率”），为城市虚拟变量，反应t年被批复为城市群的城市取值为1，其他为0;postt为时间虚拟变量，被批复为城市群之后取值为1，反之为0;交互项（treati×postt）表示国家级城市群批复之后的城市虚拟变量，其估计参数是本文主要分析的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影响差异;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νt为时间固定效应;eit为残差。由于模型中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因此，变量treati和postt被模型自动剔除。

在波特假说的研究中，jaffe和palmer[14]首次区分了强波特假说和弱波特假说，前者是指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后者是指环境规制对研发的影响。借鉴此思路，我们也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区分为强假说检验（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弱假说检验（对绿色专利的影响）。区分为强-弱假说展开检验的意义在于，本文认为，城市群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的影响是不同的。波特假说认为，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从事创新，原因在于企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可以降低自身环境治理的成本[15];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当一国加强环境规制后，为了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污染企業会迁移到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国家，该国则为污染企业提供了避难所[11]。关于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决策行为的两个理论看似独立，实则存在内在联系。对污染企业而言，本地创新与异地转移在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上具有替代效应，以往研究却大多忽视了这一点[16]。从城市层面的绿色生产率来看，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简称“两高”企业）无论是本地创新、抑或异地转移，都可能促使城市层面的绿色生产率增长。具体而言，一方面，如果“两高”企业本地创新，则其绿色专利与绿色生产率可能同时提升。另一方面，如果“两高”企业异地转移，从城市层面的投入产出来看，能耗投入会减少、污染等非期望产出会减少，这会促使绿色生产率提升。可见，采用绿色生产率度量绿色创新是有局限性的，可能存在“伪创新”现象。因此，本文区分了“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并进而对比考察了“传统生产率”以及“非绿色专利”。

2.2 变量设定

根据前文的强假说（对生产率的影响）、弱假说（对专利的影响）之分，本研究将绿色创新用两个变量来测度。

（1）绿色生产率。本文采用slacks-based measure（sbm）方法测度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其中，投入包含了：①劳动，全市年末从业人员数（万人）。②资本，对于不变价格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采用“当年实际投资额/（城市经济增长率+折旧率）”的方式估算期初资本存量，并采用价格指数平减到2003年不变价（万元）。③能源，本文采用地市级电力消费数据作为能源消费的指标（104 kw·h）。产出包括了：④期望产出，2003年不变价的地级市gdp（万元）。⑤烟尘，工业烟尘排放量（t）。⑥二氧化硫，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⑦废水，工业废水排放量（万t）。

（2）绿色专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 2010 年推出一个旨在便于检索环境友好型技术相关专利信息的在线工具，即“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该检索条目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绿色专利进行了七大分类：交通运输类、废弃物管理类、能源节约类、替代能源生产类、行政监管与设计类、农林类和核电类。本文依照上述划分标准，识别并核算了企业每年的绿色专利数量，作为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核心衡量指标。

依据相关文献，本研究的控制变量考虑了：①因变量的滞后1期。②政府支出，表示为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③产业结构，表示为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④外资依存度，表示为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⑤人均gdp，表示为2003年价格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3 数据

本文根据国家级城市群批复的时间，构建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的虚拟变量，后文简称为“国家级城市群”。研究的基础数据来自2003—201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考虑到部分城市统计数据缺失（或是行政区划调整），最终选取其中285 个城市为基础样本。本文使用全市数据（而不是市辖区数据）。以 2003年为基期，本文采用gdp 平减指数与汇率等指标，估算了gdp与外资金额等变量。变量与描述性统计见表1。

3 结果分析

3.1 基准结果

如表2所示，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绿色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的影响是异质性的，强假说成立、弱假说不成立，这意味着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促进了绿色效率提升、而非绿色技术进步。从传统生产率与非绿色专利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会促使传统生产率显著提升，但会促使非绿色专利显著下降。综合看来，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可能促使高耗能、高污染的“两高”企业异地迁移、而非本地创新，这促使本地生产率提升，但是对绿色专利没有显著影响（甚至会导致非绿色专利产出下降）。

3.2 稳健性检验

（1）psm-did。由于城市之间异质性可能很大，不一定具备完全一致的时间效应，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选取一批各方面特征与处理组尽可能相似的非城市群城市作为匹配组，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本研究采用psm-did方法重新估计了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估计结果与基准结果相一致。

（2）设定政策时点。本文将研究期内2017年1月1日之后批复为城市群的城市从对照组删除。基于2016年的共同政策试点估计结果发现，结果与基准结果相一致。此外，本文还将2017年1月批复的北部湾城市群归入实验组，估计结果仍十分稳健。

（3）反事实分析。借鉴董艳梅、朱英明[17]的方法，采用反事实检验（counter factual test）。本文选取2010—2012年这一时间段作为假想的五大国家级城市群建设时间点。检验结果表明，无论选择哪一年作为假想的城市群政策时点，城市群对（绿色与传统）生产率的影响都不显著，城市群对非绿色专利的影响或是变为正向显著，或是不显著。

（4）聚类标准差回归。本文把标准差聚类到城市群层面进行回归，以控制城市层面上可能的空间相关性，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

（5）动态面板回归。本研究的样本具有长面板特征，因此，采用动态面板回归展开稳健性检验。本文建立了含有因变量滞后一期的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模型进行回归，系统gmm的估计参数的标准误小于差分gmm的标准误，所有动态面板估计结果的ar（2）值均大于0.2，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sargan 检验值拒绝了原假设，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问题。系统gmm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

（6）剔除2017年样本重新估计生产率方程。考虑到2017年的资产与gdp数据存在估计偏误，本文剔除了2017年样本，重新估算了生产率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仍然有利于传统生产率，但是对绿色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这暗含着本文对2017年资产与gdp的估计误差不大，以至于无论是否纳入2017年样本，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传统生产率估计结果都是一致的。

（7）采用专利申请数量替代授权量。估计结果显示，国家级城市群对于绿色专利的申请量同样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于非绿色专利的申请量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仍为负向。

（8）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回归。为了解决国家级群建设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历史古都×treati×postt）这一虚拟变量作为国家城市群的工具变量展开分析。历史古都赋予了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得核心城市与其周边城市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交流合作密切、区域认同感强。历史古都可能会显著提升现代城市群的发展潜力，此外，也没有文献表明历史古都与绿色创新有直接关系，因此，本文采用历史古都作为国家城市群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是合理的。本文依据维基百科的词条，手工整理了中国历代古都数据，时间跨度上从公元前26世纪的五帝时期到公元1912年的民国时期，将历代古都数据与现代城市名称进行匹配后，共有59个地级市曾经作为历代的首都。研究发现，历史古都对国家级城市群建设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估计参数为0.713，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模型均未通过hausman内生性检验，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存在内生性，采用iv估计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

3.3 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展开异质性分析（见表3），研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于中低技术水平城市（分位点在0.25与0.5）的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于所有分位点城市的绿色专利都没有显著影响。这同样暗示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虽然有利于中低技术水平的城市提升绿色生产率，但对本地绿色创新并无促进作用。

从“中心-外围”城市异质性的视角看（见表4），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主要促使了外围城市的（绿色与传统）生产率的增长，对绿色专利影响不显著;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中心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都没有显著影响。本文认为，城市群建设对于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并无裨益。城市群建设可促使外围城市向全要素生产率前沿面的移动，但这主要是因为要素优化配置所引致的技术效率改进，而非源于技术创新。

3.4 机制分析

本文进一步考察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对城市群建设效果的影响。一方面，本文以高铁为代理变量，研究要素流动性的中介效应。城市级的高铁开通时间数据，主要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披露的高铁开通时间的相关数据手工整理而得，并用0～1虚拟变量表示为是否开通高铁。另一方面，本文以城市级的环境立法数量作为代理变量，研究政策严格度的中介效应。本文基于中國知网的高级检索，利用python软件，手动整理并形成各地级市和直辖市环境法规数的面板数据。本文还根据关键词，将排污费、环境保护税、排污权、许可证和补贴等相关法律划分为经济激励性政策，其余划分为命令控制型。

研究发现（见表5），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会显著的提升高铁通达性，高铁对传统生产率与非绿色专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高铁对绿色生产率及绿色专利的影响都不显著。可以认为，高铁建设会加深地区间的开放程度，由此带来要素资源的快速流通和频繁交汇会扩大市场规模[9]，但是，高铁所形成的运输网络仅促进了传统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对节能减排与绿色专利却没有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单位：m2/人）替代高铁建设展开拓展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群建设对于道路建设没有显著影响，中介效应不显著。综合看来，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并未通过要素流动性促进绿色创新。

表6结果显示，环境立法对绿色专利有积极影响，但是对传统生产率有负面影响。本文研究证明了弱波特假说的存在性，即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专利产出。jaffe和palmer[14]也得出过类似结论，他们利用1973—1991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更严格的环境法规显著地诱发了美国制造业的研发支出。但在短期内，环境规制成本上升会提高城市群的企业生产成本，会造成城市群的产品竞争力或传统生产率的下降。此外，环境立法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的影响是不同的，其对绿色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环境立法可能会挤出生产者的亲社会动机（pro-social motivations），导致企业增加绿色研发的同时、减少从事环境管理的要素投入[18]，因而对绿色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

尽管环境立法对绿色专利产生积极作用，然而，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环境立法没有显著影响，这导致了中介效应不显著。为了更细致分析环境立法的作用，本文将环境立法划分为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两类。本研究发现，城市群建设对激励型环境立法没有显著影响;城市群建设会显著降低控制型环境立法，但是，控制型环境立法对绿色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可见，交通与立法的中介效应都无法解释国家级城市群对绿色生产率的积极影响。本文尝试采用生产率估算中的能耗与排放指标，计算了这些指标的当年全国占比，以表示“两高”产业的集聚水平。本文采用泊松最大似然估计方法（ppml）进行估计（结果见表7）。研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主要促使了二氧化硫的产业集聚程度下降，而对其他指标没有显著影响。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佐证：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于绿色生产率构成积极影响的原因在于，其促使了二氧化硫排放较高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城市群外围转移。

4 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仍是效率驱动、而非绿色创新驱动的。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源于污染转移、而非本地创新。为规避城市集群中的“污染避难所”现象，地方政府一定要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从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方面下功夫，做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这篇大文章。

国家级城市群建设未能有效推进资源环境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其原因主要在于中介机制不畅。一方面，城市群建设虽然可以改善高铁的通达性，但是，高铁建设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由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依然存在，城市群的发展仍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扭曲，高铁建设所伴随的要素流动性提升并不能促进绿色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互联互通，不断削减绿色要素及产品的运输成本，消除行政垄断导致的绿色创新性人才市场分割。另一方面，环境立法虽然可以促进绿色专利提升，但是，城市群建设却不能提升环境立法严格度（特别是激励型环境立法）。考虑到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是跨越行政边界的，城市群建设过程中急需形成一套能够进行有效环境管理的制度、激励和工具，应通过国家级城市群建设统筹制定跨行政边界的环境立法，通过有效的环境执法提升绿色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依托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城市群建设应依托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着力提升外围城市二次开发和技术孵化能力，全面推动城市群外周边城市产业的绿色升级。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以破解资源和环境约束为导向调整城市群生产力布局，将资源攫取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平等的摆在每个城市的“一票否决”的发展位置，反向倒逼城市群建设聚力于绿色创新。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趋势下，中国城市群建设应高度重视自主创新能力培养，规避“伪创新”现象，以全球眼光进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定位，努力推进绿色专利与绿色生产率的同步提升。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

zhou li1，2 shen kun-rong1

（1.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作者簡介：周力，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经济学。e-mail：zhouli@。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能力结构与推进机制研究” （批准号：19zda04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环境规制、产业转移与流域跨界污染”（批准号：2018m632270）;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