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如其人”的书学主张是苏轼儒家文艺伦理观的体现，崇尚自然、追求平淡则是苏轼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结果。其自然、平淡的书学理论中，蕴涵着以下的伦理思想:一是逍遥自由的人生态度。苏轼所崇尚的自然的书法创作，是一种自由、恬淡的创作。他在《石苍舒醉墨堂》中说: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这里的“至乐”、“逍遥游”，很好地注解了苏轼崇尚自然的创作主张。苏轼在这里虽然谈的是书法创作，其实也是借谈创作来说明他的人生态度，尤其是他在经历“乌台诗案，’之后的人生态度。他渴望个体自由和精神满足，这在他的诗作对于无拘无束、清静悠闲生活的无数次憧憬中得到表达。如《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幢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尸士遭受了一场严重政治迫-害后，劫后余生且内心愤慈而痛苦的苏轼，没有被痛苦压倒，反而表现出了一种超人的旷达和不以世事萦怀的恬淡精神。诗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眼前是“夜阑风静谷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他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遐想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将自已的.有限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但苏轼毕竟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又有积极的入世态度，所以他说:“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这说明苏轼对自己的人生态度是极为清醒和自觉的。二是“忘我，’的道德修养论。苏轼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曲折，在将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贬滴中度过。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这当然是对其坎坷曲折的人生际遇的一种自嘲。苏轼经历了常人难耐的艰难困苦，虽时有不平愤慈之声，但最终还是归于内心恬静，始终能自得其乐。这与他对待世间万物淡泊无为、超然物外的心态即“忘我”的精神境界相关联。苏轼“忘我”的修养方式，不同于求道高人的修炼逃世，不同于隐士的遁世避世，也不同于放荡名士的徉狂处世，更不同于屈原的弃世绝世，因而其终极境界，并不在于真正归隐与超越，而在于现实社会之中、贫贱富贵之外的完善自我，即奉行以独善之心行兼济之志的人生哲学，故而能以平衡、自由和安适的感觉和心态对待得意与顺境、变故和打击，既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宠辱不惊、安于所遇，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种境界和品德，蕴涵着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与世俗观念、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取向。苏轼的“忘我，，并非仅仅是遭贬处穷时自我镇定下的感觉和心境，而是穷达皆适的一种真善品德和君子人格，是他与世俗观念、政治权势抗争的精神支柱。他在《雪堂记》中说: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杂下也，均矣。厉风过焉，则凹者留而凸者散。天岂私于凹凸哉?势使然也。势之所在，天且不能违，而况于人乎?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在艰难恶劣的环境下只能避势保真，“取雪之意”，其捍卫的是君子人格，批判的是外在之政“势”、权“势，’。所以“雪堂”的命名，蕴涵着道德关怀的激情和政治批判的力量。在《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其人格精神的自我写照。“穿打，，，透显出外在“势”的力量和残酷，“莫听”、“何妨，’、“谁怕”，则刻画出处变不惊的内在素养和富有挑战精神的内在风貌。在他流放惠州、澹州后，身处蛮荒之地，兄弟隔绝，而能够“身心两不见，匆匆安且久。”。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熟声。，即是此种人格精神的写照。元丰五年词《哨遍》:“我今忘我兼忘世”，就是其物我两忘、无思无虑的虚静心境的自我观照。中秋词《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和中秋词《念奴娇》:“便欲乘风，翻然归去”等，均是以庄子的逍遥游来排解人生困苦，从而达到超脱穷达、宠辱皆忘的精神境界的说明。所以苏轼是以“忘我，，的方式，使自己在各种境况下都得到不断完善从而造就了伟大人格的一代大家。三是“寓意而不留意”的思想。苏轼在《宝绘堂记》中提出了“寓意而不留意”的观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色令人目盲，尝废此四者。
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夹，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亦聊以寓意焉耳……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舞至以此呕血发家，宋孝武、王僧度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柯此留意之祸也。，王涯之复壁，皆意儿戏害其国，凶其身，寄也，”。留就是“停止在某一处所或地位上不动;不离去”。“寓，’就是“寄”，就是“迁，’，即寄情达意的意思。苏轼所谓的“寓意”是指主体把对象作品当作是寄情达意的一种场所，“留意，，是指主体痴爱对象而不能自拔于其中。苏轼指出，对于任何事物都不能迷恋，要采取超然物外的态度，但又并不完全排除一切的声色之乐，而是对物采取一种既超然又有所寄托的不即不离的态度。他认为书法、绘画最能使人感到愉悦(悦人)，又不至于让人沉溺其中而丧失人的本性，移人他说:始吾少时，恐其不吾?予也。尝好此二者(指书画)。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帷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1，苏轼说他年少时酷爱书法、绘画胜过王夕匕昌页’正_‘阶倒置，所以也就“失其本心，后来他对书画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绘画，胜过生死富贵，是“留于物”，是本末本末他说“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而不能为吾玻”’。‘，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苏轼指出只有寓于物而不留于物，物才‘能为主体所乐，否则，物就为主体所使人失其本心，就会“害其国，凶其身”。这其实也是对待人生的最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