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服务合同纠纷的法律规定(5篇)

服务合同纠纷处理篇一

赠与合同作为有名合同的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合同法将其作为一章加以规定有其必要性。但是，由于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使得法律的制定，或因概念不够明确，或因法条之间有矛盾或抵触之处，总须借助于法律解释，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注：杨仁寿：《法学方法论》，96～9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因此，对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以促进法律的妥当适用，应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在此拟就赠与合同的相关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合同法》第185 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由此可见，只要是赠与人以自己之财产而为赠与的，均无不可。而依我国许多学者的观点，赠与合同移转的是标的物之所有权(注：郑立、王作堂：《民法学》， 3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孔祥俊：《合同法教程》，585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因此，赠与的标的物可以是各种法律不禁止的实物、货币和有价证券。不以有价证券表示的权利不能成为赠与的标的物(注：王利明：《民法学》，29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笔者认为前述观点有失偏狭。因为赠与之根本目的在于使受赠人无偿获得利益，因此，凡是能够在客观上给受赠人带来经济利益，而受赠人此种利益之取得与赠与人利益之所失又有对应关系，即只要能满足赠与法律关系要求且不属于法律禁止的财产，均可成为赠与合同之标的物。故除移转所有权的情形以外，“为他人设定某种物权，而不取对价，或无偿的免除责任”的(注：梅仲协：《民法要义》，362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以及以知识产权、债权，甚至是将来可以取得的某种权利为无偿给予的，均可成立赠与。如担保人以其物为债务人利益设定担保而不要求债务人提供对价的情形，担保人之物在物理上虽未贬值，但担保人在出卖该物之时，由于其上存有担保物权，买受人在同等条件下可能会因此而不愿购买此物，或因此而要求担保人降低其物之价格以抵消其将来可能之不利益时，对担保人而言，因其物之价值评价降低或因此而无法售出其物的，亦为一种不利益。而债务人将因此担保之存在而获得贷款，或因此而可以被债权人同意延期清偿债务的，亦为一种利益之获得。此种利益之获得与担保人之不利益(包括其物不易售出或其物被拍卖偿债的风险)，有对应的关系，因此这种无偿获得利益的行为也完全可以认为是一种赠与关系。再如，专利权人允许其他人在某一特定地域内可以无偿地利用其专利技术的，虽属对无形财产权而为之，并非转移某实物之所有权，然而其利益之授予关系也十分明显，应为赠与无疑。由此可见，赠与合同之标的物非必限于前述学者所称之实物、货币、有价证券这一范围，而且称赠与乃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说法也不甚恰当，因为毕竟不能说无偿设定担保物权之赠与移转的是担保物权的所有权。在仅赠与专利之使用权的场合也同样如此。

实际上，传统的仅以有形物之所有权为赠与合同标的看法，在现代社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需要了。因为，一方面现代社会中财产的范围日益广泛，已远远突破传统的以有形物为财产对象的范围，而且对物的评价也已经由重视物之所有转向重视物之利用，前者如知识产权、企业的商誉权甚至于网络、通信频率的利用也被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财产等;后者则突出表现为担保制度的发达，如浮动担保、财团抵押、最高额抵押，以及将抵押权证券化从而使其能广泛流通的抵押证券制度的发达等。因此，对财产范围的理解要适应这一趋势。另一方面，正由于财产范围的不断扩大，将这些财产无偿给予他人的情形也必将日益增多。而“赠与为无偿合同的典型，其他无偿合同，除性质所不许之外，均得准用赠与合同的规定。”(注：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上)，146 页，台北，三民书局，1981.)如将赠与合同的标的仅限于有形物或物之所有权，则除此以外财产之无偿给与，也还要准用赠与合同的规定。既然如此，还不如直接将其承认为赠与之标的更为直接和简便。

因此，笔者认为对《合同法》第185条所称之财产，应扩张解释为一切具有财产利益之有形财产及无形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物权、债权、有价票证等等。

第一，依合同法的一般原则，要约人发出要约后，承诺人对此作出承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合同法》第25条)，因此合同的成立以诺成为原则，如认为赠与合同属实践性合同，则应属相对于原则的一种例外，对此法律应有明文规定。而在赠与合同一章中并无关于赠与为实践性合同，即赠与合同自赠与人交付赠与财产时方才成立的规定。至于《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只是为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并非关于赠与为实践性合同的规定。而且如认为赠与为实践性合同，则在赠与人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合同并未成立，根本谈不上撤销赠与的问题。因此，依以上逻辑推理，合同法应是将赠与作为诺成性合同加以规定的。

第二，依日本民法及我国台湾民法的规定，赠与均为诺成性合同。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持此观点。实际上，要求将赠与合同作为实践性合同的学者，主要是考虑到赠与为单务合同，仅赠与人一方负有义务，因此如将赠与作为诺成性合同，则对于赠与人似乎有失严苛。但是，赠与人之赠与既然为法律行为之一种，当不同于戏谑之言语，其意思表示即已含有欲使其行为发生相应法律上结果之内容。如受赠人已信赠与人之诺言，而后赠与人却欲反悔，则其仅不交付其财产即可达到目的，且无须为此背信行为负担责任，如此一来，其后果无异于放纵信口开河、言而无信之风。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况且受赠人如因信其赠与之诚意而为接受赠与之准备时，一旦赠与人背信，则其不独缺德，还将给受赠人造成损害并使其无处寻求补救，实在有悖诚信原则。如将赠与作为诺成性合同，虽然使赠与人受有一定约束，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亦同时赋予其任意撤销权、法定撤销权，且仅令其承担较轻的瑕疵担保责任等以资平衡，也不能说双方之间有严重失衡的利益。因此，通过给赠与人以一定的约束，使赠与人增强信用观念，避免信口开河，较之于放纵赠与人言而无信的做法，应是较好的选择。

《合同法》第186 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合同法》第189 条规定：“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依条文之文意而为体系解释，则仅第186 条第2款可适用于第186条规定的情形，其他的赠与在实际上恐怕将无适用该条的可能，即第189条在许多情况下将成为一纸空文。此一问题可从以下几种情况来分析。

第一种情形，假设在赠与人尚未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物毁损、灭失的，如依《合同法》第189条规定，赠与人似应就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在受赠人依此请求赠与人承担损害赠偿责任时，由于依《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的规定，在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因此赠与人此时完全可以以此条规定为依据撤销原有之赠与。而合同一经撤销，受赠人之合同上请求权即不复存在，因此无法请求赠与财产毁损、灭失之损害赔偿。而在赠与人撤销赠与之前，该财产为赠与人自己的财产;在其撤销赠与之后，由于赠与财产之权利并未转移，因此已毁损之财产仍为其自己之财产。赠与人对自己的财产有处分权，因此如因自己之故意、过失致其毁损的，自然不必向他人承担责任。受赠人此时仍无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以，在实际上只有赠与人自己在此情况下不行使撤销权的，受赠人才有可能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也不过为一种可能性而已，因为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行使并无时间上的限制，仍可随时行使之。因此在第一种情形下，第189条将在实际上落空。

第二种情形，假设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后，始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此时赠与财产之权利已经转移，赠与人之合同义务亦随之消灭，该财产已归受赠人，成为受赠人之财产，如此时因赠与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该财产毁损、灭失的，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他人财产，属于侵权无疑。然而衡诸立法本意，并无在此规定赠与人侵权责任的意图和必要。因为对于他人财产之侵犯非但故意及重大过失，即一般过失亦构成侵权行为，得向受侵害人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侵权责任应依《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其请求权之规范基础，而不应在《合同法》，尤其是其中的赠与合同一章中作特别规定。而且此处要求赠与人仅应就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之损害负责，而未说明对一般过失造成的损害负责，可见并无适用一般侵权行为法的意图。因此，《合同法》第189 条的立法意图应当不是在此处规定赠与人的侵权责任，故此时无第189条的适用余地。

第三种情形，赠与财产的权利在转移过程中。因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均可行使任意撤销权，因此，只要赠与财产的权利尚未转移，应认为赠与人仍可撤销之。故此时如因赠与人之故意、重大过失造成赠与财产毁损、灭失的，与第一种情形无异，难适用第189条。

由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使范围、期间等均无限制，致使除《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以外的赠与合同，不问情由均可被任意撤销，从而使受赠人对赠与财产因赠与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到毁损、灭失时，实际上无法请求损害赔偿，使其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一纸空文。

由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毫无限制，使得受赠人不仅在前述情况下无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使得受赠人在为接受赠与而作了准备之后，因赠与人撤销赠与而使其遭受的损失，由于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为行使法律赋予之权利，其行为可以排除违法性，从而使得受赠人的这种损失无从得到补偿。如受赠人为接受赠与人赠与之汽车，修建了一座车库，其后赠与人撤销赠与使受赠人徒耗金钱、时间和人力，从而遭受损失的，如仅对合同法前述条文作纯粹之文意解释，则受赠人的损失将无从得到补偿。

由此可见，《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规定的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范围失之过宽。实际上《合同法》关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规范目的，无非是考虑因受赠人系纯获得利益，因此需要适当减轻赠与人之合同义务，故此赋予赠与人法定撤销权(《合同法》第192、193条)、赠与履行拒绝权(《合同法》第196条)及赠与人之任意撤销权等。但规范之目的又并不在于使受赠人之期待和信赖因此而毫无保障，而仅是相对平衡双方利益。故此前述二种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之行使毫无限制的情形，可以认为是在法体系上存在影响法律功能，且违反立法意图之不完全性，即有法律漏洞存在(注：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25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另参见杨仁寿前引书142页以下。)。为补充这一法律漏洞，在此需要对第186条第1款作目的性限缩之解释，将前述两种不宜于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情形，排除于该条款文意之外。依《合同法》第6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第一种情形中，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毁损、灭失之前，未行使其任意撤销权，于损害发生之后方才行使的，可以认为是专以逃避损害赔偿责任为目的之权利滥用。此权利之滥用有悖于前述诚实信用原则，故应排除于法条文意之外，使赠与人在此时不得行使这一权利。在第二情形中，赠与人之任意撤销权既然为法律所赋予，其行使即为符合法律要求之权利行使，可以排除违法性，故而其行使一般无须负担责任。然而在受赠人出于诚实信用而作了接受赠与之准备之后，赠与人如任意撤销合同，则必将使受赠人之信赖受到损害，如前述汽车赠与之例。在此情况下赠与人撤销合同将给受赠人造成损失，显然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有背于立法之规范意图。因此，在此应对赠与人撤销权行使之效力加以限制，即赠与人在此时原则上虽亦可行使其撤销权，但此权利之行使不能完全排除其责任，对因行使任意撤销权而给受赠人造成的损失，依缔约上过失责任为基础，赠与人仍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当然，前述两种情形对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作目的性限缩的作法，只不过是在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之下，作两种类型化之处理。实际中可能还会有些情形尚未归纳出来，仍有待于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逐渐类型化。但是，笔者以为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消除漏洞的最好办法还应该是在将来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对前述种种不合理之处加以修正，以减少法律漏洞的存在。

《合同法》第188条规定：“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且依186条第2款此类赠与为不可任意撤销合同。实际上这些规定在学者建议稿中本来也有，但在1998年9 月公布的向全民征求意见稿中被删除，也许是考虑到当年一些赈灾募捐中有认捐人事后拒不交付的问题的发生，在最终通过的.《合同法》中又加入了这些内容。从这一点上推测，该条的目的也许在于应对前述认捐人拒不交付的问题。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如1998年夏天我国南方诸省遭受洪灾，中央电视台和民政部等举办了赈灾捐赠活动，一些单位当场认捐钱物，但事后拒不交付，对这类情况受赠人可以请求赠与人交付赠与物(注：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上)，173页，台北，三民书局，1981. )。笔者认为不然，因为在此种场合下，“赠与人”为何人?“受赠人”为何人?有没有赠与合同存在?这些问题均值得探讨。

实际上关于无偿给与的情形，除赠与合同以外，尚有其他情形被总称为“捐赠”或“捐助”的。所谓捐赠，是指赠与人为了特定公益事业、公共目的或其他特定目的，将其财产无偿给与他人的行为。不过，“捐助之内容颇为复杂多歧，捐助不过为一总括名词而已，如涉及法律问题时，自应究明其实际情形，而决定其性质，俾适用有关之法规。”(注：参见孔祥俊前引书586页。)但总的说来，可以将捐赠分为可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的捐赠与不能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的捐赠两类。

可以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捐赠。这类捐赠既有明确的赠与人，也有明确的受赠人，故就其实质而言，与普通之赠与在法律关系上并无不同，可以直接适用赠与合同的有关规定。此类捐赠如为某校捐赠50万由其自由支配，或向某已成立的基金会(财团法人)捐款若干等。当然此类捐赠也可以附加一定的条件，如限制捐赠款项目的用途等即为此类。

无法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的捐赠。这种捐赠或者由于捐赠时受赠人并不明确，因此无法成立赠与之合意，故而无法形成赠与合同;或者由于捐赠人虽有使受赠人受益之目的，受赠人也明确，但赠与之财产并非直接交给受赠人的，也不同于一般的赠与关系。故就此仍需区分两种情况：(1)在捐赠人承诺捐赠之时，受赠人为谁尚不明确的，由于此时缺少合同的相对方，故而双方之间不能就赠与达成合意。如前述提及1998年夏我国很多地方水灾，中央电视台与民政部的举办的赈灾晚会中，有些单位当场认捐，但事后并不交付的，由于捐款人当时并不是捐给中央电视台和民政部的，他们不是受赠人。故而此时作为赈灾活动发起人的民政部及中央电视台此时不可能依赠与合同请求对方交付。有学者认为，此时发起人并不因此而受利益，不应认为受赠人，应认为有为募集目的使用之义务之信托的让与。依日本大正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刑事判例，某镇为收买道路基地捐助于市，以促进道路修建之目的，募集捐款，而从事募集之道路委员三人，擅支用其保管之金钱，日本大审院以其募集金钱信托的归属于发起人团体，认为构成侵占罪(注：史尚宽：《债法各论》，137页，台北，三民书局，1981.)。从而，依此种信托让与的规定，发起人负有依约向受赠人交付财产之义务。但是，我国《合同法》并未承认信托为一种有名合同，因此无法适用这种“信托让与”的规定。但我国法律上有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因此可认为构成“委托赠与”关系，依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2 )对于由非受赠人募集，但受赠人明确的捐赠，如为某因贫困无钱交学费的学生募集学费的，此时当事人关系构成第三人利益合同，因此可依赠与及《合同法》第64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共同规范之，使受赠人可直接向其请求履行，当然此时受赠人请求履行也须依诚实信用原则为之。

此外，还有所谓义演、义卖的问题。在此关系中，对于义演人、义卖人取得之收入，购买人及买票参观者均得请求其向受赠人履行交付义务。也有学者认为，应依购买人与义卖人何人将收益交付给对方二种情形来确定谁为捐助人，从而确定是在购买人与对方还是义卖人与对方之间成立捐赠关系。我们认为这只是对这种情况的事后陈述，即只有在收益交付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因此，这种区分并无多大实际作用。笔者认为在义演、义卖之时，如购买人直接将钱款等交付给受赠人的，则直接在购买人与受赠人之间成立赠与合同。如由义演人、义卖人将其义演、义卖收入归为自己以后再交给受赠人的，如其在义演、义卖前未声明其表演或拍卖等有捐赠目的的，则应认义卖人、义演人为赠与人;如在此之前已声明有为捐赠之目的的，则与前述之第三人利益合同作相同处理更为合适。

服务合同纠纷处理篇二

劳动纠纷可以说是最常见的的民事纠纷了，无论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都很难去避免，想必大家也很想知道万一发生了劳动合同纠纷处理的途径有哪些、有哪些法律依据?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劳动合同纠纷处理的途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协商

合同当事人在友好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商解决纠纷，这是最佳的方式。

2、调解

合同当事人如果不能协商一致，可以要求有关机构调解如，一方或双方是国有企业的，可以要求上级机关进行调解。上级机关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而不能进行行政干预。当事人还可以要求合同管理机关、仲裁机构、法庭等进行调解。

3、仲裁

合同当事入协商不成，不愿调解的，可根据合同中规定的仲裁条款或双方在纠纷发生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4、诉讼

如果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事后也没有达成仲裁协议，合同当事人可以将合同纠纷起诉到法院，寻求司法解决。除了上述一般特点之外，有些合同还具有其自愿的特点，如涉外合同纠纷，解决时可能会援引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的法律。

(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第四条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第五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相关规定。

处理集体劳动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六条，及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集体合同规定》。

处理合同纠纷的处理非全日制用工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至第七十二条，及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

处理经济补偿金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

服务合同纠纷处理篇三

1.审查合同的主体是否适格。即出租人与承租人是否具备有效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如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等。

(一)未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

(三)共有房屋未取得共有人同意的;

(四)权属有争议的;

(五)属于违法建筑的;

(六)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七)已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

(八)不符合公安、环保、卫生等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

(九)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

《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认为房屋租赁的权源只能是所有权。而无论是法理分析，还是具体考察国外关于租赁的立法及审判实践，都会得出房屋租赁的权源来自合法占有的结论。房屋租赁的权源问题也恰是长期困扰审判人员的根本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使得许多房屋纠纷案件难以作出合乎逻辑和合乎实际情况的判决。比如按揭房出租，因没有完全取得产权，是否就认为出租行为无效呢?还如大量存在的“二房东”现象，是否“二房东”与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都无效呢?显然，这些出租行为认为无效，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会导致房屋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这与社会主义立法的目的和法律应适应事物发展规律的原则是相左的。从物权的角度来分析，所有权人出让占有权是很常见的，合法占有权人在所有权人允许的范围内享受收益权，理应恰当，否则光“占有”有何经济价值呢?房屋的.合法占有人出租房屋正是这种情况。物权的另一种形式，即他物权人实际上就是物的实际占有者，同时其又享有所有权人的诸如出租等的许多权利。如国有企业的承包经营权，难道说国有企业因为没有对财产的所有权就不能把财产拿来出租吗?显然这是否定的，大量的企业出租商铺，出租厂房，比比皆是，如果都认定为是非法的，那么立法者在自我否定。另外从合同的角度来分析，租赁合同反映的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二条)”。出租人作为合同的一方，并非以所有权人为限，因为租赁关系体现的是占有的转移：一方让渡其占有获得租金利益，另一方则通过支付租金取得占有以使用收益。单就租赁的法律关系而言，各方均不与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直接必然的联系，具有房屋所有权的出租人与通过其他方式合法获得占有权的出租人之间并无不同，只是他们占有权的取得方式不同而已。没有一国的立法和我国当前立法一样将出租人直接表述为所有权人。从理论上讲，合法占有即获得标的物的出租权。至于转租须经原出租人同意，只是租赁合同的特殊要求，且原出租人并不能被认为就是所有权人。综上所述，把所有权作为房屋租赁的权源是不恰当的，而应以合法占有权作为权源。如此一来，许多棘手的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了。

《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权属受到诸如“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等形式限制的房屋，在一定条件下的租赁是否允许。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的情形一般是因为权属有争议诉之法院，法院依申请人申请采取了诉讼保全，或者房屋涉及到违法违纪被查封，或者是房屋本身有不符合公安、环保、卫生等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情况被查封。后两种情况被查封，因为关系到房屋本身问题，肯定是不能进行租赁的。但前一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应允许房屋租赁。从理论上说，《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规定是建立在房屋租赁权源来自于所有权的基础之上，所以所有权不清晰当然认为不能租赁。依合法占有权源理论，即使权属有争议，在法院没有最后裁决之前，合法占有人仍应有权出租的。如果一方坚持不能让合法占有方出租，则应提供担保，以保证法院裁决房屋归属合法占有方后，合法占有方的合理租金损失可以收回。如果法院裁决房屋归非合法占有方所有，则房屋在诉讼期间取的租金归还给最终所有者。如果同时存在“二房东”的情况，则依照所有权人与“二房东”的约定分配租金。从审判实际中看，法院查封有权属纠纷的房屋后，在法院的监督和办理一定手续情况下，采取“活查封”手段，使房屋不置于闲置，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这样做最终还是有利于房屋所有权人的，也利于充分发挥现有社会财富资源的最大作用。不过需强调的是，这种情况下的租赁一定要办理一定的担保手续，并在法院的监督下进行。

3.审查是否进行过登记备案。1994年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都规定了租赁各方应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义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还规定登记备案后有关机关颁发的《房屋租赁证》是租赁行为合法有效的凭证。简言之，非经登记备案，未取得《房屋租赁证》的租赁合同是无效的。分析作此立法的目的，应是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和确保国家税收之策。有人认为，房屋租赁登记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经济的发展和交易日益频繁，一切交易手续应越简便越好，登记制度会制约交易的进行。此论回避了房屋的特殊性，房屋作为不动产有其自身的特征，与一般流通物不同，房屋交易应有权属登记备案，房屋租赁作为房屋所有权中占有权及使用权出让，当然也应予以登记备案。还有人认为，现行《合同法》在规范租赁合同内容及出租人义务时，并未出现关于提供出租权证书以办理租赁登记手续的规定。鉴于低位阶法律所负荷的价值不得与高位阶法律所负荷的价值相抵触，以及新法吸收旧法的原则，房屋租赁可以不进行登记备案。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分析一下也站不住脚。《合同法》关于租赁的规定仅是范指而已，包括房屋，也包括其他财产的租赁。但房屋的租赁，作为一种特殊财产有特别法规来规定，并不违背法理。特殊法效力大于一般法效力，因而合同法与房屋租赁专门法规同时调整房屋租赁法律关系时，优先适用房屋租赁专门法规。实际上，合同法无对租赁要办理租赁登记手续的规定，并没有否定有要求办理租赁登记手续的必要性，也不存立法价值的抵触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没有登记备案的房屋租赁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租赁合同是无效的。

4.审查房屋租赁

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在审判实践中许多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逾期支付租金、水电费等的滞纳金按每日3%计，因其滞纳金过高，导致滞纳金的约定无效。有人认为：只要出租房屋不存在法律、法规所禁止出租的情形，承租人应当参考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租金等款项的违约金。此外，还要审查房屋出租是否用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若是，则在出租人明知情况下，租赁合同无效。

服务合同纠纷处理篇四

原告北京某某粘胶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郑xx专利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周明远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张珊、郑兰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 2002年5月29日，本公司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带边多用途复写纸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向被告支付转让费1万元。签订《协议书》的同日，被告将前述专利的《专利证书》交给本公司，本公司也将1万元转让费交付被告，双方随即共同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本公司交纳了相应手续费。但2002年7月16日，本公司得知涉案专利已于2001年5月29日终止。本公司花费了大量精力争取恢复该专利，但未能如愿，该专利已无恢复可能。本公司将此情况及时通知被告，并请他退还1万元转让费。但被告拒绝退款，故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确认双方所签《协议书》无效并予以解除;2、被告将1万元转让费退还本公司;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本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其它费用。

被告辩称：本人与原告签订《协议书》的时间是2001年的5月28日，而不是原告所称2002年5月29日。在双方签约时，涉案专利仍处于有效期内。《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一直未支付转让费也未要求本人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直至《协议书》签订一年后的2002年5月24日，原告才向本人支付了1万元转让费并于同年5月29日要求本人与其一起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因涉案专利一直由原告无偿使用，该专利的年费自1995年起也一直由原告交纳，已形成固定模式。导致涉案专利被终止的原因是原告未按规定的时间交纳年费及滞纳金，因此涉案专利被终止的责任在于原告。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双方所签《协议书》，证明双方签约的内容;2、涉案专利的《专利证书》及《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证明被告已将专利文件交付原告;3、原告向被告支付1万元转让费的《支出凭单》，证明原告已按约向被告付款;4、原告交纳著录项目变更费用的收据，证明原告已交纳了著录项目变更费用;5、《专利权终止通知书》，证明涉案专利终止的时间;6、《审查业务专用便函》，证明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通知被告涉案专利不能变更; 7、原告员工刘建斌、仲崇海、周明远、范苏证言，证明双方签约的时间是2002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万元转让费的时间及双方办理著录项目变更的时间都是2002年5月29日;8、原告员工周明远、刘建斌的工作笔记本，证明目的同原告证据7;9、原告关于其员工周明远任职时间的证明，证明周明远于 2002年1月25日起才来原告公司任职副总经理;10、北京市公证处茹宏证言，证明其曾于2002年5-6月间接待过一起专利权转让协议公证业务，但因条款过于简单未受理，相关当事人为一中年男性、一老者和一中年妇女;11、原告自1995年起为被告交纳申请费、年费等专利费用的收据，证明原告为被告交纳年费等事实。

被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专利费查询信息记录，证明原告为被告交纳年费等事实;2、查询邮件回单及《交费通知书》，证明相关文件未寄给被告;3、年费及年费滞纳金计算说明，证明是原告未按期交纳滞纳金才导致涉案专利被终止;4、双方所签《协议书》，证明双方签约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证据1-5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认为原告证据6无原件，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予认可;对原告证据 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刘建斌等人系原告的员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因此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认为原告证据8不能确定为刘建斌、周明远的笔记本，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原告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无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说明周明远在原告处的任职时间;认为原告证据10无公证处的公章，因此不能确定“茹宏”的身份，且该证据内容表述不确定，因此不足为证;对原告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恰好说明交纳年费的责任在于原告，因此导致涉案专利被终止的责任也在于原告。

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证据1-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被告证据1、3就本案而言无证明力;认为被告证据2表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交费通知系发给被告委托的专利代理人，因此导致涉案专利被终止的责任在于被告;对被告证据4 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签约的日期是2002年5月29日。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证据1-5及被告证据4的真实性及证明力予以确认;对原告证据7、9、11及被告证据1-3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查明如下事实：

在被告于1998年自原告处离职的3年后，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写明2002年5月10日双方经协商就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其中涉及本案专利权转让法律关系的条款主要内容为：1、被告将涉案专利的专利权转让给原告，转让费1万元;2、被告保证在向原告转让该专利前，从未许可第三方实施该专利，双方签字盖章后，原告将1万元转让费支付给被告，被告同时协助原告办理相关手续。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吴裕祺及被告在《协议书》上签字，原告同时加盖了本单位公章。《协议书》结尾处写明的时间为2001年5月28日。被告认可该时间为双方签约时间，但原告称此时间为打印错误，双方签订《协议书》的时间应为2002年 5月29日。

《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将涉案专利的《专利证书》及《说明书》原件交给原告，原告也向被告支付了1万元转让费。但在转让费支付的时间及涉案专利的《专利证书》、《说明书》交付的时间两个问题上双方存在分歧，原告称是2002年5月29日双方签约的同一天支付的转让费并收到被告交付的《专利证书》和《说明书》;而被告则称是2001年5月28日双方签约的同一天将《专利证书》和《说明书》交给原告，原告直至2002年5月24日才支付转让费1万元。

2002年1月2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专利权终止通知书》发文通知被告委托的专利代理人许深(北京市西城区专利代理事务所)，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于 2001年5月29日终止，终止的原因为被告未按该局交费通知书中的规定交纳或缴足2001年度的年费和滞纳金。在前述《专利权终止通知书》中写明如被告有正当理由，可以根据专利费实施细则的规定，在其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2个月内申请恢复其专利。但被告称其未收到前述《专利权终止通知书》，故未在前述通知书限定的时间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恢复涉案专利的专利权。

2002年5月29日，双方共同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原告交纳了200元变更费。原告称其于2002年7月得知涉案专利已于2001年5月29日终止，并称其为恢复该专利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但未能如愿。

另查，原告自1995年至2001年间为被告交纳了涉案专利的申请费、登记费、印花税、年费共计3 695元，其中2001年年费的交纳日期为同年9月20日。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除对所签《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存在争议外，对该《协议书》的条款内容并无异议，故该《协议书》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在双方签约时已知晓涉案专利已被终止，故不存在被告以欺诈手段签约问题。除以上两点外，本案也无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它导致双方所签《协议书》无效的要件，因此原告关于双方所签《协议书》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双方所签《协议书》合法有效。

双方所签《协议书》的实质为专利权转让合同。《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实施了支付转让费、交付专利证书、共同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等履约行为，但在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正式变更为原告前，该《协议书》尚未履行完毕。无论双方《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01年5月28日还是2002年5月29日，在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正式变更为原告前，维持涉案专利有效性的责任在于被告。虽然原告在1995年至2001年期间为被告交纳了涉案专利的相关费用，但没有证据表明此系原告基于其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而负有的合同义务，也没有法律规定原告负有此义务。而被告主张由于原告无偿使用涉案专利，故应替被告交纳专利年费的主张，既于法无据，被告就此举证也不充分，且原告亦对此予以否认。因此，被告关于导致涉案专利被终止的责任在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被告未按期交纳涉案专利的年费及滞纳金，导致涉案专利的专利权在2001年5月29日被终止，致使双方《协议书》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原告在此情况下，要求解除双方所签《协议书》并要求被告返还1万元转让费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因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为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的`数额，故对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其为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驳回原告北京某某粘胶制品有限公司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10元，由被告郑金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房地产纠纷)

(法释[2009]11号，2009年6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9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9年6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二○○九年七月三十日

为正确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本解释所称城镇房屋，是指城市、镇规划区内的房屋。

乡、村庄规划区内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参照本解释处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当事人依照国家福利政策租赁公有住房、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产生的纠纷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第三条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租赁期限超过临时建筑的使用期限，超过部分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延长使用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延长使用期限内的租赁期间有效。

第四条当事人以房屋租赁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房屋租赁合同生效条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

第五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当事人请求赔偿因合同无效受到的损失，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和本司法解释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一)已经合法占有租赁房屋的;

(二)已经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

(三)合同成立在先的。

不能取得租赁房屋的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条承租人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或者扩建，在出租人要求的合理期限内仍不予恢复原状，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一)租赁房屋被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法查封的;

(二)租赁房屋权属有争议的;

(三)租赁房屋具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房屋使用条件强制性规定情况的。

第九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合同无效时，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毁损的，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

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可折价归出租人所有;不同意利用的，由双方各自按照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分担现值损失。

第十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或者合同解除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可由承租人拆除。因拆除造成房屋毁损的，承租人应当恢复原状。

(四)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的，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按照公平原则分担。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十二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租赁期间届满时，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补偿附合装饰装修费用的，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或者扩建发生的费用，由承租人负担。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办理合法建设手续的，扩建造价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二)未办理合法建设手续的，扩建造价费用由双方按照过错分担。

第十五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时，转租期限超过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超过部分的约定无效。但出租人与承租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租赁合同产生的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次承租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十七条因承租人拖欠租金，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时，次承租人请求代承租人支付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以抗辩出租人合同解除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转租合同无效的除外。

次承租人代为支付的租金和违约金超出其应付的租金数额，可以折抵租金或者向承租人追偿。

第十八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履行期限届满或者解除，出租人请求负有腾房义务的次承租人支付逾期腾房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承租人租赁房屋用于以个体工商户或者个人合伙方式从事经营活动，承租人在租赁期间死亡、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其共同经营人或者其他合伙人请求按照原租赁合同租赁该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房屋在出租前已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

第二十一条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他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情形，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出租人与抵押权人协议折价、变卖租赁房屋偿还债务，应当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请求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出租人委托拍卖人拍卖租赁房屋，应当在拍卖5日前通知承租人。承租人未参加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

(一)房屋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三)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后，承租人在十五日内未明确表示购买的;

(四)第三人善意购买租赁房屋并已经办理登记手续的。

第二十五条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本解释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房地产纠纷)

怎么处理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合同必须严守，是合同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当事人可依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而享有解除权，以便从合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仅限于物的瑕疵，而且限于物的瑕疵达到“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程度。我们认为，对于租赁房屋的瑕疵，不论是物的瑕疵还是权利瑕疵，只要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承租人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对于承租人因租赁房屋存在瑕疵而主张解除合同的，应满足以下要件：(1)承租人的使用收益受到的障碍必须达到严重程度。但是，如果租赁房屋对于承租人有特别利害关系的，则该障碍即使未达到严重程度，也应允许承租人解除合同。(2)出租人不于催告的期限内进行修缮。但在修缮为不可能或者虽有可能但于承租人已无利益的，则无需催告即可主张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用语是“可以随时解除”。但应注意的是，其前提是租赁房屋的瑕疵已达到“危及承租人(包括同住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程度。在此种情形下，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房屋存在瑕疵，也不影响其解除合同。这一点与一般的合同解除规则不同，其立法理由在于要绝对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对此条作相反解释，就是，如果租赁房屋的瑕疵不会导致“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而该瑕疵在订立合同时即为承租人所知悉的，承租人将不得主张解除合同。

1.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则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否则，将构成违约。

2.合同的解除，并非因符合解除条件而当然发生，而应以有解除权的一方行使为必要。这里需要区分合同的解除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两者的不同。前者是因法定或约定的条件成就而享有形成权，其效力的发生以实际行使解除权为必要;后者则因约定(不可能是法定)条件成就，而当然发生合同消灭的效力。行使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应以通知的方式。但亦不妨碍以诉讼的方式来行使，因为起诉本身可以视为一种通知。

3.要严格把握合同解除的条件。当事人只有在符合约定或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解除合同;在不符合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即使发出解除通知，也不能产生合同被解除的法律效力，相反，构成违约。

原告(反诉被告)薛xx，男，19xx年x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xx路x号地下。

委托代理人王思鲁，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愿光，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李xx，男，19xx年x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银河xx桥x号之一。

委托代理人王xx，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薛xx与被告(反诉原告)李xx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6年3月2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xx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薛xx的委托代理人王思鲁、卢愿光，被告李xx的委托代理人王xx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管辖适用于专属管辖吗

房屋租赁合同是指房屋所有人将房屋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定期给付租金，并在合同终止时将房屋完好地归还出租人的协议。那么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管辖适用于专属管辖吗？出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应该怎么办？请阅读下文了解。

请问律师，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管辖适用于专属管辖吗？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管辖不适用于专属管辖。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虽与不动产发生牵连，但因诉争法律关系发生的依据是当事人间存在的合同，其性质仍属于债权债务纠纷，并非不动产物权纠纷，不应适用专属管辖，而应适用合同纠纷的特别地域管辖，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即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房屋租赁纠纷如何确定管辖问题的批复》中已作明确规定：“凡在租赁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房屋修缮、租金、腾退等纠纷，一般应由房屋所在地法院管辖，个别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更符合“两便”原则的，也可由被告户籍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辖。”既然该类纠纷仍属于合同纠纷的范畴，根据我国民诉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当然也就可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即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

租房大军数量越来越庞大，在租房子的过程中与房东有很多协商不妥的地方，由此引发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也越来越多。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的内容，请阅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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