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凉子访谈录篇一

妈妈：哦，这是现在一种比较普片的观点，你先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妈妈：嗯，看电视和看漫画书会觉得轻松，因为文字需要回忆以往见过的与此相关的场景，需要联想，需要思考，需要将文字在头脑中进行再创造。而大脑对电视、书本上的图片吃力只是简单的信息加工过程，所以读文字的书会使人更聪明。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都藏在书本里，最杰出的智慧也都藏在书本中，而要把这些伟大的思想、接触的智慧搬到自己的脑海里，最优异的方法依然是买书、读书。

我：嗯，我明白了。现在我喜欢读《爱的教育》等反映校园生活的书。

妈妈：读这些书，不但可以放松心情，而借贷有我们生活的影子，更让我们学会了怎样与老师、同学沟通、相处。《爱的教育》种不论是扫烟囱的孩子，还是班长，都潜移默化的培养塑造着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情感，是值得一度的伟大着作。而且读经典的书会使人变得温顺而谦恭，会使人的素质不断提高，希望您通过诵读经典的书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有力量。

我：妈妈，谢谢您！

凉子访谈录篇二

我忍受不住内心痛苦的幻想和他们极力挣扎着想要寻找出口的冲动，它们仿佛是从弥尔顿的devlin里漫游人世的妖精，一遍遍把我的心灵噬咬，因而我决定去拜访我的老朋友，巴利罗伯威尔，他是犹太学院的古希伯来语教授。

薄雾酿成酒神的露水，湿答答地缠绕着巴塔哥尼亚高原芬芳的嫩草，亚当斯亚号从巴拉那河出发，经过里约，航过贝伦，在威廉斯塔德停留，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孩子看见亚当斯亚号，就聚在一起击鼓鸣笛，挥手致敬，这群孩子模仿泰晤士河的仙女，从起伏的港湾，沿着回环的海滩变成了鱼跳进海水奔流，流过森林里萤火虫的记忆，流过黑夜闪耀的星星。亚当斯亚号驶过巴拿马城，又经过科隆群岛，进入静谧的太平洋了，他们就此把播放披头士的`灯塔远远抛到了身后，亚当斯亚号上的姑娘怀念起jude的歌声，眼中就浮现那四个年轻人在皇后广场演奏的歌声。

船驶到萨瓦伊岛，遇上了暴风雨，低垂的乌云从天空，蚊蚋嗡嗡，星辰移步黄昏之巅，荒原系住北斗星，不知是何人为雷霆开路，使矿无人烟的大海降下寒冷的暴风雨。

亚当斯亚号在冰冷的雾里里迷失了航向，夜间两三点左右，她轰的一声撞上了礁石，搁浅在离陆地十七十八里的海面，到了夜间四五点，灯光消失了，雾霾沉沉叠叠锁住了船只的身影，到了凌晨六点，船只的烟囱断裂了，锁住歌利亚的锁链断裂了，亚巴斯亚号开始沉没，掀起的白色泡沫像翻腾的热水，到中午奥布朗人即便伸直了头也看不见大海上的这一片小舟，老巴利的父亲默默低语：海神要将他的孩子带走了。也就在那一天的夜里，老巴利梦见一只金色的鹿弯下它透明的身体，在半睡半醒的睡梦里交给老巴利一封薰了玫瑰香的信，信上浮现绿色的墨水，墨水变幻为一个名字，老巴利在暴风雨下的木屋惊醒，梦的幻影缠绕着他的身躯，像湿润的苔藓缠绕潮木。他不顾众人的劝阻，划着萨摩亚最坚固的一艘帆船，穿过黝黑的礁石，潮湿的衬衫裹着他的灵魂，带着他穿过被海浪日夜拍打地光滑的乳白礁石，玉米的清香紧贴在他的影子，布谷鸟和萤火虫裹着他黝黑的身体，深夜里黑雾遮蔽了老巴利的黑色的眼，却没有遮蔽老巴利的鼻子，老巴利乘着部落的萤火祭司赐福过的船，他收起潮湿的三角帆，像一只发亮的甲虫静静地漂浮在灰白的海浪上，雾水冰冷，笼罩着萨瓦伊岛。

巴利人已老迈，若非教学，终日深居简出

九月深秋的夜晚，我徒步穿行过大学城，来到大海边的一座老房子里，诺威登街37号去拜访巴利—据我的祖母说，那条街是为了纪念一名叫诺威登的盟军战士，他的连队在菲律宾被日本瓦解后，日军便将他押往海口，并把他关押在雅加岭的监狱中，在狱中，诺威登和同被囚禁在此的黎族部落一同发动了莲雾起义，奋战了三个月后，日军用芥子气结束了森林凄凉而野蛮的哀嚎。十七年后，刚刚修订完黎语拉丁文的巴克曼来到省政府求见省长，为诺威登修了一条纪念街，这条街孤寂得躺在大海的悬崖边上，一如那个飘扬过海孤独的战士。

“你好，巴利，希望你已经收到了我的信”

“好的，谢谢”我说

“从前在富强繁荣的也门王国”巴利幽沉的嗓音，屋子的噼里啪啦的火苗也好像因为惧怕而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游牧的贝杜因人从沙漠的废墟里发现了一个静美的徽章，那是一个镶着那天夜里，披着殓衾的幽灵从坟墓里出来，在城里啾啾鬼语，女巫们骑着扫把星，从西方带血的晨暮，洒遍不祥的泪水，在传说中，这个王国升上了天空，最终漂浮在一朵巨大的云朵里，周围有暴风日夜守护着它，你应该听过它的名字吧，就是斯威夫特笔下的飞岛国拉普达。我一直以为它是虚构的故事，可是有一天，我在巴塞罗那一位可敬的朋友，塞拉芬，吉隆教堂的本堂神父，他给我寄来了这个。”巴利慢慢地说着，一边从他的怀中取出一条金色的项链，上面挂着镶了珍珠和玛瑙的五角星徽章，在星星的边缘，刻着一圈奇异的文字，既不像拉丁文，也不像吐火罗文，或是蝌蚪一样扭曲的泰语。

（如果可以画下来，我很乐意为您——无论是谁，哪个阅读者。画下这些美丽的图纹）

‘欲所求者，无所不求，欲所寻者，无所不寻’”

“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暂且相信这件魔幻的事情吧，可是你能相信这件事吗？”

“真实和虚假一样不可信”

“也是，我本来是想问你一些另一些问题的，不过现在无所谓了”

“我明天要去旅行，这里就交给你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去哪儿呢”

“我不知道，或许是克里夫岛”

“在弗兰德里希尼亚？”

只是当第二天我醒了，巴利已经离去。留下空荡荡的木屋子漂浮在水里

我不知所措，认不清昨天和今天，什么是虚假和真实

我手中的作业是“访问一个你认识的熟人”

凉子访谈录篇三

outdoor：你为什么想当摄影师呢?

heik sorensen：25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可我已经决定学习新闻专业了。尤其是新闻摄影，我很着迷。后来慢慢的面临择业，我脾气有点急，缺乏耐心，精力过剩坐不住凳子，这些特点做别的工作也许都是障碍，可我要是去当摄影师，它们就是我的本钱。

这些本钱没有白费。我发现自己慢慢可以通过并不会说话的图像来讲述新闻事件，这很神奇。后来，我创作的题材逐渐远离了新闻领域，转而开始专注于影像的概念和结构，我只拍摄构图非常简单的片子，简单不是枯燥，我的片子都挺有幽默感的。

我已经拍了二十多年的片子，有本土的丹麦客户，也有很多国外的客户；涉足的领域也很多，有政治报道也有广告片。

outdoor：你为什么选择了水下摄影这个领域呢?

heik sorensen：这其实算不上选择，机缘偶遇吧。我一直给gftty images供稿，有十年了吧，主要是提供给stone and stone+这个子品牌。四年前我开始跟一群舞者一起工作，其中的一个艺术指导问我拍没拍过水下的片子。我自然是没有，于是我们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大水池里拍了我人生的第一张水下作品。那次之后我就意识到我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创意空间，我必须好好地去拍，不是那种仅仅场景是水下的水下照片，而是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全新流动空间的片子。

outdoor：到底水下摄影跟普通的摄影作品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heik sorensen：如果你潜过水，就知道那种人在水里失重的感觉是很奇妙的，在陆地上体会不到，甚至想像不到。如果我能让模特在水下觉得放松，甚至开心，那我就会捕捉到这个模特在地面上永远不会呈现出的那种独特的美。比如，人在水里试图不让自己沉下去的时候，会挣扎，会吐气泡，这个又真实又卡通，因为气泡本身又是一个小小的空间，拍出来的效果很梦幻。

水下摄影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光线。光线在空气中传播跟在水里传播的路径走向完全不同，所以你会发现人的皮肤色泽在水下都是另一个状态，我可以创造出一种非常非常平静的氛围。说到皮肤，我还得提到一点由于重力影响，人脸的影像在水中会非常奇特。

heik sorensen：最难的就是水下沟遭。因为大家设法在水底下说话，所以当条件不合适的时候，我们必须都一起浮到水面上来沟通。所以，为了减少浮上来的次数，我们得一次说好多事情，也得一次记住好多事情，因为每一次摄影都是很多方面通力合作，我经常发现所有方面都到位的机会只有一次，我必须得抓住这宝贵的一次机会，技术装备上的困难就是防水，作为摄影师你得确保相机和闪光灯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拍摄过程中机子出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水下控制气泡，模特、摄影师、助理都要产生气泡，但气泡过多就会破坏画面，所以尤其在需要移动的时候，我必须抓紧时间在产生大量气泡之前抓到最完美的画面。

outdoor：您在水下摄影时使用哪些器材?

heik sorensen：自从imacon22mpixl数码后背上市后，我就一直用哈苏系列的相机，所以开始水下摄影之后，我还是习惯用哈苏拍，现在我用ultima digital uw配我的哈苏h3 50mpixl，效果很棒。

outdoor：在水下的时候，您怎么保证曝光准确的呢?

heik sorensen：从我第一天在水下拍照片开始，我就一直试图用好“水”这个介质，我喜欢可控的光线，所以一向都是棚拍用的灯来获得光线，不过，我总要处理水池底的反射。我也总是说，要学会运用哪些反光，想着如何把这些“捣乱的光”融入到画面中去。

outdoor：您经常在哪里拍摄水下的片子?有特别喜欢的地方么?

heik sorensen：在哥本哈根，我有一个水池可以用，不是很大，但够用。关键是，这个水池有面巨大能玻璃墙，这样我就可以在墙的那边隔着透明玻璃进行拍摄，就像平常我在影棚里干活一样。不过，玻璃毕竟不是空气，有的时候我的角度不够直的话，就会出现光线的反射，晕光，甚至变形。

还有些时候就是直接跳进池子里拍，这样我有更大的创作空间，角度也更灵活。可说句实话这比隔着玻璃拍难多了，不但是对我，也是对同在水里的工作人员是一个挑战。

outdoor：为什么在水中的拍摄您仍然选择哈苏相机?

heik sorensen：主要还是考虑到色深的问题，因为光线的波长不一样，尤其到了水里有些颜色根本就看不见，甚至完全变了所以在这么有限的色彩选择范围中，能体现完美色深的装备就非常重要，这是我选用哈苏3／4相机拍摄水下作品的根本原因。

还有就是大像素。因为在水下条件和角度都有限，后期难免要裁剪，大像素的作品才禁得起，折腾２，特别是跟模特合作的时候，即使是非常有经验，训练有素的模特下了水也未必完全能进入你选定的最佳光线区域，而且光是布好的，有时候完全不能移动。

凉子访谈录篇四

主编：张同道    出版社：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以作家与故乡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莫言、贾平凹、阿来、刘震云、迟子建、毕飞宇6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访谈，探讨作家如何把故鄉的生活体验与文化资源转化为艺术创作。本书以访谈形式，带领读者从公众熟知的作品中寻找作家的故乡，从故乡探索作家如何创造艺术世界，挖掘作家童年生活与心理成长历程，揭秘一个作家如何把现实故乡转化为文学故乡，以提升大众对中华地域文明的理解与文化自信。

凉子访谈录篇五

妈妈：哦，这是现在一种比较普片的观点，你先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妈妈：嗯，看电视和看漫画书会觉得轻松，因为文字需要回忆以往见过的与此相关的场景，需要联想，需要思考，需要将文字在头脑中进行再创造。而大脑对电视、书本上的图片吃力只是简单的信息加工过程，所以读文字的书会使人更聪明。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都藏在书本里，最杰出的智慧也都藏在书本中，而要把这些伟大的思想、接触的智慧搬到自己的脑海里，最优异的方法依然是买书、读书。

我：嗯，我明白了。现在我喜欢读《爱的教育》等反映校园生活的书。

妈妈：读这些书，不但可以放松心情，而借贷有我们生活的影子，更让我们学会了怎样与老师、同学沟通、相处。《爱的教育》种不论是扫烟囱的孩子，还是班长，都潜移默化的培养塑造着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情感，是值得一度的伟大着作。而且读经典的书会使人变得温顺而谦恭，会使人的素质不断提高，希望您通过诵读经典的书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有力量。

我：妈妈，谢谢您！

凉子访谈录篇六

凉子访谈录篇七

编者按：王汎森，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历史研究所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研究以思想文化史、学术史、史学史为主。著有《章太炎的思想》（时报出版公司，1985）、《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出版公司，1987）、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联经出版公司，200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等书及论文。本文为笔者2008年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思想史高级研讨班”会后对王汎森教授所作的访谈录。

问：还是从您求学的过程谈起吧，从台大到普林斯顿这一段的经历。

答：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的，然后进研究所念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史语所了。那个时代，史语所还收一些硕士毕业的学生，这是“中研院”一个不错的传统。有些特殊的学科，硕士毕业的学生就可以进来工作。在我任内我也尽可能兼采这个做法。因为有些特殊的领域，像古文字学、先秦历史等，需要及早培养特殊的人才。我到史语所做了两年助理研究员。“中研院”现在的翁院长，以前也做过助理研究员。主管文科的副院长也是硕士毕业后，就进史语所做助理研究员。所以，这也许能让我们思考一下，现在一切以博士为起点的用人制度是否一定就最好。这之后，我就到美国普林斯顿做博士生，跟余英时先生读书，念了五年半。回台湾后，就一直在史语所工作到现在。

问：可以谈谈你眼里的余英时先生吗？

答：余先生是一个非常宽厚仁慈的长者。在我求学过程中，从没见过他厉声指责任何一个学生，一切都以包容的态度对待。我还记得一件事。我们到四年级时按规定就要交出论文的几章，才能继续得到奖学金。不过我的写作情况是要写就全部写出来，没有先写一部分的习惯。余先生一直不好意思直接跟我讲，他怕给我造成太大负担。他有一次开车在普林斯顿的运河附近碰到我，就把车缓缓停下来，告诉我说，他已经跟系里讲好一些处置办法……反正他对学生是很独特。

另一件印象深的事，上课那几年里，几乎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课堂上拿纸和笔写下任何东西。这是我非常惊讶的。他给研究生上课，好像也不带任何笔记或大纲，前面没有什么纸，除了一次要记下学生提到的一个书目。上课一般都在他自己的研究室，有两间。外面一间上课用，里面一间是他的办公室，他的打字桌是以前爱因斯坦的书桌。

还有就是余先生非常能聊天。他那种熬夜聊天的本领是很少见的，有时候请我们去他家里，一聊就聊到清晨。他抽烟也很厉害，他总是好像有一包烟藏在西装的某个地方，一摸就有。这让我想起以前大学里听钱穆的课，钱穆也是这样，好像一摸就从哪里摸出一支烟来。有一年，伦敦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一位教授来演讲，他是要抽最浓的香烟才能演讲。余先生抽烟也一样，每次听演讲，他就拿个烟斗，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以免熏到旁人。后来，美国不许室内抽烟的禁令越来越严，大概也是因为这个，使得他后来不大愿意去办公室。

答：我来谈史语所的工作其实不太合适，因为我身在其中。但我想它的意义确实是很多方面的。先谈史语所的第一代吧。他们正值旧学传承与西方新的学问交叉碰撞的时代，在纵横两面的交融刺激下，他们有机会在很多方面奠定了前驱性的地位，那种机会现在很难再有了。譬如，傅斯年是新史学的前驱，李济是近代中国新考古之父，赵元任是近代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是近代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吴定良是中国近代体质人类学之父等，还有陈寅恪、徐中舒先生等等许多人，成就卓绝的实在太多。从1947年选院士以来，在史语所专任工作过的，当选为院士的好像就有二、三十人。在学术上，史语所充分发挥了多学科、跨学科的优长，历史、语言、古文字、考古学、人类学等，好几种学科聚在同一个地方，因为门类广，互相之间的激荡也多。我常开玩笑说，如果我碰到一个学术问题在走廊上问，问第一个人他可能不知道，问到第二个、第三个，一定会有人知道。

还有，史语所从成立伊始，就选择了几件大事来做。刚开始的工作之一就是殷墟的发掘。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个，它早期的这些工作都带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这些工作不是短期就结束，其实都持续了很长时间。殷墟发掘就挖了十五次，因为抗战而临时停下来，如果不是战火，会持续更长。还有当时的全国方言大调查，里面的一些报告也持续很久，到我进史语所的时候，有一位先生关于四川方言的报告才出版不久。史语所成立后，派出很多调查队伍，像云南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像川西民俗人类学的调查，像泉州关于古代伊斯兰文物和碑拓的调查，还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南很多省份做的调查等等，其中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大部分都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傅斯年主张要设研究所的原因之一，因为大学里面没法开展这些工作。老师要上课，没办法旷日持久地来做这种大的调查和发掘。

第三，从创所以来直到今天，对西方各个学科最新的发展，掌握得很深刻。我们的傅斯年图书馆主要收入跟这个所研究范围有关的专业书刊。胡适1958年回来当“中研院”院长的时候，他说，傅斯年图书馆很好，但是他要的那些“杂凑”的书却比较少。史语所的藏书其实本来就是比较专业的。十九世纪末以来的很多重要的、跟研究领域相关的用各种语言写成的书，在台湾往往只有史语所有一本。

第四，是学术独立的精神。这个精神，是老北大、中研院这些学术单位的最重要的东西。这个精神始终跟着史语所，而且跟到了台湾来。即使在白色恐怖那个阶段，史语所还是能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一片学术净土。比如说，史语所是当时全台湾极少数能买大陆的书的单位。

还有，这么一个“古老”的学术单位，却也是开启台湾“人文计算”时代最重要的单位。人文数据库，比如汉籍电子文献数据库，二十几年前就开始了，现在加上十几个其他的数据库，已经构成汉学研究的一个资料平台。这大概也印证了一句话：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续经营。

人才的来源是我现阶段比较忧心的。一方面人文学科在台湾也有些边缘化，研究工作是很寂寞的事情，真正好学者、有非常强大的耐力的人，现在越来越少。老一辈那种对人文知识和文化的向往与理想，在市场化的社会慢慢在消退，优秀人才的来源在萎缩。

答：我写“章太炎”和“古史辨”那两本书时只有二十几岁。当时台湾还没有关于章太炎的专书。那时候台湾的日常生活中，虽然早就沉淀了儒家的成分，但是知识分子的言论和气氛带有现代化、革新甚至有点“反传统”的气氛。在当时的情境下，很容易让人想到“传统”这个东西是不是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人们是不是能从传统里继续找到现代的资源、智慧和勇气。我大哥是学科技的，他读高中以后从学校带回来自老师那里听来的言论，基本非常鄙夷儒家。这和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所读的书，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似乎在不少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言论层面，认定“传统”不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资源。而这种与传统断裂的心态，可以说也是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的一种趋向。所以，我的那两本书反映了我在那个年代对“近代思想中反传统思潮如何形成”这个问题的严重关切，我想探索那样一种思想气氛在近代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章太炎本身思想的复杂性，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让我觉得我们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表面上的截然区分有些太简单了。当时我脑子里常有的一句话就是“传统的非传统性”。到了晚清的时候，很多传统因子在那个情境和脉络下，已经带有“非传统”的性质。以前的人都说章太炎是一个守旧分子，可是我精读他的书时，就发现跟一般印象很不一样，是一种非常复杂和歧异的情形，故产生了特别的影响。比如，章太炎跟鲁迅之间的关系，他们已经重新表述（reformulate）了传统，使得传统因子里面已经潜在的包含重大的爆发力。

关于“古史辨”这本书，除了上面讲的以外，还有一个偶然的理由。台湾当时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异议分子很多。我一位老师常常跟我感叹说，康有为要变法，都还要先做一本《孔子改制考》，要有一个方案。意思是说，台湾当时那些搞政治的人，一点深刻的理论和想法都没有，这多少也使我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当兵（义务役）后期要找工作，我当时已经写了“章太炎”那本书，居间介绍的人说，如果再有一篇东西会比较好。可是当时我人还在军营中，只好把以前读书的笔记整理出来，写成《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初稿。那时在军队里面不能带很多书的。我还记得我宿舍里放着一排书，有一天一个军官来巡视营房时说：“读这么多书啊。”一排书已经让他很惊讶了。到史语所后，隔了很久，才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整理出版。

确实，那些年我一直考虑的，就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互相激荡中，有哪些可能性和重大的动力。在每一个时代，人们对传统的重塑，都是造成一个新的“方案”。而那个“方案”跟整个时代的关系，会生发出传统原来意涵中所没有的东西。而且这种重塑，对时代的影响是很多元性的，哪一个成为主导性的决定力量，都还在不停的变化中。

答：我们因为受了现代学术探讨的需要，形成了很多范畴和概念，我认为思想史、生活史、政治史、经济史等，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划分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更深入地思考历史问题时，我觉得这些东西用norbert elias的话说是“交互依存”的。较有启发性的研究，多是充分展示历史中各种因素交互依存的现象。我甚至认为用“交互依存”一词，都嫌过于切割了。事实上，生活的这些所有面是一个整体，而且像漩涡一样。又如我们以前都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切开来看，但是其实它们就像一个漩涡一样一直在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思想。过去讨论思想的部分，太少把它放在生活的脉络里，对思想在生活、风俗、生命历程中的意义，考虑得过少。我的很多文章，都努力在将思想和生活结合起来讨论。当然，思想也与政治、经济等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晚清那些思想脉动，近代以来的政治状况就不会是这样。

写傅斯年那本因为是英文书，没法巨细无遗地写，主要还是在谈他的学术思想，包括他后半生跟政治的关系，傅斯年就生活在一个过渡和动荡的时期，那样的生活情境跟他思想的变化，有很密切的联系。思想与政治、社会、教育、出版、风俗、日常生活之间，是一种佛家所谓的“互缘”。梁启超也曾用“互缘”这个词来解释历史。

我专门研究过年谱和日记，从这类记载中，能发现思想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我曾想把那两篇文章和其他一些谈关于现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的文章，合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出近世私人领域的转变，即如何由道德的变成政治的，“自我提升”这件严肃的工作如何由道德的修养变成政治宰制，以及人们如何自愿又充满希望地把自我纳入那些宏大的政治叙述中。

1998年左右，我在“中研院”申请了一个主题计划，就是关于生活史和思想史的。后来我外调，由李孝悌先生接手，重点逐渐转向城市生活（李先生编成一本《中国的城市生活》）。我当时想研究的，就是生活和思想之间是怎样一种“互缘”法。

答：我在晚明清初思想方面，除了那本书，其实还写过一些文章，包括还没发表的。我想要做的是“明清思想的转型”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思想的转型，除了是思想史的问题，也是文化史和社会史的问题。比如，礼治社会的形成，就不能只从思想史内部来讨论，必须要从社会秩序、从文化史角度来考虑，才能了解为什么清初人到处提礼治社会的问题，甚至顾炎武好像要把“礼”说成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似的。关于晚明“解放”的那一面，已经有太多人写到了，所以我也就不多谈。而我想说的是，那个社会的思想状态不是只有那一面，另外一面同时也在发展，而且这种强调思想与社会纪律／秩序的一面最后压过了“解放”的一面。有的人以为从晚明一直到晚清，所谓“近代性”是不间断而延续的。其实不是这样，清朝的思想气氛有很长一段时间相对于晚明而言是比较严明整肃的。第二，清代政治对于文化有无所不在的影响。晚明那些带有“解放”意义的东西（比如李贽的书），在很长时间是或者潜伏不见，或者出现在禁书目录里，不太流传的，不再成为主流论述。但到晚清时，经由《国粹学报》等的复活，这些论述才又回来。所以，中间是有顿挫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是许许多多互相竞逐的因子，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其中少数因子与后来事件发生历史意义上的关联，而其他因子的歧出性与复杂性，就常常被忽略以致似乎完全不曾存在过了。

另外，我写那些文章还想说明，关于晚明的“解放”论述，有些是言过其实，是把文字抽离了它所在的脉络来讲的。我们阅读思想史文献，要把一扇窗子放在这间房子所有窗、门等部分的相关关系中来看，而不是只看到那一扇窗。谈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不能只摘引其中几句话，用现代人的观念投射回去，放大某种意义，我以为这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失误，我希望把片段的思想放在整个的思想语境中去考虑。而经过这样的语境化以后，本世纪形成的对晚明清初的很多看法，并不完全合乎历史实境。比如很多人把黄宗羲关于“工商皆本”的那段话引出来，说黄有“重商”的倾向。后来我看到上海有位学者写文章，提醒说应该把黄宗羲那段话跟整体脉络联系起来看，他有这一面，可是也有很多跟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有，这些年比较强调欲望一面，所以很多研究也将之独立出来放大了。可是，举颜元为例，看在颜元的思想里，对欲望跟对古礼的极度强调都同时存在。只有掌握这种分寸感，才不会过分耽溺“后见之明”式的思考方式，把我们后代的想法过度投射回去。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完成这项工作，对明清转型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

答：《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这本书，还有未收入的一些论文，都在追问一件事，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形成”。让我投身历史研究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近代集权政体形成的关注。我少年时直接、间接地读到许多关于集权政体的信息，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荡。记得我第一次在我家后院从收音机里听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当时的想法是何以至此，因此我一直对反传统的思想型态还有那种只有一条道路的、总揽一切的新的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是如何兴起的这类问题感兴趣。在这个大主题下，我慢慢形成了自己关心的几个问题：在后科举时代，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转变；在后经典时代，从公理到主义的转变；在关于自我的建立中，从新民到新人的转变；在学术思想中，从传统到反传统的转变；在概念方面，一整套新的概念架构如何取代旧的。

您问到“关键概念”的问题，我想强调新的概念的形成之重要性。我记得《郑孝胥日记》里记载了民国二年，一个忠于清朝的蒙古官员升允，他当时要起事反对民国时，出示了几篇檄文，其中有一篇就是指责晚清以来太多的“新名词”炫惑了大众，“代表”、“保种”、“排外”、“公敌”、“压力”、“野蛮”等新名词、新概念鼓动了一个时代。这些“新名词”与其所含带的思想和意义，都是以前没有的，是晚清逐渐出现，并形成一个海洋般的大变化。如果再度把历史情境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就会发现近代人用它们组成了一个新概念的地图。这是一个“sea change”（巨大的转变）。近代人正是首先通过这些概念架构，才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所以，我觉得对这些概念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社会”的概念。中国古代有社会这个词，可是跟近代“社会”（society）的意思不一样。不能硬把“社会”用回去，说某某人思想里没有“社会”观念，而不去思考那时也许还没有“社会”这个概念。

在我读书过程中，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心态史研究的影响。心态史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时代共有的东西——从恺撒到他麾下的士兵共有的一些心态、概念。而像“社会”这样的概念就是一个例子。在台湾，如果一个影视明星在外面犯错，被逮到了，他通常会通过媒体向“社会”道歉。我就会想，他为什么要向“社会”道歉？“社会”成了一个像人一样的东西。不过，在十九世纪这个概念还没出现之前，人们思想地图里还没有这个概念时，人们想象自己与大众的关系的方式，便会有所不同。又如，“主义”这个概念进来以后，而且慢慢由一种道理或原则，变成了排他性的信仰、力量或世界观，为了“主义”的不同可以把你抓去关起来甚至杀掉，这是以前人们的政治世界中所难以想象的。中国原来的主导概念是“道”，道是包容的，道不是管束所有人。“主义”概念进来后，其政治文化的特质马上变了。“社会主义”（socialism）这个词，最初曾翻译成“公用之道”，到后来译为“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梳理这些概念及其脉络，就是想看这些概念与近代思想和政治文化所形成的关系。

答：我们讨论思想往往有一个预设，似乎是从思想、学术的中心或“首都”在看。但是如果是以一种“在地的观点”去看，就可能会有新的视野，这其中的复杂和奥妙，很少有人探讨。在思想巨变的时代，许多小地方都有它丰富而多彩多姿的变化，在地的读书人经历着各种变化，四处寻找思想、文化、政治上的出路。假设一位生活在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的扬州读书人，他看待整个晚清以来所有的变化，权力、利益跟思想之间的复杂纠葛，地方势力和时代思潮之间的关系，家庭，私塾的老师和学生等社会关系所起的变化，其内容是极端复杂多变的。故以在地的角度去看整个的大变化，那种丰富性会与从中心看全局有重大的出入。

我举两本小说为例。一本是叶圣陶的《倪焕之》。从中可以看到北伐以后在地人原来的权力关系、精英结构，突然之间因为“党”、“主义”的力量的兴起，完全改变了。不靠科举、学问，不靠做过多少善事，靠着一张党证可以跨越原有的阶层区隔，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另一本是李涵秋的《广陵潮》，写扬州的。这本书当年在台湾重印时，上面有个说明，说作者没有怎么出过扬州，所以观点还有地方的局限性之类。可是在我看来，刚刚好就是因为作者没有怎么出过扬州，有地方的局限性，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来更能代表地方视野中的世界。我个人相当注意“实时性小说”，也就是在事情的同时或稍晚所写的小说，因为读这种小说的人离那个时代不远，所以小说家即使在写一个虚构的故事，可是往往会留下许多各种史书中所没记录到的、日常生活中的图像与轨迹。法国的史学家米歇列，有一个说法叫“历史的缄默”，意思就是说史家对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往往习以为常，往往懒得留下任何记录。实时性小说中便可能留下了这些东西。新思潮来了，思想的说服力量，思想与现实的利益关系，还有在新旧之间买双重保险的心态等，在晚清到民国的很多小说里都有反映。我不是认为主流视野不重要，只是我们太少注意从在地的观点出发去看思想世界的巨变。

问：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那篇文章提到了的，就是近代中国的“感觉世界”或者说“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问题。“感觉世界”跟“概念世界”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因为感觉不是天然的，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些概念所型塑的。但是，一个时代整体性的感觉世界，又不只是观念所能包括的，它同时代表了很强烈的情感和情绪面相。好像思想史研究对“感觉世界”的注意确实还不够。

答：我觉得这个方面很重要，但是确实难以把握。比如，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听到的一篇非常感人的政治文告，今天听起来可能要打哆嗦。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听到他演讲会感动，现在人听来觉得厌恶极了。很多美国人都说威尔逊总统用略带哽咽的声音演讲很动人，可是现代人听起来会起鸡皮疙瘩。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感觉世界在变化。我念中学时，美国有两个很有名的歌星塞门和葛芬戈，非常吸引我们。我到美国念书时，有一次他们被请到中央公园再唱一次以前的歌，我以为会很轰动。可是实际上完全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吸引年轻人。我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人的感觉结构变了，不能喜欢这种调调。在美国念书时，我的一个好朋友是从大陆去念书的，他给我看过他们在“文革”时的照片。我发现每张照片中人的表情、姿势、表达情感的方式都很相近，深深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感觉结构非常难把握，而且它和其他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与一个时代整个的思想和情绪、气氛有关，到底怎么把握感觉结构，可能还要尝试新的路径。或许应该把心态史、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结合起来，比较能看出每个时代的感觉结构的历史。

问：再请教一下“学术社会”的问题。您讨论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时，都涉及到了“学术社会”的问题。或许您不仅关注他们对于“学术社会”的构想，而且自己也对“学术社会”有一些期待吧。

其一，中国当时学术落后。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学术厚实了，才有发展其他东西的基础。这点我同意。比如，美国的一流大学里就储备了多少人才，碰到事情随时可以找出对问题有很深了解的人才来帮忙。只有当一个国家有很多现代学术人才，人才不可胜用时，国家才有前途。

其二，“学术社会”要和现实的污浊政治有所切割，使得腐败之气不要影响到学术。这个初衷一定要回到那个时代的气氛中才能了解。——我们如想把握那个时代的空气，可以看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从中能看到那个社会的气氛、习性。

其三，他们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扰攘不安，其中一个根源就是没有健康现代的“社会中心”，当时的社会领导人才没有现代学术素养，也缺乏现代公民的基本信念和素质。所以，那些知识分子希望有一批现代教育培养的专家能成为社会的中心。

问：那您怎么看今天中国大陆思想学术界的状况呢？

答：我对大陆思想界及学术界的状况不是很了解。从我有限的经验来看，我觉得大陆思想文化界的气氛，有点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打个比方，一个饮酒的人饮到八分，是微醺的状态。人们对思想、文化的议题很热烈也很有兴趣。我有点担心在全球化及市场化的进程中，这个气氛会日渐消失掉。

另外，就是“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格局下，维持文化多样性是很重要的。这世界如果最后被一种文化同质化了，有什么意思呢？何况中国是一个有能力维持这种多样性的国家。

答：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学术社群，应有足够的信心，对“海外中国学”保持一个开放、吸收的态度，但是盲目崇拜是绝对不必要的。学术看起来跟社会发展不相关，可是实际上，就像熊彼特讲的，政府的经济部长无意间都是某家经济学说的实践者。现代学术不能求立即致用，但好的学术成果将来的用处不可胜计，“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丁文江写过一篇文章，讲看似没有用的古生物学，到了某个时候对于美国的石油探勘起了很大影响。“中国学”研究不一定对现实马上起作用，但一定是与中国的发展有关的。因为这个因素，这么大的国家，其研究应该有一定的尊严和勇气，毕竟这是对自己的了解与诠释。当然也不能失去开放的态度。我在普林斯顿念书时，惊讶地发现美国史学界最热闹的研究不是美国史，而是欧洲史、尤其是法国史。可见有信心，才能包容。你看唐代的诗文，唐代在国力强盛的时候，对异族就没那么敏感。但是，包容力决不是盲目崇拜。

“海外中国学”中可能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它的研究在大量而准确地解读文献方面，有天然的困难，它可能没办法掌握大量原始文献，而是要通过一些二手研究追回去；第二，因为没办法泛览阅读，所以它有时会对研究的视界（horizons）没有很准确的把握，可能放大了某些现象和意义。第三，它可能将现成的理论过度套用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上，有时有“削足适履”之痛。

如果认为做中国学应该抱持哪些态度，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一，中国学是所有人文及社会学问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应该汲取很多其他学科的优长，由很多扇门通向一扇门，由各种学问把一种学问顶上去。远的不说，我们就举高本汉为例。高本汉当年之所以一下震惊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中国学者，就是因为他是“由很多门通向一扇门”，十九世纪以来各式各样的学问为他的汉学研究提供了养分。第二，要能入乎其内，也能出乎其外。在做完问题本身的研究之后，进而从外部观照，有时能发现深处其间的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而能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思考。

问：有哪些课题是您未来计划去研究的？

答：今后几年想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宋代以下的中国可以称之为“新传统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因为思想上的关键性变化，产生了一套有别于古典时代的文化理想，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事事物物以及社会、政治的理念，都产生了全面的变化，它们成为过去七、八百年中国历史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值得深入探讨。第二是想探讨思潮的社会条件。第三则是想了解传统社会中历史知识的问题。

凉子访谈录篇八

石舒清（以下简称石）：刚才在文化城内淘到的。是宁夏画家马建军画的，马建军当过宁夏书画院院长，他的母亲曾杏绯老人被称为国宝级画家。

高：你现在对书画感兴趣？

石：我一直对书画有强烈兴趣。

高：2005年前后我在银川读过几年书，没事的时候就去逛旧书摊，常在旧书摊旁碰到你，那时正是你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我还记得有一个陕西的旧书商王进宝，我去他那里买书的时候，他常给我谈你爱在他家买书的事。

石：王进宝信佛，有过午不食的习惯，我那些年常去他那里。后来搬家了，就少了和他的联系，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

高：因为要做一个关于回族文学的课题研究，所以着重看了一些回族作家的书，你的书从《苦土》开始，我几乎全部翻看了一遍。

石：这几年我没写小说，2013年以后再没怎么写过小说。

高：那你写的少的原因是什么？是在练习书法、绘画吗？

石：没有，我的兴趣主要还在于写小说。2014年动了个手术，过后写作就停下来了。现在还好，已经恢复过来了。

高：昨天我去见马知遥老师，他还提起这件事。

石：马老师是我的老师，我常去他那里，基本上一个月一次。他一直说西海固是一块写作的沃土，让我写大作品。他有时候也替我着急，替很多人着急。

石：这是由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的一套丛书，有两个要求，一是年龄在45岁以下，二是要没出过书。后来年龄好像严格到了40岁以下，就是为了发现和推介有潜力的青年作者的第一本书。

高：是在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下，你的作品幸运地入选了这套丛书？

石：确实幸运，宁夏作协推荐的。我是首届，书是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了2000册，稿费近4000元，当时我的工资大概每月200元左右。后来马宇桢、陈继明、了一容、刘汉斌等人也都入选了。这套丛书影响不小，对我的鼓励说非常大。

高：你在固原读书，并不是在中文系，是在外语系，怎么想起来去写作了？

石：當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能考上学以后有个工作就可以了。

高：外语应该比中文难考，为什么不直接读中文呢？

石：当时高考，我的英语成绩其实也不高，好像才38分，可见当时英语成绩大家都不怎么样。还记得有个口试，特别简单，就问问姓名籍贯等。我一直喜欢文学，中学时候就喜欢看书，那时还学着写过武侠小说。我在师专只念了两年，是代培生。

高：代培是什么意思？

石：就是海原县委托固原师专培养中学英语教师，两年就可以毕业。我们算占便宜了，毕业后就到高台乡的中学任教，就在我们村子边上，然后我就开始写东西了。

高：《苦土》里有一篇小说叫《黄土魂》，给我印象很深，写的就是你在乡村中学任教的经历。那篇小说里，你还很有意地在讲一个故事，突出故事性，以后你的创作逐渐情节就淡化了。

石：也不是有意为之。那篇小说篇幅比较大，6万多字，1993年发表在《六盘山》上。先是由宁夏电视台改编成了电视剧，后来又拍成了电影。电影是在山西拍的，名叫《上弦月》。听闻玉霞说在央视6套放过，但我没看到过。

高：这么长的篇幅在你的创作中是比较罕见的，这篇作品应该算是你早期用力最深的一部作品了。

石：是对自己教师经历的一个交代吧。

石：没想过，就写成这样子了。也可能自己那时候是单身，希望着偏背的学校里能有这样一个女教师吧。后来还写过几篇教育题材的小说，但是不多。有一篇小说名叫《杨德宗》，在《飞天》上发的。1990年代，《飞天》一个叫夏景的老师发我的文章比较多。

石：完全无意识，我熟悉的生活就是回族人的生活，写起来很自然地就会这样来写。在写作的时候，我不会考虑要不要写回族这个问题。当然，我也不会刻意回避自己的回族身份。

高：《苦土》中有一篇小说《逝水》，写一个回族老奶奶的虔诚信仰，你后来的小说是沿着这个路子走下来的。

石：那篇小说是在1993年第4期的《朔方》发的。当时《朔方》发了我的一个小辑，两个短篇一个中篇，其中就有《逝水》。我后来能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主要是因为这个小辑，因为这三篇小说。

高：当时你还在海原高台中学任教吧？

石：还在海原当老师。小辑出了以后，反响还行，马知遥老师等一些人帮忙，就把我借调到《朔方》编辑部了。那时候《苦土》还没出，我在编外当了一段时间编辑，感觉不大适应就又回去了。那时候刚刚结婚，也不大适应城市生活，也不会自己做饭。马老师让我每月象征性地交一点伙食费，在他家吃。马老师自己会做饭，我还是不听劝回去了。

高：你让我想起咱们固原有个王怀凌，有段时间给我们讲说银川要调他，他过来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觉得还是固原好，就又回去了。

石：不知道这个事，在我的印象中王怀凌应该是能适应的，大概虎西山会适应不了。我回去以后，就到县上了，在县一中教书。我在一中教了两年书，又到了县委宣传部，都是借调性质。

高：算下来，你在高台的那所中学待了有多久？

石：1989年毕业，到1993年，有四五年时间。

高：是初中还是高中？

石：初中，那是所不完全中学，只有初中部。我在一中到1995年，后来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到1999年。宣传部对我很优待，我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几乎可以说是专业写作。那是我写作上不错的一段时间，《清水里的刀子》就是在那时候写出来的。1997年，我的小说集《苦土》获得了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很多人说我在写作上运气好。我真算是运气好的。

高：1999年，你又一次从海原到了银川？

石：杨继国老师帮忙把我调到宁夏文联，当专业作家了，这一次实打实，不是借调。

高：你的第二本小说集《暗处的力量》出版的时候，已经是2001年了，和《苦土》中间相隔了七八年的时间。

石：主要是我写的不多，还都是短篇。

高：看你的文字，有一种精细感，感觉你写得很辛苦。

石：其实那时候我写作不苦，我写得还是比较快的，像《清水里的刀子》，我就写了一天。你说精细，大概是得力于我平时常写随笔来训练文字。

高：有一段时间你好像特别喜欢写素描式的文字，像你写作家东西，写你们之间与茅台酒有关的一段情分。我已经不记得在哪里读过你的那篇文章了。

石：2008年奥运会，《北京晚报》约各个省的作家，写奥运火炬传递所经过的城市。当时我来写咱们宁夏的3个城市，银川、吴忠、中卫。每篇文章篇幅不能长，千字文，但稿费不低，每篇1000块钱，再搭一瓶茅台。我写3个城市，就得了3000块钱，3瓶茅台。稿費寄过来了，酒不好寄，就一直在北京搁着。后来，东西到北京去，知道这件事，我说那你就拿去吧。他知道我不喝酒的，就给我寄了很大的一盒茶叶，只看包装就不是一般的茶叶。这事我的印象也很深。

高：你刚才说的随笔练笔，是不是指的就是这种类似写作家肖像的文字？

石：还不是，那些素描式的文字不是有意写的，都是有某一个机缘了，不得不写，算是有某种情份在里面的文字。这些年我还是写随笔多一点，就像《韭菜坪》里，总名为《沙上的鱼》的那种片段式的、不连贯的文字。

高：《韭菜坪》应该是你目前唯一一本散文集了，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你最新出的一本书，是小说集《古今》，2016年出的。

石：《古今》是固原文联组织出版的。那本小说集有个特点，就是我本来小说写的都是老家的事，而《古今》里面有些小说大多是根据史料写的，不全写老家。

高：我知道的，那套丛书名为“文学固原丛书”。2017年这套丛书又出了第二辑，后来单永珍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篇关于2017年版的这套丛书的评论。我在那篇评论的最后，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还是应该重提“西海固文学”这样一个说法。因为“文学固原丛书”这样的提法，影响力是不及“西海固文学”的。

石：我记得师专以前有个“西海固文学研究所”，现在还有吗？

高：有的，不过已经升级了，现在叫“宁夏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中心由文学院院长负责，他说已经邀请了你很多次，希望你有机会到固原去，但都没成行。

石：主要是我不善言谈，我给他推荐了马知遥老师。马老师有见识，又健谈，他不光可以讲文学，还可以讲他的绘画。

高：他在固原办过画展的。你和马老师是怎么熟络起来的？

石：我和马老师说来话长。他的画我这里就有十幅之多。他一直对我有关切有期待。回顾我最初的写作，马老师可以说是我写作中的贵人。这样的人我心中是有几个的，马老师是让我感到很亲切、很亲近的一位，我喜欢和马老师说东说西。

高：你和张贤亮熟吗？

石：接触比较少，主要还是我不善交际。他对我的善意我能感觉到。我获鲁迅文学奖后，张贤亮先生很是高兴，他个人另给了我一份奖金，除了冯剑华老师可能没人再知道这个事。

高：刚才提到你的小说《黄土魂》，你后来的写作风格好像没有再专注于叙事，而是着重写人物的内心了。这样很好，但也导致了你文章的篇幅始终拉不长。

石：没有再写过那么长的中篇小说了，《六盘山》当时能发这篇小说真的很不容易，几乎把一期的篇幅都占满了。

高：当时《朔方》给你发那个小辑了吗？

石：应该发了吧，《黄土魂》的发表也是借了这个方便，但也不一定，《六盘山》自有他们的考虑。记得当时郭文斌还专门写了一篇推介《黄土魂》的文章。我写的不少小说，老是被刊物当作散文给发出来。像《天涯》，发了两次我的小说，都放在散文随笔栏里。我的小说应该是散文化小说。

高：我看你的作品，也看别人对你作品的评论，有两个人的评价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张贤亮，你的小说集《暗处的力量》是和陈继明、金瓯的小说集一起作为“西北三棵树”丛书出版的，张贤亮给这套丛书写了一个总序，其中提到你的作品时，他说石舒清善于写细微的东西。这个评价给我印象很深，张贤亮还是很敏锐地抓住了你作品的风格。

石：这一点说得准，我写不了太大的东西。我总是习惯于从细小处着手。三岛由纪夫评川端康成时，说他是写微小事物的巨匠，这一说法说明写小事情也是可以出了不起的作品的。

高：还有一个人，是宁夏大学中文系的崔宝国教授。他是最早关注你作品的评论者了。在评你的《赶山》等作品时，他说石舒清“写人，写事，而意全在写人的心灵”，这句话几乎能放诸你所有的作品了。

石：崔宝国先生人好，特别认真。他当时的评价对我很有鼓励很大，他现在应该已经退休了。

高：他现在在北京。我在《文汇报》上读过他的作品，写他退休以后的生活。

石：说起来，我有些对不起他。他多次让我去给他的学生讲课，我知道我讲不了，就一直没去。不过，他也了解我，我对他印象很好。他在《朔方》上发的关于我那个小辑的评论，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篇文章的样子。

高：关于你那个小辑的评论，当时是你联系崔老师来做的吗？

石：不是，是编辑部联系的，我不可能联系崔老师给我写评论。当时发那个小辑太不容易了，虞期湘老师和吴善珍老师一直写信和我商量稿子，谈意见让修改，非常细致认真，仅这个事我收到虞期湘老师的信前后有四五封。当时《朔方》整本只有64页，我占了 36页，同时配发了吴善珍老师情文并茂的评论，对一个海原县乡下中学极普通的老师而言，《朔方》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心情难以言喻。

高：他们是怎么注意到你的？

石：1992年前后我在《朔方》发过两三个短篇小说，那时完全是写故事，小说名字就叫《回回故事》《乡村故事》一类。老师们觉得还行，就约稿。写一篇觉着不错，就放着，再写一篇，写了多篇，放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小辑。这个小辑对我影响很大，让我有了自信心。

高：对，一个写作者在写作初期，是非常需要鼓励和认可的。

石：到现在也还是需要鼓励，一个人不可能自信到不需要有价值的鼓励。

高：刚才说到张贤亮，他和你们这一辈宁夏的作家交往多吗？

石：总的来说不多，也可能我不太了解情况。我一直和外面交往不多。相对来说，张贤亮先生和陈继明交往多一些，因为他们都喜欢书法，有时会到一起切磋一下。张贤亮先生对宁夏我们这一茬写作者影响不小，他是一个让宁夏作家有底气有荣誉感的作家。文学的影响有特殊的渠道，不一定非要耳提面命。

高：现在的宁夏作家很难得到文坛的广泛认可，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张贤亮相比都要小很多。

石：是，那没法比。何况时代也很不一样了。

高：2012年，阳光出版社出版了你的《底片》，那是你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也非常散文化，是片段与片段的连缀。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部小说的写作，你受了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以及萧红作品的影响。

石：是的，我在其他地方也谈过，我借鉴了他们写作的形式。应该说，我是在这种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创作的方式。

高：我一直在想，你偏离了早期小说《黄土魂》中那种故事性强的写作路线，如果能在那条路上继续努力的话，应该能创作出更厚重的作品。因为用《底片》这种写作形式，文章的篇幅是不容易拉长的。

石：有道理，主要是兴趣和能力都不在那里了，其实，容量大的作品还是需要故事来支撑的。记不清沈从文写的最长的作品是什么。

高：那应该就是《边城》了，六七万字吧。

石：汪曾祺也没有长篇。

高：《底片》是因为别人说你没有长篇，你有意来写的吗？

石：那倒不是，我不会受别人的影响，我就喜欢短篇。当时还是想写短篇，写着写着就写长了。先写家里的人，后来觉得邻居也可以写，最后就写了整个村子。

高：那你有没有想过真正地去写一部长篇？

石：没有想过，主要还是觉得自己不擅长吧。我现在的小说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写社会化的小说，像《低保》之类的，另一个方向是写情绪、写氛围、写个人，有更多的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像《清水里的刀子》这类作品。我希望社会化的小说能再写多一点，那种作品会更有力量。当然，有时候写东西也没有很清晰的意图。就是有个东西触动了你，觉得值得写成小说，就写了。

高：2017年第1期的《朔方》上发了我一篇评论宁夏回族作家的长文，在那篇文章中，我指出《底片》是你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作品。

石：我自己也是这么看的，这部作品把我的长处集中了起来。我不擅于写长篇，我的虚构能力还是弱一点。我写的东西都在生活中能找到很可靠的影子，是经验式写作。

高：我觉得你这种方式的写作有点亏，因为文坛追捧的是大部头。

石：那没办法，一个作家一盘菜，每个人能把自己那盘菜做好就不容易了。我现在的写作已经更细碎了。

高：是的，也不可强求，搞不好还会弄巧成拙。

石：我是在老家写成《底片》的，不到两个月就写好了。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特别愉悦，每天写一点。上午写，下午去村子里闲逛逛，就这么写了近兩个月。

高：我记得你以前说过，你写小说必须得赶回老家海原。现在还那样吗？

石：写小说还是要回去，到老家可以找素材，与那种氛围相契合。我已经形成了一个心理暗示，回到老家容易写出小说来，在银川只可以写写随笔之类。有时候也奢望，要是再有一个《底片》那样的写作过程就好了。

高：你是手写还是电脑写的？

石：《底片》是手写的，我的字比较小，全写在一个大笔记本上。写完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竟然写了这么多。

高：你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石：没计划，但还是要写，不能搁得时间太长。我一直在准备，这两年买了一些史料，整理一下准备写小说。

高：个人经历有限，一直写有时难免重复。

石：山西有个作家叫曹乃谦，出版过一个短篇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说是短篇小说集，但中间有连贯性，有一个整体性，和我的《底片》有些类似。《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我很喜欢。我在这部小说上写了很多点评，然后给曹乃谦寄过去了，他又回寄了我一本过来。我唯一对一个作家干过这种事。我见过他两次。他在大同公安局工作，人很率真，是那种又倔又善的人，今年退休了。

高：当今文坛回族作家的创作，你关注多吗？

石：上海有两个回族作家，陈村和沙叶新。沙叶新我见过，他写戏剧，随笔写得也好，很有风骨的一个人，能言人所不敢言。云南回族作家多一些，马旷源、白山、叶多多等，白山、叶多多我见过。叶多多夫妇俩和我关系不错，她的丈夫叫存文学，获过多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山东有马瑞芳、王延辉，王延辉在他主编的刊物上还发过我的东西，我见马瑞芳已经是20年前了，当时是在宁夏办回族作家笔会。新疆伊犁还有个马康健，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回族作家。还有昌吉文联的毛眉，我一直对她的写作很有期待。有个叫马雁的回族女作家，去世了，这几年大家都在传看她的遗作，觉得这是一个多少被埋没了的人，我看她的诗和散文，也觉得回族文学里，这样的作家是不可以被忽略的。我常看《回族文学》杂志，每期看下来发现他们还是推宁夏回族作家多一些。

高：《回族文学》有个编辑小黑，咱们固原过去的。

石：小黑在《朔方》上发过文章。东北还有个石彦伟，现在在《民族文学》。2017年他给我发了一组诗。我给了他两组，他选了一组，他的选择不出我所料。他一直希望经他的手能推介一些好的回族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高：你现在开始转向写诗了？

石：我写诗的目的主要是练笔，诗要求高，用来练笔是适合的。另外，甘肃还有个敏洮舟，他有几篇散文我很喜欢。

高：当代作家你看谁的作品多一些？

石：马原前段时间出了一本《重返黄金时代》，我觉得值得看看，里面涉及到很多作家，都是作家访谈。

高：我看王朔的多一点。他绝不是什么痞子，他是个人精，是个很严肃的作家。

石：鲁迅的作品你喜欢吗？

高：喜欢。我给学生讲现代文学，课前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每个学生讲一篇鲁迅杂文。学生很痛苦，但我很开心。我觉得需要用这种方式去引导，同时对我自己也是一个督促。

石：我最喜欢的作家就是鲁迅。《故事新编》《野草》等，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文学的底色。马知遥老师也是多少年如一日读鲁迅，他最近又重读了一遍《鲁迅全集》。

高：昨天我见马老师，他还给我分析了鲁迅不写长篇小说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篇小说中势必会写到爱情，但鲁迅本身的感情生活又是不幸的，是无法拿到小说中来写的。

石：原因可能比较复杂，读者只能猜猜了。

高：丁玲我也喜欢，尤其她晚年的散文。

石：我比较喜欢孙犁，他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以及后期的随笔我常看，受益不少。

高：外国作家喜欢哪些？

石：细说起来肯定不少，最喜欢的还是托尔斯泰。他的《复活》《忏悔录》是我心里分量很重的作品。除了托尔斯泰外，还喜欢波兰的辛波斯卡，英国的毛姆，瑞士的黑塞等。美国辛格的作品我也爱看，他写过《卢布林的魔术师》，说起来肯定是挂一漏万。

石：没有，我也没有学他。《小城畸人》也不是我特别适合我口味的作品，我就是学习了他那种写作形式。我更喜欢《呼兰河传》，喜欢萧红作品中的那种气息，那种调子，那种清冽而又温暖的感觉。

高：你受过废名、沈从文的影响吗？

石：没觉得我受过他们的影响。鲁迅、弘一法师、萧红、孙犁，这是我喜欢的几个作家，我希望我能受到他們的影响。

高：最近在看谁的书？

石：我是乱看书。随便翻翻。好读书不求甚解那种。

高：这里有一本陈平原老师的《假如没有文学史》，送给你，希望你喜欢。

石：谢谢。有时候文学作品看多了，看看学术著作对自己也是一个校正。

（本文系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回族文学史（1978—2013）”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5xzw050。）

（作者单位：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宁夏作家协会）

凉子访谈录篇九

本刊是1995年在众多来稿中发现肖仁福这个名字的， 当年就发表了他的小说作品，他从此与本刊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过去了，肖仁福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瞩目，他的长篇小说《官运》《位置》和小说集《局长红人》《脸色》以及本刊主编颜家文责编的小说集《机关大院》，热销大江南北，在读者中广为流传，连以前鲜为人知的小说集《箫声曼》，最近也获得再版机会，受到读者青睐。趁本刊本期刊发肖仁福中篇小说《背景》之际，编者专门采访了肖仁福。

编者：你是本刊的老作者了，很高兴这么多年来，你与本刊的联系还这么紧密。

肖仁福(以下简称肖)：1995年我的小说在贵刊发表后，我就成了贵刊的铁杆朋友，彼此一直保持着亲密接触。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贵刊每年都会推出我的小说，1997年还在 “新湘军”栏目里刊出了我的小说专辑。这可是我没齿不忘的。我常想，如果没有你们这样的良师益友和《芙蓉》这样的刊物的鞭策和鼓励，我肯定不会在文学上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肖：这两个小说都是那年上半年写成的，当时也没有太多想法。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确实是我小说创作风格开始转向的一个预示。此前的作品如《箫声曼》里面的中短篇，属于《夕阳西下》的品格，美丽精致，此后的《裸体工资》等中篇小说以及稍后的长篇小说，属于《坎儿》的风格，入世越来越深。

编者：我觉得你开始引起读者广泛注意，是从中篇小说《裸体工资》开始的，接着又出了《一票否决》和《空转》等好几部中篇小说。当时《芙蓉》转向，我也离开了编辑部，所以没能用上你这几个小说，但后来我还是编辑出版了你的中篇小说集《机关大院》，把这几个小说收入了集子。

肖：这几个中篇写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贵刊当时不太可能刊登这样的作品了，只得投寄到了别处。

肖：确实是《官运》给我带来了文运。其实也没什么奥秘可言，无非是我取了一个好书名，又是读者感兴趣的题材，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内容扎实，故事吸引人，人物命运复杂。

编者：2003年你又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位置》，市场前景十分看好，短短三个多月发行量已赶超《官运》。读者都说《位置》比《官运》更有看头，更有嚼味，令人难忘，好多年都没读到过这么好的小说了。这让我欣喜，因为有些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是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以后只能重复，却没法超越。你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好像就实现了这个超越。

肖：我耍了一个小聪明。《官运》不完全是我自己的生活，但我努力在故事上下功夫，赢得了读者。《位置》则是我感触颇深的较为独特的生活，里面蕴含了我四十年的人生体验，我老老实实把生活写好，把体验写透，就成了一部跟《官运》完全不同的小说，读者也就不会觉得你是新瓶装旧酒了。

肖：我的想法很简单，小说一定要有好的故事，但好的故事不见得都是剑拔弩张的。因为故事是为人物服务的，为你所要叙述的生活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服务的。小说有了起伏的人物命运，有了广泛的生活内容，有了独特和深邃的思想，就有了吸引读者的力量。仅仅靠故事来赢得读者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读者的阅历和知识一天比一天丰富，作者不储备丰厚的阅历、知识和思想，想用胡编乱造的故事来搪塞读者，最后只能被读者所唾弃。

肖：圈内是个很有意思的词汇。自己出本书， 自己花钱请人写评论到处发表， 自己的哥们当评委给自己评个奖，这大概就是圈内了。圈内的人一般自我感觉都出奇的好。其实出了这个圈子，你是哪根葱?我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时间长，人家谋的是实职，握的是实权，讲的是实力。干的是实事，出的是实绩，得的是实惠。现在跟务虚的部门人事多了些交往，才发现有些人对虚职虚权虚名过于热衷，到头来也就虚乐一场。所以我最不愿意别人介绍说我是作家，我知道作家在有些人眼里狗屁都不是。却乐意有人介绍说这是《官运》《位置》和《局长红人》的作者，读过这些书的人会有亲切感，没读过这些书的人一般也会对这些书名有些印象。有句话叫做文章有价，名下无虚。所写文章无价，浪得的虚名必然是过眼烟云。

肖：我觉得这不是坏事。文学类报刊的读者本来就少，为数不多的读者又多为所谓的圈内人，他们看圈内朋友的赠书都看不过来，想让他们去买你的书，我没有这样的奢望。相反，非文学类报刊的读者众多，读者层面大，他们没有要看朋友赠书的负担，喜欢上了你的作品，会毫不犹豫掏钱出来。有一家叫做《领导科学》的杂志，发行三十万份，我的长篇和好几个中篇一面世，他们就会叫我写创作谈，寄照片，组织人缩写，把大篇幅留给我。我自然非常配合，因为该刊的读者不仅有购买力，还特别乐意读我的作品。

编者：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到书店去，你和王跃文的书总是一起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店员会把你俩同时介绍给读者。读者读你俩的书时，也会有意无意进行比较。跟外省的读者聊天，说到湖南作家，过去言必称王跃文，现在少不了要牵出一个肖仁福来。

肖：这个问题看来我是绕不开了，已经有不少人这么问过我了。不过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的创作远没达到王跃文的段位。读者把我跟王跃文相提并论，实在是抬举了我，我感激读者朋友对我的鼓励。确实有好多读者写信或打电话给我，无一例外会提到王跃文，有人要找他的地址或电话什么的，不找114或作协，直接找我。下次见了王跃文，我得向他要误工费或值班费。

我像千千万万的读者一样，特别喜欢王跃文的作品。虽然有人因眼红他的人气和文名，读他的书读得如痴如醉，放下书后要说些不服气的话，但我始终认为王跃文的《国画》和《秋风庭院》等作品一定会传世的。传世不是时人给你开多少研讨会，给你发多少论文，或是编入什么排行榜，什么最佳，什么这史那传，评个什么大得吓人的奖就传得了的。我看古今中外的传世之作都不是研讨出来、评选出来和编排出来的，而是读者相互传阅传下来的。沈从文不是被人家一句话打入冷宫，数十年的文学史只字不提吗?记得1 980年前后我读大学那几年，文学史上不仅没有沈从文，连沈从武都找不到。可时过境迁，那些所谓的文学史已被大家两角五一斤处理掉了，而沈从文的作品却被我们放在了书架最显眼的地方。

王跃文对文学的贡献其实已在当下就体现出来了。不止一个两个读者跟我说过，他们以前都不看小说，认为是作家吃了饭没事做瞎编出来的，是看了《国画》才喜欢上了小说这种读物的。

肖：王跃文给拙作《局长红人》作序的稿酬，早就用误工费和值班费两抵了。确实得感谢他，是他的序让《局长红人》红起来的。有人肯定会笑我是拉王跃文的大旗作自己的虎皮，但也要我脸皮厚拉得上，不拉白不拉。好在《局长红人》里面的东西还对得起王跃文的序，没太扫他的面子，不然我就是大不敬，该打屁股了。

我跟王跃文不仅都是湖南人，而且都属于沅水流域的。湖南被形象地称为三湘四水，四水为湘资沅澧，我的家乡城步，王跃文的家乡溆浦都在沅水边上。这是我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查出来的，王跃文想赖都没法赖掉的。我比王跃文痴长两岁，但间道有先后，他得风气之先，这是我最嫉妒他的地方。我们都是给领导写报告的刀笔吏，不过他使的是青龙偃月刀，写的是大邻导的报告，我使的是河南生产的水果刀，写的是中领导和小领导的报告。他给大领导写报告时，同时写出了《秋风庭院》《今夕何夕》等名作。我最没出息，给中小领导写报告时便写不出别的东西。而且我对党组会，中心小组学习会，局务会，局长碰头会，局长办公会兴趣大得很，逢会必参加，把自己等同于普通和不普通的领导。还热衷于买香烟购水果搞接待。如果是办公楼被小偷光顾了，宿舍楼电表箱起了火，我也会屁颠屁颠第一个至少是第二个赶到现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幸至今还活着，这才写了些不成体统的东西。而此时王跃文已大红大紫，我真恨不得给他两拳才解恨。

大体相同的人生阅历，又都是写的现实人生和机关生活，读者将我俩的作品比较着看，自有其道理。这也让我癞子跟着月亮走，沾够了光。但读者也看得出来，我俩的作品是不同的。非上上智，无了了心，王跃文观察生活所独具的慧眼，对现实人生的参悟，不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企及的。还有他那太极般的语言功夫，看上去似不经意，实则四两可拨千斤。我当然不敢步王跃文后尘，那永远只能是王跃文第二，尽管能做王跃文第二也是天大的造化了。所以他写高层，我写中层。他写人物，我写事件。他落墨于文化剖析，我着重于世俗描摹。

肖：关于盗版，说来话长。2002年初《官运》出来时，读者对我还不怎么了解，两个多月后开始热销，盗版才出来。等到2002年4月出版《局长红人》时，一个星期不到，大小书店不用说，车站码头，无处不是盗版。北京有一栋楼房，几十个坊间都在加班加点盗印《局长红人》，记者和出版社去暗访，他们扬言要做了人家。《脸色》也是盗版比正版量大。《位置》初版时，感谢非典，静静地销了两个月正版，第三个月非典前脚走，盗版后脚来。时有外地读者寄了我的书来，索我的签名，一看却是盗版。我是亦喜亦忧，喜读者看得起我，给我面子；忧读者看不清书，寄盗版刺激我。可读者何罪?也是受害者嘛。我只好在盗版书上签上我的名字，寄还读者，感谢他买了我的盗版书。

盗版让作者、出版社和国家经济上受损失，但作者名誉上的损失不大，印刷质量差，错别字多，看着不舒服，买盗版书的人活该。令人气愤的是盗名书，书不是你所写，却在封面上打上你的名字。朋友笑我，你原来给领导写报告，署的是领导的大名，现在人家写了小说却署你的名，你也是领导了。这话不假，只是我怎么也找不到当领导的感觉。

长篇小说：

《官运》200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位置》200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

《箫声曼》

1994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

2003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再版

《机关大院》

200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局长红人》

2002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脸色》2002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