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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里的生平简历填篇一

一、什么是生平？

生平，一个人生活的整个过程，俗称一辈子。它是简单记述一个人生平事迹时所使用的一种应用文样式，是传记类文章中的一种较短小的形式。

二、怎样写好生平，

（一）要明确写生平的目的。

写生平的目的是配合其他文章、图画、照片向人们客观地介绍一位革命导师，英雄模范人物的全面而概括的生事迹。因此，生平的篇幅要尽量简短，语言尽量精炼，可以省去带歌颂、赞扬的词语。

（二）要掌握写生平的表达方法和人称。

（三）要掌握生平的结构方法。

生平的结构只有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标题。有时用《xxx的生平》标出，有时用《xxx同志生平》来写。

节省字数，每段开始提一次被介绍人的姓名以后，再提姓名时可用第三人称“他”代替，甚至有时连用 “他”也不用。

例如：【xxx生平】

xxx先生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 1866年11月12日xxx出生于翠亨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0岁入村塾读书，12岁到檀香山读书，17岁时回国。1884年与本县卢慕贞女士结婚。1886年至1892年先后在广州、香港学医。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并致力于救国的政治活动。1894年上书李鸿章遭到拒绝，遂再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 1905年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系统地提出其xxx思想，并与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1895年至1911年策划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屡遭挫折而斗志弥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得到各省响应，导致清朝专制统治的覆灭，是为著名的“辛亥革命”。 1912年元旦，xxx在南京就任xxx临时大总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1912年4月卸大总统职，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宣传。袁世凯窃据大总统职位后阴谋复辟帝制，xxx乃于1913年发动“二次革命”反袁。1914年在日本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1915年与xxx结婚。 1917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xxx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开展护法运动。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xxx，担任总理。1921年，非常国会又于广州议定组织xxx正式政府，xxx就任大总统，再举护法旗帜。1923年，xxx第三次在广州建立xxx，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复任大元帅。同年接受苏俄和中国xxx的建议，决定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以推进国民革命。1924年1月召开中国xxx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xxx，重新解释其xxx。同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xxx”，xxx应邀北上，共商国是。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不治，逝世于北京。

家谱里的生平简历填篇二

王粲（càn），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其祖为汉朝三公。出身于大官僚世家，天资聪颖 ，少有才名。17岁诏受黄门侍郎，因避乱乃不应召，离长安而往荆州事刘表，16年未受重用。刘表死，粲劝其子刘琮归附曹操 。曹操任用粲为丞相掾，后官至魏国侍中。王粲的文学创作以诗赋见长。由于遭逢乱世，长期客居，他的诗赋中怀乡之情甚重，情调较为悲凉。诗以四言、五言为形，其中五言诗成就颇高，代表作有《七哀诗》三首、《从军诗》五首。《七哀诗》第一首“西京乱无象”作于诗人初离长安时在郊外所见难民弃子的惨状，具体描写了汉末战乱给国家百姓造成的深重苦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 ，抱子弃草间”，描绘出这场时代惨剧的凄楚至极。王粲赋今存20多篇，多为骚体。其中《登楼赋》最为有名，寄情于景，简洁明快，构成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在抒情小赋的发展中占一席地位。王粲的诗赋以抒情为主，感情真挚，辞采秀美 。明代张溥集有 《 王侍中集 》1 卷 ， 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

王粲出身于东汉的上层官僚之家，曾祖王龚顺帝时官至太尉，祖父王畅灵帝时官至司空，都曾位列三公。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王粲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和幕府名士。优越的家庭条件，加上本人的刻苦努力，终于使王粲成就了自己在文学上的不朽事业，写下了著名的《登楼赋》和《七哀诗》等作品。当时，有七位创作成就很高的人被称作“建安七子”，王粲不仅名列其中，而且是七子中成就较大的一个，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同时，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使他成了我国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少时即有才名，博闻强记，有过目不忘之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他“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作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用现在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王粲的语文算术成绩都好，是一个文理科俱佳的全才。

建安二十二年 （公元217年），王粲与刘桢、陈琳、徐瑀、应玚等人同染疾疫而亡，可见他身体状态不佳。他所写的《七哀诗》里面有很多对于战乱的描写便知他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其性格大概可以推测一番。作为东汉豪族的山阳王氏，祖孙数代为东汉的政治、文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尤其在党锢和清议这两件大政治事件中，他们的态度更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的政治观念。尊崇皇室，铲除宦官是他们的政治理想；激浊扬清，德行兼备，是他们的政治信仰；礼教并行，才华卓越是他们的政治作为。王粲作为他们杰出的后裔，在思想上继承了家族的优良传统，在学术上更以多种角度展现了家族的力量。从诗文到音乐、玉石服饰，无一不让后人敬佩山阳王氏家学之渊源，王粲才华才华之横溢。但在东汉末年动荡的政局中，豪门的背景，却成为王粲在曹魏政局中被猜忌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继承了祖上的政治观念，却与宦官家族出身的曹操在最高的政治理想中，有不可缓冲的矛盾，这可以看作豪族与寒门的冲突。

厌恶宦官、爱戴皇族，重视名分门第，嗜好经史儒学，尊礼重教，制雅乐，着服佩，其诗文昭显时代之精华，在公堂之上他典定朝仪。这些都是王粲身上不可磨灭的亮点。笔者认为，这两任主公，都没有从正面发现王粲的才华。虽然王粲有不足之处，但他的能力没有得以全面展现，是这两个主公之遗憾。王粲有政治雄心，这些在从他的诗文和行为都可以察觉出来。但他有其薄弱之处，这使他没有被刘表重用。在曹操手下，他虽有高位，却无实权。笔者认为，其中最深刻的原因，也许是王家祖上之辉煌，给后世子孙造成某种严重的心节，压力乎？动力乎？其次是王粲被他的主公认为不够精明强干，可以猜测他在刘表和曹操的领导下，都没有得到自己期望的政治地位。但刘表自身的用人政策的确被史家非议，而曹操建立的一系列人才标准，随着司马家族篡位，也被历史遗忘。总之，王粲的出身既成就他的不凡才华，同时也抑制了他的政治成就。相比之下，出身寒门的官员内心没有过多的政治顾虑，其祖上的背景简单，反而容易得到曹操的信任。

王粲的悲剧是东汉豪族的士大夫的共同问题，例如王粲的交际圈中，多为东汉名流后代。在曹操政权中，他未与军政要员有深入的瓜葛。一个人的朋友圈，可以从某方面体现他的处世态度。与最高权力集团的关系，也是政治家获得机会展示才华的另一个因素。被曹操猜忌甚深的王粲，相对与他一起共事的侍中而言，缺少锻炼的机会。一个在政治思想上与统治者有出入的人，在管理之时必然有磨檫产生。王粲也做过尝试，意图改变局面，但最后还是以一代文学家身份见证曹操数次出征，算是圆满完成一个从军侍中的使命，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学著作，但对他个人而言，这类文学作品并未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作为山阳王氏的后人，他的成就远不如先人。主要因为曹操抑制豪强，猜忌党锢名流之后裔。这是时代的悲剧，因为王粲的家世背景与曹操的执政理念有冲突，而王粲的家庭背景对他个人影响很大。

王粲的一生，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他意图以政治家的身份被后世怀念，却被其文学才华所夺彩。“怀才不遇，难觅知音”这八个字可以概括他的心境。王粲虽有才干，却非曹操所喜好精干官吏，这也许跟他的性格有关系，更与他的遭遇不可分离。家庭的出身，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影响了一个人的前半生，其氛围环境甚至可以熏陶一个人的一生。汉魏之际，风起云涌，看多少豪杰，最后消逝在烟雨中。

由于王粲才高名重，十七岁那年，东汉朝廷便征召王粲为黄门侍郎，王粲却以长安正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为由，不应征召。为躲避战乱，他前往荆州投奔了刘表，进入刘表幕府工作，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自此以后，王粲再没有离开幕府工作，可以说是终身从幕。

建安前期的荆州，与曹操所处的邺下相同，也是一个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荆州刺史刘表是东汉宗室，据有今湖北湖南一带，占地千里，带甲兵十余万。由于那时战乱尚未殃及荆州，刘表又采取了“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策略，所以中原百姓与文人俊杰为避战乱多有迁徙归附者。而王粲与刘表系同乡，刘表又是王粲祖父王畅的学生，故王粲前来投奔刘表，便是情理之中的事。王粲出身于望族，又是名扬四海的才子，刘表原打算将他招为东床快婿，无奈王粲身材短小，长相丑陋，刘表又很看重外表，所以联姻之事终究未成。这对王粲来说，当然是一件不小的憾事。更有甚者，刘表在政治上也不怎么重用他，只是将他的文学才能为己所用罢了。

名篇《登楼赋》，也是王粲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主旨与此诗大体相同。赋中起句为“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一个“忧”字，可以说包含了这些年他在荆州的全部心境，也是全赋的情感底蕴。接着写四周景色秀美，却是“虽信美而非吾土兮”，透露出身在异乡客地的愁怀。再接着是叙述自己的忧思之源，乃是社会动乱，只身飘零，进一步抒发了“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的故土之情，蕴含着要离开刘表，荆州非久留之地的意念。最后，赋文更深一层地点明了忧思的内涵，是希冀时世早日清平，以施展自己平生之才力，但此种期望又迟迟不见到来，今已感到所依非人而抱负难展，因而不由得要“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了！全赋情从景来，写得悲凉慷慨，极富感染力，历来与曹植的《洛神赋》并列，一起被誉为建安辞赋最高成就的代表。

在荆州的十五年里，王粲虽然未被重用，但对工作，他还是积极参与的，为刘表起草了不少公文，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长沙太守张羡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兵背叛刘表，刘表发兵讨伐。为了宣传这次军事行动合乎大义，就由王粲执笔写了一篇《三辅论》，以示师出有名。其中写道：“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申明用兵乃是为了“去暴举顺”。此文被广为张贴、散发，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官渡之战后，袁绍病死，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兄弟阋墙。刘表为了劝和，要王粲起草了《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和《为刘荆州与袁尚书》两文。书中劝解袁氏兄弟毋作阋墙之斗，应当联合御侮，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写得“词章纵横”（张溥：《王侍中集题辞》），甚有文彩。

建安十三（公元208年）年七月，曹操起兵，攻打刘表。刘表死后，次子刘琮继位。章陵太守蒯越、荆州府东曹椽傅巽和王粲等人力劝刘琮投降曹操。刘琮听从了他们的劝告。九月，刘琮举州降曹，王粲也来到曹操幕府工作。从此后，王粲仕途得意，官运亨通，不断升迁，一直被曹操委以重任。王粲先是因劝刘琮归降有功，被授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又迁军谋祭酒。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魏国既建，王粲官拜侍中。

如果说，此前的王粲一直是在失意中度日，那么，自从来到曹操幕府工作后，王粲却如拨乌云见青天，命运有了实质性改变。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里，他连升数级，最后成了“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是唯一的封侯者。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他在刘表手下工作时想都不敢想的。有为之士遇到有为之主，王粲的工作积极性于是得到空前激发和调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王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驰，兴造制度，粲恒典之”。也就是说，此后的王粲除了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参与谋议作用外，还倾注全力为曹魏新兴政权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制订了各项法律和法规，这实际上是为魏国的建立规划蓝图，奠定基础。秦朝有李斯定制，汉朝有萧何制律，魏国则主要靠王粲“兴制度”，作礼乐。此时的王粲，真可以用意气风发、春风得意来形容，对此，他自己也是不隐瞒的，如在《仿连珠》一文中，他便隐然以管仲自比：“齐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晋耻雪”。并强调说：“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

因王粲强记博闻，曹操每逢巡游外出或征伐，还总喜欢邀王粲同行。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致，王粲的文学活动，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划分的界线就是建安十三年的归附曹操。前期他主要在荆州过着流寓生活，亲历过战乱灾祸，又长期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忧国忧民之情与怀才不遇之愤纠结在一道，使他的文学作品笼罩着一层悲凄愤悱的情调。后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到北方广大地区已经实现统一的形势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担任重要官职而激发起建功立业的信心，所以他的创作基调又转变为激奋昂扬。如分别写于曹操西征关右和东征孙权的《从军诗》五首，便对曹军的征伐作了热烈歌颂，同时也表达了作者从军征战、建功立业的激昂情绪。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赏识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们之间经常有诗赋往还。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王粲随曹操征讨孙吴，次年春，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时年四十一岁。曹丕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为了寄托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顿时，王粲的墓地上响起了一片嘹亮的驴叫之声。这驴叫声响彻四野，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千古绝唱。葬礼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诔》，其中说：“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庶几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弃我夙零。”可见其交情确实非同寻常。

陈寿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 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干之粹也。”（《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王卫二刘传》）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粲长于辞赋。干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王卫二刘传》引《典论》）

钟嵘评魏侍中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诗品》）

白居易《题文集柜》诗：“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

《世说新语》：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

故事一

王粲谦虚地说：“试试看吧。”

于是，他把脸背过去，一句句地背诵起来。伙伴们一边听，一边对照原文看，他们吃惊地发现，王粲竟然背得一字不差！大家不禁为他喝起彩来。

故事二

还有一次，王粲在旁边看人下围棋，一不小心把棋盘给碰翻了。下棋的人见是王粲，就故作生气地说：“这可怎么办啦！我们就要见分晓了，本可以赢他一盘，看，却让你给搅了！”王粲说：“对不起，我给你们复盘成吗？”说着他捡起棋子，按刚才的棋势摆了起来。摆好之后，下棋的人和观棋的人，都不信王粲摆的和原来是一样的，就用东西把棋盘盖起来，要王粲另外再摆一盘，看看两盘摆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过了一盘。摆好后，经过对照，一子儿不差。从此，王粲惊人的记忆力便远近闻名了。

蔡邕是当时的文坛巨匠和领袖，此人才学过人，朝野闻名，人们对他无不敬仰，家里常常宾客盈门。有一天，王粲去拜访他。蔡邕早已听说王粲的大名，听说王粲到来，慌忙出迎，连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进屋后，宾客门见他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丑陋古怪，大为惊讶，弄不懂蔡邕为什么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众人的心思，就说：“这是王公的孙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书籍文章，都应该送给他，才算物归其主。”从此，两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著名的文学典籍《昭明文选》中也有王粲的作品，如：《登楼赋》（荆州羁留时写）、《公讌诗》（王35岁时写）、《咏史》（建安十六年写）、《七哀诗》二首（荆州羁留时写）、《赠蔡子笃》（入魏前作）、《赠士孙文始》（入魏前作）、《赠文叔良》（十八岁作）、《从军诗》五首（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时作）。王粲在《昭明文选》中入选作品数量上可以看出，王粲入魏前的诗比较多，其名篇《登楼赋》、《七哀诗》都在荆州完成。陈寿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 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干之粹也。”以建安十四年作为划分点来看，王粲的文学创作可分为入魏前后两部分。他的文学作品中以入魏之前的部分成就较高。

在荆州之时，王粲在仕途上很不得志，但他的文学作品如《登楼赋》、《七哀诗》等成为后世之典范。同期的文章中如《三辅论》、《荆州文学官志》、《为刘表谏袁谭书》、《为刘表与袁尚书》等，在行文中有明显的政治主张，如“摧严敌于邺都”“且当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与汝南袁氏联手消灭曹魏等政治思想流于纸上。可见刘表对于王粲的思想并未严格控制，使其精神意志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看出他有“走袁术于西境，馘射贡乎武当，遏孙坚于汉南，追杨定于析商。”的豪情。刘表在文学创作上对王粲也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使其保留了学术的纯洁和人格的独立。《荆州文学官志》中有“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五载之间，道化大行。”的语句。虽然王粲在政治上没有得志，但是精神层面还是相当充实。王粲在《儒吏论》中一句“然则文法典艺，具存于此已。”便知他本人对历代法律和文书很重视，是一个把治国经验放在首位的官吏，相比空谈玄理的儒生，王粲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理智。这些与曹魏崇尚名法的观点，正相吻合。他虽有“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表态，也曾写过《为刘表与袁尚书》一文，其中的内容是号召各位军阀“惟曹是务”（曹操），以达到“共奖王室”3的目的，由此也暗示王粲可能对曹操的忠诚不够坚定，故可以推测曹操可能对王粲的信任有所保留。 入魏之后，他的《浮准赋》、《止欲赋》、《闲邪赋》、《咏史诗》、《吊夷齐文》、《为荀彧作与孙权檄》、《校猎之赋》、《作难钟荀太平赋》等更多是为曹魏当局歌功颂德，尤其是《从军诗》、《俞儿舞歌》、《寡妇赋》、《太庙颂》、《歌安世》等都是奉曹操父子的旨命而作。虽然这些文章的实用意义和社会功效不差，但缺少真情实感，诗人的文学自觉意识明显减弱，如“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从王师以南征”等语言的诗句开始大量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入魏之后，王粲所写文章多为礼乐之文。由此又能看出曹操对文人的笔墨控制度不低。《魏志》有“粲才既高……至于朝廷奏议，皆阁笔不能措手。”可见，王粲入魏后，写作风格和个人旨趣受到政局影响，文章内容重心发生转移。景蜀慧教授在《王粲典定朝仪与其家世学术背景考述》里推测建安十八年，群臣劝进表可能出于王粲之手。建安二十一年，王粲从征吴， 有《从军诗》五首，其中流露出世态悲凉的态度并对曹魏获胜的信心。文中流溢出对曹操的赞美。如“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等。由此可以看出王粲确符合史书中“以文才出名”的评价。

赠蔡子笃诗

翼翼飞鸾。载飞载东。我友云徂。言戾旧邦。舫舟翩翩。以泝大江。蔚矣荒涂。时行靡通。慨我怀慕。君子所同。悠悠世路。乱离多阻。济岱江衡。邈焉异处。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人生实难。愿其弗与。瞻望遐路。允企伊伫。烈烈冬日。肃肃凄风。潜鳞在渊。归雁载轩。茍非鸿雕。孰能飞飜。虽则追慕。予思罔宣。瞻望东路。惨怆增叹。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不迁于时。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赠行。言赋新诗。中心孔悼。涕泪涟洏。嗟尔君子。如何勿思。

七哀诗三首

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违。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二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覊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三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登城望亭燧。翩翩飞戍旗。行者不顾反。出门与家辞。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蓼虫不知辛。去来勿与谘。

家谱里的生平简历填篇三

李姓人口为万姓之首，是当今世界第一大姓。凡李姓人，无论是何房系始祖或已故先祖，无论是谁，居住何地、无论是何国籍或何地区、也无论使用何种语言，均是我李氏血缘始祖皋陶公之后裔。李氏总源流表述为：源于曲阜、脉发偃六（固始和六安）、鹿邑为根、陇西望出。其宗族，房系的传承顺序，以代次关系组成，并以血祖皋陶公为源的系列房族系统而组成一个庞大的、统一的大宗族整体体系，各地、各族、各支以子谱与母谱接轨，形成庞大的母子谱关系，这个体系，就称之为“世界李氏族系综合信息总汇”。《世界李氏族谱全书》就是将上述的李氏族系，通过文字、图表、图片将上述体系完整地、系统的表述出，并使这个体系上下大体贯通，顺代延接，依次传承而繁衍生息的历朝历代的各个方面的文化内含，基本完整地表达出来的一部巨大的家族生命体系传承的文化史大百科全书。也就是说，它是属于全世界李氏大家族全体成员的一部共同的大经典，也是世界上唯一第一大姓的通天总谱。我们所做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空前盛大的族姓民间人口普查，对全球来说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对世界人文科学的一大贡献。也是一项创造性的发明，我们将通过国家有关単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研究的自然生命科学的参考书。

目的：整理李氏源流史，理顺各族传承脉络，研究聚落其人口现状，生存背景，民风民俗，人文地理，宗族制度的演变，居住地的交通、物产、旅游资源，地名沿革，李氏居住地分布（自然村）；总结古代，近代、现代李氏族人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树立先进楷模，发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教育后代，启迪来人，构建和谐社会，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服务和中华崛起服务。

意义：开展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意义重大，特别是在xxx中，怎样来开展文化艺术的交流，加强对中华民族根的认同感，凝结民族的团结力量，在当前的形势下更有重要的意义。编纂《世界李氏族谱全书》主要是服务于“中国根”活动，在全世界各地李氏族人中掀起一次宗谱大检阅、大寻根、大归宗活动，为祖国的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编好《世界李氏族谱全书》为世界李氏族人的寻根问祖提供最便捷，最有效的行动指南。

（一）成书规格（包括子谱）：《世界李氏族谱全书》母子谱若万卷之巨，与全书从外观设计、成书规格大小、总编纂等全部统一，子谱顾问、主编、编委、自行确定。母谱分十二部、若干卷。大16开，共设彩插、黑白插页共50000页，全书约重300公斤，自2005年至2014年，八年分期分批完成编纂，国家出版，全球发行。

（二）统一昭穆范字：整理李氏源流史，理顺各族传承脉络，统一昭穆范字（世序辈字）第二届国际李氏文化论坛上杭峰会己行文过由理皋陶下第一百零一代使用由大书法家李铎书写的由李宗仁先生当年撰写号召实行的100字派字诗。认知自己的国世系，也就是主世系代次，尽量将其上下衔接贯通，使其世界各地李氏的各房系始祖以及始祖以下的诸祖归源归宗。

（三）母子谱系的对接链接。为了配合做好此项工作，李氏人更应积极参与，首先做好本地、本支、本族的《世界李氏族谱全书》子谱的入编工作（即由支族申请，《世界李氏族谱全书》编纂委员会批复，统－编号，统－外观设计，与全书总谱从外观规格，大小型号达到完全－致，构成《世界李氏族谱全书》宏大谱系）。这是完成《世界李氏族谱全书》（也就是总谱）编撰工作的需要，是《世界李氏族谱全书》血脉相连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各地按照统一外观、统一总体设计、统一主世系等规定，以申请形式加入，以批文形式收录，由支族自行采编印制，成书后送总部整套子谱两部，一部用归总谱入卷，另－部用于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支谱谱首送呈二十至五十本，用于赠送博物馆和高层专业人士。子谱直接进入《世界李氏族谱全书》总谱谱系，所有子谱参编人员录入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世界李氏族谱全书》子谱，是家谱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的完成将积极推动谱牒学的研究。《世界李氏族谱全书》各子谱的编写完成，体现了母子谱的科学编纂策略，是一项创造性的发明，也是世界李氏族谱全书体系形成和完成的捷径。以大房族始祖为脉，以支房族系始迁祖为络（各支房请列出其世系表，自大房族始祖世系至支房族系始迁祖再至小支房祖），纵横勾沉，依次上下贯通，顺代延接，依次传承，凡因历史资料欠缺，同意协商的全族可切入某大房始祖，凡不协商解决，则保持历史原状，尽可能切入国世系，形成新百代昭穆范字，统一字辈，形成母子谱系。《世界李氏族谱全书》的编撰采用“分头编撰，汇总审校，母子对接，申批入卷”的方法，每一地区或一支族由其负责该支族或该地区的子卷编制工作，请各地各支李氏人以各地巳编子卷为前例，按照编纂大纲要求，做好入卷工作！最终构成《世界李氏族谱全书》总谱谱系和《世界李氏族谱全书总目序要》特首部。

我们呼吁和热切希望，凡有志于李氏文化研究的李氏宗亲，不管你家在何方，源自何支何派，都是一祖同胞，《世界李氏族谱全书》都会有您的一片天空。完成此浩大工程，离不开一点三亿全球李氏宗亲的大力支持。《世界李氏族谱全书》母子谱的形成，是一部空前的巨著，不亚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量，是—部融汇家族史、国家史、人文、自然村史、产业史、文化史、平民史等多方面的浩繁工作，整体工作需八至十年完成。我们坚信参加编撰和为此作出贡献的宗亲和外姓朋亲都将永载史册，永留芳名。让1、3亿李氏人的亮点与光辉，凝聚成一簇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炫丽无比的火炬，照耀着中华巨人的足迹，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向新未来。

来自：天文地理 学府《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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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里的生平简历填篇四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唐代著名诗人，与李白、杜甫并称“李杜白”。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贞元十五年（七九八）进士，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因直言极谏，贬江州司马，移忠州刺史。后被召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太和年间，任太子宾客及太子少傅。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死时年七十五岁。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中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1、简述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主要特征

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在他写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有集中的论述。此外，在《新乐府序》、《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策林六十八》、《策林六十九》等诗文中也都有所阐述。白氏的诗歌创作在唐代诗人中是最多的。《与元九书》中他把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等四类。。讽谕诗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和诗的语言体现了他的理论主张。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是明确的理论阐述和丰富的创作实践相统一的完整体系。

白氏强调必须继承《诗》的优秀传统：“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白氏以此为标准，批评了《离骚》与汉代五言诗过于重视抒发个人恩怨，讽谕性只及《诗》的“什二三”；对六朝时的山水诗他更是持否定态度；对唐诗，他只肯定联系现实紧密，政治思想倾向强烈的诗作，如肯定陈子昂《感遇诗》二十首、鲍照《感兴诗》十五首，肯定杜甫新题乐府等部分诗作。而对唐代一些专写风花雪月、流连光景的诗作，尤其是对大历十才子，他痛心疾呼“诗道崩坏。”白居易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一再阐述了有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二、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述

第一、认为诗歌来源于现实生活，诗歌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他在《策林六十八》指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诗歌表达人的感情，而人的感情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引起的。这种触发人们感情的客观事实往往同国家政治的盛衰得失互相关联。诗歌来源于现实，而又反映现实，“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从各个时代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盛或衰，统治者的政治是得或失，人民的感情是悲或乐。白氏列举《诗经》中的作品为例证实这种观点。总之，白氏认为诗歌同现实的关系是紧密的，诗歌具有植根于现实与反映现实的本质特征。

第二、认为诗歌必须为改良现实政治，巩固现存的皇权统治服务。从诗歌同现实的关系出发，白氏认为诗歌必须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白氏对这方面的观念反复地作了阐述。《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里的“时”“事”即是指现实的政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提出这一准则，所针对的是企图超越现实政治的抒情咏物之作。白氏把他的讽谕诗看作诗谏。《与元九书》说他当谏官时，每月都要尽职进谏，企图改良现实政治。有些“救济人病，补裨时阙”的话语，难以在奏启中直接陈述的，“辄咏歌之”，以呈诗代奏启。白氏对其诗谏引起的强烈反响很自豪，如《贺雨诗》、《哭孔勘诗》、《秦中吟》、《宿紫阁村》等诗作引起权豪、握军要者的“相目而变色”，他们攻击白居易“沽名”、“诋讦”、“讪谤”，连亲人也不理解他。然而，白氏有同气相求的诗坛知友，如读白诗而喜的邓鲂，读白诗而泣的唐衢，更不用说新乐府运动中的志同道合者了。《秦中吟》等佳作在民间也是广泛流传。因此，白氏坚定地反复阐述有关诗歌必须为现实政治、社会生活服务的主张，“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读张籍古乐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甚至认为劝善惩恶改善社会风气，补察得失改良现实政治，主要依靠诗文创作，“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策林六十八》）

第三、认为诗歌同现实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虽然是具体的诗人或某个时代，某个地区的集体的创作，但是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最能打动人心的是感情。人们之间的感情交流，最初通过语言，进而通过有节奏与乐感的歌声，进而通过凝聚的深刻含义。这种沟通人们感情的“言”，“声”、“义”的集合体就是诗歌。白氏以果树的生长过程比喻诗歌的创作过程，给诗的本质特征下了个定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之树能够生长发展，靠的是以感情为根，深深地扎于现实的土壤中。诗歌之树破土而出萌发幼芽时，感情的表达靠的是语言。语言是诗歌最基本的要素。幼苗成长了，感情要用更完美，更复杂的方式来表达，富有节奏性和音乐感的歌声使诗歌之树盛开着鲜花。鲜花是美丽的，而生命力强劲的诗歌之树并不满足于开花；感情是动人的，而优美的诗歌并不满足于抒情。诗歌之树结了果实，现实主义诗作以表达诗人改良社会政治与现实生活的意愿为归宿。与此定义相关的，白氏重视诗歌的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策林六十八》提出诗歌主要发挥“惩劝善恶”和“补察得失”的作用。《与元九书》紧接着阐明诗歌的本质特征后指出：“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对于同现实政治关系不密切的个人之情的抒发，白氏基本上是否定的。所以，白氏有关《诗经》以来诗歌发展史的评述中肯定的作家作品面比较窄。原因就在于白氏有关诗歌社会功能的论述，侧重于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必须以认识、教育作用为前提。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

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 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 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鬼李贺等，白居易被称为＂诗魔＂

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 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 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 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 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

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 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 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 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 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 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 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 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 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 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 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 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 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 “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 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 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 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 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 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 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 - 宋代刻本《白氏文集》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优美的杂记小品。白居易还积极参与了新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杜甫而后，白居易是唐代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处于安史之乱后各种矛盾冲突急剧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唐朝走向衰微的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在白居易诗中得到了较全面的反映。今存白居易诗近三千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讽喻诗（大部分都在讽刺封建统治，表达心中的不满）；一是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的长篇叙事诗。前者把当时社会病态的症结所在，几乎全部呈露在他的笔底。后者则有着曲折离奇、自具首尾的细致的情节描写，和完整而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语言和音调上又显得特别得流畅匀称，优美和谐。这是一种新型的诗，当时号称「千字律诗」，流传极广，正如宣宗李忱所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他的诗风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算是朴而近古，因此流传极广，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瑟瑟行》等名篇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

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如：《忆江南》。也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至今杭州的西湖还留着纪念他的白堤。

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 “古歌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后世词人如欧阳修、张先、杨慎，都极为赞赏。

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行》，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 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花非花》

《忆江南》

《长恨歌》

《瑟瑟行》

《新乐府》

《秦中吟》

白园（白居易墓）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安葬于此而得名。

白园坐落在洛阳市城南13公里处的龙门东山的琵琶峰上，是一座依山傍水、秀色宜人的小巧园地，白园占地40亩。这里东西两山对峙。  白园包括龙门桥东头整个琵琶峰，占地44亩，分为青谷、墓体、诗廊三区，系根据诗人性格、唐代风采和得体于自然的原则设计建造的纪念性园林建筑。迎门为青谷区，丛竹夹道，悬瀑飞洒，荷池送爽，乐天堂、听伊亭、松风亭等仿唐建筑引人入胜。乐天堂内有白居易塑像。园中间为墓体区，有墓冢、24吨重的自然石卧碑、乌头门、登道、碑楼。整个墓区翠柏葱郁，奇花飘香。诗廊区在墓北山腰，陈列有当代书画家书写描绘的白诗碑刻和诗意瓷砖壁画。

伊河由南向北穿山而过，一桥飞架东西；宛若一道七色彩虹。依山势建有松风亭、白亭、翠樾亭、道时书屋、乐天堂等富有唐代风格的亭阁，古风遗韵，游人至此，雅兴顿生。从龙门桥过伊河，左侧即是白园的大门。进门直行，但见路转峰回，林木森森；山泉叮咚，池水清碧。幽雅至极。漫步石级而上，山腰有亭，名曰“听伊”，此亭系白居易晚年与其好友元稹、刘禹锡等对奕、饮酒、品茗、论诗之处。香山寺北侧的琵琶峰上，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墓园，称为白园，这位诗人曾以居士情结与如满和尚等人结为“香山九老”唱酬于香山寺的堂上林下，晨烟夕蔼，会昌六年，终老于河南履道里，如今，白园已成为各界来宾凭吊这一历史文化名人的最佳场所。

家谱里的生平简历填篇五

萧何，江苏丰县人，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攻克咸阳后，他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萧何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为《九章律》。在法律思想上，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又协助高祖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高祖死后，他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前193年）卒，谥号“文终侯”。

泗水沛（今江苏沛县）人。曾任沛县主吏掾、泗水郡卒吏等职，持法不枉害人。秦末随刘邦起兵反秦，刘邦进入咸阳，萧何把相府及御史府的法律、户籍、地理图册等收集起来，使刘邦知晓天下山川险要、人口、财力、物力的分布情况。项羽称王后，萧何劝说刘邦接受分封，立足汉中，养百姓，纳贤才，收用巴蜀二郡的赋税，积蓄力量，然后与项羽争天下。为此深得刘邦信任，被任为丞相。他极力向刘邦举荐韩信，认为刘邦要取得天下非用韩信不可。后来韩信在楚汉战争中的才干证明萧何慧眼识人。

楚汉战争中，萧何留守关中，安定百姓，征收赋税，供给军粮，支援了前方的战斗，为刘邦最后战胜项羽提供了物质保证。西汉建立后，刘邦认为萧何功劳第一，封他为侯。后被拜为相国。刘邦去世后，继续辅佐惠帝。萧何病危时，举荐曹参接替自己，保证了汉初政策的连续性。但是他也帮助吕后 ，错杀韩信.留下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典故.这显然在他光辉的一生中无疑是个败笔！但同时也告诉我们，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道理。其实名人并不比我们的境界高多少，只是做了一些一般人不能做的事罢了，也正因为如此，也就足够了。

早期追随刘邦的萧何就不予馀力的支持和拥护刘邦，楚汉战争期间，刘项在荥阳一线相持二十八个月。这段时间，刘邦将整个关中都交给萧何管理（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这一举措赋予萧何极大的权力，当然，萧何也干得极有成效。后汉朝建立后刘邦把萧何推举到丞相的职位，也可以说明萧何在刘邦心中的地位。

萧何原是沛县“主吏掾”，熟悉秦帝国的法令制度。刘邦入关后曾颁布过法令：“约法三章”，废除了无理的秦朝苛法，而维持社会秩序的法令制度都一律保留。这都是在萧何的意见下进行的，而后来根据秦律又制定了汉律，从出土“睡虎地秦简”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秦法基本完整地被沿用于汉法之中。

《楚汉争雄》萧何图册刘邦率大军入秦都咸阳，诸将皆忙于分取府库珍宝财物，他独取秦国文献、档案、律令、图籍藏之。汉以此而得知天下各地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这对建立西汉王朝有决定性作用。他为丞相，留守关中。转送粮草，军需无乏，建国以功第一。汉五年（公元前202）封为酂候。他极注重图书事业的建设，汉初，他主持建造有“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三阁于未央宫内，“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以及入咸阳以后所得的图籍、档案；“麒麟阁”贮存贤臣画象等典籍；“天禄阁”专藏各地所献秘本珍本和处贤才硕学之士。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由此奠定了汉代国家藏书的基础。

刘盈：“故相国萧何，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

家谱里的生平简历填篇六

在我们的学校里，很少有人姓“曹”，在妈妈的单位里也很少有姓“曹”的同事，“曹”姓是最多的吗？“曹”姓的名人有哪些？“曹带着这些问题，我对“曹”姓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次研究。

二、研究方法

1、查阅书籍和报刊

2、询问身边的人

3、其他方法

三、资料整理

四、研究结论

1、我国“曹”姓历史悠久，“曹”氏家谱原书在宋代。因为宋代家谱已经走向成熟，加上国家对私家谱的提倡，所以“曹”姓宗谱迅速增多，其中的一些还一直保留到今天。

3、据2001年，曹姓大约占全国的0。59%，全国排第二十七位。

家谱里的生平简历填篇七

家谱，是我们中国人对家族历史的传承。从中能看出历史前进的步伐和社会发展的变迁。

我家也有家谱，那是薄薄的一本。中间那小小一段，足以印证了社会的发展脚步。

先说说我的太爷爷，他出生在遥远的新加坡。在七多年前回国探亲，不幸遭遇太平洋战争，不能再回新加坡，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他的童年，直到战争结束，定居到了宁波。我想太爷爷的童年，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个词就是：战争。

到了我爷爷这一代，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但xxx刚成立不久，还是很贫穷。爷爷的童年，正好在“xxx”的时代，天天饭也吃不饱，靠吃糠咽菜充饥。他没读几年书就辍学了，要放牛，下地赚工分来补贴家用，辛苦极了。我想，爷爷的童年也可以用一个词来说明：饥饿。

爸爸的童年赶上了改革开放，没有了战争也没有饥饿，日子开始变的好起来了，但还谈不上富足。他的童年，没有各种玩具，也没有旅游。他小时候喜欢买书来看，但是要得到一套他喜欢的《封神演义》，要期末考试考两个满分来换。我想，真是不容易啊！爸爸的童年，也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贫乏。

而进入新世纪的我们，生活就精彩了。在美丽的校园里，我们无忧无虑地学习；在富足的社会中，我们快快乐乐地成长；我们有看不完的书，玩不完的玩具，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学各种各样的技能，节假日还能出去旅游，感受祖国山河的壮美，甚至，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我想，用一个词来概况就是：精彩。

家谱里的生平简历填篇八

即在编写人物传的过程中，要坚持以现代人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人民群众为主的原则。

以现代人为主，贯通古今，详今略古，重点记述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时期的人物事迹和精神风貌。

古代人物，一是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精神，选择好有学术研究价值和发挥教育作用的人物立传。二是在论述中抓住要点，短小精悍，用更多篇幅记述现代人物。

以正面人物为主，指，要浓墨重彩写好正面人物，为世人和子孙树立榜样。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劣迹斑斑的反面人物也可以写，比如反动会道门、特务、叛徒、大土匪头子、恶霸等可作反面教材。但只能选择个别的典型人物进行编写。反面人物要不要编写人谱，由家谱编委会商议决定，不一定要统一规定。

以人民群众为主，就要，要用较多篇幅写好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事迹的“小人物”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智慧和伟大力量。

3、

生不立传，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立传，是记述已故传主一生的事迹，对传主的一生作出评价。人的一生是发展变化的，前半生是好的，或许下半生就犯了重大错误，反过来，前半生有了重大错误，后半生又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生之人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为其一生难以评价，只有盖棺定论。

给生人立传，不易正确评价功过，容易产生偏差，撰写人也会顾虑重重，难以秉笔直书。不为生人立传，“这个做法比较稳妥，可以避免或减少修谱工作中带来的人为的困难和麻烦，更为重要的是便于求真务实”，准确反映人物的真实面貌，塑造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