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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体系建构测试评价体系篇一

[提 要]在国家大力开展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大众传媒的支持性传播功能不仅在于向弱势贫困人群传达扶贫信息，还在于推动贫困地区信息脱贫，增强公众对地方公共政策的认知，吸附社会资源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以达到脱贫致富的最终目的。将"支持性传播"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对其理论化，具体分析支持性传播提出依据，并阐述支持性传播的理论内涵，建构扶贫报道中的支持性传播体系，将为提高贫困地区扶贫效率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精准扶贫;扶贫报道;支持性传播

[作者简介]陈博文（1994—），男，中铁大桥局桥梁建设报社助理记者，研究方向为媒介与社会发展。（湖北武汉 430050）

一、支持性传播理论概述

（一）支持性传播提出背景：发展新闻学实践的需要

20世纪60年代，发展新闻学在国外逐渐兴起，其研究核心在于媒介如何发挥自身功能推动国家的发展。1968年，在阿兰·乔克里主持的培训研讨会上，他提出“发展新闻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既要反映经济生活的事实，又要阐释事实，并促进读者对所接受信息的了解。与政治记者、社会新闻记者一样，经济记者必须使读者认识到发展问题的严肃性，而且还要使他们思考这些问题，关注问题如何解决”。[1]他还认为要考虑文化水平较低的受众信息接受能力，尽量使调查新闻通俗易懂，减少使用专业术语。这被认为是发展新闻学的初步定义。

1982年，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报告出台，直接导致美国退出教科文组织，这也促使发展新闻学更加集中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与传播实践，重点分析大众传媒如何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关于媒介如何处理与政府关系上出现了理论分歧，并形成两种流派，即调查性流派和仁慈的独裁主义流派。调查性流派认为，调查性新闻应关注批判性质疑和评价发展项目的效用，强调舆论监督对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仁慈的独裁主义流派则认为，发展新闻学的善意专制主义的路径受到专制政府的大力宣传，新闻媒介应该在国家建设方面与政府合作，强调媒体对政府及政策的支持性报道是推动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并讨论媒体的社会支持性功能。

大陆地区关于发展新闻学研究起步较晚，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展开研究。学者蔡敏认为，新闻报道对国家发展的支持作用不只体现在简单的正面宣传上，还应该体现在媒体发现国家发展中的问题，从促进发展和进步的角度揭示、分析问题。杨保军教授认为，发展新闻主义核心与实质是把新闻、新闻传播、新闻传媒、新闻媒介、新闻业當作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信息手段、舆论手段、教育手段。[2]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媒介如何处理与政府关系上存在观点分歧，但大都看到了媒介对国家发展具有支持性作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媒体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如何利用媒介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发展新闻学中国化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从发展新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支持性传播，是对媒介如何处理与政府关系的具体实践分析，其目的在于对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实践给予理论指导，解决具体新闻传播实践问题，这是基于发展新闻学实践的需要，将丰富发展新闻学的内涵与实践。

（二）支持性传播理论基础：社会支持理论中的传播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被精神病学引入研究，它是以个体为核心，由个体和他人通过支持性行为构成的人际交往系统，主要研究社会支持与个体身心健康的关系，其研究目的在于个体通社会支持网获取情感、信息或认知上的帮助。1987年，社会学家马特.g.m.范德普尔曾运用问卷法对902名20-70岁的个人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研究。他指出，除了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以外，社会支持还包括社会交往或社会活动的参与。国内学者李强认为，从社会心理刺激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应该被界定为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4]尽管国内外学者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在具体的定义上有所差异，但从性质上来说，他们都将社会支持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客观存在的支持，如物质支持;另一类是意识上的支持，即精神支持，如乞讨者受到路人的尊敬与关爱等。社会学家在社会支持研究中还发现传播的社会支持功能。分析在社会生活中，个体遇到信息、认知和情感方面的问题时，如何运用媒介资源和传播方法获得帮助，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由此形成了传播社会支持。传播社会支持理论是社会学与传播学融合的产物，它最早脱胎于社会支持理论。国内学者胡学瑾论证了传播社会支持的理论渊源与重构，认为将社会支持理论和方法运用在传播学，并解释传播现象，解决传播学领域出现的问题，形成了传播社会支持。

早期的传播学研究就是从社会学中演变出来，而社会支持的研究也需要借助传播学的理论方法。例如，社会支持中的信息支持需要借助媒体得以实现，而精神支持则需要运用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手段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思考社会支持实现手段会不可避免地回到传播学领域，忽视传播的作用，社会支持便无法实现，这是传播社会支持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反观传播学，无论是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三大功能，即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还是国际传播委员会界定的传播八种功能，即获得消息情报、社会化、动力、辩论和讨论、教育、发展文化、娱乐、一体化[5]，都可以发现传播的功能中包含着社会支持的内容。传播社会支持的理论溯源验证了大众传媒存在社会支持功能，为支持性传播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支持性传播的内涵

1.支持性传播的定义

在信息时代，传播活动早已深入人们日常生活，接收信息、传递信息是人们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对传播的依赖，使得传播有了“支持”的可能性。社会支持通过调动社会资源，给予弱势群体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和物质支持等，以帮助个体适应社会环境。而支持性传播则是通过向受众传递支持性信息，以满足其信息需求。受众的信息需求正是支持性传播实现支持功能的前提。

支持性传播是传播支持性信息的行为和过程，是通过人际、组织、大众传媒、网络媒体等各种媒介开展支持性信息传播活动的总和。支持性信息是指能够支持受众开展各项社会活动、帮助受众改善社会生存环境的各类信息。支持性传播的主体可以是专门从事信息生产活动的大众传媒，也可以是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从大众传媒角度来说，支持性传播的核心在于对媒介资源的使用，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形成社会关注与社会舆论，进而改变人的情感与认知，形成对弱势群体的支持与帮助。支持性传播的实现可以从是否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娱乐需求以及提高媒介素养这三个方面去考量。其实现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接触媒介，受众接受媒介的娱乐功能，并获得其在社会活动中需要的各种信息;二是受众能够借助媒体反馈信息，并表达诉求;三是帮助弱势群体通过媒介掌握信息获取技能，提高媒介素养，适应社会环境。

2.支持性传播不等于传播社会支持

仁慈的独裁主义流派认为，发展新闻学的善意专制主义的路径受到专制政府的大力宣传，新闻媒介应该在国家建设方面与政府合作。这一流派强调新闻媒介对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性报道是推动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其研究路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支持过程，指支持在时间纬度上的自始自终;二是支持参与，指新闻媒介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三是支持政府，指对政府及其政策的宣传。这一理论流派察觉到支持性传播形成路径，即大众媒介对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性宣传报道。但是，国内外学者均没有跳出大众媒介的藩篱，没有将支持性传播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拓展到其他媒介展开论证，这一研究局限使得支持性传播与传播社会支持存在差异。

传播社会支持脱胎于社会支持理论，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个体以及个体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探究如何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挥媒介资源优势，改善个体生存环境，强调的是通过发挥大众传媒的支持功能实现社会支持。而支持性传播研究对象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强调支持性信息的传播效果，研究采取何种传播策略实现预定传播效果，其落点在“传播”二字上，因此并不能将支持性传播与传播社会支持等同。

（四）支持性傳播与扶贫报道

当前，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脱贫攻坚的关健之年，具体分析扶贫报道的新闻实践如何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具有针对性和必要性。

将支持性传播作为理论指导分析扶贫报道策略，是以扶贫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扶贫报道中的支持性传播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运用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将媒介资源转变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帮助;二是如何发挥传播的社会功能，满足个体和群体对信息、娱乐、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需求。在扶贫报道中，支持性传播体现在大众媒体向贫困地区困难群众传播支持性信息，这种信息包括扶贫政策报道、扶贫典型人物宣传、贫困人群社会生活特写等，能满足贫困人群信息与情感需求。此外，媒体通过扶贫话题议程设置，可引发社会关注，制造社会舆论，聚合社会资源，获得社会对贫困地区主动性支持。

二、扶贫报道中支持性传播体系溯源

传播社会支持主要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利用传播学方法与媒介资源对遭遇困境的个体给予支持和帮助;二是如何充分发挥传播的社会效能，为特定的受众提供有效的资讯和娱乐等服务，帮助其调适和改善与环境的不适状态。[6]社会支持为支持性传播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证明传播的社会支持功能的存在。建构支持性传播体系还是要回归社会支持理论。

按照支持的内容差异，国外学者将社会支持分为不同类型。如考伯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网络支持、信息性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6种;韦尔曼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等5项;卡特纳和罗素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社会整合或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信息支持5种。[7]国内学者陈成文将社会支持类型分为客观上的支持和主观上的支持，他认为客观上的支持包括物质支持和团体互动的参与等;主观上的支持则是个人在情感和精神上得到的支持。国内外学者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在具体的定义上虽有所差异，但是从性质上来说，他们将社会支持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客观存在的支持，如物质支持;另一类是主观上的精神支持，如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得到的尊重与关爱等。

社会支持理论的应用集中在社会弱势群体上，如农民工、妇女、老年人、儿童等，学者通过组合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形成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如，洪小良通过精神支持、就业支持、劳务支持、借款支持、无偿财务支持建构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8]牛芳、康翠云从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社会交往性支持三个方面建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络，并分析其特征。[9]由此可以发现，分析对象的不同，其社会支持体系中的支持类型也有所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社会弱势群体所需的社会支持类型也各不相同。

与社会学中的社会支持类型不同，扶贫报道中支持性传播的各支持类型来源于新闻报道对受众的不同作用，具体表现在支持性信息传播后产生的何种影响。扶贫报道能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带来什么积极影响？这是思考支持性传播的支持类型和建构扶贫传播中的支持性传播体系的起点。

结合社会支持各种类型，通过分析扶贫报道中支持性传播对贫困地区及贫困人群产生何种影响，支持性传播可从情感、评价、信息、工具及红色文化赋权等五方面发挥作用。根据其作用的不同，可形成五种不同支持类型，并以此建构扶贫报道中的支持性传播体系。

三、扶贫报道中支持性传播体系建构

（一）情感支持

情感是一种心理现象，以心理过程的形式存在，它是人对客观外界事物的态度的体验，是人脑对客观外界事物与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情感是有机体生存、发展和适应环境的重要手段，它构成一个基本的动力系统，可以驱动有机体从事活动，提高人的活动效率。[10]在社会支持理论中，情感支持常用于心理學、教育学、医学等学科领域，是指支持主体通过理解、同情、喜爱等情感态度对受体表达的支持。一般认为情感支持分为自我支持和他人支持两类。自我支持是对自身价值的评估、需要和动机，以健康的心态对待生活;他人支持是指他人对自我的理解、倾听、沟通，通过语言和肢体动作等，表达对受体的关注，帮助受体以新的视角对待生活。

在扶贫报道中，贫困地区与贫困人民是情感支持的受体，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一方面对扶贫国策解读、报道，向公众传递对扶贫政策的态度，为政策宣传造势;另一方面，报道典型贫困户、贫困地区脱贫经验等，重点关注在“人”身上，反映贫困人群现实生活状况，通过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文字，形成支持性传播中的情感支持。

分析扶贫报道中的情感支持，需要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该技术常被应用在数据挖掘和信息检索上，需要抽取文本中的情感信息，并提炼出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性词汇或短语元素，由此进行分析、归纳、推理。通过对新闻报道的文本情感分析，可以判断其情感支持的程度。

（二）评价支持

国内学者陈汉新较早对评价活动进行定义，他指出：“评价活动就是指主体对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映。”[12]媒介组织是媒体评价活动的主体，客体是媒体报道对象。对红色革命老区的精准扶贫政策加以报道、解读，是媒体在了解贫困地区发展需求后，对政策如何更好作用于地区建设进行的关系对应，由此形成媒介评价。在扶贫报道中，评价支持主要体现在扶贫报道是否对扶贫政策有正面或负面评价，以及大众传媒是否对扶贫工作舆论监督，发现并分析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政策解读报道及扶贫议题相关评论是体现评价支持的主要内容。

（三）信息支持

在社会支持理论中，信息支持指向支持客体提供其需要的信息的行为。传播扶贫信息是否充分、正确和及时，是否有沉默不报或漏报的情况，是判断信息支持与否的基本标准。衡量支持性传播的信息支持程度，不仅要分析信息的有用性和有效性，还应从微观出发，从扶贫报道的议题、报道体裁、报道版位以及报道倾向等方面，具体分析信息如何提供支持。

1.报道议题

扶贫报道围绕扶贫工作展开，而扶贫工作具体表现在采取何种措施解决贫困问题。一般有以下几种扶贫手段：信息扶贫、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由此可对扶贫报道议题进行归类。在扶贫报道的支持性传播中，判断扶贫议题是否均衡，是否对扶贫工作展开全面的报道，是否满足贫困地区人民信息需求，是分析信息支持程度的主要途径。

2.报道版位

报纸的版面语言区别于新闻文体语言，它是媒体的第二语言。新闻文本放置在哪块版面、版面哪个位置都大有讲究，版位体现了媒体的价值观念以及对报道事物的关注度、重视度。报道内容和报道版位密切相关。一方面，报道内容首先决定着报道版位。例如，革命老区子女教育现状问题，在纸媒上常常将这类报道放置在教育版面或科教文卫版;另一方面，报道内容也受版面的限制，不同的报道内容需要不同的版位来表达。扶贫报道的版位设置，体现媒体对扶贫政策的关注度与重视程度，放置在显著位置，体现媒体对扶贫报道的重视。

3.报道倾向

新闻的报道倾向是指新闻工作人员在新闻采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新闻报道虽然有其客观性特征，但也存在着媒体人员带来的倾向性，记者在发现事实、选择事实、传播事实的过程中都会不自觉地融入个人或媒介组织的意愿。

根据记者在报道中的立场、态度的不同，可将报道倾向分为正面报道、中性报道和负面报道。正面报道主要是指正面宣传，记者对报道对象持肯定的态度，其报道主题与内容都是积极向上的正面事物和人物形象。负面报道则相反，主要是指一种批评、否定的报道。记者对报道对象持否定的态度，报道内容多为社会阴暗面，如揭露各种违法事件等。与上述两种报道倾向不同的是，中性报道不夹带任何主观评价，记者只陈述事实情况。正面的报道是对贫困革命老区的信息支持的重要体现，能够起到鼓舞人心、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而负面报道中适度的批评性报道能够发现扶贫工作的不足，并提出改进意见，帮助扶贫工作扎实开展。

4.报道体裁

一般认为新闻体裁可分为消息、通讯、评论、深度报道及图片新闻等类型，通过对报道体裁以下两方面分析可以判断信息支持情况：其一，报道体裁是否丰富。丰富的报道体裁能通过多种方式报道贫困地区扶贫工作，反映贫困地区人民现实生活情况;其二，是否有较大影响的新闻体裁报道，如评论或深度报道，这类体裁的报道容易吸引社会关注，形成社会舆论，吸附外部资源的介入。

（四）工具支持

1.传统媒体扶贫专栏

传统媒体品牌栏目、知名主持人影响力大，关注度高，是信息扶贫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设置扶贫信息共享专栏，开通纸媒受众信息反馈渠道，是传统纸媒工具支持的主要表现形式。

2.扶贫互联网

扶贫互联网是扶贫新闻与“互联网+”技术结合的产物，是传统媒体在扶贫报道中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的以政府為主导、社会参与、线上线下互动的新扶贫平台。在扶贫互联网上，浏览者能够查看扶贫项目对接情况，面向社会征集扶贫金点子，及时发布扶贫动态与扶贫众筹等，实现新闻报道价值的延伸。

例如，2016年4月24日，浙江温州市委农办、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温州网承办的温州扶贫互联网平台和温州扶贫微信公众号上线运营，该平台是我国第一个能够实现一对一网上帮扶、项目资助对接的扶贫互联网平台。温州帮扶互联网平台通过“新闻+公益”的形式，向社会发布扶贫信息，征集扶贫申请，形成扶贫需求的聚合，同时吸引社会公民的注意力，关注温州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帮扶需求。此外，通过整合线上社会资源，能够发挥世界各地温州商人慈善资源丰富的巨大优势。

3.全媒体扶贫报道平台

全媒体时代，受众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赋权下，他们不再只是过去新闻报道的接收者，还是新闻生产者和传播者。同样，技术为传受两方的互动交流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途径。扶贫报道中，受众的反馈尤其重要，反馈信息的内容与质量是检验扶贫工作是否精准、扶贫传播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参与到信息反馈中的公民可能是贫困户代表或帮扶团体，反馈的及时采纳与回复能提升受众的参与感。

过去，纸质媒体常会设立读者来信、通讯员联络群，使纸质媒体与读者之间产生互动。现在，纸媒大多设立了“两微一端”，通过这些新媒介，使得相互之间形成了互动。例如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评论窗口，在新闻客户端上设立留言板等。《滨州日报》利用全媒体优势，在报纸上开设精准扶贫专题版面与专题栏目，同时开发出滨州精准扶贫综合信息平台，是集滨州网综合网站、滨州网app、数字报、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于一体的综合型媒体，通过多平台的交互式传播，刺激受众反馈，聚合了民众话语。

4.传媒电商平台

传统媒体对于开展电子商务活动具有多种优势。第一，传统媒体经营数十年，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稳定的受众群体，这些受众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是传统媒体电商的潜在客户;第二，任何一家报社都拥有一支较大规模的发行队伍，且发行的配送调度灵活、范围广泛，为电商物流提供了保障;第三，报纸作为一种媒介，可以用平台为电商产品进行宣传推广。

革命老区一般位于交通不发达的农村地带，但这些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农业发展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农产品一般是贫困地区商品市场主要产品，也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利用报业电商，为贫困地区滞销农产品宣传促销，是许多地区采取的脱贫举措。例如，惠州报业集团对口帮扶贫困村蜂农销售滞销蜂蜜获得成功;江门日报社电商平台为帮助农民走出玉米滞销困境，在平台上帮助售卖玉米，在该地区掀起了玉米销售热潮。

（五）红色文化赋权支持

红色文化传播是革命老区扶贫报道中的特色之一，它是一种政治符号或资源的传播，政府、媒体和社会等主体通过红色文化特有权利和资源形成外在推力，帮助贫困革命老区发展，改善老区贫困人民生存环境，这一过程是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传播的赋权。由赋权所带来社会注意力支持性传播中的红色文化赋权支持，这一支持类型主要通过媒体对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的相关报道来体现。

根据《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解释，赋权即赋予权利的权威，最早由美国学者提出，是一个社会学词语。赋权可译为增权，其核心是政府、社会个人等帮助无权或弱权的个人或集体获得权利和资源，从而改变他们的社会生活状态。

1.个人层面：形成文化认同

美国学者英克尔斯认为，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会逐步地影响人们，使他们更加现代。在大多数地方，大众媒介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注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事方式。这有助于增进效能感的技能;启迪并探讨纷呈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与流动性的期望;歌颂科学，为技术大唱赞歌——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多的现代性”[15]。

革命老区扶贫传播中的红色文化传播，能够改变老区村民思想观念，使他们接受更多现代思想文化，同时形成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在情感的驱动下，他们开始挖掘家族红色文化历史，了解地区红色革命历史，成为革命老区文化传播的新生力量。

2.人际关系层面：扩大扶贫人际圈

红色文化传播引起政治资源的倾斜，形成红色文化政治传播赋权，进而提高了革命老区政治层面的知名度，扩大后的老区民众人际关系圈作用于扶贫工作中，就会形成了自发、稳定的自助扶贫团体。例如，国产经典抗日剧《亮剑》中李云龙，人物的原型来自湖北红安县的王近山中将。该剧在中央电视台和一些地方卫视热播后，红安县的这一传奇人物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与红安或者与王近山相关的民众会因这一典型红色符号，形成稳定的情感认知，情感上的共识成为自助扶贫的精神源泉，同时帮助扩大扶贫人际圈的规模。

3.社会参与层面：表达集体利益诉求

社会参与层次的增权大多直接以群体的整体性活动出现，目的在于对社会决策产生影响，主要有两个集中表现：一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二是争取公正平等的待遇。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传播本身夹带老区发展的利益诉求，同时，这种诉求表达容易唤起老区利益共同体的支持与参与。

革命老区的发展诉求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科教文卫的发展上，主流媒体通过对特殊节日以及老区纪念活动的报道，宣传红色文化，激起民众参与。例如，2007年红安县举办纪念黄麻起义80周年活动，全国近50家媒体对其进行报道，红安的红色文化得到大范围传播。对内唤起老区民众的参与意识与文化认同，借助主流媒体集体表达老区发展的利益诉求;对外推广红安红色文化精髓，唤起社會群体对红安历史与现状的关注，促进红安发展。

四、结语

基于发展新闻学研究视角，结合发展新闻学的实践指导需要，以社会支持理论中的传播社会支持为理论依据，提出支持性传播的概念。将社会支持网中的各类支持类型引入到传播学中，可形成支持性传播的各种类型，以此建构支持性传播功能体系。该体系试图在新闻实践上探索一条通过扶贫报道发挥传播与动员社会价值的道路，为提高贫困地区扶贫效率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12]陈新汉.权威评价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上官涛]

测评体系建构测试评价体系篇二

历史线索被称之为历史知识网络体系中的“经线”。它既包括人类社会历史总的发展线索，也包括某个历史发展阶段或某一个重大历史发展的线索。我们只要抓住这条最基本的线，就不仅能贯通历史的来龙去脉，还能揭示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那么怎样梳理历史线索呢？我认为要做到以下“五个理清”。

一、按历史进程的变化，理清历史发展总脉络

中国古代史按历史的发展进程可分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六个时期；按社会形态可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部分；奴隶社会又可以分为夏（形成）—商（发展）—西周（强盛）—春秋（瓦解）四部分。世界近代史，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可分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工场手工业时期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从中把握资本主义如何从萌芽发展到成熟。

二、按历史时间的顺序，理清历史发展总线索

中国史的学习可在时间上，抓住17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5年、公元1840年、1949年、1978年等6个重要年代，并分析这6个重要年代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必然性，就可以知道我国的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

三、按历史事件的串联，理清历史发展过程

从历史事件的内容上，通过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的串联，使知识更系统，更具条理和科学。如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从横向上来看可以分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纵向来看则是每个国家革命发生的背景、经过和影响。这样通过纵横串联，就可以理清知识网络，建立知识点的坐标体系，形成一个“竖成线、横成片”的立体知识网，便于把知识学活。

四、 按人类文明的进步，理清社会历史的发展

一般我们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来观察历史，据此我们可以把人类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部分。政治文明一般从政治制度（专制主义集权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政治现象（阶级关系、改革、政党等）、政治思想（治国思想、各阶级各派别主张等）、政治人物等方面来整理，其中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物质文明一般从经济形态的演进、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等）、经济现象（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政策、经济格局、经济思想（重商主义、重农抑商、工商皆本、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等）、经济体制、人类生活的变迁特别是衣食住行等方面整理。精神文明一般从科技（中国的四大发明、近现代三次科技革命）、思想、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整理。

五、按历史阶段特征，理清历史发展的特点

历史具有多样性、综合性的特点，在空间上涉及世界各地，在内容上涵盖政治、经济、民族、军事、文化、外交等，而这些方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这就使历史知识本身具有一种横向的网络结构。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特征是历史网络体系中的“纬线”，阶段特征揭示了历史不同时期的共性和个性，在对历史的认识中，起着统筹全局、加强横向内在联系、使知识结构化的作用。

例如，明清时期基本特征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封建社会由盛转衰。政治：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经济：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缓慢发展；文化：承古萌新、思想专制加强，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传统科技趋于停滞、西学东渐；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外交：政策由开放转向闭关，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出现。通过对各自阶段特征把握，历史发展特性的理清，我们就可以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国别的文明特征。

（ 作者单位： 甘肃省广河县广河中学 731300）

测评体系建构测试评价体系篇三

今天研讨的主题是增强理论自觉自信自强，副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这个议题设置富于创见，专家们的发言充满洞见，洋溢智慧。在这场精神盛宴、理论大餐、探索享受中，我体会到，建构话语体系需要至少包括以下三大要素。

第一，神形一致。就是内容和形式统一。叶小文院长站在当前国际战略思想发展大趋势的高度，提出建立“新人文主义”理论高地。这个理论高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反思中外和整个人类思想史，倡导以和谐为中心。人类思想史关于人的学说，包括“没人的”、“有人的”和“怎使人更好”等等。21世纪倡导“新人文主义”，“新”就新在以和谐为中心。这既是对中国传统优质思想的坚守和阐释，更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有了这个“主义”，有了这个“神”，分别讨论国内国际思想意识和现实状况，展示其内涵外延，话语体系呼之欲出。当然，一人之作与集体制作，建构话语体系条件不同，后者难度更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结晶，建构话语体系，既要尊重和发挥个体创造，又要海纳百川、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做到思想性、体系性、艺术性“三合一”，魂魄一体，精神附体，神高体张，至少提神添彩而不分神毁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人类思想史上，集体建构话语体系的成功案例与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相比，相对少些，这更要迎难而上、强化探索，致力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建构话语体系的双成功。

第二，体用双修。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充满实践精神、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体系。21世纪的体用关系和体用理论，已经超越近代、“五四”和八九十年代讨论的层次和水平，急速加入国际大循环的中国再重复过去那些老题目老议题老故事，显得过度“学究”。王绍光教授讲的政道与政体之别，找寻中西政治思想观念和政治学的根本差异点，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政道的理解，对政道与政体关系的认识。当代中国的政道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既要坚定坚决地向前走，又要避免一味地、单向度地在政体争执上打转转。这样建构话语体系，学界尤其国际学术界也易认同。胡鞍钢教授、蔡洪滨教授从世界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出发，提出很多契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展现契合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体用之道，由于其来源于中国的实践，来源于世界的实际，来源于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具有战略性、科学性、实用性，所以产生的成果有的能运用到实践当中，有的能征服世界读者。这表明，对中国和世界毫无用处的话语及其体系无论建构得多么完美也难以“行之久远”。

历史经验表明，理论体系离不开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促进理论体系。建构话语体系，达到神形一致、体用双修、内外齐飞，消解其二元矛盾，从来都是知易行难、说易做难。今天的讨论开了好头，增强建构意识，明确建构要求，探寻建构路径，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和增强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起到重要作用，对建构其话语体系及其创新彰显思想价值。

责编/高源 美编/石玉

测评体系建构测试评价体系篇四

摘要：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对电视理论建构的一种反思过程，这其中对中外理论体系建构自身的反思尤为重要。通过比较，笔者认为中西电视理论体系建构在热度、建构内容、建构理念以及建构模式上差别巨大，本文认为真正的理论体系应该是一种开放的、对话式的理论体系，具有极大的兼容性，能保持理论的青春活力。

关键词：电视理论体系 反思 中西差别 对话

一、理论体系建构是一种对理论建构的反思过程

从“术”、“理”到“学”的發现过程是理论發展的一个质的飞跃，即由“理论”过渡到“理论体系”的过程。理论不仅是表示“事实判断”的概念系统，而且还是表示“价值判断”的规范系统，两者合而为一，形成理论与人的相关关系。虽然人们常说“理论不是理论家个人的事情，社会对理论的形成与發展拥有巨大的决定作用”，但是，一旦理论进入到“体系化”的过程之时，“理论家”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理论体系的建设是需要深刻反思和全面展开的社会工程”。

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种反思过程，是指对基于实践进行“反思”的理论的反思，即理论的理论。反思“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反思是思维对存在的一种特殊关系，即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所构成的‘思想’作为‘问题’而进行‘反思’的关系。”通过对理论研究进行“反思”方能形成“理论体系”。孙正聿认为理论体系的形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对人类认识史的总结；要突出强调理论的‘现实感’或‘现实性’；内容与体系应该是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种‘建构一解构一重构’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以上几点表明：从形成条件而言，理论体系的形成并非“形而上学”的思辨，而是一种基于理论实践發展的思考，是一种“瓜熟蒂落”的自然状态。历史發展决定着理论实现的条件与趋势，而现实则直接检验着理论的可靠性；就内容而言，理论体系并非完全务虚的，而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就形成过程而言，理论体系的建设并非是一种“一劳永逸”的静态过程，而是一种不断發展斗争的过程，理论有止境，体系无止境。

电视理论作为理论中的一种，自然也不能脱离这种规律的制约。要建构电视理论体系，就必须对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进行反思，不仅要反思国内的理论体系，还要反思国外的理论体系，最好能对比国内外理论体系的建构。

二、电视理论体系研究热度中西差别巨大

近些年来，学科体系与理论体系的讨论常见于刊物之中，以中国知网为例，以“理论体系”为题名的文章有5248条，以“学科体系”为题名的有1270条（2010年8月17日搜索数据）。对于“体系”一词的界定，各大词典大体相同，突出其“相互联系性”和“整体性”。文史哲百科辞典这样描述理论体系：“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原理等构成的关于某一事物、对象或某一领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与思想系统。每一门科学都有其一定的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门科学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众多的论文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学者很少对“理论体系”或“学科体系”为何物加以界定，他们往往将两者混合使用、不加区分。探讨学科体系的论文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学科或理论的内部结构与框架，一种合理的、严谨的知识架构成为理论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与中国理论体系探讨持续升温不同的是，在英语文献中，很少有直接探讨学科体系或理论体系的文章出现。

三、电视理论体系研究内容中西差别巨大

1.政治模式的电视理论体系

这一体系多见于中国主流的电视学之中，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一般是根据中国的政治需要以及电视相关实践概括出来的，代表的书籍是杨伟光的《中国电视论纲》。这种理论体系建构的最重要特色在于，将中国电视的性质、特征以及功能等政治特征置于首位，从现实来讲，这也确实符合中国的电视运行实际；其分类特征着眼电视的节目、栏目或频道等特征与分类；再就是包括经营与管理，早期一般不谈经营，只谈管理，这种管理主要是谈及事业管理以及商业属性等等。这种理论体系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政治性强，具有较强的宏观性，缺乏对电视与社会等等关系的思考，缺乏对电视制作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的理性思考。

2.新闻学模式的电视理论体系

实际上，我们所见的大部分著作主要是依据新闻学或者文学所建立起来的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史论三块。近十年来出现的电视理论综述文章大多采用这种分类模式，其特点是简洁明了，无所不包，既有共时描述，又有历时描述，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这种分类体系没有特色，放之四海皆准。这种分类模式的出现与流行为很多人称“电视无学”落下了口实。因为理论体系的建构没有体现特色、内容与电视的特征。

3.文本、机构和受众类电视理论体系

这种理论体系架构较具概括性，在《television handbook media practice》一书中表现最为明显，尤其该书的“电视研究领域图”，基本上能全面概括电视研究的主要内容。

该图将电视内容分为“生产”、“电视文本”和“接受”三大块，其中生产受“技术”、“市场”以及“公共服务”三者的影响，这其实是个编码的过程；电视文本则受制于电视节目类型、节目流、多频道的竞争环境以及互文性等等；第三步则是受众的文本接受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受众建构自我文本的过程，受到受众需求如娱乐、信息需求等的影响，接收是个解码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作为公民的参与者、也有作消费者的参与者、国内外政治事件、国内外新闻事件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等既对电视产生影响，亦对人们产生广泛的影响，电视就是存在于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体系之中——既被影响，又影响他人。这一体系的好处是将与电视相关的活动全包括进去了，属于典型的共时描绘，因此它缺乏的是历时性。

4.内容类理论体系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思考从内容上建构电视学的理论体系，这种建构方式既借鉴了西方的三分法，又借鉴了中国的三分法，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如石长顺教授就提出要建立包括电视源流论、方法论、本体论、传播论、文化论、叙事论、新闻论、娱乐论和批评论等十大内容在内的电视学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以“电视反映论、电视过程论、电视媒介论、电视制度论”等四大项概括整个电视学：电视反映论主要包括电视与真实的关系；电视过程论主要关注电视传播要素间的关系，注意权力与效果；电视媒介论主要关注电视發展和社会的关系；电视制度论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关注电视。

胡智锋教授认为电视理论体系的建设首先要求中国电视理论研究“本土化”，主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和实务间的关系、理论与高校教育间的关系以及理论与其它学科间的关系。高鑫教授认为，体系的建设就是要完成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转变。石长顺教授认为建立电视学首先要梳理既有的研究成果，欧阳宏生则主张以电视批评和史论来构建电视理论体系。

从建构主体来看，确定是谁的理论体系很重要。认识电视理论体系建构的学术生态是理论体系建构的第一步。目前的电视理论体系建构至少存在业务模式、政治模式、学术模式和教学模式等几种，这些理论体系模式立场不同，价值观自然不同，构建电视理论体系的目的也就不同。因此，这几种模式之间的权力争夺将始终存在。业务模式表现的是知识与经验的传承；政治模式是控制的表现；学术模式是独立科学的展现，强调的是“价值无涉”；而教学模式则是方便性的体现。作为学者，我们期待建立的是具有独立取向的学术模式，但是，学术模式由于既不与我国政治模式相容，亦不与教学模式相容，因此，其研究地位很是尴尬。

从电视理论体系建构的内容来看，由于不同的电视理论体系建构模式的出發点和立场不同，其关注点自然不同。政治模式关注的是能否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通过学术传递出去，从而形成权力对学术的规训；业务模式关注的是能否将业务流程阐述清楚，从而为经验传授提供路径；教学模式关注的是知识传授，其目的在于知识传授的简易与效率；学术模式关注的则是某个理论框架是否具有包容一切的可能性。

五、电视理论体系研究中西理念差别巨大

从研究的成熟度而言，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电视研究远远超前于中国的研究，但是其对理论体系的研究则远远少于中国，其原因不在于学科的成熟度，而在于社会思想文化。主要原因是国人大体喜欢宏观研究，喜欢“一以贯之”、喜欢条理性，其思维倾向于统摄性；而西方人的思维则倾向于發散性，每个研究者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进行研究。craig这样描述传播学中的这种境况：“没有共同的目标让他们在一起，没有业界从业者争论让他们分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对方。”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为一元化的思维，从生活到政治，无不如此，西方人倾向于多元化的思维；中国人理论研究注重对话，但是对话的前提是承认统一的体系，是在一种架构之下的对话，即所谓处世之道中的“自己、朋友和敌人”三分，“好与坏”的二分。这种对话虽然也只能产生于同一群体之内，但是由于自古以来，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大一统，因此，对话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只不过这种对话观念隐含着不平等，它是建立在大一统观念之下的对话；传播学者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中说，回首人类的整个传播史，其基本上是一部研究交流或对话失败的历史，对话难得，但是在多元的思想之中，人们渐渐养成多元对立、平等的观念。因此，其对话思维与中国的对话思维有所不同，是一种建立于平等意识之上的对话；其实这种思维观念也导致国内电视研究个案研究不透、现象研究满天飞，微观研究不深人、宏观研究遍天下的局面。研究论文中动辄即见“中国”、“世界”等词的研究现状。总体来看，中外各执“对话”的一端，一个手执“统一”，缺少“平等”；一个手执“平等”，但缺乏“统一”。

中西电视研究实际上是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在进行着，我们要弄清的是我们拥有什么和缺少什么，而不是一味地向西方学习。无疑，西方的理论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理论间的平等性，但是平等意味着分散，意味着不集中，意味着缺失部分效率。中国电视理论集中性有余，而丰富性不足，但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种集中性的功用，正如我们虽然看到西方缺少理论体系的观照，但是不能认为这种就是正常的，就是正确的，而应注意到其理论發展的不完备性。唯有在中国的电视理论体系建构中放大理论间、理论研究者间的平等性，充分發挥其动态性，我们才能建设一个活的电视学。（本文系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电视学理论体系建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2011cxw003））

作者：刘枫，河南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师，新闻学博士

责编：梅杰

测评体系建构测试评价体系篇五

【摘要】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仅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法律体系和法治思想，而且把治理与教化相结合，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守法意识的养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教育体系。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体系面临从传统教化向现代教化转变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道德的引导和教化，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法律与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构建基于法治的道德教育体系。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 道德教育 依法治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中华法治文化传统，以及由此构成的中华优秀道德教化体系，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文化根基。党的十八届四中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对于认清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教化体系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道德教化体系的法治化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道德教化体系的形成与实质

中华民族是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仅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法律体系和法治思想，而且把治理与教化相结合，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守法意识的养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教化体系。这种融合百家学说、突出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习近平指出：中华传统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①中华民族重视文化的教化功能，把对国家治理和对个人、社会的教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民族印记的道德教化体系，这一体系在顺应历史发展和时代前进要求中获得了长久生命力。梳理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教化思想的演进及其实质，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法治与德治文化的重要前提。

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教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强调并形成了以德政为主导、以教化为载体、以修身为目标的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道德教化体系。一是强调当政者要树立楷模意识，在当政者的主导下对民众开展道德教育。孟子认为君主的“恻隐之心”是以德服人的根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章句上》）春秋齐国法家的管仲非常看重道德的作用，认为国家运行的基本准则是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二是主张德法兼备、抑恶扬善，坚守道德底线。孔子在强调德政的同时，也主张德法并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孟子提出通过一定的法治强制力来保障仁政，实现天下秩序和谐。唐代以后，国家明确了德治和法治的关系，倡导“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以法典的形式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道德教化体系注重教化理念和实践，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理理念。一是在教化的理念上，秉持天人合一，造就圣人君子，实现修己安人，内圣外王。天是儒家传统思想中道德生活的终极依据，天人合一体现了人的最高道德境界。孔子把天看成是自然界的主宰，同时认为人的生死、富贵、国家的兴衰等也由天主宰，把“知天命”作为培养人们优良品性的前提，进而衍生出“畏天命”。使人成为人，唯有学习和教化。荀子指出：“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东汉王充指出，人与动物能够区别的地方在于“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为此，需要造就“君子”、“圣人”。君子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成为君子要“谋道”，“朝闻道，夕死可也”（《论语·里仁》）。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向人们展示了只有注重道德内化，加强习得，掌握人伦天理，才能成为君子、圣人，达到“修己”的目的。但又不止于此，还要通过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达到“安人”的目的。二是采取多种道德教化实践形式。《礼记》中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痒，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这说明中国古代的道德教化主要依靠各类学校来实施。汉武帝时期，国家设立太学，大兴教育。从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末期，国家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为天下培养君子士人，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开展面向民众的以道德教化为中心的学校教育。三是树立道德榜样，研习道德经典著作。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伦理思想家重视对道德榜样的树立，从而名扬善举，实现道德教化，对道德典型的道德弘扬已经深入到启蒙教育中。同时倡导礼乐教化，融入道德的内容，人们喜闻乐见，使道德教化的外在形式转化为人的内在德行，从而使人内心的崇敬之情得以寄托。

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教化体系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获得了长久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保存最完整的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和血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它与道家和外传的佛教等文化共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是中国传统教化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宝库。一是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教化思想在历史实践中促进了人和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③以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注重理论的阐述、道德的建构和实践的推进，而且在创办学校、开展教育、促进教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钱穆曾总结孔子思想时，说其“一生主在教”④，孔子提倡的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普及儒家知识，提升了人的品德，以期望“天下有道”。孔子及其后世弟子倡导经世致用，不仅是优秀思想文化和道德品质的教化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践行者。正是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熏陶之下，中华民族在文化的印记中深深打上了忠孝、气节、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人格烙印，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二是传统道德教化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儒家传统教化思想将个人的价值追求上升为社会的责任，通过个人道德修行，实现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和抱负，凸显人的社会价值。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思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号召，都折射出中国古人“贵群”的集体主义思维，家、天下所代表的整体利益始终是中国人追求的至高价值。为了保障家、天下的和谐稳定，“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展现了为人者的气度和胸怀。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谦卑思想，以及孟子阐述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思想，让社会充满了和谐。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的人文给养。

中国传统道德教化体系的时代挑战

中国传统道德教化思想和实践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和宗法统治时代，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中孕育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与鲜明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旧时代的历史特点同时并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近代工业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演进中，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代进程中，急需理清中国传统道德教化体系面临的时代挑战，实现传统道德教化优秀特质的弘扬和不适应时代发展内容的变革。

中国传统道德教化体系面临从传统教化向现代教化转变的挑战。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道德教化以内敛和服从为特征的道德教化为主，历代统治者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出发，将儒家文化为主的道德伦理凝练为束缚人们思想的道德教化。封建时代流传甚久的“三纲五常”随着时代的发展从维护社会和谐、统一思想观念的积极因素变成了遏制思想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这些消极思想道德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尤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逐渐淡出中国社会生活。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造就了新的道德体系和科学的教育内容。传统的道德教化内容需要接受时代的检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改造。优秀传统道德教化思想的传承，是批判改造基础上的传承而不是简单的恢复和再版。从方法上看，中国传统道德教化注重背诵和牢记，在此基础上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进行体验。这种教化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形成了扎实认真、日用不觉的良好习惯。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注重教化者的主导性而忽视被教化者的主动性的问题，在网络时代知识传播高速快捷、思想交流空前活跃、个体需求特色鲜明的背景下，单纯的灌输不仅不能适应被教化者的思想特点，也不能适应道德教育环境的复杂多变。

中国道德教化体系面临从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挑战。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和重视宗法和伦理政治，轻视法理政治，形成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管理模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的发展，要求社会文化生活和思想道德适应新的时代特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制度，传统的伦理道德面临市场经济规则的挑战，也面临着世界市场、国际交往不断加深的挑战。人们既要保持对道德的信仰，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则，法治社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积极推进，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并成为国家治理和个人发展的基本观念。这就带来了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时代诉求。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对传统法治文化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新的借鉴，要求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法治教化与当代法治培育相结合，使传统的道德教化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出了切实甄别传统道德教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方面，尤其是传统道德教化中轻视法治的理念和现象，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教化体系，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

中国传统道德教化体系面临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的挑战。社会封闭是指以社会内部结构的封闭性为基础，整个社会处于与外部世界孤立、隔离的状态。⑤社会内部结构的封闭性是由自然经济的自给性、保守性和封闭性决定的。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就是自然经济，并导致我国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步伐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是在复杂的社会物质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一方面要快速发展现代工业，另一方面又受到落后但广泛的农业生产的困扰，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封闭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并由此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交往方式的深刻改变，封闭半封闭状态被开放型社会快速取代。与此同时，在对外开放的强力推进下，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体系之中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反过来促进社会内部结构的进一步解构，开放型社会日益显现。但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国家治理方法的变革明显滞后于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和开放型社会的发展速度。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现代社会，发达国家的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不断向外扩张，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与发达国家文明的碰撞与冲突中日渐边缘化。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爆发，几乎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会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⑥尤其在不断信息化的今天，人们的这种孤独感不断增强，认同危机让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和民族身份，甚至造成了一些文化和文明的消逝。变化中的当代中国，既需要法治理念，更需要道德教化。

测评体系建构测试评价体系篇六

我准备参加2014年省考、2014年广州市考，有过4次考试经历。对最新社会热点卷、新难题类试卷感兴趣，在中政申论申请了高分攻坚备考方案。2013年开始参加公务员考试，只是听一下学校开展的申论讲座，也报名参加市面的两天期的申论基础班，对申论并不了解。备考14年国考的时候，由于复习时间较少，我10月才有时间开始正式备考，只是写过两篇简单的真题论文并且只是在网上提交批改，没有报正式的批改班，仅在中政的注册摸底试中得到一些评价。14年国考的时候，考试时候才发现真正动笔和在电脑上打字是两码事，在电脑上我认为不合适的词句可以及时删除且不影响卷面，但纸质却不同，一笔定音。临场考试时的时间把握不好，而且对考试内容各方面了解不够充分次。出题让我们写倡议书和问卷，虽有看过相应格式但没有正式写过，我的格式不够准确，大作文也没有写够字数，匆匆结尾就结束考试，对考试时间的把握也不够精准，当然更别提对要点的提炼了。所以，我希望老师可以给予我适当的建议，能让我临场应对，而且我希望可以上传纸质答案给老师评分。同时，在复习习惯方面我是希望针对性的视频、以及阅读和试卷都可平均用到。

李勤勤你好，很感谢你能够与我分享你的备考历程，并选择中政申论陪伴你走过2014年省考的备战之旅。

之前，你已经有过几次临考经历，但是你的复习并不系统，备考时间和知识体系都比较零散，准备并不充分。2014年省考，希望你从现在开始积极参与到复习中来，背水一战。

具体来说，建议从常规题型着手，打好基础。申论考试，五大常规题型分别是归纳概括、综合分析、提出对策和应用文写作、大作文写作。这是必须熟知的题目类型，也是复习备考的关键所在。随着申论考试的成熟，各类新题型也不断涌现，但不管题型如何变化，都是以常规题型为基础的。掌握解题方法的基础上，还应适当涉及常见错误、时政热点与政策理论、考试趋势等方面的内容，剔除失分点以获高分，提升热点分析与理论运用的意识，并加强应试能力，系统备考。

2014年国考，其中有两道试题分别要求写调查问卷和倡议书，这突出体现了应用文写作在考试中逐渐受到重视。说起应用文写作，也许你的第一反应是格式，但这其实是一个误区，现在的申论考试中，对应用文写作的格式要求已逐渐淡化，最关键的是要把握住各类文体的功能性质，明确各自的用途。

考试时间方面，2014年国考已延长了半个小时，答题时间相对更加充足了。你的大作文没有写够字数，匆匆结尾，这说明你的作答不够熟练，或许阅读速度也不够快，加之平常熟悉了电脑打字。所以，接下来你要加强材料阅读和试题作答的训练，并有意识地按照考场要求来限定自己的答题时间。此外，在备考方案下，你也可以下载中政申论的专用答题纸，提交纸质答卷给我们进行批改。总之，你要加强考场写作的适应能力。

最后，希望充分利用备考资源，步步为营，祝学习进步!

测评体系建构测试评价体系篇七

【摘要】体育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对体育领域的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新兴应用伦理学学科,“体育运动”是本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开展体育伦理学体系建构研究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理论意义。

【关键词】体育伦理学;学科性质;逻辑起点;研究价值

li hong-bi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henan)

体育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对体育领域的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新兴应用伦理学学科。运用哲学、伦理学等多种视野和视角,研究体育道德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揭示体育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道德规范,从而构建体育伦理学体系。

1体育伦理学的界定

1?郾1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要明确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应从体育概念界定和体育分类入手。

关于体育概念的界定和体育的分类,体育界有不同的观点。我在《质疑传统体育概念和体育分类》(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中,对传统体育概念和分类进行了归纳和综述,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对各种观点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从哲学的视野,结合体育社会的现实,对体育进行了新的界定和分类,指出所谓“体育就是人的特殊育化”。即人类依据自身需要,有意识地以身体运动为根基,以人本为本质,以强化体能、愉悦心身为目的,以“释放”方式为特征,化育自身,使人向“完全人”(完善人)方向发展的方式和过程。依据“体育”这一新的界定,我们把体育类型划分为:作为运动的体育(体育实践)、作为科学的体育(体育理论)、作为产业的体育(体育经济)和作为文化的体育(体育精神)。在这四种体育类型中,体育运动是基础,离开了体育运动,体育的其它类型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决定了发展体育科学、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要紧紧围绕体育运动这一中心来进行,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体育运动的健康开展,而体育运动健康开展则诉求于人的身心健康,人的全面发展。

依据对体育的上述界定和划分,从总体上把握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关于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我国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主流的观点认为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体育道德结构,包括体育道德意识、体育道德行为和体育道德规范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为:第一,研究道德与体育的相互关系;第二,研究体育项目的人道主义问题;第三,研究体育活动中的具体的道德问题。

我们认为,体育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育化方式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育化的对象,必然和自身、他人、社会、自然界等发生关系。正是有了这些关系,体育伦理学的出现才有了可能。因此,我们认为,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体育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所谓体育关系是指人们在体育活动中结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联系或状态。体育关系应分为体育外部关系和体育内部关系。体育外部关系指的是对体育产生影响的其他关系,如体育与自然,体育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体育内部关系指的是体育活动内部的各种关系,包括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不难看出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上述各种体育关系中的道德问题,重点是体育内部关系的道德问题。

我们把体育伦理学的研究范围进行特别强调,是因为:第一,“对象”和“范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象是指行为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事物和观念等。范围是指周围界限或界域。第二,体育界对体育分类存在着混乱现象,把体育划分为竞技体育、社会(大众)体育、学校体育三类,给体育理论和体育实践带来许多困惑,也给体育伦理学研究带来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体育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加以明确。

总体上说,体育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是整个体育领域。即我们对体育分类时进行重新划分的体育运动(体育实践)、体育科学(体育理论)、体育产业(体育经济)、体育文化(体育精神)四个领域(祥见《质疑传统体育概念和体育分类》)。

但是,在体育的四大领域中,体育运动领域是主要领域。因为,体育运动是体育的本源,是体育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体育的实践方式,是其他体育类型的源头活水,最为根本。作为用以指导体育实践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的体育科学,是应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促进体育发展的经济因素和物质条件的体育产业,是体育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体育文化(精神)是体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价值凝结。此外,体育道德问题也集中反映在体育运动领域。因此,体育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应集中在体育运动领域。

这并不是说体育的其他领域不是我们的研究范围,没有道德问题,相反,在体育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着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道德问题,如在体育科学领域,存在着科研成果应用到体育实践中的道德责任问题,理论工作者的道德责任和道德品质问题,体育理论界的知识产权问题等;在体育产业领域,存在着公平与效率问题,体育市场的规范问题,生产、经营、消费的道德问题,产业中的不当竞争问题,产业主体追求利益是最大化还是最优化问题,体育场馆和公共体育设施的合理利用和开发问题等;在体育文化领域,存在着体育一体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矛盾问题,体育国际化与民族的体育精神问题,体育大国和强国的大国沙文主义问题,如何对待不同的体育价值取向问题、体育中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问题,如何看待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问题等。

1?郾2体育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体育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首先,体育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各学科的交叉是现代科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而交叉学科的建立必须明确两个基本点:一是交叉点,二是侧重点。体育伦理学是体育学和伦理学的交叉,其交叉点是体育和道德的内在关联性。体育和道德是社会两大文化主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二者又常常联手联姻,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其次,体育伦理学的侧重点是伦理学。体育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伦理学而不是体育学。体育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体育的产生、发展的规律,揭示体育的本质特征,剖析体育的各种现象的学科”。〔1〕其主旨在于揭示“事实是什么”。而伦理学,又称道德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社会道德现象的科学,是一门关于道德的学问”。〔2〕其主旨是研究和回答人的行为“应当如何”。体育伦理学研究的是体育的“道德关系”,即道德现象,研究和回答的是人们在体育活动中的行为“应当如何”的问题,而不是研究体育系统内部诸要素间的相互依存和平衡关系等“是什么”的非道德关系问题。由此可见,体育伦理学属于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分支学科。

上述学界的各种观点,都各自具有其合理性和建设性。我们认为,在建构当代中国特色应用伦理学时,应该坚持一种作为基本价值观和程序方法论的有机相统一,实现这两种基本特性的良性互动:在一种共鸣性、共同性的基本价值观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应用伦理学的“程序方法”、“分析工具”等特性;在其“程序方法”、“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合理地形成共鸣性、共同性的基本价值观。而体育伦理学就应该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伦理“应用”学科。

综合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学科性质,我们认为,体育伦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所谓体育伦理学是研究“体育领域”中道德现象的科学,是一门关于体育道德的学问。从狭义上讲,所谓体育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一门应用伦理学,运用多种视野和视角,依据基本道德价值观和原则,采用“程序方法论”,结合体育现实,对“体育运动领域”的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新兴学科。我们在进行体育伦理学体系建构研究时所使用的就是狭义上的体育伦理学概念。

1?郾3体育伦理学的逻辑起点

“体育运动”是体育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关于如何确立体育伦理学的逻辑起点问题,我们依照“构成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的东西,必须是该学科研究的一种最简单、最常见、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定或细胞,这个规定或细胞包含着往后发展的一切矛盾胚胎,而往后的一切逻辑发展都是它的矛盾的展开”〔7〕这一基本思路,最终发现,运动是人类体育活动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定,也是体育活动最基本的实践方式。体育活动的逻辑发展都紧紧围绕运动而展开。从运动实践上看,它包括了肢体练习,活动能力练习,素质练习等基本运动;也包括田径、体操、游泳和各种球类等技术运动;还包括以争取优胜为目的各种体育比赛等竞赛运动。从运动理论上看,它包括围绕运动而产生的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社会学等几十个分支学科。从运动功能上看,它具有竞技功能(以锦标、名次为目的)、健心功能(以观赏、享受为目的)、强身功能(以强筋健骨、强化体能为目的)、休闲功能(以轻松、快乐为目的)等。正是运动自身所具有的上述功能,才有体育的不同形式(竞技体育、休闲体育、健身体育等)和丰富多样的体育项目。离开了或没有了体育运动,所谓的体育理论、体育实践和体育功能就不复存在,体育就无从谈起。

而体育运动是属于人的运动,身体是运动的物质承担者。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体育伦理学的逻辑起点,是因为它是人的需要,对人具有价值,一句“生命在于运动”人人皆知的普通表述,道出了其中的奥妙。人对运动的需要,不仅仅表现在对运动本身的需要,更重要是表现在对运动过程的需要。在体育运动过程中,人的运动不是孤立进行的,必然和他人、社会以及自然界等发生关系,这些关系就是上述所论及的体育关系。因此,我们把体育运动作为体育伦理学的逻辑起点。

2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价值

经过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体育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最为活跃的力量之一。有关体育运动的研究也在不断加强,逐渐深入到体育的各个方面。从我国体育自身纵向发展来看,其理论与实践成绩是十分巨大的。但从横向上看,我国体育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质量与速度等要求相对照,依然存在较大的落差;与国际先进的当代体育文化相比,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差距证实了我国现代体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毫无选择地被置于大社会中,与其他领域一样艰难地发生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它逻辑地反映着体育人文研究的相对滞后。当代中国体育伦理学体系构建研究,随之成为其中的一个宏观重大课题。

2?郾1体育伦理学研究将深化和拓展伦理学理论研究

一门新兴学科研究的理论价值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拓宽所属学科的研究视域;二是深化本学科具体问题的研究;三是对其它相关学科的影响。第一,体育伦理学研究的理论价值首先表现为拓宽了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其研究深入到经济、法律、科技、环境、生命、网络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应用伦理学。这是道德的本质特性和伦理学的实践要求所必需。第二,体育伦理学研究有助于建构完整的体育道德规范。以往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体育科技领域,关涉我国的体育伦理研究的少量成果(相对于其它领域的应用伦理学研究)零碎分散,且未能及时追踪我国当代体育伦理新动向、把握世界体育伦理新走势,一些重要的体育伦理问题尚未纳入研究视野,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方法过于简单,只是伦理学的机械解读,未能体现出“应用伦理学”模式的本义。全面而系统的体育伦理学体系建构研究,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第三,体育伦理学研究同时可以丰富体育学理论研究。体育伦理学虽然只研究体育现象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但对体育现象的把握是以体育学的把握为前提的,而对体育的伦理诠释必将影响体育学对自身研究对象的全新理解和深层次地把握,从而丰富体育学理论。

2?郾2有助于扬弃中西体育文化,实现中西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人类体育文化知识宝库,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因此,应以扬弃的态度挖掘和总结中西体育伦理思想,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以广阔的胸襟借鉴和吸收人类优秀体育文化成果,确立起社会主义体育伦理精神;以开放性的思维和平等、协商的对话的方式,处理由不同价值观念引发的不同的体育态度和行为,以期达成共识。由此可见,中国体育伦理的建构和规范化过程,必然是我们对中外体育文化的扬弃过程,尤其是一种在中西融合基础上的体育伦理文化的创新过程。

2?郾3有助于对社会主义体育市场发展进行合理的理论解析与辩护

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体制的摩擦仍很严重,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和矛盾,在这种背景下的体育市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多问题和矛盾,对于这些问题和矛盾,人们往往容易错误地把它归结到市场经济本身。体育伦理与规范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贫乏,一时又难以作出透彻的解析并进行有力的辩护,这势必要影响到体育市场培育和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对当代我国体育伦理的研究与合理构建,将为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提供伦理辩护。

参考文献

〔4〕周中之.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

539.

〔5〕卢风.论应用伦理学的批判性〔j〕.自然辩证法研

究,2004(8):1,8.

〔6〕江畅.从当代哲学及其应用看应用伦理学的性质

〔eb/ol〕.中国应用伦理学网,5-5,102,0

〔7〕唐凯麟.论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一种依据马克

思主义文本的阐释〔j〕.湖南社会科学,2004(1):12.

(责任编辑:赵 环)

测评体系建构测试评价体系篇八

练习七 电梯安全专题卷

第二十五课 理论论证运用过程中的常见错误

第二十六课 申论高分与行文表达

第二十七课 高分申论与实际作答的形式

练习八 农民工救助与权益保障专题卷

第二十八课 近期命题的特点

第二十九课 观点分析类试题

第三十课 启示类试题

练习九 城镇化发展专题卷

第三十一课 特定主体写作题

第三十二课 热点与申论你必须要知道的内容

练习十 食品安全专题卷

第三十三课 你必须知道的热点：教育改革

第三十四课 政策理论与申论你必须知道的内容

测评体系建构测试评价体系篇九

我们既要看到当前我国艺术理论体系的多元化现实，又要正视以计算机为龙头的信息革命对相关研究的共同影响，包括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的更新等。不仅如此，信息革命开拓了值得世界各国学者共同关注的新领域，即数码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数码艺术诞生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以统一数字编码作为共同基础，以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作为共同平台，以全球远程交互作为基本运营机制。钱钟书等前辈学者曾经致力于寻找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这一目标的实现，离开全球艺术家、艺术理论家的共同实践是很难想象的。当代信息革命正在为此准备必要的条件。不仅如此，世界各国已经有不少理论家致力于数码艺术研究，并且取得了诸多值得注意的成果。我们应当重视上述历史趋势，积极参与数码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

一、范式：我国艺术理论的现状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n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用以定义某一学科在特定时期的成套实践。范式为从事同一学科研究的群体所共同遵守，成为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艺术理论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范式嬗变是科学史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艺术理论创新的宝贵契机。

我国现在处于多元艺术理论体系并存的时代。我国古代艺术理论体系是在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其内容非常丰富，若加细分的话，儒、道、佛三教的艺术观各有其旨趣，理学的艺术观则具备三教合流的色彩。我国古代艺术理论自成体系，其发展的连续性虽因20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而中断，但作为思想资源仍在当代社会中起作用，只是所使用的话语和当代社会生活严重脱节，某些观念和当代艺术实践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现代艺术理论体系以中外交流为大背景而建构，若加细分的话，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西式”，主要基于从西方发达国家所引进的论著，其知识框架随流派而异；二是“苏式”，主要以前苏联引进的教科书为基础，其知识框架基本上是以认识论为背景而建立的；三是“中式”，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以往通常不称为“艺术理论”，因为它不认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类型，而认为艺术是文学的一种类型，或者认为文学与艺术并行），其知识框架以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上述艺术理论体系虽然存在不少共同之处，但在基本观念上却是迥然有别的，原因是所由产生的文化背景、所使用的术语范畴、所追求的艺术价值相距甚远。目前，它们都面临着推陈出新的需要。我国古代艺术理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强调“现代转换”，相关探讨主要是在古典文论、比较诗学等领域进行的，但总体上进展不大。西方现代艺术理论是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成为20世纪我国相应领域的主导话语。它实际上支配着当前我们作为研究者的思维方式（虽然我们不是西方人）。不过，它目前苦于无法恰当解释因数码革命而产生的种种新现象，正在努力寻找解困的出路。范式本身因以计算机为龙头的媒体革命爆发而处于蜕变状态，在很多方面受到挑战。“苏式”艺术理论体系对新中国艺术实践的发展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但近年来遭到某些学者的质疑。在建设我国自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我们面临着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艺术学理论成为艺术学下设的一级学科（2011）之后对于构建相应理论体系的迫切需要。

当代数码艺术理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虽然由西方率先探索，但目前正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支持下成为各国学者和艺术家共同耕耘的领域。我国从1978年起有文章介绍国外数字艺术（最早是计算机音乐）的研发情况。1979年，浙江大学“计算机美术的研究”在国家科委立项。此后，有关数码艺术的学术论著不断出现，如李雁《计算机绘画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1991）等。1996年，首届中国计算机艺术会议论文集（潘云鹤等编）《电脑与艺术共创未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付梓。笔者1997年在《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论文《电脑艺术学刍议》，1998年出版专著《电脑艺术学》（学林出版社），率先从学科的角度阐述了数码艺术理论建设的必要性。近年来，我国数码艺术（包括其子类）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在中国期刊网上可检索到的相关论文多达千篇以上，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可检索到的相关著作亦有100部左右，[2]其中有部分具备较强的理论色彩。我国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既是本土数码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艺术理论相互交流的产物，而且和数码科技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总的来看，数码艺术理论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而蓬勃发展，作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切入点而包含诸多契机，但仍有继承文化传统、和其他艺术理论体系进行对话的必要。若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可望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二、启示：西方数码艺术理论的借鉴

在西方，当代数码艺术理论发端于1950年，其主要标志一是英国著名计算机专家图灵发表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回应1843年“软件之母”阿达（augusta ada，即洛夫莱斯夫人）有关计算机可用于作曲等预测，[3]二是德国美学家本斯出版的《文学形而上学：技术世界中的作者》，从本体论角度对人机合成加以阐述。[4]其后，美国在该领域后来居上，这是与信息基础设施领先发展、计算机与网络技术高度普及、数码艺术蒸蒸日上相适应的。60余年来，西方数码艺术理论伴随着媒体革命的深入而发展，已经形成六个重要研究领域，即数码编程的艺术潜能、数码文本的艺术价值、数码媒体的艺术功能、数码文化的艺术影响、数码现实的艺术渊源、数码进化的艺术取向（详见拙著《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我们可以大致将它的历程区分为20世纪中叶争取合法性的起步阶段、20世纪后期显示革命性的勃兴阶段、21世纪初趋于主导性的推广阶段。

在起步阶段，数码艺术理论势单力薄，不能不将传统艺术理论当成自己的渊源所在，将传统艺术理论界的认可当成自己的合法性证明。例如，人们从艺术角度论证与开发虚拟现实时，列举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作为依据；论证与开发交互性幻想系统时，将亚里士多德诗学当成指南。这种做法与早期数码艺术的实践相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电脑文学”、“电脑音乐”、“电脑美术”在审美取向上认同于传统文学、传统音乐和传统美术。如果用计算机做出来的最终产品让人分不出和传统艺术作品的区别，便是成功的标志；如果它们获得传统艺术评论的称赞，便是无上的荣光。在媒体层面，它们仍以纸张、画布、模拟音响之类作为自己最终栖身的家园，计算机屏幕或数字设备之类只是其过往时歇脚的凉亭。

（1）将人机合作当成艺术生产的基础，将编程作为艺术创造的基础，试图用能够进行大批量个性化生产的元作品取代传统艺术作品的地位，将元作品从基因型向显型的转化当成上述生产的途径。通过编程和运算，人们在理论上是可以穷尽一切词语、像素、音符的排列组合的（若不考虑耗时的话）。不论是多么伟大的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或音乐作品，都潜藏在这些排列组合中，等待人们去发现。只是这些排列组合的数量太过庞大（天文数字！），如果没有一定的标准、算法和强大的计算机器，是无法完成筛选任务的。实际上，传统艺术理论早就在思考各种艺术标准，只不过它们是将人（而非自动机）当成计算主体，将某种类似于进化算法的选择机制当成是创作。数码艺术理论家试图将艺术标准赋予计算机、供自动筛选之用，发挥艺术家在个性化创意方面、计算机在大批量生产（数码生成与复制）方面的特长，通过交互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2）逆转对艺术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趋势，着重探索不同技术、不同媒介、不同形态的艺术作品的相互联系，将超文本、多媒体、跨媒体、超媒体作为统一的艺术世界建构的依托。传统艺术分类研究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器官和信息载体两方面的差异决定的。数码艺术理论试图根本消除上述差异：一方面，它认定人虽然具备多种感觉通道，但又拥有统觉、通感等心理机制；另一方面，它看好技术上已经基本可行的信息转换（包括视觉信息、听觉信息、触觉信息、嗅觉信息、味觉信息以至于平衡、饥渴等各种内部感觉信息的相互转换），因为各类信息都可以采用统一的数字编码。考虑到电脑可以通过多样化传感技术输入各种不同形态的信息，通过广义打印技术将信息输出到不同性质的载体，重要的已经不是区分各种艺术的不同特性、描述艺术的各种不同形态，而是探索艺术形态自由转变的规律和价值。

（3）瞩目由局域网、广域网、互联网到泛网络的历史演变，将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作为艺术传播的平台以至于艺术灵感的源泉。传统艺术理论固然肯定媒体对于艺术传播的重要性，但媒体要么只是艺术传播的工具，要么只是艺术活动的环境。数码艺术理论却延续了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思路而加以扩展，形成“媒介即艺术”的观念。这不仅是指很多新媒体艺术作品旨在揭示媒介的艺术潜能（这是白南准、阿斯科特等艺术家乐道优为之事），也不仅是指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了国际合作的创造性，而且是指如今人们的许多创意来自于在线交互，超乎个人意图的“涌现”成为最值得重视的机遇。

（4）认定民族性只是人类历史特定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特殊现象，它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值得珍视，但从长远角度看有可能融入大同社会。以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为条件而形成的数码文化是超越国界的，不论是亲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在线宣传，或者是反社会的网络恐怖主义，都是数码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不能简单地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为其逆命题“越是世界就越是民族的”也可能成立。后者意味着越是为其他民族所认可的价值观、艺术作品、艺术风格，就越是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当然不是什么放弃本民族的主体性、随波逐流地迎合其他民族的喜好，而是指要多方面研究不同民族之间价值观相互认可、艺术交流取得增益效应（而非文化折扣）、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的条件与规律。这正是当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5）强调人在创造现实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认为一切现实都打了人的烙印。传统艺术理论要么认为存在可以充当精神标准、艺术依据的客观现实或绝对现实，要么强调现实的主观性或不可知性、不可据性、不可喻性。数码艺术理论认为现实是人本身参与创造的，离开参与无所谓现实，因为人既不受其影响也无法施加影响的环境对人来说没有意义。在信息技术领域，继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之后出现了混合现实，后者启示人们认识现实的多样性和灵活转变的必要性。由于人们所参与的活动的差异，现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具备不同含义。数码游戏（特别是大规模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玩家数量日增，使上述现实观的意义显得越发重要。传统艺术将数码游戏当成自己家族的一员来接受的过程，也就是摆脱现实与虚构二分法、承认虚拟作为潜在现实之价值的过程。

（6）主张人为进化正在取代自然进化成为改变人自身的主要动因，将数码进化当成人为进化的主要方式。从古老的化妆术、弥补术、易容术到当代整容术、变性术、增强术，人类身体都构成了修饰对象。传统艺术理论看到了身体在显性层面的变化及可加工性，数码艺术理论则试图从基因编码的层面理解人为进化的奥秘，把握新媒体革命和生物革命交汇所带来的机遇。如果人与机器、生物与非生物可以通过编码而找到某种通约性的话，那么，艺术的天地将大大拓宽。这类看起来标新立异甚至离经叛道的主张，获得了来自数码艺术实践的支持。数码进化的要旨通过生物媒体、生物设计、生物艺术等范畴表现出来。

究竟有多少人、是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接受数码艺术理论的上述主张，难以一概而论。但有一条似乎是很重要的：“数码土著”比“数码移民”更容易产生对它的共鸣。而且，随着新媒体革命的深化，数码土著将取代数码移民成为社会的中坚。

进入推广阶段之后，数码艺术理论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兼容并蓄而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以下是它的重要观念：（1）人与工具是相互定义的。人因为能够制造工具而将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工具也因为自己为人所制造而可能享有艺术的地位（至少在它显示人的本质力量时是如此）。如果从人和工具联合体的角度去考察艺术活动，那么，不论是过去以人为主进行艺术创作，当今通过交互式编程去创造元作品的艺术实践，或者是将来人所造出的智能机器的自主创作，都可以在上述联合体的坐标轴和发展史得到恰当的定位。（2）工具和产品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从工具和产品联合体的角度去考察艺术作品，那么，不论是将丧失了工具功能的优秀产品当成艺术品（传统艺术理论常作如是观），将仍然包含工具功能的产品当艺术品（数码艺术理论常作如是观），或者将作为最佳工具发挥作用的产品当成艺术品（软件开发理论可能作如是观），都可以获得相对统一。（3）产品与关于产品的信息（元信息）是彼此依存的。传统艺术理论将产品当成前提去看待关于产品的信息，数码艺术理论则认为产品本质上也是信息、因此从关于产品的信息去看待产品，从而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将所有的产品整合起来。这种基础就是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如果从信息和元信息的角度去看待艺术媒体，那么，各种形态的媒体都是互相包含的，产品也可以是关于产品的信息的延伸（先有关于产品的信息，再有产品），文本网络也可以成为大众媒体（像万维网就是如此）。（4）元信息与社区是相互联系的。传统艺术理论认为艺术有自己的社区（不论是具体的沙龙或抽象的艺术界），数码艺术理论则认为社区本身是艺术，因为艺术是对话的特殊形式，而社区是对话的成果和进一步对话的前提。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为虚拟社区颁奖，并没有什么奇怪。社区的主要作用是为其成员提供元信息。被共享或资以共享的元信息构成了文化。（5）社区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传统艺术理论强调所有艺术作品都有现实性，数码艺术理论强调所有艺术作品都有虚拟性。二者完全可以求得统一，因为现实性和虚拟性都是在一定社区中被认定的，其实只是作为标签起作用。对于理论研究来说，比标签更重要的课题是贴标签的动机、根据、机制与价值。（6）现实与生态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人类对现实的理解既受制于生境，又受制于自身在进化树上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人类改造现实的活动不仅对生境产生影响，而且可能因为将智能赋予其他生物而改变它们在进化树上所处的地位。如果从共生的角度去看待艺术史的话，那么，不论传统艺术理论所看重的人的生命及其艺术表现、数码艺术理论所看重的非人的生命及其艺术表现，都是相互依存的。人工生命将成为未来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因为它虽然是非人的生命，却是人的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体现了传统艺术理论和数码艺术理论的汇聚。

总而言之，传统艺术理论更关注如何将艺术和环境区分开来，处于推广阶段的数码艺术理论更关注如何将艺术和环境联系起来。它从人与工具、工具与产品、产品与信息、信息与文化、文化与社区、社区与生命的统一去看待艺术，提倡某种泛艺术观念。这种泛艺术包括但不限于纯艺术，其边界呈现出模糊性、动态性、语境性的特点。透过上述数码艺术理论要旨，我们不仅看到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文本性到文本间性、从网络性到网络间性的观念演变，而且看到了泛主体、泛文本、泛网络时代的到来。当然，这种到来的脚步是视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可能相差颇远。

发出在跨文化语境下参与数码艺术理论建构的呼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数码艺术虽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却已经在当今大放异彩。与之相适应的数码艺术理论经过60余年的发展，也已经成为当今艺术理论的重要分支。对于我国学术界来说，西方数码艺术理论是舶来品。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之一是寻找它与当今中国文化对接的途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当代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可以充当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新参考系，那么，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世界在文化层面的对话。其二，我国古代文论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面临着失语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社会生活、艺术实践、理论背景等历史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尽管自20世纪末以来有不少专家学者意识到“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重要性，但至今为止上述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可以在数码语境中获得恰当应用，那么，无疑有助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其三，经过全球化的洗礼，原先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与发展的艺术理论正在迅速交融。以此为背景，探索钱钟书等哲人所强调的中西共同文心成为历史使命。在履行上述历史使命时，不能不考虑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新媒体革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推进我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之间的融会贯通，那么，无疑有助于建立具备时代特色的新的艺术理论体系。它们之间的融合可以通过对话来推进。

（一） 跨时代对话

不论新媒体、新媒体艺术或新媒体艺术理论，都包含了一定的历史概念。伴随着历次信息革命诞生的媒体，在问世之初都是新的。在这一意义上，不论是口语媒体、书面媒体、印刷媒体、电子媒体或数码媒体，都配得上（或曾经配得上）“新媒体”的荣耀。不过，在当下的语境中，人们所说的新媒体首先是指数码媒体，尤其是指网络形态的数码媒体（简称网络媒体，涵盖基于计算机技术的互联网、数码广播、移动通信、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以此推论，新媒体艺术首先是指数码媒体艺术（特别是网络艺术），新媒体艺术理论首先是指数码媒体艺术理论（特别是网络艺术理论）。为什么是数码媒体、数码艺术、数码艺术理论标领风骚呢？这不仅是由于它们在当前日趋流行，而是由于它们提供了某种兼容、整合、创新既有媒体的参照系。正如数字化逐渐将传统书刊、广播、电视的发展纳入数码媒体发展轨道一样，传统艺术（不论是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或者视听综合艺术）逐渐因信息化、网络化而成为数码艺术的组成部分，传统艺术理论也逐渐在上述过程中被重加阐释、在数码艺术理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正如当年广义相对论问世之后、经典力学在新的框架中获得定位那样，我们可以从数码艺术理论出发来反思传统艺术理论发展的要求，[5]也可从传统艺术理论转型入手探讨数码艺术理论建设的契机。[6]当然，数码艺术与传统艺术有着殊别迥异的技术基础、时代背景及观念体系，这给传统艺术理论和数码艺术理论的对话造成了困难。目前的可行之计，是大力促进老一辈艺术理论工作者和新一代数码艺术创作者、艺术理论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正如“杜甫很忙”（2012年3月这位古典诗人突然在网络上以涂鸦形式爆红）所显示的那样，刘勰说不定哪一天也会忙起来。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切入口，使跨时代对话转化为数码艺术理论建设的驱力。

（二） 跨文化对话

在数码艺术理论研究领域，西方（特别是美国）从总体上说既先行，又领先。不过，相关论著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化传统、西方数码艺术为参照系的，对其他国家的宝贵经验和文化资源要么完全忽略，要么语焉不详。目前，我国互联网用户数、手机用户数、动画年产量等指标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数码艺术的创作和接受都有良好的环境。尽管如此，我们的数码艺术理论研究相对落后，除了研究者数量太少、创新精神不足之外，也有实际上的困难，那样大型艺术数据库、像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那样大型交流机会。要想进行跨文化对话，需要有相应的立项加以保证。从方法上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比较文学、比较文论、比较文化等领域某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将我国现有艺术理论和数码艺术理论当成彼此互动的两个体系、开展影响研究，或者将我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当成两个彼此独立的体系加以比较，开展平行研究，等等。

（三） 跨学科对话

数码艺术理论以数码艺术为特有研究对象，而数码艺术本身是当代数码科技和艺术实践联姻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数码艺术理论不能不广泛涉猎科技哲学、一般科学方法论、应用科学以至于某些特别重要的技术发明。数码艺术早就已经走出实验室，不仅在文化产业中崭露头角，而且在普法、教育、外宣等领域找到用武之地。正因为如此，数码艺术理论需要及时吸收相关研究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内容。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我们至少可以采用以下方法：（1）多学科研究，即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于数码艺术进行分门别类的考察；（2）跨学科研究，既着眼于数码艺术理论在相关学科的应用，又着眼于相关学科理论在数码艺术研究中的作用；（3）超学科研究，即围绕数码艺术形成跨越学科界限的理论体系，正如西方游戏学研究目前所呈现的趋势那样。

以上三重对话是彼此相关的。它们交相为用，决定了数码艺术理论体系是一个分布式开放性过程。它固然有相对独立的范畴、命题、范式，又有随时更新的阐释与应用。经过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我们应当重新认识“体系”的意义。钱钟书曾经说过一段很有哲理的话：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己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7]钱钟书不同于当时一般比较文学研究者之处，在于致力寻找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当然，这种努力是以对中西文化差异、艺术特色与思潮迭代的辨析为前提的。我们所向往是为理论变革提供足够空间的元体系。它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学派，进行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实现如下目标：（1）为我国古代艺术理论在数码条件下的应用寻找接轨的途径；（2）阐明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弃旧扬新的基本走向；（3）捕捉当代数码艺术理论建设的机遇。

* 本文是福建省社科课题“加快新媒体动漫产业发展对策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011a036。

注释：

[1]钱钟书：《谈艺录》序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2]准确数目难以统计，主要是数码艺术及其子类的外延比较模糊。例如，2012年5月27日在中国期刊网上可检得以“动画”为题的文章11788篇，但单从标题上就能够确定和计算机技术、数码媒体相关的只有379篇（电脑动画104篇，计算机动画218篇，数字动画56篇，数码动画16篇，数字化动画3篇，数字媒体动画2篇）。

[3]turing, a.m.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59,oct. :433-460.此处引用的是刘西瑞、王汉琦译文，见玛格丽特·博登主编《人工智能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56－91页。

[5]黄鸣奋：《危机与际遇：电脑时代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东方丛刊》1998年第1辑。

[6]黄鸣奋：《数字化语境中的我国古典文论》《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7]钱钟书：《读〈拉奥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黄鸣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