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好的心得感悟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对国家发展的感悟篇一

怀着无比激动而又踏实严肃的情怀，我荣幸地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本次发展对象培训班，并认真完成了各项学习任务。通过党课培训，我对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透彻的感悟，更加坚定了入党的信念。

党课虽然结束了，然而对党的思想和实践的学习却永远不会结束。此时此刻，我仍然深刻的记得全场起立共唱国歌时的震撼，张天兴部长对大家“从根本上了解党，从感情上热爱党，从行动上追随党”的学习要求，党员代表庄严响亮的入党宣誓;记得朱常宝教授对党的xx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而精辟的解读，孙志明教授对新时期我国国际形势与外交战略的全面而又不失风趣的讲解;记得范晓舟和林宁学长关于“青春·责任”的实践与感悟，周作芳教授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精彩演讲;记得《建党伟业》中先进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建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和牺牲。接下来，我将以本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展开，阐述我的学习心得，既是对党课学习的一次梳理与洗涤，也是对自己未来人生方向的一次深刻规划。

在专题讲座环节，朱常宝教授解读了“学习贯彻党的xx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依法治国科学内涵”，孙志明教授阐述了“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策略”，周作芳教授讲解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在座的发展对象无不认真聆听，获益匪浅。

新一届政府履新之后，中央加快了法制建设进程，这在三个方面有所体现：一是反腐力度空前，一批“老虎”“苍蝇”落马;二是立法工作加快，许多法制缺陷和法律“空子”被一一填补;三是冤案错案的重审和改判，伸张了公平正义。这一系列举措掷地有声，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然后，我们也从中看出背后的忧患：我们的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法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法制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规范了各行各业的行为准则，有效地预防了潜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有力地惩治了各种恶意犯罪，彰显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实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依法治国方针。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官员，迷失了自我，失去了党的优良传统，一些恶徒，为了个人私利，钻法律的空子，甚至知法犯法，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法制建设。在党的xx届四中全会上提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只有矢志不渝的坚持依法治国，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党的xx届四中全会以后，依法治国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一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出台，为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法制面貌，必将焕然一新。

在对内强化法制的同时，对外，更要有忧患意识。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伊核”、“朝核”问题仍未明朗，乌克兰危机、“isis”、“埃博拉病毒”接踵而至，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钓鱼岛争端，*问题，恐怖主义，都将影响我国的外交策略。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清醒的认识，安定有序的发展经济，保护我国公民利益，维护大国尊严形象，值得每一位中国人去探讨，去深思。

然而，和平与发展这个世界性主题并没有变，在乱局背后，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依旧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我们不仅同破坏我国安全稳定的势力作了坚决斗争，而且重拳出击，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南海的岛礁扩建，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了我国在南海的利益;也门撤侨，不仅保护了在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体现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向世界展现了我们的大国担当;发起创办“亚投行”，更是人命币走出去的重要举措，赢得了世界多国的积极响应和加入。

对于我们大学生，利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用我们分析形势的头脑，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问题，关注国际中的中国，正确的发表舆论观点，积极的提出意见建议，是我们的必修课之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尽快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是指由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向一个重视科学技术的都市化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即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我们面临世界社会现代化转型和新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就能把握机遇迎头赶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要实现这一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主导了中国现代化的历时进程，担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时重任。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先后*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世纪努力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进取，发奋图强，早日实现现代化。

在访谈教学环节，20xx创行世界杯全球总冠军团队代表范晓舟学长和北京高校红色“1+1”示范活动一等奖获奖支部代表林宁学长参与了访谈，并对“青春与责任”给出了他们的诠释。

主席在五四青年节寄语中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范晓舟学长和林宁学长，他们都是优秀青年，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在本科学习期间，不仅认真完成了学业知识，更将知识运用于实践，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改善生活质量，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不辞辛劳，无悔青春。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们身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人生路上的精神动力。

在影视教学环节，我们观赏了电影《建党伟业》。影片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一直叙述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止，10余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由民初动乱、五四运动及中共建党三部分剧情组成。给我感受最深的，是在那个国弱民穷的年代，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不断探索新方法，发掘新道路，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最终，在所有的救国尝试都失败之后，一小批先进的同志，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建立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开始走向胜利，走向解放，走向成功!

本次党课学习使我受益匪浅，对我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全面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的缺点和不足，我会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中，向优秀的党员们学习，努力提高自己，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希望党组织加强对我的培养、教育和考察，使我早日达到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

对国家发展的感悟篇二

马克思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作为喜剧出现。说的是新事物发展初期会有曲折不足，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从人类社会漫长发展来看， 城管执法正是新生事物。而正是无数的城管人顺应规律、守正创新，向内求于初心，向外求于使命，才使得城管执法事业在开拓进取中行稳致远。

分散执法阶段（1978年-1997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管理摆脱混乱，开始重塑法治化，各条口管理法规相继出台，对应的执法队伍一一建立。此时城市管理各项执法权分散在规划、市政、工商、环卫、城建等部门，机构林立、管理交叉、执法重复、效率低下。以xx为例，1991年起市容监察工作由规划、市政、环保等部门监察队伍按各自职责执法，市城管委负责组织协调城建、工商、公安、卫生等部门联合执法解决综合难题。分散执法阶段虽有很多不足，但在塑造依法治理城市理念，化解城市建管矛盾上是符合时代、不可跨越的过程。

集中执法阶段（1997年-2015年）。

1997年经国务院法制办批复，xx宣武区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城管执法进入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阶段。20xx年9月，xx市开始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结束了城管执法“都能管，都不管”的局面。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得以精减、执法力量得以集中、执法效率得以提高。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符合当时所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力探索，但它不是终点，而是过渡，是为进一步深化综合执法改革积蓄经验。

综合执法阶段（2015年起）。

20xx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依据指导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于20xx年出台《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全国性的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拉开序幕。20xx年9月以“新形象、新起点、新征程”为主题的xx城管换装直播，让全社会了解到综合执法改革这个大事件，也对城管执法变革充满期待。城管综合执法改革新征程正在启航，这是党和国家为城市管理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提前布局，是人民对城管执法事业的殷切期盼，更是新时代城管执法人的历史使命。身为城管队员，有谁不在经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吹日晒的洗礼?又有几人未曾遭受忍之难忍咽之难咽冷嘲热讽的委屈?明明吃了苦，明明在求好，却在被误解，委屈被放大。“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沉浸在城管执法事业中，我们最先感受到，随着城管执法不断完善，群众对城管队员的态度在不断改善，对城管执法的认可在不断增加。幸甚至哉，我们处于伟大的变革时代。

对国家发展的感悟篇三

从理论上看，落后国家有两类发展道路，一是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独立发展，一是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性发展。从实践上看，在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的有效发展是脱离不了资本主义体系来完成的。

一.依附性发展的外部动力：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持续扩张

1.发展与依附性发展。

依附性发展的概念离不开对发展的理解。"发展"(development)一词经历了多种含义的转变，就其本义而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它"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过程。......还有另一个与其说是生物的，不如说是算术法则的含义。发展的意思通常只是‘更多‘。"^[1]显然，这一概念适用于1960年代的发展观，它更多地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1980年代后，发展概念已经演变成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到1990年代，它又变成了一定地域里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可持续进步的代名词，" 如果‘发展‘一词按照一般的愿望那样，表达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它就应该用来指整个社会的福利有了无可置疑的增加，而不是指产量，也不是指社会中狭小的一部分"。^[2]今天，落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应抛弃早期的发展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发展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这曾经被初期的依附论者和许多现代化论者所强调)，而无视这一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分层的加剧或传统的生态与伦理的崩溃。

依附性发展则是落后国家在依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情况下而获得的社会可持续性进步。落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将表明，首先，"在依附的社会里，存在着进行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足够的空间"，^[3]落后国家可以在依附性状态下实现发展；其次，它们只能选择依附性发展而没有其他更好的道路。

2.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是依附性发展的外部动力。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定要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向全世界扩张的。资本寻求利润的动力促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向向世界蔓延，伴随而来的还有现代性的传播--某种程度上，这是西方文明的侵略，尽管现代性不只是西方文明的特质，"西方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概念的传播已经对全球的大多数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限定。"^[4]资本主义全球的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成为15世纪以来，促进各个政治-地域体系(帝国、地方政治实体或民族国家)之间发生交往的最强大动力，它在不断扩张的进程中塑造了全球不同地域内的社会面貌，这一塑造功能的力度有增无减。资本主义体系全球性持续扩张通过如下方式塑造并控制着落后国家的发展。

首先，它建构了"核心-边缘体系"这一全球性历史演进模式。自伊比利亚半岛开始外殖民以来，核心-边缘模式开始渐渐形成，并一直发展至今，成为人类共同生活的体系与作为一种有别于15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模式。但是，它内部的联系方式发生过持续的变化，大体上说，它从一战以前的宗主-殖民体系(赤裸裸的领土与财富掠夺)，经由资本-原料体系(以资本输出和垂直性国际分工为主要特征)到二战后又发展到现今的霸权-依附体系(核心与边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依存)。

霸权-依附体系作为核心-边缘体系的新的发展阶段，并且作为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新的结果，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限制作用。这一体系已经使落后国家走上了不可逆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国际资本主义规范下从事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总之，体系对落后国家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落后国家作为体系的单位，它只能服从于这一体系，而这一体系是为霸权(在商品生产和对贸易、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力、政治和外交制约力上具有不可挑战的地位)服务的，即这一体系使边缘无条件地依附于核心，尽管核心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也存在某种程度与形式的依附性。

其次，它建立和巩固了全球性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秩序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秩序，二是政治秩序。就经济秩序而言，它通过建立完整和复杂的全球经济制度，以组织、体系、条约、谈判模式等来规范全球经济。总体而言，它的核心国家针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而建立起的自由主义的贸易和金融机制，以此实现全球性经济秩序。由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运转和扩张的"双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建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自由主义秩序的两大支柱。在核心国家建立的这一秩序之下，不管这一秩序是否具有实质的公正性，是否能给落后国家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或效果，落后国家必须面对日益扩大的国际自由市场，并与核心国家一同遵循这一原则的制约。就政治秩序而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通过确立主权原则而建立起全球国际关系"自助体系"(self-system)，^[5]而自助体系意味着霸权具有比依附性国家和地区更为有利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一国行动的自由度， 继而又决定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等级的位置。显然，霸权比较依附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自由度要高得多，因而其权力地位也高得多。霸权政治上的权威更加巩固了它在核心-边缘体系中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因此"霸权意味着对物质资源的控制"，^[6]相应地，落后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更加脆弱了。

第三，全球化运动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本质而言，全球化运动只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的衍生物，但在今天，它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的有力工具。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地区经济集团化(如apec、eu、nafta等)、信息化(个人电话、互联网、移动电话的发展)、共享文化的增加(主要体现为现代性，如政治民主制度、宽容和多元主义、科学态度等等)已经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网络在全球的建构，我们不得不生活在由全球化建构的这样一张巨大的网络当中。摆脱资本主义体系几乎成为落后国家的天方夜谭，全球化不只是核心国家的一体化，也是落后国家更加紧密和以更加复杂的方式融入核心国家，继而融入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

二.非依附性发展的局限性：激进派与保守派

核心国家的控制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但落后国家的发展不足是外部体系和内部结构共同制约的结果，落后国家在寻求发展的道路上，必须进行内部结构的改革，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以促使其社会和经济制度发生转型。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落后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受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影响，因此它们试图采取措施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努力是不现实的。如果一定要做这种努力的话，从理论上看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激进性改革，使经济制度完全脱离于这一体系；二是保守的改良主义，在不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不融入核心国家所建构的规范中)的前提下与之进行谨慎的交往。但这两种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结构的调整在今天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1.激进改革将带来经济困境与可能的严重社会动荡。

显而易见，激进改革意味着本国经济发展完全摆脱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控制，这派主张"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寻求发展"，^[7]但事实上，一旦摆脱了这种控制，依赖本国自主发展的战略难以奏效。

首先，在脱离于核心国家之前，落后国家并没有建立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不具有自给的经济能力，资金、资源、技术和人才严重不足，国内生产、投资和商品市场有限，因而经济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发展后劲乏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完全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是危险的。

其次，激进改革还带来社会动荡。由于改革初期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困境将使社会经济运转和社会生活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引发社会动荡。政府为了稳定经济秩序可能会不断调整各种政策，而政策的不断调整更加剧了社会生活的混乱。激进经济改革还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必然的反抗也会引起社会骚乱。

第三，缺乏足够的市场吞吐能力。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大国才能在摆脱资本主义体系后建立自主的市场和工业体系，中等国家和小国不能单独建立自己的市场，而落后国家大部分是中等国家和小国家。以前的东欧国家只有依赖于苏联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才能扩大本国的市场，现代落后国家若实行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激进改革，市场的建立与扩张相当困难。

2.保守的发展战略被证明是不成功的。

保守发展战略尽管不完全与资本主义体系断绝来往，但只是小心翼翼地实行着反重商主义(从国外获取资金，但重点培育国内市场)的策略，这会带来两大后果。一是严重的外债问题，二是严重的腐败问题。

首先是外债问题。为了不过多地依赖资本主义体系，培育内部市场而将出口对象转向国内，最后会使进口大于出口，国际收支呈逆差状态。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大举外债便成为普遍的手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举外债的后果是外债如同雪球越滚越大，1990年，发展中国家外债已达13190亿美元，^[8]巨额外债本息最后导致落后国家几近破产，并严重受制于国际金融市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程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增加。

其次，一定程度的腐败盛行。缺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制约和监督，国内资本的运作难免失去规范。结果外债在国内投资于急需的制造业或其他适当的工业与基础设施之外的行业，甚至出现官僚用外债以供私用的情况。因此，保守而非开放的发展战略如果不建立统一的法则和经济规则进行规范是难以有所作为的，而脱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监督，经济规范的建立几乎不可能。

3.内部结构改革的适当性。

既然激进和保守的内部结构改革难以奏效，因此只有适当的改革才能实现依附性发展。适当改革的目标包括：健全的市场经济；适当的产业结构；适当的财政和金融体制。

健全的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它可以有效地规范内部经济行为，确保公平的竞争机制，并由此减少腐败行为。适当的产业政策要求逐步摆脱单一出口型经济，建立较健康的产业结构。保持较为平稳的财政收支，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保证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损害国内金融秩序和投资结构，确保一定的外汇储备，这样就能免于国外金融资本的破坏性冲击。

三.依附性发展的前景：经验的鼓舞

费尔南多·卡尔多索fernando h. cardoso认为"依附性发展是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依附是发展中国家取得自立的必要代价"。^[9]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更多地强调发展而不是依附；是主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非消极地受制于这一体系。今天，依附性发展的可能性不仅被事实所证明(如东南亚国家的崛起)，而且也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

1.落后国家从经济相互依存中获益。

首先，相互依存是大势所趋。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一体化使国内资本的国际流动具有十分便利的通道，同时核心国家的资本要寻求更大更多的利润(摆脱国内的高成本和出口壁垒限制)，以及国内多余资本要寻求出路，从而跨国公司的出现在所难免。跨国公司是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经济上相互依存的表现之一，跨国公司为落后国家带来了技术和就业机会，核心国家的资本在落后国家找到了更加合适的创造利润的场所。跨国公司对核心与落后国家而言具有"帕累托最优"式的双赢效应，对落后国家来说，跨国公司带来的资金、就业机会、管理、技术和产业联带效应所取得的效益超过了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落后国家正急切而谦卑地以优惠政策献媚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2.东南亚国家发展模式的鼓舞。

虽然东南亚诸国(包括所谓的"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四小虎"等东盟主要成员国)历经各种艰难道路，最终发展为现在的模式(有人称之工业区东亚模式或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并取得现有的成就，整体说来应该是成功的。"从80年代中期到1997年秋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亚太地区--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到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和中国南方一个半弧形地区--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有人估计，这些国家的经济每年增长8%，约占世界总产量四分之一和世界总资本支出的三分之二。"^[11]而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地区之一。

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纯经济角度看基本上有两点值得肯定。

首先，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东南亚国家从1960年代开始经济腾飞以来都没有离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尤其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其"新的经济增长战略强调出口导向发展的重要性，这已作为激发世界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完整部分被广泛地接受。"^[12]也就是说，开放性是所有这些国家发展战略的共同点。中国则自1970年代末便开始实行开放经济制度，从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如今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模式的形成，直到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在以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体现出自己的成功。

其次，积极寻求内部市场的扩张。中小国家建立内部市场依赖于经济联合，即建立一体化的经济集团。从关税同盟到共同市场，如果落后国家成功地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内部联合市场，对来自核心国家外部性冲击就具有较强的抵抗力。以东盟国家为例，它们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扩大内部市场的重要步骤，目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文莱等6个东盟老成员之间所进行的自由贸易商品共涉及44062种，现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约占东盟国家外贸总额的20%。^[13]中国作为大国，消费和投资市场具有几乎无限的扩张能力，因此完全可以依靠本国建立庞大的内部市场，这是作为大国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发大西部、发行国债、实施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为启动内部市场所采取的措施。

当然，内部市场的扩张并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断绝来往。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内部市场的扩张需要外部市场的资金和技术，需要按照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规律来运作，一个封闭的内部市场几乎不可能发展出足够规模。

四.结语

依附性发展作为落后国家的必经之路，都面临同样的外部环境，实现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适当的内部结构改革，不但要实行适当的经济改革，也要有适度的政治改革与之相适应。要做到政治改革适度性，应该着力于减少腐败，确保对市场的有限干预并实现政治民主。

腐败行为导致了国内资本的流失，外债的不当使用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并因激怒广大失业者和下层民众而导致社会动荡以及国外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减少腐败行为最根本的办法是确保法治和市场的规范性，确立法律的权威与保障市场的开放性与统一性。

政治权威性的保持具有三层作用。一是确立经济发展方向。二是进行政府采购以培育市场发展的基础，增加内需和扩大就业机会。三是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限控制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减轻外资的不良影响，稳定国内市场和民众的消费信心。

民主政治的建立对经济发展有两大好处。一是确保经济发展战略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正确性，根除政治家族集团对经济事务的垄断，一定程度上使国内的统治集团与国外帝国主义的勾结受到抑制，给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发展的机会；二是有利于建立吸引外资的环境。民主政治对消除经济腐败和减少官僚弊病有益，它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则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并能带来安全感。

当代落后国家情况千差万别，当中不可能有一种统一的发展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依附性发展是落后国家不可逃避的道路，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落后国可以逃脱全球资体主义体系的制约，融入而不是脱离于这一体系是落后国家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落后国家应该进行内部结构的深刻改革，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因此，自我革新便成为落后国家最迫切、最艰难、但也是最宏伟的事业。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注释：

[1]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想?》，载《发展的幻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2]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现实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1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3]罗纳德·h·奇尔科特，《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第9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4]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第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5]主权原则是通过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某种建构。我们自己越来越从属于它恶毒制约"。参见《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罗伯特·基欧汉，引自《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9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中译本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8]蔡拓，《当代全球问题》，第9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穆哈默德·阿里夫，《东盟在不断变化的太平洋地区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载罗肇鸿、陈润和编，《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11]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第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费尔南德斯·希尔贝尔托、安德列·英门，《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3]王涛，《经济日报》2002年1月8日。

对国家发展的感悟篇四

新近一期的《经济导刊》刊载了王绍光的文章，就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之关系发表了看法。

王绍光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開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的经验是否能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中，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王绍光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大前提条件。第一类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初具规模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第二类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既有格局和利益的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就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掌控全局，采用各种方式来缓和、减轻相应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由此改革才能成功。总之，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

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历史的、跨国的和当代的研究都表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开放）比较顺利、现代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早的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增强在先，经济发展随后。这种时间上的前后揭示了逻辑上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很可能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结果;除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举措正确以外，还需要一个有效政府作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仅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能力的铺垫是不行的。

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而言，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是必要和重要的呢？第一，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第二，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创造比较有利的内外环境。比如，只有具备一定国力，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三，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比较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节奏。改革开放并不是线性运动，不是按照一个速率、朝着一个方向不拐弯地直行，有时必须要绕道走、要调整步伐。国家能力比较强，才有能力调节改革开放造成的损益分配，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补偿，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防范政治上的风波。

（廖述务）

2019年8月19日的《纽约客》网站上，刊载了路易斯·梅南的文章，题为《文化人类学家如何重新界定了人性》，在文中，梅南对弗朗茨·博厄斯及其弟子的研究进行了评述。

有研究者指出，对于20世纪的人们来说，文化人类学是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的：如果我们现在对街头男同反应平淡、对有人读《博伽梵歌》平等视之、对种族主义坚决抵制……如果所有这些都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那么这种态度之所以成为可能，就离不开文化人类学家的努力——正是他们，使得我们关于人与人之间差异的解释，从生理转向了文化、从自然转向了养成。

比如，在博厄斯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其根源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文化”。在19世纪，人们认为文化是一种成就，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在“文明”阶梯上也便更进一步。但有了博厄斯，我们也就有了今天广为人知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即“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博厄斯的著作即试图向人们表明，前现代社会（即所谓“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一样，也有“文化”;并且那里人们的“心智”，一点也不比别处人们的少。而博厄斯的弟子们（最有名的是米德和本尼迪克特），也都各自在自己的著述和研究中践行着博厄斯的教诲。

梅南指出，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动机，一般有两个：第一、记录正在快速消失的生活方式，比如米德就想要捕捉萨摩亚人迥异于美国基督教道德和律法观念的行为与风俗，而支撑这些研究的更为宏观的想法，是西方强势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因此，文化人类学乃是西方缅怀其受害者的一种方式;第二、为西方树立一面镜子，即为文化人类学家自身所处的文化找到一个“他者”，由此来反观自身，因此他们关于前现代人们的著作，其实正是关乎现代西方生活的。

然而，自1931年米德逝世以来，文化人类学却逐渐在美国公共论辩中失声，原因何在呢？有人认为，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于“相对主义”的批评——阿兰·布鲁姆的名著《美国精神的封闭》，其矛头之一，就是文化人类学家所持的文化相对论。布鲁姆认为，正是文化相对论，使得美国学生都变成了不爱国的虚无主义者（但是这样的批判是否符合博厄斯本人的原意，却还是可以讨论的）;另一方面，米德等人甚至未曾亲临“原始社会”，却著书立说为其代言，此举是否存在“研究伦理”问题，也是人们争议的焦点;此外，博厄斯及其弟子的研究还受到了其他人类学家的一些批评。所有这些，都使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力开始降低。

文章最后提到，面对如今正在兴起的新生物学，文化人类学家所坚持的“自然，文化二分法”是否还能够起立，就更成了一个大问题。因此，“人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恐怕还远远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

（岳海关）

2019年8月26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约翰·麦金托什的文章，题为《文学经济学：评劳特里奇文学与经济学指南》。

《劳特里奇文学与经济学指南》的主编在“导论”里说，他们编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考察文学与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复杂而又经常是与直觉相悖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亚当·斯密、约翰·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等政治经济学大家，其实都是頗具“文学性”的。只不过，19世纪的“边缘革命”造就了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即“主体价值”和“边际效用”对“劳动价值论”的取代;而到了20世纪，经济学家们越发要切断自身学科的哲学、修辞学及政治学起源，并转而将自己说成是主要受到数学、物理学及工程学的影响。当经济学向数学转向时，文学研究又在哪里呢？该书进而指出，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文学系正一根筋地沉迷于“形式主义”：“新批评”只关心“文本”，不关心历史语境;后来的“结构主义”强调的也是“形式”“符号”“能指的游戏”，而非政治、历史或社会语境。

但到了1970年代末，一些文学批评家开始与历史学家及哲学家一道，来重新探讨经济学问题，此即所谓“新经济学批评”。此类批评，并非整体拒绝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是将马克思看成是经济思想连续体中的一环;在它看来，“文学经济学批评”发育不良，因为其关于经济学的知识，始于马克思，也止于马克思;而它所取法的对象，则包括比如说“修辞经济学”之类的学科，以强调经济学锻造自身学科可信度的修辞学基底。对于经济学的当代霸权，这一新兴的“经济一文学批评”是持批判态度的：它一方面兴致勃勃地卷入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分析方法的讨论之中，一方面又对其学科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表示公开的反对。

（陈嘉琳）

2019年8月26日的《哲学沙龙》网站上，刊载了菲尔曼·德布拉班德尔针对新型品牌营销的评论文章，题为《你希望某个品牌是你的朋友吗？》。

根据市场营销学者的说法，到了目前阶段，真正能够成功的品牌，就是能够成为我们朋友的品牌。而达成这一目标的方式之一，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像朋友一样与我们说话，所以就有了所谓“会话商务”，即用户用语音或者文字提出需求，产品（在线机器人）用会话形态与用户交互，并逐步理清需求，然后将其发给后台或者第三方处理，在整个过程中，在线机器人都表现得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倾听、交流、闲聊，氛围轻松愉快。

但朋友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朋友，是有着相似背景、价值观、利益和需求的人，他们互助互爱、彼此扶助;他们彼此平等相待、没有太多势利和算计。或者，我们也可以把朋友理解为自己的一面镜子，而亚里士多德尤其希望你能在朋友那里看到德性，因为此乃幸福生活的必备要素，而德性又往往在相互关系中展开：勇气、慷慨、谦逊……朋友身上的此类美德，可以发人深省、促人奋进，使你也成为有德性的人。

然而，品牌可以成为什么样的朋友呢？它当然不会对我们枉加评判，但它也不会鼓励我们走向德性;它急着为我们提供镜子，但它并不会挑战我们——它会鼓励我们凝视自身，并深入探究我们内心的梦幻、需求和欲望;它会肯定我们、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不宁唯是：在朋友那里，你可以遭遇差异、变化和成长;真正的朋友会教你如何超越自身局限、同情他者;真正的朋友体现的是给予，而不是买卖。而所有这些，都不是品牌感兴趣的——它向我们灌输的，是自恋;它鼓励我们发现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然后告诉我们如何通过消费来满足它们;它试图挖掘和洞悉我们内心的向往，并使之为商品消费服务。

说到底，品牌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朋友，是因为它抓住了生活在这个不确定时代的人们的焦虑。在这样一个日趋“弹性”和“流动”的“风险社会”，我们急切地需要建立关联和纽带，而社交媒体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焦虑：你的忧愁、恐惧和憎恨，都能在社交媒体上找到同道，而这些情绪也就借此被放大和扩充。在此社会、文化和技术语境之中，“品牌要和人们成为朋友”的尝试，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它可以给我们“小确幸”，也可以让我们在“品牌共同体”中找寻到温暖和归属感。

（余榕）

最近，《社会主义评论》网站上，刊载了该杂志2019年9月号的一篇文章，题为（（日寸尚与政治》，作者雷娜·尼亚姆·史密斯对驹尔加·巴雷特主编的新书（（日寸尚与政;劬做出了评论。

史密斯介绍说，该书试图清理的，就是时尚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个人主义，当然还有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该书第一部分讨论“作为商品的时尚”，其中有学者指出，我们不能用“商品拜物教”的说法将时尚一棍子打死，因为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及政治现象，时尚总是与“统识”的争夺密不可分的，比如，一方面是时尚产业，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故意通过着装来混淆和颠覆社会疆界的实践;再比如，当下欧洲流行的俄罗斯潮牌gosha rubchins-kiy and demna gvasalia，其最大卖点就是“前苏联”美学、反美学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复杂勾连。第二部分讨论“政治性衣着的历史”（比如“摇滚反对种族主义运动”），其中有文章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在男女衣着方面的对立，以及西方民主理想与被神秘化了的东方在衣着方面的差异。第三部分“边界与身体”，讨论的是时尚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内有文章讨论了比如说中东地区的情况：贝都因的服装是如何成了巴勒斯坦起义的标志，并进而成了阿拉伯人反抗英国殖民者监视的武器;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衣着即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比如“民族服装”对于当代民族理想的表征——这些个案研究，都表明了文化挪用的复杂性，以及民族服装并非单纯只是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意义，毋宁说，这一部分的研究表明，文化和文化造物既是历史传承，又同样受到政治话语的塑造。第四部分讨论“时尚与恐怖主义”，在论者看来，“9·11”以后，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尚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对抗恐怖主义的武器和证据之一，就是“9·11”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号召美国人民都去购物;更有甚者，对于穆斯林女性的着装问题，西方似乎特别在意，且企图借助暴力手段加以干涉。该书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当代衣着的实践与理论问题，其中有人关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反叛性人物（比如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的西装革命，即这些对新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政治家们，通过其风格化的西服着装，向人们展示了某种“反政治风格”。

2019年9月17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网站上，刊载了伊琳娜·杜米特雷斯库针对与“名人”有关的三本著作的书评，题为《好人变坏人》。

根据杜米特雷斯库的归纳，迄今我们有两种讲述“名人”故事的方法：第一种讲述认为“名人”乃是现代的发明，有名的人当然一直存在，但他们大多创下非凡功业，且其荣耀往往是身后之事，人们借助传说、歌谣、纪念碑来缅怀他们;他们大多是国王、英雄和圣人，是美好价值观的最高体现;他们或悬壶济世，或解民于倒悬，是后世人们的榜样和楷模。但到了现代，“名人”从身具功业者，摇身一变为娱乐行业从业人员（经常是年轻女性）;与之相对的，是“粉丝”群体，他们时刻想拉近与自己爱慕之偶像间的距离、急不可耐地交换着关乎偶像的流言蜚语、狂热地购买偶像所代言的产品。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又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名人”变成了表演、现实变成了“秀”、普通人开始算计如何将自己打造成“品牌”。第二种讲述则认为，“名人”古已有之，比如，公元二世纪的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就反对舞台上的变装演员和娼妓角色，说剧院的全部诱惑就在于其污秽不堪;而古时的英雄人物也都是自我矛盾的角色：馬克·安东尼的名声来自于一系列丑闻和风流韵事，圣女贞德也一样;在被经典化之前，圣人和预言家们用对现代意义上之好生活的拒绝来迷醉追随者，后者跋山涉水，追寻圣人吃苦受难的所在，那里的流水、土地，都令人感到神圣。就此而言，当代“名人”不过是古代的翻版，一边是想要超凡脱俗的人，一边是津津有昧观看其努力的人。

而沙朗·马库斯的著作《名人戏剧》，取的是第三种叙述方式，它主要聚焦于18世纪以来的“名人文化”，并尤其关注名人，喜爱和评判名人的公众，以及鼓吹、批评或讽刺名人的媒介生产方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爱丽丝·卡什莫尔所著（（卡戴珊文化：名人如何改变了21世纪的生活》，则以卡戴珊为焦点，尤其关注媒体与“名人文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名气”总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总是大众赋予而非个人成就，也因此，“名人”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满足追随者的心理需求：就像宗教一样，人们看着名人的罪孽，想着自己的罪孽;电视和社交媒体成了名人和观众自我净化的场所;买了名人推荐的东西，你就离名人越近，因此精神上也就越发获得了重生……与之相比，梅兰妮·肯尼迪的《青少年：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女性气质与名人》就有着明确的女性主义诉求，该书考察的是专门针对9到14岁女孩的电影、电视和音乐，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教导女孩如何成为公主、名人或名人的女朋友，由此，它也就是在教导女孩该如何塑造自己的“女性气质”。但杜米特雷斯库认为肯尼迪的说法有点教条，因为其著作基本是把“名人”当成反面教材，认为其“意识形态召唤”无可抵挡，而这显然与青少年更为多样的身份认同相悖。

无论如何，这三本著作都为我们理解当下愈演愈烈的“名人”和“网红”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因为书中提及的现象，也正在充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

（冯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