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成就有哪些，这个问题很难概括，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空前统一，国力强盛的局面，封建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一政治方面：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其他子弟，建立较小的侯国，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二思想文化方面：a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b在长安兴办太学，选拔培养一批优秀人才。三经济方面：将地方的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抑制富商豪强，实现经济上的大一统。四军事方面：a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夺取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匈奴被削弱;b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与西域交往的“丝绸之路”。c 进军西南东南，平定南方的地方割据政权，开疆拓土。但是汉武帝征伐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也极大的消耗了西汉的国力，武帝好大喜功封禅耗费无数，总之到武帝晚年西汉府库已消耗殆尽，繁重的徭役和税赋以使农民苦不堪言，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

汉武帝时代是英才荟萃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繁盛丰实的创造性的成果。

《淮南子》和《史记》是汉武帝时代的两座文化丰碑。此外汉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赋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赋以气势恢廓，景物华美，词藻奇丽为特征，正反映了当时文化气度的宏阔广大，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采。

高中时期曾经听过这句话：如果乔丹是一个神，那么科比就是最接近神的那个人。其实这个说法依然适用于秦始皇与汉武帝二人，只是乔丹和科比是篮球领域，而秦始皇与汉武帝是历史领域，因此后人也经常把“秦皇汉武”放在一起比较。他们二人，一个开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个是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大贡献者，并且他们都是一直备受争议的暴君。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就是汉武帝刘彻。刘彻，西汉第七位皇帝，庙号：世宗，谥号：孝武皇帝，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等，后人多称他的谥号：汉武帝。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他一生的建树直追始皇帝嬴政。如果给我国历史上数百位皇帝来个能力排名的话，以笔者个人的看法汉武帝至少要排前五名，毕竟“雄才大略”这个词汇就是因为他而产生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汉武帝是个颇具争议的皇帝，历朝历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都是两极分化，直到现如今依然如此。因此，笔者这篇文章会尽量避免出现关于汉武帝的评价，至于“评价”如何，笔者相信自然会在各位看官的心中，毕竟历史是充满主观性的。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虽然是汉元帝时期陈汤所说，但却是最能体现汉武帝的一句话。说起汉武帝就不得不提起“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这场战役长达44年，双方投入的兵力以数十万计，旷日持久、惨烈程度用千古罕见都不夸张。也就是这一仗直接打出了汉民族的自信心，也算是为陈汤说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做下铺垫了。“文景之治”作为中华五大盛世之一，也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但它却也是与“汉武盛世”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两个时代，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是截然不同，比如：汉朝政府的角度与汉朝人民的角度。“文景之治”时代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之高，但是军事实力方面可能略不足于“汉武盛世”;虽然“汉武盛世”军事实力稍强于“文景之治”，但是却横征暴敛，百姓的赋税过重，民不聊生。

汉武帝登基时仅仅十六岁，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衰竭的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婕妤益贵幸，号昭仪……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嫕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邪?”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帝病缓弱，大(太)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眘恤胶，遗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扺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裛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

看了上面的内容，也就难怪清嘉道间人周中孚曾感叹说，《赵飞燕外传》“其文固不类西汉体，其事亦不能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转援引，本属常事，而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我想绝大多数《通鉴》的读者都会像周中孚一样，为司马光采摘这种“不能为外人道”的情色读物作史料而惊诧不已。

王祎对司马光采录《赵飞燕外传》这一谬误的批评，在明代后期，有胡应麟亦秉持同样看法，感叹其事“诚怪”;在清代，不仅如上所述，得到了周中孚的认同，在周氏之前，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亦完全采纳了这一见解，以为其“考证辨别，皆为不苟”。后来袁枚也曾举例指出：“杨妃洗儿事，新、旧《唐书》皆无之，而《通鉴》乃采唐人小说《天宝遗事》以入之，岂不知《天宝遗事》载张嘉贞选郭元振为婿，年代大讹，何足为信史耶?”因而，这种情况理应引起后世学者重视，审慎对待其源出于正史等基本史料之外的记述，对其可信性有所警觉。

晚近以来，中国专门论述《通鉴》史料价值的学者，如崔万秋《通鉴研究》、柴德赓之《资治通鉴介绍》等，不仅未能识及于此，而且还往往片面强调司马光别择史料精严不苟的一面，而完全没有提及《通鉴》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的做法。崔万秋《通鉴研究》称“《通鉴》仅采正史及稗官之可信者，且参考同异，别为《考异》，以辨正谬误”，“光自身对于修《通鉴》事，既‘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且‘抉择隐幽，校计毫厘’，决不肯稍有假借”。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也认为“《通鉴》这部书之所以写得好，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在材料的选择上很有分寸”;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其“选材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其他通论性史料学著述，如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也称赞《资治通鉴》的取材“在广博的基础上又极为精审，每一史实都是以严谨的态度，自多种史料中选定其最可靠者而从之”。此等论著的流行，更容易蒙蔽读者只见其积极的一面，而完全不知道《通鉴》书中还有与其绝然背戾的另一种面目。田余庆以为“古今史界公认”《通鉴》取舍史料无征不信，且严谨不苟，恐怕也是受此谬说所累而产生的错误印象，实际上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

作为其著述思想的体现形式，与所谓“书法”相比，司马光更为注重史实。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宋祁、欧阳修等人有明显差异……不过，在另一方面，司马光也有着与欧阳修等人相似的著述思想，这也是当时的史学风尚。在“史略”性著述当中，像《册府元龟》这样的著述，尽管是杂陈类聚相关史事，但其择取材料的对象却很严整，即主要依据正史和实录，不取野史小说。与这种特色相反，《通鉴》巧妙地利用了野史小说，特别是时代比较晚近的唐朝的野史小说，由于存世数量众多，更被大量采用。就这一点而言，《通鉴》的编纂依然体现出与《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同样的倾向。有人主张历史并非案牍和文书的排比，应当以某种象征性的观念作为主干，《通鉴》和《新唐书》就颇能体现这样的倾向。毋庸讳言，《通鉴》在这一点上往往会导致失误。例如，《通鉴》在记述汉成帝诏命赵飞燕姊妹入宫而对其加以宠爱的时候，写道宫中有披衣博士淖方成，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此说出自《飞燕外传》，是六朝时代的小说……采录这一说法，就可以说是一个失误。不管怎么说，在实录和案牍之类的表面材料之外，试图通过野史小说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内在生活，这是《通鉴》和《新唐书》共同的著述追求。

清人赵翼撰《廿二史札记》，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由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同时人钱大昕赞誉赵翼此语，称“此论古特识，颜师古以来未有能见及此者矣”，不知所说“颜师古以来”是否暗含有司马光修《通鉴》时大量援据“稗乘脞说”的做法。读到司马光上述论述，尚可清楚知悉，以纯客观的学术眼光来看，《通鉴》援用杂史小说之诸多失当，并非吴缜所说未加精择的问题，而恰恰是司马氏自以为“高明”地加以“鉴择”的结果，即为体现其政治期望而刻意为之，实可谓“别出心裁”。过去高敏曾经撰文指出，司马光在记述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时，就是刻意择取唐代初年人杜宝所撰稗史《大业杂记》当中一些颇为片面的说法，而对《隋书·炀帝纪》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正确记载视而不见，从而达到全面贬抑隋炀帝的目的。

司马光本人对《赵飞燕外传》和《汉武故事》这样的小说故事“语多妄诞”并非缺乏了解，那么，他又为什么还要将其写入《通鉴》呢?这只能是如“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所示，编录旧史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用来惊醒当政者，以期有资于世道人心。所谓“女祸”是宫廷政治中最容易发生、而帝王需要时刻警惕的严重危险，“祸水灭火”之说，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存亡，触目惊心，亦生动异常，从而才被司马光用它非常自得的“高明”手法，强行采入书中。至于汉武帝之是否“罪己悔过”，亦关系到根本国策的正误是非，特别是与宋朝的政治现实具有密切关系，同样也是需要费心处理的重要问题。

昔胡三省注《通鉴》，已经指出司马光针对唐代李德裕和李宗闵的党争问题而生发的有关“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的议论，乃是针对当时党派斗争的现实，“为熙(熙宁)、丰(元丰)发也”。实际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体现其现实政见的形式，并不仅限于直抒己见的史论，而如同其贯穿全书的基本手法一样，更多地是把他的施政主张，寄寓于史事的记述之中，亦即所谓陈古证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