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个人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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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在这个广袤大陆上,没有人是自成一体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都需要努力找到人际交往中的平衡点。因为每一个人都与彼此有关。我认为,我们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先是由习主席提出来的。它意味着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在一开始似乎是奇怪的,毕竟古往今来,战争不计其数,人类怎么可能有同种命运,阵营早已被国界划分好,但今年疫情出来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明智又伟大的决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早已联为一体,科技的发展更让交流变得密切。正因如此,疫情一出,火速遍及全球,在面对共同的敌人——病毒——的情况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谓非明智之举。
人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可能。无论是对个人,对集体,还是对国家,冥冥中总有一种联系让人无法单独割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想必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以先国家之忧而后私仇也。”蔺相如把国家利益看的比自己荣辱还要重,是因为他明白他与国家无可分割,他是社会的一部分。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世界上存在一种力,叫作相互作用力,这是牛顿发现的。相互作用力的定义便是作用在两个物体上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力。通俗来讲,你打人一拳,实际上你也被对方用同样的力还击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因为它告诉我们,伤害与被伤害,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这也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种可能。二十世纪末,苏联与美国进行核竞赛,所有国家都捏了把冷汗,因为他们知道,在科技无法找到另一个宜居星球前,地球是唯一家园,所有人类的命运是相同的。如果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问题将不再是一种担忧。
身为学生的我们,需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出一份力。我们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外国友人。当然,更重要的是高效利用社会资源,日后能为国家效力。可以预见,若我们达成这一成就,这将是名垂千古的壮举。
让我们一起加盟于这项伟大事业吧!
〔摘要〕 从文化层面看,文化冲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的严峻挑战,文化交流则是文化冲突的破解之策。“和”文化为构建人类命運共同体贡献出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尊重文化差异、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文化融合。目前,应通过促进文化交流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完善文化交流的制度安排、培育文化交流的活动载体等途径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包括政治、安全、文化、经贸、环境五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1 〕,为我们看待新时期的文化差异、应对文明冲突提供了思想指导和行动方略。
一、文化冲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挑战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大愿望。但是,全球化发展也带来了全球层面文化冲突的加剧,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重大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逆全球化、规则的碎片化和民粹主义倾向等思潮正在席卷西方社会,英国公投“脱欧”、恐怖主义肆虐、极右势力壮大等“黑天鹅事件”频发,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总体性危机,严重威胁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文化冲突的影子。卡尔·波兰尼认为,政治和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文化之中的,这里的社会文化包括宗教、道德、友谊、家庭、习俗等 〔2 〕。实际上社会灾难主要是文化现象,不是可以依照收入数字或人口统计量度量的经济现象 〔3 〕167。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预言未来最危险的文明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因为文明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根植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他进一步解释道,按社会阶级、阶层、贫富等划分的集团冲突已经不是社会中最大的冲突,由不同的文化所划分和构成的实体与人民之间的冲突才是最危险的冲突 〔3 〕6-7。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精神特质,具有动态性,但是文化的内核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文化之间的差异很难被改变,也不容易妥协与解决。文化冲突发生在两种文化的相遇和碰撞之下,一般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产生的。文化冲突需要不同民族、种族、宗教的人们存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人们必须对“你是哪种人”这样的问题作出认真回答,这种由文化冲突产生的“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关系所“引起的冲突往往最持久、最暴虐” 〔4 〕。显然亨廷顿是站在美国和西方的立场,从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对立的角度探讨文明冲突,但是,除却阶级立场不谈,在大的文明背景下,文化与文化的接触和互动中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异质性,甚至会引发文化对立和文化冲突,必然会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文化交流:文化冲突的破解之策
不同文化之间缺乏交流,就会产生隔阂,必然会影响文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往来,只有增进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才能形成文化认同,化解文化矛盾。即在文化差异存在的前提下,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积极进行交流和互动,寻找彼此之间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以增进彼此的文化认同,才能真正化解文化冲突,构建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多次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层面的关键词,即必须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从而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如果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中国方案,那么文化交流就是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挑战的重要思路。
从历史角度看,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西汉张骞“凿通”西域后,汉朝多次遣使出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中亚和西亚国家,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了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繁荣盛况:“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远方的塞种人、大月氏人、希腊人、波斯人、印度人、马其顿人将西域的音乐、舞蹈、杂技、胡服、胡床、胡饭等艺术、语言、农牧土特产、生活习俗传入中原,中原的丝绸、漆器、铁器和冶铁、穿井、开渠等先进技术传入西域各国,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唐朝时,中外文化交流达到鼎盛时期。中亚各族百姓大量移居内地,长安成为各族人民聚居往来的国际大都市,这些侨民学习唐朝文化,逐步融入唐朝社会,成为华化“藩胡”,同时他们还将本身的文化包括艺术风格、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引入中原,使之成为唐朝文化的一部分。除中亚和西亚外,唐朝还与阿拉伯、拜占庭、南亚、非洲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友好往来,印度乐舞、波斯服饰、西胡饮食、西域美酒乃至绘画、娱乐、民俗等都成为长安和洛阳的流行风尚,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宋元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和人员流动非常频繁。大量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到中国经商、传教、定居甚至担任官吏。宋朝的航海技术已经十分先进,中国帆船远涉印度洋,到达印度、阿拉伯南部和伊斯兰世界,进行频繁的海上贸易活动,中国的丝帛、瓷器由海上“瓷器之路”远销东南亚、印度、西亚和东非地区。“四大文明”的西传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新航路的开辟,对西方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明朝前期,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展示大国国威,发展海上贸易,采取怀柔政策,中国宝船将丝绸、瓷器、香料、铁器大量运往各国,非洲、阿拉伯半岛、南亚等地的香料、珍宝、药品、五金、布类、动物和生活用品也运往中国,大大加强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明朝中后期至清朝时期,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日渐式微。然而,伴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罗马教廷派出大批传教士来华,其中利玛窦、汤若望就是典型代表,他们传播天主教义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包括天文、物理、数学、建筑、军事、医药学等。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中外文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可以说,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对外文化交流史,对今天构建以文化交流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从现实角度看,人类社会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文化,这些文化并无优劣之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全人类作为一个有机整體,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分割、不能舍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尊重“他者”的文化,不以先进文化自居,加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促进,而不应该排斥、孤立甚至取代其他文化。世界因多样而美好,文化因交流而进步。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经历长期的历史条件逐渐形成并动态发展的,对外来文化和其他文化,应主动吸收其精华,为我所用,促进文化交流互鉴乃至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应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两件大事,“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终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就是要以文化交流为抓手,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使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应对矛盾、风险和挑战。
三、“和”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西方主流文化将共同体看作一个封闭的实体,认为共同体的意识是通过向内强化完成的,并通过与他国矛盾构建来强化本国的认同。在这样的思路下,西方社会主张“文明冲突论”和文化二元论,强调非此即彼,主张主客二分、以自我为中心的哲学宇宙观。从这个角度出发,必然造成文化矛盾,乃至文化对立和文化冲突,如何走出零和博弈的囚徒困境,东方智慧或许能够为我们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挑战贡献力量。
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根深蒂固的和合文化与天下主义的传统,强调“和而不同”、多元包容、谦虚礼让的思维特质和处事方式。费孝通将我国这种传统社会文化称之为“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生成的社会关系,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似这个差序格局构成的无数个同心圆,具有开放而非封闭、多元而非单一、模糊而非绝对的文化特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人由内及外、逐层外推的文化特征,例如“修身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上,中国在长期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形成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和谐共生、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多元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原地区后,与本土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儒道释“三教合流”的趋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和天下主义,强调多样性和谐的观念,可以为国际关系的处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具有共通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增进文化的交流而非冲突、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斗争,坚持尊重差异、多元包容、公正合理的原则。
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到21世纪的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光辉而灿烂的文化,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文化交流史。当今世界存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个民族,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存在着千差万别,也正是如此,才使世界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形态,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提供了基础与条件。因此,在文化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坚持沟通交流、包容互鉴,建设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世界。这就需要做到:一是尊重文化差异。世界因多样而美好,文化因差异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化本身的特质决定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唯有尊重文化差异,允许文化差异,才能在文化共生中求同存异,走出零和博弈困境。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化的差异性及其价值,他说“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方式、语言、音乐、服饰乃至饮食不可能千篇一律、整齐划一,文化的差异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二是增进文化认同。“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 〔5 〕。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不存在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之分。文化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要求各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真正实现文化认同。要实现文化认同,就不能实行强制性文化输出,而要进行非强制性文化影响,可以借助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三是促进文化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包容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所在,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讲道,“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 〔6 〕。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和文化二元论,将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人为对立起来,极易激化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尊重各种文化,加强文化之间的对话而非对抗,互学互鉴,兼收并蓄,唯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文化交流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要让各国文化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切实增强世界各国人民的参与度和认同感,我国可以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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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防控;公共卫生治理;全球化
人类历史也是与疫病抗争的历史。远的不说,单从进入21世纪至今的20年来看,人类已先后经历了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9年的甲型流感(h1n1)、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ebola)等传染疾病的威胁。2019年末到2020年初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其扩散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实属罕见。从当前这一疫情在世界各地暴发的情况来看,其威胁是全球性的。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交往国际化和交通便捷化的今天,人类社会更是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国家和地区分立的世界,越来越走向一体化,在发展的道路上,越来越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从此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全球扩散及其防治的角度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议程已迫在眉睫。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由地域史、民族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而形成的,是由社会化的大生产方式决定的,并且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鐵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2]在5g时代已经到来的今天,信息联系仅仅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如今,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更加深入和更加广泛,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同样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更加频繁和更加紧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带来了巨大发展,百年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成就远远超过千年封建社会,它打破了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隔绝与孤立,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发展使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在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人流、物流、资金流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转换,社会产品通过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将世界各国连成一个整体,使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在利益上变得日益不可分割。与此同时,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信息化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威胁与新的挑战。在新威胁与新挑战面前,人与自然、人与疫病的对抗也越来越变得更加频繁,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必须要携手合作,积极应对,共同构建起保护人类命运的屏障。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今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加深,气候变化、贸易规则、全球治理、文明冲突等世界性议题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正蓬勃发展,积聚的产业变革力量正在催生大量新产业与新业态,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也将步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智能时代”。智能时代所拥有的大数据和区块链代表了一种从技术权威垄断到去中心化的转变。因此,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当今的权威是“共识”而非“强权”。正是在这样的世界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深邃的世界历史眼光,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交往向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他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3]在马克思看来,人走向成熟和得到解放的标志不是相互之间的分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其中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鲜明的价值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文化的相互交流,人们在国际间的各种交流交往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扩大,很少有国家能够全产业链生产人类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人们必然会走向国际市场,寻求相互之间的合作,最终导致每个国家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愈演愈烈,政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都在不断促使各国各类人才在全世界大规模流动;网络技术已经把各国紧紧捆绑在一起,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生活在同一网络下,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网络的影响下越来越相似,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密切。人类跨越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种族的界限同属一个利益攸关的生命共同体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4]。
二、疫病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呼唤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病毒引起的疫情自古以来与人类相伴
(二)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疫情在世界范围快速传播
仅就经济层面来说,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各个国家之间因自由贸易、文化旅游等交流交往深度融入,形成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的发展态势,成为了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8]。在公共卫生方面,一个在一国感染病毒的人可以在几小时内传给万里之外的其他人。习近平主席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9]因此,人类应该正确认识和运用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看待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的现实,一同努力去战胜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来,先后有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伊朗等国家新冠肺炎确诊感染人数呈现暴发式增长,疫病在全球传播已经形成。
(三)疫病全球化促使国际卫生安全形成一个整体
(一)“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宇宙只有一個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
习近平主席指出:“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13]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全球风险级别先后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并作出了“世界大流行”的判断,这表明疫情严重程度提升,抗疫难度升级,世界亟需对此警示信号作出“紧急而积极的行动”,从而有效遏制病毒的全球传播。早在2015年,比尔·盖茨曾说:“未来的数十年里,能够杀死上千万人的并非是自然灾害,也不是人类恐惧的核战争,像大地震、火山暴发、小行星撞地球等这些发生概率是很低的。当今最大的恐惧是高度的传染病毒。”[14]比尔·盖茨的这一说法正被当前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在全球肆虐所验证。面对如此严峻的疫情形势,各国之间需要互通有无,借鉴彼此,就疫情防治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交流合作,以开放心态增强人类整体“免疫力”。在中国抗疫初期,很多国家和组织向我们及时提供医用物资等援助,以多种方式对我国抗击疫情提供支持。习近平主席在给援助我国抗疫的比尔·盖茨先生回信中,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坚决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努力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的信心和决心。随着国内疫情形势的好转,以及国外疫情形势的恶化,中国向世界伸出了援助之手。对“风月同天”的日本、韩国,为他们提供口罩、防护服和检测盒;对“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在提供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援助的同时,还提供中国的抗疫经验和方案。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面临医疗物资和设备短缺的困难时刻,我国政府派遣的专家组带着大量医疗物资飞抵罗马。
习近平主席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15]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它既是个人财富、家庭财富,也是社会财富、国家财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终归宿是让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幸福安康,远离疾病困扰,在疫情面前能够从容面对。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让本国的人民远离疫情侵袭,任何人都有责任与全社会共同战胜疫情,为民众健康创造条件。在瑞士联邦大厦穹顶上,用拉丁文刻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铭文,时刻在昭示着人类应当同呼吸共命运。我国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为本次疫情设立了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截至2月底已投入6.88亿元用于海内外医疗物资采购。向日本、韩国、伊朗捐赠100万个口罩,为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捐赠180万个口罩和10万份检测试剂。向美国捐赠50万套新冠病毒检测设备以及100万个口罩。1989年国际医药巨头美国默沙东公司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他们研发的世界先进的乙肝疫苗生产专利全部转让给了我国。当时全国有1.5亿人感染乙肝病毒,成为第二大致死疾病。全国每年出生的2000万婴儿时刻面临着这一病毒的威胁。然而,当时注射这一疫苗的价格是100美元,对大部分中国家庭来说显得有些昂贵。“时间如此紧迫,我想保护孩子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16]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一缺乏商业逻辑的决定,在时任公司总裁罗伊·瓦杰洛斯看来“虽然无利可图,但它有望拯救的生命数量超过了默沙东曾经做过的任何事。50年后,中国将根除乙肝”[16]。对于一家公司来说,追求最大利润是他们的本能,然而面对造福人类的病毒疫苗,他们却放弃巨额利润为人类提供健康,这体现的是一种责任与担当,也正是这样的责任与担当,让这家公司受到了世人的尊重。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储备了多少黄金外汇,更不是拥有多少土地和资源,而是人民的健康、人民的生命,因为只有人民的健康与生命才是国家和社会总的最根本的利益、最根本的财富。
四、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当前全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也多次呼吁世界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世界是一个大家庭,在疫情防治方面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越是病毒肆虐,越必须增加有效的国际合作,真正构建起一个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思想统一,才能采取共同行动。在抗击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病毒时,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国体政体,都必须把人类命运安危放在首位,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同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战胜疫情,这既是对本国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尽责。首先,必须要强化共同防控理念,面对疫情的全球扩散,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袖手旁观,漠然处之,要在防控病毒传播渠道、追踪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相互之间沟通信息等方面加强合作。其次,必须强化共同应对理念,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在我国武汉地区暴发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危放在第一位,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上下一致,军民同心,遏制住了疫情发展,为世界抗击疫情争取了宝贵时间窗口。世卫组织指出:“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下降显著地保护了国际安全,构建起了防止疾病国际传播的第一道防线。”[10]26只有全世界共同积极应对疫情,才能让中国和中国人民为遏制疫情暴发付出的巨大生命和物质代价具有世界价值。第三,必须强化共同互助理念,病毒没有国界,病毒也不分种族与肤色,战胜疫情需要世界各国团结互助,协同努力,充分认识到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需要各个国家团结起来,要杜绝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认识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属于世界性的自然灾害,在灾难面前,全人类都应该互相帮助。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疫情作斗争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常态。“要完善同有关国家的防控策略协调机制,加强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推动联合科研攻关。”[17]38只有国际社会精诚合作、共克时艰,分享知识和经验,携手应对挑战,才能夺取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才能共同建立更美好的未来,在万物互联、科技发达的今天,开展合作更是人类战胜疫情的关键。首先,需要强化科技攻关合作,在面对无孔不入的这一人类共同敌人,看清病毒的“样子”,找到治毒的“方子”,走对防毒的“路子”,加强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在基因测序、药物筛选、疫苗研发、卫生防疫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加快科研攻关。其次,需要强化信息交流合作,在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前,只有做到信息共享,开展形式多样的“战疫”合作,才能有效构建世界性的防疫网络。在全球响起疫情警报之时,先暴发疫情的国家防控经验和病例诊疗方案等信息会显得尤为珍贵,能够为全球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少走弯路提供巨大帮助。因此,要通过网络视频、网络会议、网络论坛等开展远程信息交流,提供诊疗服务。“世界各國都迫切需要了解和利用中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方面的经验,充分认识到其为全球应对行动带来的实际贡献。”[10]27再次,需要强化生产互助合作,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日常生活用品、防疫医疗用品、原料药等物资的供应紧张,各国之间需要积极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向疫情严重地区派出医疗专家组,共同携手应对疫情。
卫生健康是全社会的公共产品,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全球蔓延必然使世界各个国家在卫生安全领域产生了利益上的“共性”,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性的疫情防控不仅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且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性工作,是需要各方配合、互相支持的总体战争。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考察组在对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加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的建议中就指出:“各国之间真正的团结与合作对于解决新冠肺炎的共同威胁至关重要。”[10]34因此,要寻求世界卫生健康发展之道,造福人类社会。首先,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要把追求人类健康作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其次,要构建共同的疫病认知价值体系,要认识到高度传染性等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从人类已经发生的疫病的历史中寻找规律,做到早发现早防控,把疫病传播消灭在萌芽状态,共同维护人类健康。再次,要构建共同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要认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一国管制其公共卫生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要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历史上发生的病毒疫情一再表明,简单把公共卫生划分为国内或国际的做法已经成为过去,所有因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最终都会演变成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强化疫情防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有国家都应加强合作、共同响应。
五、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关键时期,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出现,必将深刻改变世界并写入人类历史,同时也必将使世界所面临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等问题越发突出,给中国和全球未来发展带来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评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因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行为而受到挑战,如何在当前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抓住机遇并广泛与国际社会合作,体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与担当,为暴发疫情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对于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意义重大,对于构建合作共赢、命运共担的新型国际关系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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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陆 昱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环境公正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7hq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义良,男,博士,江苏海洋大学法律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社会发展。
相关热词搜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思想是着眼于全人类发展与世界未来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一向是负责任的大国,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错综复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蔓延的背景下,中国能够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和解决方案是具有建设性和重要意义的。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与灾难都可能影响周边国家,没有哪个国家能置身度外。因此,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显得尤为重要。世界各国要一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发展是实现世界稳定的基石,各国之间要通过文明交流,实现互利合作,而不是企图依靠强权政治实现本国繁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主要在于:一、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三、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四、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五、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深刻内涵是建立在以建设好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之上,各国之间持续对话协商、相互尊重、同舟共济,为实现一个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而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且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理论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的道路。中国一直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遗余力地推动共同发展,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提供新的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体现着中国的大国风范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远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不断发展,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是实现人类和平发展的美好目标。当然,现实情况总是复杂困难的,还需要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一起克服艰难险阻,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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