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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韩国影响篇一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

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

太宰问子贡说：“你老师是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啊?”

子贡说：“这本来就是老天要使他成为圣人，就又使他多才多艺啊。”

每个人内心都有痛处，对于别人的盛赞，孔子是感伤的。因为自己少时贫贱，为了谋生活，所以学会了很多技能手艺，而真正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人是不会这么多技艺的。

孔子有哪些本事呢?

他的第一个本事是懂音乐，而且歌唱得很不错。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

孔子是一个可爱的性情中人，别人唱歌唱到高潮部分，他就跟别人一起唱。孔子还喜欢作音乐评论，他认为《韶》乐是尽善尽美的，《武》乐只是尽美，而不尽善。“尽善尽美”这个成语就来自孔子对音乐的评价。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孔老夫子认为，《韶》乐是上古舜帝时的音乐，中和醇厚，不仅美妙，而且其中蕴含的道德圆满。《武》乐也很美妙，但周朝毕竟是以武力推翻商纣，道德上不够完满。孔子对《韶》乐的推崇还在于《韶》乐令他如醉如痴。孔子是个超级音乐迷，他说自己在齐国听到《韶》乐后，三个月都品尝不出肉的味道，并赞叹：没想到《韶》乐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啊!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我们无法给孔子的唱歌水平进行当时社会排名，但可以确定的是孔子非常爱好音乐，非常懂音乐，非常迷音乐，竟然听到一种音乐感受到美，痴迷到三个月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的程度。

他的第二个本事是擅长驾驶马车和射箭。孔子最擅长什么呢?这个不好说，根据《论语》来推断，应该是驾驶马车。

《论语·子罕》记载：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

达巷党人说：真伟大啊，孔子!学问广博到不能用一技之长来称赞他的地步。

孔子听到这话后，对他的学生们说：我该专心于哪一项技艺呢?是驾驶马车呢?还是射箭呢?我想还是驾驶马车吧。

我们从这段记述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孔夫子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弱书生，起码孔子驾驶马车和射箭这两项技艺还是比较强的，而且驾驶马车应该比射箭好。孔子遗传了他父亲高大威猛的伟岸体魄，其实也遗传了他武士家族的一系列本事。周游列国，当时交通条件不好，路上会遇到容易翻车的危险，孔子有时候应该是自己亲自驾车的。

他的第三个本事是擅长当管理人员。在孔子二十岁时，他的贵族身份获得统治阶层的承认，于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而且孔子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孔子开始是做的什么官呢?《史记·孔子世家》里讲：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小时候家里很穷，而且地位低下。成年后，当过季氏家的仓库管理员，大概是他第一份工作，他把账务出纳做得很好。后又被提拔做过牲口管理员，牲口繁衍得很好，牛马长得很壮实。贱，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品差，当时是指地位低下。孔子虽然被认可为贵族了，却是最低级别的贵族——士。所以，孔子开始做的工作也是很卑微的，应该说孔子是从基层、底层干起来的。年轻人刚进入社会时，应该学学青年孔子的精神。不要老想着自己的职位太低，而是要想着如何把工作做好。这样，升职的机会反而会不期而遇。

尤其难得的是，孔子干着低下的工作，却从来没有放弃学习。贫贱让孔子必须去从事一些低下的工作，好学又保证了孔子能很好地完成工作，变得多才多艺。孔子的唱歌、驾驶马车、射箭等才艺都是通过勤奋好学掌握的。

修德讲学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孔子说：道德不进行修养，学问不进行讲习，听到符合道义的事情不能去做，自己不善的行为不能去改正，是我心中的忧虑啊!现在，很多人天天忧心的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大富大贵，孔子当年忧心的是道德和学问。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孔子创办私学的是为了修德讲学，教化民风，导人成才。

在孔子之前，学校是由官府办的，国家开办官学，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学习。这些贵族学习的也主要是治国理政之道，因为他们将来是要继承父亲官位。

孔子开创了私学的传统，孔子办的私学是中国最早的民办教育机构之一。其实在孔子时代，开办私学的并不只是孔子一家，还有其他人也在同时期开办私学，但他们基本都不成功，留下很大的影响的人很少。而孔子的私学是很成功的，孔子才是私学之祖。

邓析就是当时自办私学没有成功的典型。邓析是郑国人，也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开办的私学是培养一种专业人才——教人打官司，就相当于当今社会的律师学校。其实，邓析被称为最早的律师，是战国名家的鼻祖，著名的讼师。邓析的私学在当时还是很有名的，《吕氏春秋·离谓》里记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吕氏春秋·离谓》)

子产是郑国的名相。他道德高尚，治国智慧也很高超。子产治理郑国，邓析不服，极力刁难他，处处要显示出自己比子产高一筹。邓析的具体做法就是教人打官司，寻找法律的漏洞，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聪明，也是混碗饭吃。他知道，子产是有德名相，向来以理服人，不会对自己动粗。抓住了这一点，邓析做事就更是肆无忌惮。邓析教人打官司的收费标准是：学习打大官司要送一件上衣，学打小官司要送一件短衣裤。因为邓析的名气，为学打官司而献上上衣、短裤的人不计其数。邓析办学一度是很成功的。现有的文献记载，也只是说孔子弟子三千，邓析的学生可能超过孔子。

我们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邓析是两家通吃。邓析的目的是赚钱，并不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如果社会没有什么矛盾了，邓析及其学生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邓析这么做的后果可想而知：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吕氏春秋·离谓》)

郑国大乱，民怨沸腾。一个是非观不明确的社会，人们就不知怎么办才好了。子产终于下了狠手，把邓析杀了，并戮尸示众。邓析一死，邓析的私学也就偃旗息鼓了。邓析才华出众，子产当官厚道，我们知道孔子对子产的德行是很推崇的。然而，厚道的子产杀邓析，是因为邓析扰乱社会，当然他办私学方向也出了问题。

孔门私学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办学的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引导学生做仁人君子，使民风更为醇厚，同时给各国政府提供治理国家的咨询。这也是孔子走到哪个国家，尽管没有受到重用，但都受到很高礼遇的重要原因。孔门私学重要的贡献是使平民有了进入贵族统治阶层的机会，打破了当时社会出身定终生的宿命，开启了人才向上流通的通道。人们可以在孔门看见向上走的希望，接受道德的洗礼，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孔门兴盛的秘密，也是教育的真谛。

孔子在韩国影响篇二

韩国政党政治长期呈现进步、保守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自1987年韩国民主化以来，卢泰愚、金泳三、李明博、朴槿惠一脉属于保守阵营，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一脉属于进步阵营;保守阵营的政治根据地是庆尚南北道和大邱所在的岭南地区，进步阵营的票仓是全罗南北道和光州所在的湖南地区。韩国国会是政党竞争的主要舞台，共300个席位，议员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选举实行小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方式，其中253席通过小选区简单多数制选出，47席比例代表以各政党得票率分配。选民选举时把一票投给所在选区的议员候选人，把另一票投给支持的政党。韩国国内虽党派林立，但能进入国会的政党并不多。自2000年第16届国会开始，国会长期由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的两大主要政党把持，前两大政党的国会议席数远超过其他政党，政党政治呈现较为典型的两大党格局。此次国会议员选举巩固了两大党格局，同时也给韩国政党政治带来了一些新变化。

一是执政党地位得到强化，成为“超级执政党”。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选举结果，在253个小选区直接选举的议席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获得163席，第一大在野党未来统合党获得84席，无党派候选人获得5席，正义党获得1席;在47个比例代表议席中，共同市民党获得17席，未来韩国党获得19席，正义党等其他小党总共只获得11席。[1]执政党一党席位过半，与共同市民党组成的进步联盟占国会议席的60%，这是韩国民主化以来进步阵营获得议席最多的一次，与保守阵营的议席差距也达到了历史之最。2008年第18届国会议员选举时保守阵营曾占据明显优势，时隔12年，政治力量格局完全颠倒，当前国会俨然成为进步阵营的主场。不仅如此，进步阵营在2016年国会议员选举、2017年总统选举、2018年地方选举、2020年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四连胜”，这种连胜势头对保守阵营的冲击相当震撼。韩国政党政治已经转向由进步阵营主导。

在此次国会议员选举中，新冠肺炎疫情、党内团结程度、选举制度改革等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得益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应对、党内团结、选举人年龄下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大获全胜，形成“超级执政党”;由于无视政府抗疫成绩而执意于“审判现政权”，党内四分五裂且在年轻选民中支持率太低，第一大在野党未来统合党在此次选举中遭到重创。

在具体应对疫情过程中，在野党表现不佳、大本营成为疫情重灾区以及其与新天地教会的潜在关系等，都对其选举产生了不利影响。如疫情暴发后，首尔市政府发布禁令，禁止在光华门等地举行集会，但支持保守阵营的势力我行我素，执意举行大规模集会，加剧了群体性感染风险，引起民众不满。疫情在大邱暴发后，因为在野党的掣肘和新天地教会的不配合，导致文在寅政府一些强力措施无法及时实行，区域内出现大规模聚集性感染并向全国蔓延。处于疫情和舆情旋涡中的新天地教会与保守势力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潜在的关系。韩国新天地教会会长李万熙向国民下跪道歉时，竟露出刻着朴槿惠姓名的纪念金表，引发舆论极大关注。尽管在野党力图撇清关系，但仍在选民中留下了负面印象，降低了选民对保守阵营的评价。

此外，疫情对选举的影响还体现在危急时刻的高投票率和选民对现政府的依赖上。此次选举投票率创下了1992年以来国会议员选举的新高，达到了66.2%。[8]高投票率表明选民对选举的重视，危急时刻选民希望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立场，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发展方向。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数据， 2000—2020年韩国共举行过6届国会议员选举，投票率分别是57.2%（第16届）、60.6%（第17届）、46.1%（第18届）、54.2%（第19届）、58.0%（第20届）和66.2%（第21届）。分析相关的选举结果可以发现，在高投票率的三届选举中，都是进步阵营政党获胜，且投票率越高，进步阵营政党胜出的席位数越多;在低投票率的三届选举中，都是保守阵营政党获胜，且投票率越低，保守阵营政党胜出的席位数越多。[9]选民投票还有一种倾向，即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时，无论国内原有政治斗爭如何，国家领导人和执政党的支持率通常会明显攀升，政治学中将之称为“聚旗效应”，这在此次韩国国会议员选举中也有所体现。

二是党内团结程度直接影响政党竞选合力。韩国政党政治研究的资深学者沈之渊教授曾指出，因为分裂而陷入危机，为摆脱危机又不得不采取统合，这是光复以来韩国政党政治持续呈现的结构性特点。[10]但过去4年，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保持了党内基本团结稳定，没有出现分崩离析的状态。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以京畿道知事李在明、首尔市市长朴元淳为代表的执政党人士主政一方，齐心协力应对疫情。此次国会议员选举中，执政党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团结，没有传出因比例代表名单、各小选区的政党候选人提名而陷入纷争的信息。

2020年4月15日，韩国举行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及其“卫星政党”共同市民党共夺得180个议席，取得压倒性胜利。图为工作人员在韩国首尔一处计票站整理选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保守阵营在过去4年里分分合合、人心涣散，未能形成团结有力的政治力量。朴槿惠时期保守政党新国家党党内出现“亲朴派”与“非朴派”，不团结现象较为严重。自2016年朴槿惠亲信干政丑闻爆出后，新国家党支持率一落千丈，赞成弹劾总统的党内中坚力量出走。新国家党更名自救，新名号为“自由韩国党”，被指刻意与朴槿惠撇清关系。尽管如此，自由韩国党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依旧惨败。此后保守阵营也经历了多次分裂。为了备战此次国会议员选举，保守势力重新集结。2020年2月，自由韩国党、新保守党、未来前进4.0等组成未来统合党。保守势力虽然搭建起了选举班底，但人心不齐，在候选人公荐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争斗传闻。保守阵营的核心人物黄教安败选后坦言，“未来统合党克服了分裂和反目，历经艰辛终于实现了统合，但是缺乏相互进行化学结合的时间”。[11]保守派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没有推出有影响的新政治人物和吸引选民的理念与政纲，没有给出选民选择保守派的充分理由。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现已实现“三大权力在握”：2017年大选掌握国家行政权，2018年地方选举掌握地方行政权，2020年国会议员选举掌握立法权。这无疑将巩固进步阵营在韩国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一般情况下，政府在后半任期的执行力会有所下降，末期甚至会陷入“跛脚鸭”状态，但此次选举结果不仅强化了文在寅政府的执行力，助其在检察机构改革、推行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新政”等方面获得主动权，而且有助于执政党在2022的总统选举中占得先机。

一是本次国会议员选举再次固化了韩国政党政治由两大党主导的格局。尽管选举制度改革旨在扩大小党的生存空间，但在实践中却被两大党以“卫星政党”的方式所破解。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制度多次调整，但在大的民主框架、小选区加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以及本土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韩国政党结构的自然发展趋势是两大党主导，其他小党趋于弱势的政党格局。[14]徒有虚名的“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有没有必要延续，可能会成为未来国会议员选举制度改革的重要议题。“超级执政党”的形成、两大党主导格局的强化也预示着制衡力量的减弱，小党在未来仍会有发展空间，但不会重要到与两大党相提并论的地步，力求更充分反映民意的政治改革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在寅政府上任以来，强调外交自主性，重视改善韩朝关系、韩中关系。然而受制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響，文在寅政府推行的“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新北方政策”等构想都陷入等待观望的困境。此次执政党大获全胜，增加了文在寅政府的底气，其自主性会进一步增强，保守阵营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影响力将出现下降。

从韩朝关系来看，受制于韩美同盟与国内政治，文在寅政府执政上半期虽缓和了韩朝关系，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选举之后，预计韩国政府将会在对朝关系方面更加积极，特别是在推动联合国缓解对朝制裁、推动制裁范围之外的散客赴朝观光旅游、南北铁路连接、防疫合作等方面会有所行动。不仅如此，文在寅政府还将在国会推动《统一经济特区法》《韩朝交流合作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为南北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减小南北关系左右摇摆的幅度。

从韩美关系来看，此次国会议员选举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韩国国民对美国有了新的认识，亲美的保守势力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韩美同盟中相对弱小的韩国表现优异，甚至有能力在医疗物资、病毒检测等方面对美进行支援。而美国在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问题谈判中的“狮子大开口”，让韩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更大程度上是借韩国实现其自身的全球战略目的。因此，主张自主的进步阵营受到更多选民的青睐。随着韩国国家实力的增长，进步政府倡导的自主国防将提上议事日程，尽管是相对自主，但未来韩美同盟如发生某种调整也并无意外。

从对华关系来看，选举结果有助于文在寅政府继续推动与中国的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对外向型的韩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韩国在疫情应对过程中一直尽可能避免切断与外部的经济联系。在疫情之初，文在寅政府顶住压力，没有采取禁止中国人入境的简单粗暴举措，而是限制区域、加强入境检测，并大力援助中国各种医疗物资。在中国疫情稳定、韩国疫情暴发之际，中国也积极回援韩国，中韩两国还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两国政治互信和民间情谊有所加深。此次选举结果确认了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支持。囿于国内狭小市场空间和强大生产力之间的失衡，未来韩国仍将不得不延续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文在寅政府强力倡导的“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等经济合作计划中，也都有涉及中国的要素。在此背景下，中韩之间开展更深入广泛的双边和区域多边合作，具备了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多的可能性。

从国际影响力来看，韩国政府抗疫表现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能够在疫情中稳妥举行选举也得到广泛关注和赞誉。选举前，文在寅总统曾表示，如果我们在举行全国范围投票选举的过程中，仍能守护好现阶段的防疫成果，将意味着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社会运转和日常生活，从而给国际社会带去希望。[16]选举结束后，韩国单日新增病例维持在10例左右，疫情形势向好，逐步进入“生活防疫阶段”，韩国的国际形象也有所提升。

概言之，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是2020年韩国民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选民积极参与投票，表达了对执政党的支持、对在野党的不满。选举结果强化了两大党主导的政党格局，两大党组成事实上的“卫星政党”的做法使比例代表制度的改革流于形式，表明小党在国会很难获得较大的生存空间，相对均衡的多党制短期内难以出现。此次国会议员选举结果表明，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上半期的执政高度肯定，特别是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得到民众的广泛赞誉。未来两年，文在寅政府将会获得内政外交方面更大的主动权，执政党意图推行的政策将获得国会的大力支持，以亲美、反朝为特点的保守党的影响力会明显下降。

（责任编辑：魏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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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当选人统计》，http：///electioninfo/。

[2] 同[1]。

[3] 《李洛渊“地区主义复活责任沉重”，黄教安“国会议员选举惨败引咎辞职”》，https：///article/23755568。

[4]  “联动型比例代表制”，即根据某政党按照政党得票率应获席位数以及其在小选区选举中已获议席数进行联动调整，不足的席位用比例代表席位来补偿。如果小选区所获议席数等于或超过按照政党得票率应获议席数，那么该党无权参与30席比例代表的分配;如果小选区所获议席数少于按照政党得票率应获议席数，那么在100%的联动率下，少几个席位就补偿几个席位。此次选举采用50%联动率，即少几个席位就补偿这个数字的一半，然后再根据四舍五入等情况进行微调，各政党分配总席位数上限是30席，所以被称为“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一般情况下，大党的小选区议席往往超过按照政党得票率应获议席数，故无资格参与联动型比例代表议席的分配，而小党因获得的小选区议席数较少而可能得到补偿。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补偿有一定政党支持率、但是在小选区选举上获胜可能性较小的政党。然而，此次国会选举前，最大在野党和执政党先后有了事实上的“卫星政党”，两大党只推荐本党候选人角逐253个小选区议席，而其“卫星政党”只角逐47席比例代表。30个比例代表席位，原本应该主要由小党分配，但实际上23席都被两大党的“卫星政党”拿走。

[5] 《沈相奵“沒能让更多人当选十分抱歉”，泪流满面》，https：///article/23755821。

[6] 2020年1月20日，韩国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此后近一个月时间内疫情发展形势并不严峻。2月18日，大邱发现第31号病例，随后大邱、庆尚北道出现了围绕新天地教会和清道郡大南医院的疫情大规模暴发。2月29日，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909例的高峰。但韩国现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妥善应对，至4月14日选举前一日，韩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降至27例，疫情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参见韩国疾病管理本部网站：http：//;《朝野领导层，前去投票点，呼吁国民支持》，http：///news/article/all/20200410/100600242/1。

[7] 2月11—13日盖洛普公司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因支持政府而认为执政党候选人当选”的被调查者占43%，“为限制政府而认为在野党候选人当选”的被调查者占45%，“审判现政府”论略占优势。但在疫情被有效遏制的情况下，4月13—14日调查中两种意见的比例分别变为49%和39%，支持执政党的声音占据明显优势。参见韩国盖洛普民意调查，2020年4月第3周第397号统计，第13页，2020年4月。

[8] 《第20届与21届国会议员选举当选人统计》，http：///electioninfo/。

[9] 具体数据参见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http：///electioninfo/。

[11] 《黄教安惨败，引咎辞职》，http：///arti/politics/assembly/。

[12] 《满18岁选民绝对不会投的候选人是？》，http：///arti/politics/politics_general/。

[15] 《19位青瓦台出身人士当选国会议员，李明博时期的6倍》，https：///newsview/1z1idohphb。

[16] 《文总统“史上最高事前投票率”》，https：///news/politics/view/2020/04/388005/。

孔子在韩国影响篇三

纵观历史，朝鲜半岛不仅从中国引入了世俗音乐和宗教音乐，也引进了礼仪文化和戏剧文化。例如，赞美佛陀的梵呗( pǒmp’ae) 便是在统一的新罗时期( 668 - 918) 传入朝鲜半岛。高丽时期( 918 - 1392) 则见证了一种被称为傩礼( narye)的宫廷仪式( 字面上的意思为驱除邪恶的仪式)的传人。这种习俗一直持续到中国京剧( 朝鲜语称之为kyǒnggǔk) 传入朝鲜半岛的十九世纪末，盘索里的一个现代形式唱剧( ch’anggǔk) 可能就是受其影响而产生。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作为附属国常年向中国进贡。这种朝贡关系从三国时期( 公元前18 - 公元668) 持续到朝鲜王朝后期。

相比中国，韩国是一个小国，效仿着中国的文化和艺术。那时，中国被韩国人称作大国( taeguk) 。《三国史记》中记载， “新罗王国时期，韩国官员和普通百姓穿着中国服饰” ( 译自韩国chosǒn inminchuǔi inmin konghwaguk kwahagwǒn kojǒn yǒn’gusil，1959: 136) 。高丽时期，唐乐( tangak) 和宋代俗乐传入。从后来的资料中我们得知，唐乐被用于宫廷的各种祭祀仪式中，比如孔庙( kongjamyo) 和太庙( t’aemyo，为王朝创始者朝鲜太祖举行的仪式) 。引进中国乐器也是顺应中国文化的一部分。1114 年，高丽王朝睿宗皇帝( 1106 - 1122) 统治时期便从中国宋朝引进了许多乐器( 详见songbang - song，1980: 144 - 6; lee hye - gu [yihyegu]，1977: 42，以及keith pratt，1987: 65) 。一直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都从中国进口乐器。在孝宗李淏统治时期( 1649 - 1659 ) ，changagwǒn ( 皇宫音乐机构) 的许喜( hǒ hǔi)上报皇帝说，一些国家祭祀音乐中用到的乐器在16 世纪90 年代日军进犯时被摧毁。随后，小笙、大笙、排箫、十七管中型笙四件乐器就此引进( song pang - song，1980: 144 - 50) 。更重要的是，朝鲜半岛的木偶剧( kkoktugaksi)也源自中国( ch’oe sangsu，1961: 46) 。在高丽时期和朝鲜王朝时期( 1392 - 1910) 表演的sandaegǔk ( 傩戏) ，就被认为是由中国杂剧( yituhyǒn，1985: 135) 发展而来。后来，随着中国京剧对盘索里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种新的体裁唱剧在19 世纪末应运而生。

自10 世纪开始，口述传统在中国已有史料记载( stevens，1980: 258) 。早期盛行的说书人表演包括说与唱的结合，尽管当时唱词仍是讲故事的主要媒介。他们表演时，动作不大、肢体语言单一，不连贯( dolby，1976: 138) 。明代出现了更复杂的叙事歌曲。有时说书人在被抬高的台子上表演，更为普遍的是在村里晒谷物或一些背对小山或河岸的敞开式空间里表演。随着时间的推移，叙事歌曲变得更加戏剧化，到了清朝( 1636- 1912) 初期， “说书人轮流模拟故事的每个人物，使说书表演成为了演绎故事的单人戏剧”( hsu tao - ching，1985: 230) 。

中国说唱与盘索里有很多相同特点。首先，两者遵循同一种常见形式: 一个人扮演多个角色( 中文里说“一人多角”) ，说唱结合，以叙事为主，演唱为辅。其次，表演场地也非常一致。像说书一样，早期的盘索里表演也是在河边和集市的村院子里进行的。同样，盘索里由三个元素组成( ch’ang ，pallim，and aniri) ，即中国戏曲中的唱、演和白三要素。此外，这两种传统艺术观众的参与形式也非常相似。例如，当表演入木三分时，中国观众往往大声叫“好”，韩国人会说choch’i 或chot’a ( 好) !pak hwang 指出，“17 世纪两国交往频繁，明清时期的民间音乐得以传入朝鲜半岛” ( pak，1978:18) ，他的这一观点也支持了中国说唱传统可能影响了盘索里产生的说法。事实上，许多中国民俗文化品种似乎都被介绍到朝鲜半岛。如在朝鲜半岛民间十分常用的，意思是某人展示他/她的杂技技巧的习语“chaejurǔl purida”或“chaejurǔl p’iuda”就反映了这一点。一般情况下，chaeju 一词表示技巧，尤其是杂技技巧，该词很有可能就是源自中国杂剧( zaju) 。除了这两个词的发音相似，杂剧演员也会特别展示杂技，以飨观众。家喻户晓的中国小说《西游记》( 在韩国被称为sǒyugi) 在韩国也有众多读者。此外，一些盘索里作品，如simch’ǒngga ( 《沈清之歌》) andchǒkpyǒkka( 《赤壁之歌》) 都与中国历史或通俗小说相关。前者的第一句话就是“在宋代末年……”，而后者讲述的是中国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的故事。

现在我们将视线转到朝鲜王朝末期两国之间的商业活动，据信盘索里就产生于这一时期。17世纪中叶，朝鲜王朝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1646 年，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官方贸易在边界鸭绿江畔正式开始。最初由于贸易只为君主和政府服务，交易货物数量有限。然而，随着私有经济发展，交易范围逐渐扩大。后来商品交易快速增长，朝鲜王朝于1700 年废止了政府贸易( sonchǒngmok，1993: 10 - 11 ) 。明宗即位14 年后( 1660) ，另一条通往中国姚门的贸易路线也出现了。结果贸易激增， 被朝鲜王朝叫停。姚门( yaomen) 位于中国北部，靠近中都( 今北京) 。据杜比( dolby) 称，中国说唱经常在此地的集市或大街上进行表演( dolby，1976: 38) 。尽管政府废止贸易往来，中国和朝鲜的贸易商之间的私人交易仍然继续着。因为是为使团和其随从谋私利，贸易往往不限量。han yǒnguk 称参与贸易人数显著，政府官员用到约上千马匹一年分四次从中国带回货物( han，1973: 77) 。私人贸易得到蓬勃发展。kim chinan 与儿子kyǒngmun 于1700 年左右合著的《贸易实录》( t’ongmun kwanji) 一书揭示了巨大的利润。kim 是朝鲜使团到中国访问的随行翻译，经常目睹这些贸易活动。

他写道:姚门周边原本荒凉、偏僻，很少有人在那居住，工作。但十年左右的商业活动过后，居民增加，该地成了繁华之地。每逢集市，车水马龙，满载货物。一些商贩从中国南部坐船而来。他们的船抵达牛庄( 引自yiwǒnsun，1992: 87 - 8) 。威廉·格里菲斯( william griffis) 对私人贸易的描述如下:离朝鲜边境线五十英里的边境有一个“境门”( 边门) ，每年都举办三四次商品交易会，这是朝鲜驻清政府使团往来的主要集市。每年在此出售的产品价值平均超过50 万美金。清朝和朝鲜王朝的官员分别在一幢大楼的中心公寓两端，海关人员坐收货物贸易税费。朝鲜商人被迫交纳一笔“红包”或者进贡约四百美金或给最近的冯王张镇官员( fengwangzhang) ，因为是这些官员亲自赶来为春季交易会揭幕。朝鲜商人为得到两次秋季展览会的特权往往被这些满族官员骗取了一半的交易额…… ( griffis，1897: 180 - 81) 。紧密的贸易联系进一步说明盘索里很有可能是在中国说唱尤其是东北地区的说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虽然盘索里的发展受到中国口头传统的影响目前只停留在假设层面。然而除了以上事实外，也有其他迹象可以做旁证。例如，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戏剧演员或歌者与韩国盘索里表演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从《民间艺人表演观赏》( viewingfolk entertainer’s performances，1843) 和《观戏十二绝句》( twelve quatrains on viewing the theater，1826) 中也能略见一斑。由宋晩载( song manjae，1769 - 1847) 创作的《民间艺人表演观赏》这样写道: “每次聆听他们歌唱，感觉歌声仿佛山涧涌动的泉水，源源不断、蜿蜒流畅……宛如中国著名歌唱家yi kunyǒn 重获新生、活力无限” ( 译自yi hyegu，1957: 43) 。该文献说明作者十分熟悉中国歌唱者的作品。诗中还提道“p’algǒrǔm 这种技艺，丝毫不比中国演员逊色。这说明韩国的kwangdae 也是世上少有的奇才”。显示宋晩载对当时中国流行的娱乐形式如数家珍，体现了中韩之间的文化交往。《观戏十二绝句》的作曲者紫霞( sin wi，1769 - 1845) 介绍了明代《金钗记》表演中的一名中国演员，其演技令作者叹为观止。下文摘选的是这首诗的第五绝句，讲述了优秀盘索里艺人是如何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紫霞称赞了一位独特的歌者kim yongun，其戏剧表演技巧深深吸引了作者。他可能也是明代《金钗记》中的表演者，其剧中的表演为当时观众所熟知。这意味着一些十九世纪的盘索里歌者可能也表演中国的戏曲。ko，song，yǒm，mo 是homan 地区著名的歌者，美妙的歌声让我如痴如醉，情不自禁想吟一首诗，kim yongun 的技艺无与伦比，他唱的《荆钗记》无人能及。总之，中韩两国有史以来紧密的文化和社会交往以及贸易联系，中国说唱和韩国盘索里风格的相似性，盘索里文献资料对中国演员和歌者的描述，以及以中国历史小说和通俗小说构成的盘索里相关的作品片段或全部都表明盘索里可能是在中国说唱传统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另一种中国叙事体裁，扬州弦词也值得考虑。作为声名远播的文化交流中心，扬州在18 世纪时因盐贸易而蓬勃发展起来，它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韩国之间有便捷的航路通行。此外，扬州刚好位于山东省以南的江苏省，是移民进入朝鲜半岛的三条传统路线之一。这意味着扬州居民到韩国十分容易，反之亦然。

韩国商人不仅到了扬州，也在周边地区从事贸易活动。众所周知，一位名叫崔溥( 1454 -1504) 的韩国官员与42 名同胞于1488 年乘船抵达浙江省，他经水路和大运河穿越扬州北上北京( brook，1998: 40 - 41) 。这表明了韩国人在那时已可乘船抵达中国，而地处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河段的扬州，可能已成为了他们频繁踏足之地。扬州和韩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到了16 世纪，韩国商人和中国商人甚至在扬州共同经商。据安东尼娅·芬安妮( antonia finnane) 研究，在16世纪，扬州人靠出售人参、兽皮和马匹给其他中国人和韩国人累积了大量财富( finnane，2004: 69) 。在了解了相关地理知识以及扬州和韩国的位置后，可以想象，扬州说书人也可能去过朝鲜半岛。实际上，写于18 世纪后期的.《扬州画舫录》中提到一位扬州说书人在异国他乡四处游历( lucieolivova，1998: 104) ，如果这位来自扬州的说书人可以远渡重洋，笔者相信他或者其他说唱艺人一定有很多机会在不远的邻国也一展才华。扬州弦词很有可能传到了朝鲜半岛并影响了盘索里的产生。扬州弦词源于评话，并在明末发展迅速，曾经“风靡一时” ( vibeke bordahl，1996:12) 。正如前文所述，最早有关盘索里的记录出现于约一百年后的1754 年。这表明扬州弦词和盘索里的历史有可能产生某种关联。另外，扬州弦词和盘索里有着相似的音乐特征。首先，两者的表演者都使用同样的道具，即一张头巾和一把扇子; 其次，表演中的主要手段都是叙述而非演唱。早期的盘索里把唱词看得比音乐更重要，经过后来的发展，音乐在当代盘索里中的演出才日趋显得重要。

考虑到上文提到盘索里和扬州弦词有类似的演奏风格; 扬州弦词盛行在民间文化频繁传到朝鲜半岛的明期末期; 扬州说书人可能访问过韩国;经过扬州的韩国人以及韩国游客和商人有机会接触扬州弦词; 笔者也许有较多的依据推测盘索里是在扬州地区的说唱传统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最后，扬州弦词的发展只在出现盘索里史料记录时间前一个世纪也表明前者对后者的起源可能产生影响。考虑到扬州弦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韩国民众所熟知，同时盘索里从在民间流传已久到被文人发现并首次记录于史料中也同样需要一些时间，这似乎可以推断扬州弦词可能激发了盘索里的发展。结论以下几点可以说明盘索里是在中国说唱传统的影响下发展的: 中韩两国有史以来有着紧密的文化交流; 从盘索里产生前两个世纪直到盘索里产生，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 中国说唱和韩国盘索里的风格相似; 有关盘索里的文献资料中有对中国演员和歌者的描述; 中国历史小说和通俗小说构成某些盘索里作品的片段或全部。至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大鼓和东部沿海的扬州弦词对盘索里发展的影响孰轻孰重，似乎扬州弦词更胜一筹。这是因为大鼓书在盘索里产生前几个世纪的宋代就开始形成，而扬州弦词起源于明代末期，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民间文化交流频繁，盘索里发展尚处在早期阶段。在盘索里形成的前后韩国商人就在扬州做生意，扬州与韩国之间有便利的航路通行( 扬州刚好位于山东省以南——一直以来都是移民进入朝鲜半岛的传统路线之一) 的事实也为扬州弦词是盘索里鼻祖的说法增加了可信度。此外，这两种艺术的表演者都使用同样的道具，即一张头巾和一把扇子，其表演形式都更注重说而非唱，这似乎都说明扬州弦词是盘索里的雏形。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探究盘索里是否是在中国说唱传统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及具体哪种体裁对盘索里的起源更具有影响力。笔者的观点目前依然需要更强有力的直接证据，希望今后的研究会对这一假设补充新的发现。

孔子在韩国影响篇四

签证简化 奖学金额度提高

回望2012年，韩国政府为吸引更多的海外留学生，实施了措施包括韩国教科部简化留学生的签证发放程序，并允许留学生从完成语言进修的当年12月至大学入学的次年3月期间，并且可留在韩国打工;韩国政府决定将韩语进修生的健康保险费由现有的7万韩元减少至3.6万韩元，建立“韩国留学综合系统”，旨在为留学生提供“一站式”留学服务。其中留学生签证发放程序简化惠及了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不可不谓是留学的新福音。奖学金方面，随着“学习韩国2020项目(2013-2020)”计划实施，根据该计划，到2015年，韩国政府将把一年的“韩国政府邀请奖学金”预算增加到1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76亿元)，惠及留学生的政策可谓是接踵而来。

工薪留学 学费减半

除此之外，引人关注的是，朴槿惠在竞选中提出了“大学学费减半”的方针。一方面，“大学学费减半”造成的教育资金压力可能会加大海外招生来弥补;另一方面，去韩国留学的费用有望降低。据留学专家介绍，目前韩国学费平均为10万人民币，降低后将给更多工薪阶层留学创造机会。对新政府的走马上任，相信不只是韩国的民众们，广大的留学生们应该也是有很大期待的。

就业利好 经验为先

就业情况方面，朴槿惠在就职演讲中重点强调了本届政府开启“国民幸福时代”的构想，希望努力创造就业岗位、提高社会总体福利、维护国家安全等。据留学专家介绍，2012年，韩国总就业岗位为2468万1000个，新创出就业岗位数量为43万7000个。2012年韩国的就业市场都出现了近年来最明显的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留学生的择业空间是近年来最广泛的一年。留学专家建议，广大留学生在外国工作1-2年再回国，在韩积累工作经验，回国后更容易拥有良好的职业岗位以及可观的收入。由此可见，未来赴韩留学就业前景可观。

2012年11月3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向在美国大学获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硕士以上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发放绿卡，允许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优先来美团聚。此项法案需经美国参议院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生效。目前，赴美就读理工科的学生毕业后有29个月的实习时间，若该法案若在2013年获得通过，将是一则重大的利好消息。

英国：对院校监管将进一步加强

自2012年8月31日，英国伦敦都会大学因违反英国相关移民及签证法规而被英国边境管理局取消其招收欧盟以外国家学生的资格事件以来，在英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禁令的发布预示着英国边境管理局将在未来加强对英国院校的监管以保证英国的教育质量。2013年，英国边境管理局将会更加严格审查学校招生流程和学生质量，增加面签名额，打击通过不正当途径，且英语不过关的学生流入到英国读书或以读书的名义打工。

(略)

孔子在韩国影响篇五

摘 要：智慧金融港口的兴起，将传统的船舶制造研究技术迅速改变为智慧金融文化制造技术。智慧金融港口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使金融行业融合船舶制造业与港口物流技术在业务流程、业务开拓和客户服务等方面得到全面的智慧金融提升。实现金融船舶建造技术产品、风险控制、客源、物流、保险、服务的智慧化运行和港口物流智慧金融技术的提升。韩国船舶建造技术的竞争力，将由80年传统造船技术的正面金融支持作用，逐步发展到轻型技术的智慧金融转变工程越来越快，全世界的智慧金融文化港口建设也将越来越多。这是世界经济形势和智慧金融产品应用推动的结果。轻型船舶智能化网联技术，将船舶应用推向更广阔的海洋开发的应用领域。

关键词：智慧金融港口;智能船舶轻型技术;转变

世界经济快速进入了生态健康的海洋经济时代。需求轻型船舶技术应用的轻型客用乘用船舶和商用货物船舶，正在以智慧化作用影响世界船舶建造技术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智能金融化轻型船舶技术的应用，将以传统船舶技术改造过渡到新型智慧金融技术，并统一到智能网联战略的技术应用中。这是中日韩传统船舶技术逐步转变为轻型智慧技术的必然过程。韩国在面对轻型船舶技术应用过程中，将重点关注中国的轻型船舶建造与日本的船舶研究方向。因为，海洋经济的竞争力，正面推动作用越来越大。

智慧金融港口技术应用项目，中国东风公司正在把智能网联技术推向更广阔的应用领域。向科技要竞争力，促使世界造船国家必须认真考虑和谐的发展海洋经济的因素。

笔者研究认为：共同谋取海洋区域的合法利益是造船国家的长远利益。因此韩国面临着智慧金融文化船舶建造技术的完成，将由“传统船舶制造商向轻型智能船舶应用商转变”。世界造船趋势将由“为大客户需求服务用户提供建造船舶、改变为向全方位服务轻型客用和商用智慧金融船舶转变”，而且将完全受到“智慧金融文化港口”智能化技术应用与市场需求的快速推动。

未来利用海洋资源是人类最具环保和生态观念的应用市场，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目标和发展方向。二千年前中国庄子提出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大生存文化关系，是指导人类以生态文明和智能制造方式发展海洋经济，保护人类海洋发展与应用环境，就像保护人类身体环境那样保护生态海洋的生态环境平衡。

因此，韩国研究推出轻型船舶技术，将是没有污染或者逐步降低污染的智慧金融文化型技术，是与智慧金融港口密切关联的新型国际化需求的金融技术产品服务的大市场。

未来，智慧金融港口是由无数个蓝色海洋标记的智慧型笑口大开的港口无人驾驶集装箱卡车，在进行装载货物和引导人员分流。具有智能化的运输工具由码头到陆地、由陸地到空运场地，以智慧的绿色智能路线与绿色的生态化的安全行驶标准。轻型客用船舶和商用船舶在智慧金融造船技术智能的指令中，完成客流量和物流量的下客、下货和合理快速的分流、对接，过程安全稳定顺畅。全程在智慧化技术运行中安全对接完成。

轻型船舶建造技术与智慧金融技术港口是密切关联的，也是人类新奇创新、又是人类研究应用技术建造并应用的。人们享受到智慧金融技术的神奇与便捷，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进步。也是人类船舶建造技术必须加快金融支持转型，适宜人类需求发展的唯一金融服务通道。金融支持的技术落后，就等于人类生活质量下降。因此，智慧金融文化港口的作用是人类智慧与技术的链接，也就是区块链技术的延伸应用。

在智慧金融港口这个区块链技术环境中，人与货的分流就是区块链技术存在的重要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应用技术研究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参与具体的人力资源劳动过程。而这个过程在中国已经实现。中国的厦门港已经实现了智慧金融港口的管理技术。这些技术应用的特征就是充满科技感的中国东风集团研发的、无人驾驶集装箱卡车在智慧码头装卸的全过程。

海洋是满足人类生活的丰富资源宝库。开发无污染的轻型智慧金融船舶也是高科技时代的需求，未来是以智慧金融智能技术对接智慧金融港口的海洋经济发展趋势。

韩国、中国、日本三国在智能化轻型船舶建造方面将会产生新的区块链金融应用技术文化竞争力。因为单一船舶技术必须与智慧金融港口以及陆地和空中联合运行才能够实现轻型船舶建造技术的应用市场，也就是订单量与区块链金融技术是密切关联的。

因此，开发轻型船舶建造金融技术，是未来韩国造船技术必须优先考虑的战略发展项目，也是必须考虑的新型市场生存需求项目。如何转型与发展智能化轻型文化船舶技术，就必须加快进行区块链技术的金融技术智能化应用研究。

一、韩国轻型造船技术融合金融技术的转型意义

海洋是世界资源，也是世界共享的海洋文化资源，也是一个国家必须从战略与发展角度考虑的开发共享和谐资源。韩国造船技术实力雄厚，在韩国提升安全利益与国民富裕的造船政策的推动支持下，造船工业和造船文化，进入了智能智慧化金融技术融合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时期。

资料指出：“在大宇造船2015年第二季度报出高达3万亿韩元的巨额亏损之后，韩国产业银行在同年10月宣布了总额4.2万亿韩元的援助方案。2016年11月，韩国国有银行再次决定为大宇造船提供额外2.8万亿韩元的援助。2017年3月，韩国政府为大宇造船提供2.9万亿韩元的第三笔援助。凭借来自银行的援助和自身的重组努力，大宇造船也成功扭亏为盈，显示出明显的复苏迹象。大宇造船在过去两年里均报出盈利，2017年和2018年的利润分别为7330亿韩元（约合6.5534亿美元）、8971亿韩元（约合7.2159亿美元）;同期，现代重工集团和三星重工却持续亏损”。

资料指出：“现代重工与大宇造船的合并具有无与伦比的规模经济，无疑将会创造一个无可匹敌的巨型造船集团。韩国政府期望在两巨头主导下，韩国造船业可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并应对行业盛衰起伏。而对于中国造船业而言，韩国两巨头模式意味着未来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中国船企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据韩联社4月8日报道，据克拉克松研究公司公布的2019年1-3月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世界造船新接订单共196艘、573万修正吨（cgt）。

其中，中国106艘、258万cgt，占全球接单总量的45%，高居榜首;韩国35艘、162万cgt，占28%，居第二位;意大利（10艘、78万cgt）和日本（20艘、47万cgt）分列第三和第四位。

數据表明：今年1月，韩国新接订单量居中国之后排名第二，2月反超中国，3月再度被中国反超。统计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球造船市场手持订单比上月增加35万cgt至8118万cgt。中国手持订单2992cgt，列第一位，比上月增加62万cgt;韩国以2133万cgt居第二位，较上月减少27万cgt。

中国政府的目标，将“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中国政府将在《智能船舶技术发展》《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智能化区块链技术应用》等海陆空方面实现智能化技术应用普及。中国政府明确指出要结合5g商用部署，推动5g与车联网协同建设，智慧文化港口就是5g与船舶区块链技术的具体实践应用。

韩国造船技术与金融技术港口码头融合建设，研究打造5g智慧金融文化港口的应用技术，是韩国巨无霸造船技术与轻型船舶技术必须面对的世界竞争力。智慧金融港口与轻型造船金融技术的区块链技术应用，也是韩国未来造船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

未来解决国家经济增长问题，造船技术将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支撑之一。如何实现造船技术的应用和造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智慧金融港口与海陆空技术协作方面早作研究，这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智慧金融港口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现金融船舶建造技术产品、风险控制、客源、物流、保险、服务的智慧化运行和港口物流智慧金融技术的提升，是世界造船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大型船舶或者小型船舶都必须融合在智慧金融港口的区块链技术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韩国向轻型船舶技术转变发展。因此，韩国研究轻型造船转型意义非常重要，这是适应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的竞争力的必然趋势。

笔者研究分析资料表明：“截至2019年，按照吞吐量区分，全球十大港口中有7个在中国”。“智慧金融港口”与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完全实现了提高海运经济的效率，解放人力，增强港口竞争力的技术能力，是韩国政府和船舶建造集团必须考虑的占领海运大国地位的核心问题。

二、韩国轻型造船技术融合金融技术必须加快推进

韩国造船技术是世界造船技术中，改变传统大型造船技术融合金融技术的典型特征的特例国家。如何在轻型造船技术方面实现金融技术融合发展，就必须在港口金融技术智能化与船舶智能化中间进行设计领先的区块链技术。对于码头集装箱林立，码头货物堆积，智能化设计金融技术的运行以“快、准、稳”落地和分流运输结算为客户服务。需要造船智能技术和金融系列智能化运行数据技术运行支撑。

韩国要实现这些造船融合技术，必须在智能化技术层面解决好智慧金融港口的区块链应用技术。解决复杂的运行、转出、输入和分流技术，并且实现各个技术层面的协调与调度技术等金融服务支持。实现人为控制的高效率。韩国船舶技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需要的轻型船舶技术与智慧金融港口的技术转变，必须加快推进应用技术研究。

推进轻型船舶技术应用与智慧金融港口对接技术是智能化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轻型船舶技术标准是以设计者推出为主的新型技术。韩国船舶建造企业集团技术经验实力雄厚，具有标准化建造水平。也是世界船舶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之一。

韩国船舶企业在造船技术与智能化技术方面拥有先进技术应用实践经验。如何加快推进韩国船舶建造巨无霸型与轻型船舶，需要在世界船舶经济运行机制中，加快研究并快速解决，引领世界造船技术就是提前设计新型造船标准。

韩国船舶经济与“智慧金融港口”技术建设需要在类似的釜山港口等城市进行智慧港口项目的技术应用测试。从这层意义来看，加快推进轻型船舶建造技术与智慧文化港口融合技术不是短期实现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智能化测试，才能够实现轻型船舶技术的区块链应用。

笔者研究分析认为：韩国要高度重视造船的优势，要结合区块链应用技术，在先进的智能制造技术中加快突破。

国际经济形势发展，推动了全球新一轮船舶技术科技革命和船舶产业变革。轻型船舶技术应用与智慧金融港口、能源交通、互联网信息等智能化领域快速实现融合，智能网联型式的轻型船舶技术与智慧金融港口技术，是未来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智慧金融造船与智慧金融港口技术运行，是人类进入新型生活时代，开始新型消费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新型市场的需要。

笔者在韩国海洋大学攻读海运及海上保险专业博士学位期间，对韩国造船经济竞争力与船舶经济文化有探索研究，融合撰写博士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研究分析韩国造船与世界造船经济文化发展趋势，原创性研究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介绍韩国船舶经济文化的专著《韩国船舶经济文化》。对了解传播韩国造船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世界造船行业和海运经济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提升了韩国造船经济文化的竞争力，转载引用率高。硕博连读期间发表了数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参加了多起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特别是对韩国近80年造船历史取得的成功进行了研究。在导师吴聳湜教授指导下，研究分析韩国造船竞争力与造船转型因素，分析韩中日造船技术应用市场的竞争力等问题。

通过研究，认为智慧型金融技术轻型客用船舶与轻型商务船舶技术的应用，与智慧金融文化港口技术对接区块链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实践，是未来韩国造船企业和世界造船行业发展的重要经济文化方向和金融技术运行方向。

中国智能化造船与智慧金融港口技术已经起步应用，重点是智慧金融港口技术应用实验已经取得成果。因此，研究韩国造船技术的金融技术融合发展与转型，并可持续的在世界造船技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就必须加快推进韩国轻型智能化造船技术的金融技术的融合研究与实践工程。

三、结论

韩国金融技术融合轻型船舶建造技术，将促进韩国的海洋经济向绿色金融技术发展前进，如何完善新型造船政策体系、提升轻型造船技术与金融技术融合创新能力、需要做好以下研究。

一是韩国智能化轻型造船经济与智慧金融文化港口经济文化效益，是实现促进韩国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主要经济增长点。

研究韩国造船技术需要探索与韩国国家财政金融支持措施的配套应用，研究与海洋资源与海洋新能源开发、海洋旅游文化资源与人类基本防灾意识，实现长期安全研究的问题，实现智能化金融技术融合造船技术，满足人们需求的基本目的。

二是韩国智能化轻型造船经济与智慧金融文化港口经济关系，必须在智能化方面提升海洋资源与产业的创新能力。积极推进韩国造船企业建立智慧金融港口技术研究为主体、海洋经济市场为导向的新型造船经济的增长模式。

三是韩国智能化轻型造船经济与海洋资源经济文化融合发展，实现国际化海洋资源与生态文化环境保护。重点探索提升韩国造船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发展。为人类和平共享海洋经济、智慧金融文化港口，提供轻型便捷的智能化轻型船舶经济文化利益。

四是韩国智能化轻型船舶技术应用，要实现广泛的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目标。参与国际组织保护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实现海洋资源金融技术链接的共享经济目标。

参考文献：

孔子在韩国影响篇六

我们仍然会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场景和孔子撞个满怀，无论你的国籍如何，无论你是更爱喝咖啡还是喝茶，潜意识里的想法和不经意间的行为，都暴露了我们孔子后人的文化身份。

“半部《论语》治天下”

有人说，乐观积极的人发明了飞机，而悲观消极的人就发明了降落伞。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以孔子为开端的儒家文化就是悬在中华民族脊梁上那柄塑造整个民族性格的灵魂之剑，这也是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鲜明特征。

以孔子思想为开端的儒家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它是积极的、入世的、务实的，修身养性的凡俗哲学，封建统治者多采取既能为其所用，又能为广大社会成员遵从的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特别是以人治为突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情况更是如此。而孔子所谈论的都是平凡生活中的伦常关系，诸如“仁”、“礼”、“恕”等。这种凡俗哲学“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黑格尔曾经评价孔子，说他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此外，孔子的“学而知之”的哲学认识论、“过犹不及”的中庸方法论、“有教无类”的普教思想等，对民族心智的开化与性格的陶冶产生过积极影响。

鲁迅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要看孔子，看官校文章和教科书，博学鸿儒的注释和传记，也是不足为据的。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曾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自己走进《论语》，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允执其中”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第二章》）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极度重视人情的国度，在人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义无返顾、放胆前进的狂者，或者一个不苟且不偷安的敢于有所作为的狷者，为人们所不屑，而明哲保身调和折中，甚至做一个表面仁厚、恭谨而实则心地险恶、口蜜腹剑的伪君子却大行其道。“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是非多”这些俗语则是此类思维凝结成的民间智慧。由此，中国国民性格中多了矜持、怯懦、畏缩，从而变得保守、自满、安逸。

与之相伴的还有“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信条，但是一味地求和，却使中国人陷入一种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的误区之中。在人际交往中，“求和”使得国人常常压抑自己的个性和兴趣爱好，顺从他人的观点和喜好，在国际交往中，过分强调“和为贵”使中国人缺乏竞争的精神，放弃社会责任，使得自己一再被动挨打，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妥协退让屈辱的血泪史。

孔子对中庸的直接论述不多，但是在其他言行中却可得知他对中庸的真正理解。子曰：“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外表忠诚谨慎，获得一乡人好感的好好先生是偷窃道德的贼。这里，孔子把四处讨好，八面玲珑，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得罪人的所谓好好先生比作贼，可见他对这种人是何等痛恨。既然如此，他怎么会通过倡导中庸之道来宣扬无原则的调和折中呢？中庸之道要求做事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这与提倡中游思想，反对排头冒尖完全是两码事。

孔子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反对“过”与“不及”。所谓“中”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并且是与日俱行、与时俱化的“中”。要根据不同时间、地点与条件来不断实施合时、合理、合宜的中道，才是真正的能行中庸之道的君子。

“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论语·颜渊》）

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

由于对“礼”字的误解，两千多年来，无数的人为它辩护，也有无数的人猛烈地批判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生活准则，变得越来越僵化死板，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礼教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枷锁。

中国社会从确立儒家为中国正统学说以来，中国社会下层到高层就确立了忠孝仁义的伦理基础，高度重视家庭稳定与社会稳定，“学而优则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世俗追求，潜移默化地注入了国人血液里，形成其崇尚现实的一面。正因极其看重现实里的得失分寸，让中国国民性格里面多了安于现状，事事注重按部就班、论资排辈来实现埋想抱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把《论语》中这句因年龄描述的个人成熟阶段的话，当成了人生的六大境界来看待。第一境界：“志于学”。学习知识，学习磨炼自己的性格、意志、毅力。让自己的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相符。第二境界：“立”。主要意思是说一个人有了明确的人生观念，掌握了生活的基本技能，知道怎么做，并能够那样去做。但现代人往往都理解为“成家立业”，只能算作一个表面的标志。第三境界：“不惑”。四十岁，人必须坚定自己的信仰，成为事业上的专家里手，毫不犹豫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第四境界：“知天命”。知道自己的潜力和局限性，安心生活，安心工作，乐在其中。第五境界：“耳顺”。外界任何的流言蜚语，谩骂诽谤，都能像大人对孩子一样一笑了之，不仅需要的是定力，更主要的是心胸和爱心。第六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最高境界，孔子说要到自己70岁才达到这种境界，而孔子只活了72岁。它指的是什么？是自由，是符合规则。能够把各种规则变成本能，下意识地按照规律行事。

这句话可谓在最大限度上树立了中国人对生命节奏和人生目标的意识，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是从老祖宗那就定下了的。

“吾日三省吾身”

电视里经常有这样一则小广告：一位在家中的老人等来儿子、女儿、孙子的若干电话，都是问寒问暖，却没有一个回家。老人叹气：都忙。

其实父母需要的不是物质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充实，正所谓天伦之乐。其实子夏对孝道的一种理解就是：尊长身体不舒服了，晚辈尽心尽力服侍，这就是孝道了。其实不然，孝道最难的是让尊亲保持和颜悦色。从古至今，这点最难做到。

而做得好的为数不多：老菜子是其中之一。老莱子70岁还装孩童在父母前面嬉戏，以娱双亲。因此老菜子能跻身二十四孝。

中国人“养儿防老”，注重家庭关系，注重父母、夫妻、子女的和睦相处，这些与西方人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西方国家有着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老人往住进养老院，或干脆独居。话又说回来，如果老菜子活在当代，不知道会不会被送进精神病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今人距离孔子的“孝”的标准差得很远。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孔子的学生曾子非常注意修身，每天从三方面检查自己。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宣扬的是重视内修，依靠的是一种完美的道德约束力使社会正常运转。“君子”是孔子提出酌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式，“君子”之风也始于孔子的大力倡导，他对“君子”的人格境界规定为“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君子”成为中国无数知识分子的理想，有人说《论语》是一本教人“成圣”的书，然而包括孔子在内则更多的是把君子人格作为生活的楷模和实践的目标来教育自己。以至于，“君子不夺人所爱”、“君子坦荡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都成为普罗大众的口头禅。

立德、立功、立言，是达到人生不朽的途径。孔子思想传至后世，在政治、哲学、教育、人伦、个人修养等众多方面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在韩国影响篇七

有时候大家会看到交流群里有人问有没有人出出入境名额，是因为通常在开学季之后，出入境都会爆满。

（注意：首尔各出入境管理处所管辖区域不同，请同学们确认好自己所住的区域。）

带上所有材料，在预约的时间访问出入境即可。

指纹录入之后大概小半个月，又会收到邮件，通知去领取外国人登陆证。如果是学校代办的话，也是统一地点、统一时间在学校的办公室领取，邮件里会告诉具体信息的。

孔子在韩国影响篇八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给中韩关系带来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去韩国留学这个问题成为广大在韩留学生和有意赴韩留学同学们的一块心病。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只是利用韩国优质的教育资源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1、截止2015年在华居住的韩国人为12万，为在华居住的外国人第一位，其中6万为留学生，而韩国的总人口只有6000万，每500个韩国人就有一个在中国居住。是排在第二位美国的3倍。

2、截止2015年在韩国居住的中国人达98万，占所有在韩国居住的外国人的一半以上，其中54214人留学生，约占留学生总数的6成。

3、截止2015年中国赴韩旅行人数为611万人次，双方互访人员达到1000万人次。

4、在2015年中韩贸易额为2758.2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韩国出口1013亿美元，韩国对中国出口1745.2亿美金。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是中国第4大商品进口国。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可以说自92年建交以来中韩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两国间的发展到这一步，完全闹掰对谁都没有好处。在经济合作这个领域，从来就只有两个结局，要么双赢，要么双输，从来就不会有一方损失惨重，另一方平安无事。中国制裁韩国，韩国有损失，我们中国一样会有损失，只是说这种损失对于中国来说没有韩国严重。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肯定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敲打一下韩国的话，就有失大国的颜面了。所以现在敲打一下韩国是有必要的，大家也不要觉得韩国民众就此会对在韩国居住的中国人有什么报复的举动，甚至中国的这个举动可以让韩国的民众清醒的认识中国是一个和美国的大国了，从而对中国在韩人员更加的友善。

其实，自韩美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以来，不仅是中国响起一片反对的声音，韩国国内民众抗议的声音也从未停止过。

首先，对“萨德”部署地星州民众来说，“萨德”系统发出的电磁波辐射无疑会对当地民众的健康造成影响;其次，拥有韩国近半人口的首尔首都圈都在“萨德”防御范围之内，对所有韩国民众来说，部署“萨德”反而会增加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最后部署“萨德”势必会影响韩国的经济发展。

由此不难看出，韩国民众反对部署萨德的呼声并不比我们弱，这也就完全不会产生现在我们去韩国留学会被韩国人孤立或欺负的现象，因为我们的态度是一样的，都不希望萨德部署。再者，纵观现在的政治局面，其实中韩关系还远远没有恶化到会影响到我们留学生的日常生活。经过我们千奕韩国留学老师的调查，发现绝大部分现在在韩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还是和往常一样上课学习、娱乐休闲。学校的学术氛围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日常的休闲活动也没有受到限制。几乎没有同学因为“萨德”事件被打乱了原本的留学生活计划，相信也更不会对即将要去韩国留学的同学产生所谓更多的负面影响。最后，韩国是一个相对民主的法治国家，教育体系的完善程度也相对较高。

很多韩国名校在亚洲乃至国际上的排名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韩国大学的学历认证也不会因为萨德事件就会产生差别对待，因此学历含金量的问题大家也不用产生不必要的担心。

另外，我们需要客观的看待韩国留学存在的优势：首先，韩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发展迅速，造船业、传媒、动漫设计、电子竞技等专业有着很大优势，毕业后发展的前景良好;其次，韩国名列世界百强的大学较多，尤其是排名前十的高校，文凭的含金量较高;最后，韩国大学奖学金机制完善且政府鼓励半工半读，带给家庭的经济压力相对较小，可谓金钱学历双丰收。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这一事件，抓紧时间丰富我们自身的知识体系，提高我们的综合实力，在留学韩国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另一种形式，保卫和支持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