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古典诗歌形式的发展与成熟，更在于诗歌精神的拓进：将中国诗歌精神的深度推向了最本质处，即对人的生存与生活之关注与思考，体现了中国文学对人及其命运的拷问与探索。在《古诗十九首》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一般感伤哀怨诗所没有的诗歌精神与悲悯情怀。

01

诗歌与人

人们读诗感受到的诗意是什么？清风明月的闲逸，梧桐细雨的哀怨，金戈铁马的豪情，浅吟低唱的愉悦，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抒情诗常见的情境；另一方面，我们往往会从诗歌的时代性与历史意义去肯定一首诗的价值。但伟大的诗歌更是一项关乎自我生活又黏合人类命运的艺术。

诗歌与人之存在的关系，很容易使人想到“人，诗意地栖居”这个命题。这本是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诗的时候提出的哲学话题。“‘人，诗意地栖居’这个短语其实是说：诗最先使栖居成为栖居。诗是那种真正使我们栖居的东西。”( [德]海德格尔：《系于孤独之途：海德格尔诗意归家集》，成穷、余虹、作虹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65页。)这种“诗意”并非美好而虚幻的彼岸花，而是基于劳累的生活，表现人在此岸的存在本质。荷尔德林的诗曰：“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神莫测而不可知吗？/神如苍天昭然显明吗？/我宁愿信奉后者。/神本是人的尺度。/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要说/星光璀璨的夜之阴影/也难与人的纯洁相匹敌。/人是神性的形象。/大地上有没有尺度？/绝对没有。”(转引自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1版，第203页)诗中的关键词是“诗意地栖居”“劳绩”“大地”“神性”。“诗意地栖居”是人的本质存在方式；“劳绩”（按：成穷、余虹、作虹译本作“建功立业”）是栖居的具体形态；“大地”是存在的现实基础（人栖居在此岸，非彼岸，亦非“第三条岸”或“别处”）；“神性”是一种天空的深邃尺度。

这是西方哲学家对诗意与存在的阐释。“人，诗意地栖居”是存在哲学的命题，而其中的悲悯情怀则是文学的、诗歌的。诗歌的意义并不在于功利的教化，不在于成为经国之大业，而在于悲悯。这对于中外诗歌来说都是普适的，是共同的诗歌精神。《古诗十九首》对人的现实存在、生活状态没有任何回避与粉饰。读者在其中能够发现东西方诗意的共鸣——“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只在“神性”这一层相异）

而人总是存在于具体的时代与社会之中，因此，《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马茂元先生在《古诗十九首初探》中说：“它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所写的无非是，生活上的牢骚和不平，时代的哀愁与苦闷，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马茂元编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7页，第18页。)马茂元先生是从社会历史意义来阐释《古诗十九首》的现实性和思想性。然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诗中的“牢骚和不平”“哀愁与苦闷”与“纯属劳累”的生活、“充满劳绩”的“诗意地栖居”，不也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吗？因此，这一组诗歌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一个社会、一段历史，更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的揭示与关怀。（下文二、三详述。）一切人类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总是一个问题，本质的问题反而正是日常的问题，自然也就“无任何神秘之处”。

优秀的诗歌总是直面人类存在的“劳绩”与悲凉本质，并以各自的方式关怀现实。这无关乎往来古今、南北地方、东西文化。

02

人世之悲

东汉直至魏晋，那么长的一个时代，却是混乱、罪恶、恐怖的，正如曹操之所见：“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按：即《蒿里行》），《曹操集》，中华书局1974年12月第1版，第6页。)

然而，人在本质上还是诗意的，或者是趋向诗意栖居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充满劳绩”的。“诗意”与“劳绩”同在而又同质。《古诗十九首》揭示人的栖居状态，正是让人们首先睁眼直面人世间无法回避的困境、痛苦、悲观、绝望等一系列的矛盾。

1.死亡——人之存在的最根本困境在混乱的时代，人的生命无法得到保障，死亡是《古诗十九首》悲感的深源。但死亡又岂是战争罪恶时代之特有？这本是人类存在就要面对的问题。人一旦进入存在（所谓“人生”），便进入生与死的矛盾，在不断流逝的时间中，行于成住坏空的过程。无法停留，无法回头，不由自主。可是人渴望永恒“！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愿之不得而生忧，所以在现实人世中感到悲观。这一根本矛盾导致了变“主”为“客”的心理——对存在的怀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于是，栖居只是“寄”而已“：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人生在世的主体归属感与存在感消解，代之以寄生之感，可不悲哉？“客”与“寄”传递着深沉而悲凉的诗意。

面对这个矛盾现实，人多么无可奈何。只有逝者如斯的叹息：“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面对生不觉其乐，想到死更不觉超然：“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悲凉之余仍是悲凉！

时间之速，人生几何，本是日常之叹。由于更进一步往往是悲凉，大多数人在感叹之余还是回避了事，难得糊涂。回避是一种消极，直面得到的是悲观。能够直面，人生其实就已获得了最大的勇气。深味本质的悲哀需要勇气。

2.孤独——人之存在的又一本质问题 相聚固然使人欢乐：“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今日良宴会》）但是，《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因为宦游前途不可知、交通阻隔等客观因素，人世间的常态是离散，不是团聚。“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行行重行行》）“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挥之不去的孤独与离愁，是诗歌要让人直面的又一个悲观现实。

孤独并不以空间为限：“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孤独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处境，更是心灵的寂寞无人知：“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孤独不是某一时代、某一社会、某一群体的专利。人性大多喜聚不喜散，可为什么“散”总是常态？即使交通、通信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也没能解决心灵的孤独与离索？一个人又能向谁倾吐自己内心的悲苦？因为人在本质上即是孤独的。梭罗说：“太阳是寂寞的……上帝是孤独的——可是魔鬼就绝不孤独。”“我已经发现了，两条腿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灵更形接近。”([美]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26页，第123页。)诸如契诃夫笔下车夫姚纳的心灵悲苦，在现代仍然是一个存在的困境。

3.世态——更悲凉的社会处境 “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驱车上东门》）人在面对根本存在问题时是平等的。因此，人生虽令人悲，却并不使人恨。

人本应该相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友情的需要，也是人的天性之一。但是在社会之中，不念友谊交情，只因一些俗世的尘埃遮蔽了纯净的心灵，比如功名、富贵、仇恨之类。恨，其实是由人自己培养出来的，因为人世间出现了许多不平等。这些人为的世俗问题，如果也和本质的存在问题一样难以改变，愤激就在所难免：“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青青陵上柏》）“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

信仰上帝的语境也有类似之恨，由此产生罪与罚。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在上帝眼中人本来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人却人为地将人划分为两类——“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制定规则，而“平凡的人”只能遵守规则，任人宰割。人都想要自由，趋利避害，所以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愿像马尔美拉陀夫那样任人宰割，他打算证明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走上了“罪”的道路，最终接受了神性的救赎。

人自己造出的罪恶，靠什么来救赎？《古诗十九首》中的抒情者面对这一层问题产生了人生的虚无，抱以激愤的心理，或是游戏人生的心理。

4.虚无——无法返乡的悲凉 《古诗十九首》里弥漫着人生如过客的慨叹，由此对世界产生了一种浓郁的虚无感。游子羁旅行役，功名未就，无法还乡。功名富贵自是虚无，更悲凉的是感到了家园的沧桑与虚无：“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去者日以疏》）返乡因此而无法实现。带着这种悲凉感，诗歌即使在描写美好的事物，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青青河畔草》），也令人心生一种悲剧感，不禁会联想到美好事物的流逝与凋零。

想快乐，想相聚，想永恒，可都没有办法。“无”成了永恒。天道本“无”，一切苦与恨，是人间自有或自生的。那么，意义就需要人类自己来赋予。所以，《古诗十九首》揭示了人世之“悲”，也需有基于现实的关怀。

03

生命之悯

荷尔德林在诗中说道，“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神本是人的尺度”“人是神性的形象”。有神性在召唤，其悲悯是基于大地栖居而向上引领的。而中国古诗的关怀还是回到了现实。

1.只在“及时”虽然对“仙人王子乔”的神仙世界有着无限的羡慕与向往，但还是认识到“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于是转向现世：“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饮酒、被服，这类行乐之举，在看透了存在之悲境后，只可谓一种无奈的现实关怀。更重要的是“及时”的意识：“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时间无法停留，也无法逆流，但是却可以珍惜。与时间同行，便能在流驶中找到现实的意义。

及时立德、立功、立言，“倜傥非常之人”如是。但《古诗十九首》表现的是一群中下层文人失意情绪的作品，反映的是大多数平凡人的问题，关怀的出发点也基于人类最基本的意义。诗中某些所谓及时为乐的做法，虽未免为圣贤所轻，却揭示了人类的困境，展现出人类最真诚的心灵，这些诗篇至今仍旧感人至深。

在没有神性尺度的语境中，对于平凡的人来说，他们生活在充满劳绩的大地上，过着劳累的生活，又何尝不是诗意地栖居？建安时代的诗人悲慨于“人生几何”，在现世往往追求建功立业。劳绩与建功立业，二者在现实关怀这个层面并无本质区别。恰如上文所提到的，荷尔德林诗中的“劳绩”一词又被译作“建功立业”。

君不见，一世之雄今安在？君不见，惟有饮者留其名。只是，一切贵在“及时”。

2.虚名有重名《古诗十九首》里有这样一对自相矛盾的诗句：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

一个说：因为没有永恒，要那些虚名作什么？

一个说：因为人生短暂，把荣名当作宝贝吧。

一句是悲，一句是悯。平凡而真诚的想法。不能说追求名利就多么可鄙，因为其实他在很艰难地挣扎、劳绩。尚有这一点“荣名”来感动悲哀的心灵，谁能说这样的内心也是污浊不堪的？这大概就是诗意栖居，但又充满劳绩。像谪仙李白一面欲“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面又念念不忘“愿为辅弼”，谪居人间之仙，也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于劳绩中。又如柳永虽“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可他羁旅行役，也还是在意过功名的。有人心与神性之存在，“劳绩”并不妨碍“诗意”，“虚名”或是“重名”，并没有本质不同。

许多悲苦只因人不相知，只因无人倾诉。所以，《古诗十九首》中的抒情者最渴望并努力寻求的关怀应该是人之相知，希望得到知音心灵的相互理解与共鸣：“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有此同心，何惧别离。

《古诗十九首》佚名的作者们深味于现实人世之悲凉，还能善良地道一句“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可谓悲凉之余还存有亲人般的真诚关怀与安慰。这一组诗反映的社会或有别于现代，语境或有别于西方，然而其中表现的悲悯情怀是所有诗歌的共同精神，是现代的，也是世界的。

《古诗十九首》之动人不在于亭台楼阁之宏伟绮丽，不在于春花秋月之浅吟悲怀。读之，感受到的是一种大地上的诗意与悲悯，体会到的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感的共鸣。其艺术魅力正如荷尔德林所说：“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转引自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1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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