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跨越篇一

“粤港澳大湾区”宏图绘就，中国奥园积极响应。

2019年7月28日，中国奥园集团宣布其位于广东番禺万博商务区的奥园国际中心奥园集团大厦正式投入运营。总部乔迁，意味着中国奥园将更加深耕大湾区。

奥园国际中心位于番禺万博中央商务区，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其中，由澳大利亚柏涛与上海柏涛联袂设计的220米超高层地标——奥园集团大厦，是中国奥园集团全力打造的集团新总部，包含集团总部及旗下商业地产集团、健康生活集团、奥买家集团、文旅集团和科技集团等多个核心业务集团，智安科技公司、国科生命科学公司、艺能集团等合作企业也一同入驻。这意味着中国奥园集团（）、奥园健康生活集团（3662. hk）两大上市公司同时入驻番禺万博商务区。

7月29日， 中国奥园众多高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商学院》杂志总编辑金碚，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首席教授高旭东，巴黎商学院亚洲学术校长赵克锋一同就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未来的机遇及中国奥园如何以大灣区发展为契机深入讨论。

“粤港澳大湾区，在地理空间地处中国华南地区，三地之前互联互通，但历史原因使之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区域空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三地期待经济、社会新的飞跃与发展。三地间理性沟通、制度衔接和文化的彼此理解成为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金碚说。

粤、港、澳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在众位专家、学者及中国奥园的管理者看来，是谋发展创新最大的机会。“香港、澳门空间比较小，产业的发展、人流互动等，大量的产业发展机会肯定在腹地广东。”金碚提出，人均收入广东目前低于港澳，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潜力也更大。一般来讲，当人均收入较低时，经济成长是比较快的。

尽管区域间存在不平衡，但这也为广东省带来了更大的机会，如果只利用湾区的条件、湾区的人力资源、金融来发展湾区，不会实现预期的结果，以开放的理念，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及各种生产要素是中国奥园成功的关键所在。

中国奥园旗下健康生活集团于2019年3月在香港上市，截至6月30日，奥园核心净利润较2018年同期实现85%的增幅，获多家券商给予推荐。奥园集团买家已经在北京、深圳、广州、珠海等一线城市和湾区重点城市布局10余家门店。在2017年奥园集团布局科技板块，在大健康、大数据、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整合了大量的优势资源，牵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聚集了院士团队、千人计划团队、博士、博士后团队等国内外顶尖科技人才，以产学研城融合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中国奥园集团高级副总裁、地产集团及商业地产集团副总裁胡浩认为，大湾区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让中国奥园尝到了“甜头”，一口气就吸引了三位清华硕士来奥园，带领全家在广州安居乐业。

广州在传统经贸、金融、汽车、造船、生物医药等领域领先，这是个相对传统的行业，而深圳有非常多的高科技行业，传统与创新两种产业集合，更多元的产业融合将会帮助大湾区完善产业结构。交通上也很便利，助力了产业的融合和人才的流动。

中国奥园于1996年在广州成立，2007年在香港上市，按照“一业为主、纵向发展”的战略指引，打造了地产、商业、科技、健康、文旅、金融、跨境电商、城市更新等板块，已成为销售超千亿元、纳税超百亿元的多元化、国际化企业集团，荣登福布斯亚洲最佳上市公司50强，并迈进中国500强。目前中国奥园各业务板块齐头并进，发展势头强劲，2019年上半年在跨越千亿元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实现合同销售536.3亿元，进入销售排行榜前30，股价也不断飙升。

中国奥园集团副总裁、商业地产集团副总裁、科技集团总裁胡冉认为，中国奥园感受到了广东的“虹吸效应”带来的优势。自2019年1月至今，中国奥园在资本市场受到青睐，涨幅超过100%，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奥园土地储备、营业收入、销售、利润等一半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资本市场同样看好大湾区。

广东在技术领域具有实用性，通过“引人”“引制”“引技”，助力大湾区发展。“广东拥有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基因，这正是‘粤最大的价值所在。”胡冉如是说。

大湾区人才、产业和交通都相对完善，对于布局大湾区的企业而言，应该将做好内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聚焦大湾区，奥园发挥“动能”优势，重视人才培养，通过人才的流动产生动力，带来新的资源，才更有活力。

而奥园也真正“动”了起来，表现在文化、产品力和品牌力上。胡浩指出，中国奥园“军令状”文化最具特色，内部形成了你追我赶、良性竞争的局面，业务之间竞争协同。

胡浩认为，立足广东的奥园深深感受到了大湾区对高能量人才的吸附能力逐渐增强，同时进行更加多元化的产业融合；
交通更加便利和逐步完善，沿海高速的开发，正促使大湾区成为世界的大湾区，“这也是奥园‘重仓大湾区的核心所在。”又如“客户至上”理念，在中国奥园的品牌理念中排在第1位。

高旭东指出，中国奥园应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变革引领技术发展。

此外，奥园还提出了基于构筑健康生活营造智慧社区的产品主张，专门成立了客户研究中心，致力于为业主提供基于客户需求不同场景下个性化的产品，这正是奥园的创新所在。

据悉，20多年前中国奥园刚刚做地产的时候，提出了“运动就在家门口”“生活就像高尔夫”等ip，“但是今天这些已经无法再打动客户了，需要不断创新。”面向未来5g时代、智能化时代，中国奥园提出了“构筑健康生活，营造智慧社区”的品牌主张，以智慧社区满足客户全生命周期的需求。

“未来，奥园靠得是‘产品+服务，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胡冉如是说。

中国跨越篇二

建国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实现了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工业制造加快向高质量发展推进。新中国工业为我国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裕安康，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70年前的旧中国，由于长期战乱，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只能生产少量粗加工产品。经过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国工业成功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大跨越，使我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中国工业为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做出了巨大贡献。

1、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建国70年来，我国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浪前行。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 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970.6倍，年均增长11.0%。分阶段看，国民经济恢复及“一五”时期（1949-1957年），我国工业生产迅速增长。建国初期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在整个“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增加值保持了年均19.8%的增长速度。“二五”时期至改革开放以前（1958-1978年），受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等影响，工业建设遭到很大损失。但在部分老一辈革命家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工业经济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总量规模进一步扩大。1978年，工业增加值162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5.9倍，年均增长11.5%。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焕发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经济规模迅速壮大。199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7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2年突破20万亿大关，2018年突破30万亿元大关，按不变价格计算，2018年比1978年增长56.4倍，年均增长10.7%。我国工业国际影响力发生历史性变化。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测算，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7.0%，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2、工业生产能力迅猛增长，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

建国初期，我国只能生产纱、布、火柴、肥皂和面粉等为数甚少的日用生活消费品，经过70年特別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生产能力迅猛增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进入世界前列。原煤、钢铁、建材和化工等能源原材料行业已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201 8年，原煤产量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5倍;粗钢产量9.3亿吨，增长5799倍;水泥产量22.1亿吨，增长3344倍;平板玻璃8.7亿重量箱，增长803倍;化肥产量5424.4万吨，增长9040倍。

主要消费品行业实现了供应不足向供应充裕的巨大转变。2018年，纱产量2 958.9万吨，比1949年增长89.5倍;布产量657.3亿米，增长33.8倍。日用消费品丰富多彩。据轻工联合会资料显示，如今我国钟表、自行车、缝纫机、电池、啤酒、家具、塑料加工机械等100多种轻工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

高技术装备类产品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18年，我国手机、计算机和彩电等产品产量分別达18亿部、3.1亿台、1.9亿台，占全球总产量的比重在70%-90%之间;汽车产量为2 781.9万辆，连续多年蝉联全球第一;高铁动车组已成中国靓丽名片，走出国门。工业供给能力的增长，为我国国民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提供了有力支撑。

3、工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

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内主要工业品供应短缺，加上工业发展模式是半封闭型的，仅有少量的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也多以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完备产业基础和综合成本优势，我国对外贸易量质齐升，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197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仅为168亿元人民币，2018年已达到16.4万亿元，增长979倍。自2009年起，我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

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建国初期，我国出口商品中80%以上是初级产品.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到53.5%，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到46.5%，2000年以后工业制成品上升到90%以上。其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主力。2018年，机电产品出口9.6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接近60%。同时，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快更新换代，出口产品档次和质量不断提高，家电、皮革、家具、自行车、五金制品、电池等行业已成为我国在全球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4、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一些技术已从跟跑到领跑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工业技术能力比较薄弱。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驱动战略的指引下，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作为创新主体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高，成为促进我国工业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

企业研發力量不断增强。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达10.2万家，比2004年增长5倍，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从2004年的6.2%上升至2017年的27.4%，提高21.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r&d经费支出12013亿元，比2004年增长9.9倍，研发投入强度（r&d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由2004年的0.56%提升至1.06%，提高了0.5个百分点。

研发成果日益丰硕。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93.4万件，比2004年增长29.8倍。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成为第二大国际专利申请国，仅排在美国之后。部分产品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和通讯设备产业方面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多次蝉联全球超算500强榜首。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重要成果，北斗导航进入组网新时代。

二、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旧中国，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的加工业。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产业政策，对工业经济内部结构进行了多次重大调整，我国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中优化升级。

1、建立了门类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工业建设，从“一五”开始就将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向工业部门，为此后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经过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石油加工、化工、机械、建材、轻纺、食品和医药等工业行业不断由小到大，一些新兴的工业行业如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电子通信工业等也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目前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一个行业比较齐全、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形成。

2、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建国以来，我国传统工业在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不断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技术改造等实现产业升级、脱胎換骨。如水泥行业2012年底前基本淘汰了机立窑、干法中空窑、立波尔窑和湿法窑，目前新型干法水泥基本全覆盖。截至2017年，中国拥有1715条新型干法生产线，其中日产万吨的生产线有13条。煤炭行业1997年就开始整顿关闭非法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煤矿，同时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2017年，大型煤矿企业的采煤机械化程度提高到96%，掘进机械化程度提高到54%。钢铁行业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冶炼、轧制设备，钢材品种质量提升实现巨大突破，大多数钢材品种的自给率超过了100%。有色金属工业实现了从主要技术装备依赖进口到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和电解铝技术输出国外的转变，落后的自焙槽电解铝生产工艺已经全部淘汰，中厚板高端航空铝材已用于大飞机和军工等领域，高铁用铝材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3、新兴产业不断加快孕育发展

建国初期至90年代，我国工业结构是以钢铁、建材、农副食品和纺织等传统行业为主。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加快孕育发展，工业经济不断向中高端迈进。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1.7%、8.1%，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5.5和1.9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3.9%和32.9%。2018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8.9%，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7个百分点。主要代表性产品增势强劲。201 8年，新能源汽车产量比上年增长66.2%，生物基化学纤维增长23.5%，智能电视增长17.7%，锂离子电池增长12.9%，集成电路增长9.7%。移动通信、语音识别、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掘进装备等跻身世界前列，集成电路制造、c9 19大型客机、高档数控机床和大型船舶制造装备等加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龙门五轴机床、8万吨模锻压力机等装备填补多项国内空白。

4、智能制造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黨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进展加快。一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据工信部材料，截至2018年9月，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67.8%和48.5%。二是“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不断涌现。截至2018年6月，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及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达33.7%、24.7%、7.6%。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在服装、家具等行业加快推广，协同研发制造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日益兴起。三是工业互联网发展已迈出实质步伐。工业互联网已经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和能源等行业，国内具有一定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总数超过了50家，重点平台平均连接的设备数量达到了59万台。

三、多种经济成份携手共同发展，经济活力大幅跃升

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经济成分基本亡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1978年，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77.6%，集体企业占22.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多种所有制经济携手共同发展。

1、国有企业在优化调整中发展壮大

1952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8.2亿元，固定资产原值149亿元。经过建国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扩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等艰难探索，国有企业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2018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583亿元，比1952年增长658倍;2017年固定资产原值309410亿元，比1952年增长2 076倍。国有企业不断优化战略布局，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主导地位。2018年，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电力生产供应业中，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所在行业的比重分别高达93.2%和91.7%;在石油加工、冶金、有色等重要的原材料工业领域，国有控股工业所占比重在37.0%-61.1%之间。国有企业为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2、民营经济和私营企业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的过程。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党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私营经济一步步由弱到强、逐步成长壮大。2001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3.2万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为18.9%，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3.9%、7.7%和6.0%。2018年，私营企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数量已超过一半，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占比均超过20%。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为我国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港澳台同胞积极响应，率先前来投资。1978年，第一位港商广东投资办厂，此后一大批港澳台商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纷纷来内地投资兴业。2018年末，大陆境内规模以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已达2.3万家，吸纳就业人数达956万人，主营业务收入9.9万亿元。港澳台资企业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更为内地输入了先进的理念和管理经验，成为我国工业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4、外商投资企业己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979年，我国颁布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加快增长，一些国外大公司、大集团、大财团纷纷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投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出台了一系列利用外资重大举措，为外商投资企业长期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外商投资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步拓展到计算机、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201 8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已达2.5万家，吸纳就业人数达931万人，主营业务收入14万亿元。不断开放的中国制造业受益于国外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投入，同时也为外资企业持续提供了良好回报。

四、不同地区工业总量均实现历史性飞跃，区域经济不断向协调发展推进

旧中国的工业主要聚集于东部地区，布局极不平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进行了以大小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地区工业布局大调整。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有所拉大。世纪之交，国家高度重视中西部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不断释放，区域发展协调性逐步增强。

1、东部地区在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对全国工业经济起着压舱石和导向标的作用。

1952年，东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就已经超过一半。经过70年的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率先发展，东部地区规模持续扩大，在由速度向质量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2018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38 089亿元，比1978年增长117倍，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57.4%。2017年东部地区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战附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61.6%。

2、中西部和東北地区工业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对全国工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中西部地区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总体发展水平与东部一直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振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战略，相关地区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18年中西部地区实现利润总额分别为13498亿元和12000亿元，较1978年分别增长192倍和147倍;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2 764亿元，较1978年增长21倍。

2018年长江经济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6.7万亿元，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为45.7%，较2014年41.6%的比重，提高了4.1个百分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区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3.2%。部分新兴产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集聚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取得积极进展，产业转移协作有序推进，初步形成了京津冀创新协作新模式，一大批跨区域重大产业项目与共建园区陆续落地，为京津冀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4、区域政策趋于精准，区域经济在不断调整中向协调联动推进。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上更加精准，更加注重跨行政区域、大区域的协调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区域发展差距有所缩小。2018年，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4%，西部地区为6.9%，分别比东部地区快1.8和1.3个百分点，2018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业的比重分别为22.8%和17.5%，与2000年13.9%和11.3%的比重相比，分别提高了8.9和6.2个百分点。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有所放缓，2016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3.1%，随着一系列东北振兴的重大改革、重大政策、重大措施的逐步落地，东北工业企稳势头不断巩固。2017年工业增加值增长4.2%，2018年增长6.1%。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有所扭转，不同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人民凭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闯劲，凭着一颼商水穿石的韧劲，创造了波澜壮阔、世界瞩目的工业奇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中国工业仍然还有很多山要爬，还有很多坎要过，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一定会再创新的辉煌，再创让世界刮目栢看的历史奇迹。

中国跨越篇三

再创移动辉煌

各位领导、评委、同事们：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燃烧激情青春，再创移动辉煌》。今年是***移动创建十周年，这十年是***移动奋斗的十年、前进的十年、辉煌的十年，回首这十年的发展历程，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都有一种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心情。

十年前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破茧而出的***移动，以全新的企业文化理念、开放灵活的营销方式和独领潮头的骄人业绩崛起于潇湘大地，短短几年内便实现了长足跨越式的发展：客户数从分营时的不足****万户发展到目前的****万户；运营收入从****万元增长到*****亿元；企业由亏损到实现盈利****亿元。。。所有这些，不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数据，它们是***移动人改革创新、艰苦创业、团队合作的一个个真实写照。

今天，不，此时此刻我站在这个演讲台上，心里感慨万分：有喜悦、有激动、但更多的是幸运和一份感恩。幸运：因为我有幸成为了公司十年发展中的一员，也见证了公司十年发展的辉煌成果！感恩：是因为我从实习生到营业员、从营业标兵到值班经理、再到厅经理；从服务明星到优秀员工、再到全国服务明星，这些点滴的成长和进步是公司给了我这个广阔平台，是移动优秀的企业文化塑造了我。在这优秀企业文化的映照下，一批批与公司共成长、共进步的青年员工已逐渐成长为公司日后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技术骨干。

如果说***移动是一棵繁茂的参天大树，那么我们就是这棵大树上其中一片小小的绿叶；如果说***移动是一条奔腾的大河，那么我们就是汇成大河的朵朵浪花；如果说***移动是光芒四射的太阳，那么我们就是这轮太阳投射出去的缕缕阳光。无论是绿叶、浪花，还是阳光，我们都与***移动的兴旺发达息息相关、脉脉相连。

同事们，通信行业已全面进入3g时代，公司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发展阶段，我们既面临难得的机遇，更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作为站在新起点上的我们，有责任、更应有使命为***移动的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让我们坚定发展信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爱岗敬业、努力拼搏、锐意进取，用实际行动为***移动的第三次创业做出新的贡献！

让我们“共铸团队智慧”，去实现我们移动人的梦想！

让我们“永葆卓越激情”，去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共同续写***移动新的辉煌！

中国跨越篇四

[关键词]经济剩余；不发达的发展；依附性发展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已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扩散到全球，给世界各国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于是，我们需要反思：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前途如何?如何认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被动实现自主跨越?本文通过对依附理论的系统剖析，以期重新认识依附论的现实意义，和重新认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

一、经济剩余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对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国家垄断资本迅猛扩张，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也已从自主的民族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以外资为动力的依附性发展阶段，西方现代化理论在这种新变化面前解释无力，以巴兰、阿明、桑托斯等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学派藉此应运而生。

巴兰(baran)是最早勾勒出依附理论轮廓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即它们的贫穷在于与西方的联系，而不纯粹是因为内部经济增长的障碍，这种联系产生的结果是不发达。他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经济剩余(社会生产的劳动产品与社会消费之间的差额)，成为依附理论的奠基性概念，并为后期的理论家所引用和发挥。巴兰用经济剩余的积累和转移考察历史的发展，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剩余的多少及对其利用的结果。根据他的分析，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能沿着人们所熟知的发达资本主义道路前进，是因为实际经济剩余和潜在经济剩余两者之间的差额太大，以至资本积累太少而投资不足。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攫取和吸收剩余的目的，对不发达国家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迫使它们从属于不平等经济关系，进而形成适合发达国家需要的经济结构，并以借贷利息流出、不平等贸易交换和投资利润转移等方式最终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转移至发达国家，这是造成发达与不发达分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对经济剩余利用不当，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少数社会富裕阶层的过度消费；二是大量非生产性劳动的耗费；三是现存生产结构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四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大量失业存在。巴兰批判了资本主义和谐一致的观点，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归结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巴兰认为虽然发达国家资本流向落后国家，但并不能改善落后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反而使之遭受封建压榨和世界资本主义商业压迫的双重剥削，并导致这些国家变本加厉的腐败和不公正，最终导致经济剩余由不发达国家逆向流往发达国家。

20世纪40年代末，普雷维什(prebisch)提出了中心——外围的概念，后来又吸收了巴兰的经济剩余理论，逐步将其发展为现在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普雷维什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是由“中心”和“外围”相互排斥又互为条件的动态两极组成，一极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极是持续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心在全球的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外围，从而限制和阻碍了外围的发展，中心和外围相互间是不平等的依附关系，结果形成发达国家日益发达，外围国家则无法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国际格局。普雷维什进一步考察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征，认为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同质和多样化的，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异质和专业化的。异质表现为生产率显著不同的生产活动同时并存，专业化则表现为外围国家出口部门集中生产少数初级产品，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前后联系有限。外围国家的失业问题和结构的异质相联系，而国际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条件恶化问题则与过度专门化相联系，在两者共同作用下，造成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

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性质与走出陷阱的途径

依附理论学家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确认为不和谐和对立排斥，则与主流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产生极大分歧。主流发展经济学通过分析不发达国家在储蓄、投资、技术、制度方面的累积因果关系，以及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现状，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缺口模型”及“大推进”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等，并着重从不发达国家内部寻找落后根源，探讨通过强制储蓄、技术引进、金融深化等路径来寻求出路。依附理论学家则从历史发展、外部条件寻找二元结构生成的根源，把不发达的陷阱归属于特殊的“资本主义陷阱”，并由此分析了不发达的性质及跨越“陷阱”的路径。

弗兰克(frank)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命题，定义了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性质。他通过对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中依附性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分析，把世界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分为重商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三个阶段。相应地，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交换关系从不等价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发展到以等价为基础的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造成大量剩余从殖民地外流到宗主国，从而使宗主国积累起大量资本并。殖民地内部生产关系和外部生产关系的结合，促成了它们不发达发展的开始。当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殖民地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被全部或部分消灭，也就排除了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弗兰克认为，不发达是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造成的，当代发达国家曾经历过“未开发”(undeveloped)阶段，但从未经历过“不发达”(underde-veloped)阶段。当代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并非是由其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封建古老体制和资本短缺所造成的，而是由不发达的卫星国和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关系造成的。不发达的性质不能归咎于不发达国家的“封建性”或“前现代性”，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发达的发展的结构，殖民地经济已经一元化为资本主义性质所造成的结果。他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中，得出总结，“宗主(中心)的那些陈规老套是不符合卫星的经济现实的，也不会满足它们要求解放的政治需要”，“归根到底正是它们的人民将负责改变这种再也不能接受的过程，并消除这种悲惨的现实”，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

阿明(amin)同意弗兰克关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认为外围资本主义发展是畸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趋向出口活动的严重畸形，它吸收了来自中心的大部分资本；二是趋向第三产业活动的畸形，它来自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和原来的经济结构；三是选择工业部门方面的畸形，即趋向于轻工业部门，并在这些部门使用现代技术。这三种畸形是由于外围与中心国际分工格局的不合理，导致中心积累不断积聚进行，同时导致不发达经济的比例失调、二元结构和经济增长受阻所致。他把“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殖民主义阶段，二是替代进口工业阶段，三是外围真正自力更生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不发达国家处于不合理的经济格局中，而没有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只有到了第三阶段，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普遍觉醒，认识到只有通过群众性消费部门的发展，才能导致民族的自力更生。但许多不发达国家尚未进入这一阶段，其原因是过早输入了“工业革命”，这是外围国家经济畸形发展的根源。阿明提出，外围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只有为大多数群众服务，才能扭转依附局面，才能走向真正自力更生阶段，而要如此，只有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办到。对于不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阿明认为应包括两重规定：一为社会主义目标，这一目标不能用经济条件加以限定，但也不能离开经济问题；二为过渡结构。就个别国家而言的，它不只意味着公有制的发展或重工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把现代技术与改善群众的状况结合起来，在科研方向上进行巨大变革。不发达国家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目标，不断完善过渡结构，才能摆脱依附，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卡多佐(cardoso)不同意阿明的“脱钩”观点，提出了“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把发展界定为“一个通过与中心经济的新型联系而受益或正在受益的过程”，并认为发展和依附是并存的、同时发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在依附条件下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和工业资本对外围经济的渗透以及国际分工的产生，外国企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和依附国的内在繁荣是相协调的。因为外国企业的目的是制造产品投入国内市场，他们的利益至少和依附国家的一些重要部门的发展相一致，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促进了发展。当然，走“联合性依附”发展道路需付出一定代价，可能形成扭曲性的发展，如收入分配的倒退、忽视基本必需品生产、缺少“自主的技术”、缺少充分发育的金融部门，以及人力资源使用不当和备受剥削等，所有这些导致了相对贫困和阶级摩擦。但是，外围地区自身无法完成资本积累的循环周期，必须求助于外部动力，这就需要依附于一个活跃的补充机制——它必须投身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循环。

刘易斯(lewis)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但这种理论实质上否认了外围国家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封建体制残余视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障碍，彻底“西方化”是二元结构理论的逻辑出路。弗兰克把不发达归咎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殊结构和本质之一，明确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从而否定了二元结构理论，引导了人们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角度思考不发达的根源，树立起依附理论的鲜明特色。阿明进一步分析了外围资本主义的畸形结构，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脱钩论”，其核心并不是闭关自守，彻底摒弃资本主义，而是想引入新生势力来彻底摆脱发达资本主义的剥削与控制。巴兰、桑托斯、普雷维什、弗兰克等依附理论家大都赞成走向自主发展的社会主义，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卡多佐的“联系性依附”理论提出在付出一定代价的条件下、在依附中求发展的观点，使依附理论由“停滞”模型构建提升到“依附发展”模型的构建，改变了依附与发展势不两立的传统观点，丰富了依附理论内容及走出资本主义陷阱方式的探讨。

三、评析与借鉴

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一种观点、理论或学说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发展研究当然不例外。主流发展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对照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和前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强调竞争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而忽视发展的历史前提、国际间的讨价还价能力及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并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规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实践的展开，主流发展经济学的方法与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大多数依附论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唯物史观，试图揭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阶级本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分析框架，提供一种理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方式和一种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走向的新视野。综观二战以后，第三世界除了“四小龙”之外还无大国真正进入发达之列，非洲一些国家愈来愈陷入贫困，如果不从发达国家有意制造“依附国”畸形经济结构去理解，不从经济剩余的国际转移来理解，是很难说清楚的。

在西方主流学者那里，资本主义是消除各种不发达现象、解决各种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因此，资本主义成为发展的最终归宿。依附论的出现是对“西方化”的有力抗争，它强调要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反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去与发展中国家的今天之间划等号，重视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发达与不发达的客观对立，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正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所造成的。依附论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那种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角度阐释不发达问题的局面，对发展中国家学者探索本国经济发展道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然，任何一种理论的结论和主张都只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具有历史局限性。如批评者指出，依附论忽视贫困的内部因素，把不发达的病根归咎于国际因素，是片面的“外部因素决定论”。然而，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对于认清不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扩张进程中的地位，以及这一进程对不发达国家内部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影响，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黎贵才

中国跨越篇五

闹得沸沸扬扬的麦当劳、肯德基违法用工事件，终于以麦当劳与肯德基主动承认错误，愿意建立工会而以得结束。

跨国企业在中国所遭遇的一系列关于危机事件，其背后凸现了跨国企业在中国所面临的三道隐形的坎。而是否能够顺利跨越这三道隐形的坎，则取决于不同跨国企业的政治智慧。

第一道坎：企业管理体制vs中国政治语境

在此次麦当劳与肯德基事件中，产生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兼职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受劳动法规定的约束。二大洋快餐巨头在中国的运作一向有着雇佣兼职员工的习惯，而兼职员工的报酬一向与正式员工属于不同的体系，不享受正式员工许多拥有的福利。在肯德基等企业的管理体制中，兼职员工完全属于编外体制，其与企业约定的报酬完全是自愿形式，与政府的用工条例并无必然的冲突。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出发，跨国企业在中国如何用工当然有一定的规范约束，但在现行规范之下，难免也存在许多体制法规难以覆盖的空白之处——例如如何判定员工的工作环境优劣、兼职员工的待遇多少才算合理等，所以企业的运作机制必然与政府的政策法规之间存在一个弹性的空白地带，而这个充满可变性的地带则就是可能产生危机的源头——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角度解读，完全可以使事件变质变性，从而使得事件脱离原本正常的企业范畴，演变成一场具有社会情绪的危机事件，而这正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必须跨越的第一道坎：如何在企业管理体制与中国政治语境下取得平衡。

在沃尔玛工会事件中，矛盾冲突最严重之处是沃尔玛执意坚持企业原则，不肯按照中国政府的意志在企业中建立工会。因为在沃尔玛看来，工会是劳方通过集体力量与资方进行博弈的组织行为，在目前西方的政治法律环境下，以沃尔玛等大公司为代表的资方在劳资博弈中往往是利益受损者，因此他们对工会有着天然的抗拒。而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工会是保护劳工利益有效方式之一。特别是随着最近几年因劳资纠纷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严重威胁了社会稳定，因此工会组织被认为是缓冲劳资纠纷的平台。因为工会可以准政府的名义处理类似事件，从而避免引发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工会并不具备其在西方社会那样强大的势力，其实际的意义与作用也没有在西方社会中如此突出与重要，但工会的建立无论对政府、对员工而言，其起到的平衡机制与心理补偿作用，远超过了其实际存在的意义。而沃尔玛最终接受建立工会的要求，其实是对中国深层次政治语境的解读与把握，并在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取得了一种平衡，成功跨越了第一道隐形的坎。

学会从政府的角度去看待企业内部管理问题，深层次把握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民众心理，以更弹性的企业管理体制适应中国政治体制，这是许多跨国企业得以跨越隐形之坎的关键之一。

第二道坎：企业利益vs政府意志

以一定的投入去创造尽可能大的产出，从而得以生存发展，这是经典管理学对“企业”一词的明确定义。从政府意志出发，社会利益、员工利益以及企业利益都是必须要被维护的对象，而核心就在如何平衡此三者关系。政府决不会纯粹要求企业牺牲自我，去成就社会利益与员工利益，因为企业利益的保证是企业得以发展的根源，也是得以保证后二者利益的关键。所以，在中国发生的跨国企业危机事件中，我们细细分析，其中许多危机发生的根源并非企业利益追求方式违背了政府意志，而是媒体力量的介入，并扮演了事件放大器的角色，使得企业利益与政府意志之间的关系平衡被打破，在民众的强烈关注下，使得事件逐渐变质，最终逼使政府必须出面干预，以疏导民众不平心理。

去年发生的富士康事件中，如果纯粹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广东的工厂存在工作条件恶劣、工人工作超时、工资低廉等现象，这种事件有多大的社会关注度？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广东又是中国加工厂最集中的地方，无数的台资、港资、外资代工企业云集于此，像富士康这样的工作境况哪一家不是大同小异？在挺长一段时期内，富士康的管理方式并没有违背政府的意志，也即是并没有超出政府容忍的范围之内，但是随着媒体的媒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语境下，媒体是社会舆论的监督者，也是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者，但是现在随着媒体自身的进化，媒体的审判力量与媒体的越权越来越明显。其无孔不入的信息探知手段，强大的舆论左右力量，使得媒体在某些层面已经超越了舆论传播与监督的责职，而成为代表政府履行对企业审判、定论的另类势力——这正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必须跨越的第二道隐形之坎，如何把握中国媒体的特性，在企业利益与政府意志之间取得巧妙的平衡。

第三道坎：企业战略vs政府公关

跨国企业都是公共关系的高手，正因如此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对政府公关的重视往往被提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正是因为对政府公关的过度重视，当企业发生危机事件之后，许多跨国企业处理事件的第一关键就是进行政府公关，通过行走上层路线的方式去化解危机。

去年，宝洁sk-ii因被国家相关机构检测出含有违禁物质，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宝洁sk-ii危机初现端倪。而接来的短短数周内，事件发展一波三折：宝洁先是强硬地拒绝承认产品存在问题，接着又是“艰难地”允许消费者可以在苛刻条件下退货，经过全国媒体的口诛笔伐之后，宝洁做出了sk-ii暂时退出中国的决定。而三周后，宝洁打着国家质监局“最新检查结果”旗号回来了，宣布sk-ii将恢复在华销售的决定。宝洁强大的政府公关能力果然令人刮目相看。

作为一家超级规模的跨国企业，宝洁在中国扎根多年，其产品不仅牢牢占领中国日化市场的半壁江山，更是有着一般企业所不能及的强大政府关系——在中国诸多社会公益项目中，从科研、教育到扶贫，都出现过宝洁的身影。公益营销对于宝洁而言，其目的不纯粹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更重要的是向中国政府示好，借此作为构建良好政府关系的基础——在上层关系构建的力度上，很少有其他跨国企业可以与宝洁比拟。上层路线的畅通，也使得宝洁在中国的发展更加顺风顺水。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跨国企业过于倚重上线路线的弊端：每当企业发展危机事件时，这些跨国企业第一时间采取的措施不是安抚受影响消费者，也不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立即向外界做出详细的说明，而是通过上线路线的公关能力，搬出相关政府机构的检测或定论来支持自己。从本田雅阁“婚礼门”事件到宝洁sk-ii事件，企业方在事件发生之后，都是否认或者拒绝向消费者做出说明，而企图通过政府之力来为事件翻案。虽然最终企业都通过上线路线之力使危机事件逐渐平息，但这种主次颠倒的危机处理的手法却大失民心。

所以，跨国企业在中国必须要跨越的第三道坎就是在政府公关与企业战略之间取得平衡：没有政府公关力量，企业发展肯定大受影响。但是，过度依赖政府公关之力，也必然在某些层面产生负面的结果。如何将政府公关融入企业战略，并使其在企业战略中扮演合适的角色以及找到的合适位置，这正是跨国企业所要跨越的隐形之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