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铁皮鼓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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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本书之后,我产生了许多关于人生、情感和成长的思考。写读后感时,我们可以从书籍的情节、人物、主题等方面展开分析和思考。接下来是一些精选的读后感范文,供大家交流和讨论。
与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相比,我肯定处于劣势。这类作家在社会义务的旗帜下敲着打字机,他们毫不关注自我,而是以社会全局为出发点来履行他们的职责。根本没有什么高尚的企图促使我为战后德国文学奉献一件璀璨的珍品。我不想,也不能满足那时文学界提出的“澄清德国历史”的合理要求,因为我的努力无法给人带来慰藉,无法使人释怀。我试图丈量我自己的失去的乡土,并且首先一层一层地铲平所谓的中产阶级(即无产者与小市民的泥砾)的垃圾堆。《铁皮鼓》的作者也许成功地发掘了某些新的认识,揭穿了某些人的伪装,用冷笑实实在在地打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魔力,瓦解了人们对它的虚假的敬畏感,并且重新赋予了迄今为止被缚的语言以行动自由。但是他原本不想,也不能够澄清历史。
鄙人满足于艺术创造的快乐,欣赏变幻的形式,喜欢在纸上描绘反现实。简言之,艺术尝试的器官早已存在,它期待着克服阻力,吞食庞大的素材。然而素材也早已存在,它等待着基础代谢。出于对大规模的素材的恐惧,加之本人自由散漫,心不在焉,所以我未作大的努力。
私生活的诱因再次解放了我的创造力。一九五四年春,就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与安娜·玛佳蕾塔·施瓦茨结为伉俪。婚后的我专心致志,恪守市民的劳动道德与奉献精神,并且下决心要向突然闯进我的陋室的姻亲们证明我的才能。我的姻亲都是循规蹈矩的瑞士公民,他们像清教徒一样质朴,宽容大度,用艺术鉴赏家的眼光注视着活蹦乱跳的我在过于庞大的器械上作体操表演。
这是一种可笑的冒险行为,因为安娜刚挣脱大资产阶级的保护,转而寻求不安定的生活,并且小心翼翼地在战后柏林的艺术家圈子中初试身手。那时她肯定没有作一个所谓的大作家妻子的野心。
尽管小市出身的飞黄腾达者的兴趣经常与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豪门闺秀追求妇女解放的愿望发生有趣的碰撞,与安娜的结合还是使我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进。虽然创作《铁皮鼓》的文学契机发生在我们相识之前,但是我们的婚姻为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这是整本书的故事情节,离奇而透着古怪。扭曲的人性在其中很明显的表现了出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能够看到小说中穿插讲述了但泽的多灾多难的历史。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这个海港城市划归普鲁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但泽成为自由市,由国际联盟代管。希特勒以但泽走廊问题为借口,入侵波兰,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战后但泽划归波兰。
这是作家对希特勒统治的强烈不满,也是对当时德国的现状的感慨与悲痛。
此书分为三个章节,其中第一章能够看出故事发生地点是但泽,时间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九年,主要以一九三三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纳粹势力在但泽抬头为背景。
在第二章中,故事发生地点仍是但泽,时间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军事行动,纳粹党的安乐死计划(把精神病患者、痴呆儿童等病人作为“不值得活的生命”予以消灭),集中营煤气室屠杀犹太人,一九四四年军官暗杀希特勒的“七。二”事件,反抗运动,以及战后划归他国的原德国领土上的德国人被驱逐。
而在第三章中,故事地点位于杜塞尔多夫,背景是战后美、英、法占领区即西德的物资匮乏时期,老百姓的黑市交易,帝国马克贬值和以美军香烟为商品交换计值单位,西德货币改革,透过基本法和联邦德国成立后的经济复苏,时间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这些是小说发表时三十岁以上的德国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想忘也忘不了的往事,而作者偏要勾起人们对这些往事、尤其是个人在这段既往历史中所扮演的主角的回忆。而以但泽为故事发生地本身,就涉及到当时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铁皮鼓用几个关键词来分析就是疯狂,绝望,无奈以及残酷。现实的情形反映到了作品之中,这是作家的反思,也是人民的反思,更是对当权者的讽刺,这是一本很有现实好处的小说。
《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猪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可以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现在,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扫垃圾,并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尔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知道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现在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当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轻松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注: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义者。)。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放。
君特.格拉斯是当今德国资历最深、作品最丰、名声最大的作家。在年10月,他凭借长篇小说《铁皮鼓》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铁皮鼓》共分三篇,现在我只读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读的这一部分简单讲讲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奥斯卡这个形象。小奥斯卡一生下来就能听懂大人说话。在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两只飞蛾挡住了灯光,使他感觉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为时已晚。这也为小说的后文作了铺垫。因为小说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造成了小奥斯卡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他在三岁的时候自己从楼梯上摔下,将自己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痴呆”,而且不再长个,但他却依然拥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还获得一种特异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声震碎一切玻璃制品。这样他可以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远离了复杂的成人社会。他开始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观察这个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面对这个黑暗的社会。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来描写奥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忆的方式。在小说的开篇,就写奥斯卡居住在精神疗养院里。他居住在完全与世隔离的病房里,只通过护理员与外界联系。由此也体现出奥斯卡对当时社会的厌倦和不满。他依旧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在鼓点中回忆他的往事,然后让护理员为他拿来“清白”的纸,写下他的回忆。这里为什么要用“清白”一词呢,我觉得这也是奥斯卡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一种讽刺和鄙夷。
在小说的第一篇中,当奥斯卡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后,便产生了厌恶之感。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铁皮鼓,从而发泄他对畸形社会的不满。他也常常用他可以唱碎玻璃的能力,去“扰乱”社会的秩序。在他眼里,这个社会是混乱的,怪异的,无可救药的。
小说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经历和见闻写的。他也借小说表达自己对一战时期德国的黑暗的不满。
《铁皮狗》我已经读完两遍了,每当我看完总觉意犹未尽。读到最后一段时,鼻子总会不由自主发酸和抽抽,我使劲抑制自己不哭出来。
其中我最想说一说马水清这个人。他是吴庄里最有钱的`人家,他家栽着数也数不清的柿子树,他的祖母早年瘫痪,一直在床上默不作声地生活了十几年,全由爷爷来照顾。马水清很爱美,没事就拿着小镜子,要么是拔拔胡子要么是挤挤青春痘(因此一学期他弄碎了接近十个镜子)。但他也是一个大方的人,他的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三十元钱作为爷爷的生活费。可是爷爷不需要,就给了马水清。因此,马水清总会带上林冰和谢百三,或者刘汉林上街去吃猪头肉。有一次马水清发了慈悲,带着整个宿舍五个人和其他宿舍的几个人一起上街吃猪头肉,还在街上逛,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俨然一个阔佬的样子。
其实我还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该怎么说,这就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啊。
自古以来引发战争的原因有很多,领土争端便是其中之一,相邻国家都在宣称对边境线的拥有权,兵戈相争与流血牺牲中,时常国籍变更的边境人民,在战争的泥淖中又会有哪些沉痛的领悟?《铁皮鼓》就是这样一部边境民族的呐喊与反思之声。
《铁皮鼓》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其“但泽三部曲”的第一部。
全书由三部、四十六章构成。采用倒叙的方法,让主人公奥斯卡以“我”的口吻在两个时空平面上叙述发生在德、波边境和但泽地区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风云。其中大量的荒诞描写和隐喻手法,流浪汉式的行文结构,无不诠释但泽民众对自我身份的思与痛。
一:奥斯卡的身份谜团,是但泽民众对自己族属的迷茫。
主人公奥斯卡的身份一直都是个谜,他名义上是德国父亲和但泽母亲的后裔,却一直怀疑是母亲与其波兰表哥所生,这个人物的身份疑团,也是但泽民众身份的象征,但泽是普鲁士的发源地,长期在波兰和德国两国之间国籍转变,到底属于德国还是波兰?这不仅是奥斯卡的疑惑,更是但泽民众的疑惑。
二:奥斯卡的奇特经历,是但泽走过的历史记忆。
奥斯卡在三岁的时候看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和黑暗,以摧残身体的方式,逃避成长,却却依旧没能逃离失去与伤痛,最后以重新变成大人来肩负应担的责任,这就是但泽民众对于自己历史的态度,从不愿触及,到最后重新站起来。
三:奥斯卡的所作所为,是但泽民众对于战争的控诉与反抗。
奥斯卡有两个杀手锏——尖叫和敲击铁皮鼓。当他看到母亲和舅舅的婚外情时,愤怒的尖叫让一切破碎,当纳粹进入但泽的时候,他用敲击铁皮鼓的方式打乱纳粹的欢庆仪式,活活将其变成一场闹剧。这就是但泽地区对于纷争的态度——虽然弱小,却从不放弃表达自己的声音,到了最后奥斯卡让父亲不得不吞下纳粹徽章导致死亡,也体现但泽民众对于强暴势力的抵制决心。
一部荒诞小说,字字表达一个族群对于自我身份的思与痛,向历史发出了无尽的哀叹。
从昨日到此刻,我一向沉浸在君特格拉斯制造的氛围中,难以平静。刚开始看他在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铁皮鼓》时,我是吃力的,我感觉始终找不到那个高度的作品就应带给我的震撼,有几次都想放弃。
此刻看来何其浅陋!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诺贝尔文学奖是高度尊重的,我相信那些遥远的评委必须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眼光的。《铁皮鼓》必须有它的不凡之处。
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我才感觉《铁皮鼓》像一头挟风带雨的雄狮,只但是开始是匍匐的,是不动声色的,一俟风吹草动就呈现了它无可抵挡的霸气。在我多年的阅读中,我看见很多优秀作品,但是,绝大部分我都会有一种“我也能做”的感觉,我觉得时机成熟我能模仿他们,只有《红楼梦》让我望而兴叹,再就是《铁皮鼓》。我感觉我做不到,君特格拉斯制造了我难以攀援的高度,我仰望并深深尊重。
尤其让我深感奇怪的是,我看完《铁皮鼓》,鼻子通气了。
这是整本书的故事情节,离奇而透着古怪。扭曲的人性在其中很明显的表现了出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穿插讲述了但泽的多灾多难的历史。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这个海港城市划归普鲁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但泽成为自由市,由国际联盟代管。希特勒以但泽走廊问题为借口,入侵波兰,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战后但泽划归波兰。
这是作家对希特勒统治的强烈不满,也是对当时德国的现状的感慨与悲痛。
此书分为三个章节,其中第一章可以看出故事发生地点是但泽,时间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九年,主要以一九三三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纳粹势力在但泽抬头为背景。
在第二章中,故事发生地点仍是但泽,时间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军事行动,纳粹党的安乐死计划(把精神病患者、痴呆儿童等病人作为“不值得活的生命”予以消灭),集中营煤气室屠杀犹太人,一九四四年军官暗杀希特勒的“七。二”事件,反抗运动,以及战后划归他国的原德国领土上的德国人被驱逐。
而在第三章中,故事地点位于杜塞尔多夫,背景是战后美、英、法占领区即西德的物资匮乏时期,老百姓的黑市交易,帝国马克贬值和以美军香烟为商品交换计值单位,西德货币改革,通过基本法和联邦德国成立后的经济复苏,时间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四年。这些是小说发表时三十岁以上的德国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想忘也忘不了的往事,而作者偏要勾起人们对这些往事、尤其是个人在这段既往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回忆。而以但泽为故事发生地本身,就涉及到当时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铁皮鼓用几个关键词来分析就是疯狂,绝望,无奈以及残酷。现实的情形反映到了作品之中,这是作家的反思,也是人民的反思,更是对当权者的讽刺,这是一本很有现实意义的小说。
一九五二年春季与夏季,我搭车旅行,周游法兰西。我没有谋生的职业,只是在包装纸上画素描,并且不停地写作。我文思泉涌,下笔千言,除创作了模仿宗师巨匠的颂歌《昏睡的舵手佩林努鲁斯》之外,还写有一首臃肿的长诗,长诗的主人公柱头修士就是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前身。
囿于时尚,我将长诗的主人公确定为一个年轻的存在主义者。他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职业是泥瓦工。他狂野而博学,经常引用名言。就在富裕生活到来之前他已厌倦了富裕,恶心成了他的嗜好。他在无名的小城中砌起了一个高柱,蹲在柱头上坐禅。他的母亲对他骂不绝口,用一根长木棍挑着饭盒将饭菜递上去供他食用。她力图引诱他回家,她甚至获得了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少女合唱团的支持。小城的社交圈子环绕着高柱,敌友皆麇集于此,最终构成了一个仰望高柱的团体。了无牵挂的柱头修士俯视下方,沉着地变换重力腿与虚立腿,找到了他观察世人的视角,并且满口隐喻。
这首失败的长诗被我束之高阁。从它仅存的断片中能够窥见:当时特拉克尔(注:乔·特拉克尔(1887—1914),奥地利表现主义诗人,作有诗集《塞巴斯蒂安在梦中》(1915)等。)、阿波利奈尔、林格尔纳茨(注:乔·林格尔纳茨(1883—1934),德国作家,作有《体操诗》(1920)等。)、里尔克和蹩脚的加西亚·洛尔卡德文译本,对我的影响多么巨大。唯一搞笑的是诗中对一种超然的视角的寻求。高高在上的柱头修士的视角太静止了,而奥斯卡·马策拉特三岁男孩般的身高则恰到好处,这种侏儒视角既灵活多变,又可造成距离感。我们能够说矮子奥斯卡·马策拉特是柱头修士的对极。
同年夏末,当我离开法国经由瑞士前往杜塞尔多夫时,我与安娜初次相遇,并且透过直观废除了柱头修士的形象。一天下午,在一个普通的场合,我看见在喝咖啡的成人之中站着一个脖子上挂着铁皮鼓的三岁小男孩。男孩的神态引人瞩目,深深地嵌入我的脑海之中。这个三岁顽童对他的乐器相当痴迷,甚至到达了忘我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午后边喝咖啡边聊天的成人世界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
这次“发现”被遗忘了整整三年。我从杜塞尔多夫迁往柏林,认了一位新的雕塑老师,与安娜重逢,次年结婚,将误入歧途的妹妹从一86.座天主教修道院中接出来,画素描,制作飞鸟雕塑、稻草人和用金丝编成的母鸡。我的第一部长篇散文习作《栅栏》采用卡夫卡的小说模式,并且借用了早期表现主义者丰富的隐喻,然而这部习作却失败了。随后我一挥而就,创作了第一部结构松散的即兴诗集。这些简洁明快的诗歌逐渐脱离了作者的控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风信鸡的优点》,是我出的第一本书,它采用平装本形式,包括诗歌与插图。
此后,我在主要从事雕塑家职业的同时,还完成了一些短剧,例如独幕剧《叔叔,叔叔》和《洪水》。当我应邀出席四七社(注:四七社,联邦德国的文学团体,主要创作倾向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聚会时,我朗诵了这些短剧,取得了一点点成功。因为安娜是个舞蹈家,所以我也为她创作芭蕾舞剧脚本。我尝试着起草了几部芭蕾舞剧,舞剧的情节之后成了小说《铁皮鼓》的章节,例如小说的开篇“肥大的裙子”、关于船艏石像“尼俄柏”(注:尼俄柏,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她的十二个子女被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杀死,因此她整日哭泣,最终变成石像。)的故事和“末班有轨电车”,在小说中,奥斯卡·马策拉特和他的朋友维特拉乘坐着这班电车穿越夜幕下的杜塞尔多夫。此外还有波兰骑兵进攻德国装甲车的场景。这些芭蕾舞剧草稿被我弃置一旁,均未发表,最后都化作了史诗般的小说《铁皮鼓》的章节。
我全副武装,携带着长期积累的素材、不明确的计划和确凿无疑的功名心,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安娜想理解更为严格的芭蕾舞训练,因此我们于一九五六年初离开了柏林,前往巴黎。虽然我们此时一无所有,但是我们的旅行却无忧无虑。在皮加勒广场附近,安娜拜诺拉夫人为师,诺拉夫人在安娜心中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俄罗斯芭蕾舞教练。就在我为剧本《恶厨师》作文字润色的同时,我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这部长篇小说的标题屡经变更,从《鼓手奥斯卡》到《鼓手》直至《铁皮鼓》。
这本书写什么?写一个傻子。《尘埃落定》也写傻子,那是个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亚写了若干傻子,统统是傻子加智者;《喧哗与骚动》也有个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没个性,读者很难“角色代入”;《狂人日记》的傻子,则完全是作者的传声筒。《铁皮鼓》的傻子怎么样呢?那是个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几乎和《尘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钟爱。奥斯卡,侏儒,铁皮鼓手,是个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长于大战期间,同期涌现的文学大师非常多。奇怪的是,《铁皮鼓》没有历史的“现场感”。最近也在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三卷本自传,有所比较。这位用德语写作的欧洲作家,同样生于20世纪初。大战开始时,卡内蒂还是孩子,有个强大的保护者——母亲。他回忆中的战争,没有战火,没有死亡。卡内蒂只关注自我,精妙而不厌其烦地将自己层层剥开(这才是真正的“剥洋葱”)。然而,这个紧紧围绕“自我”的小世界,不断吸附周围事物,不断扩大,使一切随之旋转。这种磁力和能力,给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叙述,赋予了宏大意义。有人说卡内蒂的自传,虚构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战争爆发时,他那厢勾勒几位身边的平常人,我这厢立即闻到了销烟。《铁皮鼓》的奥斯卡也经历战争,君特·格拉斯替他枚举数据史料,描述死人、伤人、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让奥斯卡亲历波兰邮局保卫战。但作为读者的我,仍没有“现场感”。我——作为读者,被禁锢在奥斯卡3岁的身体里了。这不是叙述方式的问题,《尘埃落定》也傻子视角,但有历史现场感;《大师与玛格丽特》也夸张荒诞,也有历史现场感——甚至有着作者布尔加科夫的血与肉。
相比之下,俄国人写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尔捷斯纳克。读《日瓦戈医生》时,我不仅看见战争,还在亲历战争。而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擅于运用匠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君特·格拉斯,却是那么不动声色。我看不到血,听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奥斯卡的身外在发生什么,只有那个声音——平静、冷酷、乖戾的,是奥斯卡也是格拉斯的声音,顺着一条平缓的甬道上升。这种写作风格,正是我想象的制造“纳粹事件”的君特·格拉斯可能的风格。但在《铁皮鼓》面前,“纳粹事件”一点不重要。因为君特·格拉斯本人如何,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小奥斯卡!
这部作品中,战争不是主角,而是背景。真正的主题是人类灵魂的一次漫游。像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写作那样,这部层次丰富的作品,离不开希腊和希伯来两大传统,有神话原型如弑父,也有上帝与撒旦。事实上,撒旦是奥斯卡的一部分,奥斯卡是撒旦的一部分。格拉斯帮助我们理解撒旦。在此意义上,这部作品比绝大多数战争写实小说来得伟大,它接近了战争的本质——恶。
作家需要发现、探索、理解恶。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恶。恶应该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但长久以来它不是。恶是有罪的,不该的。所以被忽略,摒弃。文学史出现萨德这号人物,完全是压抑过久的大爆发。只有正视恶,才能更好地理解善。我想,这是《铁皮鼓》的伟大。
君特·格拉斯是我迄今最喜爱的知识分子作家。我对那帮“新寓言”的知识分子,没有太大感觉。法国人,喜欢玩精妙。可惜无论法国人的精妙,还是日本人的暧昧,我都感觉不强烈。我需要的是当头一棒,让我震撼与晕眩。力量感,是我个人评价作家的重要标准。俄国作家、美国作家,总体而言力量感强。前者的力量来源偏重于精神,后者偏重于现实。中国作家中,北方作家的力量感比南方的强(想想莫言和余华的作品差别)。回到“知识分子写作”,几年前,《玫瑰之名》让我对这个词倒尽胃口(依据上述,该作品力量感为零)。我一边阅读一边疑惑:《玫瑰之名》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意义何在?不能带给我任何感动、震撼和启迪。如若一些捧臭脚的知道分子说的那样,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我真想把书中的大段理论以及更为大段的注释剪下来,叠起来,戳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摸着心口说说,这么一堆聱牙诘屈的东西,是否真对“引人入胜”一词没有致命杀伤。如果知道分子们捧起另一只臭脚,说该书阐释了某种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此它比只知夺人眼球的侦探小说深刻许多。那我倒想问:为何不直接读论文,岂不更深刻清晰、节约时间?最终,我意识到了,《玫瑰之名》——以及其他可以想见的艾科制造——被写出来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展示作者风采:这位学者小说家拥有相当的知识,掌握相当的写作技巧。至少,他比侦探小说作家深刻,比哲学论文作者会写小说。这种穷凶极恶的知识炫耀,让我想起北京话的一个词:提人。指提及各路要人,并作熟稔状。事实上,提人不能使提人者本身成为要人,就像炫耀知识的小说家,不能使作品本身具备知识或者成为好小说。我曾被迷惑过,但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不是用来炫耀,而是用来帮助认清世界的。
最后,扯一下另一位知识分子作家米兰·昆德拉。我曾将他贬至一无是处。但这有感情色彩。就像初恋,开始期望得完美,结束未免失望得惨烈。米兰·昆德拉,就是我的文学初恋。
小说《铁皮鼓》共分三篇,此刻我只读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读的这一部分简单讲讲我的感受。
小奥斯卡一生下来就能听懂大人说话。在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两只飞蛾挡住了灯光,使他感觉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为时已晚。这也为小说的后文作了铺垫。因为小说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造成了小奥斯卡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他在三岁的时候自己从楼梯上摔下,将自己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痴呆”,而且不再长个,但他却依然拥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还获得一种特异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声震碎一切玻璃制品。这样他能够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远离了复杂的成人社会。他开始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观察这个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应对这个黑暗的社会。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来描述奥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忆的方式。在小说的开篇,就写奥斯卡居住在精神疗养院里。他居住在完全与世隔离的病房里,只透过护理员与外界联系。由此也体现出奥斯卡对当时社会的厌倦和不满。他依旧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在鼓点中回忆他的往事,然后让护理员为他拿来“清白”的纸,写下他的回忆。那里为什么要用“清白”一词呢,我觉得这也是奥斯卡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一种讽刺和鄙夷。
在小说的第一篇中,当奥斯卡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后,便产生了厌恶之感。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铁皮鼓,从而发泄他对畸形社会的不满。他也常常用他能够唱碎玻璃的潜力,去“扰乱”社会的秩序。在他眼里,这个社会是混乱的,怪异的,无可救药的。
最新铁皮鼓读后感800字(精选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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