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故园春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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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是指个人具有影响和激励他人的能力,良好的领导力可以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效率。总结需要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和目标,从而得出有针对性的结论和建议。以下是科学界对于环境保护的研究成果和建议,让我们一起关注环保事业。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不再在朝廷宫门前陈述已见,返归终南山我那破旧的茅屋。
没有才能才使君主弃我不用,又因多染病痛朋友也渐渐疏远。
白发渐渐增多催人慢慢老去,岁暮已至新春已经快要到来了。
心怀愁绪万千使人夜不能寐,松影月光映照窗户一片空寂。
岁暮:年终。南山:唐人诗歌中常以南山代指隐居题。这里指作者家乡的岘山。一说指终南山。
北阙:皇宫北面的门楼,汉代尚书奏事和群臣谒见都在北阙,后因用作朝廷的别称。《汉书·高帝纪》注:“尚书奏事,渴见之徒,皆诣北阙。”休上书:停止进奏章。
敝庐:称自己破落的家园。
不才:不成材,没有才能,作者自谦之词。明主:圣明的国君。
多病:一作“卧病”。故人:老朋友。疏:疏远。
老:一作“去”。
青阳:指春天。逼:催迫。岁除:年终。
永怀:悠悠的思怀。愁不寐:因忧愁而睡不着觉。寐:一作“寝”。
虚:空寂。一作“堂”。
此诗系诗人归隐之作,诗中发泄了一种怨悱之情。首联两句记事,叙述停止追求仕进,归隐南山;颔联两句说理,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颈联两句写景,自叹虚度年华,壮志难酬;尾联两句阐发愁寂空虚之情。全诗语言丰富,层层辗转反复,风格悠远深厚,富有韵味。
落第后的孟浩然有一肚子的牢骚而又不好发作,因而以自怨自艾的形式抒发仕途失意的幽思。这首诗表面上是一连串的自责自怪,骨子里却是层出不尽的怨天尤人;说的是自己一无可取之言,怨的是才不为世用之情。
字面上说“北阙休上书”,实际上表达的正是“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的情意。只不过这时他才发觉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原以为有了马周“直犯龙颜请恩泽”的先例,唐天子便会代代如此;却才发现:现实是这样令人失望。因而一腔幽愤,从这“北阙休上书”的自艾之言中倾出。明乎此,“南山归敝庐”本非所愿,不得已也。诸般矛盾心绪,一语道出,富有余味。
三四句具体回述失意的缘由。“不才明主弃”,感情十分复杂,有反语的性质而又不尽是反语。诗人自幼抱负非凡,“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他也自赞“词赋亦颇工”。其志如此,其才如此,不谓“不才”。因此,说“不才”既是谦词,又兼含了有才不被人识、良骥未遇伯乐的感慨。而这个不识“才”的不是别人,正是“明主”。可见,“明”也是“不明”的微词,带有埋怨意味的。此外,“明主”这一谀词,也确实含有谀美的用意,反映他求仕之心尚未灭绝,还希望皇上见用。这一句,写得有怨悱,有自怜,有哀伤,也有恳请,感情相当复杂。
而“多病故人疏”比上句更为委婉深致,一波三折;本是怨“故人”不予引荐或引荐不力,而诗人却说是因为自己“多病”而疏远了故人,这是一层;古代,“穷”、“病”相通,借“多病”说“途穷”,自见对世态炎凉之怨,这又是一层;说因“故人疏”而不能使明主明察自己,这又是一层。这三层含义,最后一层才是主旨。
求仕情切,宦途渺茫,鬓发已白,功名未就,诗人不可能不忧虑焦急。五六句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白发、青阳(春日),本是无情物,缀以“催”“逼”二字,恰切地表现诗人不愿以白衣终老此生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
也正是由于诗人陷入了不可排解的苦闷之中,才使他“永怀愁不寐”,写出了思绪萦绕,焦虑难堪之情态。“松月夜窗虚”,更是匠心独运,它把前面的意思放开,却正衬出了怨愤的难解。看似写景,实是抒情:一则补充了上句中的“不寐”,再则情景浑一,余味无穷,那迷蒙空寂的夜景,与内心落寞惆怅的心绪是十分相似的。“虚”字更是语涉双关,把院落的空虚,静夜的空虚,仕途的空虚,心绪的空虚,包容无余。
约在公元728年(唐开元十六年),四十岁的孟浩然来长安应进士举落第了。这次应试失利,使他大为懊丧,他想直接向皇帝上书,又很犹豫。这首诗是在这样心绪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孟浩然(689-740),男,汉族,唐代诗人。本名不详(一说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浩然,少好节义,喜济人患难,工于诗。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咏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未仕,后隐居鹿门山,著诗二百余首。孟浩然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
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
勉强地想要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可惜再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把酒送来。
怜惜远方长安故园中的菊花,这时应正寂寞地在战场旁边盛开。
九日:指九月九日重阳节。
强:勉强。
登高:重阳节有登高赏菊饮酒以避灾祸的风俗。
怜:可怜。
傍:靠近、接近。
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为题材的好诗不少,并且各有特点。岑参的这首五绝,表现的不是一般的节日思乡,而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表面看来写得平直朴素,实际构思精巧,情韵无限,是一首言简意深、耐人寻味的抒情佳作。
首句“登高”二字就紧扣题目中的“九日”,点明了诗文写作的时间。劈头一个“强”字,是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体现,表现了诗人在战乱中的凄清景况。“登高去”,还见出逢场作戏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强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表现出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情绪。重阳节大家都喜欢登高,而诗人却说勉强想去登高,透着些凄凉之意,不知这是为何。结合题目“思长安故园”来看,诗人是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情绪。岑参是南阳人,但久居长安,故称长安为“故园”。但长安不仅是故园,更是国家的都城,而它竟被安、史乱军所占领。在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诗人就很难有心思去过重阳节,去登高胜赏了。典型的环境,使诗人登高时的心情愈趋复杂:既思故园,更思帝都,既伤心,更感慨,两种感情交汇撞击着他的心房。
“遥怜故园菊”句化用陶渊明的典故。既是“登高”,诗人自然联想到饮酒、赏菊。据《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渊明有一次过重阳节,没有酒喝,就在宅边的菊花丛中独自闷坐了很久。后来正好王弘送酒来了,才醉饮而归。此句承前句而来,衔接自然,写得明白如话,虽然巧用典故,却无矫揉造作之感,使人不觉是用典,达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邢邵语),所以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和猜测:不知造成“无人送酒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虽然也想勉强地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可是在战乱中,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来送酒助兴,共度佳节。所以,“无人送酒来”句,实际上是在写旅况的凄凉萧瑟,无酒可饮,更无菊可赏,暗寓着题中“行军”的特定环境。
“应傍战场开”句开头一个“遥”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园长安相隔之远,而更见思乡之切。作者写思乡,没有泛泛地笼统地写,而是特别强调思念、怜惜长安故园的菊花。这样写,不仅以个别代表一般,以“故园菊”代表整个故园长安,显得形象鲜明,具体可感;而且这是由登高饮酒的叙写自然发展而来的,是由上述陶渊明因无酒而闷坐菊花丛中的典故引出的联想,具有重阳节的节日特色,仍贴题目中的“九日”,又点出“长安故园”,可以说是切时切地,紧扣诗题。
诗写到这里为止,还显得比较平淡,然而这样写,却是为了逼出关键的最后一句。这句承接前句,是一种想象之辞。本来,对故园菊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诗人别的不写,只是设想它“应傍战场开”,这样的想象扣住诗题中的“行军”二字,结合安史之乱和长安被陷的时代特点,写得新巧自然,真实形象,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幅鲜明的战乱图:长安城中战火纷飞,血染天街,断墙残壁间,一丛丛菊花依然寂寞地开放着。此处的想象之辞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惜花和思乡,而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对早日平定安史之乱的渴望。这一结句用的是叙述语言,朴实无华,但是寓巧于朴,余意深长,耐人咀嚼,顿使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出现了一个飞跃。
重阳节登高是古已有之的风俗。王维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因登高而引发出深沉的乡思,写得诚挚感人,但这单纯的思亲情绪毕竟围绕一己的身世,境界算不得宽阔。岑参这首诗则不然。首句便说"强欲登高去","登高去",还见出逢场作戏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强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两个字表现出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情绪。强,是勉强,是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体现。"强欲登高",结合题目"思长安故园"来看,是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情绪,但"长安"不仅是故园,更是诗人生活了多年的帝都。而它,竟被安、史乱军所占领。在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诗人又怎能有心思去过重阳节,去登高胜赏呢?这首诗原有小注说:"时未收长安"。长安被安、史攻陷,在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其收复在肃宗至德二年(757)九月。诗题言"行军九日",当是指他在至德元年(756)随军扈从肃宗自灵武至彭原的行军途中过重阳节。典型的环境,使诗人登高时的心情愈趋复杂,既思故园,更思帝都,既伤心,更感慨,两种感情交汇撞击着他的心房。
既是"登高",诗人自然联想到饮酒、赏菊。据说陶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逢弘(指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陶潜居宅,有人送酒。诗人行军在外,自然没有这个福分。所以,“无人送酒来”句,实际上是在写旅况的凄凉萧瑟,无酒可饮,更无菊可赏。他想到故园今日黄花堆积的情景,只能遥遥寄去一片深沉的乡情。“遥”字,渲染出诗人与长安的相距之远。“怜”字,不仅写出诗人对故乡之菊的眷恋,更写出诗人对故园之菊开在战场上的长长叹息,百般怜惜。“应傍战场开”,沈德潜说可悲在“战场二字”。残垣断壁,战血涂地,黄花开在被乱军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帝都长安岂不可悲可叹!结句把惜花、思乡、感时伤乱的情绪包容在一起加以抒发,所以最为“可悲”。
这首诗由欲登高而引出无人送酒的联想,又由无人送酒遥想故园之菊,复由故园之菊而慨叹故园为战场,蝉联而下,犹如弹丸脱手,圆美流转。
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叛乱,次年长安被攻陷。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二月肃宗由彭原行军至凤翔,岑参随行。这首诗原有小注说:“时未收长安”。九月唐军收复长安,此诗可能是当年重阳节在凤翔写的。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不再在朝廷宫门前陈述已见,返归终南山我那破旧的茅屋。
没有才能才使君主弃我不用,又因多染病痛朋友也渐渐疏远。
白发渐渐增多催人慢慢老去,岁暮已至新春已经快要到来了。
心怀愁绪万千使人夜不能寐,松影月光映照窗户一片空寂。
岁暮:年终。南山:唐人诗歌中常以南山代指隐居题。这里指作者家乡的岘山。一说指终南山。
北阙:皇宫北面的门楼,汉代尚书奏事和群臣谒见都在北阙,后因用作朝廷的别称。《汉书·高帝纪》注:“尚书奏事,渴见之徒,皆诣北阙。”休上书:停止进奏章。
敝庐:称自己破落的家园。
不才:不成材,没有才能,作者自谦之词。明主:圣明的国君。
多病:一作“卧病”。故人:老朋友。疏:疏远。
老:一作“去”。
青阳:指春天。逼:催迫。岁除:年终。
永怀:悠悠的思怀。愁不寐:因忧愁而睡不着觉。寐:一作“寝”。
虚:空寂。一作“堂”。
此诗系诗人归隐之作,诗中发泄了一种怨悱之情。首联两句记事,叙述停止追求仕进,归隐南山;颔联两句说理,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颈联两句写景,自叹虚度年华,壮志难酬;尾联两句阐发愁寂空虚之情。全诗语言丰富,层层辗转反复,风格悠远深厚,富有韵味。
落第后的孟浩然有一肚子的牢骚而又不好发作,因而以自怨自艾的形式抒发仕途失意的幽思。这首诗表面上是一连串的自责自怪,骨子里却是层出不尽的怨天尤人;说的是自己一无可取之言,怨的是才不为世用之情。
字面上说“北阙休上书”,实际上表达的正是“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的情意。只不过这时他才发觉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原以为有了马周“直犯龙颜请恩泽”的先例,唐天子便会代代如此;却才发现:现实是这样令人失望。因而一腔幽愤,从这“北阙休上书”的自艾之言中倾出。明乎此,“南山归敝庐”本非所愿,不得已也。诸般矛盾心绪,一语道出,富有余味。
三四句具体回述失意的缘由。“不才明主弃”,感情十分复杂,有反语的性质而又不尽是反语。诗人自幼抱负非凡,“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他也自赞“词赋亦颇工”。其志如此,其才如此,不谓“不才”。因此,说“不才”既是谦词,又兼含了有才不被人识、良骥未遇伯乐的感慨。而这个不识“才”的不是别人,正是“明主”。可见,“明”也是“不明”的微词,带有埋怨意味的。此外,“明主”这一谀词,也确实含有谀美的用意,反映他求仕之心尚未灭绝,还希望皇上见用。这一句,写得有怨悱,有自怜,有哀伤,也有恳请,感情相当复杂。
而“多病故人疏”比上句更为委婉深致,一波三折;本是怨“故人”不予引荐或引荐不力,而诗人却说是因为自己“多病”而疏远了故人,这是一层;古代,“穷”、“病”相通,借“多病”说“途穷”,自见对世态炎凉之怨,这又是一层;说因“故人疏”而不能使明主明察自己,这又是一层。这三层含义,最后一层才是主旨。
求仕情切,宦途渺茫,鬓发已白,功名未就,诗人不可能不忧虑焦急。五六句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白发、青阳(春日),本是无情物,缀以“催”“逼”二字,恰切地表现诗人不愿以白衣终老此生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
也正是由于诗人陷入了不可排解的苦闷之中,才使他“永怀愁不寐”,写出了思绪萦绕,焦虑难堪之情态。“松月夜窗虚”,更是匠心独运,它把前面的意思放开,却正衬出了怨愤的难解。看似写景,实是抒情:一则补充了上句中的“不寐”,再则情景浑一,余味无穷,那迷蒙空寂的夜景,与内心落寞惆怅的心绪是十分相似的。“虚”字更是语涉双关,把院落的空虚,静夜的空虚,仕途的空虚,心绪的空虚,包容无余。
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
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为题材的好诗不少,并且各有特点。岑参的这首五绝,表现的不是一般的节日思乡,而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表面看来写得平直朴素,实际构思精巧,情韵无限,是一首言简意深、耐人寻味的抒情佳作。
首句“登高”二字就紧扣题目中的“九日”,点明了诗文写作的时间。劈头一个“强”字,是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体现,表现了诗人在战乱中的凄清景况。“登高去”,还见出逢场作戏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强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表现出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情绪。重阳节大家都喜欢登高,而诗人却说勉强想去登高,透着些凄凉之意,不知这是为何。结合题目“思长安故园”来看,诗人是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情绪。岑参是南阳人,但久居长安,故称长安为“故园”。但长安不仅是故园,更是国家的都城,而它竟被安、史乱军所占领。在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诗人就很难有心思去过重阳节,去登高胜赏了。典型的环境,使诗人登高时的心情愈趋复杂:既思故园,更思帝都,既伤心,更感慨,两种感情交汇撞击着他的心房。
“遥怜故园菊”句化用陶渊明的典故。既是“登高”,诗人自然联想到饮酒、赏菊。据《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渊明有一次过重阳节,没有酒喝,就在宅边的菊花丛中独自闷坐了很久。后来正好王弘送酒来了,才醉饮而归。此句承前句而来,衔接自然,写得明白如话,虽然巧用典故,却无矫揉造作之感,使人不觉是用典,达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邢邵语),所以能引起读者的联想和猜测:不知造成“无人送酒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虽然也想勉强地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可是在战乱中,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来送酒助兴,共度佳节。所以,“无人送酒来”句,实际上是在写旅况的凄凉萧瑟,无酒可饮,更无菊可赏,暗寓着题中“行军”的特定环境。
“应傍战场开”句开头一个“遥”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园长安相隔之远,而更见思乡之切。作者写思乡,没有泛泛地笼统地写,而是特别强调思念、怜惜长安故园的菊花。这样写,不仅以个别代表一般,以“故园菊”代表整个故园长安,显得形象鲜明,具体可感;而且这是由登高饮酒的叙写自然发展而来的,是由上述陶渊明因无酒而闷坐菊花丛中的典故引出的联想,具有重阳节的'节日特色,仍贴题目中的“九日”,又点出“长安故园”,可以说是切时切地,紧扣诗题。
诗写到这里为止,还显得比较平淡,然而这样写,却是为了逼出关键的最后一句。这句承接前句,是一种想象之辞。本来,对故园菊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诗人别的不写,只是设想它“应傍战场开”,这样的想象扣住诗题中的“行军”二字,结合安史之乱和长安被陷的时代特点,写得新巧自然,真实形象,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幅鲜明的战乱图:长安城中战火纷飞,血染天街,断墙残壁间,一丛丛菊花依然寂寞地开放着。此处的想象之辞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惜花和思乡,而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对早日平定安史之乱的渴望。这一结句用的是叙述语言,朴实无华,但是寓巧于朴,余意深长,耐人咀嚼,顿使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出现了一个飞跃。
重阳节登高是古已有之的风俗。王维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因登高而引发出深沉的乡思,写得诚挚感人,但这单纯的思亲情绪毕竟围绕一己的身世,境界算不得宽阔。岑参这首诗则不然。首句便说"强欲登高去","登高去",还见出逢场作戏的味道,而前面冠以"强欲"二字,其含意便深刻得多了。两个字表现出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情绪。强,是勉强,是不愿为之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心态体现。"强欲登高",结合题目"思长安故园"来看,是流露出浓郁的思乡情绪,但"长安"不仅是故园,更是诗人生活了多年的帝都。而它,竟被安、史乱军所占领。在这种特定情境之下,诗人又怎能有心思去过重阳节,去登高胜赏呢?这首诗原有小注说:"时未收长安"。长安被安、史攻陷,在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其收复在肃宗至德二年(757)九月。诗题言"行军九日",当是指他在至德元年(756)随军扈从肃宗自灵武至彭原的行军途中过重阳节。典型的环境,使诗人登高时的心情愈趋复杂,既思故园,更思帝都,既伤心,更感慨,两种感情交汇撞击着他的心房。
既是"登高",诗人自然联想到饮酒、赏菊。据说陶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逢弘(指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陶潜居宅,有人送酒。诗人行军在外,自然没有这个福分。所以,“无人送酒来”句,实际上是在写旅况的凄凉萧瑟,无酒可饮,更无菊可赏。他想到故园今日黄花堆积的情景,只能遥遥寄去一片深沉的乡情。“遥”字,渲染出诗人与长安的相距之远。“怜”字,不仅写出诗人对故乡之菊的眷恋,更写出诗人对故园之菊开在战场上的长长叹息,百般怜惜。“应傍战场开”,沈德潜说可悲在“战场二字”。残垣断壁,战血涂地,黄花开在被乱军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帝都长安岂不可悲可叹!结句把惜花、思乡、感时伤乱的情绪包容在一起加以抒发,所以最为“可悲”。
这首诗由欲登高而引出无人送酒的联想,又由无人送酒遥想故园之菊,复由故园之菊而慨叹故园为战场,蝉联而下,犹如弹丸脱手,圆美流转。
岑参(718年?-769年?),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人或南阳棘阳(今河南南阳市)人,唐代诗人,与高适并称“高岑”。岑参早岁孤贫,从兄就读,遍览史籍。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进士,初为率府兵曹参军。后两次从军边塞,先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天宝末年,封常清为安西北庭节度使时,为其幕府判官。代宗时,曾官嘉州刺史(今四川乐山),世称“岑嘉州”。大历五年(770年)卒于成都。
岑参(715~770),唐代诗人。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进士,曾随高仙芝到安西、武威,后又往来于北庭、轮台间。官至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因世称岑嘉州。卒于成都。
其诗长于七言歌行。所作题材广泛,善于描绘塞上风光和战争景象;气势豪迈,情辞慷慨,语言变化自如。
与高适齐名,并称“高岑”,同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有《岑嘉州诗集》。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起兵叛乱,次年长安被攻陷。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二月肃宗由彭原行军至凤翔,岑参随行。这首诗原有小注说:“时未收长安”。九月唐军收复长安,此诗可能是当年重阳节在凤翔写的。
一百多年以前,弗雷德里克·肖邦的摇篮就放在这儿的一间小房间里。它曾经是个相当热闹的处所,斯卡尔贝克家族在这儿修建了一座宫殿式的府第。院子里和花园里想必到处是人,热热闹闹,充满生机:有大人,有小孩,有宾客,有主人,有贵族,有下人,还有家庭教师。这个贵族府第同邻近的村庄往来甚密,而且还经营一部分田地,这儿原先也该有牛栏、马厩,有牛,有马,有犁,有耙,有谷仓,还有干草垛。
过去生活的痕迹已荡然无存。19世纪,这儿是个被人遗忘了的角落。它化为了灰烬,或者说,变成了一个坟场。火灾、掳掠,外加经营不当,完全摧毁了宫殿式的豪华府第和数不清的附属建筑。不仅很少有人记得,这儿曾住过一位瘦高个子的法语教师,就连这府第的主人,也被人忘于脑后。富丽堂皇的建筑群,贵族老爷们养尊处优的生活场所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惟独留下一座简朴的小屋,一幢小小的房宇。它正是昔日法语教师和他的妻子,也是这家主人的一个远房亲戚的住房。这幢小屋既然得以幸存,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光辉的照耀或是某位神明的庇护,才能历经沧桑,而未跟别的楼舍同遭厄运。它也度过了自己的艰难岁月,有很长一段时间,谁也记不得什么人曾经在这里出生。然而,它一直保留了下来,不意竟在伶仃孤苦之中一跃而成了波兰人民所能享有的最珍贵的古迹之一。它不仅仅成了波兰人朝拜的圣地,举行精神宴会的殿堂,参观游览的古迹,而且为数众多的外国音乐家、钢琴家、作曲家都把造访这个伟大艺术家的摇篮、这个喷射出了肖邦伟大音乐的不竭源泉,看成是自己一生的夙愿。
这幢清寒的小屋,远离通衢大道,茕茕孑立于田野之间,隐蔽在花园的密林深处,恰恰是在这贵族府第简陋的侧屋里诞生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天才之一——肖邦,这个欧洲文化伟人中的一个,他的作品不仅为欧洲的音乐增辉,而且使整个欧洲文化放出异彩。他的创作是如此博大精深,又是如此有意识地自成一体,因此,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他的艺术是世界文化的不容置疑的组成部分。
艺术家的创作,无疑跟各自出身的环境,跟生活周围的景色有着密切的联系。艺术家跟陶冶他的景物之间的联系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紧密得多。童年和青春时代常常给人的一生打下深深的烙印。在最早的孩提时代曾拨动过他心弦的一个旋律,往往会反复出现在成熟的艺术家的作品之中,在这里,还会半自觉地,有时则完全是不自觉地展示出儿时之国同创作成熟时期的渊源关系。
要更好理解肖邦音乐同波兰风光的联系,可以说任何地方也无法同这朴素的马佐夫舍的村庄——热那佐瓦沃拉相比了。乍一看,这种说法或许显得有些荒诞不经。这瘠薄的土地,这平原小道和麦草覆盖的屋顶,跟肖邦音乐所赐予我们的无限财富和充分享受又会有何共同之处呢?但是,只要我们进一步观察,就不难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诚然,它没有那种招摇的俏丽。但它蕴藏着许多细微的色调变化,只有久居这一带的人才会跟这里的景致结下不解之缘,才能看到这些形、声和色彩的微妙差别,并且给予应有的评价。
一年四季都得细心观察这些色彩。春天,丁香怒放,像天上飘下一朵朵淡紫色的云霞;夏天,树木欣欣向荣,青翠欲滴;秋天,遍野金黄,雾缭烟绕;冬天,大雪覆盖,粉妆玉琢,清新素雅,在这洁白的背景上,修剪了枝条的柳树像姐妹般排列成行,正待明年春风得意,翩翩起舞。这四季景色里包含的美,是何等的朴素、淡雅,然而,又是何等的持久、深沉!
这片土地的景色正是肖邦音乐最理想的序曲。谁若真想探究肖邦音乐的精神,理解肖邦音乐跟波兰有着何等密切的联系,谁就应悉心体会欧根·德拉克洛瓦所谓的蔚蓝的色调,它是波兰景色和在这大平原上诞生的艺术家的音乐的共同色调。
肖邦是在这儿出生的。虽然他在热那佐瓦沃拉只不过是度过了出生后几个月的时光,后来他的双亲便迁居华沙了。但肖邦对这出生之地怀有无限的眷恋之情,经常跟他心爱的妹妹卢德维卡一起探望故里。青春年少的肖邦总爱坐在这小河边,坐在小桥旁的这棵大树下。他从华沙来此,总要走这条遍植垂柳的普通小道。当年的柳条亦如今日一样柔媚。甚至在他去巴黎之前的几个星期,他还专程从首都来到这里,跟故园告别。在他心目中,这小小的庄子就是整个祖国乡村的象征。今天,我们目睹此情此景,思想深处也会闪现出整个马佐夫舍地区的风貌,肖邦也目睹过这一切,他热爱这茅舍、小桥、流水。他就是在那缱绻的秋日,怀着无限依恋、惜别的心情,告别了这一切,途经巴黎,浪迹天涯。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成了为寻找虚幻的金羊毛而一去不返的远征。
1848年,当肖邦自爱丁堡给友人写信的时候,眼前兴许也浮现出了故园景色。他在信中写道:“我怀念我的家、我的母亲、我的姐妹。愿上帝保佑她们万事如意!我的艺术何在?我的一腔心血在什么地方白白耗尽了……我如今只能依稀记得国内唱的歌。”因此,可以说,不仅肖邦眼前浮现出了故乡的景色,而且,耳中又回荡起了多半是在这儿第一次听见过的歌。
我们恰好能在肖邦的马祖卡曲和夜曲里找到这平原的歌声——凡是他那些直接留下了这儿时之国画面的作品,我们都能发现一缕乡音。
流亡生活、高度的文化修养、痛苦的心境和肖邦对自己使命的不凡见解,使这画面复杂化了,或者说,像一层雾遮蔽了这些画面。绚丽的大都会风光,频繁的旅行,丰富的经历,给他提供了另一种创作灵感。但是,既然他在自己生命的末日,在那遥远、寒冷的爱丁堡又怀念起“我的家、我的母亲、我的姐妹”,我们就有理由想像,故乡的朦胧景色也回到了他的心中。而今,我们也怀着激动的心情瞻仰这些大树,这些灌木丛和这一片清凌凌的水。倘若此刻我们听到,或者亲自弹奏伟大作曲家临终前的最后一组马祖卡曲,我们必能从中听到昔日国内歌声的淡淡的旋律。由于他半世坎坷,命途多舛,也由于关山阻隔,有国难投,这一组马祖卡曲似乎是被万种离情、一怀愁绪所滤过而净化了,跟乡村的质朴相距甚远,但它们无疑是出自故里,跟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我们在他降生的那间凹形小室里看到一只插满鲜花或绿枝的大花瓶,我们就会想到那不是花瓶,而是一个源泉,它喷射出金光闪闪的清流——他的音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流。
世界各地的人都向这清流涌来,为取得一瓢饮,为分享这馨香醉人的玉浆。当人们在秋季或者夏季的周末,来到这小屋的周围,静静地倾听室内的钢琴演奏的时候,再也没有比它更动人的景象了。世界上最杰出的钢琴家都把能在这间房子里弹奏一曲肖邦的作品,表示对这圣地的敬意,引为莫大的荣幸。
那时,房前屋后往往挤满了听众,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有新来的听众,他们是第一次来此领略肖邦的天才所揭示的无限美好的世界;也有常来的老听众,对于他们,每次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每次都能引起甜蜜的回忆:回顾自己一生中的幸福时光,回顾这伟大的音乐激起的每一次无限深刻的内心感受。也有人想起,曾几何时,连肖邦的音乐也成了违禁品!只能偷偷摸摸地在一些小房间、小客厅里秘密演奏,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才能进入那些房间。他们去听肖邦的音乐,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祖国文化的伟大,同时也为了证明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是无法窒息的。因而这美好的音乐有时也是斗争的武器。舒曼把它称为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不是没有根据的。
德居斯太因侯爵对肖邦说过:“我听着您的音乐,总感到是在同您促膝谈心,甚至,似乎是跟一个比您本人更好的人在一起,至少是,我接触到了您身上那点最美好的东西。”
肖邦之家的最大的魅力之一,正是在于我们能感受到在同肖邦“促膝谈心”。
人们有时会由于事情多,工作忙,任务完成得不尽如人愿,或由于一些打算落空而发愁;有时又会在频繁的工作中碰到某些草率从事或令人不安的现象,因而思想上产生了疑虑,那时,只要到肖邦之家去听一次周末音乐会,便能重新获得对波兰文化的信心,相信它已渗透进了民族的最深层。
到了肖邦之家,会亲眼看到,而且确信,作为民族的最坚韧的纽带,作为民族精神的支柱和基础的伟大艺术具有何等不可估量的威力。密茨凯维支的诗,肖邦的音乐,对于波兰人而言,就是这样的支柱。
我们带着惊讶和柔情望着这幢实为波兰民族精华的朴素小屋。它像一只轮船,漂浮在花园绿色的海洋里,花园里的一草一木,都经过了精心的栽培,因为这花园也想与肖邦的音乐般配。
春天,栗树新叶初发,几乎还是一派嫩黄色,它们悬挂在屋顶的上方,犹如刚刚出茧的蝴蝶的娇弱的翅膀。粉红色的日本樱花,宛如在旭日东升的时候飘在庄园上空的一片云彩。如此娇嫩的色调,酷似一首最温柔的曲子,又如落在黑白琴键上的轻盈的速奏。
夏天,水面上开满了白色和黄色的睡莲,那扁平的叶子舒展着,像是为蜻蜓和甲虫准备的排筏。睡莲映照在明镜般水中的倒影,宛如歌中的叠句。肖邦之家的夏,往往使人浮想联翩,使人回忆起肖邦那些最成熟的作品。尤其是黄昏时分,水面散发出阵阵幽香,宛如船歌的一串琶音,而那银灰、淡紫的亭亭玉立的树干,排列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宛如f小调叙事曲开头的几节。清风徐来,树影婆娑,花园里充满了簌簌的声响。这簌簌声,这芬芳的香味,使我们心荡神驰,犹如是在聚精会神地倾听这独具一格的音乐的悠扬的旋律,清丽的和声。
秋天又别有一番风味。这是乡村婚嫁的季节,时不时有一阵小提琴声传到这里,飘到金黄的树冠下,飘到寂静的草坪上,它提醒我们,此刻正置身于马祖卡曲的故乡。当我们漫步在花园的林阴小道,当我们踏上玲珑剔透的小桥,落叶在脚下踩得沙沙响。作为悠悠往事“见证者”的树叶,就像忧伤的奏鸣曲中那结尾的令人难忘的三重奏,它们以自己干枯的沙沙声招来了那么多的思绪,那么多的回忆,那么多的乐曲。于是,我们开始理解那个客死远方巴黎的人的深沉的郁闷:久别经年,他只能依稀记得“国内唱的歌”。
然而,这里最美的是冬天。请看吧!四野茫茫,白雪覆盖的房舍安然入梦。花园的树木变成了水晶装饰物,且会发出银铃般清脆的响声,就像昔日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如今既没有马,没有雪橇,也没有狐裘,更没有裹着狐裘的美女。没有母亲,没有姐妹——只有无边的静寂。一切都成为往事了。
只有他还住在这里,独自一人在雅致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只有微弱的琴声在抗御风雪和寂静。只有音乐长存。
倘若你在这样一个隆冬季节,站在小屋的前边,望着被积雪压弯了的屋顶、光秃秃的树枝、黑洞洞的窗口,你就会感到,你是和肖邦在一起。
你是在和肖邦促膝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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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
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
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
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
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
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
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
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
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
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
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
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
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
勉强地想要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却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把酒送来。
我在远方想念长安故园中的菊花,这时应正寂寞地在战场旁边盛开。
九日:指九月九日重阳节。
强:勉强。
登高:重阳节有登高赏菊饮酒以避灾祸的风俗。
怜:可怜。
傍:靠近、接近。
唐代以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为题材的好诗不少,并且各有特点。岑参的这首五绝,表现的不是一般的节日思乡,而是对国事的忧虑和对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表面看来写得平直朴素,实际构思精巧,情韵无限,是一首言简意深、耐人寻味的抒情佳作。
这首诗的原注说:“时未收长安。”公元755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叛乱,次年长安被攻陷。公元757年(至德二载)旧历二月肃宗由彭原行军至凤翔,岑参随行。九月唐军收复长安,诗可能是该年重阳节在凤翔写的。岑参是南阳人,但久居长安,故称长安为“故园”。
古人在九月九日重阳节有登高饮菊花酒的习俗,首句“登高”二字就紧扣题目中的“九日”。劈头一个“强”字,则表现了诗人在战乱中的凄清景况。第二句化用陶渊明的典故。据《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渊明有一次过重阳节,没有酒喝,就在宅边的菊花丛中独自闷坐了很久。后来正好王弘送酒来了,才醉饮而归。这里反用其意,是说自己虽然也想勉强地按照习俗去登高饮酒,可是在战乱中,没有像王弘那样的人来送酒助兴。此句承前句而来,衔接自然,写得明白如话,使人不觉是用典,达到了前人提出的“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邢邵语)正因为此处巧用典故,所以能引起人们种种的联想和猜测:造成“无人送酒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暗寓着题中“行军”的特定环境。
第三句开头一个“遥”字,是渲染自己和故园长安相隔之远,而更见思乡之切。作者写思乡,没有泛泛地笼统地写,而是特别强调思念、怜惜长安故园的菊花。这样写,不仅以个别代表一般,以“故园菊”代表整个故园长安,显得形象鲜明,具体可感;而且这是由登高饮酒的叙写自然发展而来的,是由上述陶渊明因无酒而闷坐菊花丛中的典故引出的联想,具有重阳节的节日特色,仍贴题目中的“九日”,又点出“长安故园”,可以说是切时切地,紧扣诗题。诗写到这里为止,还显得比较平淡,然而这样写,却是为了逼出关键的最后一句。这句承接前句,是一种想象之辞。本来,对故园菊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诗人别的不写,只是设想它“应傍战场开”,这样的想象扣住诗题中的'“行军”二字,结合安史之乱和长安被陷的时代特点,写得新巧自然,真实形象,使读者仿佛看到了一幅鲜明的战乱图:长安城中战火纷飞,血染天街,断墙残壁间,一丛丛菊花依然寂寞地开放着。此处的想象之辞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惜花和思乡,而寄托着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对早日平定安史之乱的渴望。这一结句用的是叙述语言,朴实无华,但是寓巧于朴,余意深长,耐人咀嚼,顿使全诗的思想和艺术境界出现了一个飞跃。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起兵叛乱,次年长安被攻陷。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二月肃宗由彭原行军至凤翔,岑参随行。这首诗原有小注说:“时未收长安”。九月唐军收复长安,此诗可能是当年重阳节在凤翔写的。
最新故园春原文(通用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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