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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篇一

作者簡介：李可，澳门大学，国际经济法博士，澳门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基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政府自1999年推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日渐增长。根据国家商务部、国际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非洲国家是中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国。2017年中国企业对非投资41亿美元，同比增长70.8%，占全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的2.6%。

中国对非投资模式以绿地投资为主。且中国对非投资模式灵活多样，是以互利双赢为目的的“友好投资”。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领域广泛，涵盖制造业、金融业、采矿、加工零售业、基础设施、农业、渔业等多个行业。投资主体也日趋多元化，不仅包括拥有雄厚资金的国有企业，也包括如海尔、联想、华为等拥有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模式的民营企业，在为东道国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并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首先，随着非洲各国逐渐走出战乱阴霾，国民经济基本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相对减弱，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热情减退，转而开始关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对外国投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

其次，非洲大陆的投资环境虽然日趋稳定，但政治风险仍不可小觑。如埃及的动荡、利比亚战争、以及南北苏丹矛盾、尼日利亚南北方分裂活动等，都增加了中国在非投资的安全隐患。

与投资风险伴生的是无可避免的投资纠纷。狭义的投资纠纷，是指双边投资协定（bit）的缔约一方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领域内的投资产生的争议。广义上的投资纠纷，是指两个或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政府、机构在跨国投资中产生的争端，不仅包括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基于双边投资协定产生的纠纷，还包括投资者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一切民商事纠纷，如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劳资纠纷等。本文的“投资纠纷”概念采广义，相应的，本文纠纷解决机制的讨论也针对所有类型的投资纠纷，而不仅限于bit项下的投资人与东道国的纠纷。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在中非传统友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获得投资回报的同时也极大帮助了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后者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可谓实现了双赢。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投资过程中因环境保护、劳动权益保障等社会问题凸显，增加了在非投资风险及产生纠纷的可能。为此，寻求一套符合中非投资关系特点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不是照搬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纠纷解决模式，无论是从维护中国投资者在非利益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保持中国与非洲国家良好和可持续的经贸关系角度出发，都显得意义重大。

中国投资者在非洲国家投资过程中遇到纠纷，如不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首先想到诉之当地法院。诉讼虽然是合法维权的主要途径，但解决在非投资纠纷并非首选。

首先，投资者要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司法体系，很多法律规定与中国国内的法律规定差别较大，在这个陌生的司法体系中维护自身权益需要花费大量的诉讼成本。

其次，司法机关可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在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案件上有所偏袒。

再次，即便获得胜诉，投资者还需要考虑执行成本，世界银行曾就判决执行成本做出一项估计，结果显示在非洲判决的执行成本相对较高，如在卢旺达执行的成本占到合同索赔数额的43%，乌干达为22%，撒哈拉以南非洲为41%。

最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不仅要有完善的国内立法和相关规则，还需各国间的司法合作。但非洲国家目前参与民商事双边或多边协调机制还不够充分。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是致力于推动各个国家在国际民商事诉讼程序中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常设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但目前只有3个非洲国家，即南非、摩洛哥和埃及是该组织成员国。而在《海牙域外送达公约》的55个成员国中只有4个来自非洲，《海牙域外取证公约》的43个成员国中，仅有2个非洲成员国。这意味着外国投资者无论是在本国还是非洲东道国通过诉讼途径维权都困难重重。要维护正当利益，还需善用多元化的非诉解决机制。

除诉讼外，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简称adr）的一种，商事调解的优势在于能减少纠纷导致终止商业关系的情况，并能节省国家司法行政费用。目前，很多国际著名的仲裁机构设有独立的调解机构提供调解服务，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下设icc纠纷解决服务中心，按照icc adr 规则进行纠纷调解，美国仲裁协会（aaa）的国际分部国际纠纷解决中心（icdr） 可以同时处理仲裁和调解案件。

目前通过仲裁解决在非洲的投资纠纷仍然是主流選择，一方面因为仲裁具有较之诉讼更公平、公正、高效的特点，另一方面，非洲国家为吸引外资、增强投资者在非投资信心，根据国际上先进的仲裁立法为模板重新起草或修订了各自的仲裁法，有些拥有相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非洲国家间还签署了区域性仲裁条约以统一各国的仲裁立法，如非洲阿拉伯国家与亚洲阿拉伯国家签署的《阿拉伯商事仲裁公约》。

此外，非洲国家还在本国设立了完善的仲裁机构，并成立了许多地区性仲裁中心，前者有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商事仲裁中心，突尼斯的仲裁调解中心，南非的南非仲裁基金和仲裁协会等，后者如开罗地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拉各斯地区国际商业仲裁中心等。不仅如此，非洲地区的许多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都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世界上其他著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避免当事人因不了解非洲地区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而产生的疑虑。

（一）综合运用多元化的非诉纠纷解决模式

根据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以及中非两国长期的友好经贸关系，解决中非投资纠纷，非诉途径优于诉讼途径，而在非诉途径中，除了仲裁，调解也能起到公平、高效的解决纠纷的目的，应为投资人所重视。调解、仲裁并不相互冲突，在处理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投资纠纷时应善于运用上述多种纠纷解决机制，以达到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保持与非洲国家长期稳定经贸关系的双重目的。

（二）进一步完善对纠纷解决途径的约定

为了有效解决投资纠纷，维护自身利益，就投资人而言除了在纠纷产生后选择适合的纠纷解决机制，更重要的是在事前做好准备工作，就纠纷的产生与合同相对方约定好纠纷解决途径，例如将调解纳入纠纷解决条款，并明确调解机构和适用的调解规则。就投资人母国而言，为了更好的保护本国国民和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利益，则应进一步完善与东道国的双边投资协定的争议解决条款。如投资协定将当地救济作为提交国际仲裁的前提条件时，应明确当地救济具体的期限，约定当争议在期限以内得不到有效解决时，当事方可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这样做一方面维护了非洲东道国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纠纷被无限拖延，有助于我国投资者在合理时间内解决投资纠纷。

（三）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对话，促进投资双方的沟通和交流

从保护海外投资人的角度，中国政府应着力搭建和完善国家间和企业间的对话平台，促进投资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以便更好的协调和化解投资矛盾。在此方面，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自2000年成立以来，中国与50个非洲国家已经通过该论坛召开了五届部长级会议、中非外长进行了三次政治磋商，上述磋商和对话加强了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促进了双方务实合作，也为和平解决投资纠纷创造前提。在中非合作论坛常态化的基础上，可考虑建立由中非法律专家组成的协调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和解决中非经贸领域的各种纠纷，并就重大法律问题向论坛部长级会议提出建议。

参考文献：

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篇二

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作用及发展趋势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我国对外投资现状。根据商务部数据，2014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金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截至2014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463亿美元。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长较快。尤其对美国投资，2014年增长了23.9%，对欧盟的投资增长了1.7倍，大大高于中国对外投资的总体增速。此外，中国对服务业的投资上升明显，服务业增长最快，增速为27.1%，占全部对外投资的比重达64.6%。而对采矿等资源投资同比下降了4.1%，在全部投入中仅占18.8%。下一步中国将重点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加大对外投资力度，鼓励优势产业和富余产能向沿线国家转移。

有专家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境外直接投资预计将达1.25万亿美元，中国似乎正在往全球投资者的角色迅速转变。境外投资帮助更多来自各行业的中国公司进入新市场和获得更具竞争力所需的经验、技术、品牌和人力资本。而中国公司的投资也从选择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具备先进技术、知名品牌、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全球分销网络的发达国家。

（二）我国对外投资特点。一是我国即将成为净资本输出国。据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4年我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5.5%，其中金融类131.1亿美元，同比增长27.5%，非金融类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而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97.1亿美元，同比增长0.8%。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同期我国吸引外资规模仅差37.1亿美元，这也是我国双向投资按现有统计口径首次接近平衡。按照目前发展的趋势，中国对外投资增速将继续快于吸收外资，即将成为净对外投资国。我国政府在吸收外资的同时，也鼓励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使企业在国外得到锻炼，拓展发展空间。

二是企业海外并购步伐加快。2014年我国大型对外投资并购项目投资领域呈现多元趋势。能源矿产领域继续成为投资热点，五矿资源等企业联营体以58.5亿美元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国家电网公司以21.01亿欧元（折合25.4亿美元）收购意大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35%股权。制造业领域并购也十分活跃，联想集团以29.1亿美元收购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移动手机业务；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以10.9亿美元收购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14.1%股权。农业领域跨国并购也取得了突破，中粮集团以15亿美元并购新加坡来宝农业公司，并以12.9亿美元并购了荷兰尼德拉公司，成为迄今农业领域对外投资最大的两个项目。

二、中国对外投资的作用

（一）化解国内的过剩产能。2009年我国政府实施的4个亿的一揽子计划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的投资，使得现在我国面临着很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通过对外投资，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转移我国的过剩产能。一是拥有过剩产能的企业主动积极地寻求对外投资途径，比如钢铁行业内的企业可以抓住时机投身到海外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将自己的过剩产能输出到国外。另一种途径就是企业将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产品生产转移到国外并在海外投资设厂生产。

（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由于目前我们国家还未实现工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必须抓住对外开放的契机利用对外投资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是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现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并且由于环境污染等问题，政府不得不出台相应的政策来限制一些行业内的中小企业，对其进行整合，并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瘦身。传统制造业、工业内的企业发展进入瓶颈期，速度滞缓，经济效应下降。国内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是一方面原因，政府政策的引导也是很重要的原因。通常政府鼓励扶持的行业内企业会出现过剩的产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企业生

产的产品质量、层次与水平其实并不差。其实传统产业的大部分产品是能够适应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的。

（三）对东道国的经济贡献。首先，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可以扩大当地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并且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新鲜力量，为东道国当地政府的税收做出贡献。另外技术外溢也可以使当地同行业的企业及相关衍生行业的企业接触并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更好地发展自身，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

三、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趋势

（一）通过自由贸易区对外投资。利用竞争力的差距进行优势互补，我国企业可以利用我国与其他国家设立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及便利条件，积极地融入到自由贸易区所在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而我国境内的自贸区则打开了一个对海外投资更便捷的通道。比如资本账户的处理变得非常便捷，不需要像以前层层报批，只要在自贸区内就自动放行，外管方面的监管要求亦相对下降。自贸区将成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通道。

（二）通过海外经贸合作区进行对外投资。由企业主导，国家支持的海外经贸合作区有相当一部分设立在非洲。当然非洲具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各种便利条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不光可以到非洲去，也可以到拉丁美洲，欧洲等其他地区去。因为我们的企业在东道国进行投资时，他们的生意会延伸到东道国周边的国家地区去，与我们企业打交道的不光是东道国的企业、伙伴，也可能是来自东道国周边的地区。我们要积极地拓展这种能够不断外伸扩大的生意圈、伙伴圈。

（三）借力一带一路进行对外投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政府目前推行的十分重要的国家战略。我们的企业可以借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到沿途各国进行广泛的贸易、投资活动。这样，既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施，又可以借助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帮助发展壮大企业本身，扩大企业在海外的业务范围与影响力。

四、结论

面对资源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压力以及国内急需化解的过剩产能问题，我们国家推出了一带一路这个重要的国家战略。我国企业应该抓住走出去的绝好时机，积极对外投资扩展海外市场，转移国内的过剩产能，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数量的增多，我国企业可以积极地利用自贸区进行对外投资，并且随着我国境内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展与运行的逐步成熟，在未来势必能够助力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而由企业带头，政府支持的海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也无疑能够为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便利的途径与渠道。

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篇三

中国对外投资简介

对外投资是指企业以购买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方式或以现金、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方式向企业以外的其他经济实体进行的投资。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分散经营风险、加强企业间联合、控制或影响其他企业。

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是一个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举措。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至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到快速发展,中国企业逐渐成为全球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

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

1、投资行业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制造业占了较大的比重,位居其后的为批发零售业与商业服务业,这是由于中国现有的国情所决定的。其他的行业虽然现在所占比重不大，但其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在力,将会是中国企业未来跨国经营的最佳行业。例如,建筑业，农、林、牧、渔业。

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2、投资规模 2010年中国境内企业共对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创历史新高。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588亿美元。

3、投资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亚洲地区投资覆盖率最高,80%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直接投资企业；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地区）分布来看,中国香港、美国、日本、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业的41%；其中中国香港为21%；2010年中国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337.7亿美元,同比增长20.1%；澳大利亚29.3亿美元,增长20.5%；东盟25.7亿美元,增长12%；欧盟21.3亿美元,若不考虑对卢森堡（避税地）的投资,增长297%；美国13.93亿美元,增长81.4%；日本2.07亿美元,同比增长120%。

4、投资方式中国企业以海外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投资比例逐年提高。2010年中国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38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40.3%,收购领域主要涉及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主要项目有中石化集团（通过香港公司）71.39亿美元收购雷普索尔公司巴西公司40%股权；中石油集团联合壳牌能源公司共同收购澳大利亚arrow能源有限公司23.71亿美元；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公司17.88亿美元收购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100%股权；国家电网公司9.89亿美元收购巴西7家输电公司及输电资产30年经营特许权项目等。

5、投资主体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呈多元化的特征,但仍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占总对外直接投资近50%；另外是民营企业,占总对外直接投资近20%；外商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显著。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全球陷入经济寒冬期，大量国外优秀跨国企业倒闭和资产缩水，而中国依然保持较高的外汇储备，这就为拥有较多资产、急需提升企业知名度、进行企业扩张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绝佳机会。但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败多成少，大多以“分手”收场。中石化总价185亿美元的瑞水addax收购失败，中铝注资力拓告吹，腾中重工收购悍马胎死腹中，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止步于美国政治压力。这一系列海外收购失败的案例警示我们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要把机遇转化为成功还必须克服各种挑战。

首先，从宏观方面来说，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缺乏统一的宏观管理和规范布局。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由财政部、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及各重要部门各地方政府管理，过于多元化、分散化。企业海外投资融资难，中国企业的

自有资本到境外以后，没有中国的银行跟进；同时很难得到对方金融机构的授信。大量民企在境外进行金融活动相当困难。同时，我国缺乏完善的对外投资统筹规划，在指导企业海外投资方向、重点、规模、战略及人才提供上略显弱势。

其次，从微观基础来考查，海外投资企业投资决策及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中国海外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缺乏应有的经营自由权，无法对国际市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做出灵活的反应。第二，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一体化程度低。第三，海外投资风险意识不强，盲目“豪赌”。第四，中国本土企业并购海外企业，还面临着如何协调和融合东西方企业文化的问题。

尽管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投资行业全,但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发展初期,同样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规模小,竞争力低,投资效益低

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平均投资规模不足100万美元,比发达国家的600万美元低得多,且大部分到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投资额不超过200万美元,即使与国内利用外资规模相比,也是属于小型项目。这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多数是从外贸公司为发展贸易业务在海外建立分公司开始的,这些公司一般规模都很小,主要是为了联系客户,催缴货款,监督发货。中国比较多的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就像一个据点或办事处,仅仅具备维持基本运转的能力,而没有独立发展和抗风险的能力。在对外投资中,中国企业无法形成规模优势,在资金上很难引进先进的设备,没有研发能力,更没有能力去支持销售服务,市场的开拓能力变弱。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企业比,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国际竞争力低,对外投资风险加大,总体经济效益低下,大约只有55%的企业能够赢利。

2 、对外投资企业融资难

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中国企业普遍遇到金融服务瓶颈。主要体现在外汇与融资成本上。由于中国目前对资本项下的外汇仍然实行严格的审批管理制度,因此企业境外投资用汇成为一大难题。现行的结售付汇政策不允许企业在资本项下拥有自有外汇,企业用汇必须得到外汇管理部门的审批。外汇审批制度手续复杂,审批的周期长,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不能购汇汇出,也不能由母公司向境内银行担保后由银行在投资地的分支机构对海外子公司

贷款。此外,国家外管局对境外工程承保的结售汇比照进出口贸易方式进行管理,也给企业带来不少问题,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机会和收益。融资难的另一个问题是融资成本偏高。对外投资企业融资的利率偏高,即便是政策性银行,利率也偏高。在贷款时还要强制进行出口信贷保险,而政策性保险的费率也是偏高的。由于综合成本很高,往往导致企业在国际投标活动中缺乏竞争力。

3、投资地区集中

在对外投资地区分布结构上,中国对外投资增长非常快,但是仍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亚洲、拉美地区,它们占了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3/4,对于欧美和日本的投资相对规模较小。2003年以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集中在亚洲,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80%，其中中国香港地区占总存量的74%,拉丁美洲地区存量46.2亿美元,占14%。2004年以后亚洲地区投资存量下降,拉美地区比重上升,但亚洲仍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大的地区。2009年年底,中国的1.3万多家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0%和81.4%。这对于中国拓展境外市场,实现市场多元化是极为不利的。在具体投资地点上,多数企业都选择了避税地。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避税地的金额为99.2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81%；2006年避税地投资额达到153亿美元,占比达到86.8%。

4、对外投资企业经营管理不科学

对外投资的主体是企业,但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企业制度不合理的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多数大型企业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国有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尚未建立,政企不分,在治理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经营者在价值取向和行为方面存在扭曲,企业缺乏自主经营机制,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不足等,这些严重制约了企业优势的发挥和经营空间的扩大。在这种状态下实施跨国经营,导致无论是规模、人才还是技术都存在优势的国有企业在实际境外投资中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有些国有企业投资损失以后,为了经营业绩,对已经损失的投资不作账务处理,尤其是被投资企业破产倒闭以后,由于对外投资在账务处理上需要此法律上的文书才能处理,没人愿去承担责任,也就没人去办理倒闭后的此手续,造成账务处理难或者企业领导从政绩出发要求长期挂账的现象。

5、政府的宏观规划和管理不够完善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面临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的,政府也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其表现在：中国至今还未制订好实施海外投资战略的中长期规划、实施步骤和产业目录,对企业到国外投资的资格认定、业绩评估、过程管理等方面也还有许多不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很不健全、审批程序繁杂、管理环节过多、没有形成有利的市场机制。海外投资管理体制也不健全,至今还没有对外投资的专管机构。

6、产业结构不合理

中国的跨国投资过分偏重于对加工制造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偏重于建筑、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缺少对口项目国际投资主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

7、行业组织和公共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

首先,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普遍缺乏有凝聚力的华人商会组织和服务平台来协调和引导企业的行为,帮助企业与当地政府进行沟通,从而帮助新进入的企业尽快熟悉当地的投资、法律环境，并依法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而国内现有的行业协会、商会在对外投资领域大多刚刚涉及,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其次,中国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极不健全。很多企业对外投资中不仅对选择哪个国家,对投资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人文环境以及投资机会和外国吸引外资政策缺乏了解,而且对政府支持对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和方向也不清楚。有关政府部门虽然通过自己的网站建立了政务服务平台,但这类平台基本上都是根据本部门职能设计的,没有针对对外投资统一平台,查找不便,且政府各有关部门自成体系,缺乏沟通和协调,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能传递到投资者而导致浪费。再次,缺乏能够帮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专业服务机构。在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有信誉、无文化语言障碍和有国际经验的中介机构提供支持。比如在境外并购时帮助企业进行净值调查,在发生知识产权保护、经济纠纷时为企业提供及时的法律援助等,但是目前中国这类专业服务机构还不多。

三、对外投资决策应考虑的因素

研究对外投资决策，要周密地研究影响对外投资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

1、对外投资的盈利与增值水平。对外投资的收益与增值提高超过对内投资的收益、增值水平是进行对外投资的先决条件。

2、对外投资风险。对外投资风险是指企业由于对外投资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或者说不能获得预期投资收益的可能性。投资风险加大会破坏投资收益的安全性，因此，投资的风险又可称为投资的安全性。诱发对外投资风险的因素很多，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自然的和企业自身的各种因素往往结合在一起共同对投资收益发生影响。对外投资的风险主要有利率风险、物价风险、市场风险、外汇风险、决策风险等五种。

3、对外投资成本。对外投资成本是从分析、决策对外投资开始到收回全部投资整个过程的全部开支。包括：

（1）前期费用，指从提出投资项目开始进行的可行性分析费用，到作出抉择期间发生的调查费用、评估费用、准备费用等；

（2）实际投资额，即用于投资的资金，如联营投资额、股票债券的购买价格；

（3）资金成本，筹措对外投资所需资金而开支的筹资成本，如筹资手续费、利息、股利等；

（4）投资回收费用。

对外投资的盈利和回收额必须大于投资成本。

4、投资管理和经营控制能力。通过投资获得其他企业的一部分或全部的经营控制权，以服务于企业的其他经营目标，是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应该考虑用多大的投资额才能拥有必要的经营控制权；取得控制权后，如何实现其权利等问题。

5、筹资能力。对外投资决策要求企业能够及时、足额、低成本地筹集到所需资金。

6、对外投资的流动性。其要求对外投资的资金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较快的速度转换为货币资金。为此，必须合理安排对外投资的结构。一般来说，短期投资的流动性高于长期投资的流动性；证券投资的流动性高于非证券投资的流动性。

7、对外投资环境。对外投资不能脱离一定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是指企业

内外影响企业投资活动的条件总和。有的属于内部条件，是能被企业控制的；有的属于外部条件，是企业不可控的。一个良好的企业投资环境，应当有比较多的投资机会，比较健全的投资管理体制，完善的资金市场。

在上述对外投资决策应考虑的因素中，实际上涉及到对外投资管理应遵循的原则。这就是：收益性原则、安全性原则、流动性原则。这三个原则往往是不可兼得的，进行对外投资决策，要从投资目的出发，从中找出三者最佳的结合方式。

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应采取的策略

1、逐步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第一，政府应该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法律，明确对外投资目标，设定对外投资统一管理机构。同时，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应该提升自身业务素质，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第二，政府应该在海外设立经贸合作区，形成集群优势和抗风险能力。政府可以集合所有资源，比如将孔子学院向经贸合作区集合。第三，深化政企分离，提高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自主决策权，提升其海外竞争自由度。第四，设立企业考核制度，加强对企业对外投资的考核审查，控制风险。

政府及相关部门需要尽快将这些措施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支持体系。放松对企业的金融控制和外汇管制,赋予条件适合的跨国企业必要的海内外融资权,进一步完善国际投资担保体系,鼓励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灵活运用发行股票、债券及国际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并降低申请程序的难度,简化审批过程,减少企业的成本。尤其是面对中国目前所拥有的高额外汇储备,我们有条件提供这些金融支持措施,提供政策性的优惠和用汇上的便利,也可以更好地运营外汇储备资产,并缓解巨额外汇储备所带来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2、引导企业对外投资的结构

从企业方面来说，企业实力需要与跨国经营相协调。中国企业国际化主要依靠企业本身实力。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而软实力又是我国企业的软肋，我们的企业在理念、人才、跨国经营方面存在差距，需要增强三个方面的认识：一是，要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跨国投资已经跨文化、跨制度、跨生活习惯、跨待人接物等，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二是，要正确认识“走出去”的目的不仅是赚点钱拿回来，而是要在当地长久生存、发展下去；三是，要正确认识理解社会

责任问题，修路、建学校等只是部分，关键要了解东道国的利益需求、各界的诉求。

一方面引导企业海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在企业对外投资中,政府应加强引导今后的投资方向与领域。首先,根据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今后应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引导企业往高科技产业领域进行投资,这是实现技术寻求型投资的有效途径。其次,投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以过剩产业中的长线产品为主，这些商品优良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可以通过投资在国外发挥其优势。再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应努力探索服务业,积极发展房地产、金融业的投资，从而对中国国内相关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也会起一定的帮助作用。另一方面是引导企业海外投资的地区结构。对外投资企业应在布局上形成定位正确、分布合理、重点突出的多元化市场格局。当前中国企业可采取的策略是：确立亚太地区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继续保持对欧美两个市场投资,积极开拓东欧、拉美、非洲等国家市场。

3、努力扩大境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规模

首先,可以加快培养跨国公司,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培育具有规模优势的生产型企业集团,以产权为纽带通过合作、参股、合资、控股等多层次的联合,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发挥中国综合商社对跨国公司发展的贸易信息作用,为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组织、协调功能。其次,重视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一方面,是与国内的跨国公司展开合作,这样可以加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可以优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资源配置情况,提高境外投资成功率。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跨国公司的合作,中国的跨国公司应通过与这些跨国企业的合作,分享全球营销网络、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加强与大型跨国公司的技术开发合作等,充分利用其带来的巨额资本、先进技术和广阔市场加速自身的发展,以达到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的目的。

4、企业应重视人才的培育、引进机制

人才是企业得以成功发展的关键。发展海外投资业需要一批经验丰富的人才,企业应善于利用自身的优势培育出一支具有稳定数量和较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队伍。这支人才队伍中的成员素质与企业发展相适宜,对于企业的发展可起到辅助和推进的作用。面对人才流动的情况,企业可用优厚条件吸引具有专

业技术和丰富生产经验带头人才,也可从企业创业资金中拨出部分款项进行人才的培训,给予员工再深造的机会也为企业培养适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专项人才。在对于人才的分配制度上，应采取激励机制对于企业产品研发的科技人才充分的肯定和重视。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良好发展前景,从而调动他们为企业发展贡献聪明才智的积极性，使他们与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到一起,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务。

5、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健全与发展

支持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在海外投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与政府相比,行业协会组织在促进海外投资活动方面往往更有效率。因为这类组织熟悉本行业情况,掌握投资的信息比较快捷,可以协调行业内不同企业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此外,行业协会在与投资地政府交涉、沟通、谈判方面也具有优势。为此,在对外投资时,要充分发挥商会等民间组织的力量,将其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和支持其积极发挥作用,引导、协调和帮助企业有组织、有秩序地对外投资,发挥产业协同聚集效应,消除内部恶性竞争。

6、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设立政府统一的海外投资信息平台,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目前企业对海外投资信息的需求十分迫切,可以由组建或重建对外投资促进机构,编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库,建设统一的政府海外投资信息平台。通过此平台,帮企业查询政府相关鼓励对外投资的全部政策措施,了解国际市场和投资环境,学习投资技术和规避风险的技巧,及时提供国别及行业、项目的投资风险通报等。同时,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等民间团体设立按行业分类的专业信息交流平台。此外还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建立双边及多边的政府间公共信息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构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技术和法律支持体系也非常重要。技术和法律支持体系建设的重点是针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的法律、会计、审计、风险评估以及其他经济技术方面的困难,组织国际、国内相关机构或企业,向中国跨国经营企业提供相应的技术援助。

7、建立对外投资企业海外战线联盟,提高企业竞争力

海外投资企业应该实现横向和纵向的经营一体化，不是互相压价而是“抱团”。由于企业的海外投资往往能够带动整个产业以及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

各海外投资企业应该加强合作形成集合优势，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将经营相同行业或相似行业的海外企业结合起来,可加强市场信息交流能力；结合成战线联盟的企业可进行分工合作,形成产业链。相互利用各企业的产品作为初级原料进行生产、加工,可节约产品开发成本,使战线联盟内的企业互惠互利,从而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中国对外投资起步晚，发展快，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了绝佳的海外扩张机会。中国企业在全球大手笔买下国际知名企业同时不能忽视海外投资的风险，唯有政府大力扶植和企业提升自身实力才能在对外直接投资上越走越远。

我们在“引进来”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迫使我们必须像重视出口一样重视对外投资，从出口发展到对外直接投资，适时地“走出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加积极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篇四

商务部等部门9月16日联合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369.1亿美元，同比下降4.3%，流量规模仅次于日本的2266.5亿美元。201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2万亿美元，次于美国的7.7万亿美元和荷兰的2.6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蝉联全球第二，存量保持全球第三。

《公报》显示，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比重为10.4%;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到全球的6.4%，与2018年持平。2013年至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1173.1亿美元。2019年实现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同比增长4.5%，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3.7%;年末存量1794.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2%。

同时，《公报》指出，中央企业和单位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19年，中央企业和单位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72.1亿美元，同比增长18%。2019年中国境外企业的经营情况良好，超七成企业盈利或持平。2019年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总额达560亿美元，雇用外方员工226.6万人，占境外企业员工总数的60.5%。对外投资带动出口1167亿美元，占中国货物出口总值的4.7%，实现销售收入25120亿美元，同比增长4%。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德国第一大出口市场

9月1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中国和德国长期互为各自所在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根据德方统计，2016年以来，中国成为德国在全球最大的貿易伙伴，今年二季度，中国成为德国第一大出口市场。高峰称，中德贸易的快速发展，既得益于两国双边关系良好、经济优势互补，也得益于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一直是德国第一大出口国。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至6月份，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接近230亿欧元。相比之下，德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到200亿欧元。中国更快地从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复苏，使得德国对中国的季度出口首次超过美国。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刊文称，中国首次成为德国最大的出口国，显示出德国出口商对中国业务的依赖性上升。

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至0.25%之间

9月16日，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至0.25%之间，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7名成员一致认为，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2020年和2021年将维持在0至0.25%的超低水平。多数官员预测，这一利率区间将保持到2023年不变。

美联储当天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发表声明说，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货膨胀，并在中期对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近几个月美国经济活动和就业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年初水平。未来，经济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发展。

同时，声明还反映了美联储新的长期政策框架。美联储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直至实现通胀目标和充分就业。16日，美联储还发布了最新一期经济前景预期，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萎缩3.7%，较6月份预测大幅调高2.8个百分点。美联储还预计，今年美国失业率将达7.6%，较此前预测下调了1.7个百分点。

美国首条高铁线有可能建在得州

9月21日，得克萨斯中央铁路公司宣布，从达拉斯到休斯顿的高速铁路修建计划已经清除了两个联邦监管障碍，使该项目能够更接近开工建设阶段。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做好前期准备，并将尽快开始施工。这条连接得克萨斯州两大城市的高速铁路长约386公里，将把两地的通勤时间由四小时缩短至90分钟。该项目的成本约为200亿美元。工程将于2021年开工。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洛斯·阿吉拉尔表示，这意味着美国的首个高铁系统将实施。美国联邦铁路管理局21日证实了上述公司的声明。但一名代表该州抵制修建高铁团体的律师称，这条高铁距离真正开工还差得远。

今年4月，20多名共和党州议员致信美国交通部，敦促其停止高铁修建计划。该州反对修建高铁的人士称，得克萨斯中央铁路公司还没有向对该项目有管辖权的美国联邦地面运输委员会提交申请。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该项目申请也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获批，而这是开工的必要条件。

英国与日本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9月11日，英国国际贸易部宣布，英国与日本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是英国正式“脱欧”后签订的首个贸易协定。英国政府官网披露，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兹·特拉斯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11日的视频通话中，达成了《英日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议将开启“后脱欧时代”英国与全世界更多国家达成贸易以及广泛合作的时代。该协议同时也是英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cptpp）的重要一步，将为英国企业提供通往亚太地区的门户，并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弹性和多样性。

根据双方协议，预计英国与日本之间贸易额将至少增加152亿英镑。英国和日本贸易商品的99%将为零关税，长远看，该协议将为英国经济每年带来15亿英镑的增长。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日英贸易协定与日欧贸易协定大体类似。例如，英国和欧盟都将逐步降低对进口日本汽车所征关税，直至2026年实现零关税。汽车行业关乎日方主要利益。法新社报道，日本将降低英国猪肉、牛肉和三文鱼关税。

据商务部网站9月21日消息，越南媒体报道称，日前越计划投资部已向政府总理提交《2021～2030阶段外资合作战略报告》。越南计划投资部表示，截至今年8月，越南全国共有外商直接投资（fdi）项目32539个、协议投资总额3810亿美元，其中，实际到位资金达2330亿美元。fdi企业对gdp的贡献达20%;fdi 企业出口总额达1810亿美元，占越南出口总额的71.3%，创造就业岗位1000万个。在越南多个省市，fdi企业对国家预算贡献的比重大：永福占93.5%，北宁占72%，同奈占63%，平阳占50%。2011年至2019年，fdi企业每年对国家预算的贡献约占总额的28%。

越南计划投资部表示，高技术fdi企业仅占5%，80%为一般技术企业，14%为低技术企业。该部认为，越南应通过高素质人力资源、改善基础设施、出台灵活政策机制吸引外资，而不再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有利的地理位置等获得投资。

南非第二季度gdp按年率计算萎缩51%

据南非每日商报网站9月8日报道，南非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南非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收缩16.4%，折合成年率萎缩51%，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季度萎缩。新冠疫情和南非的严格封锁在经济中的影响显得尤为明显。其中，建筑业、制造业和采矿业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最大，分别下降了76.6%、74.9%和73.1%，唯一对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的是农业，实现了15.1%的增长。家庭消费下降了49.8%。南非家庭面临着广泛的失业和收入削减，这导致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消费者信心双双创下历史新低，分别触及35年和27年低点。作为经济中投资的一个指标，第二季度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下降了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