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人文哲学类论文(优质8篇)

人文哲学类论文篇一

中秋佳节，圆月当空。仰望明月，思绪涌上心头。

月有阴晴圆缺，很多人都为满月赞叹不已。他们喜欢满月的美满，却忘了，没有新月，又哪来的满月呢?我不同，我喜欢残月，尤其是上弦月之前下弦月之后的残月。她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让我沉醉，让我着迷。

缺与全是对立的，从宇宙诞生的那天起，它们就对立至今。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残缺不全的，正是因为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人们都在追求完美，都把完美作为一个目标。在追逐这个目标的同时，人们获得了功名、获得了利禄，获得了所谓的成功，但获得这些并不代表获得了完美，此时的你仍然是“残而不全”的。

“残”也是相对于自己的完美。德国哲学家尼采曾作诗谈“处世之道”：别在平野上停留，也别去爬得太高。打从半高处观看，世界显得最美好。“残”再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使自己达到了人生的新境界，虽然还未曾完美，但获得成功就是属于自己的完美。所以“残”其实并不残，它是留有余地，是一种适度的放弃，是一种知足而长乐、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把心态放平常，把心态放轻松，不要过度追求完美，这只会让你的人生变得紧张无味。要以“残”的心态去追求“全”的人生，你会发现，人生其实轻松美好，因为你在做一件你力所能及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变得更坦然了。人生并不十全十美，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残”也会变为“全”。

人文哲学类论文篇二

本文对目前大学生的德育水平进行分析，为了警示高校要注重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并且说明提升大学生德育水平的重要性，希望高校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鼓励他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学校的德育工作得到质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校，德育工作

大学生是当今社会的特殊群体，是在高等学府接受教育还没有进入社会的人，接受社会最新的信息、技术、思想的教育，但是由于大学生的年龄集中在20岁左右，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人生观，又面临在陌生的环境中学习同时大部分学生在大学期间远离亲人，不能及时得到关怀，思想上的波动会比较大。此外，大学是一个微型社会，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聚集在同一所学校，为了能让学生在学校真正学习到今后在社会生存的本领，需要提高对他们的德育水平。

在完善高校德育工作之前，需要对大学生整体的德育水平进行调查研究，在高校这样的大家庭中，学生的德育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大学生在公共场合的所有行为和举动都是透明的、公开的，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通过网络传播的速度之快，在网络上也不难看到部分高校的学生在食堂用餐浪费极大却不以为然，并且就餐后的餐盘也不归位;寝室关系不融洽、卫生习惯不好等现象说明大学生对于环保、节约等方面的态度冷漠。不仅在校园里，在社会中一个学生的举动将会代表大学生这个整体，例如，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弱的学生，在公共场合吸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主动为老弱病残幼让座等不符合大学生综合素养的行为出现。

(一) 端正教学心态

(二) 看待学生运用发展的眼光

(三) 看待问题坚持用联系的相关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联系的相关原理就是指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联系的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是事物本身就具有的性质，目前在人们脑海中大学生的德育水平的看法其实就是对联系的客观性的反映，若是反对联系的客观性，就是唯心主义。在学校开展德育工作时，可以借鉴以往的教育经验，但是也要遵循联系的客观性。当然，若没有如今社会对于学生的成绩和能力有高要求，也不会出现这一类问题，而且学校在德育工作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具有时代特色，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完善。总而言之，世上不可能单一地存在一个事物，必定是有联系的，德育工作应该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不能流于形式。

(四) 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

(五) 由量变到质变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需要遵循客观规律，不断总结经验，对学校的德育工作进行完善，充分调动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通过学校与学生双方共同努力，提升学生的德育水平，协助他们创造更好的未来。

人文哲学类论文篇三

在常识性的理解中，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是很难区分开来的，历史哲学也就是历史理论，历史理论也就是历史哲学。但是，在赫勒那里，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并不是一个东西，二者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赫勒的《历史理论》就厘清了这样一个问题，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赫勒的基本思路是，以一种历史理论来代替历史哲学。由于以历史理论取代了历史哲学，赫勒对于以马克思为典范的历史哲学对社会主义理念的理解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历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如何理解赫勒以历史理论来取代传统历史哲学的这种理论谋划？进而言之，如何理解赫勒的历史理论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修正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修正？在这里我们以赫勒《历史理论》一书为主要依据，结合赫勒的基本思想来探讨这一关键理论问题。

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此，人类的每一种对象性的创造活动和创造产物，从根本上说，都具有历史性，因此对历史之意义的阐述，不仅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事情，也是所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所关注的事情。赫勒也对历史概念和历史表达了自己的特殊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观。赫勒从对四个基本概念的论述与区分入手，对传统历史哲学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历史理论的概念，以之取代历史哲学概念。为了对赫勒的历史理论有一个宏观的把握，首先要对这四个基本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四个基本概念即历史性、历史编纂学、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

赫勒的历史理论是狭义的历史理论，而不是广义的历史理论。这种历史理论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却不是完整的历史哲学。换言之，赫勒的历史理论概念从历史哲学中截取了部分内容，而悬置或抛弃了部分内容。简言之，我们可以说历史理论接受了历史哲学的某些前提，却悬置了历史哲学中的目的论和实体化的成分。具体说来，赫勒的历史理论从以下维度来理解历史，对历史哲学进行了重述和改写。

我们从上面的论述中已经看到，在一定意义上，赫勒的历史理论提出的背景是对20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20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反思，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和不足以及在实践中的误解的反思。因此，我们也看到，赫勒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多有批评之语，因而我们可以把赫勒粗略归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大家族之中。但是，与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明确态度不同，笔者以为，如果我们把拉克劳、墨菲称作“自觉的后马克思主义”，赫勒则是“不自觉的后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我们来概要地论述一下赫勒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对历史哲学的批评，以及赫勒所谓“历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念，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与历史哲学具有亲缘关系。赫勒指出：“社会主义通常被视作历史过程的产物，它的产生是这个过程本身的内在趋势，两者都是由人类(革命或变革的)行动加速和实现的。即使没有历史哲学的理论杠杆，这个理念也可以被论证，但是它与历史哲学具有亲缘关系。社会主义作为理念实际上主要是相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因此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都是关注未来的，这种未来与当下形成对比。赫勒列举了对当下社会批判的几种典型模式，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几种主要类型。

作为卢卡奇的学生，赫勒起初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激进哲学》中，虽然赫勒已经表现出某种偏离马克思的倾向，但仍然把自己看做是马克思的继承人，她明确地说：“我把自己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接受者。但是在建构其历史理论时，她却自觉地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特别是马克思历史哲学中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作为其主要论战的目标了。虽然我们不能断言在《历史理论》中赫勒走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但我们确实看到了在这部著作中她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然而，通过对赫勒历史思想的深层解读，我们又不能不说，她对历史问题的论述确实为我们理解社会历史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路径，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人文哲学类论文篇四

冥冥运古，当第一股充满活力的气息注入混沌的海洋，生命由此开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此生命有了大胸怀；“巍巍呼高山，汤汤呼流水”，自此生命有了知音；“有了锲而不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自此生命有了愁绪“所谓伊有，在水一方”，自此生命有了爱情的朝思暮想，生命，源于水。

苏子贬于黄州，泛舟赤壁，于是他的生命为水所占据，有了水的胸禁，“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上；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是水予他的豪迈，“惟江山之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是水赋他的胸襟〃情怀，他为水所成就。

“既生瑜，何生亮？何生亮？”秋风送去熊火，胜得赤壁战瑜气煞，羞终命丧黄泉。滚滚长江东逝水，无私，宽广，博大荡漾在江面，周儿你为何不给水一隙之地呢？涤荡你嫉妒的心。生命，为水所成就。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水诠释着李白的深情厚谊，“花白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水诠释着李清照的相思之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水诠释着愁的数量，“水何渗澹，山岛竦峙”水诠释着曹操的雄心壮志，生命，为水所诠释。

上善若水，感恩似泉。一树丁香灿烂的纷扬着，香气氤氲。人们吮吸着清香。拾起一片掉落的花瓣，放在鼻间上嗅嗅，感受生命，感受水的存在，树安静的沉睡着，安静的接纳着“从今若许闲来月，拄杖无时夜叩门”。生命，为水所包容。

水的鼻息，你感触到了吗？

水静静的流着，带着它的灵魂，带着它的气息缓缓流动。遗留的脚印上，生命聚其精华开始成长。撷一叶草，苍翠欲滴；拈一片藓，翠色、欲流，生命，无人不充斥着水的鼻息。

生命，为水所成就。

人文哲学类论文篇五

西方哲学流派迭出，理论丰富，要做好历史性的研究就必须根据其演变历程，追根溯源，梳理出脉络。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教条主义哲学史观的影响，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一直遵循着这一基本模式，即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实际上，西方哲学的演变进程包括许多哲学要素的发展，常常显现出一定的脉络。这些思想的脉络在历史上相互交织，成为了西方哲学史特定的研究对象。把握西方哲学史的脉络可以有许多维度，只有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透视历史才能从各个侧面去把握西方哲学史的整个图景。这也是追寻西方哲学史线索的意义之所在。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索。

这个维度强调的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学”或其他。例如从哲学家的师承、学派、哲学的概念、问题、体系、方法等视角来把握的脉络就是突出了“哲学”的维度。

首先是以哲学概念、范畴和哲学问题的变化发展为线索。西方哲学史家们在这一方面早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以哲学家们的种种“问题”为基点来展开对各个哲学体系的阐述的。作者叙述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时，大都先讲其“问题”， “探讨的问题”、“注意的问题”、“提出的问题”、“思考的问题”等等。但是梯利只是以问题作为体系的开始，不是始终以它为线。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则算是一部经典的问题和概念的历史。虽然伽达默尔曾以文德尔班没有针对问题提出新问题为由，判定其哲学史为假问题史，但是从对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性研究上看，我们不能否认《哲学史教程》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概念、范畴是哲学的基本元素，研究哲学离不开对概念、范畴的哲学史梳理，而每一个哲学概念、范畴又都与某些哲学问题相关。至于为什么要强调寻找哲学问题的历史脉络，笔者认为有必要说明。的确，哲学史常常令人觉得哲学似乎总是在重复着那些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那种无休止的批判和探索在一些人看来根本毫无意义，与其在这里兜圈子，还不如去找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做做。但是，哲学本身就源于惊奇，没有对世界、对人生的追问，就不会有哲学。为什么从泰勒斯至今这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中，总有一些问题是哲学家们无法回避的，这就说明哲学问题看起来虽然玄妙，实际上却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只要有人类，这些问题就会相伴而生，成为永恒的问题。这些根本的问题在思维的历史运动中不断重复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谋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理论不断更新，这也就使得寻找问题的主要路线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必然。

其次是要理出哲学学派、体系及其相互关联和发展的脉络。这不是水獭祭鱼式地按照编年体的模式罗列哲学派别，而是重在西方哲学史理论、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黑格尔第一次揭示全部哲学史是必然性的有次序的历史，提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但是他夸大了“历史中的理性”因素，为了解决个人思维的偶然性混乱，以自己哲学上先验预设的内在逻辑次序为标准，忽略了历史应该遵循一个基本的时间次序，对历史进行主观剪裁和拼凑。历史本身是经验的事实，历史研究虽然加入了主体的因素，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毕竟是一个融入“创作”与“写生”的作品，它最终不能脱离经验历史，历史图景的描绘更不能忽视对“生”的还原的努力。黑格尔把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寻求当做一种哲学创造。所以，要批判地吸取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首先就要跳出其唯心主义的桎梏。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因素在哲学史脉络梳理中的重要性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否则，我们就会像黑格尔所批判的“某些动物”那样，只听见音乐中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和谐性却没有透进头脑。

有了对理论的内在逻辑必然性的梳理，才能理解一种理论是如何发展的，是什么矛盾使这一理论最终走向困境，同时另一种理论又是如何诞生的。哲学家之间常常产生跨世代的传承和影响关系，如果缺乏对思想内在必然性的认识，缺乏对事物逻辑的自觉，就无法理解西方哲学史上的几次转向，也就不能更深入的了解西方哲学史。从哲学维度来追寻西方哲学史脉络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在这里得以凸现。所以，大多数西方哲学史的编写都以哲学学派、体系及其相互关联和发展为脉络。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就是极具代表性的著作。

“做哲学史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历史科学地’做，一种是‘哲学地’做。”〔3〕哲学史虽然定义了其“哲学”的领域，但它终究还是“史”，所以哲学史的研究始终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把哲学史还原为历史而加以考究是必要的。笔者从葛兆光教授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方法》一书中获得了许多启发。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书中曾以哲学史研究的困境来反思思想史研究的出路，得出了不少新方法。本文又以此为出发点，回到哲学史研究的层面上去重塑哲学史脉络。

比如葛教授在书中提到思想史要眼光向“下”，要与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宗教史等方面携手。这颇类似于他介绍的日本历史学家丸三真男的史学方法。这一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丸三真男分别借用了地质学和音乐学的两个概念“古层”和“执拗低音”来说明其历史研究方法。他强调，在古层的上面是儒、佛、自由民主主义等外来思想，但底层也就是日本本身的文化却一直延续着。在近代日本，虽然欧美近代思想居于主旋律的位置，但也常常被低音部也就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这种低音有时成为背景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有时又被主旋律掩盖，但它始终存在。所以在历史研究中他强调重视“古层”和“低音”。这一方法如果借用在西方哲学史脉络的重塑上就是要重视每一种哲学思想形成之前的文化积淀。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决不仅仅属于哲学家本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虽然处于古层之上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主旋律，但那古层之下和低音部分的东西应该值得哲学史家去探究。比如不研究古希腊的神话、诗歌就不可能更好的了解西方哲学的起源，不研究古希腊晚期的民间犹太教等各种宗教的流传、融合以及教义的变迁，也就不能把握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文德尔班也认为，内在联系的线在哲学史上经常被打断，所以，还有一条线是值得探索的，那就是“来自文明史的因素”。“因此在哲学史中，除开对于对象的基本特性有经常性的依赖性(内在联系因素)以外，起作用的还有从文化史中或从当代的文化现状中产生的一种必然性，此必然性说明了：为什么思维结构本身的历史存在权利不是持久不变的。”〔4〕这就说明了时代文明背景也限制和影响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这些观点与哲学观念史派的观点如出一辙。哲学观念史派主张哲学史是文化史、观念史，而不仅仅是哲学范畴、哲学流派的历史。

从这一维度来重塑哲学史脉络，在以往的哲学史研究中曾有过一个范例。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尝试过“文化史”的写作模式，在时代社会政治的广泛联系中去分析、把握哲学论辩的生成条件。“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5〕可以说，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都来自他的时代，来自当时社会的需求，任何一个时期的哲学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如科学发展的程度、社会文化习俗等。哲学家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甚至是自然条件的改变都有可能造就富有个性的思想。这些改变不但给哲学发展以动力，同时也在引导哲学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常常可以从某一哲学体系中看到它身后的时代烙印，甚至还能从哲学思想的斗争中看到其他社会矛盾的影子。

又如，葛教授还认为思想史“推陈出新”的模式值得怀疑，它和“道统”的意义一样了，这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因此他首倡思想史研究不应该只做加法，还要注意那些被历史和历史学家减去的东西。一些东西是历史中渐渐减少的，还有一些则是史家们有意识地渐渐少记了的。而后人只能通过史书来了解历史，这样的历史我们的确不能说真正接近了历史原貌。

从史学的“减法”维度出发去重塑哲学史的脉络有特殊的意义。虽然至今还没有哲学史家从这一维度去开展研究，但是问题却是明摆着的。西方哲学历史之丰富毋庸置疑，所以每一个史家都必须用一个筛子去筛选他需要的东西，如果筛子的漏洞越大，那么历史所剩下的东西就越少。一旦史家们所用的筛子具有了普遍性――就如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为筛子一样，那么哲学史上的一些思想也许就会人为的消失在后世的史书当中，结果是一些历史被永远的漏掉了，余下的渐渐变得单调。如果史家们选择了形式各异的筛子，别人筛过的我们用不同的筛子重新筛一遍，那么，我们收获的就是另一种思想。一种思想较之另一种思想与米和米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别人筛下的米糠也许我们不屑于理会，而如果这些米糠换作一些思想，那么，这些思想对于恢复历史全貌而言，它们的价值就不是米糠所能比拟的了。且把这些形式各异的筛子当作不同维度的西哲史脉络去重塑它们，那么历史原貌保留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对于那些已经被筛选掉的或者即将被筛选掉的思想，那些在今天看来是过时的、没落的、甚至反动的哲学观念，也许应该引起哲学史研究的注意。

西哲史的脉络除了从以上两个维度去追寻和重塑之外，还可以从更广泛的维度来探索。各种脉络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并行不悖，甚至互相支持，只有这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意义才不会落空。从不同的维度去寻找脉络使哲学史具有无限的重塑性，哲学史研究的创意空间和意义深度才得以大大开拓。我们研究哲学史，除了原著也就只能从史书到史书，有时候，越是通行越是普及的脉络就越有可能成为我们思想的障碍物。而对西方哲学史脉络进行开放性重塑就要走出传统模式的限制，多视角的诠释西方哲学史，拓宽它的研究视野。历史不能做成万花筒，它再好看也是事先设定好了的，就在一个筒子里，这不是历史。

笔者认为人的维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这一点在文德尔班看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哲学历史进程之所以形形色色，是由于“观念的发展以及一般信仰成为抽象的概念，都只有通过个别人物的思维才能完成；而这些个别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深深地扎在该历史时期的逻辑联系和流行观念之中，然而他们总用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生活行为添上某种特殊因素。”〔6〕因而在哲学概念的发展中会打上个体因素的烙印。他还特别强调在哲学史发展中占主导作用的人物的独立特性对他们思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个人因素值得重视的原因。尽管哲学家们的思想受到其所处时代的限制，但他们总有自己的个性，有各自不同的成长历程，这使得他们的哲学思想又独树一帜。哲学史的世界也就是哲学家自己的王国，他们通过思考一些人类无法回避的共同问题来展现自身。没有一种哲学体系能够脱离其哲学家来考察，所有的哲学体系都是个性的创造物。大哲学家们毕竟不等于哲学概念、问题或者哲学体系，他们是思想者，不是思想本身。每一位哲学家都是唯一的，在某一无法定义的点上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他们通过自身的展现而与时代紧密相连，形成了永恒的客观形象，他们超越了由他们所塑造的时代精神，他们可以在以后对所有时代都产生影响。

从人的维度来讲其实还不够具体，因为从人的维度还可以有许多取向。不同的取向得出的内容相差很远。在这一问题的探索上，笔者认为有几本书颇值一提。一是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以哲学家为线索，并不突出其概念、体系，而是像讲故事一样去阐释他们的思想，描绘他们鲜活的形象，赋予知识以人情味。二是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这虽然算不上是一部严谨的西方哲学史，但它却做到了将读者置身于哲学史之中去直接面对哲学家。他像是在讲一个侦探故事，实际上他已经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随着他的脉络去穿越西方哲学史，与众多的哲学家们对话。这是许多哲学史家所没有做到的。三是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在导论里，他很明确地说了，这只是三卷书的第一卷，遗憾的是雅斯贝尔斯生前只完成了他哲学史计划的第一卷。他把历史上众多的哲学家分成许多大组、小组，如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思辨的集大成者等等。雅斯贝尔斯从人的维度出发，借用了心理学的方法，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无限性，并设法把人的这种无限性从各种理论的践踏中解放出来。另外，雅斯贝尔斯还研究过从其他角度去把握哲学史脉络，比如实用的角度、动力学的角度等。

史无定法，但有成例。真正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史并不在于其没有缺点，而是以其独特的视野去理出哲学史的脉络，去诠释和描绘历史。因为任何一部哲学史都有史家的取向，史家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他们只能在众多的线索中进行选择。就如文德尔班的“忍痛割爱”――确定了对哲学的历史发展作纯粹主题的处理，就不能够对哲学家的品格做同他们的真实价值相称的深刻描述，就不得不牺牲赋予哲学史更广泛阐述特殊技巧的艺术魅力；也如罗素的“大刀阔斧的选择原则”――在他所讨论的人物中，他只提到与他们的生平以及社会背景有关的东西，对于那些他认为似乎不值得详尽处理的人物他就完全掠过不提。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一部哲学史是绝对完美的，也正因如此，对西方哲学史脉络的多维度研究才显得尤为重要。

人文哲学类论文篇六

我的家乡沈阳，是东北三省之一辽宁省的省会，这里历史悠久，经济发达、环境优美、人杰地灵。

这里有新石器时期的新乐遗址、东陵、北陵、张氏帅府、故宫等文化古迹，这些都是我的家乡经历的历史文化传承的见证。

中街、太原街、铁西广场、奥体中心等是沈阳很繁华的商业街区，这里也是我最爱和爸爸妈妈去购物的地方，省图书馆和市图书馆还有马路湾的新华书店是我最喜欢去买书和读书的地方，市内有很多高楼大厦、马路也很宽阔。

沈阳的环境也非常优美，市内有好多公园，比如青年公园、八一公园、体育场公园。,我的家就在浑河边上，每天清晨我都会隔着窗看浑河边上绿草绿树还有那清澈的。浑河水，妈妈说远眺有利于保护视力，看美好的景色有利于我的身心发育。我最喜欢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和爸爸妈妈一起浑河边的公园玩耍，那里环境非常优美，还有清澈的河水。

沈阳的夜景也非常美丽，每到夜晚，大街和小巷灯火辉煌，中山广场和市府广场等大大小小的场地都会挤满了爱好运动和学习的人们，他们有的用英文在交流，有的在锻炼身体，有的在滑旱冰，有的在打羽毛球。,非常的热闹。

欢迎外地的小朋友和叔叔阿姨们有时间来沈阳做客，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会喜欢上这里。

人文哲学类论文篇七

自20世纪60年代正式诞生以来，社会语言学主张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考察语言，研究语言的社会变体、地域变体、性别与语言、年龄与语言、社团与语言、族群与语言、宗教与语言、国家或地区语言政策和语码转换等现象(w ardhaugh1998 /2000 : 12一13)，但传统的社会语言学注重语言现象的收集和描述，似乎已经走入末路，近年来已有明显的隐退迹象。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传统的社会语言学注重语言现象的罗列，缺少对现象背后认知机制的考察。本文认为，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以下简称cs)是后现代哲学思潮中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嫁接的结果，也是对相关理论的新发展。本研究以语料为支撑，提出cs是一条新兴的语言研究进路。它以后现代哲学思潮为学理基础，运用认知语言学和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考察语言的社会属性，强调认知主体间互动时形成的社会性和主体间性在语言认知中的核心地位，力图为包括网络语言在内的所有言语提供一种全新的解释。

后现代(post-modernism)主要不是指时代化意义上的一个历史时期，而是指一种思维方式。后现代和诸多哲学思潮一样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就是人与现实的关系。它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流浪者的思维，一种专事摧毁的否定性思维，坚持对以二元对立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性思维方式的否定。

2、 1研究对象的去中心化

自现代语言学诞生以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区分语言（langue ）和言语（parole ），强调在结构系统中重点研究前者，因而忽视后者；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区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主要研究前者，因此忽视后者，甚至造出一个人们在日常交际中根本不会使用的英文句子。

2、 2认知方式的主体间性

认知语言学强调认知的共性和个性，正是有了认知的共性，才能使人们的语言交际顺利进行，但这种共性是如何建立的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胡塞尔曾经问过这样一个哲学问题:我怎么能够把在我之中构造出来的东西恰好经验为他人的东西；同时，确实与此不可分的还有，我怎么能够对在我之中构造出来的自然与由他人构造出来的自然做出认同。

2、 3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人类语言具有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必然为语言打上社会的烙印，而社会性是复杂的，所以研究语言不能只依靠单一的方法。后现代学者fpyp-raband认为，多元主义方法论允许采用一切方法，容纳一切思想，反对传统方法论原则的唯一性和普遍性，反对传统方法论对其他方法的排斥和打击(feyeraband 1975:116)。认知社会语言学在研究方法论上从后现代多元方法论汲取营养，提倡既继承又创新的理念，既用传统的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渠道收集原始资料，又提倡语料收集的多元化，如利用网络媒体的信息和语料库（中国国家语委语料库、北京大学语言研究中心语料库、英国国家语料库、美国国家语料库等），也使用各类搜索引擎提供语料，如生活中的广告乃至一些小广告作为语料。总之，它力主的语料收集方式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2013167），践行将每个社会个体的语言都纳入研究范围内的研究方法。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robins 1967 : 103 ），任何语言学理论或语言研究范式都应有其哲学基础，最近兴起的认知社会语言学当然也不例外。本文系统地陈述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后现代思潮，并且从3个方面论述认知社会语言学与后现代思潮的紧密关系:

（1）研究对象的去中心化；

（2）认知方式的主体间性；

（3）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文还用语料详尽分析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用认知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察语言的社会属性。本文认为，认知主体间互动时形成的社会性和主体间性在语言认知中占有核心地位，并且论述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核心任务是为包括网络语言在内的所有言语从认知和社会的视角提供解释。当然，与后现代思潮相比，认知社会语言学才刚刚起步，为更快、更好地从后现代思潮中汲取营养，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学人们共同努力以推动认知社会语言学健康茁壮地成长，为我国乃至全球语言研究事业尽责尽力，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

人文哲学类论文篇八

论文题目：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

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

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

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

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

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

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

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

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

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

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

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

”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

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

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

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

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

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

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

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

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

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

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

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

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

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

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

“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

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

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

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

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

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

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

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

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

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

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

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

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

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

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

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

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