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汪曾祺散文(汇总9篇)

汪曾祺散文篇一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可以说在那个极其特殊年代的首批高知识分子，在他20岁时，通过自身的努力考上了西南联大的中文系，在他的一生中，文学上的成就是他这一辈子的荣光，他留下了许多散文集、小说集。

汪曾祺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便是在联大同学办的一所中学中担任教师，在教学生涯中，也是他的创作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写了不少的文学小说，有名的如《复仇》，后来被刊登在文艺复兴的杂志上，并广为流传，人们开始认识了汪曾祺这样的一个人。

同样也是在教师生涯的过程中，汪曾祺认识了他的一生伴侣，施松卿。她也同样是一名教师，由于在一起工作，从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并且因此喜结良缘，从此相守相依。

汪曾祺的人生几经波折，历经过中国抗日战争，改革开放，在这林林种种的是其中，汪曾祺依旧能够保持着一颗开朗的心态，并未被生活中的困难所打倒，反而能够将更多的感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写下了许多的精品良作。

汪曾祺散文篇二

我不善于认路。有时到一个朋友家去，或者是朋友自己带了我去，或者是随了别人一同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常常找不着。在城市里好办，手里捏着地址，顶多是多问问人，走一些冤枉路，最后总还是会找到的。一敲门，朋友第一句话常常是：“啊呀！你怎么才来！”在乡下可麻烦。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比如说是王庄吧，到城里去办一点事，再回来，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回来时走进一个样子也有点像王庄的村子，一问，却是李庄！还得李庄派一个人把我送到王庄。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不善于认路的人，大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唉，有什么办法呢！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土改，地点在江西进贤。这是最后一批土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土改。参加的人数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宗教界的信徒、诗人、画家、作家……相当一部分是统战对像。让这些人参加，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是让这些人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

工作队的队部设在夏家庄，我们小组的工作点在王家梁。小组的成员除了我，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一个法师。工作队指定，由我负责。王家梁来了一个小伙子接我们。

进贤是丘陵地带，处处是小山包。土质是红壤土，紫红紫红的。有的山是茶山，种的都是油茶，在潮湿多雨的冬天开着一朵一朵白花。有的山是柴山，长满了马尾松。当地人都烧松柴。还有一种树，长得很高大，是梓树。我第一次认识“桑梓之乡”的梓。梓树籽榨成的油叫梓油，虽是植物油，却是凝结的，颜色雪白，看起来很像猪油。梓油炒菜极香，比茶油好吃。田里有油菜花，有紫云英。我们随着小伙子走着。这小伙子常常行不由径，抄近从油茶和马尾松丛中钻过去。但是我还是暗暗地记住了从夏家庄走过来的一条小路。南方的路不像北方的大车路那样平直而清楚，大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时简直似有若无。我们一路走着，对这片陌生的土地觉得很新鲜，为我们将要开展的斗争觉得很兴奋，又有点觉得茫茫然，——我们都没有搞过土改，有一点像是在做梦。不知不觉的，王家梁就到了。据小伙子说，夏家庄到王家梁有二十里。

法师法号静溶。参加土改工作团学习政策时还穿着灰色的棉直裰，好容易才说服他换了一身干部服。大家叫他静溶或静溶同志。他笃信佛法，严守戒律，绝对吃素，但是斗起地主来却毫不手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我佛慈悲的教义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的。花腔女高音姓周，老乡都叫她老周，她当然一点都不老。她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气，很能吃苦，只是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总以为土改应该像大歌剧那样充满激情。事实上真正工作起来，却是相当平淡的。

汪曾祺散文篇三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作“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作“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这种花叫作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就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汪曾祺散文篇四

天冷了，堂屋里上了槅子。槅子，是春暖时卸下来的，一直在厢屋里放着。现在，搬出来，刷洗干净了，换了新的粉连纸，雪白的纸。上了槅子，显得严紧、安适，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床上拆了帐子，铺了稻草。洗帐子要挑一个晴明的好天，当天就晒干。夏布的帐子，晾在院子里，夏天离得远了。稻草装在一个布套里，粗布的，和床一般大。铺了稻草，暄腾腾的，暖和，而且有稻草的香味，使人有幸福感。

不过也还是冷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生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

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懒觉。棉衣在炉子上烘过了，起来就不是很困难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热热的，穿进去真是舒服。

我们那里生烧煤的铁火炉的人家很少。一般取暖，只是铜炉子，脚炉和手炉。脚炉是黄铜的，有多眼的盖。里面烧的是粗糠。粗糠装满，铲上几铲没有烧透的芦柴火（我们那里烧芦苇，叫做“芦柴”）的红灰盖在上面。粗糠引着了，冒一阵烟，不一会儿，烟尽了，就可以盖上炉盖。粗糠慢慢延烧，可以经很久。老太太们离不开它。闲来无事，打打纸牌，每个老太太脚下都有一个脚炉。脚炉里粗糠太实了，空气不够，火力渐微，就要用“拨火板”沿炉边挖两下，把粗糠拨松，火就旺了。脚炉暖人。脚不冷则周身不冷。焦糠的气味也很好闻。仿日本俳句，可以作一首诗：“冬天，脚炉焦糠的香。”手炉较脚炉小，大都是白铜的，讲究的是银质的。炉盖不是一个一个圆窟窿，大都是镂空的松竹梅花图案。手炉有极小的，中置炭墼（用炭末做成的块状燃料，多呈圆柱形），以纸媒头引着。一个炭墼能经一天。

冬天吃的菜，有乌青菜、冻豆腐。乌青菜塌棵，平贴地面，江南谓之“塌苦菜”，此菜味微苦。我的祖母在后园辟一小片地，种乌青菜，经霜，菜叶边缘作紫红色，味道苦中泛甜。乌青菜与“蟹油”同煮，滋味难比。“蟹油”是以大螃蟹煮熟剔肉，加猪油“炼”成的，放在大海碗里，凝成蟹冻，久贮不坏，可吃一冬。豆腐冻后，不知道为什么是蜂窝状。化开，切小块，与鲜肉、咸肉、牛肉、海米或咸菜同煮，无不佳。冻豆腐宜放辣椒、青蒜。我们那里过去没有北方的大白菜，只有“青菜”。大白菜是从山东运来的，美其名曰“黄芽菜”，很贵。“青菜”似油菜而大，高二尺，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家家都吃的菜。咸菜即是用青菜腌的。阴天下雪，喝咸菜汤。

冬天的游戏：踢毽子，抓子儿，下“逍遥”。“逍遥”是在一张正方形的白纸上，木版印出螺旋的双道，两道之间印出八仙、马、兔子、鲤鱼、虾……每样都是两个，错落排列，不依次序。玩的时候各执铜钱或象棋子为子儿，掷骰子，如果骰子是五点，自“起马”处数起，向前走五步，是兔子，则可向内圈寻找另一只兔子，以子儿押在上面。下一轮开始，自里圈兔子处数起，如是六点，进六步，也许是铁拐李，就寻另一个铁拐李，把子儿押在那个铁拐李上。如果数至里圈的什么图上，则到外圈去找，退回来。点数够了，子儿能进终点（终点是一座宫殿式的房子，不知是月宫还是龙门），就算赢了。次后进入的为“二家”“三家”。“逍遥”两个人玩也可以，三四个人玩也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叫做“逍遥”。

早起一睁眼，窗户纸上亮晃晃的，下雪了！雪天，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白雪，生机盎然。腊梅开得很长，天竺果尤为耐久，插在胆瓶里，可经半个月。

舂粉子。有位邻居，有一架碓。这架碓平常不大有人用，只在冬天由附近的一二十家轮流借用。碓屋很小，除了一架碓，只有一些筛子、箩。踩碓很好玩，用脚一踏，吱扭一声，碓嘴扬了起来，嘭的一声，落在碓窝里。粉子舂好了，可以蒸粉、做“年烧饼”（糯米粉为蒂，包豆沙白糖，作为饼，在锅里烙熟）、搓圆子（即汤团）。舂粉子，就快过年了。

汪曾祺散文篇五

汪曾祺(193月5日—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汪曾祺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汪曾祺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汪曾祺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55页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汪曾祺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汪曾祺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汪曾祺传授古典文学。汪曾祺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汪曾祺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汪曾祺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汪曾祺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汪曾祺散文篇六

暑假开始了，老师向我推荐了几本书，《汪不祺读本》一听它的名字我就喜欢。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他小时候在自己家的大花园所发生的趣事，如捉蚂蚱、捉蜻蜓、捉蝴蝶，各种各样的昆虫，汪不祺先生总喜欢把它们放在小瓶子里，开着盖，让这些小东西们自生自灭。

在日常生活中，也必定离不开五味：酸、甜、苦、辣、咸，这些都是人们做菜时放的佐料，像汪不祺先生这位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会把所有有关吃的学问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全说出来，让你听得直流口水，可他为了一道菜而遗憾了六十多年。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美食家，但是在妈妈的劝说下，我才放弃了，除了妈妈烧的菜之外，我最喜欢吃徽州的毛豆腐了！它样子不讨人喜欢，可它经过油炸之后，简直是旧貌换新颜，像一块金麦，可香了！

关于这个美味的豆腐，还有一个传说呢！很久以前，某州的大人爱吃一位老人做的豆腐。可是，一次突发的风寒，让老人卧病在床。这位老人一病病了好几天，制好的豆腐放在纸箱里，数日已过，老人已经病好了，发现豆腐已长毛，老人不舍得丢掉，就放在油锅里一炸，尝了之后景竟比鲜豆腐还好吃。于是老人就把这长毛的豆腐取名“毛豆腐”，传给了后代从此就过世了。

所有好吃的我都爱，可我最爱“毛豆腐”。

汪曾祺散文篇七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被后世的文人学者评价为当代著名的作家，散文家。他的创作类型自然是少不了小说和散文。

首先，汪曾祺的一生是写下了不少的小说的，后来被收录成册，装订成集，流传于后世，传递于古今。在小说的创作中，汪老最为有名的作品均收录于小说作品集《邂逅集》中，而在《邂逅集》中当属受戒这篇小说最为有名，那么受戒到底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传递了作者怎样的意图呢？《受戒》整部小说中以一个小和尚为主人公，讲述了他幸福的一生，既能够当和尚，但同样也能拥有爱情，这篇小说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的，讽刺了当下的社会环境。

其次，再来看看汪老的散文集，汪老的散文作品同样收录在散文作品集《蒲桥集》中，最为有名的有《我的家乡》等等。汪曾祺的散文有着独特的特点，读他的散文，有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感觉，他的散文没有太多奢华的词藻，也没有过多浓烈的感情，相反地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描述，从细节处取胜，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汪曾祺的一生，可谓是极为坎坷，但在这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汪曾祺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也没有向政治俯首，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坚强的活着。

后世之人评价汪老先生，他的一生走的极为艰难，伴随着中国的脱胎换骨，汪曾祺也相当于被扒了两层皮。但无论经历了多少生活的折磨，精神的痛苦，却最终没有将汪曾祺先生打倒，他仍然具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淡泊名利的性，真诚率真的情，不畏强权的魂。汪曾祺先生爱好学问，在文学界内的海洋里驰骋遨游，不断充实着自己的知识，陶冶着自己的情操。经历过文革的考验，度过了折磨后的汪曾祺，反而更加能沉心静气的专注于对学问的研究，真乃是令人佩服。

作家贾平凹评价汪曾祺是一只文狐，而且是一只修炼成精的老狐狸，可见汪曾祺在文学上的造诣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也曾经盛赞过汪曾祺，说他是少有的学问界文章写得好的。沈从文也曾经说汪曾祺就是人太老实了，虽然文章写得很好，但却一直没有刻意的表露过自己的长处，以致于老舍先生很久之后才发现了汪曾祺这颗文学界的金子。

汪曾祺散文篇八

现如今,需要排大队才能买到的吃食实在不多见。偶尔有个餐厅经营得好需要等位,也属凤毛麟角。不像从前短缺经济时代,为了买几斤带鱼能站在菜市场门前排一上午队。

然而,事有例外。秋冬时节,北京街头的寒风里,您常会看见一些摊位前排着二三十人的长队,大伙儿时而缩手缩脚,时而翘首观望,他们等的是现出锅的糖炒栗子。北京人就好这口儿。

栗子这玩意儿真有意思,长在树上时毛茸茸的,像个嫩绿的小刺猬。成熟之后也不用摘,掉落树下一大片。捡起来拨开果苞,就是一颗挨着一颗棕红油亮的栗子,紫檀珠子似的。从前的栗子讲究吃良乡的。近十来年出名的当属怀柔油栗,个小而肉香。

鲜栗子拨壳去皮可以生吃,肉嫩浆浓,果鲜醇甘。若是在凉风里晾上几天,直晾到果肉柔韧发皱,就成了《红楼梦》里袭人向宝玉讨要的风栗子,吃起来更有嚼劲,也更香甜。栗子原本不算什么稀罕东西,可曹雪芹写过栗子,梁实秋写过栗子,汪曾祺写过栗子,张爱玲也写过栗子。看来在文人的眼睛里,小小的栗子壳里包含着特有的亲切。

栗子当然可以熟吃,用风栗子炖鸡就成了栗子鸡,焖肉就成了栗子肉。若是把栗子壳上划上一刀,加花椒、大料放进盐水里煮熟,就是一盘下酒的小菜。煮栗子也可以用糖桂花,那又成了小孩子爱吃的零嘴儿。据说在老东安市场的西餐厅里还曾经有过用奶油栗子粉和糖葫芦球儿做成的拼盘,中间一罐乳黄的栗子粉,周围一圈鲜艳的琥珀球。遗憾的是这种甜点已经消失多年了。

不过,对于北京人,栗子最地道的吃法既不是生吃也不是煮熟,而是自家没法做的糖炒栗子。似乎唯有把带壳的栗子放进大铁锅里用黝黑的砂石“刷拉刷拉”彻底翻炒,直炒得一颗颗棕红色壳里的空气滚烫爆胀,在混合着滚滚白气和阵阵焦香的热烈气氛中“啪”的一声炸裂开来,才不辜负了这甘美的栗子。从前是在胡同口架上柴锅用铁锹翻炒,现在是在商亭里一排两三口自动搅拌锅。别看炒栗子的家伙事儿变了,可人们的热情丝毫没变。为了吃上这口热乎的栗子,排队,那自然是心甘情愿的事。

地安门十字路口有家卖栗子的摊位,那队排了十来年,可算得上京城一景。您要想吃上一包现炒的栗子,等上个把钟头算是寻常。我还曾经见过特意从方庄挤公交车来买栗子的老太太,颤巍巍抱着装满栗子的牛皮纸袋,如愿以偿地向让她优先购买的人们表示谢意。

地安门离北海和什刹海都不远。大冬天的,人们乐于捧着一纸袋热乎乎的栗子去冰面上玩儿,或是踏着碎玉似的残雪沿着堤岸一边吃栗子一边享受着干枯的柳枝透过的一缕冬日暖阳。或许人们喜欢滚烫的糖炒栗子并不全在于它甜腻厚实的味道,更图的是手里捧着牛皮纸袋的那种暖烘烘的感觉吧?这种温暖是实实在在的,像是捧着一个温暖的生命,让人心里觉得踏实。而且,得到这份温暖并不昂贵,只需花上几块钱就可以,只不过是要耐着性子排上老半天队。

汪曾祺散文篇九

(多给孩子们写一点神奇的，惊险的故事吧。)。

孩子们跑着，跳着，在圆筒上面，在圆筒里面。忽然，有一个孩子在心里惊呼起来：“我已经顶到筒子顶了，我没有踮脚!”啊，不知不觉的，这些孩子都长高了!真快呀，孩子!而，这些大圆筒子也一个一个地安到深深的沟里去了，孩子们还来得及看到它们的浅灰色的脊背，整整齐齐地，长长地连成了一串，工人叔叔正往沟里填土。

现在，场子里又空了，又是一个新的场子，还是那棵小枣树，挺立着，摇动着枝条。

不久，沟填平了，又是平平的，宽广的，特别平，特别宽的路。但是，孩子们确定地知道，这下面，是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