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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茅盾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实际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并且常和他们来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当做是“日常课程”(注:《我的回顾》,见《茅盾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4月初版)。当时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论战中一些理论对照,这就增加了他写作《子夜》的兴趣,决定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回答托派散播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在写作《子夜》的时候,作家又充分地运用了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获得的社会经验。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1939年6月1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过去的这段经历,以及这一时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接近革命者所得来的具体感受和间接经验,不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使他有可能对客观现实作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国,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之后,接着说:“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xx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98页)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一九三?年两个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里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这是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xx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
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能在中国设文学奖项的大家,矛盾的文笔不是浪得虚名。这本该是一本经济学领域的书籍,但我怀着敬畏的心,以文学的概念揣摩它的意义,因为经济学于我而言,一窍不通,但它不妨碍敬仰的拜读。
一本没有结局的书,让人浮想联翩,也意犹未尽,吴太爷的《太上感应篇》贯穿全书,那是新旧潮流冲击下的一种对比,吴老太爷是完全对新社会的厌恶和恐惧,四小姐是恐惧中带着一种期许,叛逆中带着忐忑,反抗的是吴荪甫的家长权威,实际是自我内心觉醒的挣扎。
吴荪甫是那个年代企业家精神的代表,也是失败的典型,失败于家庭权威的挑战,失败于婚姻生活的貌合神离,失败于事业野心的锐挫,一夜之间,全然溃败。他又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铁腕的民族资本家代表,对国产,国家制造充满无限的希望,竭尽全力在内忧外患中不择手段想象保全资产。他那狞厉的目光永远坚毅的盯着所有资本罅隙,走投无路时投降在老奸巨猾的赵伯韬盔下,死在众叛亲离的杜竹斋手里。
内战,于我们只是一种历史,但对于父辈却是耳熟能详的过往。外国资本入侵,国内税赋繁重,剥削必然加重,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是时代潮流的涌入,也是经济薄弱,时局动荡的祸根。敬仰他的精神,也同情他的境遇,更是给自己补了珍稀的一课。
读书,当你已经不再只关注情节,而是为作者的手法感到惊喜的时候,说明你有了另一种概念:领悟。
寥寥数语道不明对著作的感悟,但欣喜作者善用矛盾,犹如笔名,善用对比,善用讽刺,嬉笑怒骂中推动了所有线索。在这里,你看到的笑包罗万象:大笑,嬉笑,微笑,耻笑,痴笑,狂笑,狞笑……暴跳如雷中滚滚而来的风暴高潮,矛盾迭起中感官到视觉无比刺激。
子夜,无数人的噩梦惊醒,无数人的发财狂欢,投机倒把下的乱象,生命征程中的曲折,民族资本的溃败,一切出路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孕育着生机,是毁灭还是生存,需要的是个人的才干,也民族的齐心协力,更是国家机器的稳妥运转,同是上层建筑的高瞻远瞩。
东野圭吾的推理能力很强,读完总觉得和《白夜行》似曾相识,文中的雪惠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心狠手辣,对她不利的人都得死,亮司,一直在暗处帮助她,他们互相喜欢,彼此信任;《幻夜》中的新海美冬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阻碍她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唯一不同的是,她不爱雅也,把他当作最大的棋子,玩弄于股掌之中。
在地震中她看到了雅也杀害舅舅的那一幕,一直希望做别人的她觉得机会来了,找到了永远不会背叛她的人,她替代真正的新海美冬,拿走了大笔保险金,她佯装记者,替雅也拿回了录影带,让雅也感动不已,这只是她计划的第一步。
之后两人来到东京,为了上位,她诬陷上司滨中是偷窥狂,并剽窃了他的设计图当自己珠宝店的原创;为了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她拆散了青工和她女朋友,还让青工误以为她喜欢他,当青工决定离开独自创业时,她设了一个局,把他从案事件中解救出来,让青工对她感激涕零;曾我孝道一直感谢上司的帮助,要把保存好的美冬一家的照片给她,为此他四处打听美冬的下落,当美冬意识到曾我之前就认识她并知道真正的美冬长相时,她给雅也发恐吓信,让雅也误以为发恐吓信的是曾我,用雅也的手杀害了曾我,并让雅也对他更加言听计从;为了爬的更高,她嫁给了有钱的秋村,当知道老公的姐姐怀疑自己时,她让雅也出面和姐姐保持地下情,就是为了抓住姐姐的把柄。
当雅也理清思路,知道真相时,他愤怒不已,美冬经常告诉她“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黑夜中的道路前行,即便四周如白昼一样明亮,也只是不真实的白昼。对此,我们早已认命”。他一直为了她所说的“两个人的幸福”而为她扫清障碍,却不知道她的幸福里根本就不包括他。
“我们只能走在幻夜的路上,即使四周明亮如白昼,那也仅是假象。就算与你共度的那个夜晚都是幻夜,我也愿为你化身为影,至死不渝”。他做到了如他承诺的那样,当知道警察要去抓美冬时,爱她大于愤怒,雅也选择了和警察同归于尽,他最后说“没人能进入我和她的世界”。
警察加藤是一个推理很强的人,她从一开始就怀疑美冬,在警局都不管的情况下,他一个人独自调查,找到了真相,当他去阻止雅也杀害美冬时,被雅也知道了他要去抓美冬,雅也选择了同归于尽,让真相永埋。
“这么美好的夜晚还是第一次看到,简直就像幻夜一般”,美冬露出娇媚的笑容,知道真相的人都不在了,再也没有谁可以威胁到她,她是该高兴。她把自己当作救世主,把别人陷入困境中再去救人,这是她一贯的作风,她爱的人只有自己。
我觉得美冬其实也很可怜,没有爱的人,没有真正的快乐,就像她说的“所谓的自卑,除了自己之外,谁也无法理解”。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以自己为中心,自卑而又骄傲的看着这个世界。
这几日一直在读《子夜》这本书,真正静下心来阅读也就是最近两天的时间。当我敲击键盘的这一刻,也记录着我读书时零星的记忆。
《子夜》的作者是我国老一辈的、有名望的作家茅盾。《子夜》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部民族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的悲剧——一个刚强有为的民族工业巨子如何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的双重挤压下,又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一路奔突,一败涂地。
此外《子夜》结构的突出特点还表现在:她把众多的人物,复杂的矛盾,纷繁的线索,瞬息万变的斗争,广阔的生活场面,集中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表现,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的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显示出高超的结构艺术才能,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茅盾“写大时代”的艺术追求。
俯瞰整部小说,吴荪甫这个充满鲜明个性矛盾的形象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精明强干,有魄力,有灵活的手腕,雄心勃勃的想振兴中华民族工业,但是这种愿望的根本目的则仅限于个人利益的驱使;他对外来的帝国主义及官僚买办资本家有憎恨的一面,但是为了个人利益又反过来镇压农民运动,残酷剥削压榨工人;他不仅同官僚买办资本家矛盾重重,而且同小民族资本家也结下了许多矛盾;在家里,他和妻子貌合神离,他既有道貌岸然,专干事业的一副面孔,同时又奸污女仆,玩弄交际花的卑劣行径。人物形象十分真实可信。由此可见,吴荪甫之所以最终走上破产的悲剧并非偶然。
而茅盾先生擅长以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通过细密入微的剖析来揭示人物的潜意识活动;同时,把交代情节,书法感情,描写景物等融为一体,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如小说的最后一章写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决战前,坐卧不宁。决战中,时而紧张,时而恐慌,时而惊喜,时而愤怒;决战后的绝望头顶,犹如万箭穿心。这些都很好的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也许这些零星的记忆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它留下的却是我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我们只能走夜路。即便四周像白昼一样明亮,那也只是虚拟的白昼。对此我们只能放弃。”
在没有读《白夜行》的情况下读了这本所谓的“姊妹篇”,我不敢说这本说让我有多满意,却激发了我一定要去读《白夜行》的欲望。
“幻夜”是女主人公新海美冬向男主人公水原雅也许诺的幸福,是让雅也一步一步出卖自己灵魂,犯下一桩桩惨案的原动力与目标。不幸的是,连这片雅也妄图逃脱的黑暗也全是由谎言与恶编制而成。不光是雅也,滨中、青江、隆治等人,或是行为不端,或是渴望金钱,或是垂涎美色——那自然是恶。但那些恶的欲念全部都被撕碎、揉捏、再造,成为了美冬玩弄操控他人的保证,那是最血淋淋的恶。
用东野圭吾自己的话来说“从作恶的欲念开始,到作恶的欲念结束。”
加藤再次体会到时间确实在流逝,人的内心也在变化。而且,有些必须变化,否则人将无法生存下去。
或许这本书的表达带着夸张,但它的确透露出一个不幸的事实:
“恶无处不在”
东野圭吾解剖了所有人,他试图告诉我们:“这里只有恶。”
好色演化成了尾随和偷窥,贪欲则演变成了唯命是从和不择手段。从雅也遭遇地震的那一刻起,他生活的希望已经连同城市化作了废墟,他不知道,也不曾想过,“生存”这两个字也慢慢吞噬了自己的灵魂,而生存本身绝不全然是恶。书中大概是从他默许美冬没有免费送出煤油开始,他的“生存”开始了变质。但在地震和经济衰退的双重挤压下,他的恶早已长出了枝叶,最终变为一棵遮蔽天空,盘根而据的恶之树。
但我现在依然有着答案,尽管它被东野圭吾打了一个大大的叉。
那就是遇见有子时。
我不敢说有子代表着希望,但她代表着一种力量——不同于美冬的蛊惑人心的力量,是挣脱“幻夜”的力量。
当雅也开始渴望与有子平静幸福的生活时,他已然想着与恶告别。虽然他仍是毅然决然地走向美冬为他安排的坟墓,但他已经开始领悟到自己要摆脱什么——借用美冬的话说,是一个又一个隧道:女人可以从隧道走出变得漂亮,男人可以从隧道走出找到漂亮的女人——这自然只是一部分,人们还可以找到金钱,找到自尊心,找到自己的所有的欲望。
而所有这些欲望汇聚而成的列车,永远无法抵达隧道的尽头。
雅也为美冬一再堕落自己,犯下罪行,他也目睹经历了形形色色人的罪恶,他已经醒悟到这样的'生活没有尽头,不存在美冬许诺的幸福。
他所渴望的幸福正是两人相知相惜的生活,用开头的话说,明亮的生活。
故事中雅也没有下定决心,踩下刹车,而是驶向无尽的黑暗,但有子让他体验到了“真实的白昼”。
周浩晖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
“拥有广阔退路的人总是显得很高尚。”
我不敢轻易说自己同意或反对这句话,就如同下面这句:
“身陷困境的人不一定显得肮脏卑劣。”
我相信有子是一个动机,在这个迷失理智的夜晚中,让雅也有所选择。并非是选择有子,而是选择救赎自己,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而不是做一个提线木偶肮脏地苟活。但这毕竟是我的想法,一个被东野圭吾亲自撕碎的想法。对于我这样一个尚且不知生活深浅的人,张口闭口救赎理想,大概也是囿于自己的“幻夜”之中吧。
明天会开始看《白夜行》,我还是希冀着,能在这本书的黑夜中看到光亮。
“我们只能走夜路。即便四周像白昼一样明亮,那也只是虚拟的白昼。对此我们只能放弃。”
看完了《幻夜》,有点空虚,有点纠结。我猜测了结局,也希望我猜错了,只是出乎我意料了的是这书几乎算没有结局,只有悲伤与绝望将这个注定只有失望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起初看着书评上说建议先看完《白夜行》再看《幻夜》,我并不在意,直到文中的字句唤起我对《白夜行》的记忆,几乎叫人癫狂。我怀疑两本书的女主角是同一个人,我问别人,可别人说讨论这个没有意义。我并不太理解,再想想或许有时我们不该太过于拘泥于结果,即使这是本悬疑推理小说亦是如此,可能东野更想读者好好看看过程,看看这悲伤与爱纠结的阴谋。
看《白夜行》我时同情唐泽雪穗,看《幻夜》起初我唾弃新海美冬,可当我渐渐了解新海美冬是被人假冒的,而这个人或许就是唐泽的时候,我不晓得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女人。忽然想到不知在哪儿看到的文章,里面说把evil(邪恶)反过来就是live(活,生存),用在这儿恰好不过,《白》中的唐泽因为活着而邪恶,《幻》中的她为了活着而邪恶。从一开始她注定了无法回头,只是把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把这世界带给她的伤害加倍的奉还,她不故一切地去争取,金钱、地位和关于美的最终梦想,因为她想要证明,证明她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而真正造就一切罪恶的不是唐泽,而是是这世上无尽的不公平与人们无尽的欲望,而小说的情节不过是将这罪恶的源头的杀伤力夸张地呈现出来。这世上可以存在真正的平均么?不论从社会的阶级之分还是人们的世俗观念来看,我都不相信这世上有全面的平均,至少目前我不信。正因为不平等,所以人人都想处于高位于是乎有了欲望。欲望的恐怖在于它没有顶点,并贪婪地索取经过的每一处,人们可以拥有无尽,于是欲望也就无尽。当你从社会底层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你便像做那唯一的“一人”,而当你成为“一人”的时候你又想把别人踩得更低,每一次攀登每一次踩踏,又让被踩踏的人深切体味到什么叫不公平。欲望与不公仿佛两个纠结在一起的生命,而他们的共存之火摩擦出罪恶的火花,却无法点燃内心的黑暗,只是造就了如同书名一般的白夜,即使阳光普照,内心依旧是化不开的坚冰。
而当人们走近幻夜,也就意味着对爱的痴迷,即使明白幸福的最终追求不该只有金钱与力量,却依旧愿意为了爱而纵深跃入无底的罪恶深渊。夜的浮华与迷醉是女人的最终梦想么?因为自认无法接近白昼,而利用别人对自己的爱来装点她的夜么?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女人可以操纵这么多个男人,不能理解《白》中的亮,他因为爱而用一切罪恶去满足唐泽,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幻》中的雅也,即使知道自己被利用了却依旧用死来维护两人共有的罪恶,就如同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里的男主人公即使知道女主人公的胡作非为却一次又一次的原谅甚至纵容。这是怎样的一种爱,只为了维系彼此间的牵连而不顾一切,我无法相信这世上有这么多为爱痴狂的男人,无私地爱着并为了这爱付出代价。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的原因是作者东野圭吾是位男性,就像谷崎润一郎也同样是一位男性,而世上又有多上人在猜疑与卑微中爱着呢。张爱玲曾说“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这就足以解释一切的冲动吧,单纯地去付出,不论别人看来是否值得,判断的标准不再是利益而是爱着的那个人是否快乐。因为这样,一切的代价都值得付出。
与这本书相遇是因为有一位画手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话(我时常因为某本书或者某个作者的只言片语而买下一本书),而我为其中流露的无限温柔倾倒:
“遭遇浮世孤寂的时候,人心冷漠的时候,来牵着我的手,把头靠在我膝上罢。”(出自《暗夜》)
一颗漂泊的心啊蓦地就有了归处。
樋口小姐的成长经历造就了她的笔锋。她长于城市的下层阶级居住区,旁观尽世相百态。她笔下的烟花巷柳、风流韵事,全都真实得悲凉。樋口小姐的故事里,夜色与月是时常有的意象。它们或见证离别,或倾听衷肠,月光似水,唯有以沉默对之。
然而如果仅仅是笔调细腻又千般柔情,我便也不会特地写下一篇读书笔记了。《十三夜》带给我的审美体验是难得的,即“适度的悲意”。就我本人而言,我比较偏好豪迈一些的抒情方式,譬如宋词,两大流派我固然均报以敬意,但坦白说,我更喜欢豪放派之作,喜欢他们的坦坦荡荡,清清爽爽,干脆利落,潇洒从容。故而难以有婉约些的,柔情些的'文字会触动我。我不太能理解部分类似风格的文字,觉得这些文字所展现的美是病态的,甚或是神经质的。(大概是我阅历太肤浅,还不能海纳百川罢。)
然而《十三夜》所展现的美,则的的确确是哀而不伤的了。
其中收录的《浊江》一文我很喜欢,阿力这个人说放荡不羁实则内心和普通女子一样纤细的妓////女在有限的篇幅里被刻画得传神。早先有听过一首歌,倒和阿力有着相似的气质,乍一看像个对什么都不屑的傲鬼,樱花落尽后却发现浮生不过刹那。小说人物中苦短而充满着无奈的人生像一条通向黑暗的路,你看不见终点,可你别无选择。压抑,但是,真切。
樋口小姐的文字有种天成的真诚,你可以很轻松地和小说人物一起站在月下,揣度他或她的心思,体会他或她的抉择的艰难。人物的哀伤是很自然的,而不是为了渲染悲凉气氛而强行苦情。
樋口小姐熟读古典文学,时常引用之(不知她是否很喜欢乐天的文风,熟悉的名字所作诗句频频出现在邻国作家的字里行间,倒是很有缘的一件事。),加之译者林文月小姐优美的翻译,更为作品添一分典雅的美感。
我与这本书相识的那句话的原文其实并不是个温柔缱绻的故事,然而那一段话我更愿意解读为阿兰小姐本性中柔软的那一面。就是这样无意间闪烁出的人性的光辉,才显得更有人情味儿了——每个人都因为该死的人生而有恶鬼般的阴毒,但同时也仍然拥抱太阳与希望。
贯穿于其中的其他人物并不多,母亲、妻子、儿子,以及仅有的几个邻里同事同学,矛盾的主线来自于这个读书人家,包括母亲在内的一家三口都读过书。这种氛围下的诸多矛盾更显得不可思议,甚至无法理解。因此“宣”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老是争吵?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象仇敌似的永远互相攻击呢?……”让“我”夹在其中倍受熬煎。 我的卑微懦弱,我的无计可施,我的手足无措,我的良善悲悯,我的老好隐忍,我病魔缠身等等,在字里行间表现得细微而逼真。不由得读者不对这个人物产生强烈的同情感,甚至会有一点点的善意的怨恨。因此我想这也正是小说的成功所在。
“树生”的塑造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又是一个爱家爱先生爱孩子的传统女人,然而,却无法与母亲和睦相处,最终只能是选择逃离这个带给她无尽痛苦和折磨的家庭,虽然她百般的不舍。对于“树生”我能够表达的是一种偏爱。这个人物值得赞赏和称道的是她的善良和勇敢。
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尤其另人同情的不幸人物。年轻守寡,守着孤儿寡孙度日,仅有的爱全部都给了他们,甚至不能允许别人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以及孙子的母亲。她的爱表现得无微不至,却也是独断专行,因此也是制造这个家庭悲剧的核心人物。我可以理她解作为母亲的苦心亦同情其不幸的身世,但是却无法接受她对于儿子和孙子的爱的偏执。
这三位主人公就这样在那个充满了苦难的岁月里生活着,没能够等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没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向往的普通而平常的幸福生活的开始。个人悲剧的产生和时代的悲剧密不可分,和个人性格的矛盾密不可分。每个人不可能完全逃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因此小说反映的人物悲剧带有那个时代的普遍性。 小说借“宣”的嘴巴反复说过“我做过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接受这惩罚?”
“宣”最终以无声的呐喊“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的死去,”小说最后这样描写宣的离世。“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然而“宣”终究没有享受到胜利带来喜悦。这样的描写更渲染了人物的悲剧色彩。描写“宣”的性格时,用了无数的梦境来衬托他的无助矛盾的心理,还有反复的自言自语甚至害怕发出的声音都形象的把“宣”这个人物呈现再我的面前。 “宣”怀着一个模糊的渴望,想找一个使他忘记一切的地方,或者干脆毁灭自己。痛苦的担子太重了,他的肩头挑不起。他受不了零碎的宰割和没有终止的煎熬。他宁愿来一个痛痛快快的了结。“宣”最终的绝望来自于对生命苦难的无法承受,从精神到肉体都渴望摆脱。 在描写“树生”的矛盾心理的时候这样写到,树生心想,“她(母亲)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己?”
“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这一辈子?。他们把寂寞留给我一个人,难道我就这样枯死了么?”可是当有一条路可以选择的时候,“树生”即兴奋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她反复的说,我不走,要走大家一起走。”虽然她的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但是母亲的话永远是那么刺耳“只要你(宣)肯答应我,只要不再看到那个女人(树生)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能过得去了!”“这种生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她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没有!无论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没有得到一点满足”“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接受惩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她要先救出自己。”
“树生”最后选择了离开。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树生写给“宣”最后的一封长信,信中完全彻底的表达了“树生”多年来没有表达的一切,以及道尽她最终的选择的理由。她的痛苦可想而知。 虽然她离开家但是她依然按月寄给“宣”生活费用,嘱咐“宣”及时看病。而且最终回来,当得知“宣”的离世,儿子的不明下落时,她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冷了,她需要温暖。而在此之前她并没有以实际行动背叛“宣”以及她的家庭。 当一切即将结束的时候,萦绕于脑海的三个主人公清晰的站在面前。我怀着一腔的悲愤看着历史中那些小人物的命运,我因此看到我生长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值得庆幸。但是我依然感到了很深的寒冷,甚至是浸骨的冷。直至周身颤抖,和文字一起。
小说的写法上并没有什么值得推崇的,是惯常的叙述风格。但是一直伴随我的却是《红楼梦》中和汪树生一样结局的林黛玉的影子,他们几乎同样都是耗尽心血才得以获得解脱。我再想巴金老人在塑造“汪树生”这个形象的时候脑海里是不是有着林黛玉的影子呢?不得而知。 我用大篇幅的文字叙述这个家庭的矛盾,而忽略社会生活中他们的角色。因为家庭是一个港湾,可惜风雨飘摇的世界里小小的港湾同样不能躲避风浪的侵袭。这就是我对于巴金老人的长篇小说《寒夜》的理解。
时常在想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一个时代,却又权利去选择一种人生。生活在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吴荪甫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不能说“不”,因为他没有权利,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下,他却有权利去选择一种人生,他毅然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毅然挑起了发展民族工业的重担,高举起民族工业的旗帜,虽然他最终还是走向了“买办化”但是这其中有他太多的无奈和不得已。
“狞笑”是书用的中描吴荪甫用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似乎又给他那多包的紫脸增添了几分狰狞,能想象出那是一副怎样的面孔。那如何来解读这样一副令人发颤的面孔呢?我想应该从历史发生的大背景下去剖析。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吴荪甫,他只能去适应时代,而不能去改变一个时代。
外国廉价物资的输入,使大量资本外流,国内买办资本家的阻挠,还有军阀的混战,都让吴荪甫所创办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步履维艰,民族工业的前景一片渺茫,这时他的内心是被怎样的焦灼着呢?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工人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潮,投机商的投机倒把,军阀官僚的贪得无厌,无不烦扰着他,让本该就不痛快、安宁的心再加重一层负担,让本该早就怒浪滔天的心海更是涌动着翻天的巨浪。他怎么对付?他怎么面对?他又怎么发泄?也许他只有“狞笑”了,或许这“狞笑”更多的是愤怒的笑,是无奈的笑。
吴荪甫也有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的苦衷。其实,他何尝不想让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发展;他何尝不想让中国的民族工业独立地站起来,撑起自己的一片天空;他又何尝不想不向那些投机商、军阀官僚低头。可是这些在那个时代是天方夜谭,吴荪甫这颗本该发出光辉的民族工业之星,却要面对陨落的悲剧!
《寒夜》与从前我读过的巴金先生的作品大不一样,整部小说弥漫着死亡与悲观的气息,叫人透不过气来。作品的背景是抗战期间,地点是重庆,主人公是一对自上海逃难至重庆落脚的一对年轻夫妻:汪文宣与曾树生,还有汪文宣的母亲。文宣与树生结婚14年,儿子小宣13岁;本是有着理想的年轻人,读教育出身,想办教育,办好的学校。抗战期间,背井离乡,逃到重庆,放弃了一切曾经的梦想。文宣在一间半官半商的公司当校对,树生在一家银行上班,以汪母的话来说,是当“花瓶”。小说的主线为文宣在1944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的经历,如果换一句话来说,也是文宣走向死亡的经历,字字句句为录。
小说中的人物皆无望。我曾经读到,有人讲这是另一个“双面胶”的故事。诚然,小说中的大部分的情节是关于汪母与树生之间的婆媳关系。汪母看不惯媳妇,媳妇也无法讨汪母的欢心,文宣则夹在二人之间,试图两头讨好,却屡屡失败。只是小说开篇不久,文宣就已经怨愤的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 莫说汪母爱自己的儿子,汪母根本不曾了解文宣究竟需要什么;她从来不曾看到过,文宣爱着树生,文宣的大部分快乐来自于树生的陪伴。莫说汪母爱树生,当她用恶毒的言语骂树生的时候,她看到的只是她自己。爱,是成全;汪母根本不会。
而文宣呢。文宣怨愤地叫道“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他自己又曾真正的关心过他人。文宣有一条好心肠,毋庸置疑。可是他几乎是个废物。真抱歉,讲出这么重的字眼。在小说记录文宣经历的这段期间,他可曾真正的帮助过一个人?他可曾有勇气试图解决母亲与树生之间的不合?他可曾真正的为了改善家庭的环境而做出些什么?他可曾真正努力为母亲,为妻子,为儿子真正带来过快乐和喜悦?他所有的行为几乎可以概括为:忍耐和哀求。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文宣,通等着别人成全他自个儿。
至于树生,小说的结尾中说道“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不晓得,小说的意思是什么。树生,留下来,只会让那一个不知爱,一个等着别人成全自个儿的人来拖垮自己,然后三人一同在生活中毁灭。只是对于小宣,树生的不负责任,将让小宣成为第二个文宣。
文宣去给钟老上坟的时候,他望着献给钟老的花圈,“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花圈上面是文宣,是唐柏青,是钟老,是很多很多被毁灭的人的未来。也许巴金先生在为他的三个得肺病去世的哥哥送行的时候,也如文宣一样,将花圈上的名字曾经看错。
读完《寒夜》,汪文宣那个瘦弱的身躯、苍白的面容以及临死前轻得不能再轻的呼吸声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汪文宣是个孝子,他孝顺到可以委屈自己来成全母亲的意愿。在第六回他下班回家,心情很不好,没有胃口吃饭,但还是一口一口地咽着饭,一筷子一筷子地夹着红烧肉。他在母亲面前永远是个温顺的孩子。这样好的人,偏偏上天又捉弄他,她的妻子,严格来说只是他的姘头,树生非常不受他母亲的欢迎。
但是一家人的开销,几乎都是树生赚来的。所以汪文宣夹在里面很难做人。他既没有能力解决她们的矛盾,也没有勇气在她们之间选择一个。
虽然汪文宣处处显得懦弱,但是树生很理解他。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造成的。如果他活在国泰民安的社会里,大可以施展拳脚,毕竟他是大学毕业的,对办教育怀有满腔热情。现实很残酷,出于种种压力,两人的爱情最终破灭。
关于破灭的原因很多,各有各的说法,在这里仅谈谈个人看法。
“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这一辈子?。他们把寂寞留给我一个人,难道我就这样枯死了么?”可是当有一条路可以选择的时候,“树生”即兴奋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她反复的说,我不走,要走大家一起走。”虽然她的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但是母亲的话永远是那么刺耳“只要你(宣)肯答应我,只要不再看到那个女人(树生)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能过得去了!”“这种生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她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没有!无论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没有得到一点满足”“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接受惩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她要先救出自己。”
“树生”最后选择了离开。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树生写给“宣”最后的一封长信,信中完全彻底的表达了“树生”多年来没有表达的一切,以及道尽她最终的选择的理由。她的痛苦可想而知。
虽然她离开家但是她依然按月寄给“宣”生活费用,嘱咐“宣”及时看病。而且最终回来,当得知“宣”的离世,儿子的不明下落时,她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冷了,她需要温暖。而在此之前她并没有以实际行动背叛“宣”以及她的家庭。
当一切即将结束的时候,萦绕于脑海的三个主人公清晰的站在面前。我怀着一腔的悲愤看着历史中那些小人物的命运,我因此看到我生长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值得庆幸。但是我依然感到了很深的寒冷,甚至是浸骨的冷。直至周身颤抖,和文字一起。
小说的写法上并没有什么值得推崇的,是惯常的叙述风格。但是一直伴随我的却是《红楼梦》中和汪树生一样结局的林黛玉的影子,他们几乎同样都是耗尽心血才得以获得解脱。我再想巴金老人在塑造“汪树生”这个形象的时候脑海里是不是有着林黛玉的影子呢?不得而知。
我用大篇幅的文字叙述这个家庭的矛盾,而忽略社会生活中他们的角色。因为家庭是一个港湾,可惜风雨飘摇的世界里小小的港湾同样不能躲避风浪的侵袭。这就是我对于巴金老人的长篇小说《寒夜》的理解。
《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动笔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1946年底在上海完成。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本书中的故事是围绕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一家平民百姓。汪母是是属于旧社会的人,缠足,年轻时的生活是典型的儿媳一切听从婆婆,而他的儿媳曾树生是新一代的人,她有自己的想法。于是她们的婆媳关系一直都是紧张的。而汪文宣作为儿子和丈夫在这两种爱与被爱当中饱受折磨。
看似简单的一家,生活在其中却是如此的复杂和艰难。归根到底是他们爱的狭隘以及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汪母爱儿子以及孙子,但一点也不喜欢儿媳妇曾树生,她见不得儿子爱老婆,更无法忍受儿媳在外面工作,不听从婆婆。曾树生无法忍受婆婆对她的热潮冷讽。她们两都爱着汪文宣,却又不能和谐相处。她们的爱也是自私的,不能为了文宣去接受他所爱的人。曾文轩也都爱着这两个女人,但又无法调节两人之间的关系。痛苦就在这一家里存在着。
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当着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但是处处被人看不起,在单位里辛辛苦苦工作,却只拿着一点点工资,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若没有曾树生的那份“花瓶”工作,家里也难以维持。
在抗争时期,生活的磨难已经把他们的理想和意志消磨掉。爱、艰辛、自私在纠缠着。汪文宣得了肺病后被单位无情地辞退,而曾树生为了她的生活和“自由”离开了那个家。虽说在经济上她一直支持着这个家,但是在精神上带给汪文宣的痛苦和伤害也在另一个程度把他推近死亡。汪母本人口口声声说爱儿子,但是在对待儿媳的这方面上也在把儿子逼近死亡。汪文宣本人也没有做出反抗,对于任何人都是逆来顺受,对于他的病的医治也没有主见,只是听从母亲。有求生愿望,但最后还是痛苦地死掉。在艰苦的生活面前,理想与爱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汪文宣忠厚、老实,但是命运确实如此不公。妻子离去,临终前也没有见到。两个相爱的人得到的是这样的结局。
这也要怪当时的局势。日本人大肆侵略中国,人人生活在恐惧当中。中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物价飞涨,一遍又一遍地洗劫着劳苦大众。
其实汪文宣一家的命运是当时人民的生活写照。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民只能接受命运的不公,而无法去改变什么。
汪文宣是在人们庆祝抗日胜利的时候去世的,欢庆与悲伤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对国民政府统治的控诉。抗日胜利后书中后面写道人们的谈话“胜利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遭了胜利糟。早知道,那天真不应该参加胜利游行······”这是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的最真实的反应。
《寒夜》是对广大劳苦民众真实生活的反应。揭示了抗日时期人民生活的艰辛以及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读完《寒夜》,汪文宣那个瘦弱的身躯、苍白的面容以及临死前轻得不能再轻的呼吸声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汪文宣是个孝子,他孝顺到可以委屈自己来成全母亲的意愿。在第六回他下班回家,心情很不好,没有胃口吃饭,但还是一口一口地咽着饭,一筷子一筷子地夹着红烧肉。他在母亲面前永远是个温顺的孩子。这样好的人,偏偏上天又捉弄他,她的妻子,严格来说只是他的姘头,树生非常不受他母亲的欢迎。
但是一家人的开销,几乎都是树生赚来的。所以汪文宣夹在里面很难做人。他既没有能力解决她们的矛盾,也没有勇气在她们之间选择一个。
虽然汪文宣处处显得懦弱,但是树生很理解他。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造成的。如果他活在国泰民安的社会里,大可以施展拳脚,毕竟他是大学毕业的,对办教育怀有满腔热情。现实很残酷,出于种种压力,两人的爱情最终破灭。
关于破灭的原因很多,各有各的说法,在这里仅谈谈个人看法。
读完《寒夜》,有一种狭隘、逼仄、压抑的感觉,而那空气中也仿佛有无数小细菌,使汪文宣得病,也使读者难于呼吸。整个小说有好几个地点,但无论哪里,都无不使我感觉昏暗、晦暗不明。尤其是汪文宣的家中,客观上可能是窘迫的家庭条件所限,只能住着不宽敞明亮的房子,只能点着昏黄的灯,但是更重要的是家里人与人之间的气氛构成了这种阴暗感。以至于不要说儿媳曾树生不愿意呆在家里,连我也有些惧怕跟着主人公的脚步回到他的家里。因为那里虽然有母亲的爱,却毫不能给人温暖和安慰,却往往意味着争执、分裂,以及让人无法面对和承受的过于强烈的母爱。可是离开主人公那让人难堪的家,又何尝有其他明亮的去处?他在办公室,让我想起《日出》中的黄省三;他在酒馆,更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我感到主人公的脚步越来越疲惫,我同他一起都不愿意面对彼时彼地的每一幅生活场景。读《寒夜》的时候,几次有不忍卒读的感觉,不是因为小说乏味,而是作者塑造的整个环境实在让人毫无希望、透不过气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应该说是成功的。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寒夜》是巴金创作的“最伟大的爱的故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252页)。可是在我读来,它也是一个很“恐怖”的爱的故事。因为爱给人带来的应该是美好,可是这个故事中却正是由于爱带来的矛盾冲突,毁灭了一个家庭,毁灭了一个人(可能不只是一个人,汪文宣的死很可能也会毁灭他的母亲,同时也会给他的前妻和儿子带来重大的影响)。作者是残酷的,却也是负责任的。因为他不虚构一个美好的结局,他没有吹捧爱能弥合一切,他将活生生的现实放在人面前,给人们看无节制无调和的爱的危险和可怕。汪文宣是爱树生的,树生对汪也有感情,但是汪无法满足她的物质、精神需要,使她徘徊和犹疑;汪母是深爱自己的儿子的,但是她同样无法满足汪文宣真正的精神需要,她只能给与他最传统式的母爱,却无从得知在当下这个时代汪文宣需要什么。更为难的是,汪母和树生对汪文宣不同理念的爱导致她们永无休止的争吵,她们为了要爱这个人,却同时在深深伤这个人。当然,婆媳争吵并不是只有那时才有的事情,只不过在一个新旧观念撞击的时代显得格外无法沟通罢了。
作为一个青年读者,我当然更容易将注意力放在两位中青年主人公身上(尽管故事中汪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小说中他们多次提到他们也曾经身怀“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们也曾经梦想用所学的知识大有作为,但是在那个情境下,他们显然只能把这当成永久的梦想了。所以我似乎也在作者笔下看见,现实怎样以人为不可控制的力量摧残着理想,并且使人渐渐麻木。当汪文宣在酒馆麻醉自己时,他显然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抱负;当树生跟着陈主任飞赴兰州时,她也不再是个追求人格独立的新女性了。而悲剧性正在于,他们并不是有意这样做,是生活一步步使他们走上这条路,这让我想起《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说,苍蝇飞了一个大圈子,仍旧回到它的起点。鲁迅在20xx年代这样写,巴金在40年代这样写,这个问题显然也超出时代。
至于汪母,我暂时不想多做评价。虽然理性上我知道问题的责任不能全归咎于她,但在感情上我仍然不能不对她起一种反感情绪。她的盲目而显得专制的母爱孕育出一个懦弱的儿子,她却继续着这种在我看来不明是非的爱。
总之,我认为《寒夜》的成功在于作者很好地营造了一种与故事十分吻合的阴郁的氛围,能将读者带入小说的情境中去,并且构成这个小说中的冲突的问题不是偶然性的问题,而是提出了普遍的超越时代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些问题可能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中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并且立足于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故事以戏剧般的场景来开端:主人翁吴荪甫在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景观使这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第二天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纷至沓来吊唁。他们聚集在客厅,名以上是来吊唁,在私底下无不是在打听战况、谈生意、搞社交。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划。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
在双桥镇农民暴动成功后,它打破了吴荪甫“双桥王国”的美梦,但在此同时他与杜竹斋等人筹划的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了。他决定将双桥镇劫后的余产折合现金投放到益中信托公司,干一番大事业。他起用丝厂职员屠维岳,蒙骗分裂工人组织,平息了工潮。这时,杜竹斋驱车赶来,报告了公债投机的手的喜讯。吴荪甫意满志得,感到胜利正在向他招手。
然而好景不长,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吴荪甫。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杜倒戈转向赵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推荐理由:
首先是思想方面。“子夜”,原指夜半子时,,也就是深夜11点至凌晨1点。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个时刻一过,黎明就要来到。作者以此作书名,形象地概括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寓意深刻。作者运用象征手法反映出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旧中国社会,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人民即将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坚决信心,“子夜”高度概括了小说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它反映了30年代中国的真实社会生活,向人们展现了大都会生活的种种,详实细腻的生活描绘,使读者沉浸其中,真实的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其次就是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在小说中,《子夜》把非虚构性的话语引进小说,与虚构性话语融汇、辉映,应该说是相当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文体试验。其中其史诗品格,无疑得益于“诗”与“史”两种语言巧妙调适与组合,使得小说既有诗的韵味,又有史的厚重。这正是当代很多小说所没有,或者说达不到的层次,这个是也是当代大学生应该学习的。再者就是在小说的结构与线索的设置方面。小说以赵吴之间的矛盾为主线,以双桥镇暴动与吴的矛盾、裕华丝厂女工罢工斗争与吴的矛盾为辅,三线交错发展,从而联系社会各方面,展示着宏大的社会面貌,同时深刻具体的展现着人物的形象。最后就是小说的人物方面。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发展民族工业。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
经典片段分析:小说的高潮发生在两次工潮中。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写工人运动,吴荪甫腹背受敌,陷入困境中,小说情节趋于紧张并逐渐推向高潮。双桥镇农民暴动的成功,打破了吴荪甫建设“双桥王国”的幻想。第一次为对付工人罢工,吴荪甫起用屠维岳。他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当姚金凤的走狗身份被识破之后,他使吴假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薛宝珠。这样一来,以反间计迷惑分裂工人群众,结果薛被认为是真正走狗,姚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姚金凤的处置。接着作为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第二次工潮中,屠维岳软硬兼施,一面派流氓李麻子率人武力镇压罢工集合,逮捕工人代表和共产党;一面对工人花言巧语,收买人心,又诱骗被捕的何秀妹招出地下党名单。企图未遂时,他又坚决镇压。屠维岳是小说中别具特色的人物。他富于戏剧性的出场,就已显示出善于揣摸主子心理的特点。吴荪甫对屠维岳从斥退忽而又起用和提升并予以重用,既显示了吴荪甫的善于用人,也表现出屠维岳的机灵和城府。手握权柄之后,他对工人软硬结合,欺骗分化,为吴荪甫竭尽忠诚。他还利用黄色工会的派别纷争,借刀杀人,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在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人物”,极力突出当时的尖锐矛盾与种种利益纠纷,详实的情节描写无不时刻调动着读者的心绪,这也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的社科认识,只有对社会有所观察的人才能真正知道大众的疾苦。在这一情节过程中,人物动作、神态、语言描写以及细节描写,给人以强烈真实的画面感,各种矛盾几乎破纸而出,足见作者描写手法的功底。
《子夜》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成熟阶段。其主人公吴荪甫更是当时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小说以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雄心勃勃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并以吴荪甫的失败为结局的故事,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各种复杂的阶级关系、社会关系,并以吴荪甫的失败有力地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的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风貌。
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是一个具有硬干气魄、冒险精神和雄厚实力的企业家。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像个国家,zf像个zf”。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就这样满怀雄心壮志的吴荪甫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之所以产生这种结局,吴荪甫本身的矛盾的性格也占了很大的因素,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虽然这一切看似可笑,可是它们却显得十分自然,并将吴荪甫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的更加丰满。
吴荪甫的失败充分的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表明了民主共和乃是大势所趋。由此看来《子夜》无论是在文体还是内容方面都十分优秀,而且给人的感觉十分真实,不像寻常的小说那样虚构情节,更是彰显了这篇文章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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