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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是对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也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沉淀和反思。那么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首先,我们要全面理解书中的内容,仔细品味每个细节,尝试从作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其次,我们要注意提炼出书中的主题和核心思想,这样才能在读后感中表达清晰明了。同时,我们要加入自己的思考和感受,不仅仅局限于书中的故事情节,还要加入一些个人观点和体验,让读后感更加生动有趣。此外,我们要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度,用恰当的词汇和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我们的读后感。欢迎大家参考下面的读后感写作范例。
庐陵文化是赣文化(江右文化)的重要支柱,是指以庐陵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吉安市十余县(区)的区域性文化。庐陵文化源于七千年前的青铜文化,以“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堆花香”而著称于世。庐陵府不但考取进士三千(天下第一)和状元二十一(天下第二),而且在明代建文二年(1400年)的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中鼎甲3人均为吉安人,这种“团体双连冠”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因而吉安有“一门六进士,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的美誉。
江西中西部,赣江中游,有一方方正正的板块,这就是今天的吉安。她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水面为次,号称“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自江而南,吉为富州……骈山贯江,扼岭之冲……土沃多稼”,唐时皇甫是在《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中曾这样描述过这块以红壤为主的土地。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在这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惜境内的崖洞崖壁没有留下他们的崖画石刻,没有留下他们曾经生存的印记;也可惜我们的祖先生于草泽,没于蒿莱,结绳记事,没有留下他们的竹简帛书,使我们无法遥想他们是如何含辛茹苦,耕渔劳作。但是,吉安市河东镇的案山古人类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证明至少距今5000年前这里已有先人生息繁衍。永丰县佐龙镇尹家坪文化遗址出土的稻谷、稻秆,证明在新石器晚期这里就有水稻的栽种。新干县大洋洲一座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墓中,出土青铜器约480余件,陶器约300余件,玉器饰品100余件,震惊了中国以至整个世界!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类之全,纹饰之精,全国罕见。巨型“中华钺王”、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例。这些青铜器背后隐伏的`文化“密码”委实是太多了,至少证明3000多年前在吉安的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个经济、文化十分发达,与中原商殷王朝并存发展的另一奴隶主政权。可是,为什么不见诸任何历史记载甚至民间传说?破译了这个谜,中国古代史的某些史实甚至有些重要的史论将要重写。
秦王朝建立以前,三皇五帝,春秋战国,吉安这块土地大约属于有主无名的荒蛮地域,它一会儿属夏商古九州之一的扬州领牧,一会儿是周王朝子孙的分封领地,吴、越、楚这江南三大古强国都曾先后将吉安划入了他们的版图,春秋时期,吉安属“吴”;战国时期,吉安属“楚”,故有“吴头楚尾”之称。
有史可据的《明一统志》载:“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负刍,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县,属九江郡”。秦始皇废分封诸侯,立郡县制将天下分为36郡。公元前222年,王翦踏平楚国后,九江郡(郡治在今天安徽寿县)管辖着新设立的庐陵县(今天吉安市部分地域)、安平县(今天安福地域)和新淦县(今天樟树地域)。“秦郡县天下,厥有庐陵”,“庐陵”由此浮出历史的水面,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此后吉安(当时称庐陵)升“郡”复“县”,改“州”称“路”,名称几经变易,府治再三迁徙,地域时广时窄。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太守孔伦迁建郡城于吉州区附近,应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吉州区建城之始;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改庐陵郡为吉州,这是古庐陵的第一次更名;元朝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改吉州路为吉安路,取三国时吉阳郡、安成郡头一字命名,一直延续至今,一一除开1968至1979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一度更名为“井冈山地区”外,——“吉泰民安”、“吉祥安康”美好的祈盼,都溶注在我们今天470多万人民共有籍贯上了。
这个月,我读了《廉洁修身》这本书,读完了这本关于青少年修身养性的书,使我立刻明白了要成为一个好少年必需具备最基础的品质:诚实守信、勤劳节俭、谦虚礼让、认真负责、自律自省、遵纪守法、志气理想。其中,诚实守信最让我感悟深刻了。
说到诚实守信,在书里读过的一个故事仍然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那就是在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有一天,司马光叫他的管家去卖马,还要管家对买家说马得了什么病。由此看出,司马光是一个多么诚实得人了。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的七十二贤之一的曾子,他的妻子为了哄儿子,说要杀猪给儿子吃,曾子听了,连忙拿起刀来杀猪,曾子的妻子看见了,连忙拦住曾子,对他说:“你为什么杀猪?”曾子说:“做父母的不能失信于孩子,否则,就等于教孩子也去欺骗!”我读完了这两个故事,明白了诚实是不可以用金钱买的,如果不诚实,就没有人会信任你的,生活和工作就会遇到许多麻烦。
看完了这个诚实守信的故事,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谎言再美丽,总是害人害己,最后也会被人识破;诚实是做人的根本,这种美德好比盛开的鲜花。比如汉朝的思想家王允曾说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一个人有诚心和实意,就是金石也会被感动。宋朝的'王安石说过:“一言为重百金轻。”言重金轻,诚信为本,说明了了遵守诺言的重要性。
读了《廉洁修身》这本书,使我受益无穷,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接班人,所以我们要诚实、守信、节俭、负责……我们要做一名知荣辱的新时代好少年,立志向,为国家的未来做贡献,我们要把传统美德记在心上。
从华为的每个发展历程来看,学习、借鉴、消化、吸收到最后转化与提升,最终形成自己与众不同的且极具生命力与指导意义的企业文化,始终贯穿企业发展的全过程。
早在多年前,任正非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管理改革理论暨“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读过《华为的企业文化》一书,我对任正非先生的这套管理改革理论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通过反复研究,从中受益颇多。如同宝胜(山东)分公司目前的发展状态来看,就尚处于所谓的“僵化阶段”。如何破茧重生,化蛹为蝶?如何带领企业挣脱束缚乘势而上?我觉得除了要学习任正非面对危机时的未雨绸缪与果敢坚毅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学习华为一路发展的演变其惊人的吸收消化和自我提升与创新的能力。
收”的效益递减现象。为此华为引进和实施ibm的ipd(integratedproductdevelopment),即集成产品开发系统。但到了2000年左右,华为的流程变革受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其中华为创业初期提出的“狼文化”就成为此次管理变革中的重要阻力,于是华为重新审视、定义了自身的企业文化;如在2000——2003年世界it泡沫破灭的艰难时期,任正非先生的`一文《华为的冬天》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也正是伴随着这篇《华为的冬天》与业界的纷纷议论,使得华为公司在逆势中飞扬,并一步步走向今日的辉煌。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到湘绣之乡旅游。
刺绣分为多种流派,而各种流派又形成了不同的风格。苏绣以光线明暗强烈、富有立体感而见长;蜀绣针法丰富,运针上,粗细对比强烈;粤绣以用线多样等特点而闻名;而湘绣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各辈刺绣艺人的辛勤创造和许多优秀画家以及历代宫廷皇室的极力推崇,充分吸收楚绣和汉绣神奇浪漫的艺术特征,以及宋明时期的写实风格,逐渐培养了自己质朴而优美的艺术风格。它以画稿为蓝图,经过艺人“以针当笔、以纤素为纸、以线晕色”的艺术再创造后,不仅保留了原画的笔墨神韵,而且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艺术效果。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挥针法的表现力,精细入微地刻画物象外形内质,色彩鲜艳,形象逼真,构图章法严谨,画面质感强,有“远观气势宏伟,近看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
湘绣,即湖南手工刺绣,是湖南人民创造的一种卓越的手工艺品,它是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吸取了多个绣种的优点而发展起来的,具有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湘绣就是封建朝廷的受宠贡品。从长沙楚墓中发现的龙凤图案绣品来看,是在极细密的丝绢上运用连环针刺绣而成的,其针脚整齐、绣工精细,图案生动活泼令人赞叹不已。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的17大箱150余件各种华贵纺织品和绣有精美的龙凤、飞燕怪兽、祥云卷草等充满着浓厚的楚地巫风的服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时期的湘绣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至清,湖南刺绣盛行,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省会之区’,妇女工刺绣者多,大家巨族或以锦钿相尚。”但此时的刺绣,只限于自绣自用。除一部分官僚地主家庭的“大家闺秀”以刺绣来消磨时光和炫耀豪华外,一般的贫苦妇女大多惯于利用农闲时节或劳动余暇,绣制一些实用美观的物品来美化生活。至清晚期,湖南刺绣遍及城乡。处处可见“母女相传,邻亲相授”的传艺学艺生动场面,特别是长沙一带,湘绣成为家家户户的农村副业,开始把绣花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这时,一个叫胡莲仙(1832~1899年,湘阴人,中年寡居)的女人,不仅绣艺超群,还在长沙尚德街开了一家吴彩霞绣庄,这是湘绣史上的第一家绣庄,深居闺阁的湘绣从此走入市场,“湘绣”才成为一个专门称谓。宁乡的著名画家杨世焯开馆传艺、办绣庄,把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移植到刺绣上,使湘绣高雅起来。一些著名的绣女,如神针肖咏霞、柳敏姑、杨佩珍、廖家惠等如群星璀璨,使湘绣在四大名绣中脱颖而出。此后,湘绣在技艺上不断提高,并成为蜚声中外的刺绣名品。到了20世纪上半叶,湘绣的艺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表现手段更加丰富而细腻,名家名作不断涌现,湘绣人物“惟妙惟肖”;而写意山水,则更是“色格簪花,迹灭针绒”。这些“绝针之作”均出自于湘绣艺人的“神手”,曾名噪一时,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誉。到今天已形成了一种魅力独特,与“苏绣”,“蜀绣”、“粤绣”并称的中国四大名绣。
早先的湘绣是以中国画为基础的,其间又掺和了中国文化精髓:诗、词、书、印、染等,再经过心灵手巧的湘女剖线飞针而成。湘绣体现的题材形象、生动、逼真,质感强烈,色泽鲜明。它刻意追求的不是一般刺绣品的装饰性效果或照片写真的效果,而是根据不同题材和形象的需要,恰当运用丰富多变的针法和绣法,在写实的基础上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强调针法、绣法等各种工艺因素的综合运用,对比统一,因此绣品具有风貌多样的艺术特色。使湘绣博得“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中国以“丝绸”闻名世界,而在丝绸上穿针引线的湘绣,也同样传播着中国的美名。
湘绣针法考究,它依据画稿中的不同对象,采用不同针法,再配以粗、细、浓、淡的各色丝绒线,生动地表现出各种物象,尤其特别适宜表现狮、虎的凶猛性格和神态。狮、虎眼睛的绣法更是精细。一只眼睛,要用黑、白、暗绿、棕、蓝、黄等八九种颜色,而以黄色为主,使色调浓淡混合,运用丝线的光泽反射,使眼睛晶体透明,闪闪发光,既有绘画之笔墨神韵,又有刺绣的特有表现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出的刺绣新工艺“双面全异绣”,将湘绣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被人们称之为“超级绣品”。根据白居易《长恨歌》诗意绣制的《杨玉环》便是“双面全异绣”的代表作。一幅《狮虎》座屏绣品的一面是一只仰天长啸的上山虎,而另一面是一只低首夜行的下山狮,一上一下,正面的虎头转到反面变成了狮尾,两面的形象迥然不同,令人瞠目。又如湘绣艺人采用传统的掺针、平针、游针等针法,绣制的《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在绣品的一面是女扮男装,全衣铁甲的花木兰的威武形象,生动地体现了“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的诗意;而在绣品的另一面却是花木兰“脱去战时袍”,身着女儿装“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少女娇态。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十分简要地概括出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凯旋的动人故事内容,将诗情画意融为一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从而,使湘绣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湘绣20xx多年的历史,让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民间刺绣的传统与风格,还有它在国内外舞台上的魅力。1920xx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誉为“浑笔墨于无痕”,“色格簪花,迹灭针线”。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沮绣出尽风头,载誉而归。长沙锦花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湘绣像,引起轰动,该绣像现藏于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1935年的一份《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绣品”一节中,一半篇幅论及湘绣品。20世纪30年代,湘绣产值最高达80万银元,国外销售量达到全部销量的三分之一,“湘绣甲天下”。解放后的数十年间,湘绣取得长足发展,以独特风格和高超绣艺傲立于“四大名绣”之列,成为湖南乃至国家的“艺术名片”。湘绣出口产值最高年份达到500万美元。湘绣先后参加过日本、巴拿马、美国等地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多次获得优胜奖,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的确,有着20xx多年历史的湘绣现已逐步演变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著名刺绣工艺体系。在每一件令人啧啧称奇的湘绣作品背后,闪烁的是湖湘子弟过人的艺术智慧。在长沙湖南湘绣博物馆里,1200余件馆藏精品,向世人展示着湘绣悠久的历史和无与伦比的高超技艺,展品生动地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和先辈艺人独特的刺绣风格,形象地介绍了湘绣发展的历程和当代精美绝伦的继承与创新。这些优秀的作品中,既有被入选中国工艺美术的国家珍品;也有被作为国礼赠送国外政要首脑的精品。
20世纪80年代,湘绣在其重要的领军人物杨应修、黄淬锋、余振辉等著名艺人带领下,借助“思维大于技巧”的思想,以纤毫毕现、神气逼真的狮虎和奇妙的双面绣以及双面异形绣,再次给湘绣增辉,登上了发展巅峰。1985年入选国家珍品、永藏中国工艺美术馆的《雄狮》、《饮虎》,就是工艺美术大师刘爱云的得意之作,为了将狮虎的形态绣得逼真,她整整在动物园待了一个月,将狮虎的威风霸气、骨骼肌肉的纹路观察得仔仔细细,并采用鬅毛针刺绣法来表现狮虎形态。所谓鬅,就是头发松散的意思,绣件中狮子、老虎的毛路如果能够体现“鬅”的效果,绣品便立即有了动感。狮虎的绣品,除正确运用鬃毛针以外,还要用多种针法表现不同部位。如眼睛、胸毛、边毛,分别要用旋游针、绒毛针、毛针等针法,那些颜色极其丰富;变化很微妙的地方,就采用浓淡粗细的各色丝绒,经过层层加绣,用针法、色彩将老虎、狮子鬅毛表现得光泽柔软,色彩斑斓。为了表现虎眼的神采,她采用10多种彩线、其中每种彩线色阶加起来有25种之多,以旋游针法入绣,利用丝线反光,使虎眼产生一种旋动感,无论人站在何处,怒目圆睁的虎眼都紧紧相随,咄咄逼人。为了制作精品,她一件作品一绣就是20xx年,被传为佳话。
法律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从来就有。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中国,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产生了父权家长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的产生,导致贫富分化,阶级差异明显,平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频繁的氏族部落战争,产生了法律,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合。中国法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和中国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独特的特点。
约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一种前所未有的奴隶制法律体系建立起来。继夏而兴的商,继承并发展了此种法律体系,并将神权法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但夏商仍处于习惯法阶段,并没有进入成文法阶段。
夏商以“恭行天罚”,“天讨”的神权思想作为法律的思想基础。利用宗教神灵控制社会,宣扬“君权神授”,“王权神佑”,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是秉承天意来统治人世的,目的在于是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政权合法化和神圣化,并赋予统治阶级的代表-国王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天命。”原始自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神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了周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殷商的天道观已受到较大冲击。统治者不再宣称王是天帝的化身,而代之以“天只赞助有德”之人。总结了商朝重刑辟招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结合在镇压三监叛乱中的实践认识,为了建立和巩固周朝对全国的稳定统治,在“以德配天”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制原则。中国古人重视祭祀,周公“制礼作乐”,将夏商的礼发展成一套以维护宗教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也就是“周礼”。利用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礼”实行统治,亦即“礼治”,也是西周的一大特色。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秦朝在统一天下后,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废除了六国各自的法律,使“法律由一统”。在巩固皇权专制的前提下,无论是嬴政还是韩非,李斯都极力奉行“缘法而治”的思想,厉行法治。从出土地睡虎地秦简可以看出,秦朝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法家的治国原则。在重刑主义理论指导下,秦王朝承袭奴隶制的酷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公元前202年,经过五年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帝国倒塌的烈火中建立了统一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西汉。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一向蔑视儒家的庶民皇帝刘邦采纳陆贾“无为”理论,为西汉以儒为本的正统法律思想的建立做了铺垫。
从220年曹丕称帝至581年杨坚建立隋朝,政权不断更迭,但都操于士族豪门地主手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面对复杂矛盾的局面各统治集团都重视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立法频繁,律学发达,成为上承秦汉,下开隋唐的历史阶段。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开皇律》是其代表作。至唐初,统治者认为礼与法各有侧重,主张治国必须礼法结合,缺一不可。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司法也是重中之重,并集中在慎重刑罚方面,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法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父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继唐而起的宋朝法制较唐有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将宋朝的立法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北宋初年至仁宗末年,立法主要在肯定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第二阶段至北宋末,法律主要用来摆脱财政危机;第三阶段也就是理学发展完备,“因时适变,度时制法”成为指导思想。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法律,他们参与立法,倡导律学考试,注重官员的法律素养。皇帝对法律的重视引起了社会价值的重大变化,争言法令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天下争诵法令”。这是宋代社会的特色。
到了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又一次出现。明朝以元亡为鉴,提出了“刑乱国用重典”的法制指导思想。但这也并非是百世通行的治平之道。对“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中国传统法制指导思想,明朝统治者也可谓心领神会。他们虽有“重典治乱”表象的一面,但在实质层面上,更注重传统儒学与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在他们看来,法律是推行教化的必要措施。教化与刑罚不应有主辅之分。
满族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全面继承明朝法制。清统治者在“首崇满洲”的基础上主张“满汉一体”但对于汉族知识分子与官吏又极为猜忌,对其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其吹毛求疵的程度为历代所罕见。
自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大陆法系为主的西方法律原则和立法体例开始移植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某些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纳入到世界近代法制的框架中。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四个省宣告独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宣告成立。虽然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南京政府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存在了3个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仍积极进行法制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法令,改革司法制度,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法制篇章。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9年这50年时间里法制的发展,包括宪法,民法和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新中国法制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后,新中国的法制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的相继制定和颁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及各朝代的服饰变迁史,体现了中华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各朝代服饰的特点记载着人们在不同时期内的生活状况,它反映了社会朝代的兴衰存亡,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春秋战国及秦朝的服饰,上衣下裳合为一体并吸收小数民族服饰加以改进,主要在于便于骑射。服饰的用料上也趋于多样化,体现了民族融合,以百家争鸣的哲学思想。
大汉朝服饰更多融入多民族的.文化内蕴和艺术,通身紧窄,行不露足,衣袖口多镶边,衣领交口,露里衣.
唐代更多体现开放浪漫风格,袒胸、裸臂、披纱。宋代多沿袭唐代,只是颜色上比较淡雅,色调单一,一改唐朝的华贵。
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时代,服饰比较特别多体现少数民族的特点,短袍,窄褶便于骑射。明朝同唐宋接近,官服最大特点是乌沙帽,以区分官司职,儒生雅士大多圆领宽袖。
清代服饰是服装史上改变最大的一个朝代,满汉融合,男士长袍马褂,女士旗袍形式。体现了古代服饰向近代服饰的演变。
服饰除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外,还与不同的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及审美观念紧密相连。体现了历史的风云进程,展示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道德经》所阐释的不外乎辨证法,以柔克刚以及顺其自然的无为思想。浩浩乎,中华历史长河中孕育了多种思想,其中儒家却是主流,难道道家的思想便从此没落?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补有馀。熟不知中华传统美德便是靠《道德经》的精髓有所保留......人之初,性本善。《道德经》第五十三章有言:大道甚夷,而人好径。世间红尘本就存在是是非非,是善,是恶?本就相对,有阴就有阳,又谁有能说得清?《道德经》告诉我们顺其自然,可荀子又曾说性本恶,那我们是该顺起善还是顺其恶?既然善恶是相对,作为青年,为何偏要执着于善与恶呢?市场为何存在?那是因为那里有人们所需要的!所谓善恶,都是参照人们心理或现实的需要而作出的判断。《道德经》第二章告诉我们: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这不是公交车上没有老人,却人满为患,为了一个写着老人孕妇专座而不坐上去!为了一份自认为维护自尊与尊老的虚荣心,这值得吗?这不过是伪善,与作恶无分别!因此,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不是形象工程,而是要根据人们的现实需求去维护道德与公益实践!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德经》告诉我们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至关重要!理解同时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谦敬与礼让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凡人炎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同时提醒人们“事思敬”、“不居功”。倡导要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社会。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同学间我们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在人和人的相处过程中,应当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强调社会和谐,讲求和睦相处,倡导团结互助,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唯独理解,才能孕育中国好舍友,才不会再有舍友投毒案的悲剧搬上荧幕。
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道德经》教导我们无为,诚然,无为并不是无所不为,只是为了有为,让自己静心守静。《道德经》第八章有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正因为如此,处事能够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他们当中便没有过错,也没有怨尤!这样才能更好地入世为人,才能在灯红酒绿的,纷繁的世间当中保留一份清静,而不被物欲所蒙住双眼,或者迷惑!甘于人下,却能才高八斗,笑问苍穹,谁能与之争锋!
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美德同时要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奉献并不与无为有所冲突,圣人利万物而不争,不正是一种奉献精神吗?无为难道就不是一种大无谓的精神吗?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利是国之利,作为大学生,自私自利,以一己私利而弘扬中华美德,只会遭人耻笑!
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已经深入到全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中华民族虽然历经无数磨难与困苦,但始终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当说明是同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的道德传统的作用分不开的。大学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不是一朝建成,而是顺其自然,慢慢积累,默默地实践。
另外,中华优秀传统同时也需要发展,但并不是一味地追求!欲速则不达,《道德经》的思想对过分竞争有一定的缓冲,因此,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适可而止!切勿盲目追随时代物欲的步伐!我们与这传统的优秀美德要依靠无为为之增添新色彩,彼此肝胆相照,待到与时代和谐重逢之时,不是说再见,而是守着一份善心继续让之传承,努力!
读了中华传统文化这本书我的震撼很大,更深的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之瑰宝,是中华民族的根。这书介绍了剪纸艺术、戏曲、皮影等内容。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最喜爱手工剪纸了,记得在我很小的时侯,奶奶就教过我剪纸,剪花,剪四瓣花、五瓣花奶奶还夸我心灵手巧。每当手工课上剪纸时,我都兴奋不已,在手工课上我和同学们认真地学习剪窗花,剪燕子,做风车,这些在我的手上一点也不难,手工课的王老师经常奖励我一颗颗红星当看了这本书我的剪纸兴趣更浓了,加上我有学画画的功底,剪的花样就更多了。今年过年的时侯我剪了各式各样漂亮的窗花,贴在奶奶家的窗户上,全家喜庆多了,过年的味更足了。
我觉得中国古代流传文化,深入浅出的引导着我们后人,引领着我们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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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文化》读后感600字
《廉洁文化》读后感600字:
孩子说:“廉洁就是不拿别人的东西。”农民说:“廉洁就是流俺自己的汗,吃俺自己的饭”执法者说:“廉洁就是老百姓心中的一杆秤,上不愧国,下不愧民。”......廉洁就是我们没个人最宝贵的东西,是做人的根本,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宁愿放弃金钱、地位,就是不放弃廉洁,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廉洁的书,使我深受感触。
在这本书中有许多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两袖清风的包拯,一心为民的孙中山,为国争荣的杨利伟,毁家兴学的吕凤子,为国捐躯的屈原,不较名利的邓稼,还有勤俭节约的列宁......数不胜数。
从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到王安石的“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这些古人的名言无时不在强调自律。
读书笔记,希望对您有帮助!
愣住了,这要是换成我的话,我一定会犹豫再三再做决定,可她却好不犹豫地告诉了老师,仅凭这一点,她值得我们全班向她学习。
何为廉洁?廉就是不贪,洁就是没有污垢,不受日廉,不污日洁,廉洁是一种价值观念,是一种生命品质,是一种信仰坚持。作者:王晨曦,希望能帮助您!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古老的城市小巷,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胡同里的市民文化则成了汪曾祺研究的兴趣所在,于是我们看到汪曾祺选择了北京胡同作为表现市民文化的载体。汪曾祺的文字犹如行云流水一般的自由畅快,平淡之中富有韵味,如此淡而有味的文风贯穿于此篇作为汪老为摄影集《胡同之没》写的一篇序言之中。本文将从胡同文化中的“忍”文化着眼,来分析汪曾祺先生面对日渐衰败的胡同文化的复杂心态。
汪老说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这种“忍”既体现在面对政治局面变化的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比如汪老以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为例;也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人事处理上,例如文中提到旁观者对于小伙子为小事对开电梯姑娘动手打人却漠视及不加谴责,这都可以归类为北京人精神生活上的“忍”文化。至于北京人物质生活的“忍”文化则可以通过汪老之前所描绘的“北京人易于满足”并且“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来作深刻地了解。我想,以上举例都不难看出“忍”已然成为北京人的一种习惯,而非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而胡同文化的深刻内涵便是:封闭、自足、忍耐、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其中夹杂着汪老对“忍”文化的可怜可悲之复杂的心情。
《胡同文化》中汪曾祺通过引用北京俗语“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来揣摩北京人“忍”与“耐”的`处世态度。纵观北京城历史悠久的君王统治文化,令人不得不惊叹封建文化对于北京人生活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当习惯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尊严,北京人只有“忍着”“耐着”“眯着”才能保住性命。汪曾祺对于北京人逆来顺受的文化心态是持有针砭的态度,而“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七个字则进一步印证了汪老对于北京人处世之道的嘲讽以及揶揄,从而也自然而然引渡到了胡同文化衰败的必然趋势。
稍微细心点,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对传统文化喜爱但并不迷恋,对胡同文化的消亡感伤但并不悲惜。封闭保守的胡同文化在迅速发展的商品社会里,已不适应开放进取的现今时代,它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怀旧也好,伤感也好,无奈也好,都不能阻挡这一趋势。汪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表达自己的怅望低回之余,也豁达乐观地对着将逝的胡同文化道一声“再见吧,胡同!”汪老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为正在消失的老胡同、已经枯朽的旧文化唱了一首哀而不伤的挽歌。汪曾祺耳濡目染了胡同文化几十年,与胡同的一朝一夕都透露出汪老对传统文化魅力的留恋低徊。在面对见证了自己大半个人生的胡同正在经历的没落,汪曾祺的内心是矛盾且复杂的。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审视、剖析让笔者思及,每一种抽象文化都依附于一个个具体的形象存在,而生活中许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也许都蕴含着某种深厚的地域文化,比如茶文化、酒文化、服装文化、旅游文化等等,只要我们细细观察,认真体会,就会发现平淡的生活实际上常常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我想这亦是汪老能带给我们读者最有意义的一味感悟。
大一时刚到吉安不久,室友就带着我去了吉安的庐陵文化生态公园,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庐陵”这个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庐陵”是“庐陵生态公园”的缩写。后来在学校图书馆偶尔看到一本名为《庐陵文化》的书,还觉得奇怪,一个公园怎么会有这么厚的文化历史?拿起来一翻,原来“庐陵”是今江西吉安市的古称,而“庐陵文化”是指以庐陵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吉安市十余县(区)的区域性文化。顿时觉得特别羞愧———我对自己所在的城市了解太少!
继续读下去,才知庐陵文化源于七千年前的青铜文化,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庐陵文化既有以青原山佛教禅宗青原派系为主体的宗教文化,又有以吉州窑黑釉天目瓷为标志的陶瓷文化,更有以人才辈出的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
空闲的时候我和同学一起去了青原山、白鹭洲书院和吉州窑这三个庐陵文化的代表性地点,更深切地感受了庐陵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最开始去的是青原山,那时是和学校老乡一起。登山路上,不时能看到路两旁充满佛理的佚名题词,往山下俯瞰时,隐隐约约能见到林间的净居寺。途中有几个木制的休息亭,到达山顶还有一个古老的塔。不愧是佛教圣地,处处透露出一种静谧感。下山返回山脚时,一个小水库吸引了我们的眼睛。从未见过的蔚蓝色湖水,像仙境一样,美得让人窒息。潺潺水声也恰到好处,给旁边的.净居寺增添了不少雅致。顺着溪流,我们来到了净居寺的正门前,还未入内我就感觉到佛教的威严。尽管佛教属于外来宗教,但净居寺建于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佛教思想对庐陵人的影响比较久远。
白鹭洲书院建于赣江的白鹭洲上,远远望去,只能看到树木葱郁的白鹭洲。初见时我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沙洲,完全没想到还有一个书院藏在里面。去之前,我猜想书院里可能会有种私塾的氛围,但是没想到书院和现代中学气息融合在一起,古今书香交织相依。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旱期,赣江水位下降,露出了细细的河沙。恍惚中有海岸读书的愉悦感。胡乱探索一番,我发现一堵刻了书法的墙,虽然不太认识上面的书法,但看墙身就觉得很可能是与书院有关的人物留下的真迹。书院里设有云章阁,书院独特的构造体现出庐陵特有的书院文化。
去吉州窑的那天,刚好是大雨过后,走过一段泥泞的小路,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一旁的泥土里混杂着破碎陶瓷片,不愧是古代名窑之一。越往里走,古瓷片、窑具俯拾皆是,一条条用窑砖铺成各种图案的长街古巷,纵横交错,依旧保留了古瓷镇的风貌。看着现在的吉州古窑包,不难想象南宋极盛时期的“民物繁庶,舟车辐辏”的繁荣景象。吉州古窑的风格给人一种中国古建筑的韵味美。置身其中,新奇和兴奋涌上了心头。
买了梁实秋先生的美食文集《雅舍谈吃》来看,文字是不用说的,寥寥数笔,就把七八十年前的北平市井生活描述得活灵活现,让人犹如亲历。只不过我是个学食品的人,从中还能读出当年食品营养和食品安全的图画来。
在梁先生的时代,人们还没有营养平衡和食品安全的意识。从头至尾,追求的都是美食饕餮的感官快乐,以及亲朋好友相聚的温馨意趣。至于食品中是否含有过多的胆固醇,是否脂肪热量过高,是否含有致癌物,细菌总数是否超标,恐怕没人会去关注。
不信么?看看《烧鸭》这一段儿:“在北平吃烧鸭,照例有一碗滴出来的油……鸭油可以蒸蛋羹……”要知道,如果在今日,烤鸭滴出来的油是被当做餐饮废油的,因为其中含有致癌物,氧化程度也较高,无法达到食用油的卫生标准。前些时候曾经两次报道过烤鸭店出售鸭油,用于制作各种面点等,是当做食品安全事件来报告的。现在看来,烤鸭废油的利用历史颇久,甚至可以说曾是一种文化传统。至于就地支起炭火烤鸭子的做法,致癌物难免超标,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卫生标准。
还有《莲子》这一段儿,说到“有些莲子一煮就烂,但是颜色不对,据说是经过处理的……”可见对食材进行化学处理,在很早以前便已经流行于餐饮店中,并非今人之独创。
再看看梁先生和朋友们所热爱的美食,大多都是高能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菜式。
比如“水晶虾饼”,是这样做的':“七分虾肉要加三分猪板油,放在一起剁碎……略按成厚厚的小圆饼状,下油锅炸,要用猪油,用温油,榨出来白如凝脂,温如软玉,入口松而脆……”
又比如“溜黄菜”,是这样做的:“溜黄菜是用猪油做的……蛋黄糊里加荸荠丁,表面撒一些清酱肉或火腿屑,用调羹舀来吃”。做法是:“蛋黄打过加水,还要再加芡粉,入旺油锅中翻搅之即成。”
这些特色菜,无非是大量脂肪加胆固醇的组合,而且均经过油炸或油煎处理,而且煎炸时用的多是猪油。为何用猪油?理由有两方面:一则猪油饱和脂肪酸比例高,对热较为稳定,不易变黑变稠;二则是半固体的油,炸出成品的口感更酥脆。
说起来,还是那时候教授的工资很高,每月二三百大洋,是普通工人的十几倍,所以敢在北京最贵的馆子里请客吃饭。按书中所说,当时最好的餐馆,一顿最高档的宴请,只消15块大洋。
但梁先生也在书中坦承,因为贪恋高脂美食,患上糖尿病,又因为胆结石切除了胆囊。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到湘绣之乡旅游。
刺绣分为多种流派,而各种流派又形成了不同的风格。苏绣以光线明暗强烈、富有立体感而见长;蜀绣针法丰富,运针上,粗细对比强烈;粤绣以用线多样等特点而闻名;而湘绣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各辈刺绣艺人的辛勤创造和许多优秀画家以及历代宫廷皇室的极力推崇,充分吸收楚绣和汉绣神奇浪漫的艺术特征,以及宋明时期的写实风格,逐渐培养了自己质朴而优美的艺术风格。它以画稿为蓝图,经过艺人“以针当笔、以纤素为纸、以线晕色”的艺术再创造后,不仅保留了原画的笔墨神韵,而且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艺术效果。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挥针法的表现力,精细入微地刻画物象外形内质,色彩鲜艳,形象逼真,构图章法严谨,画面质感强,有“远观气势宏伟,近看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
湘绣,即湖南手工刺绣,是湖南人民创造的一种卓越的手工艺品,它是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吸取了多个绣种的优点而发展起来的,具有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湘绣就是封建朝廷的受宠贡品。从长沙楚墓中发现的龙凤图案绣品来看,是在极细密的丝绢上运用连环针刺绣而成的,其针脚整齐、绣工精细,图案生动活泼令人赞叹不已。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的17大箱150余件各种华贵纺织品和绣有精美的龙凤、飞燕怪兽、祥云卷草等充满着浓厚的楚地巫风的服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时期的湘绣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至清,湖南刺绣盛行,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省会之区’,妇女工刺绣者多,大家巨族或以锦钿相尚。”但此时的刺绣,只限于自绣自用。除一部分官僚地主家庭的“大家闺秀”以刺绣来消磨时光和炫耀豪华外,一般的贫苦妇女大多惯于利用农闲时节或劳动余暇,绣制一些实用美观的物品来美化生活。至清晚期,湖南刺绣遍及城乡。处处可见“母女相传,邻亲相授”的传艺学艺生动场面,特别是长沙一带,湘绣成为家家户户的农村副业,开始把绣花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这时,一个叫胡莲仙(1832~18,湘阴人,中年寡居)的女人,不仅绣艺超群,还在长沙尚德街开了一家吴彩霞绣庄,这是湘绣史上的第一家绣庄,深居闺阁的湘绣从此走入市场,“湘绣”才成为一个专门称谓。宁乡的著名画家杨世焯开馆传艺、办绣庄,把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移植到刺绣上,使湘绣高雅起来。一些著名的绣女,如神针肖咏霞、柳敏姑、杨佩珍、廖家惠等如群星璀璨,使湘绣在四大名绣中脱颖而出。此后,湘绣在技艺上不断提高,并成为蜚声中外的刺绣名品。到了20世纪上半叶,湘绣的艺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表现手段更加丰富而细腻,名家名作不断涌现,湘绣人物“惟妙惟肖”;而写意山水,则更是“色格簪花,迹灭针绒”。这些“绝针之作”均出自于湘绣艺人的“神手”,曾名噪一时,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誉。到今天已形成了一种魅力独特,与“苏绣”,“蜀绣”、“粤绣”并称的中国四大名绣。
早先的湘绣是以中国画为基础的,其间又掺和了中国文化精髓:诗、词、书、印、染等,再经过心灵手巧的湘女剖线飞针而成。湘绣体现的题材形象、生动、逼真,质感强烈,色泽鲜明。它刻意追求的不是一般刺绣品的装饰性效果或照片写真的效果,而是根据不同题材和形象的需要,恰当运用丰富多变的针法和绣法,在写实的基础上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强调针法、绣法等各种工艺因素的综合运用,对比统一,因此绣品具有风貌多样的艺术特色。使湘绣博得“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中国以“丝绸”闻名世界,而在丝绸上穿针引线的湘绣,也同样传播着中国的美名。
湘绣针法考究,它依据画稿中的不同对象,采用不同针法,再配以粗、细、浓、淡的各色丝绒线,生动地表现出各种物象,尤其特别适宜表现狮、虎的凶猛性格和神态。狮、虎眼睛的绣法更是精细。一只眼睛,要用黑、白、暗绿、棕、蓝、黄等八九种颜色,而以黄色为主,使色调浓淡混合,运用丝线的光泽反射,使眼睛晶体透明,闪闪发光,既有绘画之笔墨神韵,又有刺绣的特有表现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出的刺绣新工艺“双面全异绣”,将湘绣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被人们称之为“超级绣品”。根据白居易《长恨歌》诗意绣制的《杨玉环》便是“双面全异绣”的代表作。一幅《狮虎》座屏绣品的一面是一只仰天长啸的上山虎,而另一面是一只低首夜行的下山狮,一上一下,正面的虎头转到反面变成了狮尾,两面的形象迥然不同,令人瞠目。又如湘绣艺人采用传统的掺针、平针、游针等针法,绣制的《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在绣品的一面是女扮男装,全衣铁甲的花木兰的威武形象,生动地体现了“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的诗意;而在绣品的另一面却是花木兰“脱去战时袍”,身着女儿装“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少女娇态。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十分简要地概括出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凯旋的动人故事内容,将诗情画意融为一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从而,使湘绣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湘绣多年的历史,让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民间刺绣的传统与风格,还有它在国内外舞台上的魅力。19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誉为“浑笔墨于无痕”,“色格簪花,迹灭针线”。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沮绣出尽风头,载誉而归。长沙锦花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湘绣像,引起轰动,该绣像现藏于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1935年的一份《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绣品”一节中,一半篇幅论及湘绣品。20世纪30年代,湘绣产值最高达80万银元,国外销售量达到全部销量的三分之一,“湘绣甲天下”。解放后的数十年间,湘绣取得长足发展,以独特风格和高超绣艺傲立于“四大名绣”之列,成为湖南乃至国家的“艺术名片”。湘绣出口产值最高年份达到500万美元。湘绣先后参加过日本、巴拿马、美国等地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多次获得优胜奖,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的确,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湘绣现已逐步演变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著名刺绣工艺体系。在每一件令人啧啧称奇的湘绣作品背后,闪烁的是湖湘子弟过人的艺术智慧。在长沙湖南湘绣博物馆里,1200余件馆藏精品,向世人展示着湘绣悠久的历史和无与伦比的高超技艺,展品生动地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和先辈艺人独特的刺绣风格,形象地介绍了湘绣发展的历程和当代精美绝伦的继承与创新。这些优秀的作品中,既有被入选中国工艺美术的国家珍品;也有被作为国礼赠送国外政要首脑的精品。
20世纪80年代,湘绣在其重要的领军人物杨应修、黄淬锋、余振辉等著名艺人带领下,借助“思维大于技巧”的思想,以纤毫毕现、神气逼真的狮虎和奇妙的双面绣以及双面异形绣,再次给湘绣增辉,登上了发展巅峰。1985年入选国家珍品、永藏中国工艺美术馆的《雄狮》、《饮虎》,就是工艺美术大师刘爱云的得意之作,为了将狮虎的形态绣得逼真,她整整在动物园待了一个月,将狮虎的威风霸气、骨骼肌肉的纹路观察得仔仔细细,并采用鬅毛针刺绣法来表现狮虎形态。所谓鬅,就是头发松散的意思,绣件中狮子、老虎的毛路如果能够体现“鬅”的效果,绣品便立即有了动感。狮虎的绣品,除正确运用鬃毛针以外,还要用多种针法表现不同部位。如眼睛、胸毛、边毛,分别要用旋游针、绒毛针、毛针等针法,那些颜色极其丰富;变化很微妙的地方,就采用浓淡粗细的各色丝绒,经过层层加绣,用针法、色彩将老虎、狮子鬅毛表现得光泽柔软,色彩斑斓。为了表现虎眼的神采,她采用10多种彩线、其中每种彩线色阶加起来有25种之多,以旋游针法入绣,利用丝线反光,使虎眼产生一种旋动感,无论人站在何处,怒目圆睁的虎眼都紧紧相随,咄咄逼人。为了制作精品,她一件作品一绣就是,被传为佳话。
湖湘文化是湖南地区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其心忧天下的思想精髓、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经世致用的价值标尺、不屈不饶的拼搏精神等,影响与激励一代又一代三湘民众。湖湘文化正是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音乐人才,如李谷一、宋祖英、张也、谭盾等。
大学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历程,学生们在这个阶段接受新的知识与新的文化。因此,什么样的教育品格、教育方式、教育态度、教育内容,必将对学生产生什么样的教育影响。把湖湘文化融入高校音乐教育活动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两者的结合,是教育的使命,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一、湖湘文化融入音乐教育中的意义
(一)提升湖南高校音乐教育的精神品格
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具有鲜明化、个性化的观念标签,它是历史的积淀,也是存在的反映。其中所包裹的丰富思想价值与深邃精神内容是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和学习的。作为接受音乐教育的湖南高校学生们,绝大部分来自于湖湘本土,生于此,长于此,受教于此。对于他们而言,感受湖湘文化、体验湖湘文化、了解湖湘文化、探寻湖湘文化、品读湖湘文化,是身为湖湘人不可或缺的精神补给和文化馈赠。因此,湖湘文化需要以教育这个桥梁,在客观上融入高校音乐教育活动中。在音乐教育中研究、传播、弘扬湖湘文化,不仅能拓展音乐教育中的文化内涵,而且还能让学生在其精神层面、价值取向、知识构建等方面受益良多,培养更加亲切的教育情感。
(二)丰富湖南高校音乐教育的艺术内涵
湖湘文化中的艺术,就像一座珍藏了奇珍异宝的宝藏。有的显露在外,登入艺术的殿堂,有的却隐匿民间,等待我们去采挖。湖湘的传统剧目如花鼓戏、目莲戏、巴陵剧等,湖湘的传统曲艺如长沙弹词、祁阳小调、常德丝弦等,湖湘的传统舞蹈如土家族摆手舞、湘西苗族鼓舞、衡南七巧龙舞等,湖湘的传统民歌如桑植民歌、湘西苗族民歌、土家族打溜子等。这一切表明,湖湘文化的艺术宝库值得我们在音乐教育教学的活动中去发掘研究、弘扬传播,让湖湘文化的艺术焕发出光彩夺目、璀璨亮丽的光芒。
(三)推动湖南高校音乐教育的理论创新
传承与创新是湖湘文化的思想特征,也是湖南高校音乐教育的立足点。在传承与创新的基础上,以“育人”为导向,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共同前行。一方面,湖湘文化为高校音乐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湖湘文化包含的思想精神与文化内容是高校音乐教育的精神源泉;另一方面,湖湘文化通过音乐教育的平台,可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发挥其当代价值,激发与推动高校音乐教育的理论创新。以此打破传统、旧套的格局,以立足本土、本地域文化学习为出发点,建构合理、科学的理论新格局。
二、湖湘文化融入湖南高校音乐教育中的问题
(一)湖湘文化融入教育教学的力度不够
从目前来看,湖湘文化在湖南高校音乐教育中的融入力度远远不够。因此,有效地运用和学习湖湘文化中的民间、民俗音乐内容,体现湖湘文化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品格,展现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我们在开展高校音乐教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支点,也是我们打造文化强省,凸显本土、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立足点。通过把湖湘文化中音乐知识的学习纳入高校音乐教育的模块中,我们才能建构更加完善、全面的教育机制。
(二)学生对湖湘文化融入的接受能力不够
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的思想内容、知识容量让一代又一代湖南人受益。在关于湖湘文化知识了解和学习的调查活动中,55%的音乐教育方向学生对湖湘文化一知半解,36%的学生有一定的基本认识,不足8%的学生读过相关书籍,有一定的理论见解。这些数据反映出学生对于湖湘文化的了解意识非常缺乏。可见,绝大部分学生对于湖湘文化还是相对陌生的,湖湘文化在高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缺乏,甚至缺失,是导致学生们不了解、不理解湖湘文化的最重要原因。
(三)湖湘文化与音乐教育存在错位结合点
高校是不同文化知识的交汇殿堂。湖湘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形态,它不仅可以促进大学生自我人格的完善,也可以促进音乐教育专业学科的全面建设。长期以来,湖南高校音乐教育以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为主流,所有的知识体系与结构布局都是以此为依据。因此,本土音乐文化的缺失、对地域音乐文化的冷漠,形成了湖湘文化与音乐教育的错位结合点。
湖湘文化融入湖南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湖湘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课程运用
长期以来,湖南高校音乐教学从课程的设置到教学大纲的制定,其教学体系与评价方式主要是以“西学”为主,全盘的西化教学,一直让本土、本民族的音乐教育教学处于一个薄弱与尴尬的境地。本土音乐“夹缝生存”的不尴不尬,成为高校音乐教学的“瓶颈”。笔者认为,应该改变“文化价值的一元论”思想,结合省情,推动“湖湘文化”进课堂,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地域风格的音乐教学新模式,通过系统化的构建与梳理,充分展示湖湘文化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提升音乐系学生的艺术品格与理论修养,使更多湖湘学子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茁壮成长、健康发展。
(二)完善湖湘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活动
目前,湖南各大高校校园都成立了形式多样的艺术社团。作为艺术活动展示的一个平台,艺术社团在校园文化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以湖湘文化为依托,成立以湖湘文化为主题的艺术社团,开展丰富的艺术社团实践活动,是湖湘文化在音乐教育活动中的一个延续。以吉首大学为例,该学校音乐学院成立的女生合唱团,以演唱湘西民歌为主,曲目包括《桑木扁担软溜溜》《马桑树儿搭台灯》《土家族民歌联唱》等。这些极具本土风味的民间歌曲,不仅激发了学生了解、学习本土音乐文化知识的热情,而且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为推广和发展本土音乐文化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三)拓展湖湘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外延空间
以师生互动的形式,进行实地采风活动,是了解湖湘文化、学习湖湘文化的外延空间。如岳阳洞庭渔歌文化、浏阳山歌、宁乡锣鼓文化等,都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田野的实践考察、进行采风、录音、录像等活动,把这些活动作为音乐教学的第二课堂,对于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在高校举办湖湘文化的文化讲座
定期举办以“湖湘文化”为主题的讲座,通过精心策划、合理安排、统筹协调,在选题上要贴合音乐教育方向学生的具体需求,以生动、活泼、有趣的方式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去感受、体会湖湘文化的特质与魅力。如吉首大学请来苗族第一、二、三代鼓王对学生进行现场技艺传授与指导,土家族民间艺人田隆信先生为师生们表演打击乐,让同学们亲身感受,启发很多。另外,湖南理工学院组织的“传承与创新”专题讲座,主题以对地方高校音乐教育本土文化办学特色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针中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总之,湖湘文化是湖南境内千百年积累与流传下来的特殊文化形态,其思想精髓必将对湖南的教育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因此,把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嫁接、融入到湖南高校音乐教育活动中,是高校音乐教育事业朝向更加健康、全面发展的合理设计。
湖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在多次接触湖南、湖北地区的文化遗产后,我深感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历史上的湖湘文化赋予了我无限的思考与启示,让我认识到,只有深入了解并继承传统文化,我们才能真正找到自身的文化根脉,并将其发扬光大。
第一段:湖湘文化的传统基础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饱经岁月的洗涤,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基础。从湖南的楚文化到湖北的荆文化,再到湖南湖北联合地域所孕育出的湘文化,每个地域都有其独特的特点。湖湘文化融合了楚文化的豪放和荆文化的柔情,形成了精神上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也在湖南湖北人民的性格中体现出来。湖湘文化的传统基础为后来的文化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段:湖湘文化的文学艺术表达
湖湘文化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表达而闻名,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艺术享受。湖北的楚辞代表了楚文化的深厚底蕴,其中的诗歌和楚剧为后代带来了无数的灵感。湖南的陶渊明以其优美的诗歌描写了湖湘大地的山水美景,成为湖湘文化的代表。湖湘地区的民间艺术形式也独具特色,如湖湘花鼓、湖湘丝竹等,为湖湘文化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让人流连忘返。
第三段:湖湘文化的哲学思想
湖湘文化中蕴含着独特的哲学思想,对于后人的思考和启迪有着深远的影响。湖湘文化主张大道至简,崇尚自然,注重个体内在的发展。楚辞中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表明湖湘人民注重与自然的融洽相处,追求与宇宙的和谐。同时,湖湘文化对人性的思考也十分深刻,湖南的朴实和湖北的激情相互结合,让湖湘人民既有敬畏之情,又有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湖湘文化的哲学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
第四段:湖湘文化的现代发展
湖湘文化不仅是历史遗产,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湖湘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扬。湖南湖北地区的各种节庆活动、民俗习惯不仅为当地人民带来欢乐,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赏。湖湘文化在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湖湘文化也在现代艺术和文学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不断为广大创作者提供灵感和创作素材。
第五段: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只有深入了解湖湘文化的历史根脉,才能真正理解其独特魅力。通过学习湖湘文化的经典作品,如楚辞、陶渊明的诗集等,我们可以更好地领悟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并将其发扬光大。此外,大力支持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鼓励广大群众参与其中,通过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创造,让湖湘文化得以传承,保持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总结:湖湘文化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影响了湖南湖北地区与湘乡文化的形成,同时也为后世所承继,为当代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湖湘文化的基础、艺术、思想、现代发展和传承发展是构成湖湘文化的重要方面。深入了解湖湘文化的历史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湖湘文化的精髓,使湖湘文化融入现代社会,继往开来。
湖南、湖北两省间的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独特而丰富的传统艺术、民俗传统和文化传承,对于我们打造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文明自觉至关重要。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我深深感受到湖湘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从中汲取了很多宝贵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湖湘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湖湘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中国的地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影响力。湖湘文化以岳阳楼、岳飞文化、湘绣等为代表,充分展示了湘粤文化的独特性和卓越贡献。同时,湖湘文化的独特韵味和艺术魅力让人为之感叹,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藏。
第二段:传承湖湘文化的困境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湖湘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被遗忘和外来文化冲击的困境。现代社会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增加,注重实用性而忽视精神性,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式微。另外,娱乐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影响也让年轻一代更加偏爱于西方文化,对本土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认同感和热情。
第三段:传承湖湘文化的必要性
然而,湖湘文化的传承对于培养民族自信心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湖湘文化的独特性和卓越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传承湖湘文化可以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文明自觉。另外,传承湖湘文化也能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升个体的素质和修养,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第四段:传承湖湘文化的策略
要在当代社会传承湖湘文化,并非易事,我们需要采取一些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加大教育力度,通过学校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培养年轻人对湖湘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其次,要加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宣传,通过博物馆、传统艺术表演和展览等方式,向社会大众展示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最后,要注重实践与创新,湖湘文化的传承不能止于研究和借鉴,还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
第五段:湖湘文化传承的成果和展望
近年来,湖湘文化的传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湖湘文化节、岳阳楼文化旅游节等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推动了湖湘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同时,各界人士的努力和支持也为湖湘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有力支持。展望未来,我希望湖湘文化的传承能够进一步加强,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将湖湘文化的精髓传递下去,并且走向世界,为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魅力。
总结
湖湘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传承对于培养民族自信心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尽管面临困境,但通过教育、宣传和实践创新等策略的实施,湖湘文化的传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应该继续努力,让湖湘文化的魅力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在湖南的旅游景点中,红色文化建筑无疑是备受青睐的。这样的建筑物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传达了历史和文化的价值,同时也承载着革命情感和人民精神。在这些建筑物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曾经为革命事业付出的无尽努力和牺牲。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红色文化建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不禁想要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红色文化建筑的价值
湖湘红色文化建筑是湖南地区所特有的标志性建筑风格,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遗存。这些建筑物既代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时刻,更深刻的传达了人民精神和革命情感。在红色文化建筑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革命的珍贵历史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情况和政治,为今天的中国提供帮助和启示,这就是红色文化建筑的价值。
第二段:湖湘红色文化建筑的美学价值
作为湘军文化的瑰宝,湖湘红色文化建筑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这些建筑物可以看作是反映湖南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特色在于颜色和造型上的独特性。红色文化建筑通常采用红砖、黑瓦、青石和木材等等特殊的材料来建造,并以其独特的形态呈现,从而凸显了地区特色和建筑建造的历史过程。
第三段:湖湘红色文化建筑的文化传承价值
湖湘红色文化建筑的文化传承价值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建筑物中蕴含着历史的印记和人文的承载,是湖南地区的精神财富。在保护这些建筑物的同时,我们也在保护着历史和文化,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通过红色文化建筑,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并深刻理解何以中国的时代及其文化都如此独树一帜。
第四段:拓展湖湘红色文化建筑的文化价值
湖湘红色文化建筑是在固定空间内进行展示的文化符号,但是它们的文化价值是可以进一步拓展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推广红色文化建筑的文物和博物馆以及相关活动来传承这个文化宝藏。这些活动不仅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方便和娱乐,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激发人们对历史文化的热情,并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第五段:湖湘红色文化建筑的未来
湖湘红色文化建筑的保护和传承是需要长期努力的。未来,我们不仅需要加强对这些建筑物的保护和整修,也需要更多地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文化传承的研究和实践。湖湘红色文化建筑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有着无比重要的作用。通过传承和保护这些建筑,我们能为中国发展提供历史的背景和历史玄铁。
总之,湖湘红色文化建筑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证者,代表了革命情感和人民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通过保护、传承和拓展红色文化建筑,可以为国家文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价值贡献。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关注湖湘红色文化建筑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以期继承、发扬革命先辈的精神,以此激励我们的今天,引导民族文化的前进。
一、整合目标
汨罗龙舟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其整合目标,应是在龙舟文化的主题形象指导下进行资源的联合开发,做到主题突出、彰显特色。
艺术体育旅游产品等,把分布在不同地点,处于不同时代,属于不同文化背景,但能优势互补、互为依托,服从于龙舟文化、龙舟精神这个主题的旅游资源进行多元整合,以减少竞争加强合作,提升整体形象和吸引力,促进汨罗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二、整合原则
(一)突出独特性原则
“特色”是吸引游客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一个地区旅游开发发展的生命线。
龙舟竞渡在我国江南水乡是比较普遍的,汨罗的龙舟文化旅游资源要在群芳中脱颖而出的话,还得在“特色”二字上下功夫。
要突出汨罗龙舟文化资源的“源”与“原”的特色,强调其千年之“源”与“原”汁“原”味,把龙舟文化打造成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而,才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
在开发中,突出汨罗地方特色,树立精品意识,多层次、多角度、多色彩地生动形象地展示龙舟文化旅游资源独特丰富的内涵。
(二)突出主题形象原则
随着人们旅游需求档次的提高,主题旅游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无主题旅游。
那种把彼此毫无联系的几个景点强行纠结在一起,让游客在互不相干的景区之间来回奔波的旅游项目,已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摒弃。
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文化旅游开发更要注意突出文化主题。
主题是一个旅游区的生命,没有主题的旅游区,游客看了之后就不会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汨罗龙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整合同样要突出“龙舟文化”的这一主题形象,那么区域内旅游资源就要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整合,以打造龙舟文化旅游形象品牌。
推进旅游资源整合进程,打造精品旅游项目和线路,同时还要充分运用现代营销手段,在海内外市场上树立龙舟文化独具魅力的旅游形象。
(三)强调文化内涵
文化是当今旅游业的灵魂,文化旅游开发注重的是旅游者的精神享受,在旅游资源规划整合的过程中要做好“文化”文章。
全面详实地搜集关于汨罗龙舟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渊源、历史变迁、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民俗民情、遗迹遗址、节庆活动、文物特产、名人轶事等资料是龙舟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的首要工作。
因而,设计活动项目既要有较高的文化品位,避免迎合部分游客心理而落入低级俗套,又要使人们易于乐于接受并参与体验。
(四)以市场为导向
开发文化旅游关键是要引导不同文化群体从不同角度欣赏旅游文化,绝不是鼓励“孤芳自赏”,而要善于吸引人们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旅游开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求得效益,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协调一致的综合效益。
规划时要充分调查市场需求,选择目标市场,开发出受市场欢迎、适销对路的龙舟文化旅游产品。
文化旅游是越来越受到旅游者欢迎的一种旅游形式,以龙舟文化为主题的汨罗文化旅游资源这一适应市场需求的旅游形式,必定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五)可持续发展原则
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民族或地域传统文化旅游资源是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极为珍贵,一旦破坏,便不可能再恢复。
因而,要注意保存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
汨罗龙舟文化旅游渗透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因子,是“楚文化”的活化石。
汨罗旅游管理部门成立时间较晚,管理理念落后,一度忽视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缮。
今后要改变被动的政府保护,通过主动的经营性保护,改善经费拮据等问题,达到以发展促保护;改变以往静态的维持保护,通过形式多样的动态的风情繁衍,以活化促传承。
旅游管理部门应大力提高管理水平,把握好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度,既不能无所作为,使一些无形文化旅游资源面临快速枯萎的现状,也不能过度地商业开发,否则使文化变味,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
要在全面保护龙舟文化区自然风光、历史古迹、民俗风情等旅游资源的前提下,精心整合,开发和保护并重,实现龙舟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利用。
参考文献:
[1]杨罗生.竞渡本招屈考―兼论龙舟竞渡的起源与其文化意义[j].云梦学刊,2006,27(6):48~52.
[2]刘石林.汨罗江畔屈子祠[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湖湘非遗文化是以湖南、湖北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一道闪光的瑰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传统的节日庆典和娱乐表演,湖湘非遗文化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本文将从个人实际的体会出发阐述湖湘非遗文化给我带来的启示和反思。
第一段:湖湘非遗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湖南地区非遗文化的多样化可以追溯到古代。在长沙,我参观了一座古老的庙宇,里面陈列了许多代表陶瓷艺术、书法和绘画的非遗艺术品。湖南汉绣、湖北黄鹤秧歌、湖北楚剧三大非遗代表了湖湘地区的传统文化。每种非遗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传统节日,例如:湖南花垣黑山泼水节、湖北襄阳秀峰春游节等。
第二段:湖湘非遗文化的艺术魅力
湖湘非遗文化的艺术魅力不仅仅在于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体现在其精湛的技艺和美丽的外观上。对于湖南岳阳楼,我被其雕刻的紫檀木雕塑及精致图案所吸引。湖北十堰磁州窑则用自己的模具和陶土制成了具有复杂几何图案的宝瓶。
第三段:湖湘非遗文化的人文关怀
湖湘非遗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其对社会的人文关怀。非遗文化在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余,也教育人们珍惜历史遗产、保护生态环境,并激励人们探索和拓展自身的艺术文化水平。在湖南村庄,我参观了香火不断的庙宇,发现它们是感恩土地、敬畏神灵文化的重要载体。
第四段:湖湘非遗文化对我个人的影响
通过接触和学习湖湘非遗文化,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发现湖南工艺品、岳阳楼、长沙非遗文化等都已成为了我的灵感来源。湖湘非遗文化的精髓也激发了我的自豪感,让我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
第五段:湖湘非遗文化的未来
湖湘非遗文化传承已经延续上千年,这也是湖南、湖北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原因之一。虽然湖湘非遗文化传承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少子化、生态环境的污染和持续性发展等问题,但总的来说,我相信这些传统文化会一直得到传承下去,一直绽放着自己的光辉。
总之,湖湘非遗文化是一种无法被取代的重要文化遗产。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湖湘非遗文化中汲取力量,为弘扬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自信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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