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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读后感篇一

读《国富论》完全是因为书名吸引了我，作为一名根正苗红的共青团员对国家如何富强十分感兴趣。但是，后来发现《国富论》是一部关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仅有部分的指导作用。

《国富论》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一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前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第一次作出了较为系统，详细的阐述。一经出版，不仅在英国当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在欧洲和美洲大陆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书中的理论和观点被当时的学者奉为真理。

“看不见的手”是《国富论》中重要观点之一，但是它的局限性在历史中不断发生的资产阶级经济危机显现出来。于是，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一观点被世人全盘否定，甚至有人认为“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都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所幸的是，现在的我们已经认可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并运用在市场经济中。人的利己性在“看不见的手”的驱动下发展市场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不能完全忽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注意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不是斯密所说的完全放任自由。

《国富论》中许多观点我都曾在经济学课堂中学过，所以读起来并没有太过晦涩难懂。亚当·斯密以罗马帝国崩溃后的经济兴起为例论诉了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在商业和生产技术不够发达的农业社会时，农村先于城市发展是必然需求。因为农村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原料来源，城市的发展绝不能超过农村所能支持的最大限度。可是，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农民的利益被削减，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自由市民的制度应运而生，并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工商业化为农村土地改革提供了动力，使得社会经济能够得以持续发展。如果国家的富裕是通过土地的改革实现，那么，国家就会长久地拥有该财富。

《国富论》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运用其理论时，要联系中国的实际国情，而不是盲目地去运用。根据书中的劳动分工理论，中国应该加强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分工和专业化越是精细，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就会越高。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国际分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生产精细化产品，减少附加值低的产品出口比例，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作为当代中国的金融学学子，我们应该静下心来研读此书，了解增加国民财富的方法，并且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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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读后感篇二

除“绪论及全书设计”外，《国富论》分为上下两卷，共五篇三十二章。在“绪论及全书设计”里，斯密明确指出，所谓国民财富，就是指供给国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第一篇为“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斯密认为增加财富的具体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加强劳动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资本积累，从而增加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人数。从这些观点出发，该书首先说明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民财富，进而论述分工的原因。斯密认为交换是分工的起因，于是就接着分析了交换，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互通有无的倾向；同时斯密还考察了交换和分工的相互关系。因为要实现交换，必须得借助货币这个媒介才能顺利实现，所以接着便论述了货币的起源和功能，由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交换又引起了价格和价值的问题，于是接下来就阐述了衡量价值的尺度和价格的构成及变动。因为斯密坚持认为工资、利润、地租是价格的三个组成部分，所以随后他便研究了工资、利润、地租的性质及其变动规律。

第二篇为“论资财的性质及其储蓄和用途”，主要研究了资本的性质、构成、积累和用途。在这一篇中，最先明确地说明了资本的构成可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区分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论述了资本的各种形态，即借贷资本、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的区分。前两篇基本上包括了斯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所有内容。

第三篇为“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发展的原因作了分析，主要考察了罗马帝国崩溃到18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史，研究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对财富生产发展的作用。从历史角度出发，论证了只有采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才会有利于分工和国民财富的发展。

第四篇为“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作了分析、比较和批判。考察了不正确的政策主张和学说怎样妨碍国民财富的增长，实际上进一步论证了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性。

第五篇为“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研究的是国家财政收支对国民财富发展的影响。斯密强调了必须采取合理的财政制度，使国家的收入大于支出，促使资本的积累，才能增加国民财富。

国富论读后感篇三

《国富论》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用了近十年时间创作的经济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76年。亚当斯密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被后人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他总结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发展经验，构建了近代最主要的经济学体系，并就经济与伦理关系提出了见解。斯密终身未娶，以教学为生，最终创作了堪称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国富论》。

《国富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人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同时人又是理性的，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人们能在个人的经济活动中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如果这种经济活动不会受到干预，那么，经由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不仅会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还会推进公共利益。《国富论》这部著作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堪称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即政治经济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目标是“富国”和“裕民”。其中，“裕民”是第一位的，没有民众的富裕，“国富”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无论是富国还是裕民，皆有赖于国民财富的增加，即首先是把蛋糕做大。要想实现国民财富的增加，就必须解决如下互有联系的两个问题，即什么是国民财富以及如何才能增加国民财富。前者涉及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问题，后者涉及的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原因。

什么是国民财富？笼统来说，一个地区一定时间内所拥有的全部物质资料，包括国民财产和自然资源两部分。国民财产是历年劳动产品的积累，其在存在形态上又可分固定资产、流动资产、金融资产三部分。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的产物，如土地、森林、矿产、水等资源，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国民财富，其实就是财产的`一个累积过程。很多人可能就会把国民财富和gdp拿来做比较，然而与gdp不同的是财富是存量，gdp是流量。也就是说，gdp增长了，国民财富不一定会同步增加。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富国裕民，那么如何才能增进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途径之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它主要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换过程的顺畅；二是增加劳动者人数，而这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适当的资本运用。在这个过程中，坚持经济自由、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取消政府的不适当干预、让经济活动依其天然秩序运行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斯密认为，分工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促进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众的普遍富裕，这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的重要特征。有了分工，就会涉及交换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必须通过平等自愿互惠的市场交易，才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在斯密看来，只有以利己心为基础、以平等的交换行为为基础的表现形式的市场交换，才是能够保持持久的常态。

国富论读后感篇四

《国富论》，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今年寒假，我阅读了斯密先生的《国富论》。

先说说这本书产生的时期。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时代较早，资产阶级革命也相对不够完善，实现了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妥协，议会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宪制。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英国还拥有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大量的封建主还拥有着土地，仍然可以在经济上和资本家一较高下。而资本家都是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仍然看不到商业的发展前景，也不知道该怎样做。从微观的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既是如此，那么对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来说，商业发展的影响更是巨大，东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辟出了新航路，而且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夺得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资本积累，东边的法国已经夺得了西欧的陆上霸权，掌握着西欧的经济命脉，而长期居住在北欧的以海牧维生的荷兰人，又霸占着国际的海路贸易。在这种四周环敌的地理位置与贸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国如何崛起，新兴资产阶级如何生存，在他们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在这个时候，先知诞生了，他不是救世主耶稣，也不是佛祖释迦牟尼，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一个在海关任职的专员，而就是他教会了英国的资本家们该怎么做，使大英帝国在百年之内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

劳动分工思想，分工思想我们最早上在高中学政治时期提到的社会三次大分工，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类社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中期的原始农业与原始畜牧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发生在奴隶社会中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当时的英国所处的时代，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促进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些思想虽然都是马克思具体提出的，而这些思想的雏形却是亚当。斯密的提出。

剩余价值论，这似乎又是马克思提出的，而这也是亚当。斯密最先提出的，不过他们所处的角度不同，亚当。斯密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资本家们就会越来越富有，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因此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称霸世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站起来，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阶级论，首次提出了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属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矛盾却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地主为了取得高额利润而抬高地租，资产阶级又要为了减少成本和提高利润而与地主讨价还价和降低工人工资或提高工人劳动时间。而工人的目的就是少干点活以及提高自己的工资而与资本家进行交涉，甚至罢工与暴力革命。这生产关系的三环一环套一环，缺一不可。其实这个思想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也是有很大的意义，我国最大的地主就是国家，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在可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国家不得不将地租抬高，卖给有竞争力的房地产商，而代表资本家的房地产商为了支付高额的地租而抬高房价，而作为类似于三环中工人阶级的消费者，就要和房地产商讨价还价，甚至不断变幻东家，以取得符合自己经济实力的住处。而在很多人因为买不起房子而担忧的时候，国家又要考虑消费者的实际情况下条文说如果房价再不下调，就对城市一二把手进行惩办。所以说，三环之中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这种思想用在今天，用在中国也是完全适宜的。

此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要努力说明以下各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由全社会负担的赋税，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社会某特殊阶级或成员负担的特殊赋税。第二，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是怎样募集的，而各种募集方法大抵有什么利弊。第三，什么使几乎所有近代各国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而这种债务，对于真实财富，换言之，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什么影响。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所以，作为经济学的著作，至今仍具有非常广泛的经济学价值。

国富论读后感篇五

《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区域模式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区域模式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区域模式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的政府应重点扶持有一定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形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国富论读后感篇六

每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文明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一种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己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通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第二，成本相对较低，通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现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须拿着自己用不完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国富论读后感篇七

本来以为和《经济学原理》类似，结果发现完全不一样。我感觉《经济学原理》讲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通过图表等讲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为教科书简直讲得非常好了，但是缺少其他的延伸，比如政治经济学。而在《国富论》中是通过历史资料来总结基本概念，这让它变得有些枯燥，但是也让它的描述很令人信服。读了这本就觉得资本主义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制度了，而共产注意却显得很反自然：资本的所有者当然是想从已有资本来赚钱，这根本无可厚非，没有了集中的资本，劳动力根本就集中不起来，也便无法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提高大众生活水平。在都比较穷时实施共产注意就是找死，除非政府拥有大量资本，这样才可以集中起来推动生产，但是就像《国富论》中所说的，最有效的调控手段还是“看不见的手”，只是因为中国可以模仿他国的发展过程来模拟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已。

一般都会认为《国富论》是经济学著作，但是里面的内容远远超过了纯粹的经济学，还包括政治经济学等方面，如下面的摘抄：

“司法权如不脱离行政权而独立，要想公道不为世俗所谓政治势力所牺牲，那就千难万难了。肩负国家重任的人，纵无何等腐败观念，有时也会认为，为了国家的重大利害关系，必须牺牲个人的权利。但是，各个人的自由，各个人对于自己所抱的安全感，全赖有公平的司法行政。为使各个人感到自己一切应有的权利，全有保障，司法权不但有与行政权分离的必要，且有完全脱离行政权而独立的必要。审判官不应由行政当局任意罢免，审判管的报酬也不应随行政当局的意向或经济政策而变更。”

所以我现在倒觉得这书对管理者也十分有用。

下面摘抄一些我觉得受益匪浅的几句：

“凡是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

“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转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一国尽管非常富有，如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资金，换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资本，也许达到极大的数额。但这数额如果世纪不变，或几乎不变，那么每年雇佣的劳动者人数就很容易供应下一年所需劳动者人数，甚至还有剩余。这样，劳动者既不缺少，雇主也不会为要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在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增加却自然会超过需要雇佣的人数。就业机会常感不足，于是劳动者为要获得工作，不得不相互竞争。假如，该国劳动者的工资，本来足够养活他们各自的身家而且还有剩余，那么劳动者间的竞争和雇主们的利害关系，不久就会使工资减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所以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

“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

“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加个，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们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段，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

“第二阶级即靠工资过活的阶级的利益，也同样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劳动工资最高的时候，就是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所属劳动量逐年增加的时候。当社会的真实财富处于不不减的状态时，劳动者的工资马上就会低落，只够他们赡养家庭，维持种类。当社会衰退时，其工资甚至会降低到这一限度下。劳动者在繁荣社会中不能享得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会中却要蒙受任何阶级所体验不到的痛苦。”

“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越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越细密，而分工越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个工人所担任的操作，既渐趋简单，变有各种新机械发明是操作更为简单迅速。所以，当分工进步了的时候，雇佣工人数目不变，所必须预先储有的食物供应，要和在分工没有这样进步时相同；而必须预先储备的材料和工具，却要比分工没这么进步时所需要的来得多。况且，一种行业分工越是细密，它的工人人数往往越是增加；更确切地说，使他们分工能越来越细密的，就是他们人数的增加。”

“司法上的职权，如是君主或酋长自己行使，无论如何滥用，亦无法矫正，因为他是最后权势的，任何人都不够资格责问他。可是，这职权如由代理者行使，那就有矫正的余地。代理者如犯了某种不正当行为，而且有单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君主未必总是不愿意惩罚他，货强制矫正错误。但代理者所行的不正，如是为了君主的利益，换言之，如是为了献媚于任命他重用的人，那在大多数场合，就严如君主自行不正一样，无法得到补救。”

国富论读后感篇八

每个国家成员的劳动都是为本国国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这部分产品换取外国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响一国成员数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说劳动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数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说有两个：一个是劳动者劳动技能的熟练，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力，一个就是从事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的比例。相对这两点，第一点的影响更大，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文明未开化的种族中，人民有时候必须抛弃或者杀死其中的老弱病残，以保证种族的延续；在许多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总是有许多从事无用的劳动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员和军队！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生产的商品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

第一，每一个工人只从事一种工作，能提高劳动熟练程度。

第二，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的时间。

第三，发明了一些机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人类族群内部是禁止偷盗和抢劫，所以某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物品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劳动获得，一种通过交换获得。在族群内，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发现自己专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猎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发现自己专心造房比种田更有利，于是他们就是专心从事某种劳动了，分工就产生了。交换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因为市场太小，劳动者无法用他们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最先开化的种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相对来说，水运对于陆运有天然的优势：

第一，水运风险较低，陆运要通过野蛮民族的领地，危险较大。

第二，成本相对较低，通过水运需要的人数和交通工具较少。

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生的改良出现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就理所当然，这样改良要很久才会传到内陆地区。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须拿着自己用不完的劳动产品来换取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是按自然价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商品通常卖出的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上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他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实现。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种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求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高价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竞争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间发现，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价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和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场上的供售量超过了这种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市场价格于是低于自然价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卖方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易腐朽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卖方之间竞争更大。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是却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必然是工资，利润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达到自然率。这样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数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价格靠近。自然竞争的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卖方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垄断的市场价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关于劳动工资和利润，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不能获取养活自己，那他必须通过坑蒙拐骗来获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必须要让劳动者能养活全家人。最高工资不是出现最富裕的社会，而是出现在最快富裕的社会，也就财富增加最快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资本具有较低的利润，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工资；在财富停滞的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较低的工资；在即将衰退的社会，资本具有最高的利润，最低的工资。

国富论读后感篇九

《国富论》一书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200多年前所写，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由于他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重要的经济理论，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使他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而《国富论》也被认为使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人类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所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不尽如人意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现阶段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几十年都不敢或不愿意承认，连实话都不能说，怎么能行得通呢?我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需要的是“小政府”，要变管理型的'政府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应当尽量少的参与经济活动。当然，市场经济并也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限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2)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考虑引入战争。

诚然，该书对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性质及发展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也由于东西方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富论》中的某些观点、某些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的特殊现象，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首先，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增长模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国富论》中的理论无法解释。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与货币通胀(商品流通市场价格)呈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使货币发生通胀。然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恰恰与之相反，经济高速增长而货币没有发生剧烈通胀。这又是何原因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gdp增长为10%左右，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强，已经接近60%。但是，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加入wto都没有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发生改变。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经济泡沫”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同时消费的增长速度受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与生产力相比相对滞后。于是就出现了产能大于消费，短缺经济一下变成了过剩经济。这正是中国经济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由于国家财政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使得对内内需加大，对外引入外资加快，导致中国在“低通胀”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其次，我们再来审视中国对外经济的策略。说到对外贸易，就不能不谈到“重商主义”。这是《国富论》一书中重点阐述的理论之一。重商主义提出富国在对外贸易中应该奖励输出，阻抑输入。但是对于像工业原料及职业工具这样的特殊商品又恰恰与之相反。这一点用到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十分合适。目前，中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及轻工产品，而进口的确是高附加值的重工业产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及战略性资源，石油、矿产等。出口产品由于价格低廉品质好大大占领国外市场，而进口产品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贸易顺差日益增大，从理论上讲可以说相当理想。而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就要考问一下中国自己了。

从wto规则上讲，中国商品的出口增加对外国同种商品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直接导致外国生产企业的日益萎缩，甚至倒闭，同时加剧了国外产业工人失业率的增加。这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不利于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大，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他国的货币是一种隐性威胁。所以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企业自抗商业风险能力的增强。也就是从宏观和微观两种途径去解决问题，双管齐下，缺一不可。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惑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义的错误。但是，也不能脱离书本中的经济理论，毕竟理论与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辨正关系，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于《国富论》这本书，我们还是应该秉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来读，毕竟其里面还是有不少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国富论读后感篇十

《国富论》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用了近十年时间创作的经济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76年。

《国富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人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同时人又是理性的，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人们能在个人的经济活动中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如果这种经济活动不会受到干预，那么，经由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不仅会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还会推进公共利益。

《国富论》这部著作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堪称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