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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调研报告篇一

法律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它使人类学会了驾驭自己。因此，法律应有至高的权威;法律应有至尊的地位;法律应有至贵的价值;法律应有至诚的信仰。随着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法律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已经由远而近，由陌生到熟悉。如今，究竟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如何?人们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如何?我做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在读大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对我的家乡丹东20多名公务员、工人、农民、城镇居民、执法司法人员以及在读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内容为--1你作为行人时你会怎么做，2你的朋友或亲人向你借钱(数额较大)时你是否会要求对方写欠条，3你认为现在打官司是靠法律还是靠金钱人际关系。从调查的情况看，近60%的人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较为完备，执法情况总的较好，法律权威正在逐步形成，“法治国家”的目标能够实现。40%的人对法律的现状表露出不满、担忧、无奈、失望，他们反映的主要问题是：

(一)在一些地方法律得不到全面实施。

(二)轻视法律、漠视法治的现象仍然存在。

(三)公民对法律赋予的权利欠缺理解，不善于依法维权。

(四)执法不严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五)法律的普及不够深入，宣传教育不够广泛，效果不很理想，尤其是边远地区、农村、企业、基层单位、学校等还存在“死角”、“空白”。

(六)在立法(包括法规、规章)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部门利益倾向突出，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在地方立法中群众参与还不够。

现针对调查问卷提到的三个问题一一具体解读。

第一：问题1“当你做为行人时你会怎么做”。目的：希望人们能遵守交通规则。存在问题：有人闯红灯，竟然有人跟着一起闯红灯!还有人在汽车飞驰时，竟然疯跑过去，吓得汽车连踩油门，一旁的人吓得魂都没了。当然总体上人们还是能遵守交通法规的。大部分人能遵守交通规则，警察要加强对行人的管理和教育，可以在路旁发放交通常规，提醒行人不要闯红灯，做好市民的思想工作，让更多人知道生命的重要性，学会保护生命。

第二：问题2“你的朋友或亲人向你借钱(数额较大)时你是否会要求对方写欠条”。目的：考察公民在经济理财方面的法律意识。存在问题：对于欠条的真确使用还存在误区，也有人认为熟人之间使用欠条是对对方的一种侮辱更有甚者怀疑欠条的法律作用。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大多数人对欠条的理解和使用还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在法律中有关欠条的相关规定。在我国法律中规定有效,借条可以做为合法的证据使用。我国民法通则第七章诉讼时效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受侵害之日起超过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希望大家在遇到此类问题是能够真确的书写使用已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同时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有关的宣传力度。

第三：问题3“你认为现在打官司是靠法律还是靠金钱人际关系”。目的：全面考察我国公民对我国法律制度的理解。存在问题：不少人认为打官司难，诉讼难，民告官难，打官司成本高，执法不严，没有关系打不了官司，还有人认为打官司是有钱人的事与平头百姓无关。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虽然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加深，但是摆在我们法律工作者学习者面前的问题仍然很艰巨。法律应有“至高”的权威。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期望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大家说，一个国家机器为了正常运转，必须有一种权威，这个权威只能是“法”而不能是“人”。人们从内心要求法律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处于最高地位，一切社会组织及个人都要服从法律，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当法律规范同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规范、政治决策不一致时，都要优先适用法律规范。相对个人而言，必须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公民，其个人主张都应服从法律。相对组织而言，特别是政党更应该模范守法、带头执法，维护法律的权威。当然，要实现法律的权威，首先必须提高立法质量，同时，要把立法与执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执法不严的后果往往比没有法律更糟。

通过这次调查，使我更加明白了作为一名法律的学习者应该做些什么。更使我明白了作为未来的法律工作者我们肩上的责任有多重。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法律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大家普遍认为，在我国，法律应该是人民的意志、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和充分体现，它应具有极大的权威和尊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

当然，实现上述愿望，还有一个过程，需要提高立法质量，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治观念，让全体公民真正理解法、接受法，引导群众珍视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必须严格执法，切实服从并积极维护法律的权权威，从而坚定人们对法律的忠诚与信心。

法律调研报告篇二

为了健全法律援助网络体系，畅通法律援助渠道，方便基层困难群众寻求法律帮助，我市各县区均在乡镇一级，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站以开展非诉讼业务法律援助服务为主，接受基层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使农村地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化解农村的各类矛盾，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

xx市已建立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118个，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站20xx年全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共200宗，其中民事法律援助诉讼案件18宗，非诉讼调解案件182宗。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是经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设立的法律援助工作机构，业务上接受县级法律援助处的指导和监督。

（一）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主要职责。

1、接待来访群众，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和提供法律意见。

2、接受群众法律援助申请，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xx省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初步审查法律援助申请。审查内容主要包括：申请人的身份状况；申请事项是否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申请人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是否真实；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对于初步审查符合条件的并且材料齐全的及时报送县级法律援助处审批。

5、协助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对本辖区法律援助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审查；

6、协助上级法律援助机构监督管理本辖区法律援助工作；

7、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8、负责组织管理本辖区村（居）委会（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工作；

9、负责收集并上报本辖区法律援助信息资料；

10、负责本辖区法律援助统计工作；

11、负责协助县级法律援助机构对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案卷归档管理。

（二）工作站对法律援助事项的审批权限。

经县级法律援助处的授权，工作站对非诉讼调解案及简单的民事案件有审批权：

1、各法援工作站必须统一使用由县级法援处下发的民事案件受理、审批相关表格、公函。

2、法援工作站应严格审查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及案件基本情况。

3、法援工作站自行受理初审案件后必须报县级法援处审批，领取案号。

法律调研报告篇三

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结合我县实际，我带领政策法规股人员，对全县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我就我县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谈点看法。

一、当前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对国土资源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的思想认识不足。

当前，许多地方领导对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工作思想认识不足，认为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工作是一项软任务，搞得好坏无关紧要，少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领导认为宣教工作投入大，见效慢，抓与不抓差距不大，还有的热衷于轰轰烈烈造声势，总是应付一下就算完事，认为只要进行过宣传，发放过资料，讲过课就完成了任务，没有真正去考虑这项工作到底使干部群众法律意识提高了多少，干部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宣传等实际问题，导致了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工作流于形式。

(二)国土资源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形式单一。

几年来，我们在教育培训上大多采用“灌输式”教学，致使学习的同志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不能有效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削弱了教育培训工作的吸引力，影响效果。教学者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讨论，不能达到良好效果的目的，不利于各级领导干部更好的掌握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基本内容。

(三)国土资源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缺乏专业队伍。

基层国土资源部门缺乏专门的宣教机构，在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中主要采取国土资源部门干部职工自行组织的讲授人员，参与宣讲的干部宣讲经验不够丰富，整体的宣传素质也不高，往往是照本宣科。有些宣讲干部对知识掌握得还不够准确，甚至存在理解偏差，往往对干部群众提出的疑问不能正确解答。

二、抓好宣传教育培训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对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xx大精神，有效推进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是党中央明确指出的。中央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全国县(市)乡(镇)村级干部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教育培训活动的通知》，目的就是通过开展宣教活动，使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水平不断提高，乡(镇)村基层干部保护和合理利用国土资源的观念意识不断增强。乡(镇)领导干部和国土工作人员要在学法、守法上作表率、当模范，做到依法行政。基层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要增强其使命感，避免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工作流于形式。要不断深入到基层，了解具体实际情况，注重教育的实效。要把国土资源普法重点放在增强基层群众的权利义务观念上，即从维护基层群众权益的角度，促使他们增强国土法律意识。

(二)创新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

在国土资源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中，一是要在宣传教育培训的对象，内容上有重点，在手段、方式上要有创新。宣传培训的内容要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和通俗性、要从基层干部群众的需要出发，增强基层乡镇，村干部的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意识，激发他们参与国土资源管理的积极性。二是要采取生动活泼、简而易懂的形式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积极采用案例式，互动式等培训方式，重点宣传与干部群众生产生活和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识，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能动性，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确保教育培训收到预期效果。

(三)提高国土资源宣传教育培训的宣教队伍综合素质。

宣传教育是国土资源工作的“形象工程”，宣传教育工作的创新不仅是全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有力举措，也是落实国土资源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更是国土资源部门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直接体现。因此，要加大宣教干部队伍培训力度，培养一批熟悉国土资源法律，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宣教人员，将宣传教育培训活动长期化、制度化、有效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考核体系。

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逐步健全和完善教育培训制度，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实效。为此，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督查考核，量化考核，确保取得实效。

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抓，抓长期的日常性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基层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加强，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将不断增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法制氛围将不断改善。

法律调研报告篇四

法律服务业，是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以及国家司法考试等服务项目的统称。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是中央和省委从推进法制建设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以及国家司法考试工作者，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支新生力量，这支力量在维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法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陇南法律服务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为陇南的法治建设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陇南法律服务业的科学发展，陇南市司法局通过深入调研，现将陇南法律服务业现状、问题、建议等报告如下。

陇南法律服务业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和民主法治建设的加强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一)从无到有的发展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陇南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经济交往活动频繁，社会事务矛盾增多，寻求法律帮助的需求增加，陇南的法律服务业也应运而生。根据《陇南市志.司法行政志》记载，1981年，随着武都地区及各县司法局的建立，武都地区及各县法律顾问处、公证处先后成立，隶属于司法局，实现了法律服务机构从无到有的发展。1985年，武都地区及各县法律顾问处更名为律师事务所。到xx年，陇南市律师协会成立，成为陇南法律服务业发展的里程碑。经过近30年的发展，法律服务队伍由弱到强，服务范围由小到大，尤其是近几年，法律服务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1、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法律服务队伍不断壮大。陇南现已初步构建了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公证、法律援助四方面组成的法律服务体系。设在市、县区的法律服务单位有公证处10家、法律援助中心10家、律师事务所19家。设在乡镇的司法所(负责基层法律服务职能)195家，部分村落居民点设有法律服务工作室。全市建立了一站式便民法律援助大厅6个。全市19家律师事务所有执业律师118人，实习律师35人，律师助理29人;10家公证处有公证员12人，助理公证员10人;195个乡镇司法所(负基层法律服务职能)有法律服务工作者380余人;10家市县法律援助中心有专职工作人员15人;全市有已注册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2家，鉴定人员12人。

2、法律服务网络分布市、县、乡、村四级，业务量迅速增长。xx年，律师办案累计2399件，近三年保持16%左右的增长速度。法律援助办案20xx件，受援人数20xx人，近三年同比增速15%左右。公证工作接待群众来信来访、解答公证法律咨询3200多人次，为异地当事人寄送公证书91封，为银行提供存款查询函127件。共办理各类公证事项1993件，其中：办理国内公证事项1815件;办理涉外公证178件。司法鉴定累计办案75件，近三年办案量平稳略有增长。

3、各项管理制度日趋完善，法律服务领域不断延伸。随着法律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陇南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相继建立了对法律服务单位年度考核制度、从业人员定期业务培训制度、注册验审制度、信访投诉查处制度、诚信体系建设等，规范了法律服务行为。法律服务各单位也相继建立了如实向社会表明身份、收案登记告知、办案质量监督、案卷归档、从业人员备案、合伙人会议等制度，以便向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引导公证、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信访接待，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担任行政村、居委会法律顾问，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基层自治组织依法自治。xx年，全市律师担任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法律顾问437家，覆盖面达到25%。

(一)发展布局不均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创办人出于人口集聚和案源考虑，多愿设在人口相对集中、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区，而不愿设在乡镇。人口较少、经济发展缓慢的县仅仅设立分支机构，甚至出现“没有律师的律师事务所”现象。我市19家律师事务所，有9家集中在武都区，成县有3家，西和县2家，康县、徽县、宕昌县、文县、礼县各1家，两当县有律师事务所分支一家。律师资源分布极不均衡。法律援助、公证等资源由于行政原因(尚未改制，不允许私人设立法律援助中心和公证处)分布相对均衡，各县区均设立一家。法律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律师队伍知识结构、人员素质相对较好，但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文化程度偏低，年龄结构偏高，法律素质偏低，大局观念较弱，队伍的整体素质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法律服务的现实需要。

(二)服务领域狭窄、发展缺乏层次。由于陇南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欠发达，我市法律服务业务的主要内容还停留在传统的诉讼代理这一服务领域，非诉讼法律业务一般局限于法律顾问业务，其他非诉讼法律业务开拓不足，参与项目论证等事前预防性的法律事务不多。涉外法律事务较少。对一些新兴的经济领域，缺乏超前研究，缺乏新经济知识和相关的法律专业知识，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同业发展缺乏层次。全市尚缺乏起行业领头作用、具有相当规模和档次的律师事务所，即缺乏“龙头企业”。全市各律师事务所基本上处于同一档次的业务竞争，缺乏高端法律服务，层次不分明，特色不明显。

(三)县级司法局监管职能偏弱，法律服务业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现行的法律服务行业的管理职能，高度集中在地市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无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权，出现“看到管不到，管到看不到，上下两张皮”现象，管理实效大打折扣。现行的法律服务业实行业务归行业协会管理，行政事务归司法行政管理的“双结合”管理制度，由于县级未设行业协会，业务管理对县级来说就存在空白点。导致县级监督管理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出现监管不到位的现象。各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属从事法律服务的中介组织，现在称其为新社会组织，不是机关、事业单位，它们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忽略了法律服务行业应追求的社会效益，导致“利益至上”的不良倾向，出现诸多行业弊病。在此，要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个人利益与行业整体利益相统一，难度大，办案质量的监管更为重要和迫切。

如何进一步发展与规范法律服务业，为陇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建议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进一步均衡布局法律服务资源，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要力争法律服务机构覆盖全市各县区、各乡镇、各村落(居民点)，在县区司法局打造集律师、公证、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司法鉴定为一体的一站式、便民化的法律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在乡镇，依托司法所打造便民接待法律服务平台，方便乡镇群众能及时获得法律服务。在村落(居民点)打造独具特色的司法行政工作室(站)，将法律服务职能拓展到到最基层，延伸到群众身边。搭建完善的、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法律服务机构，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人员方面，将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志愿者，律师、公证员等充实到三级法律服务机构中，为群众提供专业化的、常态化的法律服务。经费方面，加大中央政法转移支付力度，为三级法律服务机构的正常运转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同时，鼓励法律服务机构合理收取服务费用，实现自我收益，减轻财政负担。

(二)进一步提升法律服务队伍整体素质，改进法律服务方式方法。一是加强教育培训。通过分级培训，提高法律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建立法律服务单位之间、法律服务单位与基层司法所之间的联系交流制度，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实现共同提高。二是加强教育引导。建立健全法律服务业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制度，综合运用教育、纪律、法制等手段，引导法律服务人员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自觉抵御“利益至上”的不良倾向，革除行业弊病。依法办案，诚信服务，使法律服务队伍真正成为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的楷模。三是积极引导法律服务人员树立大局观念，参与信访处理、矛盾纠纷化解、法律援助等公益性活动，参与重大项目建设，为陇南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做出贡献。

(三)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督管理力度，提升法律服务质量水平。加强对法律服务市场的检查监督与管理指导，加强教育整治。重点整治法律服务人员在执业活动中涉及的损害当事人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损害法律严肃性的违法违纪问题，增强法律服务行业的社会公信力。依法及时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建立健全法律服务人员执业公示制度、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责任赔偿和不良执业登记制度，大力推行挂牌服务和服务承诺，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健全法律服务行业和从业人员信用等级考评体系和信用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对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的相关信用信息的及时披露，为社会各界查询法律服务机构信用信息提供服务。扩大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权限，从扩权强县的改革思路出发，下放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关于法律服务业设立变更、人员注册验审、监管处罚等主要管理职能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允许设立县级行业协会，加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服务业的业务管理职能。贯彻执行律师法、公证法，进一步理顺法律服务单位与公检法各家的关系，保障落实律师、公证员的法定权益，调动法律服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法律服务业自身业务的宣传、宣传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树立法律服务业的良好形象。

(四)进一步拓展法律服务新领域，扩大法律服务规模。鼓励引导法律服务单位积极开拓非诉讼法律业务、涉外法律服务及其他高端法律服务。打造行业龙头企业，建设相当规模和档次的品牌律师所、公证处。积极开展“法律服务直通车”活动，做到法律服务直通车全覆盖，保证活动形式的多样化，参与力量的多元化，活动开展的常态化。引导法律服务人员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社区提供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法制保障。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为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提供法律服务，推进政府依法行政。鼓励法律服务业积极引进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培养和集聚人才，为做大做强法律服务业奠定人才基础。重要和迫切。

法律调研报告篇五

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自然的关注着法制的发展和建设，“农民工”是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同时是值得关注和关心的群体。10月24日温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薪的行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清欠”大潮。

诚然，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全部的生活寄托，一旦没有保障，发生拖欠，极易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影响当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被寄回家乡的工资，具有外溢效应，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本积累，一旦被割断，将不利于农民的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着眼于此，本文将调研目标定为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为自己伸张正义，这样一个群体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们是如何面对的？他们采取了什么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社会上是否有这种机构援助他们？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基础上，并采取随机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案件介绍。

4月22日至9月末，肖某承揽了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四处工地的网架工程。随后，肖某雇用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并约定了劳务报酬标准。这些农民工在工地如约付出劳动后，却分文未得。农民工们多次找到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和肖某索要应得的工钱，但对方却拒绝支付，致使23名农民工生活无着，甚至露宿街头。

10月25日，沈阳市总工会的农民工维权车在街上宣传时，遇到了走投无路的康文泉等人。总工会经协调未果，就将23人介绍到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辽宁四洋律师事务所的3名律师及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孙辉、刘越岭、李静、张连华四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共同代理此案。

（二）案件结果。

苦干了5个多月，23名农民工的工钱却迟迟得不到兑现。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这些农民兄弟终于讨回了自己应有的权益。12月12日下午，皇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肖某给付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工资计4万余元，被告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至此，拖欠半年的工程款终于有了着落，23名农民工可以回家安安稳稳地过新年了。

农民工是一个知识含量较低的群体，他们了解社会动向的方式很单一，他们没有机会看电视。看报刊杂志，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在闲暇时间，互联网就更不用提了，对于他们来说是天方夜谭。根据调查显示，他们了解法律援助的方式最多的是报刊杂志，最少的是互联网，其余三项所占比重适中，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沉思，运用什么手段才能让这个弱势群体了解到这种捍卫自己权利的方法，据调查可见应该在报刊杂志上大肆宣传，同时增加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活动，真正做到“服务于群众”。

在调查的人中我们统计到有69.4%的人听说过法律援助，但是在农民工群体中对法律援助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在100位调查对象中，仅有6位（5.4%）正确回答了法律援助所包含的内容。

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结合社会问卷调查的结果，本文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好“农民工欠薪”问题，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为此，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大普法教育宣传，突出强调重点。

由于调查中我们发现，当今在维护农民工权益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并非是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而是维权能力相对较低。因此相关部门有重点地加大关于维权能力的教育，如保存能够证明与雇主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欠条、结算单等有效证据，同时要求在书面证据上记载“劳动量”、“应付工资”等必要内容。其次，要向农民工宣传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向农民工解释各级司法机关的审判程序和诉讼风险。使得农民工既能打得起官司，又能打得赢官司。

（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灵活处理农民工突出的困难。

对于因长期工资被拖欠或突发事故使生活陷入困境的外地民工，采取先行办理制度，打破地域和管辖限制，以首问负责形式让援助工作人员直接介入实施法律援助，帮扶和解救民工出危难后，再补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手续。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

（三）修改并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制定专门的有关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障碍。

法律调研报告篇六

本文目录。

法律援助是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扶残，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密切。提高法律援助的管理能力，不断改进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自身工作机制，充分有效地发挥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能作用，是司法行政机关创新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发展意义重大。

法律援助的管理是设置管理机构对法律援助项目或组织进行管理，确定其优先工作目标，并对服务的提供承担管理和经济上的责任。法律援助管理的核心是解决法律援助事务由谁管理和怎样管理的问题。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确立管理目标并监督其实施制定和指导实施相应的政策、管理多种来源的资金、建立服务质量保障机制等。建立个什么样的法律援助机构，以何种方式组织、实施法律援助，是关系到法律援助工作能否得以顺利开展的大问题。

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主要有三项：(1)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申请人向法律援助部门提出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部门应按法定程序予以受理。(2)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法律援助部门对申请人情况进行资格审查，决定是否对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3)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援助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部门经过审查，确定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后，应当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及时通知申请人。

x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体系构架基本形成。条例实施以来，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进一步得以落实，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不断加强。集中办案模式的建立，实现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尝试，避免了劳动用工风险，避免了办案人员过散、管理难度大的问题，通过案前把好选人关、案中把好监督关、案后把好评查关，全程严控办案质量，并制定奖惩办法，开展案件质量评审，严把案前、案中、案后三关，使队伍管理更严谨、更规范，从而实现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工作成果。集中办案模式使法律援助变“外部分散管理”为“内部一体管理”、变“以案补贴”为“定额补贴”、变“指定专长”为“提升专长”，大大减轻了管理负担和补贴负担，大大提升了服务能力、质量和效率，顺应了x区法律援助工作的环境特点和管理需求。

(一)人员集中，实现办案队伍管理有效提升。

xx年，我们在调研和借鉴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采取集中办案新模式。坚持以能力、责任心、爱心为标准，在骨干律师队伍中筛选老、中、青三个层次的6名执业人员，全日制参加区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劳动关系仍然挂靠在原法律服务机构，由所在机构与法律援助中心签定业务协作协议。身份上，他们代表中心对外开展援助工作。业务上，除值班、办案外，还承担其他法律援助事务，一般情况下不得承办收费案件，不得在中心接待收费当事人。案件上，除街道工作站受理的非诉援助案、受援人点援外，其他法律援助案件统一由他们办理。报酬上，给予定额补贴，不再以案补贴。管理上，以《法律援助专职律师管理制度》和双方签订的《法律援助专职律师公约》为基础，集中开展援助工作并接受中心的管理。形式上，整体表现为“专职法援律师”和“专职法律援助工作者”。6名律师、2名法律工作者专职从事法律援助案件代理、行政大厅和援助中心值班接待等工作。其他社会执业律师通过“点援制”作补充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保障受援人的自由选择权。

(二)经费集中，实现资金使用效益成倍提高。

目前，各级政府每年在确定的法律援助经费预算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x区近年来案件办理的数量大幅度增长，可经费增长的速度难以满足案件办理的需求。集中办案模式运行以来，极大降低了补贴开支，也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

过去我们也是以案补贴，一案一结，一案一补，案件补贴一年70余万元。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入不敷出，随着法律援助力度的加大，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急剧上升，法律援助案件补贴也随之剧增，仅xx年，中心就发放补贴70余万元，远远超过财政给予的55万元的专项。实行集中办案模式，6名专职律师补贴总额只有40多万元，除街道工作站非诉案和个别点援案件外，每年一千件以上的案件代理、值班以及其他法律服务均由他们承担，补贴支付降低了、工作总量却上升了，有效地缓解了经费不足的矛盾。

(三)办案集中，实现案件办理质量全面提优。

以往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是由中心派到所、再由所派到人，在中心值班的律师也是天天换，他们对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等规定不熟悉，对当事人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中心实行集中办案模式以后，我们感到这一模式一是有利于中心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控制，接待群众的服务质量有了质的提升;二是有利于管理人员与办案人员的沟通，协调，中心便于掌握案件的进展和动向;三是有利于通报工作、统一思想、总结问题、及时调整，对疑难复杂案件的集体讨论，能够使得案件很好地得到处理;四是有利于律师办理不同类型案件时进行相对平衡地发放补贴，避免律师对案件的挑三拣四，鼓励律师对每件案件，尤其是劳动争议案件优先通过非诉的方式处理，成本低，见效快，深受受援人的欢迎;五是有利于针对性地选派专业律师。可根据法律援助案件的类型对律师进行相对固定的分工，其专业化服务优于一般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六是有利于中心举办业务培训。经常邀请劳动仲裁、劳动保险、劳动监察、法院民庭的领导进行授课、答疑解惑，并对事先梳理出的问题一起交流探讨，商议切磋，拓宽办案思路、办案方法，全面提升办案效果。

(一)法律援助工作机制不健全，部门间协调不力。当前法律援助机构的运作程序、工作制度、管理体系以及援助人员工作量的确定和评估等缺乏科学的规定。如为民事、行政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诉讼费，为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等援助项目，均由法院管理，其余项目或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或由社团组织负责。而这些部门各自为政，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管理机构或组织协调机构。特别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福利政策落实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队伍的稳定和整体功能的发挥。

(二)立法相对不完善，管理缺乏规范化和统一化。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程度，是检验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健全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社会文明、法律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准绳。完善的立法是法律援助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现有的法律依据主要是xx年颁布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实践中，很多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在降低门槛、扩大受援面，如果没有统一立法，必将使法律援助陷入“各自为政”的尴尬局面，这显然对于提高法律援助管理能力是不利的。

(一)加大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形成制度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稳定可靠的财政经费保障。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要继续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请示汇报，主动与财政部门协调沟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政府财政供给为主渠道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和保障机制。同时，加强法律援助经费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制度，保证法律援助业务经费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规范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二)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交流工作经验和情况等形式，着力提高全体工作人员和法律志愿者的政治思想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同时，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困难群众对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总结工作经验;加强法律援助理论研究，特别要研究法律援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法律援助资源调配问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使用效率和规范管理问题，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和质量问题等等，研究制定加强法律援助工作相关政策和制度。要重视加强法律援助专门队伍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业务培训，努力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尤其是做群众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加强相关立法。

1.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中国贫弱老百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是法治意识普及的最佳途径，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措施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应该限定在行政法规。笔者建议，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坚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用最直接、最显明的语句将法律援助制度在根本法中固定下来。同时，从长远计，在《条例》施行一段时间后，在法律援助实践成熟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范法律援助。这样有利于法律援助实践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颁布施行后，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好地发挥实际效用。

2.加强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出台之前，应当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做好《条例》的修改完善工作。司法部要及早制定与《条例》相配套的关于法律援助机构、经费管理使用、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社会组织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监督、落实《条例》规定的法律责任等管理办法，全面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各地也要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就法律援助的管理和实施，尽快制定或修改地方性法规、规章、细则和办法，等等。

3.协调法律援助相关规定，目前与法律援助联系较为密切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国家赔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援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它们为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真正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这些法律法规、法规性文件、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等之间往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重复甚至矛盾之处。因此，有必要在未来几年内对它们进行拉网式整理，以使所有与法律援助有关的法律规定衔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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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是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多年来，我们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强化基础保障、探索工作举措、提高服务质量，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xx年法律援助咨询人数300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30件，挽回各项损失110余万元，受援人数达200人，其中农民工78人，妇女儿童41人，残疾人3人。

(二)xx年法律援助咨询人数300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85件，挽回各项损失170余万元，受援人数达270人，其中农民工63人，妇女儿童42人，残疾人6人。

(三)xx年法律援助咨询人数500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22件，挽回各项损失280余万元，受援人数达300人，其中农民工18人，妇女儿童33人。

(一)本级政府在推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方面的主要举措：一是按照新修订的《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落实政府责任，保障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的规范化建设，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健全。

规章制度。

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加强监督指导全面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三是要求各相关部门加强与法律援助中心的协调配合保证工作衔接顺畅形成合力;四是加强队伍建设在成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在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和21个乡镇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为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

(二)同级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情况：xx年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3万元，xx年拨付法律援助经费4万元，xx年拨付法律援助经费5万元。

(三)我县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编制和人员情况：我县法律援助中心属于司法局内设股室之一，编制是2个，目前有工作人员3名(其中中心主任1名，工作人员1名，聘请法律援助接待律师1名)。

(四)法律援助中心办公条件等情况：目前，我县法律援助中心办公场所面积有25余平方米，配备有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档案柜等办公设施。同时我们还在局机关对面沿街一楼设立了法律援助接待点，聘请了专门接待律师。

(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1、主要做法：一是加强宣传。我们在争取政府经费的同时，加大对《法律援助条例》和《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宣传力度，不断提升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二是加强组织和队伍建设，充分调动法律援助人力资源，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建立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目前我县有法律援助志愿者达100余人)，完善市、乡(镇)、村三级网络，建立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设立法律援助接待点，方便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提高法律援助的保障能力;三是加强法律援助中心接待工作，开通12348等法律服务专用咨询电话，简化援助事项审查程序，建立弱势群体档案资料库，保护当事人隐私，提升法律援助为民亲民形象;四是加强法律援助应援尽援规章制度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办案监督制度，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五是建章立制，规范程序。在总结法律援助工作的基础上，将那些好的办法、好的工作程序，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以规范和指导法律援助工作的实践。

2、取得的成效：一是法律援助帮助困难群众成绩显著。紧紧围绕县委、政府中心工作和促进民生问题解决，认真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困难群众，尤其是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取得了显著成效，办案数量和挽回损失逐年增长;二是法律援助社会知晓率不断提升。重视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努力在宣传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见成效，通过刷写标语、张贴过街横幅、“ied”户外广告、送电影下乡、开展宣传周活动等形式，大力开展《条例》宣传，法律援助社会知晓率不断提升;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稳步提高。xx年省政府批转了省司法厅、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法律援助经费标准的意见》，我县认真贯彻《意见》精神，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了同级政府财政预算，采取有利措施，加大经费投入力度，经费投入逐年增长;四是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建设稳步推进。我县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人事、编制、财政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普遍得到了加强，基本形成了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村、社区法律援助联络员为补充，纵向到底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截止xx年底，全县设有法律援助中心1家，法律援助工作站25个，工作站工作人员达70余人，法律援助志愿者达100余人。

(二)目前制约本地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经费严重短缺。我县是省级贫困山区县，人口众多，法律援助案件逐年上升，尽管政府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但仍满足不了;二是人员不足。随着法律援助社会知晓率的提升和社会覆盖面的扩大，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接待、咨询、办理案件等任务繁多，现有人员根本满足不了需要。

近年来，我县把法律援助作为“法治惠民”的一项重点工程来抓，主动关注民情、服务民生，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要求相比，与兄弟县(市、区)相比，与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需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比如：我县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地点设置还不利于功能的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的知晓率、覆盖率还需进一步提升;各种保障措施还需进一步加强。下一步，我们主要从下几个方面下功夫：第一，着力提升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知晓率。利用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站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通过专题宣传咨询、评选法律援助典型案例、宣传优秀法律援助工作者事迹等活动，让社会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不断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第二，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法律援助事业。加强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建设，与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大力表彰法律援助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建立法律援助社会协作机制，明确相关部门支持、参与法律援助的义务，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社会求助体系中的特殊作用，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第三，进一步方便群众，着力提升法律援助的社会满意度。将利用重建办大楼的契机，重新规划法律援助中心建设，突出便民措施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服务举措，开辟“绿色通道”，加强法律援助的社会诚信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对法律援助的满意度，为法律援助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第四，进一步强化精细管理，着力提升法律援助的品牌度。突出法律援助质量管理、监督，优化法律援助举措，完善工作体系，加大办案力度，继续推进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的影响力，为法律援助发展打造良好的社会形象。第五，进一步加强人才和经费保障，为法律援助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以其“法治、平等、公正”的价值取向，受到社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充分肯定。我们将继续大力推进法律援助工作，切实履行政府责任，为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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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学生是未成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中学生只有懂得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才能在现实生活中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强弱，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也关系到三个文明建设能否协调稳步发展。本次调研以问卷方式对新沂市启明中学的中学生做调查，调查中学生的法律意识状况，在发出的150份问卷中，回收率是100％，其中男女比例比较平衡，大致平分，在这些调查对象中，其中有52％是来自城镇，48％是来自农村。由此可见，此次的调查对象是比较全面的分配了男女比例和从不同家庭背景出发，调查的结果有代表性和全面性。

二、中学生法律意识现状显示及分析。

1.中学生大多认同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素质教育大力提倡与推进，加强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提高青少年法制素质已成为党和政府，成为全社会共识，青少年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已经初步形成。调查显示，有67％的调查对象认为法律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没有人认为法律在日常生活中是不重要的。由此可见，法律在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还是得到中学生的肯定，而且也可以看出中学生法制教育日益受到重视，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加大，大多数学生具有了较强的法律意识。

2.中学生大都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

在时代的今天，作为明天的接班人的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备受关注，青少年的权益得到特殊保护，国家也不断加大对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调查显示，绝大多少中学生觉得自己对法律有一点了解，只有1％的调查对象觉得自己不了解法律。但是，也只有5％的调查对象觉得自己对法律非常了解，所以由此可以看出，中学生虽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可是具体到某一个特定情况时，仍然会比较模糊，也由此可以看出现在中学生的法制教育力度还不够大。

3.中学生接受法制教育的渠道广泛，但学校仍是主渠道。

问题：您了解法律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从中学生接受法制教育的渠道来看，学校、家庭和书籍、新闻媒体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如图所示，32%的学生表示法律知识主要是通过学校老师的教授获得的，可以看出，学校仍是中学生接受法制教育的主要渠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5%的学生表示通过新闻媒体也获得了一定的法律知识，表明在信息时代，各类新闻媒体，信息传播载体也成为中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重要载体。但是对比学校，各类媒体，家庭教育就显得比较低，只占9％。但是家庭教育作为学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青少年教育中发挥着重大影响作用，所以需要继续加大家庭对青少年的教育。

4.现今法制教育的效果。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校都有开展普法教育，但是在学校所开展的法制教育方面，大多学生认为效果一般，由此我们应该在学校的法制教育中推用多渠道；而在家庭法制教育方面，39％学生认为家长在这方面做的好，47％学生认为家长做的一般，只有一少部分学生认为家长在对自己的法制教育方面做的不好的。同时，根据调查，法制校长在中学生法制教育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授课得到了学生认可：95％学生认为法制校长在法制教育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5.中学生大都具有一定的自护意识，面对不法行为时能够作出较为正确的选择。

问题：您知道自己作为未成年人，享有哪些权利吗？

问题：当您遇到侵犯您权利的时候，您的解决方法会是。

问题：在平时的生活中，您是否注意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问到是否了解关乎青少年利益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时，78％的学生是部分了解，说明学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是比较关注，但是对该法非常了解的只有8％，由此可见，中学生有一定的自护意识，但是并不是很强，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同时增强中学生自护意识。在遇到侵害时，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向老师反映、向家长反映、向司法机关救助等方法来解决，只有很少数学生会选择忍气吞声，不会选择正确的方法。但是调查显示，在权益收到侵害时，74％学生很少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说明学生的自护意识增强的同时，还有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用法律来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6.大多数中学生渴望或者愿意学习法律知识。

79％学生会关注立法等法律热点事情，且有80％的学生有计划进一步学习相关的法律，说明中学生对法律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随着法律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不断加大，学生对法律的相关问题也不断重视。

三、建议。

1.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学校法制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创造良好的校园法制环境。

手抄报。

校刊专栏校园广播召开主题班会办法制讲座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开设法制诊所开展模拟法庭，组织社会法制调查等形式强化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

2.言传身教，提高家长法律素质，营造良好的家庭法制环境。

3.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其他法制宣传渠道，形成多元化。

未成年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或多或少地从社会中吸取法律知识的营养，特别是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各类新闻媒体，信息传播载体也成为中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重要载体。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和司法机关等部门要齐抓共管，积极主动地开展系统有序的法制宣传教育。如悬挂大型法制横幅，设置永久性法制宣传牌，张贴法制标语，开设法制宣传窗，主办法制图文展，召开法制教育大会，组织法制宣传游行，进行法制文艺演出，播放法制电视专题片，党报党刊设置法制专栏，定期开办法律培训班，举行法制演讲比赛、见义勇为表彰报告会，建设和评选法制文明社区等等。又由于中学生法律知识的重要来源还有影视文学作品，由于创作的需要，影视文学作品中传递的法律知识并不健全和准确，容易误导学生。作为影视文学作品的作者和出品人，要注意法制内容的准确性，以免误导学生。

4..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多方位、多层次提供法律服务。

要注重从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入手，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调查显示，在权益收到侵害时，74％学生很少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说明学生的自护意识增强的同时，还有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真正会用法律来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因此，要建立和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条件允许，多设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中心。要关心和帮助流浪儿童、离婚家庭子女、孤残儿童、外来人口家庭子女以及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等特殊的弱势人群，减少未成年人侵权案件和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只有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他们才会学法、知法、信法、守法、护法，法律意识才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5、加大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经费的投入，保证宣传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

经费短缺是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瓶颈”问题，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教育工程，需要长期坚持，经常开展，形式多样，加大经费的适当投入是非常必要的。

四、结语。

通过本次调研活动，让我们了解到了当代中学生法律意识的情况，也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到了法律在当代中学生的掌握和运用上存在的具体问题，通过数据显示，让我们看清中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通过分析数据，剖析现状，找出原因与不足，然后得出提高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建议和结论。我们希望通过此次的中学生法律意识的调研，给今后如何提高中学生的法律意识，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通过增强中学生的法律意识。中学生犹如初升的太阳，代表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是21世纪振兴中华的主力军。因此，加强中学生的法制教育，提高中学生法律意识，促进中学生的健康成长，对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让广大中学生健康成长，并在美好的蓝天下闪耀出自己的一片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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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自八十年代初诞生以来，以“面向基层、服务及时、便民利民”为特色，以“忠于法律、维护正义、遵守诚信、公平竞争”为执业标准，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不断地在改革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维护农村基层社会稳定，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广大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大服务”思想指导下，认真履行职责，默默奉献社会，深受农村基层人民群众、基层干部和基层人民政府的欢迎。然而，在我国行政机构改革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基层法律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使广大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对农村的法律服务工作失去信心，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不少已取得执业资格证和执业证的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离开农村到城镇执业，有的甚至“改行”另谋它业.据调查，近几年来农村很多地方超过30%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离开农村到城镇执业或改行另谋它业，不少县市达到30%左右的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现在只有一名专业法律服务人员在执业，有的乡镇法律服务所因无专业法律服务人才而关了门。因此，现在农村对法律的需求越来越大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专业人才越来越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也是不少地方民事纠纷和上访案件越来越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针对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对进一步发展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对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出路进行探讨，为决策机构提供参考依据很有必要。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基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在“大服务”思想的指导下，认真贯彻“巩固、提高、完善、发展”八方针，以“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为目标，广泛开展各项法律服务，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主要表现在：

(一)服务机构不断巩固。国家行政机构改革后，基层法律服务所由国家事业单位变成了社会中介机构，广大农村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结束了与乡镇司法所“职能混杂”、“合署办公”的局面，现在基本上是“一乡(镇)一所”，而且各所都实行了“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不少地方还在经济开发区，大型集贸市场等人口集中、经济活跃的区域开设新所，使基层法律服务业的社会覆盖面日益扩大，已形成了遍布城乡的庞大的法律服务网络。

(二)服务队伍不断优化。多年来，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机构通过采取自学与集中培训学习相结合，政治学习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使基层法律服务队伍素质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不断增强，不少基层法律工作者通过司法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另一方面，通过自然淘汰，现在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从业人员大多是从事法律服务工作xx年以上的业务骨干，而且，少地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事法律服务工作20年左右的老专业人员，这些坚持下来的人员大多数工作能力比较强，办案经验比较丰富，甚至有些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能力于县城律师不相上下，仅仅只差一次司法考试而已。

(三)业务领域不断拓展。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需要提供法律帮助的行业和部门越来越多，很多改革措施需要法律去规范，许多经济行为需要法律去保障。所以现在基层法律服务业除了办理一些常规业务外，还将服务领域逐渐延伸到农村金融、房地产、劳务、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化解集体债务、产业结构调整、林权制度改革等领域，现在可以说，哪里需要法律服务，哪里就有基层法律工作者出现;哪里有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服务，哪里的矛盾纠纷就少，哪里的上访案件就少，哪里的政府工作就开展得顺利。在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真正起到了“为一方服务，促一方繁荣，保一方平安”的作用。

(四)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基层法律服务业经过过去几年的教育整顿和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广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服务意识、法制意识、政治意识、群众意识、大局意识大大增强，因而服务质量也大大提高，社会形象和社会声誉也大为好转，广大基层法律工作者通过积极为基层群众排忧，为基层政府和单位解难，赢得了基层群众和政府的依赖，有作为就有地位，所以其社会地位逐年提高。

(一)收费标准过低，制约了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

现行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收费依据还是xx年前各省司法厅和省物价部门联合制定的收费标准，与xx年前相比，现在的物价水平大幅度上涨，办案成本大大增加，不少农村基层法律工作者的办案收入除掉成本后所剩无几，即使是各所的业务骨干，有的辛辛苦苦奔波一年的纯收入也只跟农村的一个普通建筑工的收入差不多，所以，少数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因收入过低，不够养家糊口，更谈不上参加各种社会保险，他们不得不改行从事其它职业或者到收入高的城镇去执业，这也是近几年各地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

(二)“黑律师”过多，扰乱了农村法律服务市场.有现在在农村，一些稍微懂一点点法律的人认为从事法律服务有利可图，于是，他们就偷偷到市场上买本假的律师执业证后，就到处以律师的名义拉生意，到处拍胸替人打官司，到处骗吃骗喝骗钱.在法庭上，这些人完全不讲法律程序，完全不懂具体的法律规定，胡搅蛮缠，胡说八道.只要法官不支持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跟法官大吵大闹，甚至怂恿当事人到处上访告状，不仅浪费了当事人大量的费用，而且还严重扰乱了法院的诉讼秩序，严重影响了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对农村这些”黑律师”，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人管，法院也不卡关，以至这些人有恃无恐，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到了与正规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抢”饭碗”的地步.

(三)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整体形象有待提高。目前我国农村基层法律服务队伍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50%左右。还有少数近几年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员没有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没有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另外，机构改革后，基层法律服务所成了以行业管理为主的社会中介机构，成了民间性质的自律性服务机构，所以，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培训学习抓得也不多。由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少数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执业工作中受利益驱动，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整体形象。

(四)农村基层政府的支持弱化，部分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环境恶化。

自xx年国务院《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革的意见》和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脱钩改革实施意见》下发后，大多数地方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政府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就很少过问了，在各级政法领导的讲话中也很难听到基层法律服务的内容了，基层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支持几乎没有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都有被遗弃的感觉。不少地方的基层政府只是有了不好解决的麻烦事时才想到基层法律服务所，才把属于社会自由职业者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成”司法干部”通知他们去”消灾”、”灭火”。不仅如此，《律师法》开始施行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严重受挫，有些法院的法官甚至拒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参加民事、经济和行政诉讼(这几项业务是司法部第19号令规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主要业务)，所以，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业务有较大幅度下降，业务收入也有较大幅度减少，部分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面临生存危机.

(五)缺乏规范性文件指导，部分管理方法滞后。现行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制度大多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很多内容已不再适用于新形势下的基层法律服务实际工作，而新的管理制度没有出台，所以大多数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不规范，部分基层法律服务所平时各自受案，各自收费，各自办案，办案档案各自管理。虽然有的所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但因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也没有很好的执行这些管理制度。另外，现在还有不少地方的基层政府领导和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管理基层法律服务所，仍然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成司法行政干部，仍然经常安排早已属于社会中介机构(私营性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无偿地履行行政职能，如安排他们代表政府处理和督办相关行政事务，参加执法机关组织的执法检查等等。

(一)农村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需要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提供法律服务.我国13亿人口就有9亿多人口在农村，而我国到目前为止只有20万律师，并且这20万律师都是在远离农村的城镇执业(目前还远远满足不了城市人对法律服务的需要).根据现在律师的收费标准，一个诉讼案件收费少则3000元以上，多则上万元或数万元，农民们又有多少人能花大量时间和大笔费用去城里请律师帮忙调解纠纷或打官司呢?肯定不多.所以，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需要的是收费低，服务及时，方便快捷的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

(二)加强农村基层法制建设，实施农村依法治理国策离不开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党的xx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我国的治国方略后，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依法治县、依法治镇、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活动在全国展开，在声势浩大的依法治理活动中，9亿农民是活动的主力军，广阔的农村是活动的主战场，而负责对9亿农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是活跃在农村基层的十几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正是这十几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断地在担任基层单位法律顾问的过程中宣传法律，不断地在主持调解纠纷中宣传法律，不断地在解答法律咨询中宣传法律，不断地在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宣传法律，才使得广大的基层农民群众和干部的法律意识不断地增强，才形成了今天农村基层政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和基层群众自觉守法、用法的良好法制氛围，因而加快了农村基层法制建设的进程。

(三)维护农村基层社会稳定，创建农村和谐社会离不开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特别是土地承包纠纷、家庭纠纷、宅基地纠纷、债务纠纷、生产经营纠纷不断地发生，对于这些纠纷，大多数基层政府包括司法所，都是依靠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专职法律工作者通过调解或代理诉讼的途经妥善解决的.据调查，大多数农村基层法律所基本上化解了所在区域内的70%以上的矛盾纠纷，不少基层法律服务所还经常配合当地政府调解处理上访案件。总之，通过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调解和代理诉讼活动，不仅有效地平息了大量的基层纠纷，化解了大量的基层矛盾，避免了不少纠纷的恶化，而且还改善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四)深化农村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基层法律服务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久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发展农村法律、财务等中介组织，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和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有效服务”这说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基层法律服务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不了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介入。同时，实践业证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从土地承包到土地经营权流转，从税费改革到林权制度改革，从产业结构调整到化解村级集体债务，项项工作都与法律相联联，项项改革离不开法律的指导和规范。可以这样说，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

基层法律服务业在改革中诞生，在改革中发展，符合中国国情，是一个深受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欢迎的行业，这个行业利国利民利社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基层法律服务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将继续存在和发展。所以各级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切实解决好基层法律服务业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确保其健康发展。

(一)加快基层法律服务业的立法进程，为基层法律服务提供法律保障。

目前，我们国家对基层法律服务业进行管理的政策依据是xx年前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这两个文件只是部门规章，还不是国家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所以，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整顿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市场，规范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管理.

首先，要整顿农村法律服务业，净化农村法律服务市场。对于购买假律师执业证，并以“律师”名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社会人员，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即定性为诈骗行为)和第51条规定(即定性为招摇撞骗行为)，以及第52条规定(即定性为买卖公文行为)，对当事人进行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应依据《刑法》第266条规定(即定性为诈骗罪)和第280条规定(即定性为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另外，对冒充律师从事法律服务的还可以依据...........

法律调研报告篇七

党的十八大全面勾画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蓝图，随着依法治国的步法不但加快，和谐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国家对农村基础建设不断加大，惠民政策也落实到千家万户，农村各种类型的矛盾纠纷大量涌现。使法律援助工作更加坚巨，责任更加重大。笔者通过对竹溪县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就如何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作用，提高整体效能，推动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全面发展进行了调研。

一、xxxx县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现状。

在竹溪县15个乡镇，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司法行政机关基层司法所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助理员兼职法律援助工作，做好法律援助案件的辅助性工作。自xx年起，根据上级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开展了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规范化法律援助工作站12个。

二、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面临的问题。

1、援助工作人员不足，经费短缺严重制约了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竹溪县辖15个乡镇，总人口37万，一个法律援助中心，12个法律援助工作站，而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仅有3人，各乡镇开展法律援助辅助性工作的司法所长及司法助理员不足20人。

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款及行业奉献(主要指律师义务办案)，而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没有具体的经费，且在具体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因受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会产生一定的服务成本，给具体承办的工作人员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

2、援助对象的法律意识有待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须进一步加强。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在我县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是农村，工作的难点是怎样开展好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援助工作。部分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认识不够。比如，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对法律援助的要求标准过高，一些人“打官司”就满腹牢骚，一些人认为一经法律援助程序就必须给受援人带来直接利益，还有一些案件当事人由于不懂得法律，或受利益的驱动，想打赢官司又不想花钱，每遇案件动辄就到法律援助中心，不理会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要求法律援助中心给他们提供无偿服务……无形之中增加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三、如何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作用的建议。

1、整合所有力量，发挥资源优势。

配备专业力量从事法律援助工作。鉴于目前的司法体制，律师业务已经进入了市场化运作。律师的工资不再由政府拨款，只能靠代理案件收取案件代理费用。由于律师业务由当地司法局管理，司法局靠行政命令，长期安排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恐怕难以长久。要使律师代理法律援助工作长期开展下去，建议在县一级法律援助中心配备几名专职律师，由财政发工资，纳入公务员编制，使法律援助工作由专职律师专门代理，以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持久性。

利用乡镇司法助理员开展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乡镇司法助理员是基层司法行政队伍中的主要力量，在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积极作用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是农村基层政权的中坚，有着“熟悉民情，懂得法律，身处基层”的特有优势，可以通过日常工作，对广大群众进行常态化的普法宣传教育，让大家明白什么是法律援助，以及法律援助的作用和意义。

结合地区实际，着力打造“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当前，我县正处在“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全域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阶段，各乡镇根据自身实际对辖区实行网格化信息管理，全面掌握每个网格所有服务对象的家庭情况及服务需求，以提高服务水平和为民办事效率。积极发挥各网格点、网格员的作用，打造好“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让有需要的群众在半小时内得到法律援助服务。

2、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自身能力。

目前，多数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由兼职人员构成，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相关的工作技能，导致了在面对服务对象时不敢对咨询做出解答，面对矛盾纠纷时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处理。因此，应制订系统的学习培训计划，积极采取如组织讲座、案例讨论、观摩庭审现场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强对法律援助站工作人员的培训，教会他们掌握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和工作技能，使他们有能力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各项业务工作，着力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局限于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和其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宣传形式比较单一，很多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没有得到有效应用，虽然各职能单位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面仍窄小，仍有许多贫困人群因不知法律援助制度而错过援助机会，在遇到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问题时，因无法获得帮助从而失去了维权机会。除了司法行政机关结合“法律七进”工作的普法宣传外，法律援助工作还应引起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重视，组织力量，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各项内容的宣传，充分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积极作用。

结合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实践和特点，建立健全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各项制度，明确工作职责，运用典型来指导和推动规范化建设，以点带面，逐步推开。通过全面实施规范化管理，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站全面实现工作效能，为群众提供更方便、更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调研报告篇八

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大体包括以下几种法律法规：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和规章等。

1、法律：

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通过后，由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因而，法律的级别是最高的。

法律一般都称为法，如宪法、刑法、劳动合同法等。

是对法律中某些条文或文字的解释或限定。这些解释将涉及到法律的适用问题。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做出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还有一种司法解释，即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解释，用于指导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

3、行政法规：

是由国务院制定的，通过后由国务院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这些法规也具有全国通用性，是对法律的补充，在成熟的情况下会被补充进法律，其地位仅次于法律。

法规多称为条例，也可以是全国性法律的实施细则，如治安处罚条例、专利代理条例等。

4、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其制定者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相当于是各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

地方性法规大部分称作条例，有的为法律在地方的实施细则，部分为具有法规属性的文件，如决议、决定等。地方法规的开头多贯有地方名字，如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等。

5、规章：

其制定者是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这些规章仅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有效。如国家专利局制定的《专利审查指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

还有一些规章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仅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规定》的决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等。

一、法律法规具有明示作用。法律法规的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违法者将要受到怎样的制裁等。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和普法工作来实现的。法律所具有的明示作用是实现知法和守法的基本前提。

二、法律法规具有预防作用。对于法律法规的预防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的明示作用和执法的效力以及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治力度的大小来实现的。法律的明示作用可以使人们知晓法律而明辨是非，即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绝对禁止的，触犯了法律应受到的法律制裁是什么，违法后能不能变通，变通的可能性有多少等等。这样人们在日常的具体活动中，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自觉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来达到有效避免违法和犯罪现象发生的目的。严格及时有效的执法也可以警示人们，未违法，违法必受罚，受罚不可变通也。这样可以在每一个人的心底上建立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思想行为防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收到欲方则方，欲圆则圆的良好的规范效果。

三、法律法规的校正作用。也称之为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来机械地校正社会行为中所出现的一些偏离了法律轨道的不法行为，使之回归到正常的法律轨道。像法律所对的一些触犯了法律的违法犯罪分子所进行的强制性的法律改造，使之违法行为得到了强制性的校正。

四、法律法规具有扭转社会风气、净化人们的心灵、净化社会环境的社会性效益。理顺、改善和稳定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提高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和文明程度。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则是一个高度秩序、高度稳定、高度效率、高度文明的社会。这也是法制的最终目的和最根本性的作用。

法律调研报告篇九

美国卡特勒(kotlor)教授认为：产品是指市场上提供的、满足人们各种消费欲望的所有实物、服务、人、场所、组织以及意见。继而提出产品的三层次理论：产品核心层、产品有形层、产品延伸层。从产品消费角度看，产品核心层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某种产品时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所追求和获得的基本消费利益，即产品的功能和效用，它是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本质之所在。产品的有形层是指产品组成中消费者或用户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的那一部分，它包括产品的外部(信息集)和内在质量及其促销成分，即包装、质量、价格、商标、品名、色调以及消费品的设计风格和工业品的布局特色等等，该层各因素的综合作用，构成了产品的核心的基础。产品的延伸层，包括了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所获得的附加利益和服务(消费者剩余)。如送货上门、维修护理、质量保证、安装调试、信息指导及资金融通，还包括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商誉「8」。由此可见，在卡氏关于产品的定义中，涵盖了有物(包装了动产与不动产)和无形物(智力产品、劳动力资源、服务)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只归属应然层面，是理想类型，实然法基于各种考量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回应。

而对于商品，马克思将它定义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包括四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它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的物品;二是它是人们付出劳动的物品;三是它还是满足他人或社会需要的物品;四是通过有代价的交换方式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9」。

看来，依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定义，还不能实现商品与产品在价值内涵到形式外延的顺利对接。不可否认的是法起源于生活，是生活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物我们称之为商品，但法并不认可其是产品，如下文将提到的原农产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明星肖像的使用权等等。产品是与生产者密切相关的，而商品是与经营者密切相关的。所以，产品包涵于商品之中，它们是种和属的关系。

2.实然法意义上的产品。

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这一概念，既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也不同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更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物。它本身具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生产者、产品作为构成产品责任法体系和确立产品责任实际承担的基础，有理由得到国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社会、企业、消费者及学界的关注。确定产品责任(甚或是产品质量责任、产品法律责任)，是以抓住产品这一“纲”或“领”为已足的。

(1)国外之立法例。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modeluniformproductliabilityact)第102条规定：产品是“真正有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售交付的物品，而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分除外”可见，美国产品安全法律中的产品不仅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而且包括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无论是否进行过加工)。对于电，美国法院通过判例法将其确定为：“人类能够制造或者生产、控制、输送的一种可消费的能源产品”;对于书籍，美国法院规定：对于因提供不精确的书面材料导致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对于软件，普通软件用于批量销售，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之为产品，专业软件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被排斥在产品范围之外。对于血液，科罗拉多州法院在一个个案裁定中将其视为产品;对于天然气等，1978年法院在哈雷斯诉讼西北天然气公司的案件审理中将其视为产品。

欧共体于1985年通过的《关于对缺陷产品的责任指令》中，将产品定义为“所有的动产，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者不动产之一部分的物以及电，但是不包括原始农产品和猎物”;但是欧共体允许成员国背离关于原始农业产品和猎物不属于产品的规定。1987年英国将该指令纳入国内法，制定了《消费者保护法》，其中将产品定义为“任何产品或者电，且包括不论是作为零部件还是作为原材料的或者作为其他东西组装到另一产品中的产品，但是未加工的捕获物或者农产品不在产品范畴”。德国于1989年制定了《产品责任法》，将产品界定为：任何动产及电流，其中动产也指构成其他动产或者不动产的一部分。凡是出自土地，动物饲养，养蜂业和捕鱼业的农产品(天然农产品)，只要未经加工，都不是产品;本法同样适用于狩猎物品。由上可见，欧盟国家在立法中的共同特征是以农产品易受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产生潜在的缺陷及难以确定缺陷的来源为由，将其排除在产品范畴之外。

(2)中国之立法例。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

(3)专家关于应然法之建议。

梁建议稿第一千六百一十六条对产品作了如下定义：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导线传输中的电，视为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节规定;但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节规定。

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下称王建议稿)第九十一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下列用于销售的物，视为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导线输送的电能，以及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二)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三)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下列用于销售的物，不属于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但是建设工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除外;(二)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

(4)评说。

就我国法律关于产品的定义与外国立法例相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美国、欧盟有关法律(前者并没有成为各州都采用的法律，笔者注)关于产品的定义相对较为科学，实然性法律充分考量现实中对应然性之要求，产品所及范围较为广泛，特别是美国商务部出台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将产品的范围由有体物(动产和不动产)扩大到了服务(如电能)及智力(如专利)等无形物。反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关于产品的定义，充分暴露了其滞后性，并且在定义上出现了概念到概念之语义重复错误，即用“产品”之语词来解释产品。二是大都将原农产品(种植业、渔业、畜牧业)、狩猎物等排除产品范围之外。三是关于产品之所以称之为“产品”的条件，中外立法例均未给予明确的厘定。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给出涵义上的限缩。那么，农产品经过种植、施肥、收割、晾晒、保存等过程算不算加工、制作?物(包括有形物及无形物)经过经加工、制作后只有用于销售才算产品?生产者将生产出来的物用于公益捐助，此时之物算不算产品?四是梁建议稿和王建议稿在对产品概念进行界定时采取了概括式和列举相结合的模式，相对较为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建议稿比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前进了一步，用动产替换了产品，且范围上增加了电能。由于过于强调概括陈述方式，所以在用列举方式进一步明确产品概念外延时，在内容上就显得不够充分，没有体现“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共政策。”之立法精神。王建议稿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但其在对特殊性产品加以列举时却将商品房排除在产品之外，这在实践中将会极大影响到消费者(购房者)的权益。另外，使用“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等话语不够严谨，容易使人产生质疑。即用“初加工”之语词修饰农产品极为不妥。根据我国目前有些农产品存在药物残留超标等实际情况，应将经过初加工的原农业产出品列入产品范围，使消费者通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传达的信息进行责任溯源。因此，将其改为“未经加工的原农(林、水)产品，且采、摘等不视为加工”似乎更周延此。另外，他们也没有很好的解决产品的目的性问题。正如前面所述，经过加工、制作的物不是仅用于销售才成为产品，物成为产品后还用于其他目的。1979年的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规定物品只有用于转让、贸易、商业销售才可能成为产品。该立法例给我们的启示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成为产品的条件不限于销售，因为它可能还有更广泛的途径为人们所使用，如果将其限定于销售，就会出现不能很好解决赠予、出租等使用方式下的产品责任问题。因为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其特殊性，法律保障制度较为完善，所以，有必要将赠予、出租等方式下的产品流通形式，囊括于产品成为产品的条件中去。

所以，笔者以为产品的概念应定限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使用的有体物和无体物。销售、租赁、赠予、展示、广告等均视为使用。特殊情况下，自用也视为本法意义上的使用。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有体物和无体物：(一)供人居住的建筑物及其他不动产;(二)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三)电能;(四)书籍，如果作者、出版商以该书籍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方法为主要出版目的的，如地图、菜式指导等;(五)著作权及工业知识产权;(六)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七)供别人食用或作为工业品原料的原农(林、水)产品。

(三)关于产品标识。

所谓产品标识，是指生产者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通过一系列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色彩或它们的组合等形式向消费者、监管者等相对方传达的以便使其识别生产者、产品及产品质量、数量、特征、特性和使用方法等构成的信息集或者搭建的信息平台。对消费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区别，使消费者购买定向而不是转向。对于监管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为监管指示方向。因此，规范产品标识意义重大，生产者必须依法披露产品信息。

在现实中，在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三个阵营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横向层面的不对称。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消费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信息与生产者进行对抗，而监管者由于体制的约束也很难跟上生产者对市场、科技的敏感度和推崇，往往在利用新技术生产的新产品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基因于产品的质量、性能、成份、技术状况等因素具有的内在性、隐蔽性等特点，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监管者，实际上根本不清楚生产者的产品底细到底如何?另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到底如何在信息占有上也具有不彻底性。

(二)纵向层面的不对称。一方面消费者对生产者未来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些可怜透顶的知识和信息，他们根本不清楚与其将来的交易是怎样的，以及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监管者由于所占用的信息较少，从而影响到其做出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收窄，并最终导致监管力度和广度出现折扣。在中国语境下，交易中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得到的信息补偿较少。不同于消费者，监管者因为国家公权力执行者的身份，它可以通过执法从生产者那里获得信息补偿。

(三)三维场景的不对称性及扰动性。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产品信息上的不对称性，在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三元互动的资源配置架构中，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前者的故意，信息的流量及管道都受到了人为的控制。在这场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中，最占优势的一方自然是生产者，最弱一方显然是消费者，监管者由于其公权性质，其一直在二者之间徘徊，成为三者架构中的扰动因素。它通过法律手段加强了监管的力度和广度，扰动性就会变小，架构就会更稳定，交易就会趋向于公正，反之亦然。在消费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信任度有限，加之沟通管道较少，成效不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影响到了消费者获得必要的信息，从而强化了扰动的相差。产品信息不对称的产生的最有可能的后果是生产者会利用其占有信息优势，最大限度的为自己谋利从而置消费者、社会及国家利益于不顾。它们会通过隐蔽性方式(全面控制产品信息)，进行道德冒险，实施败德行为，以逃避监管，并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取得不法或不当利益。如不法商人通过对产品信息的干扰，去影响消费者的注意力，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隐匿(不依法在产品上进行标注)起来，并对自己的产品制造假象，以表彰自己产品的正面因素来释放信号，博取消费者对自己的注意和信任，以改变消费者的态度，产生购买转向。将本来或潜在属于他人的消费者的注意力分散或转向「18」。对于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者如果有充分的信息，就有机会在生产源头通过对产品的标识、标注、标签等进行规范而达致扼制目的。而监管者(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如果能够积极采取“监管关口前移”的方式，其产生的外部性通常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监管成本。

(一)披露产品信息的真实性标准。该标准意味着生产者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真实、准确的，不得存有虚假、遗漏、诈欺或误导的内容。真实是基因于诚实信用的主客观的一致性。真实的概念是如此的难以界定，以致于它只能被表述，而不能被定义。所以，它只能在个案中去找寻。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为68(忽略允差)。对此，可以判定该生产者标注不真实(本文不论及生产者的产品瑕疵担保责任)。这对于那些喜欢纯棉产品的消费者的欲望的满足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损害，从而构成对消费者的侵权。从中可以看到，如果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披露的信息不真实，则其披露的不真实的信息越多，对广大消费者的危害愈深，监管者的监管成本也就越高。为了确保生产者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标准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章等对此都作了硬性规定，明确规定生产者的产品或产品包装上的标识必须是真实的，并进一步规定了生产者披露不真实信息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二)披露产品信息的接近全面性标准。那种希望生产者全面披露产品信息的诉求超越了生产者的成本承受能力范围，所以理性的判定标准是还有哪些消费者需要的信息生产者没有披露出来。监管者的监管目的就在于让这些被生产者占有的对消费者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在尊重和依法保护生产者的商业秘密与规管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产品信息之间必须有一个界限，在商业秘密的界限以外，应尽量挤压生产者信息容量空间。那种认为实话只说一半等于撒谎的观点「19」过于偏激和狭隘。因为产品标识上的信息点大部分是独立的，分别具有不同的功用。尽管从整体上看，它们会影响到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作出评估、鉴别、决定的过程)、公平交易权及监管者的监管有效性。但是，有些情况下，生产者的“真实的谎言”并不会对上述权益造成侵犯。如在oem条件下，有些委托方(生产者)为了保护其商业秘密，就会要求产品实际生产厂，在产品标识上的“生产厂”栏中只能标注委托方(生产者)的名称，在此种情况下，委托方(生产者)从形式上是在“撒谎”(即不符合真实性标准)，因为它没有全面披露产品的实际生产厂。但是，它却并没有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7条的相关规制。

(三)披露产品信息的有用性、必要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信息对消费者、监管者来说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如生产者在其生产的t恤衫(半袖)上的标识上披露：产品是谁生产的，地址在哪里，含棉有多少，在什么水温条件下洗涤等信息，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对监管者来说都是有用的、必要的。但如果它标注了什么人穿着好看，应该夏季穿等信息，对消费者及监管者来说就未必是有用的、必要的信息。

(四)披露产品信息的最新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必须将其掌握或获知的关于产品的最新信息在产品上或通过其他途径(如向监管者报告，通过媒体发布说明性广告)向消费者、监管者披露。如产品存在潜在的缺陷应予召回等情形。如果发生了某一特定的事实，生产者就必须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对该信息予以持续地披露。如在食品中添加苏丹红1号的生产者，用上年度馅料生产月饼的生产者等，都必须及时、充分地披露其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及时将缺陷产品召回。

(五)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获得性标准。该标准又称易查找性、易查询性标准。该标准是指生产者所披露的产品信息能够比较容易地为一般消费者、监管者获得、查询和查找。生产者披露产品信息的方式如下：一是在产品上通过标识予以披露。实践中，列入最难查找的信息是产品的生产日期，对此下文将会论及;二是由自己在直销时或借助商家直接向消费者交付能够公开的资料，披露信息;三是定期、不定期向监管者报告;四是将有关产品信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予以披露。其中，第一种方式由于信息通过产品标识直接传递到消费者，所以对消费者的来说也最为便捷。但是，有些方式由于产品本身特点所限，信息披露的范围有较大的局限性;第二种方式虽然扩大了信息的披露范围，但由于局限于一定的处所，但对于居住地比较偏远的消费者意义不大;第三种方式中，监管者的地位决定了它获得有关产品的信息在量上会远远大于消费者及社会，但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之考量，对在生产上有违法行为的生产者进行查处的同时，它会延迟和控制产品信息向外部传递的速度及容量。第四种产品信息披露方式虽然有量大、面广的特点，但是，实际证明此种情形的出现往往是生产者基于消费者、社会及监管者的巨大压力而为之，非出于本意。如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缺陷越野车召回等事件就是明证。

(六)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解性、可识别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应当能让一般消费者较为容易地理解和利用，同时能够使消费者、监管者将此产品与彼产品分开，并据此作出合理的鉴别、评价、选择、决定。根据这一标准，除因应行政监管之需要，在产品标识上标注的信息及公开的资料、文件应当内容完整而又明晰，用词尽量通俗、易懂，避免使用过于冗长、专业化的用语。

由于产品安全是诱发产品责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做上述规制的意义在于：一是标注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生产日期——失效日期这一计算公式，可以方便消费者、监管者等迅速计算出产品的安全使用期的期日或期间，并以此为参照，做出消费定向或监管决定;二是生产者的明示担保表示。这就意味着该种产品只要按照生产者提供的信息正确使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三是对于一些特殊产品，如民用煤气钢瓶等产品，到期后消费者自己无法处置，又不能当作垃圾丢掉。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由生产者负责召回(产品的召回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存在缺陷等情形)。根据经济学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消费者是生产者的代理人，生产者生产出产品，委托消费者来消费。从此关系中可以看出，不安全因素的制造者是生产者，它有义务保证代理人的安全。就拿煤气瓶来说，生产者无异于把一颗炸弹安放在它的代理人——消费者旁。所以，有充足的理由让生产者去这样做;四是“安全使用期”作为一种明示的承诺，它对于生产者来说在安全使用期内无疑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会存在的巨大压力。所以，它们必须尽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系数，以保证他们极力“吹嘘”的后续生产的产品在安全使用期内能够更加安全;五是安全使用期还是消费者、监管者监督生产者的一个有力证据。从生产者角度考量，产品使用周期越短越好，因为人们用新产品替换旧产品可能性越高，生产者就越有可能把更多的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生产者就有可能把正常的产品安全使用期缩短。如一种安全使用期为6年的产品，生产者基于以上原因就有可能把它设定为3年。目前，中国还无相关的法律对此进行规管。这也就意味着前面提到的监督仅能维系在道德的层面，这对于社会来说就存在着生产者肆无忌惮地“理性”选择败德行为从而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可能性。而且，这种利益每增大一个幅度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如果消费者、监管者等行动够迅速的话，那么，这种败德因为他们的宣传从而变得社会难以容忍的时候，就会有可能由道德层面的强制上升到法律强制。所以，道德的监督不能少。

我们还必须充分地注意到，随着竞争的充分性的不断提高，源自产品本身利润的大幅度减少，生产者将产品的概念延伸到服务层面(前已述及)已变成了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下游服务利润的丰厚可能诱使生产者故意在产品或包装上披露一些错误的信息，它可能不会导致产品本身的重大损害，但又能使一般消费者无法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只能求助于它所组建的专业应急机构(如维修公司等)。它的后续服务可能是优质的，但是，它的价格也是畸高的。所以，为了尽量不让一件新购的产品用了没有多久就修来修去，我们就有必要对此予以规制。

另外，还需将产品的净含量与产品所含主要成份的含量区别开。前者是就整个产品而言，即一定计量单位下产品所具有的量值，后者则是指组成或构成产品某一部分的量值，如一袋大米净含量为50kg，一件t恤棉的含量为68。

生产者在其产品或其包装标注定量，表明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生产的产品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等。它还承诺这一定量在相同的条件下具有持续地稳定性、精确性，也就是说暗含着生产者已作了如下保证：售予a和售予b的产品在量值上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a和b获得了消费满足感或贸易机会是等同的，不会因为偏见使a和b之间有什么不同。另外，这也是对其商誉的一种检验。产品以定量形式推出市场，就意味着生产者会遭受千千万万挑剔的消费者的不停地诸如短秤缺量等指责。如果生产者不能迅速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要么他停止该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要么采取措施保证他所“吹嘘”的量值与实际含量的之间的差值在国家规定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之外。而在此博弈过程中，生产者的商誉得以建立或进一步增值。

(一)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

揭露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首先要从它的概念入手。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24」。究于此，笔者以为，瑕疵信息是指生产者基于某种价值考量，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不真实的、少披露的信息点从而被其这种行为玷污的整个信息集合。前者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实际上含棉仅为68。后者如应用中文标注足球的名称却未标注之情形。由于上述标注不真实或标注纰漏，导致整个信息集即标识存在瑕疵。它的后果是：一是时刻影响着消费者作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二是侵犯了消费者对产品寄予的合格、安全等良好期待;三是获得了不该获得正外部性(如商誉的增值、市场占有率的提高等)。

(二)瑕疵信息的归属。

依笔者之见，瑕疵信息虽然有属于它自己的概念，但它并不应过于独立而游离于产品缺陷之外，也就是说它应被产品缺陷所整合。关于产品缺陷之定义，有以下几种表述以供理解：一是美国1965年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a条将缺陷定义为：“对使用者或消费者或其财产有不合危险的缺陷状态”「25」;二是《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6条将产品的缺陷定义为：(1)考虑到所有下列情况，如果产品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限待的安全，即属于缺陷产品。如a.产品的说明;b.能够投入合理期待的使用;c.投入流通的时间。(2)不得以后来投入流通的产品更好为由认为以前的产品有缺陷「26」;三是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人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结合以上引述，可以将产品缺陷作如下分类：第一类是设计上的缺陷。如三菱汽车公司对某款越野车采取的全球召回行动就是因为刹车系统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所导致的;第二类是制造缺陷。如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配件等所导致的产品缺陷;第三类信息缺陷(瑕疵信息)如，警示不充分、不醒目、不易于人理解等。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瑕疵信息理应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正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中规定的一样，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如果不符合该标准，即为产品有缺陷。事实上，绝大部分关于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对产品标识标注(用语有“标志”、“标签”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和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gb7718—20xx《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对在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如何进行标注进行了详尽地规制。所以，那种认为瑕疵信息不属于产品缺陷范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法律为依凭的。

(三)生产者披露瑕疵信息的责任。

无论生产者基于何种利益考量，如果他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瑕疵信息就有可能或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是产品责任(民事责任)。由于瑕疵信息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这就意味着生产者可能会承担相应的产品责任。如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等;二是产品行政责任。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有瑕疵肯定会承担一定行政责任。在实际操作中最常见的就是警告(责令改正等行政表示，此外，还有罚款、没收、吊销营业执照等，但后者不具有必然性);三是产品刑事责任。生产者因披露瑕疵信息获刑的情况极为少见，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我国刑法能够对此予以规制的法条限于第一百四十条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中。该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而生产者承担刑事责任所依据的证据的起点就是其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标注的信息。如成份、等级等信息。

实践证明，我国《产品质量法》在规范产品质量监督，促进我国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起了极为积极地作用。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法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产品质量法》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因此，极需对其进行修订。

(一)关于产品质量法的名称。

产品质量法属于经济法，而经济法区别于民商法的一个特征就是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从而更强调责任。所以，作为调整生产者(包括销售者)生产、销售产品行为的法律，主旨应指向生产者责任方面。究于此，有必要将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这一名称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责任法》，以强化生产者(包括销售者)责任。

(二)删除关于认证认可等规定。原因在于，认证认可的商业性质远大于监管性质。况且国务院已经颁布了行政法规阶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三)科学地对产品进行定义(前已述及，此略)。

(四)增加关于何谓生产者、销售者、运输者、批发者等相关主体的阐述。由于生产者是产品责任和产品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量，都应该有规制其本身的条款。

(五)科学界定标识、标注、标签、标志等概念。标识不合格、标签不合格、标志不合格是不是等同的，在实务界争议较大。往往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如某品牌t恤衫在标识上标注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只有68。在这种情况下，依产品相关标准判定为不合格品，但是在适用具体法条时却出现了问题：是适用《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处罚还是以第五十四条规定按标志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作责令改正处理呢?鉴于此，笔者以为《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应作如下修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充分、易得等，并标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1.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2.有中文标明的产品通用名称;3.有中文标明的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如生产者与产品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必须分别予以标注。上述名称和地址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4.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如果产品加工、制作过程中未添加某种成份或最终产品不含有某种成份，除非法律有特别要求，不得标注“不添加某种成份加工、制作”及“不含有某种成份”等类似信息，也不得标注“秘制”、“特制”、“特香”等容易引起消费者误解的信息;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5.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最大表面上的显著位置用不小于3毫米的中文或中文及数字的组合清晰标明产品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且该标识必须使用不可刷洗的激光喷码，禁止使用可刷洗的喷墨码。并且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是合理的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6.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但是，该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不是生产者、销售者的免责、减轻责任的理由和证据，除非生产者、销售者能够提供极为充分地证据和事实证明警示标志或中文警标说明已足够引起一般人而不是专业人士的充分注意，并且只要采取了这种注意就不会出现使用不当的情况。

(六)将《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修改为：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识未用中文标注产品的通用名称、产品的生产者(如生产者与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未分别予以标注)的依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的，处于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没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xx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处以20xx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以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有上述情形的，同时责令生产者召回产品。

法律调研报告篇十

本文目录。

规范和发展基层法律服务，是司法行政机关一项需要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围绕襄阳市司法局“规范、发展”要求，本人依据多年从事基层工作的经验并通过深入基层实地调研，深感规范法律服务行为，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市场监管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的基层法律服务制度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设立主要为弥补当时律师、公证人员不足。设立伊始，基层法律服务便定位于立足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为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接受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或公民委托，提供一定范围的法律服务和法律帮助活动。20多年来，我区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始终坚持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的服务宗旨，在推动全区改革开放，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满足基层广大群众法律服务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变革不断深入和国家政策调整不及时，当前我区基层法律服务，尤其是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小窥的问题，本文试图以襄州区为例在对这些问题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合理化发展建议，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xx年前，我区法律服务所均挂靠镇司法所，与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为镇政府内设机构，按事业法人组织列编，除开展法律服务业务外，还承担基层司法行政职责，负责指导人民调解、进行法制宣传等工作。xx年，依照司法部和省司法厅的文件精神，我区法律服务所全部与司法所脱钩，改制为自收自支的社会中介组织。法律服务所由初期的28个、发展到最高峰的30个、随着襄州区的乡镇合并到现在整顿保留为16个。法律服务执业人员从最高峰的130多人整顿保留到现在的76人。

近三年来，全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计担任法律顾问2100家，调解各类民间纠纷案件3650件，代写各类法律文书9800份，代理各类法律诉讼10600件，解答法律咨询89676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05件，避免和挽回各类经济损失达3000万元。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办理农民工维权案件86件，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近150万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区委、政府及人民群众的好评。

(一)执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水平和律师还有很大差距。我区现有的76名法律服务工作者中，学历层次方面，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28人，占37%，具有法律大专及以下文凭的48人，占63%，;年龄结构方面，45周岁以下46人，占61%，45周岁以上30人，占39%;业务开展方面，xx年度全区法律服务工作者(76人)办理诉讼业务总量1300件，业务总收入146万元，人均1.9万元。无论从人员构成状况，还是从业务拓展方面，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律师都相差甚远。主要原因一是学历层次普遍较低。法律工作者本科以上学历只占三成左右，其余都是大专或高中学历，律师则都是本科学历以上。二是服务不及时。部分执业者在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往往因为服务意识、交通工具等因素影响，服务不够及时，工作效能偏低。三是业务水平滞后。基层法律服务行业培训交流机会少，农村地处偏远、信息闭塞，对新兴领域不敏感，不少法律工作者只能开展一般性代理业务，对农村深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的法律服务需求不能快速反应。

(二)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不健全、不规范。一些法律服务所制度虽然挂在墙上，却没有得到执行。从受理案件到立案、代理、收费、取证等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制度建设不完善，制度执行不力，内部监督不到位，财务管理不规范，案件卷宗材料不齐全，办理完毕后没有将办理情况归档备查。如：办案材料都在承办人手里，没有由法律服务机构统一保管;办案上还存在小作坊模式，单兵作战、个人主义比较突出。

(三)行业面临竞争和挑战加剧，业务拓展影响因素渐趋复杂。一是业务层次低端化，服务对象多为基层单位和群众。xx年，全区法律服务工作者共代理诉讼案件1300件，其中90%以上都是一审民事案件;代理非诉讼案件3000件，其中85%以上都是一般。

合同。

审查或代书;担任法律顾问260家，无区直单位或大中型企业;业务种类主要涉及征地、土地承包、家庭邻里纠纷和劳动、工伤、交通事故纠纷以及农民工、下岗工事项，其中85%以上仍为传统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和一般伤害赔偿案件，只有不到15%的案件发生在土地流转、合同审查、征地补偿、劳动用工等新兴领域。二是业务收费低廉化，城乡所收入剪刀差不断拉大。xx年，全区76名法律服务工作者共代理业务4300件，单个案件平均收费不足400元。农村所收入境况普遍比城区所偏低。三是业务范围边缘化，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发展空间渐趋缩小。xx年，13个农村所共代理诉讼、非诉讼案件1400件，占全区法律服务所代理案件的30%，且人均收入普遍低于城区执业人员。主要原因一是律师队伍增长迅速，分享法律服务市场“蛋糕”的人员增多，自然影响到基层法律服务队伍在市场中的份额减少，基层法律服务队伍不注重自身宣传，社会知名度不高，许多群众对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业务范围不很了解，个别所工作局面打不开。二是法制政策不稳定，前景不明朗，部分法律服务执业人员看不到希望，存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和“小富即安”的思想，业务拓展不积极，加之行业内部不正当竞争，个别法律服务工作者偏离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违规执业，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使本就不成熟的基层法律服务市场倍受损害。三是脱钩改制后，部分服务所与当地司法所在工作上很少往来，失缺了当地党委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四)法律服务监管乏力、市场混乱。xx年以来，基层法律服务管理主要依据司法部两个《管理办法》(即59和60号令)。xx年，国务院取消服务所机构设立核准行政许可事项，至今未出台新的法规规章。现行规章对违法违纪处罚规定的不具体，操作性不强，司法局在管理上放不开手脚，对行业发展放任自流，监管疲软。一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按程序办案，乱收费、乱办案。收费之前包打官司，收费之后什么都不做。在调查取证上，不取证、乱取证、甚至诱导当事人做假证、伪造证据，在服务上不是让当事人满意，而是将“打官司”变为“打关系”。有的私自收案收费，收费打白条，向当事人做虚假承诺，收费不做事、乱做事。办案作风态度生硬、办案粗糙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业务发展，败坏了法律服务形象。

基层法律服务行业要自觉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和发展，自觉融入社会管理创新发展格局，不断深化服务所体制机制改革，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以城市街区和乡镇农村为服务重点，整合服务资源，拓展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式，加强行政、行业、自律管理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努力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搞好服务。

(一)实施人才战略，强化教育培训，全面强化队伍建设。

一是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建立选人、用人、育人新机制，把好入口关，按照业务精、能力强、素质好、文化层次高的标准来选用人才，把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和优秀品格的人员充实到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中来，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对那些业绩突出的法律服务工作者给予大张旗鼓的宣扬，使他们成为业内的领头雁，激励他们更好地开展业务。同时将那些群众不满意，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差的执业者清除出队伍。二是培训和教育常态化。建立学习培训制度，加强对基层法律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业务知识教育，及时更新和丰富法律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其服务技能、服务质量，鼓励广大法律工作者积极参加自主学习教育，考取法律职业资格。三是提高管理者素质。实行等级化管理，探索所主任竞岗制度，在法律服务所内部形成良性循环，确保把懂法律、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推到所主任岗位，以选好配强一把手来推进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人员队伍等各方面建设，促进服务理念不断更新，团队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二)依托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助手，重点突出社会效益。

一是通过参与政府工作的作为获得新地位。针对当前基层工作中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如计划生育、土地纠纷等，积极开展法律服务，把镇街政府列为主要服务对象，协助政府实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成为基层人民政府法律上的得力参谋和助手，提高自身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二是通过加大服务民生力度开拓服务新领域。着力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法律服务，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法律问题的研究，将工作触角向与农民密切相关的项目和新型服务领域延伸，及时主动热情做好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服务进村庄、工业园区活动，推出为普通群众做好“法律顾问”活动，全力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积极参与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建设，及时切入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创新服务方式，对“弱势群体”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三是通过着力服务经济发展提升服务新层次。要把服务“三农”放在突出位置，围绕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发展现代农业、壮大区域经济等工作，为地方党委政府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围绕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镇，建立与有关部门的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掌握重大工程项目信息，超前参与乡镇政府新农村建设重点工程和“对外”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推动作用。灵活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科学进行市场定位，以构建防范体系为主，帮助村庄、企事业单位修改完善各类经济合同，不断提高企事业单位和村庄法律顾问量。

(三)强化监督机制，规范管理办法，推动管理制度创新。

一是尽快配套相应的管理办法。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是基层法律服务继续发展的动力保障，要在大政策体系框架下，以利于提高法律服务水平、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利于法律服务所自身发展壮大为前提，尽快制定出台管理规范，解决目前管理制度缺失的问题，改革、完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考核和执业登记制度。二是切实加强管理完善监督。加强行政、行业、内部和社会四个层面的管理和监督，形成合力，相互促进，构建执业行为职业道德联合评价机制、执业纠纷联合化解机制和违规违纪案件联合防控机制，不断提高监管效率，加强对法律服务所和执业法律工作者的年度检查和考评，对年度检查和考评不合格的法律服务工作者予以辞退，促进基层法律服务行业逐步走向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三是重点推动内部管理创新。引导法律服务所在机构、财务、业务、人员管理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逐步提高服务所公共发展基金和福利金提取比例，明晰产权制度，改革分配制度，使报酬直接和效益挂钩、和劳动成果挂钩，建立公正的评价体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强执业人员的内心稳定感、职业荣誉感和工作积极性。

(四)加强品牌建设，提高服务质量，适应新农村建设需求。

一是实施品牌战略。合理确定并培养法律服务所的核心竞争力，形成自已独特的优势，着力服务形象塑造，打响诚信服务品牌。二是推进新型合作模式。坚持“两所分离，合署办公”，整合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资源，从大局工作出发，本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服务社会的目标，努力实现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健康格局。我区13个基层法律服务所均实现了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格局，服务所每年由镇政府给予10000元补贴，在正常开展代理业务的同时，也帮助完成司法所分配的工作任务。三是加大宣传力度。除利用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以外，可探讨分片集中采用送法下乡、开展专项咨询或建立法律援助联系点等形式，近距离向农民宣传法律服务知识，提高农民对就近获得法律服务的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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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全面勾画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蓝图，随着依法治国的步法不但加快，和谐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国家对农村基础建设不断加大，惠民政策也落实到千家万户，农村各种类型的矛盾纠纷大量涌现。使法律援助工作更加坚巨，责任更加重大。笔者通过对竹溪县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就如何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作用，提高整体效能，推动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全面发展进行了调研。

在竹溪县15个乡镇，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司法行政机关基层司法所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助理员兼职法律援助工作，做好法律援助案件的辅助性工作。自xx年起，根据上级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开展了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规范化法律援助工作站12个。

竹溪县辖15个乡镇，总人口37万，一个法律援助中心，12个法律援助工作站，而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仅有3人，各乡镇开展法律援助辅助性工作的司法所长及司法助理员不足20人。

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款及行业奉献(主要指律师义务办案)，而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没有具体的经费，且在具体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因受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会产生一定的服务成本，给具体承办的工作人员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在我县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是农村，工作的难点是怎样开展好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援助工作。部分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认识不够。比如，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对法律援助的要求标准过高，一些人“打官司”就满腹牢骚，一些人认为一经法律援助程序就必须给受援人带来直接利益，还有一些案件当事人由于不懂得法律，或受利益的驱动，想打赢官司又不想花钱，每遇案件动辄就到法律援助中心，不理会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要求法律援助中心给他们提供无偿服务……无形之中增加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配备专业力量从事法律援助工作。鉴于目前的司法体制，律师业务已经进入了市场化运作。律师的工资不再由政府拨款，只能靠代理案件收取案件代理费用。由于律师业务由当地司法局管理，司法局靠行政命令，长期安排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恐怕难以长久。要使律师代理法律援助工作长期开展下去，建议在县一级法律援助中心配备几名专职律师，由财政发工资，纳入公务员编制，使法律援助工作由专职律师专门代理，以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持久性。

利用乡镇司法助理员开展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乡镇司法助理员是基层司法行政队伍中的主要力量，在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积极作用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是农村基层政权的中坚，有着“熟悉民情，懂得法律，身处基层”的特有优势，可以通过日常工作，对广大群众进行常态化的普法宣传教育，让大家明白什么是法律援助，以及法律援助的作用和意义。

结合地区实际，着力打造“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当前，我县正处在“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全域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阶段，各乡镇根据自身实际对辖区实行网格化信息管理，全面掌握每个网格所有服务对象的家庭情况及服务需求，以提高服务水平和为民办事效率。积极发挥各网格点、网格员的作用，打造好“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让有需要的群众在半小时内得到法律援助服务。

目前，多数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由兼职人员构成，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相关的工作技能，导致了在面对服务对象时不敢对咨询做出解答，面对矛盾纠纷时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处理。因此，应制订系统的学习培训计划，积极采取如组织讲座、案例讨论、观摩庭审现场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强对法律援助站工作人员的培训，教会他们掌握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和工作技能，使他们有能力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各项业务工作，着力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局限于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和其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宣传形式比较单一，很多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没有得到有效应用，虽然各职能单位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面仍窄小，仍有许多贫困人群因不知法律援助制度而错过援助机会，在遇到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问题时，因无法获得帮助从而失去了维权机会。除了司法行政机关结合“法律七进”工作的普法宣传外，法律援助工作还应引起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重视，组织力量，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各项内容的宣传，充分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积极作用。

结合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实践和特点，建立健全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各项制度，明确工作职责，运用典型来指导和推动规范化建设，以点带面，逐步推开。通过全面实施规范化管理，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站全面实现工作效能，为群众提供更方便、更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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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结合我县实际，我带领政策法规股人员，对全县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我就我县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工作，谈点看法。

一、当前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对国土资源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的思想认识不足。

（二）国土资源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形式单一。

几年来，我们在教育培训上大多采用“灌输式”教学，致使学习的同志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不能有效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削弱了教育培训工作的吸引力，影响效果。教学者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讨论，不能达到良好效果的目的，不利于各级领导干部更好的掌握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基本内容。

（三）国土资源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缺乏专业队伍。

基层国土资源部门缺乏专门的宣教机构，在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中主要采取国土资源部门干部职工自行组织的讲授人员，参与宣讲的干部宣讲经验不够丰富，整体的宣传素质也不高，往往是照本宣科。有些宣讲干部对知识掌握得还不够准确，甚至存在理解偏差，往往对干部群众提出的疑问不能正确解答。

二、抓好宣传教育培训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对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xx大精神，有效推进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是党中央明确指出的。中央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全国县（市）乡（镇）村级干部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教育培训活动的通知》，目的就是通过开展宣教活动，使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水平不断提高，乡（镇）村基层干部保护和合理利用国土资源的观念意识不断增强。乡（镇）领导干部和国土工作人员要在学法、守法上作表率、当模范，做到依法行政。基层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要增强其使命感，避免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工作流于形式。要不断深入到基层，了解具体实际情况，注重教育的实效。要把国土资源普法重点放在增强基层群众的权利义务观念上，即从维护基层群众权益的角度，促使他们增强国土法律意识。

（二）创新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

在国土资源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中，一是要在宣传教育培训的对象，内容上有重点，在手段、方式上要有创新。宣传培训的内容要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和通俗性、要从基层干部群众的需要出发，增强基层乡镇，村干部的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意识，激发他们参与国土资源管理的积极性。二是要采取生动活泼、简而易懂的形式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积极采用案例式，互动式等培训方式，重点宣传与干部群众生产生活和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国土资源法律法规知识，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能动性，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确保教育培训收到预期效果。

（三）提高国土资源宣传教育培训的宣教队伍综合素质。

宣传教育是国土资源工作的“形象工程”，宣传教育工作的创新不仅是全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有力举措，也是落实国土资源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更是国土资源部门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直接体现。因此，要加大宣教干部队伍培训力度，培养一批熟悉国土资源法律，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宣教人员，将宣传教育培训活动长期化、制度化、有效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考核体系。

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逐步健全和完善教育培训制度，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的实效。为此，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督查考核，量化考核，确保取得实效。

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抓，抓长期的日常性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基层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加强，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将不断增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法制氛围将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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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自八十年代初诞生以来，以“面向基层、服务及时、便民利民”为特色，以“忠于法律、维护正义、遵守诚信、公平竞争”为执业标准，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不断地在改革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维护农村基层社会稳定，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广大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大服务”思想指导下，认真履行职责，默默奉献社会，深受农村基层人民群众、基层干部和基层人民政府的欢迎。然而，在我国行政机构改革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基层法律服务业发展的因素，使广大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对农村的法律服务工作失去信心，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不少已取得执业资格证和执业证的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离开农村到城镇执业，有的甚至“改行”另谋它业.据调查，近几年来农村很多地方超过30%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离开农村到城镇执业或改行另谋它业，不少县市达到30%左右的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现在只有一名专业法律服务人员在执业，有的乡镇法律服务所因无专业法律服务人才而关了门。因此，现在农村对法律的需求越来越大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专业人才越来越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也是不少地方民事纠纷和上访案件越来越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针对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对进一步发展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对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出路进行探讨，为决策机构提供参考依据很有必要。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基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在“大服务”思想的指导下，认真贯彻“巩固、提高、完善、发展”八方针，以“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为目标，广泛开展各项法律服务，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主要表现在：

(一)服务机构不断巩固。国家行政机构改革后，基层法律服务所由国家事业单位变成了社会中介机构，广大农村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结束了与乡镇司法所“职能混杂”、“合署办公”的局面，现在基本上是“一乡(镇)一所”，而且各所都实行了“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不少地方还在经济开发区，大型集贸市场等人口集中、经济活跃的区域开设新所，使基层法律服务业的社会覆盖面日益扩大，已形成了遍布城乡的庞大的法律服务网络。

(二)服务队伍不断优化。多年来，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机构通过采取自学与集中培训学习相结合，政治学习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使基层法律服务队伍素质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不断增强，不少基层法律工作者通过司法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另一方面，通过自然淘汰，现在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从业人员大多是从事法律服务工作xx年以上的业务骨干，而且，少地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事法律服务工作20年左右的老专业人员，这些坚持下来的人员大多数工作能力比较强，办案经验比较丰富，甚至有些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能力于县城律师不相上下，仅仅只差一次司法考试而已。

(三)业务领域不断拓展。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需要提供法律帮助的行业和部门越来越多，很多改革措施需要法律去规范，许多经济行为需要法律去保障。所以现在基层法律服务业除了办理一些常规业务外，还将服务领域逐渐延伸到农村金融、房地产、劳务、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化解集体债务、产业结构调整、林权制度改革等领域，现在可以说，哪里需要法律服务，哪里就有基层法律工作者出现;哪里有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服务，哪里的矛盾纠纷就少，哪里的上访案件就少，哪里的政府工作就开展得顺利。在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真正起到了“为一方服务，促一方繁荣，保一方平安”的作用。

(四)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基层法律服务业经过过去几年的教育整顿和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广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服务意识、法制意识、政治意识、群众意识、大局意识大大增强，因而服务质量也大大提高，社会形象和社会声誉也大为好转，广大基层法律工作者通过积极为基层群众排忧，为基层政府和单位解难，赢得了基层群众和政府的依赖，有作为就有地位，所以其社会地位逐年提高。

(一)收费标准过低，制约了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

现行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收费依据还是xx年前各省司法厅和省物价部门联合制定的收费标准，与xx年前相比，现在的物价水平大幅度上涨，办案成本大大增加，不少农村基层法律工作者的办案收入除掉成本后所剩无几，即使是各所的业务骨干，有的辛辛苦苦奔波一年的纯收入也只跟农村的一个普通建筑工的收入差不多，所以，少数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因收入过低，不够养家糊口，更谈不上参加各种社会保险，他们不得不改行从事其它职业或者到收入高的城镇去执业，这也是近几年各地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

(二)“黑律师”过多，扰乱了农村法律服务市场.有现在在农村，一些稍微懂一点点法律的人认为从事法律服务有利可图，于是，他们就偷偷到市场上买本假的律师执业证后，就到处以律师的名义拉生意，到处拍胸替人打官司，到处骗吃骗喝骗钱.在法庭上，这些人完全不讲法律程序，完全不懂具体的法律规定，胡搅蛮缠，胡说八道.只要法官不支持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跟法官大吵大闹，甚至怂恿当事人到处上访告状，不仅浪费了当事人大量的费用，而且还严重扰乱了法院的诉讼秩序，严重影响了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对农村这些”黑律师”，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人管，法院也不卡关，以至这些人有恃无恐，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到了与正规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抢”饭碗”的地步.

(三)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整体形象有待提高。目前我国农村基层法律服务队伍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50%左右。还有少数近几年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员没有通过全国统一考试，没有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另外，机构改革后，基层法律服务所成了以行业管理为主的社会中介机构，成了民间性质的自律性服务机构，所以，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培训学习抓得也不多。由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少数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执业工作中受利益驱动，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整体形象。

(四)农村基层政府的支持弱化，部分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环境恶化。

自xx年国务院《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革的意见》和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机构脱钩改革实施意见》下发后，大多数地方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政府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就很少过问了，在各级政法领导的讲话中也很难听到基层法律服务的内容了，基层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的支持几乎没有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都有被遗弃的感觉。不少地方的基层政府只是有了不好解决的麻烦事时才想到基层法律服务所，才把属于社会自由职业者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成”司法干部”通知他们去”消灾”、”灭火”。不仅如此，《律师法》开始施行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严重受挫，有些法院的法官甚至拒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参加民事、经济和行政诉讼(这几项业务是司法部第19号令规定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主要业务)，所以，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业务有较大幅度下降，业务收入也有较大幅度减少，部分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面临生存危机.

(五)缺乏规范性文件指导，部分管理方法滞后。现行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制度大多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很多内容已不再适用于新形势下的基层法律服务实际工作，而新的管理制度没有出台，所以大多数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不规范，部分基层法律服务所平时各自受案，各自收费，各自办案，办案档案各自管理。虽然有的所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但因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也没有很好的执行这些管理制度。另外，现在还有不少地方的基层政府领导和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管理基层法律服务所，仍然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成司法行政干部，仍然经常安排早已属于社会中介机构(私营性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无偿地履行行政职能，如安排他们代表政府处理和督办相关行政事务，参加执法机关组织的执法检查等等。

(一)农村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需要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提供法律服务.我国13亿人口就有9亿多人口在农村，而我国到目前为止只有20万律师，并且这20万律师都是在远离农村的城镇执业(目前还远远满足不了城市人对法律服务的需要).根据现在律师的收费标准，一个诉讼案件收费少则3000元以上，多则上万元或数万元，农民们又有多少人能花大量时间和大笔费用去城里请律师帮忙调解纠纷或打官司呢?肯定不多.所以，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需要的是收费低，服务及时，方便快捷的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

(二)加强农村基层法制建设，实施农村依法治理国策离不开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党的xx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我国的治国方略后，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依法治县、依法治镇、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活动在全国展开，在声势浩大的依法治理活动中，9亿农民是活动的主力军，广阔的农村是活动的主战场，而负责对9亿农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是活跃在农村基层的十几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正是这十几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断地在担任基层单位法律顾问的过程中宣传法律，不断地在主持调解纠纷中宣传法律，不断地在解答法律咨询中宣传法律，不断地在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宣传法律，才使得广大的基层农民群众和干部的法律意识不断地增强，才形成了今天农村基层政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和基层群众自觉守法、用法的良好法制氛围，因而加快了农村基层法制建设的进程。

(三)维护农村基层社会稳定，创建农村和谐社会离不开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特别是土地承包纠纷、家庭纠纷、宅基地纠纷、债务纠纷、生产经营纠纷不断地发生，对于这些纠纷，大多数基层政府包括司法所，都是依靠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专职法律工作者通过调解或代理诉讼的途经妥善解决的.据调查，大多数农村基层法律所基本上化解了所在区域内的70%以上的矛盾纠纷，不少基层法律服务所还经常配合当地政府调解处理上访案件。总之，通过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调解和代理诉讼活动，不仅有效地平息了大量的基层纠纷，化解了大量的基层矛盾，避免了不少纠纷的恶化，而且还改善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四)深化农村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基层法律服务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久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发展农村法律、财务等中介组织，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和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有效服务”这说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基层法律服务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不了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介入。同时，实践业证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从土地承包到土地经营权流转，从税费改革到林权制度改革，从产业结构调整到化解村级集体债务，项项工作都与法律相联联，项项改革离不开法律的指导和规范。可以这样说，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

基层法律服务业在改革中诞生，在改革中发展，符合中国国情，是一个深受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欢迎的行业，这个行业利国利民利社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基层法律服务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必将继续存在和发展。所以各级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切实解决好基层法律服务业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确保其健康发展。

(一)加快基层法律服务业的立法进程，为基层法律服务提供法律保障。

目前，我们国家对基层法律服务业进行管理的政策依据是xx年前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这两个文件只是部门规章，还不是国家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所以，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整顿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市场，规范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管理.

首先，要整顿农村法律服务业，净化农村法律服务市场。对于购买假律师执业证，并以“律师”名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社会人员，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即定性为诈骗行为)和第51条规定(即定性为招摇撞骗行为)，以及第52条规定(即定性为买卖公文行为)，对当事人进行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应依据《刑法》第266条规定(即定性为诈骗罪)和第280条规定(即定性为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另外，对冒充律师从事法律服务的还可以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