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是将两个或多个事物进行对照，从而找出它们的异同和相似之处，以更好地理解它们。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时间。这里有一些优秀学子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学习，相信会对写总结有所帮助。

国际关系论文篇一

自叙利亚内战以来，大量的难民涌入欧洲地区，使得欧洲面临自冷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难民潮的洗礼。但由于欧洲各国对于此次难民危机的处理各持己见，从而导致欧盟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举步维艰。大量的难民滞留在欧洲国家边境，其生存以及人权状况堪忧。本文从难民保护的角度出发，探讨难民权利保护的困境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解决现存的问题。

自以来，西亚以及北非动荡的局势以及国家内部的战乱频仍使得大量的难民流向欧洲，使欧洲经历了自二战以来的最大一次的难民潮。处于欧洲边境的希腊、意大利等国家在此次难民危机中首当其冲，国内的经济、社会治安遭受了严重挑战。时至今日，欧洲部分国家通过收紧边境政策，加大边境的管控限制难民的进入本国的数量，使得大量的难民难以得到安置。如何保证难民的基本的生存权以及生命健康权也成为处理此次难民危机的一大难题。此次难民危机同样反映出了目前国际难民保护的弊端和不足。

一、难民的定义。

关于难民的定义，学者一般将其分为狭义上的难民和广义上的难民，狭义上的难民仅仅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以及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中所规定的难民，即所谓的公约难民。根据上述公约及议定书的规定，难民是指：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遭迫害)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且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之人。而广义上的难民不仅仅包括上述的受政治迫害者，甚至还包括了因逃离外来侵略、占领、外国统治或者严重扰乱原住国或国籍所属国秩序的事件的人豍以及因普遍暴力、国内冲突、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而逃离本国的人豎，此外《欧盟难民保护指令》甚至将迫害源自国家机构扩展到控制国家或者国家大部分领域的政党或组织，以及非国家政党、组织或个人，将迫害是由于种族、宗教等原因扩展到性别豏，从而扩大了难民的内涵，从而也成为难民保护法规的重要补充。但《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第一条第3、4、5款也对难民的范围作出了限制。同时，联合国难民署于发布了《关于国际保护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解释了上述两公约的难民身份排除条款，对于难民的范围作出了限制。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由于国际难民法对于难民保护的依据仅仅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这两个核心文件，并且由于其他具有拘束力的国际公约的缺失，导致了在难民保护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一)难民保护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冲突。

根据国际公约以及地区性组织的条约中关于难民保护的原则主要可以分为“国际协作的原则”、“不推回原则”以及“不歧视原则”等。安置难民作为一项人道主义救助措施，其实施的主体还是国家，当一个国家的利益由于难民的涌入而遭受损失时，该国是否有权利拒绝难民的进入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此次难民危机中，位于欧洲边缘的希腊、土耳其等国家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导致了其本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治安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不仅如此，主动接受难民的德国，也由于难民数量的巨大而逐渐收紧了边境政策。有的国家如英国一开始甚至拒绝难民进入本国。如果大规模的难民同时进入一个国家，那么对接受国而言，其国内环境以及秩序将遭受严重的威胁和破坏。但同时，作为公约的缔约国，该国又得承担公约中规定的不推回的义务，从而产生了难民保护原则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多数情形之下，国家往往会选择“第三条道路”，通过各种政策将难民拒之国门之外，同时又解释自己并未违反国际法的义务。在此次难民危机之中，不少欧洲国家拒绝接受难民进入本国境内。即使是接受难民的国家也拒绝欧盟对于难民名额的摊派。时至今日，“巴尔干通道”的关闭，使得大量难民无法前往西欧国家而滞留在边境，其生存状况堪忧。

(二)公约关于难民的定义过于狭窄。

《公约》和《议定书》关于可以认定为难民的前提限制在了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这五种因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难民的新形态不断出现，环境难民以及国内流离失所者已经逐渐成为难民的主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关于难民的定义却一直处于原来的范围，传统意义上的难民的概念已经无法适应新情况的出现。荒漠化、自然灾害、全球气温升高导致的环境的恶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环境难民。但是，环境难民并不属于现有的难民保护体系。由于其不满足《公约》和《议定书》关于难民的定义，因环境问题导致无法再本国生存而离开本国前前往他国，很可能由于未经他国的允许进入他国境内而被当作非法移民。其权利非但不能受到保护反而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环境难民的接受与否完全取决于主权国家的自由裁量，这也不利于环境难民的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越来越多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成为需要保护的对象。国内流离失所者是指被强迫或不得不逃离或离开习惯居住地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离开居住地是迫于或为了逃避武装冲突、普遍的暴力情势、侵犯人权的行为或天灾人祸，但他们并未越过国际承认的边界。豐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全球报告，截止到底，全球大约有3200万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根据内部位移监测中(idmc)的数据显示，20全球新增了278万国内流离失所者。这些国内流离失所者与《公约》所规定的难民在实质上都需要救助，但是其由于没有越过边境无法满足国际法上对于难民至少具备的两个条件而无法受到《公约》的保护。

(三)难民甄别制度和程序的不完善。

《公约》和《议定书》中对于难民甄别的程序没有做具体的规定，而是将这些具体的措施交由缔约国根据本国的宪法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虽然联合国难民事物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了《甄别难民地位的程序与标准手册》并结合难民署的实践建议各国在制定相关国内法的过程中予以考虑，或在实践中予以执行。但上述的手册并不具备与公约与议定书相同的拘束力。因此在各国的实践从很难得到切实的执行。难民问题是由政治因素(国际格局或产生国政治局势)所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而难民政策则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从国际政治或本国外交政策出发，为解决这一人道主义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性措施。豑国际政治的形势往往会对一国的难民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难民的甄别程序也是如此，许多国家会根据本国的政治外交的策略和特点进而制定本国对于难民甄别程序上的具体措施，从而使难民的身份认定演变成政治斗争。虽然不少国家在国内立法中加强了对难民的保护，墨西哥的法律将性别视为迫害理由;阿根廷已开始向可能有其他国际保护需求的、未受承认的难民提供临时保护，还向自然灾害受灾者发放人道主义签证;韩国的将难民审批程序的时间从一年限制到6个月之内。但是，难民甄别制度仍然存在着缺陷：决策质量低;相对于难民个人特点类似而上诉成功率高的其他国家，难民确认率过低;经常缺乏正当保障使用加急程序;自动适用与加急程序有关的拘留;无暂停效应的上诉;缺乏获得法律咨询的机会;大量案件积压。豒此外，《公约》第1条第6款以及第32条第2款中关于不推回原则的例外情况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给予了缔约国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于难民是否足以危害所在国的安全，则完全交由难民居住地的国家决定。

(四)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力和资金支持。

目前承担难民保护的主要职责是联合国难民署，作为联合国的机构其本身并不具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因此也无法通过强制力来要求主权国家承担难民保护的责任，并且离开了国家的配合，其保护难民的职能就无法发挥。由于缺乏强制力，难民署在实际的难民保护工作中主要是通过倡议和协调各主权国家对难民进行救助、安置和遣返。一旦遇到公约缔约国拒绝接收难民，拒绝履行公约的义务，甚至侵犯难民的基本权利时，难民署所能够采取的措施极为有限，无法通过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机构要求国家强制履行其义务。此外，难民署执行机构职能的经费预算仅有2%是来自于联合国的拨款，其他剩余的预算主要来源是各国以及私人的捐赠。其经费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其正常的救助工作。就此次难民危机而言，难民庇护行动所需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目前正在破坏应对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流离失所危机的救助行动。国际难民署保护难民的相关行动支出在高达7亿2400万美元，但目前的到位资金仅有1亿5800万美元。资金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着巨大缺口使得难民署的工作举步维艰。

三、对于加强难民保护的思考。

首先，扩大难民的内涵范围。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地区和国内武装冲突的频繁发生、极端主义、宗教主义、恐怖主义的滋生以及全球气候的影响，导致难民的种类和数量剧增。如前所述，新型难民的出现使得《公约》和《议定书》原有关于难民的定义已经无法涵盖所有的难民范围，也不利于难民人权的保护。虽然一些区域性组织与欧盟、非洲统一组织等通过了区域性的国际文件扩展了难民的内涵。但这些文件的拘束力仅限于区域性组织内部，对其他国家没有拘束力。因此，有必要对于《公约》和《议定书》加以修改，扩大难民的范围，以更好地对环境难民以及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保护。

其次，加强国际社会的合作。国际社会所开展的救助工作对于难民问题的缓解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此次难民危机之中所暴露出来的欧洲各国之间相互推诿，甚至不愿承担保护难民义务的问题也反映出了目前国际上各国之间为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的利益而其侵犯难民的基本权利。对于难民的保护，不仅需要联合国难民署的努力，同样也需要其他国际组织，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等的帮助，也同样需要各个主权国家切实履行相关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共同应对这一个全球性问题。

最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对于难民的救助只是在问题出现之后的一种补救措施，并不会从根源上解决难民产生的问题。联合国难民署虽然已经尽到最大努力去安置难民，但是难民的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安置的速度，使得难民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这也对国际社会应对类似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难民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同样也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武装冲突以及环境恶化的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篇二

摘要：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是两种非常重要的管理职能，被称为“代表企业与外界往来的两扇大门”，二者之间关系紧密，共同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服务。在实际市场经济运作中，公关与营销多体现为一种合作的交叉关系，主要表现为营销公关和关系营销。虽然公关与营销在发展中的某些部分是逐渐走向融合、重叠的，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概括来说，公关与营销的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包含不了谁。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就要以“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去处理营销和公关的关系，将二者综合有效地加以运用。

关键词：营销公关;关系营销;和而不同。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的生命力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为了树立良好形象，加大企业生存几率，企业的对外宣传方式逐渐从单纯的营销手段转为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的结合体，营销公关和关系营销正是二者结合的集中体现。公关与营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二者总是以“双管齐下”的方式一起运用于企业管理之中，而二者间的明显区别又决定了它们之间“和而不同”的微妙关系。

1营销公关――营销与公关嫁接、合成后的有力武器。

“营销公关”的新概念是通过把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两大功能整合运作而得来的，是指把公关应用到营销领域的一种手段。它既是对公共关系所提供的营销作用的进一步肯定，又是将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嫁接、合成后产生的健康的第一代。营销公关能有效帮助企业建立起良好的商品品牌形象，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推动商品销售。营销学领域的权威专家科特勒曾经说过：“营销公关的源头一为营销，二为公关，它对企业而言代表了一个重新发声的机会。”营销公关在具体操作中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公关宣传――树立企业基本形象。

公关宣传是营销公关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提供有关企业的各种正面信息，其目的是实现企业营销需要，并提高自身的形象。公关宣传一般选取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由于公关宣传以新闻报道形式出现，因此媒介在对这些事件进行报道时并不收取任何刊播费用，但这也决定了媒介并不保证这些事件一定得到报道。

1.2传媒炒作――集中制造热点事件。

为了吸引关注度，很多企业在营销公关中会着力于策划一些经过精心安排的事件，这种方法被称作“传媒炒作”，是公关宣传手法更加集中、更为高超的一种使用方式。传媒炒作是立体地动态地对某一具体事件进行详尽而全面的集合式报道，它通常可以避免一般公关宣传的缺陷，即短暂、缺少重复，因此也不容易受到高度关注。

1.3危机公关――有效应对问题、威胁。

营销公关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危机管理，称之为危机公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对企业与社会以及相关利益者之间的良好关系造成影响，对企业的市场或形象造成直接或者间接威胁，这一点不论何种企业都不例外。在危机管理中公关不仅要搜集信息、提供建议和参与决策，更重要的是其本身担负着执行的角色，尤其是在具体公关活动的策划推广和协调沟通上更是责无旁贷。危机公关处理的关键是在企业利益和社会及公众利益之间把握一个适当的尺度，并且进行有效地传播沟通，以达到相互间的认同和谅解。

1.4社会参与――架构广泛对话桥梁。

运用社会参与也是营销公关的一个主要任务，其目的是在企业与社会之间架起对话桥梁，这种活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公众形象，而且很多情况下对企业营销也具有直接帮助。由此可见，营销公关是企业商战中的有力武器，二者融合在一起，可助企业叱咤风云、逐鹿商场！

2关系营销――公关服务于营销。

所谓关系营销，是把营销活动看成一个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政府机构及其他公众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其核心是建立和发展与这些公众的良好关系。关系营销作为新的聚合点，它以市场为导向，把服务与质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关系营销与传统营销观念不同，它的着眼点已经由一个转变为两个，将赢得客户与拥有客户看得同样重要。过去市场营销往往将“重头戏”放在怎样“赢得”客户，对如何长期“拥有”客户却关注不够；而关系营销的目的.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改变，使服务、质量和营销这三者环环相扣，将赢得客户与保有客户这两方面相互呼应，有力扣合起来。关系营销通过与客户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使企业与合作伙伴共享资源，不断培育和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下面通过一个经典案例来更深入地阐述关系营销。马莎百货集团(marks&spencer，简称m&s)是英国最大的跨国零售集团，《今日管理》的总编罗伯特海勒曾评论说：“从没有企业能像马莎百货那样，令顾客供应商及竞争对手都心悦诚服。在英国和美国都难找到一种商品牌子像‘圣米高(stmichael)’如此家喻户晓，备受推崇。”在近十年以前，马莎百货集团在以英国本土为主的全面关系营销战略可以说极为成功，这句话正是一个生动的写照。马莎从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门店。其后8年间，在内地陆续有10家门店开张。然而，在11月，马莎宣布，将退出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亏损的国际市场，此次涉及的国际市场关店数量将达到53间，包括中国内地的10家和法国的7家，以及匈牙利、立陶宛等8个国家的所有商铺。同时马莎还将在英国本土关闭60家门店，裁员人数高达2100人。马莎在中国内地乃至海外市场的全线溃败，证明了关系营销的失败将会给企业带来多么重大的打击。马莎百货在华近十年，一直被行业内视为零售业企业在华拓展的“反面教材”。

2.1未能做到围绕“满足顾客真正需要”建立企业与顾客的稳固关系品牌。

关系营销倡导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固的相互信任关系，这实际上是企业长期不断地满足顾客需要，实现顾客满意的结果。马莎在英国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对客户需求的有效迎合。而在中国内地市场，马莎只是把自己在英国的模式直接照搬过来，中国真正知道马莎百货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它的目标客户群也正是这些较年轻的女性，而店里的服装却更适合四十岁以上的人来穿，导致其目标客户人群中几乎无人会在店里消费，其市场定位与实际消费者群体之间发生了明显错位。同时，马莎在门店设计、商品摆放等方面也未能充分考虑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它的自有品牌从款式上直接沿用了英国市场的流行款式，没有将产品本地化，也没有根据亚洲人的体型而设计产品，在中国市场严重缺乏创新。而且门店内品类分区全部使用英文标识，没有对应中文，这一情况直到开业的所谓“二代店”仍未改观。衣服尺码也没有变通为中国消费者熟悉的s、m、l这种字母分类，而是坚持用阿拉伯数字的欧码标签，给消费者带来很多不便。种种“不走心”的品牌营销，使得马莎直到退出内地市场，都未能形成真正稳固的客户群体。

2.2通过规模经济盈利的商业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反成负累。

马莎以往的发展模式是通过与若干规模较大的供应商签下长期独占合约，通过发展规模经济来降低生产成本，控制产品质量，提高商业利润，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它销售的货品高达80%属于自创品牌“圣米高”，在面料采购、产品研发设计乃至生产、销售过程中的众多环节都是自己上手，实行“从制造商直接进货”的政策。但是原本意在控制成本的这一供应模式，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冲击下受到了极大影响，反而成了市场反应速度的拖累者。马莎在中国内地市场涉及供应链的问题一直没有被完全理顺：从海外运来的服装出现因为通关时间过长而导致缺货的现象，电商渠道也有送错货的情况，保质期短的食品类产品所受的影响最大，只要通关时间一长，送到店内就已经临近保质期限，只能低价处理。马莎在华期间几乎一直未曾披露销售业绩，其原因可想而知。马莎百货集团的案例告诉我们：(1)实施关系营销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企业与顾客的关系是关系营销的核心。我们只有以满足顾客的真正需要为基础，才能实现企业与顾客建立长期稳固关系这一最终目标。(2)要与关联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既要从互惠互利的角度出发，同时还要做到与时俱进，与关联企业在所追求的目标和认识上取得一致，这样才能确保长期稳定的“双赢”局面，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3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的“和而不同”

3.1公关与营销的联系――“和”

在长期发展中，公关和营销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公关与营销有着很多联系，我们可以从历史、动态发展、实践整合角度来理解公关和营销的联系。(1)从历史角度而言。公关和营销的起源都是哲学。公关最早诞生于政治和战争，而后进入经济领域，成为4p观念中的一部分，所以公关是属于营销的一部分。(2)从动态发展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4p发展成为4c，后又发展成为4r、6p、6c、5r。在动态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公关与营销的某些部分走向融合、交叉、重叠。公关支持营销，但并不是营销的从属部分。(3)从实践整合的角度而言。它们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有共同的产生条件，即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有共同的指导思想，即用户第一，社会效益第一；它们还有相似的传播媒介，即大众传媒。此外，还有关系营销、营销公关、消费者关系等二者的交叉部分体现了营销与公关之间的紧密联系。

3.2公关与营销的区别――“不同”

(1)范围不同。市场营销一般仅限于企业生产流通领域，基本局限在经济领域内；而公共关系所涉及的则可以是社会上任何一种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除企业以外，它还涉及政府、学校、医院等各种组织，这远远超过了经济领域的范围；公共关系所具有的社会性比市场营销更加广泛，学科应用范围也更加广阔。(2)目的不同。市场营销的直接目的是销售产品，从而进一步扩大赢利，产生企业效益；公共关系的目的则是树立起组织的形象，形成良好的公众信誉，从而使组织获得长足发展。(3)手段不同。市场营销所采用的手段主要包括价格、推销、广告、包装、商标、产品设计、分销等，这些手段都与产品销售这一目的紧密相关；而公共关系所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发放宣传资料以及举办各种专题活动，如记者招待会、社会赞助、典礼仪式等。(4)目标不同。市场营销的基本责任是建立和维护一个组织的产品或服务市场，在长期基础上吸引和满足顾客，以便赢得一个组织的经济目标；公共关系的基本责任则是建立和维护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互惠互利的关系，力求通过长期的努力，建立起组织的良好形象，而并非仅仅追求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利益。(5)聚焦不同。市场营销主要聚焦于顾客的交换关系，其基本过程是通过交换既满足顾客需要，又赢得经济利益；而公共关系的聚焦则广泛许多，它可以涉及各类公众，包括顾客公众和非顾客公众，如雇员、投资者、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等。

4结语。

总的来说，公关解决的是组织与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营销解决的则是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如何被公众所接受的问题。没有市场营销，企业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基础，其公关形象也全然无从谈起；然而没有公共关系，企业的发展又缺少持久的生命力。有效的公共关系可以维护和谐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环境，从而促进市场营销工作顺利开展；而成功的市场营销会对建立和维护组织与公众之间的良好关系发挥有效助力。把握两者之间“和而不同”的关系，将营销与公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对于企业优质高效地完成略目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钟育赣.营销公关:一种扩大视野的理解[j].重庆商学院学报,(5).

[2]陈英毅.企业间营销关系:关系、互动和价值[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熊和平.关系营销实战操典[m].广东经济出版社,.

国际关系论文篇三

美国留学国际关系专业详解。美国大学的专业非常多，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下美国国际关系专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课程介绍：

国际关系专业的重要方向之一是比较政治。旨在培养学生用比较的眼光去理解和研究政治现象，并给学生介绍研究政治的一些方法及这些方法在政治分析（politicalanalysis）中的运用。

美国的国际关系硕士课程通常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与历史、国际政治经济及发展、国际贸易、国际法、国际环境及国际技术和外交政策等。这些重要课程也是国际及公众事务（internationalandpublicaffairs）和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affairs）专业的重要课程，因此美国大学里的上述三个专业是种互通的关系，学生可以同时申请。

在美国，国际关系专业设有四种学位：文科学士、文科硕士、理科硕士和博士学位。但不是每个大学都同时就该专业设有这四种学位。比如斯坦福大学就没有设立单独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学生在完成一年的硕士课程后必须继续攻读博士，就是通常所说的硕博连读。还有一些学校只设立该专业的学士学位，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大多数美国大学给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授予文科硕士，但也有一些学校，如佐治亚理工学院（git），为该专业授予的是理科硕士。这两种学位涉及的主要课程大致相同。区别在于理科硕士比文科更强调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git还十分重视课程设计的'个性化，通过让学生跨学科选课这种方式来满足每个学生个人的学习需求。国际关系专业博士课程与硕士课程相比，所学内容更加深化，广度上因此有所减小。

就业前景：

随着我国和各国交往的紧密，中国地位的上升。国内需要大量的能够处理国际事务，能够对外交往，能够进行跨国合作的人才。像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的交往，还有一些国际法律、商务、文化的交流，各种各样的机构、组织、跨国性质的非常之多。所以，这方面对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有一定的需求。这样的专门人才，应该说在市场上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国际关系论文篇四

国际法方学说及学派与国际法研究方法紧密相连，一定程度可以说方法是学说、学派之因，学说、学派则是方法之果。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是国际法的主流学派，与其相对应的国际法研究方法便是价值分析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法方法，这两种方法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构建”作用。

一、国际法研究方法概述。

近些年来，我国国际法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涌现出大量的学术著述，但在研究方法上并无显著变化。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只是在一些教科书中有简要陈述，而在实际研究领域较少有人谈及。德国法学方法论大师卡尔·拉伦茨在其名著《法学方法论》中指出：法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判定一门学科成熟到何种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标示就是看其有无特定的研究方法。[1]国际法作为法学门类的一门独立学科，自然要适用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同时应有自身特殊的研究方法或者至少在法学一般研究方法中有所偏重。

国际法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学说和学派，这些学说及学派和研究方法紧密相连，一定程度可以说方法是学说、学派之因，学说、学派则是方法之果。[2]20世纪之前，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是国际法的主流学派，自然法学派主张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自然法则是从自然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概念，如人类良知、理性、共同法律意识等。实在法学派则认为国家意志是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否认从自然法抽出来的抽象概念作为国际法效力根据。与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相对应的国际法研究方法——价值分析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法方法，实证分析采用事实分析、判断和评价的方法，而价值分析则多采用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方法。前者要解决的问题为“实际是什么”，而后者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是什么”。[3]就国际法而言，实证分析方法要解决的是国际法“实际是什么”的问题，价值分析方法要回答的是“国际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两种方法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构建”作用。

二、价值分析方法。

价值分析方法是一种从应当如何的角度分析、判断和评价法律问题的研究方法，它实际上是对法律进行一种超越其规则形态的价值判断和终极关怀。[4]价值分析的方法一般被法学家用来研究、分析既有法律规则的优点与不足，侧重于对法律漏洞的分析，以期对未来立法及法律适用有所贡献。法律及法律活动之所以不是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是因为法律不是自然物，不属于自然界，而是人造物，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人不仅仅是生物地存在者，而且是能够追问意义和追寻价值的存在者。价值分析研究方法对于认识国际法的本质和价值取向，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法制度，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5]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分析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及完善。

三、实证分析方法。

尽管存在对实证分析方法的一些批评，但实证分析方法在国际法领域的主导地位未曾动摇过。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实证分析方法的批判无力推翻实在法学派赖以建立的基础——广泛的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基于批判实证分析方法而产生的各种研究方法反过来对改革完善实证分析方法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使实证分析方法抛弃或减弱了传统的严格形式主义色彩，转向现代的、更实用、更务实的做法。

四、国际法研究应当结合价值分析与实证分析研究方法。

通过前述研究比较可见，价值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虽然存在着一些本质差异，但是在应用上并不互相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人的价值判断要以事实认知、实证分析为基础，另一方面，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不是盲目的，总是受着一定的价值目标的导引，法律实践更是如此。国际法学家运用价值分析方法进行法律的价值分析，大多是在现有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院判例等基础上进行，只有对当前国际法规范及实践有所理解才能对其进行评判，进而提出在法律价值上更进一步的国际法规则。同样，实证分析也不仅只囿于现有的法律规范及实践，在更深层面是兼顾到法律背后体现的人类社会普遍价值。

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一旦研究方法单一化，其后果是不容乐观的：对于国际法本身，容易使分析对象始终停留在“静止的”文本状态，对于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包括法律的起源、背景、运行空间等“社会学”方面的内容，却处于忽略状态。这样的研究方法，容易使研究成果脱离“现实土壤”，其生命力和对实践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8]因此，国际法学者在研究分析解决国际法律问题时，既要坚持实证分析方法，以条约、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为准绳，对国际法院等司法仲裁机构的判决或裁决进行综合、全面地衡量，又不能弃价值分析方法于不顾，一味遵循当前的国际法律制度，而不去思考法律背后牵涉的国家利益、人类价值理念等是否符合公平正义。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是法律认识和实践必要环节，二者不可偏颇，它们贯穿于整个法律实践过程，正是它们的统一使得对国际法的认识和实践不断向前发展，有二者结合才能让国际法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并且更符合长远发展的需要。

国际关系论文篇五

当前阶段，大数据已经成为了人们经常谈论的课题，它不仅仅在计算机领域中占领着主导地位，也深入渗透进了各行各业、不同领域，国际关系也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很大变化。尤其近年来一系列的国际僵持事件把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大数据的研究推上重要位置，大数据也因此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必要课题。

一、大数据时代的诞生与内含。

（一）大数据时代的诞生。

大数据时代的诞生有着特殊的时代环境和技术背景。

從时代环境方面来看，在大数据诞生和发展的这些年间，社会环境在各方面都是处在高速发展中的，说是日新月异也不为过，在这种环境下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对自身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做出决定前就要广泛的参考各种各样的信息数据来保证决定的准确性，对数据的依赖随之加深。

从技术背景方面来看，早在上世纪初，电话、电报等新型信息流通方式的出现就大规模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生出了大量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更迭，移动信息设备广泛普及，数据存储变得日常和廉价，云计算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大数据时代来临的各种必要技术条件都已备齐，大数据时代也就应势到来了。

（二）大数据的内含。

大数据的具体内含至今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但是大数据首先是一种数据，一种独特的信息资产，它不仅仅是以枯燥的数字形态出现，还包括着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态的信息。“大”是其区别于其他信息的重要特点，这个“大”有着多重含义，首先，也是最浅显的一层含义，就是其数据储存量大、数据种类多、数据计算量也大；其次，从深层含义上来理解，大数据所代表的如此庞大的数据信息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相互关联存在的，数据之间有着独特的“关系网”，利用这些密切的关系网，我们可以从数据中分析出想要得到的信息，这也就是所说的大数据处理，大数据处理是大数据时代一种重要的能力，也是发掘数据背后价值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

二、大数据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一）国家数据主权方面。

国际关系多种多样，总归来说离不开竞争与合作，国家的实力是国际竞争与合作所要考虑重要条件。在如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国家的竞争力往往与这个国家拥有的数据量及数据的来源途径的多少和处理数据的能力的大小密切相关，因此，国家的数据主权必须要予以重视和维护。事实上，在如今的大国竞争中，大数据的博弈已经白热化。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大数据对于国家数据主权的意义。首先，大数据承载着信息，是数据主权的基础，利用大数据可以分析出一个国家和地区最新的经济、军事、社会动态，是维护国家主权必不可少的功课；其次，大数据作为一种信息权利在主权国家的国际关系维护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权国家的社会权利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承载着信息的各种数据，大数据发展实力强劲的国家可以利用各种信息平台将自国的信息数据扩散出去，增强本国的影响力，从而在国际关系中保有更大的权利；最后，只有做好了大数据控制才能合法维护国家的主权，控制才能了解，了解才有权威，有权威才能进行引导，大数据控制是了解国内外各种信息的不二渠道，了解是维持权威性的重要手段，因此，大数据是国家维护其主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柱。

（二）国家安全维护方面。

维护国家安全是社会和每个国民的责任，在大数据时代，利用数据信息来维护国家安全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新时期，利用大数据对国家安全维护进行创新发展必将使国家的综合实力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其次，利用大数据还可以对未来国内外各种领域的走势进行预测，通过现有的以及可获得的数据信息来推敲出本国或者他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社会动态、军事变化、科技发展情况、经济走势等情况，就可以为国家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安排应对措施，为国家的安全增添了新的保障。

（三）经济实力提升方面。

在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方面，大数据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它的商业价值方面。在当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商业交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实体商品与财产的交换，更多的是有关的数据信息等虚拟商品的交易，这种交易使数据的经济效益增加，商业价值变大。在过去，已经用过的企业的相关产业信息成为了废弃物品，不仅保存不便，还占用空间，十分浪费，但是在大数据新时期，这些数据信息可以重新成为商品，直接变现，为企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除此之外，大数据对经济的贡献还体现在催生除新的商业模式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通过大数据处理和云计算技术，企业可以快速找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方法，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使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经济也会因大数据而发生较大改变，所幸，它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大数据时代国际关系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关系的不断改变中，人们始终期盼的是维持平等的关系，但是，大数据时代在一切得到发展的同时却催生出更多的“不平等”。数据鸿沟的出现使得这些不平等的情况明朗化，对于数字鸿沟，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它。首先，在数据获得方面，数据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的整合分析得出的，因此，并不是所有主体都能够得到这些数据，在国际中，比较强的国家并加以利用，强者更强，差距更大；其次，在数据的分析利用方面，数据处理是一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的，有些人得到数据可以准确快速地对其进行分析处理，利用该数据获得发展，而没有能力处理数据的人即使得到了数据也无法利用，之能够白白浪费；最后，数字鸿沟还体现在学习机会的获得方面，对于强国来说，公民有着各种各样的机会学习大数据处理的相关知识，然而对于大数据技术本来就弱的国家来说，却难以得到比较好的学习机会。总而言之，大数据时代下，难以跨越的数据鸿沟严重阻碍了国际关系的平等发展。

（二）新型数据霸权的出现。

說道霸权主义大家都不陌生，我们一直致力于建设民主的国际关系，但是霸权主义一直阻碍着国际关系民主性的发展，在大数据发展的新时期，霸权主义也不仅仅是我们以往了解的形式，而是更多的以数据霸权的.形式出现。二战以来，美国与西欧等发达国家的科技一直走在世界前沿，且美国作为世界龙头一直推行着霸权主义，阻碍他国的发展，大数据处理也是美国首先推行的，之后，美国开始大力发展大数据事业，除强硬的技术支持外，还通过政策手段把大数据的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试图迅速在大数据技术方面扩大与他国差距，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美国的表现就是典型的数据霸权主义，上文中的数据鸿沟是因为客观原因拉大了强者与弱者的差距，那么数据霸权就是主观意图的拉大差距，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破坏国际关系的民主性。

（三）国际合作的安全威胁增大。

竞争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主要模式，上文提到的两种挑战主要是出现在国际竞争中的，但实际上大数据时代，国际合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安全威胁的增大是最常见的。对于大数据来说，数据的量越大，涉及到范围越广，数据分析处理的水平越高，那么这些数据能够发挥出的价值就越大，因此，在大数据方面，两个或多个国家进行合作能将大数据带来的效益发挥到最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数据鸿沟和数据霸权。然而，由于不同国家的政策不同且合作中的国家都想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使得国际合作的安全威胁增大。

在大数据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就离不开对数据的存储和运输，在数据存储和运输过程中都存在着安全威胁，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对于数据管理的法律和观念不同，数据在合作国家间传输时，就会受到不同的法律管理，风险是非常大的。

四、我国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国际关系变化。

（一）政府给予重视、出台相关政策。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诞生，我国已经意识到了大数据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变化，在未来，政府要更加重视大数据的发展，利用各种政策条件推动我国大数据发展进程。目前，我国政府还没有出台关于发展大数据的相关政策，但是已经在部分规划中对加快发展信息处理技术做出了明确规定，随着大数据发展的愈演愈烈，我国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政府要大力培养人才，利用政策制定出最适宜的发展战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加以创新，走向大数据发展的前沿。

（二）建设数据平台、重视数据的整合与利用。

随着大数据发展的推进，数据的总量会越来越大，数据的分类处理也会越来越复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更好的发展大数据，应对大数据带来的国际关系的调整，我国应该建设数据平台，对数据进行整合，使数据利用更加方便。为了迎接国际关系中的大数据变革，我们要努力超越其他国家，走在大数据发展前列，在全球大力发展大数据技术的背景下，想要超越他国，建设平台，整合资源，有序发展是不二法门。

（三）结合社会实际情况应用大数据。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发展状态，在应用大数据技术谋求发展和精进大数据技术时，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实际去把发展模式过度理想化，结合自身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发展，稳扎稳打，才能发挥出大数据的实际效果。国际关系是纷繁复杂的利用大数据处理国际关系时，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涉及领域，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大数据，切忌千篇一律。

五、结语。

在全新的大数据时代，国际关系风起云涌，产生着新的变化，大数据在特殊的时代环境和技术背景下诞生，有着其独特的内含，对国际关系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维护我国的数据主权、国家安全，提升我国经济实力，解决大数据时代面临的难以维持国际关系平等、数据霸权主义出现、国际合作安全受到威胁等挑战，我国要从利用政策、建设平台、结合实际来大力发展大数据。

【参考文献】。

[1]试论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j].王逸舟.欧洲.1994（01）。

[2]中国互联网“时势造英雄”[j].田溯宁.互联网天地.（08）。

[3]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权和国家数据战略[j].沈国麟.南京社会科学.（06）。

国际关系论文篇六

李广民。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国际法学界存在两派理论，三种学说。所谓两派理论即“一元论”（monism）和“二元论”（dualism）；所谓三种学说，即“国内法优先说”、“国际法优先说”和“平行说”。“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认为国内法优于国际法的，被称为“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被称为“国际法优先说”。“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这两个体系互不隶属，地位平等，故被称为“平行说”。

“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作为法律，与国内法同属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际法是依靠国内法才得到其效力的。换句话说，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内法，国际法是国内法的一部分，是国家的“对外公法”。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学说无限扩大了国家主权，鼓吹国际法受制于国内法，实际上否定了国际法的效力，使国际法本身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了绿灯。日本学者虽不同意这种学说所主张的国际法的效力是国内法所赋予的，但他们却认为，并非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国内法的优先。在国内关系上，通常由各国宪法来决定适用于该国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两者的效力关系，有时还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是有效的。当然，日本学者只是将这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他们也认识到在解释上尽可能使国际法与国内法协调起来，在实践上防止各国宪法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的效力。

“国际法优先说”认为，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法应处于主导的地位。国内法的妥当与否，应由国际法来确认，换句话说，国内法的合理性来源于国际法。这种学说虽适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普遍要求加强国际法效力的潮流，但它却因过分强调国际法的重要性，而否定了主权国家应有的制定和实施国内法的权利，使国际法蜕变成“超国家法”和“世界法”。在这一点上，中日学者的看法基本相同。

日本学者认为，“一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是没有错的，但要在同一个体系中，分出国际法和国内法孰优孰先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主张，从现代国际社会的性质和结构看，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既不能说国际法赋予国内法效力，也不能说国内法赋予国际法效力。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以国家的意志为媒介而实现统一的。国家意志在国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单独起作用，而在国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是同其他国家一起起作用的。日本学者赞同“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各自应有不同的合理根据”，但反对“二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他们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在国家意志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中国学者认为，“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是有道理的。因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在法律主体、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法律渊源、效力根据和实施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象“二元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紧密联系的交错关系。中国学者虽不同意“一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视为同一个法律体系，但对“一元论”所指出的两个的共性也加以肯定。承认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国际法并没有统一规定如何将其实施于国内。各国在国内适用国际法的实践也千差万别。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宪法都没有规定国际法或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在我国的地位，更没有关于国际法在中国适用的具体规定，但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却涉及到这些内容。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已经确立了国际法在国内适用的规则，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已开始这方面的立法工作。从国际条约在我国的实施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是直接适用。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实践上看，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经国务院核准的，一般即在中国发生效力，可以直接适用，而无需经过特别程序。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曾公开表示：“根据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缔结或者参加国际公约，要经过立法机关批准或国务院核准程序，该条约一经对中国生效，即对中国发生效力，我国即依公约承担相应的义务”。关于《禁止酷刑公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中国代表表示：该公约一旦在我国生效，“其所规定的犯罪在我国亦被视为国内法所规定的犯罪。该公约可以在我国得到直接适用”。

第二是对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些规定表明，除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凡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均作为中国国内法的一部分直接予以适用，而当条约与国内法规定不一致时，条约处于优先地位，适用条约规定而不适用与之不一致的国内法定。

第三是按照国际条约的要求，采取相应的国内措施。比如中国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后，先按公约的要求，确立的管辖权。1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接着修改法律，补充相应条文。中国当时的《刑法》并没有关于劫持航空器罪的规定，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这种新罪名，修改后的《刑法》则明确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刑法第9条）“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刑法第121条）。

第四是为实施国际公约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如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我们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我们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们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为实施《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我们还制定了《著作权法》。

第五是根据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及时对已有的国内法进行相应的补充和修改。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后，就对已有的《专利法》和《商标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对国际习惯，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均表明了尊重和遵守的积极态度。如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率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986年制定的。

《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都有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条文。我国一些民商事法律还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的民商事活动按“对等原则”办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等。“对等原则”实际上就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我国一些部门法还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在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大量双边条约如司法协助、引渡、领事条约中,都吸收了若干国际习惯法规则。对于近年来在空间法、海洋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国际人权法等领域新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中国都表示尊重、遵守。长期以来，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国际习惯持肯定态度，违背国际习惯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导弹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伤害我驻外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引起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与中国不同的是，虽然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第98条）但在国内法秩序中，日本却将宪法至于优先的地位，即所谓的“宪法优先论”。他们认为，条约虽然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但在缔结条约时，全权代表是由内阁任命的，内阁的这种权限又受到“外务公务员法”、“内阁法”更进一步说是受“宪法”制约的。内阁批准条约的权限、国会承认条约的权限、天皇认证条约的权限，都是基于宪法而生产的。因此可以说，条约来源于宪法。再说，宪法的修订，必须经过众参两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赞成，并经国民承认（国民半数以上赞同）才可进行。（参见宪法第96条）而缔结条约时的国会承认，只要众参两院各有1/3以上议员出席，半数以上议员赞同即可。这样轻而易举就可得到承认的条约，其效力自然不能与必须经过慎重修正程序的宪法相比。此所谓“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

其次，日本认为，国际法只是国家的义务，如果国家违反了国际法，就承担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责任。但国际法不能直接约束个人，国家只有依据国际法（国际条约）的内容，制定个人应承担义务的法律，才能在国内实施，这就是国际法规范的国内化。如果没有这种国内化程序，国际法只是在国际社会层面对国家课以义务，而在国内社会层面，依然是与国际法无关系的国内法对个人课以义务。例如，根据《新日美安保条约》及《新美军地位协定》，凡日本政府同意美军使用的区域，若属国有地，美军则可以直接使用，若属私有地，则美军不能直接使用。这就是说，日本政府只是从国际法上承认了美军使用这一区域的权利，但从国内法上，并没有对该土地的所有者课以允许美军使用这块土地的义务。只有在日本国会为此专门制定了《特别措施法》以后，这个问题才顺利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坚持的是“二元论”，国内法在国内有效，国际法在国际社会有效。

当然，日本也不是绝对坚持“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也承认“一元论”中的“国际法优先说”。一方面，日本也承认“自动执行条约或条款”，而且日本也积极进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国内转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当国际条约与本国国内法生产抵触时，优先适用条约。他们的解释是：宪法规定的“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虽不能解释为“条约优于宪法”，但至少可以说，只要是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已缔结的有效条约，立法机关就应据此制定相关的国内法；行政机关的实施国政的时候，就应该尽量与之一致；司法机关在裁判的时候，就应该承认其法规性；作为国民，亦应诚心诚意去遵守它。前面从通过手续上比较了宪法与条约的优劣，其实，全权委员也好，阁僚、国会议员也好，他们均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在条约起草、签署、批准、承认时，他们就应该判断条约的内容是否违宪，如果一定要缔结违反宪法的条约，那也得先改定宪法的有关内容，再缔结条约。

总之，不能简单地说，日本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支持哪一种理论，哪一种学说。不管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上，日本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时而倾向“一元论”，时而倾向“二元论”，时而主张“国内法优先说”，时而主张“国际法优先说”。从这点来说，这到符合日本外交中“实用主义”的传统。

国际关系论文篇七

abstract6—7。

目录8—10。

导言10—20。

一、论文选题10—12。

二、文献综述12—15。

三、选题意义15—16。

四、主要观点16—17。

五、研究方法17—18。

六、章节安排18—20。

第一章21世纪前土耳其与海合会合作关系的历史回顾20—27。

第一节海合会建立前土耳其与海湾国家的合作关系20—22。

第二节冷战后期土耳其与海合会合作关系状况22—24。

第三节后冷战时期土耳其与海合会合作关系的突破24—25。

小结25—27。

第二章21世纪以来土耳其与海合会合作关系的发展27—40。

第一节土耳其与海合会政治合作关系的发展28—30。

第二节土耳其与海合会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30—36。

第三节土耳其与海合会安全合作关系的发展36—37。

第四节土耳其与海合会文化合作关系的发展37—39。

小结39—40。

第三章土耳其与海合会合作关系发展的动因40—51。

第一节国际格局与中东格局的背景40—42。

第二节大国因素对双方合作关系的影响42—43。

第三节经贸关系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43—44。

第四节建构地区安全在双方关系中的作用44—47。

第五节政治改革和宗教因素的影响47—50。

小结50—51。

第四章土耳其与海合会合作关系发展的影响51—59。

第一节对土耳其和海合会的影响51—52。

第二节对中东地区权力结构的影响52—54。

第三节对中东热点问题的影响54—58。

小结58—59。

第五章土耳其与海合会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59—64。

第一节当前双方合作关系发展中存在的局限性59—61。

第二节土耳其与海合会合作关系的前景判断与强化措施61—63。

小结63—64。

参考文献64—74。

中文参考文献64—67。

外文参考文献67—74。

国际关系论文篇八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都曾对“宣战”问题进行过多次研究，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政府都选择了“不明确宣战”的策略，本文通过对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的阐述，从而为分析日本“不宣而战”和国民政府“战而不宣”的原因做一个基本铺垫。

〔关键词〕宣战交战意向战时中立法。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四、五年的侵略战争。为此，中国也进行了至少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管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还是进行抗战的中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明确宣战”的策略。要搞清日本“不宣而战”和国民政府“战而不宣”的原因，首先就必须弄清楚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本文着重阐述了何谓国际法上的战争；怎样才算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以后，交战双方的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交战双方与第三国的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最后本文还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原始档案，介绍了日本国际法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知道，在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追究日本战争责任，除了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外，有关国际法的规定和当时日本对国际法的认识同样十分重要，本文写作的目的，便是想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一

关系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也无济于事。正因为如此，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不仅自己尽力避免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而且非常担心日本对中国明确宣战，即日本单方面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抗战初期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在研究或讨论宣战问题时，更多地不是自己是否对日宣战及宣战的利弊，而是讨论日本是否对中国宣战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比如，1938年3月7日，军委会参事室会议讨论宣战问题，王世杰就主要分析制约日本对华宣战的国际因素，特别是英国的态度和欧洲的政治形势。蒋介石也主要考虑英美海军对日本的制约作用。另外，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宣战问题的文书，其中两件就专门针对日本对华宣战问题，其中一件是《谨就政府关于日本对华宣战应有之准备条陈意见》、一件是《关于日本对华宣战可能性的估计意见》，而与此相对照，日本外务省记录中虽收录有大量关于宣战问题的材料，但关于中国对日宣战的材料却一份也没有。

二

[1] [2] [3] [4]。

国际关系论文篇九

摘要：随着国际变化风起云涌，国际关系成为了众多专家学者研究重要课题。而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边缘地位的北欧，就安全、和平、福利、区域认同等各个研究领域，已经发展出了鲜明特色的研究方法和视觉，在国际上的影响快速扩张，为国际关系多元化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从现状来看，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之处。本文分析了北欧的国际关系特征，阐述了北欧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

一、前言。

一直以来，丹麦、瑞典、芬兰以及挪威等国家共同组成的北欧，其发展特征以及议题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时至今日，北欧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处于世界国际关系落后地位，但是各种专家学者对北欧各国安全、和平以及区域认同等已具备独特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并且以开放式姿态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虽然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将美国主流学合作看的比较重，但是他们也并不甘愿成为其附属，努力的保持当地地区个性，通过自身特色发展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多元化。因此，北欧的国际关系具有其独特特征，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权利不对称与多边主义。

对于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大都是将次国的行为体当做了研究对象，然而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且不同，它主要是强调权力与双边的对称关系，其研究的对象还是国家。北欧一些研究者甚至还研究地方政府的政党制度化、微观外交以及政党外交。让国际关系研究更具有广泛性。

(二)研究主体不同。

美国研究国际关系的是国际关系专家，但是北欧的国际关键研究主体却是政治学家。其根源就在于北欧研究国际关系局限于政治学科框架之中，虽然有一些国家构建了国际政治研究，但是大学之中却没有建立国际政治体系，必将导致研究者项目、数量及硕士生、本科数量均在稳步提升。

但是相比而言，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往往没看中国内的政治，而是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分离开，研究政治体系的学者也不会关注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学者就不了解外交政治。对于政治学科广泛及多样性形成的综合影响，北欧走在美国前。

(三)学者关注重点不同。

在北欧研究国际关系多是国际政策以及社会上的观察者，这一点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有较大区别，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比较关注当前，以咨询者、建议者的身份靠近决策的核心。有一些国家还直接影响到外交政策。除北欧除芬兰之外，大都数国际关系研究者并没在外交策略中，因此所研究的课题和国家的外交政策没有关系。

(四)人才培养方向。

北欧与美国国际关系人才培养方向上有明显的差异，美国的国际关系学重点在于造就专才，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上侧重于培养通才。这些学者大都是不同的研究角度去挖掘新观点，具备较强的综合性，各种学科都是为研究提供发展基础，就能够培养出全能型人才，但是研究太杂太多，就没有专业性了。

(五)关注的理论上差异。

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重点在于宏观理论方法，而北欧国际关系学者且重点在于从检验中去观理论。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认为，中小型国家应该关注战略的环境，战略环境必然会影响国家行为，威胁到国家行为在国际体系中的制约程度。

这种理论重点落在了研究冲突管理、研究决策、一体化以及谈判，而不是全球模式。这种理论对目前国际问题且具有更现实意义。

(六)对象差异。

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大都是以本地或者欧洲范围中的国际关系为对象，极少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关系。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现实之中，北欧的国际实力以及其中立国际形象。总体来看，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研究上大都侧重于具体性、使用性以及经验性，对于估计问题具有超然态度，体现出人文关怀。

从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征可以看出来，因为北欧所处的环境和国际地位决定了北欧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研究和平。

一直以来，北欧国际关系上都将和平研究放在重要地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研究地位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势均力敌，北欧的一些国家还开设和平研究体系，并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这就致使北欧的国际关系具备了传统与优势，构建出了鲜明区域特色。研究和平其根源在于：1、北欧各个国家所处战略环境与地理位置较为优越，极少面对武力的威胁，致使和平成为北欧研究主题;2、北欧的国家大都比较富足，政府也比较重视国家关系学科的发展，并且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合作与交流，虽然涉及到多个学科但是基础仍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取向仍在理论、国际以及价值上。

(二)先进的安全观。

北欧的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哥本哈根学派。该学派成立与1985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观成为了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重要议题。该学派主要吸收构建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和平研究等等各种理论方法，采用新视角开拓北欧国际安全研究新领域，展现出欧洲独特特色。哥本哈格学派从理论上阐述了安全观的重要性，并且从欧洲现状入手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特别成为了欧洲冷战之后地区的安全动因转变的因素，为一体化未来构建信心。

(三)研究北欧的认同。

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直将北欧认同作为重要内容，根源就在与欧洲认同与一体化大背景之下，保留着北欧独特历史传统与语言文化、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北欧认同体现出保持北欧的地区特色和热性原则，融进欧盟大环境的同时，还要需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安全位置。

四、结束语。

北欧国际关系研究具备其自身独特优势，从其特征看出来无论是在安全、和平以及区域认同还是国家福利模式上，都具有鲜明特色研究方法与视角，并且这些特色不断的影响着国际关系研究。

参考文献：

[1]石贤泽.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dd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多元选择及其绩效差异[j].欧洲研究,(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3]吴志成,杨娜.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评析[j].教学与研究,(10)。

国际关系论文篇十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资本、商品、技术、人员的跨国流动程度超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要加强国际法人才培养，努力造就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国际法人才，提高我国参与国际立法和国际司法活动的质量。”因为“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肩负重要国际责任的大国，有众多复杂的国际法律事务需要国际法专业人才去处理或提出法律建议。国际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作为国家间交往的行为规范，其对谈判、缔结、签署、批准、解释、实施等诸多环节的规范都会存在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研究、这需要更多的专家型、复合型国际法律人才。

要成为高素质的国际法人才，既要懂国内法，又要懂国际法;既要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素养，又要拥有一定的实践能力;既要精通母语，又要熟练掌握国际法专业外语，包括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这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然而，国内的国际法教学尚不能较好地满足培育更多高素质法律人才的现实需要。因此，明确国际法律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结构，探讨如何通过国际法教学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培养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目标，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制约我国培养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教学因素及成因。

知识化、国际化、通才化将是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全球化对国际法人才培养带来了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国际交往中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国际法律人才，另一方面现行培养机制难以在质量方面满足社会需求。“纵观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现状，面临两个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一是法律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究竟应该走职业化道路还是专业化道路，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第二是法律人才培养目标问题、从各国法学教育的传统及现实看，法学教育具有三个可能的目标，即培养法律学者，培养法律工作者，培养有修养的人。”就本科阶段而言，学生的毕业去向差异很大:进公司、做公务员、读研、出国深造、进律所等。不同职业规划的学生对自身所应具备的职业素养的准备重点也往往会存在差异。比如，要出国的学生特别重视外语，要参加司法考试的学生和要考研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要求也会有所不同。再加上高校本身在培养机制方面的诸多弊端，如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和目标、对师生评价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诸多局限性的叠加形成消极合力，妨碍了培养更多适应全球化和市场需要的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目标的实现。学生的国际法法律英语运用能力有待加强，国际法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有待提升，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也需提高。应当“改变那些束缚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跨国法律人才的知识结构至少包括本国法、外国法、国际法、法律英语等，此外还应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为了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国际法人才，除了国家、学校制定科学、可行的培养模式、培养目标及建立合理有效的对学生、教师和高校进行考核的机制外，国际法专业教师本身的专业理论素养、教学理念和方法都会深刻、长远地影响上述目标的实现。教师应重视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关系实践的融合及对国际法专业英语(或其他语种)的强调和应用。在课程设置上，既要重视法学专业学科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又应兼顾学生未来的实际工作需要。

对许多法学专业本科生来说，即使其所在学校法学院、法律系与律师事务所或当地法院等单位有合作关系，能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但往往与国际法课程不相关，与法律英语不相关。因此，难以将国际法理论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弥补该缺陷的方法有重视时事新闻、教学视频、专业外语、案例分析方法在培养高素质国际法人才方面的作用。德国法学职业教育中非常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各层次的法律职业教育和培训教学安排中，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至少在一半以上，而且理论教学与实际工作交替进行”。

1.时事新闻、视频资料在培养国际法律人才中的作用。

国际法与国内法不同，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联系密切，不重视媒体中涉及国际法学的新闻报道，就不利于学生对国际法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在教学中就会脱节。“活的国际法不仅仅体现在案例中，也体现在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因此要体现国际法是活的法，还必须关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相关新闻报道或时事评论是国际法学理论与国际关系实践相结合或服务于实践的最好诠释。“学习国际法要对当代国际事件及时跟踪掌握，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政治形势有一个宏观的把握。通过对近年发生的国际问题引导学生展开探究和思考。”教师和学生都应关注这些相关信息，进行资料收集及分类工作，将最新的相关时事应用于课堂教学中。这既可减少课程的`枯燥性，又可温故知新，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4月3日《联合早报》网刊登了《九段线不在联合国海洋法框架内》一文，可就此引导学生讨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就与局限性及中国在该公约谈判中的认识误区及后果。

国际法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的原则和规则本身，不能只教“纯粹的法律”，要讲国际法背后和之上的东西，讲国际法与国家间力量的关系，讲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讲意识形态与国际法的关系，讲文化传统与国际法的关系，讲国际法所追求和实现的目的。视频资料所具有的趣味性、形象性、生动性、信息量大等特点，能将难以用语言来充分诠释的内容具体化，减少学生理解的困难，激发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兴趣，增加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可与教师课堂教学形成优势互补，使枯燥的教学变得更加有趣味。

2.重视案例分析在培养高素质国际法人才中的作用。

高素质的国际法人才还应具备较强的分析、应对国际法律争端的能力。“对国际经济法这样实践性很强但又离日常生活较远的学科，案例教学法更是意义重大。例如，wto中的轮胎特保案、汽车零部件案等，既是新闻热点又是理论热点。案例是当事双方具体争端的体现，相比于国内法案例，国际法领域的案例往往更加复杂。通过将所学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应用于具体案例，不仅能加深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建立知识间的联系与框架，而且有助于将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如何在有限课时内合理引入复杂的国际法案例并完成相关教学任务，对教师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跨国型高素质法律人才需具备较强的外语能力，要“能够熟练使用外语从事法律工作，包括谈判、起草文书、参与跨国诉讼和仲裁、设计跨国法律问题解决方案等。对跨国法律人的首要要求就是多语言应用能力，避免由于语言不熟造成的理解错误”。现在全国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仅有两千人左右，熟知国际法、国际贸易法和wto规则的律师尤其稀缺。北京的近一万名律师中仅有三百名具备从事涉外法律工作的能力，上海五千多名律师中只有五十名左右的律师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其他省区的缺口更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失衡，具有较强的经贸、管理、新闻、法律等专业知识的外语人才缺乏、”在国际法学教学中，适当借助外语词语、句子，有助于澄清教材中介绍条约条款时的模糊表达，也有助于激发学生思考问题的主动性，在学习国际法课程中学习法律英语，以弥补公共英语课程的不足。例如，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dueregardto”一语的分析，可初步了解军舰、机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军事测量、侦察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的原因、现行国际法规定及中美实践。此外，有权部门、个人的双语翻译可能成为它国在诸如wto之类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起诉中国的证据。翻译中存在分歧的实质就是条约解释方面的分歧。“巴西影响干可可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中对此有所涉及。“中国入世谈判经历了巧年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签订的一些文件中确实存在不少谈判者自己都不一定弄清楚其确切含义的措辞……有些则可能受到语言的影响。”可见，国际法中的外语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个人工作是否顺利、国家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等问题。

“三国法”间存在密切联系。国际经济法孕育于国际公法，但至今也尚未厘清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间的边界。高素质国际法人才应能建立知识与学科间的有机联系，减少“见术不见林”的现象。“在教学内容上，必须兼顾深度和广度。国际经济法是一门综合法律，既包括国际法，又包括国内法。为此必须注重采用比较法找出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比较法的角度去开拓学生对国际经济法的理解，增加教学内容上的广度”，使学生获得的知识网络化、体系化。“在讲授条约法时，紧密联系学生己学过的合同法，运用合同法的原理诸如合同生效的条件、合同对第三方的效力等，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条约法。”例如，在学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其他国际法有关规则’，的含义时，可联系《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国际法的体系化与碎片化、开放性与自足性问题及成因、wto相关案例。

通过教师对知识间联系的重视，学生的问题意识得以加强，对课本内容的理解视角会变得多元。

(三)教师应当具备的高素质。

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人才。教师除应当具备敬业的职业精神外，还应当具有良好的人格品质、高超的教学方法、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较高水平的科研能力。

“创新型教师必须有新的教育理念，主要有:1、新型的师生观，建立平等、民主型的师生关系;2、新型的学生观，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反对‘奴化’学生思想，鼓励其大胆质疑与创新;3、新型的质量观，反对仅以学生考试分数的高低论学生学业的好坏，建立以创造能力的高低考核学生质量的标准;4、新型的人才观，反对‘唯书是从’、‘唯师是从’的好学生标准，建立情商、智商和谐共融和人格完美、健全的人才观;5、新型的价值观，树立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个性得到全面展现的价值观。”

四、结语。

21世纪国家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其中软实力的竞争更具决定性意义，这就包括了人才培养的竞争。没有创新型的高素质(国际法)人才，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就会落后.国内诸多难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创新及各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只有不断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变革现行教育制度中不能适应高素质国际法人才培养的诸多弊端，革新教育理念，优化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拓宽教育视野，真正有效地以市场规律、国家间竞争标准来衡量、考核人才培养的效果，使得国际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衡量教育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和标准，避免国际法人才培养的低效率及培养工作的自目性。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国际法人才的全球化，为培养合格的高素质跨国法律人才，学生和法学教育界都应对此做出努力。

国际关系论文篇十一

个人相片。

姓名：

大学生个人简历网。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1965年2月4日。

证件号码：

婚姻状况：

已婚。

身高：

170cm。

体重：

65kg。

户籍：

四川成都。

现所在地：

四川成都。

毕业学校：

成都大学。

学历：

本科。

专业名称：

毕业年份：

1987年。

工作年限：

二十年以上。

职称：

初级职称。

求职意向。

职位性质：

全职。

职位类别：

高级管理。

职位名称：

工作地区：

成都市;。

待遇要求：

0元/月可面议;不需要提供住房。

到职时间：

三天内。

技能专长。

语言能力：

其他语言;普通话标准。

教育培训。

教育经历：

时间。

所在学校。

学历。

培训经历：

时间。

培训机构。

证书。

工作经历。

其他信息。

自我评价：

从事多年公司和企业管理，有丰富市场营销经验和公共关系融通能力，曾在国有上市企业长征电器工作多年，在成都有一定行业关系。思维敏捷，品行正派，身体健康，具有较强的组织策划能力和独立的市场开拓能力，自带驾驶证c1。愿与有识有缘之士同进退，共发展。

发展方向：

随遇而安共同发展。

其他要求：

联系方式。

国际关系论文篇十二

4、加迪斯：《遏制战略史：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5、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

5、克雷格和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商务印书馆，2004。

6、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7、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9、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0、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1、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3、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4、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解放军出版社，

15、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

16、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

17、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

18．卡伦·明斯特：《国际关系精要》（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9、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

欧洲一体化。

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

丘吉尔《欧洲联合起来》。

彼得·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

路易·巴尔齐尼《难以对付的欧洲人》。

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

汉里德《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

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马西普《戴高乐与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