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挑战和困难时，总结自己的应对方式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在总结中，要突出自己的亮点和成就，同时也要直面自己的不足。希望通过范文的阅读，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总结的写作技巧。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一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是一场革命运动，又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同时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结果是的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充分的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虽然它失败了但它开历史之先河，指明了中国今后应该走的道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运动意义道路。

一、辛亥革命的背景。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社会背景：(1)《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2)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3)新式学堂的兴起和留学教育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4)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思想武器；(5)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6)民主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7)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王会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出刊机关报《民报》，确定了革命纲领。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具有深远而伟大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此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再也不能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之害”。这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民的精神解放，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显著增加，使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4)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到推动作用，使亚洲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起的一个伟大里程碑。”(5)辛亥革命具有它深广的意义。

三、辛亥革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经验总结。

存在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6)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暴露出革命中存在的问题，证实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大告成功了，对反对封建主义认识不彻底。资产阶级革命派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掌权以后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

命遭到失败是难免的。革命领导人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脱离人民群众，革命派力量显得十分弱小。而其根本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组织上不巩固，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缺乏统一信仰。

革命中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充分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外加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破坏，政党政治、议会等充分地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即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但从中我们总结很多经验，得到很多教训和启示。

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敢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马，封建专制制度不能统治中国，并且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也不能领导中国，故需探索民主共和制度，以引导中国走向富强。辛亥革命把反动的封建帝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为此后的革命积累了经验。它引领的政治风暴使一切专制的制度无法占领地位，也许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尚未形成，但中国人民心深处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已经形成。在辛亥革命后的斗争岁月中，中国人民努力践行者孙中山梦寐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国”。

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民主俱达”，“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尝矣”，此后乃是“以民生主以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虽然这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但却真的给近代化经济带来了生机。孙中山亲自制定的《实业计划》蓝图中，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的发展之路。以发展交通为重点，提出建招铁路、公路干线、疏通运河、新建港口，计划通过交通线联通工业区，走近代化工业之路，以改变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实现中国工业化。虽有些措施不切实际，但深深影响了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生命力。它也引导中国向工业化之路发展。

再次，在思想文化、社会习尚上，辛亥革命也开创了一代新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锁，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核心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民所遗弃，思想界得以解放，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崛起承传中山先生志业奠定了思想根基。

总之，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近代化、文化自由化，对中国的现代影响深远。

四、结论。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斗争最后都归于失败，但它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要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必须寻找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政党、新的革命力量、新的革命道路、新的革命前途，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成为新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中国新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时期。

参考文献：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二

[摘要]西藏本民族的服饰特色得以保留主要原因是取材自然，源于生活，符合藏族劳动人民的生产劳作方式，简要对藏族聚集地区的服饰进行描述。

[关键词]西藏;服饰;特征。

服饰是承载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及审美内涵。藏族服饰，从头到脚一应俱全，主要有动物皮、氆氇制作的僧俗帽类，藏袍、袍裙、长布衫、皮毛坎肩、围裙，衬衣，僧装，帮典还有传统藏靴。藏族不论男女极喜爱穿金戴银，佩饰就地取材，常用红珊瑚、绿松石、玛瑙、翡翠蜜蜡镶嵌点缀，给人厚重古朴的质感。衣领、袖口、饰物图案花纹丰富特征明显，辨识度极高。

近代前期藏族服饰样式变化不大，基本沿袭甘丹颇章时期的传统。根据藏族主要的分布地区，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区域。

一、卫藏服饰。

城镇居民服饰，平民男子以长袖装为主，襟大、袖长，用料为氆氇。内穿棉布衬衫，脚穿牛皮底的藏靴，靴面用借植或平绒。夏天戴毡制礼帽，冬天戴橙植或狐皮帽。平民女子夏装为斜玛、稽毽质的无袖长袍，内穿粗布衫，冬装穿里子为羔皮或夹棉的藏袍，外套棉布罩，腰束帮典。戴次仁金果帽，靴子用氆氇制成。

牧区服饰，主要指阿里高寒地区。男子以长袖皮袍为主，襟、袖和底边镶上黑色平绒、灯芯绒和毛呢，女子藏袍以着皮袍为主，在板皮外边镶上五彩的帮典料，然后用紅、蓝、绿等颜色作花纹，在襟、袖口和底边镶上黑色羊绒、灯芯绒或毛呢，增加服饰的色彩感和立体感。黑氆氇的藏袍，肩披绸缎为面料水獭皮镶边的披肩，藏语称“甲不力”。

二、康区服饰。

康区包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西藏的昌都，青海的玉树地区。史上称康巴为“人域”，人杰地灵，风景秀美。一年之内的民族节日盛会很多，藏历年、金马节、迎秋节，每逢节日，康巴汉子、姑娘着盛装欢庆。

农区藏袍大襟、宽腰、长袖、无扣。注重色彩的艳丽明快。男子藏袍以挂金丝缎或毛呢等为面料，下摆、襟、袖等处镶宽大的水獭、豹、虎等珍贵兽皮，白色衬衫外，穿锦缎袄褂夏装与冬装基本相同，只是冬天里子加羔皮，夏天为单层，脚穿钩鼻厚底藏靴，显得粗犷刹悍。康区女子服饰有较大的差异，玉树、昌都、甘孜等地的女子藏袍制作极为考究，多用织锦缎、毛料为面子，边镶一尺余宽的黑白相配的水獭皮，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和对比感。稻城等地女子盛装，以五颜六色的花错植制成的百褶连衣裙，左右胸襟处镶以红、黄、绿、藏青、金丝绒三角形，双袖肘处镶红布，袖边镶绿布，背部镶绣吉祥图案“公热”，裙边镶红色，色彩鲜丽，装饰性极强。

牧区由于多在高寒地带，男女均以厚重的皮板老羊皮、羔羊皮为袍，上饰线条宽大的五色布、呢料条纹或其他宗教图纹。气候稍温暖的地方夏季以轻、薄的面料里加羔皮，或穿错植袍。早期穿光板老羊皮裤子，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脚穿厚底藏靴，腰际横插长刀或铁棍（以防狗），火镰、后腰吊小刀。女子不佩长刀，在前腰佩吊小刀、针线盒、奶钩、银链等，服饰基本形状与玉树农区相似。

康区的丹巴县太平桥的上宅垄、下宅垄和半扇门一带，至今留着清代遗留下来的古老服饰，每逢重大节庆日，妇女们都会穿上先人留下来的盛装歌舞。可能是古老的清代服装珍品在社会上流行的唯一一处地域。

三、安多服饰。

农区妇女多选锦缎为袍面，白羊羔皮作里皮，纯黑、紫青、墨绿、碧蓝、咖啡等色为上乘。袍边、袖口常用橙、黄、绿、蓝、靛五色氆氇镶成一寸宽的花边，犹如彩虹叠绕，色彩明快艳丽。戴白毡高尖帽，帽尖高约一尺，沿圆缀以黑色布边。还有一种棉边帽，俗称“四片瓦”，是用细棉制作的圆顶小帽，镶满了金银丝织锦花条。靴子由氆氇制成，靴头、靴帮都用不同色线装饰，在色线中又夹杂着十字纹作为装饰，不同的色块区划分单元，图案十分耐看。

西藏的服饰之所以与内地的服饰有很大差异，最根本的原因是西藏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和基本政治结构不同，我们还需要联系藏民族的文化和其基本精神的影响。藏族人民的服饰一开始便与大自然有密切联系，制服材料取之于自然，用青稞染色，皮毛，羊皮袍，藏地昼夜温差大，牧区风大寒冷，服饰整体厚重。避免了服饰与宗教一体化的僵局，同时一味地突出自然属性，使其服饰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上。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苏丽英，山西省原平市人，目前就读于西藏大学。

[作者单位]。

西藏大学。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三

我的家乡在祖国的西南隅，即美丽的彩云之南。有人说，这是荒蛮之地，有人说，这里住着野蛮的名族。但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确涌现出许多文人志士，抑或是将领之才。而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轮换的时候，这里的救国英雄也表现出中华儿女忧国忧民之情节，为祖国贡献一己之力，在中国近代史中留下他们独特的足迹。作为近代影响人物，不得不说的就是龙云。

龙云（1884年—1962年），字志舟，彝族人。他1948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龙云先后主政云南17年。期间，他努力革新，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在中国近代为巩固边防做出一定贡献。

龙云曾担任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彝族人，彝名纳吉乌萨。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1911年加入滇军，1914年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入云南都督唐继尧部，为唐所赏识，被唐继尧从下级军官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1927年龙云与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投向广州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之后在与胡若愚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1933年出兵助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二十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帮助下，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56年曾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62年在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虽说中国近代大多数是沿海巨变，沧海桑田，工业社会影响下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中国较落后的几个省份也开始有所作为，在龙云执政期间，云南的明主，明权体制大为改善，为解放人们的思想，为今后云南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的演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近代史上为中国抗击外敌侵略和保全祖国的完整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边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的建设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国情产生出了这样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在不起眼的地方做出了了不起的事业，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和一个云南同乡，我为这种精神和作为感到自豪。

第二个要说的便是近代文人李根源老先生。

李根源生于1879年，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曲石，别署高黎贡山人，生于云南腾冲。光绪二十四年李根源中秀才，二十九年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退出政坛，隐居吴中。“吴淞战事”起，与张仲仁等抚伤救民，收敛大批阵亡将士遗骸，葬于藏书五峰山与马岗山。1926年春夏时，游遍横山、尧峰、皋峰、穹窿、邓尉、天池、渔洋、支硎、天平、灵岩、阳山诸山，《吴县志》书影摩崖题刻访古探幽，历时3月，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一书。1931年，担任《吴县志》总纂，并撰冢墓、金石卷。同时，担任吴中保墓会会长，还创办“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阙茔小学、成人学校，凿井筑路，绿化山岭，深为乡民称颂。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张仲仁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

从1932年到1945年，李根源曾先后4次为英勇牺牲的抗日将士建造英雄冢，披麻送国殇。“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这是李根源在1932年写的一首题为《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的五绝。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病逝于北京，骨灰安葬于藏书小王山。今小王山辟有李根源纪念馆。遗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雪生年录》等。

李根源访记下的史料切实可靠，他从不轻信原有资料的记载与群众的口述，而是注重身临其境，亲自观察。有些地方，他一访再访，力争把事情弄清为止。这是他一贯的态度，例如，他绘制的《滇西兵要界务图》126幅及图说两卷，就是深入英军驻地险境后才写成的实况纪录，为1960年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供了确凿可靠的史料根据。他为中国近代边境考古事业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文化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的边境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的近代，云南还涌现出了许多的仁人志士，如为中国教育添砖加瓦的楚图南先生：

楚图南先生生于1899年，他6岁丧母，14岁离开文山，辗转到昆明。15岁时，考入昆明私立联合中学。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楚图南就在校办的《史地丛刊》《教育新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了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等。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楚图南有机会读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并直接接触了李大钊。以后，就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办起了《劳动文化》小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熏陶。楚图南是由云南考入的官费生，按规定毕业后必须回到云南敬恭桑梓。1923年的秋天，他带着李大钊先生“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的嘱托，回到了阔别4年的昆明，并在省立一中任教。楚图南以其博学多识，使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名人、大家。一位从香港回到昆明，考插班生进省一中的李生萱同学，就是楚图南的得意弟子。在楚老的教诲下，李生萱成了著名哲学家。

当年的李生萱，就是我们今天早已熟知的哲学家艾思奇。

1926年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楚图南从云南又到了北京，迅即转到哈尔滨，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省立女中、吉林六中等中学及长春二师等校任教。这年春天，楚图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楚图南受党组织的指派，先后到山东泰安省立第三中学、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楚图南经常给自己的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鲁迅诗文和柯仲平诗歌，给学生以革命的启蒙，培养同学们努力思考社会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他的引导下，柯仲平长诗《风火山》的“一个朋友下监牢，千个朋友杀火冒！一个朋友枪决了，万个朋友滴血誓战刀”之类悲壮、慷慨的诗句深深打动了青年的心，鼓舞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

1935年春天，楚图南到达上海，改名楚曾，进入暨南大学史地系任教。1936年至1941年，楚图南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并将他翻译的德国陀劳尔、德米尔、贝赫尔，俄国的莱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美国的惠特曼、匈牙利的沙罗西、欧特瓦士等进步诗人的16首诗作结集为《枫叶集》。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楚图南从上海回到云南。整整抗战八年，楚图南始终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积极投身于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云南省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和云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云大给楚图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3岁时，楚图南还题书赠与云大附中同学“读好书，交好友，行远路，做大事”。

楚图南老先生为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为中国的发展中，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思想，他用自己的知识保卫了祖国。

如果说近代史中有哪个云南人能让全国人民记住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聂耳。聂耳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艺术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突出的，便是《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今天的国歌。

聂耳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在中国近代曲折的道路中从云南走出的革命者和救国者不胜枚举。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名族情结在那个年代绽放，集结了所有的中华儿女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祖国的西南角，也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影响着中国近代的走向，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豪，作为云南人，我同样为他们骄傲。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四

摘要：“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在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也迅速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主要以游行示威、公开演讲、建立社团和抵制日货的形式展开。本文主要从“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爆发的背景、学生运动中青年学生政治参与的形式及“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特点以及其重大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来厘清“五四”时期南昌的学生运动。

关键词：“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南昌学生也迅速加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一场以青年学生打先锋，工商绅各界作后盾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落后闭塞的南昌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爆发离不开近代南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近代以来，南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但是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先进的思想也传入到南昌，南昌的学生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一、“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

第一，近代南昌人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为“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准备。南昌是内陆省份的一个内陆城市，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相对较晚。但是随着西方思想的深入传播，必然也会受其影响。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西方思想逐步传入南昌，南昌青年开始接触西方进步思潮。

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南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热情高涨。近代南昌的青年学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并开始主张自由民主。近代南昌青年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开始关注政治，开始反抗封建军阀的统治。

第二，近代南昌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爆发提供了阶级基础。南昌作为江西的省会城市，是江西的工业重地。1913年，南昌的产业工人包括资产阶级性质的手工工厂、作坊在内，拥有职工万余人。随着南昌工业产业的发展，南昌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在城市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五四”时期南昌的学生运动虽然是以学生为主力，但同时与工人阶级也有密切合作。近代南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第三，近代南昌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为“五四”时期南昌的学生运动的爆发营造了良好的文化背景。江西从宋代以来就人才辈出。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虽然江西的文化受到冲击，出现了些许的衰退，但是近代江西的教育与文化还是有极大发展。民国以来，南昌共有十九个中等以上学校，招生千余人。学校根据近代教育体系，设立各学科课程，为国家培养现代人才。“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__，当时就就读于南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现代工业知识。近代开始，南昌的青年学生开始接受近代教育，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思想，这就为学生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智力支持。南昌兴起的近代教育与西方文化，为“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爆发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第四，北京学生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爆发的导火线。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南昌，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学生首先响应，发起在百花洲沈公祠内召开南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五月十一日组织游行警告团，向江西当局请愿，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这次大会由此揭开了“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序幕。

二、“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中青年学生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

第一，游行示威。举行游行示威是南昌青年学生参与的常见方式。“五四”时期南昌的学生运动也是从游行示威开始的。五月十一日清晨，全南昌十九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和学生发动的各界群众三千余人集合皇殿侧公共体育场举行群众示威大会。大家高呼“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不签订巴黎和约”、“力争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会后，学生集队游行，由农专学生代表钟祥鹜为总领队，各校学生代表任分领队。游行示威是当时南昌青年学生运动的主要方式之一。

第二，公开演讲。北京“五四”学生运动传到南昌后，南昌中等以上各校学生分别组织宣传队外出演讲，沿街逐巷散发传单，激昂扬厉的气概，使人们大为感动。江西军阀陈光远在得知南昌青年学生上街公开演讲、散发传单后，勒令解散学生宣传队，禁止学生上街演讲。

第三，建立社团。__同志是“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__同志作为主要负责人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开办了南昌文化书社。南昌文化书社主要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任务。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深入传播，__同志和其他同志积极筹备建立团组织。一九二一年元旦由袁孟冰筹办的改造社成立。由改造社编辑出版的《新江西》杂志成为了南昌青年学生运动的新阵地。

第四，抵制日货。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南昌后，江西农业专门学校学生代表傅镜人、陈芳瑀、辛述周、李瑜等于十五日率同斋夫，将学生贩卖部所有东洋货挑赴南昌总商会头门厂场地，实行焚毁，以表示不用日货之决心，籍以唤起一般社会之觉悟。

__同志于一九一九年秋入江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入学后，他头顶骄阳，身着长衫，手擎“查禁日货”的小旗子，带领同学走街串巷，宣传演讲，号召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一致行动起来抵制日货。__同志和同学们，每天废寝忘食地宣传爱国思想，查禁日货。

三、“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特点。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南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大会的召开拉开了南昌学生运动的序幕。基于对“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分析，笔者认为“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有以下特点：

第一，学生运动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传到南昌后，首先召开了学生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南昌学生联合会”，作为领导学生运动的总机关。每次游行请愿都会作周密部署，从而使学生运动的开展井然有序。

第二，“五四”时期的南昌学生运动注重与其他各界的合作。南昌学生运动在抵制日货中查禁的日货，不是立即处理，而是先与商会、警署商议，再予以焚毁。这就照顾了商会的颜面，使反日斗争能够得到商界等其他各界的支持，有利于学生运动的开展。

第三，政府当局对“五四”时期的南昌学生运动实行两面政策。北洋军阀时期是军人政治。江西的最高统治者陈光远对学生的爱国运动采取利用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这是南昌学生运动与其他省区学生运动的不同之处。面对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江西督军陈光远一开始时因学生运动反对的是皖系军阀，直系军阀可以利用此机会打击政敌，故对学生运动并未实行高压。他多次与省长戚杨联衔致电北京政府代转民意，劝告北京当局“对士气民意勿过摧残。”为巩固自己的地盘，陈光远既要同直系头子保持一致，又要应付中央，故在实际中采取两面政策。基于江西的实际情况，陈光远对学生运动采取的政策要比其他省份轻松，从而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运动的发展。

四、“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深远意义。

第一，“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五四”时期的南昌学生运动显示了有志青年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热血精神。“江西三杰”之一的__同志敢于与校长进行斗争，展现了先进知识分子敢于向专制权威发起进攻的勇气与决心。

“五四”时期的南昌学生运动过程中创办了一些进步刊物，促进了江西人民的思想解放。__同志等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促进了早期江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五四”时期的南昌学生运动促进了江西人民思想的大解放。

“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时，学生代表已经开始了团组织的建立，并创立了《红灯》的团刊物。__、赵醒侬同志等是1921年之后江西的党组织创始人之一。

第二，“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现实意义。“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中先进学生领袖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抱负，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推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爱国主义仍然需要弘扬，仍需复兴我国统一大业。

“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中学生负有政治使命，积极参与运动的精神面貌值得当前知识分子学习。“五四”时期的南昌虽然地理位置闭塞，但是学生们仍积极阅读进步思想与文化，并积极参与。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一直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关注者。民主仍然是当今政治的热点。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似乎很少谈政治，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知识分子的精力大部分放在如何使仕途更加通畅，如何使物质更加充裕上。对于人民的疾苦、对于政治的现状，似乎“漠不关心”。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要求当今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积极发挥自己参与政治的热情，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总之，“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的爆发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五四”时期南昌学生运动促进了江西人民思想的解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缅怀在学生运动中牺牲的先烈，重温这段历史，具有巨大的爱国主义教育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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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五

摘要：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教学用书。推进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打破现行传统教材单一的局面，编写与出版与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势在必行。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系列用书；培养创新思维。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并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近些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中国近代史教学(1840―1919年，即中国近代史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但我们在看到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存在不足的另一面，即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引起有关部门的真正注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许多新的学术方法和研究成果未能融入教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虽然出版了许多不同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这些教材虽然编著者不同，出版社不同，但这些教材的体例、内容、所引文献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基本皆为同一模式，均未能从传统史学观念的框框中超脱出来，真可谓众人一面。教学实践已经充分地告诉了人们，以传统史学观念为指导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现在已经不能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需要。为了更好地贯彻与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我国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战略目标，全面提高历史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对此，笔者认为，要提高我国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的质量，努力发挥中国近代史在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方面的功能作用，必须对现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改革。否则，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方法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教学质量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高，学生们的理论水平和创新思维也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教材是教学的载体，是教学的根本之所在。由于我国目前未对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这是导致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陈旧的最根本原因。教学实践说明，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内容的创新，之所以举步维艰，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中国近代史教材上去对其进行改革的结果。与高中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相比，高等院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的老化程度极其明显。

这正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大学和中学还存在许多几十年如一日的‘爷爷的教材’，这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落后于国内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形势。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教育落后的最重要部分。”可见，要使中国近代史的教学适应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对中国近代史教材体例、内容、所引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方面的改革，已成为当前中国近代史教学创新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在距瞿振元先生提出教材落后的意见十余年后，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却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由于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包括有关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文科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都已学过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并对其中的有些史实和内容背的“滚瓜烂熟”。又由于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其中相当部分的基本知识和观点等内容与高中阶段所学的一样，因此，大学生们对这种“炒冷饭”的现象也极不满意。高中阶段，学生们为了高考去被动地死记硬背中国近代史，大学阶段，学生们为了中国近代史课程的过关，仍然要死记有关的内容。

这种为考而教，为考而学的被动教学方法，至今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但随着大学生们知识面的不断扩大和理论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迫切需要教师改变中国近代史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要求教师讲授新的史学观点、新的史料和介绍新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等。因此，要满足学生们更新知识的正常要求，仅靠教师在课堂上所作的点滴介绍，是远远不够的。要适应学生们的强烈求知欲望，我们必须改变目前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使用“单打一”教材的局面。即我国有关的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地去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等编写和出版有创新内容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外，还需要编写和出版与中国近代史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

笔者认为，系列用书应包括一份指导学生们学习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大纲和编写教材的说明书，让学生们从中了解到，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编者们筛选史料和观点的标准和原则，编者是如何处理编写中的重难点等，对这些内容的说明，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去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有关问题，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因这些内容不仅可以使学生们明白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一整套构思，及其编写手法，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学习到这些构思和方法，这对学生们智力的发展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还应编写一份供学生们阅读的参考书目，在这份参考书目中，必须注明书籍的作者、出版社地点及名称、出版时间及著作的内容提要等。由于种种原因，因此，历史系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专业知识面狭窄，史学信息不灵，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有哪些应该读的著名书籍，学生们则很少知道。这当然不利于提高学生们的史学理论水平和拓展专业知识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向学生们提供一定的参考书目，就显得十分必要。

譬如在参考书目中列出由苏双碧主编，山东齐鲁出版社1985年出版发行的《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一书，这样，学生们就能根据参考书目中提供的线索，去借阅该书。通过阅读，学生们就会从书中清楚地了解到建国后的30余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情况，从而使学生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本相。这无论是对学生们进一步深入地学习中国近代史，还是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大有益处的。有了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书目，学生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有的放矢地查找自己所需的书籍，从而减少了学习中的盲目性，节省了有限的学习时间。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六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犹如响彻云霄的一声春雷，打破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沉闷局面，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出现了高潮。

五四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辛亥革命后，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封建军阀为了维持反动统治，极力勾结帝国主义，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内忧外患，日甚一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就是在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深化的基础上发生的。五四运动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受到了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和推动。

五四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把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和动员起来，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和争取民主自由而战斗。富于敏感的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使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和拒签对德合约，得以实现。从五月四日到六月二十八日的这场政治斗争，就是五四爱国运动。

从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创办开始，中国就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分化，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经过他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分水岭，自鸦片战争开始以来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五四运动的酝酿。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四月底到五月初，巴黎和会的噩耗频频传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日益暴露。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以及由这一场危机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生的。

二。爱国热潮席卷了整个中国。

“五四”前夜，中国的内忧外患日益深重，使人之祸迫在眉睫。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人开始丢掉企图依靠外力收回国家主权的幻想，痛切感到只有自己奋起反抗，才是挽救危亡的正确道路。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提出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喊出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他们焚曹击章的爱国行动，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因此，五四运动在北京一爆发，就立刻得到各地的积极响应，爱国热潮顿时席卷全国。这场运动的发展速度之快，斗争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及其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三。六三运动。

“六三”是五四运动的里程碑，以它为界限把五四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五四”到“六三”，是运动的第一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是青年学生；从“六三”到六月二十八日拒签“和约”，是运动的第二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了运动的主力。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的两大主力，他们高昂的爱国呼声构成了五四交响乐的主旋律。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工人阶级奏出了这部交响曲的最强音，工、学、商采取了联合行动，把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推到了高潮。

四。从罢免曹、章、陆到拒签“和约”

五四爱国运动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使得反动派极为恐惧。北京政府被迫罢免了万夫所指的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也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

五。改造社会的探索。

界出现的围绕着关于“改造社会”的热烈探索和争论，就是这种新、旧交替的主要体现。那时，既是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又是新旧文化思想相互排斥、相互渗透的复杂局面。这种新、旧交替的状况，在“五四”后的第一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六。走十月革命的路。

五四运动一年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与此同时，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一批坚信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从而导致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五四时期为社会所公认的思想战线上的民主主义者，都曾被封建卫道者们攻击为“过激党”。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历史条件下，从民主主义的思想出发，而又保留这一思想的某些原则，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他们要继续前进，成为共产主义者，就不能再囿于这种状况了。他们所面临的，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尖锐课题；这同构成民主主义思想的个性解放和天赋人权等基本原则，是直接冲突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已经出现的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新的课题面前退缩了，甚至与之对立，背道而驰；能够继续前进，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比较重视实际革命斗争，把自己学得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同实际斗争相结合，从而使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坚定地相信科学社会主义，坚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七。总结。

五四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促成五四运动的社会矛盾最根本的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人民如果不从封建主义的旧教条中解放出来，破除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学习资本主义的进步文化，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奋斗，中国就没有自由和独立的希望；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指导中国人民战胜强大敌人，争取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为了保持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还要不断地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作斗争。

五四运动所提供的这些基本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作为今天进行新的长征中的借鉴。

参考文献：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七

[摘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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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八

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及造船技术，皆有空前的发展。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钧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

正如史学家所言，近代中国史就是一般中国的奋斗抗争史，而如今我们更当明白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法国史学家阿尔方有言：“挽救过去的事实，使之不被遗忘。”其言直击学习历史之目的。学习近代史就是让我们深记中国近代的屈辱与奋斗，更突出学习近代史的重要性。

然而最后发生的事件我们都相当熟悉，就是四川宣布独立，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轰然倒塌，而赵尔丰亦最后也逃不了死亡的命运。由此其实我们相当明了，赵尔丰其实就是一场斗争的牺牲品，在惨案后他不仅受到清廷内部的指责，还变成人民的公敌，后来他也成为革命爆发的一个合理依据。然就赵尔丰之死，郭沫若曾经写过：“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就这样，那个曾经说过“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的清廉官员赵尔丰就这样成了革命的牺牲品，然而我们说，其实赵之死其实就是清廷之死，腐朽落后终究逃不过历史进步潮流的淹没。其实就赵尔丰来说，他并非是未曾有过功绩，数次击退英人对西藏的侵略，其对治理边疆亦是有其一套方法，时人学者尚秉和评论：“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然而他确是屠杀过人民，无可否认。然历史功过，自有来人继续评说，勿敢继续妄言。

而谈到学习近代史及其我们如今所学课程，我想大抵有些许想法。就是我们是该继续以史实出史论还是史论中看史实。然而我们有一无法逃避的硬伤就是我们对史学理论的学习。西方近代以来史学长足发展，兰克学派，以及后来的年鉴学派以及美国鲁滨逊学派的新史学运动，而中国在近代的史学理论的学习则由一些学者介绍进入中国，其中不乏李大钊的马克思史学理论，和傅斯年引进的兰克主义和成立的史语所，以及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当然中国亦是不乏，乾嘉学派以及近代的疑古运动亦是极大推动史学的发展。然而到今现在，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那么普遍，甚至许多人并不知道，而学史的方法多为史实出史论这一固定模式，并无几许突破。假如我们在学习近代史，当然不仅是近代史方面，如果参杂教授史论知识，那对于我们学习历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史学理论其实是对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看法，学习史学理论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对著史者其对历史的态度更好的认识，对我们自身来说亦是可以产生一个思考的过程，准确的说是可以产生一个实践过程。我想说，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只是历史工作者的专事，人人皆可以习之，且其作用并不只产生于历史，于人的三观皆作用得到，并且可以上升到哲学阶段，并无一害。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九

你们好！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七一建党节，我很荣幸站在这里与各位优秀的党员汇聚一团，庆祝中国共产党97周岁的生日。

首先，我谨代表向各位劳动在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同时也向今天受到表彰的各个单位和优秀个人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回忆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97年的光辉历程，在这97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经受住了来自外来世界的考验，维护了祖国的和平和主权。在这97年的人事变动中，我们坚持着最初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这是坎坷的92年，这也是辉煌的97年！

随着十九大的召开和“中国梦”的提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中又增加了两盏明亮的指引航灯。我们的计划要有大局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的工作要更加细化，让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各处的成就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更快实现“中国梦”，并使之更加牢固。

在这里，我回顾这一年来我们的工作，感觉既欣慰又惭愧。

首先，一年来，党委带领着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xx”重要思想和党的“大”精神，在“中国梦”蓝图的指引下，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使全镇各族人民思想认识得到了统一和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农村经济的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一批有觉悟、有潜质的年轻党员，为我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强了我党的生命力和生机。

其次，市党委在抓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同时，也绝没有放松基层组织的建设。

我们不仅坚持以党建目标管理为龙头，带领着农牧民全面奔小康，而且以村级党支部“五好建设”为基础，狠抓落实，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双带”作用和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让我党的战斗力和实践能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再次，市党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团结和带领全镇各族人民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抗震捐款、实施“两基”工程，扶贫帮困，使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各族人民的民族团结意识显著增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不过，在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要实现“中国梦”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我们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任务和重要的责任。为此，我特别点出这样几个建议，希望能与诸位共勉：

第一，进一步加深对党的理论的学习和理解，全面了解十九大思想和精髓，发挥榜样的作用。

作为党员一定要自律自戒，做人民群众的表率，一定要以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学在前面，用在前面。

第二，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同务实肯干的作风相结合。

远大的目标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才能实现，因此，我在此希望同志们能够保持住现有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对自己做出更高的要求，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而不遗余力。

第三，做好群众工作，执政为民。

无论想问题办事情，都心系群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指导个人行为的标准。同时，我们要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意见，彼此促进，为建设更好的城市而努力！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十

新乡地处河南北部，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北方内陆城镇。晚清时期，新乡与沿海城镇相比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较小，社会形态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交会于新乡，使新乡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乡的历史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响到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因而对于新乡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乡近代城市发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对新乡近代建筑发展过程进行分期研究，总结各发展阶段的特点，探究其发展规律。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纪初，新乡的当地建筑仍以传统明清建筑为主，建筑材料以传统的土、木、砖、石为主，延续着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但随着西方宗教的日渐传入，新乡出现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为西式和中西结合式，这也是新乡最早的新式建筑。这些新建筑对新乡建筑面貌的改变并不明显，当时建筑仍以传统民居为主。

這一时期新乡最具代表性传统的民居应为位于今原阳胜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当时阳武县（今属原阳县）最大财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仅主院保存完整，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院是北方民居传统的四合院建筑，有三进院落，房屋74间，皆为硬山顶灰瓦建筑。院落规划整齐，坐西面东，屋顶上有五脊六兽，古朴典雅，浑厚庄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对称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乡现存的清末民居还有位于凤泉区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红旗区北关一带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处民居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1882年的卫辉南门里天主堂是新乡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华于1897年进行扩建。该教堂规模宏大，房屋百余间，为中西结合式建筑。该教堂主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国庑殿顶式的殿身实体，二是仿古罗马柱廊的殿身虚部，这是西方建筑样式第一次出现在新乡。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建于1884年的新乡县牧野乡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阳县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这些建筑均为中国庑殿顶与古罗马柱廊的结合。虽然这些建筑数量少，但对周围建筑影响较大，模仿者日渐增多。

近代新乡建筑的繁荣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通车，新乡成为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乡与天津、汉口、武昌等城市的距离，人员和物资的快速流动极大促进了新乡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新文化的传播。同时，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河南，大量外国企业直接在河南投资设厂，进行工矿业生产。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新乡兴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类型、技术、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西建筑风格不断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变，当地出现了近代建筑的繁荣景象。

一、住宅建筑。

这时新乡的住宅大多是传统形式的延续，依旧保持四合院的样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艺。在传统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这些住宅不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术，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显改变。

徐世昌公馆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住宅，现位于辉县牌坊街，创建于民国初年，为徐世昌在辉县活动期间（1909-1911年）的办公场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馆“原有建筑占地十余亩，左中右三穿三进，九院相连，皆为四合院，主院穿厅……青堂瓦舍，朱门丹窗，方砖铺地，回廊相连。”（《辉县文史资料》第9辑）。

新乡北关劳动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乡市区规模较大的中西结合式住宅，为民国时期新乡商人李裕达及其三个儿子的私宅，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建筑群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墀头、梁枋、雀替、如意头、莲花束腰柱础等饰物，又掺杂较多的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如精美线角、雕花、门旁扶壁假柱上的涡卷等。”（《河南近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282页）该建筑使用油毡沥青豆粒砂屋面，为新乡地区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卫辉城内健康路丽湖花园内的王家大楼，建于民国初年，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王锡彤私宅。大楼为砖木结构，青砖墙基，具有明显的西式建筑风格，是新乡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家大楼整体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凉台，四周有双柱走廊。穿过凉台是宽敞的会客厅，客厅东西各有一室相对。绕过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东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间在“t”字形走廊两边，室室相对，20余间，上下两层基本相仿，上下楼梯均在后部。该建筑样式精巧，美观大方，是独具一格的近代优秀建筑。

二、工业建筑。

新乡的近代工业自20世纪初起步以来，逐渐兴建了一批纺织、面粉、冶铁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厂房多为单层砖木结构，内部空间宽敞，车间有适宜的生产环境。同时，新乡也出现了多层的厂房和数十米高的烟囱。工业建筑的发展充分说明建筑的发展适应了新的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要求。

这期间新乡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主要有通丰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铁公司。通丰面粉公司位于新乡卫河北岸，西临京汉铁路，主要建筑为一栋五层砖木结构制粉楼，砖墙承重，木梁木楼板。木梁板在震动较大的面粉车间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动荷载。宏豫冶铁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乡市卫河北岸黄岗，东临京汉铁路，是新乡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铁企业。该工厂建筑布局、房屋结构、造型都依照工业生产所需而设计，其标志性建筑为一座30米高的烟囱，外形修长，粗细得体。宏豫冶铁公司的烟囱与通丰面粉公司的五层制粉楼相互呼应，构成当时新乡卫河北岸的一大景观。

三、公共建筑。

伴随着新乡近代化城镇的发展，医院、文化场所、学校、车站、办公楼等新式公共场所开始出现，展示出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新乡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济惠民医院，旧址位于卫辉市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为西式风格，后于1920年完成扩建，为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楼为四层内廊式双面病房楼，中厅设楼梯，两侧对称布置，并设有暖气和隔火墙。该建筑集中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砖石结构再加上传统样式的屋顶，是中国建筑从传统建筑到现代建筑过渡的一个典范。同时，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同善医院和国光医院，这些医院布局合理，造型简洁，为近代医疗卫生建筑的代表。 新乡文化建筑出现较晚，直到1927年冯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发展。1927年以后，新乡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戏院、中山图书馆、新声戏院、河朔图书馆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图书馆当属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图书馆位于新乡市卫滨区一横街北头的卫河公园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层宫殿式办公及阅览大楼动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图书馆为近代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是一座“工”字形宫殿式三层砖钢筋混凝土建筑，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西方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特点。主楼外观为民族建筑风格，里边是西式设施，光线充足，馆内有新闻杂志社、文物陈列室、演讲室等，可容纳300余人在此阅览。

自20世纪20年代，新乡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发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发展起来。1913年建造的卫辉中学堂教学楼，是新乡地区现存最早的教学楼。该教学楼为二层砖木结构，“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儿墙、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墙壁柱等近代建筑处理手法，使用玻璃、红机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页）。1930年建成的私立静泉中学（今新乡市第三中学），位于新乡市姜庄街今市卫生学校院内，该学校续建的“廿一”教学楼为砖木结构三层双面楼房，门厅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学校，为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教学楼门窗过梁、基础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钢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悬挑钢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乡是第一次出现。此外，还采用了單斜梁两侧双悬挑踏脚板式的木楼梯，亦属本地少见”（同上，121页）。

道清铁路新乡车站于1904年建成，后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车站票房一座。该票房位于新乡车站北端，今建国路西侧，为英国人设计。站房9间，坐东向西，设厕所、月台、风雨棚，仿西欧票房样式。票房由四个功能区构成，功能区内部开门，相互通达。四个区中北区办公、调度，南区售票、后勤，中间两区候车。

建于1933年的新乡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位于今新乡市东大街路北，该建筑为新乡行政管理机构和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场所。办公楼坐北朝南，为二层砖石结构房屋。主楼为东西走向，东西两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楼，因而整个办公楼为中轴对称的“h”形。主楼正面立红漆柱四根，鼓石柱础。楼内为双面内走廊，楼上楼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间房设两个平开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紧凑，造型朴实清新，堪称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铁路沿线城市集中，新乡原有的城区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需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开始突破城墙的制约，向人流、物流比较方便的火车站附近发展，形成新的城区。新乡新城区的建筑多数放弃了传统设计和规划，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建筑样式，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其功能也更为多样。

在铁路没有通车前，新乡的商业街区位于临近卫河的北门一带。随着铁路的通车，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老城北门外沿卫河商业区开始向旧城西部方向的火车站发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旧商业区中间开辟了一条通道，从北门外沿河街，经石榴园、姜庄街、新华街至火车站。这个区域逐渐被民宅和商铺填满，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华街）为主的新城区。人口增加、店铺林立，商店多为高门脸和门窗洞口加线饰等西式建筑风格，采用水泥饰面和玻璃橱窗等新材料。民国10年（1921年），由火车站至水阁门，修西站马路。民国20年（1931年）后在火车站东、卫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庄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这些街道条块结合，构成卫河南岸街区。同时，在1933年成立城关马路工程委员会，专门整修道路，又将新城区西站马路、中山大街、姜庄街、石榴园、民族路等马路修筑成碎石碎砖路面，还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国路等马路安装了路灯。通丰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卫河上修建了一座桥，取名为“通丰桥”，此桥原为简易木桥。1933年国民党华北办事处将此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改名为华北纪念桥，为新乡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桥长35米，宽6.6米，石墩、水泥梁，内衬道轨为筋，棱形红石铺面，8根1.5米高铸铁杆桥灯，为新乡市第一座现代化桥梁，方便了卫河南北交通。在今姜庄街与胜利路交叉口处，民国年间还有一座下方上圆最上为尖顶并镶有机械钟表的装饰建筑，当地人称之为“钟楼”，用以报时之用。华北纪念桥、钟楼与同一时期建造的河朔图书馆、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被新乡百姓称为新乡20世纪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规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应发生变化，马路宽阔，洋楼林立，门窗也均刷油漆。

五、园林建筑。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内园林建筑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新乡出现两座公园，分别为1924年修建的暴张公园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暴张公园是为了纪念暴质夫、张宗周而建，两人为民国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张公园位于新乡姜庄街，园内设有暴张纪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张纪念堂建在公园迎门处，是公园重要建筑，现位于新乡市卫滨区武警支队院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堂坐北向南，“单檐歇山顶，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砖砌墙，檐柱抱在墙内”。暴张纪念堂建筑式样别致，与之类似的近现代纪念性建筑并不多见。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位于火车站东边的建国路，为爱国将领吉鸿昌所建。道清公园虽规模不大，但环境优美，具有现代城市公园的雏形。入门处为直形长廊，左右种植翠柏，长廊左右，还各有一圆形花坛，有小径将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构成了国民党党徽图案。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停滞期。

（1938年至1949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由京津地区南下，新乡于1938年2月沦陷。日伪政权在新乡7年多的殖民统治，致使新乡原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百业凋零，经济衰败，社会倒退。

日军占领新乡后，大力修建军事工程和为其服务的设施，“日本帝国主义在新乡修建飞机场、军政机关及为其服务的金融、商业、邮电、娱乐设施，共建项目58个，建筑面积61799平方米，其中军政设施建筑面积达80%以上”（《新乡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页）。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建筑为位于新乡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领事馆，该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二层混合结构，木质地板，红砖墙，大灰红瓦，四坡式屋顶。该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个通气孔，通气孔直通屋顶四个方形通气孔，通风防潮。领事馆北是领事住处，为日式建筑，开关式门窗，内门和壁柜皆为推拉门，木地板上铺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设讲究。领事住宅路东为三栋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乡市卫滨区的金家营和八里营现存十座飞机掩体工事，该建筑为拱形，为水泥混凝土结构，异常坚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锅，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飞机窝”。这些飞机窝为侵华日军所建，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日伪政权在1943年开始修建引黄济卫工程，计划将黄河水引入卫河。至日本投降时，只将50余公里的总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该工程加以改造，命名为人民胜利渠。

同时，日伪政权重视新乡的城市建设，曾将新乡列为华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规划。“本市于事变后跻于重要地位，人口剧增，拟使成为军事上要点及商工业都市，而策其发达。并应作为政治交通文化经济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计划。”（《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伪政权编制《新乡都市规划大纲》，进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城市建设。新乡规模拟为20平方公里，以京汉铁路东侧为主，从新乡车站往东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约二公里，包括车站西侧一部分。本区范围东起土马路西至铁路线，南至城南庄，北至中兴街，为一正方形新区。并以孟姜女河为分界线，南面为行政区、住宅区，北面为街市混合区，卫河北岸为工业区。同时，新开6条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马路（今胜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兴街（今宏力大道）。这一时期，新乡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条，道路长度11.47公里，面积9.27万平方米。日伪政权按照这个规划大纲对新乡经营多年，对新乡城市建设与规划布局产生较大影响。

1945年秋至新乡解放，兴建的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国民党新乡县政府为迎接蒋介石路过新乡暂住而建的中正堂。该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长方形，北端设讲台，南端正门有台阶，门厅为三柱拱券，纵墙两侧设休息走廊，间间有高大的砖粉砂浆红廊柱，两端间有传统的倒柱连龙，墙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艺。

结 语。

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出近代新乡的社会变迁，是由当时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是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结合的产物。新乡近代建筑总的来说是把西方建筑风格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产生符合现实需要的新建筑。同时，新乡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类型、技术、材料方面相对单一，高质量建筑少，这表明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并不充分。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十一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可以说，这段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受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又是华夏大地的劳动人民通过智慧与勤劳摆脱压迫，走向光明的探索史。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尽显衰相，潜伏着许多危机，而且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在中国从贵族之间的炫耀的奢侈品变为普通百姓用来解脱贫穷与饥饿的工具时。就注定造成贫穷与诱惑的恶性循环。而曾想借此缓解财政危机的清政府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弊病，却没有像其他国家抵制鸦片那样和平介入，而是直接武力封锁烟局，这直接加快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当清朝落后的战斗器械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时，结局就注定是失败。清廷震惊，天朝形象随之垮台。之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随着外国资本注意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中国人民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中国这么一步步的沦陷，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英法要求按照合约内容修约时，清政府再次显示出封建国家的局限性。不仅未予以许可，还无缘无故的对外国船队进行袭击。这一不仅认真考虑的决定的直接后果就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差点遭遇灭国危险，还导致圆明园这一人类文明的结晶遭到无情的焚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文物外流。

在天朝尊严面前，百姓生命如同草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因为各方势力的矛盾而全军覆没，结束了清政府的美梦。没放在眼里的日本国竟能迫使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签订代价惨重的条约，这无疑给清政府的头狠狠地浇了盆冷水。台湾也在这一战争后被割让给了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抹去的耻辱。洋务运动并没有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过来。这一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拥有爱国热枕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变法来实现民族振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却由于行动激进，没有考虑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势力的强烈反对，前后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在外国侵略势力一步步渗入中国时，反帝反侵略斗争也风起云涌，义和团运动就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掀起的一场斗争，却激起了帝国主义的集体侵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之爆发，不仅义和团被镇压，清政府也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慈禧太后甚至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经过八国联军战争后，列强似乎意识到了中国此时已无力抵抗，开始依实力瓜分中国。中国几乎成为列强炫耀自己实力的大本营。即使意识到不改革就要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清政府也无法力挽狂澜，拯政权于水火。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却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第二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得不承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敢彻底和帝国主义决裂，也无法真正团结民众，这就注定他们无法取得本质上的胜利。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逐步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甚至妄图恢复帝制，终于引起人民不满，在护国运动中被迫取消帝制。虽然袁世凯被赶下台，但中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反而更加严重，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更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局面，就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正是这段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在对近现代史的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要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历史现象，不能单纯凭借某一历史事件就判定历史上人物的性质，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分析个人的功过得失。而对待历史，要从是否能促进社会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为标准，正视历史。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转移，但是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去推动一些关键性事件的发展，而这些肩负历史重任的人并非一定是有着超人的天赋，但他们往往能审时度势，把握住机会，最终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不朽的成就。历史的确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们也应该把历史作为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为自己的奋斗指导方向。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十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十三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应用心理专业。

2010225012徐梦茹。

2011.9.15。

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是谁能把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事实上我记得美国以前有一位总统他是乔治·华盛顿。他以贫弱的美国北方军，经过多年苦战打败了先进的南方殖民军。使得美国获得了统一与和平。但是，在东方一个大国，他就是中国。他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压力下却取得了远远超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是什么让他对毛泽东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呢？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毛泽东走出了韶山，也就走进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大世界。这个世界就像一件艺术品的原胚，虽然五色斑斓，却瑕瑜互见，总需要一双灵巧而有力的大手来雕琢。毛泽东也许不知道，他就是这双大手。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构建与两位19世纪的伟大德国人遥远的回应。他秉持着自由的理想，领导中国人民反击党国政府的围剿，抵抗日寇的入侵，拯救中华民族于瓜分豆剖之际。理想的旗帜挥舞在他的前面，这是最博大的民族理想，革命的人生理想，并在他热情的诗歌中赞美了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壮丽的斗争。《七律·长征》就是这样一个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典范，既写出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又把红军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革命理想而排除一切障碍、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发挥到极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堪称为艺术精品，千古绝唱。

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是在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毛泽东陆续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十年**，十年的伤疤，用了几十年也没有完全医好。据此，有人意图对毛泽东做全面否定。早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毛泽东已经得到了客观的评价：“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作为诗人，他是政治家诗人。毛泽东特殊的进取个性，斗争意志，浪漫想象和执着情感．这些诗化的性格，为他从事的事业谱写了一首首杰作，也铸造了一篇篇遗憾的败笔。这杰作与败笔对国家民旗的影响既深且大。其反差相隔天壤却同样惊心动魄。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饱餐中国传统文化而达“内圣”、“外王的毛泽东，其诗化的秉性、气质、风格与其毕生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儒学士大夫其墨客骚人的秉性气质和风格是多重的。有其气势磅礴、洒脱不羁、气冲霄汉、豪迈不屈的一面，又有超凡脱俗、远离客观现实、文过饰非、虚幻理想的一面。很明显，这两个方面在毛泽东身上都是浓墨重彩。当他天才的想象与历史逻辑的轨迹吻合时，毛泽东创造了奇迹，这种奇迹是那些把历史的进步看成电梯一层一层上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无法领略和创造的。当他天才的想象和历史逻辑的轨迹错位时，灾难性悲剧也是天崩地裂。毛泽东是大半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设计、创造和指挥者，民主革命的成功和胜利把毛泽东推向“唯意志论”，而且是“唯己意志论”。他对自己天才的想象力从不怀疑，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两件大事中的一件，便是最好的佐证。

毛泽东以毕生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思想体现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有自身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思想概论，有助于我们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有助于我们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现在正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要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使我们国家以社会主义强国的地位屹立于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一代成为具有高素质的人才群体，而思想理论素质是人才素质的灵魂。

因此，年轻的一代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质，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缅怀毛泽东同志！

近代史纲要结课论文篇十四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仍处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想中，但很快这种幻想就被列强的炮火轰碎，中国被列强用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其实质是对中国的一场侵略，但从客观上来说，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并逐渐融入其中乃至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鸦片战争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战争，更是两种不同不同文明的撞击，甚至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契机。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但这强盛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阻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思想上，吏治败坏，封建专制达到了顶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束缚人们的思想，对评议时政者进行残酷镇压。对外，清政府长期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清政府内部也是一团散沙，国防空虚，军备废弛。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却在迅速发展。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由于各国工业的发展，其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蒸蒸日上，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而古老的中国幅员辽阔，成为了他们狩猎的对象。简言之，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使中国由闭塞走向开放。不仅如此，鸦片战争还加速了社会内部的改革，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西学东渐局面逐渐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前期，清廷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在全国开展工业运动，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后，请听为解决内忧外患，形成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阵营，其中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增强国力，维护统治。虽然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不够大胆甚至有所抵制，但与顽固派相比，他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无疑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们迈出了近代官方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其意义在于其引进的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帮助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其培养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引发了中国的文化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正是洋务运动时期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才导致了旧知识分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的萌发。虽然洋务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其深刻揭示了在旧制度和旧思想下要依靠自身发展现代化产业是无法达到“自强求富”这一美好愿望的事实。政治上的失利也让国内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富国强民，必须从政治体制上下手，否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并第一次把西方政治主张同救亡图存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试图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尝试。它的失败让广大的爱国人士意识到，清廷是不会接受西方先进的制度的，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统治的灭亡，从此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它不再是以往那种循环式的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是在世界的东方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的旗帜。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奴隶之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邹容《革命军》）蒙昧的国人中有部分志士渐渐觉醒，他们不再满足于换汤不换药似的朝代更迭，他们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真正能够挽救民族危亡的先进思想。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笔者认为，过去的认识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一条道路。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成功的。

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经过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不懈努力，二战获得了胜利，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维护了我国的领土完整，但在治国方针上，国共两党发生分歧，重庆谈判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于1946年6月爆发全面内战。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并没有过去。历史，以他巨大的惯性连接未来，又以他可贵的经验给后人以借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日之中国发展蒸蒸日上，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近代中国的屈辱。日军的侵华行为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但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抗战最宝贵的精髓信念——自强奋进、团结民主、逆境求胜、和平博爱等，对今天的人们同样具有巨大的感召与秉承意义。事实上，如果把物质作为生存的基础，信念才是人类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失去灵魂，无异于行尸走肉，同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灵魂，不仅会丧失凝聚力，还会失去前进的方向。

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夸夸空谈，无论在任何时代，实力才是硬道理。当今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社会进步、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挑战。将满腔热情化作牢固的发展信念，将对现实的不满足化作对奋进努力的原动力，让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无限的社会价值，真正从自己做起，这才是爱国情怀的最正确的表达，也是抗战精神在当代的应有体现。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民族，若是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了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他会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潮流中迷失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历史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真正效用。对历史不断触摸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历史是永不间断的长流，人们真正经历的只是其中的一段。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可以随时摄取、揣摩乃至反刍，这对人类的现在、未来的发展不无益处。叩问历史，掩卷太息，这种情怀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更多的是对过往的反思。

时间的流逝有可能会磨灭很多记忆，但这些往事将永远警醒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描述与记录，回忆与解读，是人类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的权利。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行囊，虽然沉重，但却必不可少。

参考书目：孙立平，《中国近代史现代化努力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学习与探索》，1991）。

龚淑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朱维铮《重读鸦片战争》。

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