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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科学论文篇一

摘要：科学与哲学之争历来已久，对于二者之关系，牟宗三先生分别从中西方哲学家思想中去找寻。通过辨析，他将哲学与科学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指出了自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哲学概念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哲学对科学所产生的引导意义，开启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1、科学的兴盛与哲学的萎靡。

用“底”这个助词来表示所属，已是一些哲学家的所爱。“哲学底科学”，即哲学是依附于科学而诞生、发展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的人来说，真乃大谬。他们真不知哲学。那么，何为哲学？哲学与科学又有何关系？此间，又回到何为哲学该问题上来。牟宗三认为：“科学是为人之学，哲学是为己之学。己以外即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学在忘己而取物。”此处，他虽没有很具体、明确的给哲学下定义。然而，却以比较的方式，将哲学与科学做了细致、明白的划分。这种区分就表现在“内外的划分与物我的合离”。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科学多是与思（意识）有关，哲学则和“心”同在。依科学而言，对象是思维运行的前提条件，对象不现，思维便无法运行，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看，思，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交往最密切的仍是无限量的物(外)或对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会之中，一些人“预言”哲学将会消失。然而，就事实来看，哲学并不因科学的繁华、压制而退出历史舞台。

2、现当代的“玄学”

此处所言之“玄学”并非魏晋时期的玄学，而特指科学之后之对象之学。言科学之后，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论出在目前已发现的最新之物（对象）之背后必然还“有”（隐藏）着一个“对象”。只是该“对象”在目前之科学的能力下尚不可解除。因此，将其悬起而称之为“玄”。也即是该“对象”还看不见，摸不着。―――“存而不实有，内而不外现。”比如：在物理学中，已能通过数学方法推出“超旋”的表达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学的情况来看，其尚无能力凭借实验、作用以将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暂时被赋予“至小”的概念。但若仅仅从理论上来推断，那么，则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对象”而将其构成，使其成为可能。由此，这些只可通过理论推出但仍无法科学验证的“存在”――“科学之后之对象”便成为所谓的“玄学”或“哲学”领域的分子。依此言说，那么，此处所谓之“哲学”实质与科学无异。这就好比是“已开花但尚未结果之大树一般”；“开花之树”为科学，“未结果”则为“哲学”。因此，牟宗三说：“但以为整个哲学即在依附，则不是好事。因为依附科学，从科学的根据上抽绎出道理，这无异于锦上添花，仍是锦耳，于锦之本质并无所增益。同样，于科学根据上抽绎道理，亦仍是科学耳，于科学本身并无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体平铺。

此处言“上下”是指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将科学划归为形而下，而把哲学归于形而上则未有不可。目前，人们对“道、器”的解释不少，取任何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结合本文，“形”可作为“两境”之界线。“两境”――即形上之世界与形下之世界，“形”暂定为具体事物。其，上可归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据，保障（向内）；下可探究为对其他存在所发挥之功用（向外）。冯友兰讲：“一物之存在是以整个宇宙作为其存在之依据、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个宇宙。”正所谓：万物一体，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犹如亚马逊“蝴蝶效应”――亚马逊蝴蝶扇动翅膀，美国西海岸将产生飓风。若依此说法，那么将会陷入一个不可调和之境。先设一命题：你以非你作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为我存在的依据。那么，按照数学原理将“你”与“我”做一个交集，得出的结果即是独立的“你”与“我”。因为，除你与我之外，其他均为一致。亦即是从“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从“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这是从形式逻辑上来推的。毕竟“我”与“你”都是所属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不可分而别论之。然，为了便于说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开。由此，所分离出来的“我’与“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体”，而非生物之我（意识）之你。因为，他们(思)都是科学的产物，不是真我。故而，对真我的感悟则如牟先生所言，须：“主客不离，一体平铺，物我双忘，然而，我们不讲认识则以，即讲认识，则不能不抬高主体，即不能不特显主体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显主体的特殊性能，亦不能达到最后境界的一体平铺，到处皆是。”

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对象的构造以及其变化发展之规律。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什么。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则往往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如：被就业、被买房等等。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是：客体的彰显，主体的隐退。主体即是作为认识的我，客体就是被认识的“他”。目前，对客体的追溯与主体本身的遗忘，已成为当今人类的现状，它占据了人们的整个思维空间。同时，也相对的屏蔽了人们本来所固有的“性体”“本心”。使得本来就难得被人们所显之“主体”被埋藏的更深、更隐秘。因此，对主体的彰显便成为了当今学科的任务，思想的革命。彰显主体不仅可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调节、平衡已失衡的客体世界与主体境界的结合，使其回到和谐的状态之中。以至人类与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然而，受科学学科本身性质的影响，其在对主体的彰显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哪怕是所属于其的心理学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认识，而无法行“自我”的内显。所以，只能由专注于向内的哲学来予以分解，参悟其中之根本，彰显主体的自我，最终让科学与哲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哲学科学论文篇二

道德生活之所以可能的根据，是道德推理的前提，本身不能被论证，其特点好比自足的阿基米德点。在实践的层面，道德情感的培养永远是道德教育的核心所在。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从易学的角度对周敦颐的理学理论进行考察，指出周敦颐对《易》进行了心性论的创造性解读，实现了易学天人之学的心性论转向，拉开了理学思潮的序幕。芝加哥大学任博客教授以及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杨小梅教授分别对《道德经》和《庄子》中的相关命题进行了逻辑分析。首都师范大学白奚教授认为儒家对自发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给予了正面的理论建构，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具有贵于万物的价值。而道家则站在反面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以道观之，人和万物都是平等的，提出道家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则阐述了儒道互补的原理性根据，指出儒道两家都以道为宇宙万有的本根并以对道的践履为通达生命终极境域的唯一通道，其差异在于儒家认为存在的本体同时就是道德的本体，强调道德的实践，而道家则以生命本身的复归为终极追求，从而形成儒道差异而互补的文化现象。浙江大学包利民教授在其独特的政治哲学理论结构中考察了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认为黄宗羲对“士”精神的彰显显示了强者的自足、追求幸福等特质，属于“强者”政治学范畴，与西方古典政治学具有某种一致性，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弥补现代范式的重大问题。第三方面是关于汇通中西哲学的原创与批判。首先是对前辈学者在融汇中西哲学方面得失的批判研究。

浙江大学张家成副教授对章太炎的人格理想进行研究，指出章太炎先生在对中国传统的诸子之学、西方的进化论和非理性主义，以及佛教思想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其“依自不依他”的人格理想。余纪元教授对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指出冯友兰先生在概括中国哲学的特点（在形而上学方面薄弱而在人生哲学方面有丰富内容）的时候，其背后有对于古希腊哲学的重要参照。但是，冯先生对于因参照而来的一些观点缺乏充分的论证，特别是在为儒家的生命哲学提供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时不自觉地导向了对道家生活方式的论证。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分析了张世英先生在汇通中西哲学方面的努力，指出张世英先生把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哲学的创新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用“阴”、“阳”解释西方哲学的“在场”、“不在场”，显示“此在”背后的幽隐的无限整体；并且基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智慧指出无限的幽隐世界是曲径可通之幽，最终走入澄明之境。其次是中西汇通基础上的哲学理论创造。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指出必须基于世界人性才能开显世界人文，因此，他试图通过对朱熹和康德思想的分析比较构建最具普遍性的人性论，为世界人文提供形而上的理论基础。多伦多大学沈清松教授提出“能欲望的欲望”为人性中走向多元他者的内在根据，人正是基于这种走向他者的内在动力构建自己的意义表象世界，并且展现为交互传输的样态，这就是交流与沟通得以可能的人性论基础；同时以语言、实践和本体3个层面的外推理论为根据，构成文化之间进行沟通的哲学基础，并且指出文化的.沟通是一个即存有即活动的动态过程；最后将“能欲望的欲望”表述为人性中源出的慷慨，即是儒家所谓的仁恕，佛家所谓慈悲等。第四方面是关于中国现代观念和思维方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陈静教授对“自由”的含义进行历史性考察，指出“自由”在古代是脱离伦理关系限制的无拘束之意，因此在古代社会是被正统思想所排斥的。近现代以来，“自由”被赋予了“权利”的含义，成为人的基本人权。因此，坚持还是反对自由主义必须澄清“自由”的概念内涵。

密西西比河谷州立大学刘家波教授对中国社会改革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从改革的自发性、原则性和可持续性等维度讨论了中国的改革思维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第五方面是关于西方哲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哲学的启示。浙江大学王晓朝教授对希腊哲学的地方性与世界化历程进行研究，从希腊哲学的来源等方面研究其地方性；从希腊化时期、古罗马时期以及中世纪3个阶段的发展说明其核心如“理性”、“自由”精神世界化的过程，并指出希腊哲学的地方性及其世界化过程无疑对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发展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浙江大学章雪富教授以时间观念为中心，对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普罗提诺从批评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时间观中i卫了柏拉图的“古典”，奥古斯丁却接着普罗提诺的批评把柏拉图的“古典”推向“现代”。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对柏林关于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柏林关于民族归属意识对于个人以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次国际会议的特点是规模小，规格高。与会学者多是国际知名学者。较小的规模使得比较充分的交流与深入的对话成为可能。从内容上来看，此次会议的特点是比较与对话，以中西方哲学的对话为主，从核心概念到思维方式，涉及众多层面，此外还有儒家与道家的比较，呈现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成果。

哲学科学论文篇三

在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哲学这一古老的学科也面临着如何跟上现代科技发展步伐的严竣挑战，也就是如何既能保持哲学最大限度的普适性和应变性等特点，又能避免自然语言在表述哲学原理时容易引起的歧义及由此引发的诸多争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才能在大横断性、跨域性的科学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继续发挥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推出的张玉祥教授的专著《广谱哲学探索》一书，对实现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进行了扎扎实实、具有开创性和挑战性的新探索。特别是在高扬哲学的现代科学理性方面，广谱哲学做了一系列令人折服的工作。下面笔者拟从三个侧面谈些感受。

一、广谱哲学为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一般来说，哲学是一个纯粹观念性、思辨性的学科，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它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普遍规律上，但传统哲学的表现形式确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自然语言含义的模糊性、多义性和思辨思维的某种神秘色彩，这是导致哲学史上对许多命题长期论战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近现代以来，许多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曾试图运用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工具来改造传统哲学的形式，但由于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和视野的限制，这些尝试终未成功。这是因为这种“改造”使哲学变成了实证科学，丧失了哲学的根本性质，离开了哲学的“谱”，并因而招致了许多哲学家的批评。张玉祥教授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认真吸取了历史上在哲学科学化、规范化间题上的种种教训，鲜明地提出了“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广义程序化”的“四化”标准，充分吸收和扬弃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与现代结构类数学（集合论、图论、近世代数、数理逻辑等）的新成果，使广谱哲学奠基在极其宽厚的科学和数学基础上，初步成功地实现了哲学“四化”的目标。

从常规科学的眼光看，很难想像迈出这一步的困难有多大。精通数理自然科学的人都知道，对于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可运用观察实验手段计量或模拟的问题，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对于像哲学思想、民间谚语中的哲理、一般事物的哲学、绝大多数人形成的思想共识等等纯粹思想性、无法直接度量与操作的东西要实现这几“化”，确有天方夜谭的感觉。至于公理化则一般要到一门数学或精密自然科学成熟到很高的程度才能进行，而哲学还处在不同学派的经常争鸣之中，要找出公理化方法要求的无争议的原始概念和不证自明的公理是无法想像的。广谱哲学的首要的或关键的一步是她针对传统哲学的现状和实际，把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狭义的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的概念拓展到含义极其广泛又相对确切的水平上；特别是她找到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泛系方法论这样一个可模拟一般事物机理的锐利武器，从而使哲学的现代科学化这样一个“神话”成为现实。

广谱哲学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语言、模型和方法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种模拟和描述，不是一个单纯的、外在表现形式问题，它的触角所“伸入”的是哲学问题的内在结构，因而它改变的就不仅是哲学问题的描述形式，而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例如哲学思维要求对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要从宏观整体上去把握，要抓住“主流”，但对于一般的而非特殊的、任意的而非具体的社会历史，什么是“宏观整体”？什么是“主流”？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抓？传统哲学没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方法论，它仅仅是提了一个要求而已。广谱哲学则提出了形式具体的“历史望远镜理论”，它为“历史望远镜”下了一个可操作性的结构化的定义，并为如何使用“历史望远镜”制定了一个不失普适性而又模型化的五步观测程序。这就把哲学家们纯粹定性的、观念的、思辨的思维方式转化为可观察、可控制、可模拟及可运作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广谱哲学所实现的这种转变，为沟通当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建造了一座可双向交流的宽阔的桥梁。人们知道，早在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和欧洲广泛传布的鼎盛时期，著名生物学家施莱登、大数学家高斯等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都曾经对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表示了深深的厌恶。而黑格尔则对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及其机械自然观做了深入的解剖和辛辣的批判。应该说，这种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对立和互相诋毁的状态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两大阵营”的互相蔑视和攻讦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广谱哲学的一个重大价值就在于，她以现代科学的语言、方法、模型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双向的效果：一方面，她有利于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对曾经貌似空洞玄虚的哲学产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他们借助现代科学语言直接吸取哲学营养。另一方面，广谱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也向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勿庸讳言，由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壁垒，由于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原因，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绝大多数不熟悉现代科学的陈述方式，不了解现代数学的广义量化趋势，不少人的知识层次还停留在近代经典科学和数学的水平上。要了解或掌握广谱哲学，甚至要评价广谱哲学，必须具有相当广泛深入的现代科学（如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和现代数学（如离散数学）的知识。广谱哲学的建立，无疑促进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更新换代。

三、广谱哲学把过去凭“悟性”或“内省”才能把握的理论转化成了可组合模拟的理论。

许多人都承认，传统哲学是有一定的神秘性的，她用观念的或思辨的语言所营造的理论迷宫一般人难以走出来，学习、理解和掌握哲学理论主要靠不可言喻的“悟性”和“内省”能力，特别是像黑格尔的“逻辑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等更是如此，这和学习自然科学或一般科学截然不同，后者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模拟、解题等可操作的方法完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是哲学没有具体的可观察对象，她研究的是所谓“形而上”的层次，即看不见、摸不着的普遍道理。但这是不是哲学只能凭“悟性”或“内省”去把握的根本的唯一的原因呢？事实上，被称为现代抽象数学的许多理论也是“形而上”的，即远远超出了可观察对象的范围，例如现代公理方法或形式化方法所描述的知识，结构主义的描述方法，泛系理论等等，它们研究的都是一般事物的抽象结构，是一般形式和一般内容的统一。但这些知识都不是凭“悟性”、“内省”或“参验”所能掌握的，它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知识阶梯、一定的逻辑生成程序理性地获得。

哲学理论需要“悟性”去“参破”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她的描述方式上，最典型的是思辨哲学（如黑格尔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等）。它们采用自然语言来描述哲学问题，自然语言含义丰富、用法灵活，同时歧义很多，为了能够用自然语言“精确地”描述“形而上”的问题，必须对自然语言本身进行提炼、抽象和“蒸发”，使之脱离自然语言的朴素意义，形成远离日常交流含义的思辨语言，这就为理解哲学家们的思想设置了语言的障碍。特别是，每个哲学家都试图创造带有个人特点或学派特色的专用语言，而没有形成统一的共同语言，这就更增加了互相理解和交流的难度。

对于像辩证法这样极其深刻和独特的理论而言，要能够在理性上把握她还有第三个困难，即自然语言无法精确地描述和模拟辩证原理的内在结构。例如像辩证否定、辩证矛盾、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互相渗透等概念与常规科学的思想（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相去甚远，传统的数学无法描述，自然语言或思辨语言只能做宏观的、定性的粗略叙述，而无法深人到内部结构。

广谱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以新的方式克服了上述三个困难，这种方式就是它采用了具有集成性、结构性的离散数学模块来描述哲学问题，这些模块足够普适，足以满足哲学普适性与应变性的要求；这些模块也是一种统一的精确语言，避免了各个哲学家的“门户”语言。特别是，广谱哲学依靠数学模块的组合方法可以精确地模拟包括辩证法在内的复杂哲学理论。例如辩证矛盾的概念在经典辩证法中规定为“又对立又统一”，这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是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从描述方式上说，传统的数学方法无能为力，用自然语言或思辨语言又无法精确刻划其结构。广谱哲学则用两个模块的组合准确地刻划了这一概念。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广谱哲学使用集成性的数学模块并通过各种组合的方式来描述复杂的哲理属于一种典型的逼近转化方法，这正如数学上用折线逼近曲线、用直边形的累和逼近曲边形面积、用欧氏空间粘和成高维流形、用平凡的（数学上即可用笛卡儿直积表示的）纤维组成非平凡的（整体上不可用笛卡儿直积表示的）纤维丛等等，相当于由广义的“直”逼近广义的“曲”，广义的“平凡性”逼近广义的“非凡性”。使整体上看来无法捉摸的复杂结构转化成局部相对简单的模块并合理地组合生成。应该说，这是广谱哲学对逼近转化方法在哲学量化建模上的创造性运用。这种运用，不仅解决了一大批棘手的复杂哲理的数学化问题，而且使学习、研究哲学由依靠“悟性”、“参验”与“内省”等非理性方式转化成了依靠知识和科学理性的方式去把握。

使哲学思想或原理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是从著名哲学家笛卡儿以来多少代哲人的一个诱人理想，这个理想的实质就是彻底的科学理性精神。但要实现这个理想，需要科学特别是数学发展到足以描述一般哲学思想的水平，这个条件只是到了以集合论为基础的结构型数学得到长足进展的今天才初步具备。张玉祥教授经过的艰苦探索，通过对现代数学及有关数学成果的扬弃和改造，创造出了广谱哲学这样的初步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新型哲学理论，这是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广谱哲学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株植根于哲学土壤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之树必将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哲学科学论文篇四

摘要：《沉思录》是两千年前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对人生进行的深刻哲学思考，通过认真学习和拜读此书，有以下诸多感悟：他告诫在喧哗都市中整日忙碌的人们，要有闲暇时间反省自我，不断学习历练人生；要保持心灵的宁静，减少欲望淡泊名利；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坚持“理性”的人生观，遵从“本性”地生活。这些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人生思考。

古罗马卓越的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公元121―180年），是一位骑在马背上著名的“帝王哲学家”，在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绘画方面受过很好的教育，晚期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比他的帝国更加完美的人，勤于政事，是古罗马历史上少有的贤明君主。他的伟大也许不在于他的战功,不在于他的励精图治,而在于他留给后人一本他写给自己的书,一本二千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震撼人心的书：《沉思录》。

这本《沉思录》是一个身居高位者，在鞍马劳顿中写成的自己与自己的十二卷对话，主要探讨什么是善，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这是一本很难读的哲学著作，但是一本可以安顿灵魂的书，更是一本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变得纯净和高贵的哲学自省书。书中凝聚着作者思想的结晶，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它以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至今仍给我们带来许多教益与启迪。

一、自我反省，历练人生。

现在的人们生活在喧哗的都市中，整日忙忙碌碌内心深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追求什么东西，终日在乎名利得失,活的很累,很少能够静下心来反省自己。在《沉思录》中,作者这样告诫自己：“生活中总要有一点闲暇。”[1]83在这闲暇中让我们浮躁的内心回归到平静，对自己的道德品质、个人修养、责任良知、行为习惯等方面多做反省，看自己的这些作为人的必要元素是否套上了无形的和有形的枷锁，是否以一颗平常的心看待人生。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此阶段要做的事和特定的人生轨迹。每走过一段路，回头看一看，做些适时的反思，能更好地把握前进的方向，且不可一味低头盲目地向前走。要常用正确的思想方法，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己，在与自己的过去进行纵向比较的同时，还要和其他优秀的人进行横向比较对照，即所谓的“见贤思齐”。通过比较，在感受进步的同时，从中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寻求改进之道，找准努力方向自我提升。

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应时刻做好迎接困难和挑战的准备，“应当坚定地站立，准备着对付突如其来的进攻。”[2]112在不进则退充满竞争的社会中，我们要通过持续地学习，想方设法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竞争力。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只有坚持不断地学习、磨砺自己，才能不断地提高和改进；只有在不断地反省中才能历练完美的人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在宁静中，淡泊名利。

中国圣者们自古重视“静”的作用：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静胜躁，寒胜热，清净为天下正。”孔子曰：“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对于“静”奥勒留有自己深刻的理解：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特别是当他在心里有这种思想的时候，通过考虑它们，他马上进入了完全的宁静。我坚持认为：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3]36-37。

人之一世，颇为不易。在看似平坦的人生旅途中充满了种种荆棘，往往使人痛不欲生。我们不禁要自问：痛苦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痛苦大于快乐呢？那是因为我们总是把不属于痛苦的东西当做痛苦，把原本该属于快乐的看得很平淡。撇开外在的灾难和内在的疾病带来的不说，奥勒留认为人生的痛苦是自身的“不满”造成的，进而可以归纳出造成“不满”的缘由：“是对人们的邪恶不满吗？”，“也许你是不满于从宇宙中分配给你的东西”，“也许是对于所谓名声的愿望将要折磨你”，“也许是肉体的苦恼抓住了你。”……[3]37人生中的大多数人，抱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抱怨着我们的生活太沉重了，生活的重负如同一块巨石压身，常会觉得身心疲惫喘不过气来。于是，便时常为生活的重负而苦恼，并时常有一种摆脱的欲望。我们该如何减轻心的重负，保护这颗脆弱的心灵？如何做到心灵的“宁静”？奥勒留嘱咐我们，不要执着倏忽不定的外物世界，不要执着于身外的名与利，不要活在外力的迫使下；而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按照社会理性的要求活动，放弃那些只对作为动物存在的人有用的东西。我们的苦恼更多的是迷失于外在的纷扰。“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宋・苏轼《满庭芳》）人世间的虚名薄利，不过是蜗牛触角、苍蝇头那么大的得失，有什么好为之奔忙争夺的。所有的事物都是瞬息万变的，既然不能改变现实情况，就改变对现实情况的心境和态度。超越名利，把一切烦恼抛于脑后，保持自己心灵一方宁静的净土，泰然自若地生活。

三、珍惜眼前，把握现在。

面对生与死要顺其自然。死亡，是很多人所畏惧的，提及它总会心怀恐惧，无法安宁。但我认为死亡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样一个羞愧：当你的身体还没有衰退时，你的灵魂就先在生活中衰退[4]83。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该如何认识它？马可・奥勒留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死亡是感官印象的中止、是欲望系列的中断，是思想的散漫运动的停息，是对肉体服务的结束。”[4]82死亡与生殖一样，都是宇宙的自然行为，符合自然规律，所以是善的。人所拥有的只是现在，无论是长寿的人，还是濒临死亡的人都一样，他们失去的只是现在。

的确，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真实的，它直接与生命等同，除此之外都不是真正拥有的。人们一生中将面临无数个“现在”，我们所过的生活也是由无数个“现在”所拼接而成。正如奥勒留所说：“任何人失去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任何人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失去的生活。”[5]20这就是让我们对过去已发生的事情不必过多地悔恨，对将来未发生的事情不必过多地焦虑，我们只需做的，也是应该做的是理性地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把握好现在才是重要的。

四、本性生活，理性思考。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职场的竞争，面对世事的烦恼，你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生活。按照理性生活，进行反思自我调节，能够保持内心和谐，达到宁静状态。对于社会中差异巨大的不同个体来说，要想做到“理性”地面对人生可能会存在着很多困难。因此，马可・奥勒留在反复强调“理性”原则的同时，又鲜明地指出“本性”的重要性：记住做一个好人是你的义务，无论人的本性要求什么，做所要求的事而不要搁置；说你看来是最恰当的话，只要是以一种好的气质、以谦虚和毫不虚伪的态度说出来[1]120。如果一个人既坚持“理性”的人生观，又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遵从本性”地生活，他就拥有了某种独立的力量：“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你按照你自己的理智本性生活；没有任何违反宇宙理智本性的事情对你发生。”[4]93而这种“力量”，或许就是能引领我们正确地在人生之路上前行的钥匙。

“我们每天都要准备碰到各种各样不好的人，但由于他们是我的同类，我仍然要善待他们，不要以恶报恶，而是要忍耐和宽容，人天生就要忍受一切，这就是人的义务。”[6]5我们要怀着宽恕之心、仁爱之情，友善待人，做人以品为先。好的人品，不是建立在权力、职位之上，而是在高尚的精神境界中产生。你可能不是身居高官要职，你可能也不是亿万富翁，你也可能不是什么社会名流；但平凡中的你仍旧可以成为高尚的人，为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你仍旧可以干出辉煌的业绩，为社会更加和谐安定贡献一份一己之力。只有我们自身行动高贵了，动机纯正了，人品高尚了，才能摒弃外表让人眼花缭乱的光耀和浮华，多为他人办一些实事和好事。

通过认真拜读《沉思录》，聆听着这位伟大哲人思想的教诲，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人生智慧与精神鼓舞。在今天物化的社会里，如果我们的精神水平尚不能到达时常反省自己的高度，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接受马可・奥勒留给我们灵魂的洗礼，时刻历练心态，历练人生。书中意蕴人生的真谛远远不限于哲学家的著作，而是植根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他指导我们以开放的心态观察世界，向身边的人学习，在生活中“沉思”，才能读懂社会和人生的这本“大书”。

参考文献：

[1]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卷8[m].梁实秋，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卷7[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3]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卷4[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4]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卷6[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5]马可・奥勒留.沉思录：卷2[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6]马可・奥勒留.沉思录：译者前言[m].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哲学科学论文篇五

罗尔斯文本中对基本结构概念在叙述上的模糊不请却导致人们在证明过程中的重大分歧。详细分析罗尔斯哲学理论中对基本结构所做的不同叙述，将能厘请罗尔斯理论的本意，并且这将为合同法理论的探索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

一、基本结构概念对私法的重要性。

罗尔斯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私法位于正义两原则范围之夕卜一一私法不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基本结构只限于基本的宪法自由及政府的税收与交易制度。这种狭义的观点导致了人们认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在与私法有关的问题上保持中立。

然而，在当今如火如荼的关于合同法事前（exante)和事后(expost)分别与合同法道德理论与经济分析理论相对应一一两个概念间的争论中，争辩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援用罗尔斯的理论来证明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如果狭义的社会基本结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罗尔斯的理论完全摆脱了这种争论。因为，正义两原贝皖全不适用于私法，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出，罗尔斯的理论与合同法理论间的争论毫不相关。但是，许多经济分析学者却认为罗尔斯的理论也包含着适用于私法领域的福利最大化方法。sen就认为，一个持罗尔斯观点的人“会制定一项源自经济学的破产制度而非协商性的法律。他们的观点是，适用于这些私法领域的福利最大化方法将最终导致通过税收和交易制度等分配或再分配后得到的最大化福利的产生。随之而来，这将极大的符合正义两原则的要求。这就导致了一种不太可能出现的结论一一持罗尔斯理论观点的人和法学研究者应当同经济学家一样在私法领域适用福利最大化的理论研究方法，受分配目的导向的公平不是经由私法规贝u达到的，而只能是通过税收和交易达到。当然，这一结论是以私法规则本身并不受正义两原则支配这一假设为根据做出断言的。

然而，如果这种狭义的社会基本结构观点是不正确的，并且私法应当完全服从正义两原则，那么就无法再得出通过将福利最大化方法适用于私法领域就能极大地满足正义两原则的要求这1论。分配或再分配就不需要仅仅依靠税收和交易来完成，并且那种认为罗尔斯的理论应当将经济方法适用于私法领域的结论也能够被合理拒绝。因此，如果能够对罗尔斯所提出基本结构概念进行分析，我们可能会对合同法是否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理论所指导做出更为准确的理解。

二、罗尔斯政治哲学理论引入基本结构的原因。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指出了在“原初状态”中采纳的两项正义原则，并主张社会制度应当按照这两项原则来进行构建。

他进一步主张正义的两项原则仅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

对于罗尔斯而言，优先的善是指那些“源自原初状态的立场，对交易双方来说无论他们的最终目的如何，都假定为他们的需要是合理的”事项。罗尔斯将优先的善编序为一种评定相互竞争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设计的客观标准。优先的善被理解为“权利、自由以及机会、收益和财富、还有自尊的社会基础。”在建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过程中，需要对彼此竞争的制度设计中与优先善有关的规定进行比较并且选择那种在总体上最大符合正义两原则要求的制度设计，而正义两原则的要求与法律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则是由民主程序来居中协调的。

然而，罗尔斯对社会基本结构的实际价值的论述去阱不那么请楚，即社会制度将如何根据它们对优先善的规定进行评价并按照正义原则进行设计并不明确。具有私的.性质的机构是否属于基本结构，在它们的设计里是否也应当服从正义两原则的要求，哪种政治和法律制度能够被正确地理解为直接或间接地符合正义两原则的要求都是不请楚的。既然正义两原则在严格意义上讲并未对合同法提出要求，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法律制度是否必须被理解为是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以及是否因此必须遵守正义两原则的要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为什么罗尔斯引进了基本结构这一概念;第二，基本结构是由何种制度构成的。第一个问题对于理解罗尔斯的构想是至关重要的，而第二个问题贝提理解其如何应用的关键。正如当前任何一种最佳原则所示，其所揭示的规范性结论都与原则所适用领域的某种功仓饰关，因此，这些最优原则适用的范围必须被具体化。

对于罗尔斯而言，正义两原则的范围是其所谓的“基本结构”。他虽然并不总是明确指出是什么构成了基本结构，但是却解释了他对于基本结构的关注以及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以背景条件为解释的开始。罗尔斯拒绝接受功利主义哲学家的正义观一一正义位于人们彼此之间个体或局部合意一一是因为他所谓的“背景性正义”是构成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而洛克所使用的历史进程并不足以构成有道德的自由平等的人所接受的背景性正义概念的特征。对于罗尔斯来说，公正无法在局部中实现，即无法从仅仅被视为在私人间进行的交易这种个人关系的内容中得出。相反，正义应当从其所谓的“社会角度”出发来进行观察。对于罗尔斯来说，社会正义是一整套社会规则的实质，其通常所坚持的是最大限度满足正义两项原则的要求。

对于罗尔斯来说，这些背景条件对于决定个人交易或者特定条件下的正义是至关紧要的。虽然对正义的诉求并不仅仅是人们之间已经确定的合意交易的一个事实，但是，正义多少要根据个人或者局部交易背景中是否存在某种确定条件来加以明确说明。背景条件对于社会正义的必要性产生了建立这些条件的基本结构的要求，正如他所说的“工资协议是否公正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必须避免过多的市场干预并且在劳工与雇主之间应当存在公平交易的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公正取决于潜在的社会条件，例如公平的机会。

对基本结构关注的另外一种解释(或合理性证明）是罗尔斯所谓的即使当“公正的背景条件—时存在，它们也可能逐渐地被”即使其行为严格遵循个人交易的“地方性”规则来进行个人交易的那些人所“破坏”。罗尔斯对“看不见”的手“远离”正义，企图在错误方向运作并因此而“侵蚀”了正义的背景条件进行了论证。这种论断展示了他私人交易规则无法(或者不应当）提及社会正义的观点一一这些规则(也许其独自对于确保并维持背景正义并不充分。这是因为“个人交易无法过于复杂，或者需要大量的信息以至于不能够正确应用这些规则;它们也无法命令个人与众多广泛分散的第三方进行商谈，因为这将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对于罗尔斯来说，完全充分的社会正义需要一套管理背景条件的制度。而基本结构的职责就是确保背景正义;与私人交易有关的规则要对“简单性和实用性”负责。这就是罗尔斯引入基本结构的原因。

三、罗尔斯理论中对基本结构概念的不同叙述。

罗尔斯的文章在何种制度构成了基本结构这一主题上并不明确。即使坚持它们应当在任何种充分的社会正义理论中发挥作用，他的整个基本制度概念仍然要比人们预期的模糊得多。在某些地方，罗尔斯认为影响一个人一生前途的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应被理解为基本结构的构成部分——这一观点有时可以理解为“广义的t基本结构观点。在其他地方，甚至即使在他对关注基本结构的解释中，罗尔斯都以某种方式暗示基本结构缺少扩张性并且将私法和私的分类排除在外一一“狭义”的基本结构观点。因此，在罗尔斯的论断中，什么构成了社会基本结构，根据什么对优先善进行规定以及用何种制度来进行评估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

在《正义论》中，基本结构由“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思想自由与良心自由的法律保护’、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权以及家庭”构成。根据这种观点，似乎任何一个影响一个人一生前途的社会生活的方面都构成基本结构。罗尔斯明确指出，“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体制中的基本结构并且用于决定生活前景。”罗尔斯认为广义的基本结构概念可以令人信服地建构起来。“这种结构也通过规制个人与团体之间交易与协议的另夕卜一套法律制度得到加强。那些与欺诈和胁迫有关的规则，以及类似的规则，不仅属于这种规则，而且还符合简单性与实用性的要求。建构它们的目的是赋予个人与团体在追求他们的目的中拥有有效行动的自由而不会有过多的限制。这里所谓的法律制度应当包括合同法在内，这一段文字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广义的基本结构观点支持的暗示。

在《作为主题的基本结构》—文中，他对狭义的基本结构观点进行辩护。他主张在两种社会规则中以及在这些规则得以实现的不同制度形式中存在一种分工。基本结构首先由详细说明社会背景的制度组成并且也包括了那些不断调整和弥补不可避免的远离基本公正趋势的操作机制。他解释到，。实际上，我们所追寻的是一种在基本结构同直接适用于个人以及团体并且为他们在特定的交易中所遵循的规则之间的制度性分工。。如果这种分工能够被确立，个人与团体就会拥有更有效地在基本结构的框架内实现他们目的的自由，不必再有在社会制度中为了保持所创造的基本公正而要存有必要的矫正这方面的顾虑。

罗尔斯本人所持的基本结构观点有明显的问题:第一，何种制度构成了基本结构;第二，这些与其他政治和法律制度、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相矛盾的制度究竟出于何种原因成为正义的主题并因此成为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目前已经有两个可能的观点被用来解释基本结构概念。第一个是狭义的基本结构观点一一基本结构被局限于宪法自由以及税收和交易制度的框架之内。第二个是“强制概念，它认为所有的强制性政治与法律制度都属于基本结构的组成部分一一这一概念是由科恩总结的，科恩承认罗尔斯的文本在基本结构的概念上并不明确。然而，在《作为主题的基本结构》一文中，罗尔斯本人似乎否认强制性概念这论并对狭义的基本结构概念进行了辩护。他强调“基本结构与直接适用于个人和团体规则之间的制度性分工有关并且应当在特定的交易中为人们所遵循”。还有一种广义的基本结构观点一一影响公民生活前景的所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基本结构。这种观点得到科恩的支持，虽然他得出这一观点使罗尔斯的理论设计“触礁的结论，但是他认为这是正确的基本结构概念，“如果罗尔斯的基本结构包括那些不易更改但是又不合法或者在字面上看来是强制性的习俗与惯例.罗尔斯经过充分论证以鼓励人们追求的整个正义方法就会‘触礁'。”

尽管在罗尔斯的文本中存在着模糊不请，并且已经造成了诸多文献研究者的困惑。josephmendola说到，“罗尔斯并不认为社会评价的首要主题应当是所有的制度或者社会实践。他认为这将使关注的内容变广。他宁愿我们以某种详细而精确的方式首先关注一些重要的制度。例如，他认定‘制定契约性协议的程序’是对基本结构的违反”。kronman评论说。罗尔斯对于税收的偏爱++++++以及他不愿将合同中的私法视为一种用于利益再分配的平等适当的手段反映了一种为许多自由主义思想者所拥有的态度。这种对税收的偏爱以及由其所引发的合同法是非分配性的法律的观点能否是合理的？”但是，在罗尔斯哲学理论中仍然存在一个一致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范围的观点。如果广义的社会基本结构概念能够被人们合理证明，那么合同法就能够被正确地理解为正义两原则的主题，随之而来的是罗尔斯的理论在合同法的本质上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新的认识将为合同法的理论探讨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哲学科学论文篇六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笔者认为，经济学由于涉及“人”的因素，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经济学，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何科学地刻画“人”的行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对经济理论的表达更为清晰，在逻辑上更易实现内在一致。然而，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是体现在数学化和抽象的模型，而是体现在其对“人”的考量，将人的心理活动、人性、道德和伦理运用科学的方法刻画出来。如果脱离对“人”的刻画，过度强调数学化和概念化，必将使经济学仅注重逻辑上的有效性，而脱离经济现实发生的现象、条件和意义，最终离科学越来越远。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系统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运行的环境都是理想的和无摩擦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技术和市场可以解决的，而没有考虑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并非如此，新古典框架在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就出现许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大部分恰恰是因为没有考虑“人”的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其框架内不断地补充这些关于“人”的漏洞，最终也使新古典这个硬邦邦的框架因为考虑了“人”的行为而变得鲜活起来。随着对经济学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度量和刻画，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具有更多的科学性。

哲学科学论文篇七

结合市供销合作社工作会议要求和部署，总结经验，找准差距，明确目标任务，安排2019年下步工作。下面，我讲两个方面意见。

一、立足改革，抢抓机遇，2018年工作亮点纷呈。

2018年，全县供销合作社系统在县委、县政府和市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系列文件会议精神，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全面深化改革，全系统商品购销总额、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以上，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县农业农村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综合改革扎实推进。

1、统筹推进工作步伐加快。县委、县政府把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摆在重要位置，将综合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和五项重点工作进行考核。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县政府工作报告》将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通城县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全县建立了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部门紧密配合合力推动的工作局面。

2、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巩固。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供销社现有二级企业7家，改革期间重组二级企业3家，新成立公司二家，恢复乡镇基层社12个;建设村级综合服务社136个，提档升级70个;建设三农服务中心2家，庄稼医院18家，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68家;注册登记电子商务、再生资源、中药材种植等行业协会3个。2018年通城县供销合作社全年完成商品总购进x亿元，总销售x亿元，实现利润x万元。，大大提升了供销社为农服务能力。

3、为农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大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了土地托管业务，帮助农户开展耕、种、管、收、储、售全程托管服务;围绕药材、茶叶、养殖等特色农业开展综合服务，打造地域特色产品品牌。积极参与我县实施“五药并举”产业，实现药材交易，种苗销售额x千多万元。为农民增收x多万元。通过规范再生资源市场秩序，再生资源公司购销业绩同比增长10%以上。

4、供销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建成了“供销e家”县级运营服务中心并投入运营，提质改造农村网点136个，打造“店商+电商”线上线下互动的新零售运营模式,为全县电子商务进农村探索了成功模式。

5、社有企业管理明显增强。制定和完善了社有企业目标管理考核办法，规范了对社有企业和社有资产的管理，将社有企业改革发展列入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确定目标任务、路线图、时间表、督促班子成员加强对分管联系企业的指导服务，帮助解决难点问题，调整了部分企业领导班子，激发了企业活力。全年资产经营收入达800多万元，确保了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大部分企业基本保障了职工医、社保的正常缴纳。

(二)自身建设取得新进展。

1、县供销社规范化建设得到加强。进一步完善了组织体系;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和部分公司负责人，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明确了职能定位，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机关建设有新起色。

2、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深入推进。供销社党组把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切实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全系统干事创业氛围进一步形成。

3、中心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深入彭段村开展精准扶贫和“一对一”帮扶，较好地完成了2018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将“创建”工作纳入系统全年重点工作，制定了对机关工作人员和社有企业的考核办法，按县创建办要求全面开展“文明创建”工作，系统各单位内部管理呈现新气象;针对棚改项目搬迁任务重、时间紧、情况复杂等特点，及早筹划，合理安排，全面完成生活资料、县社两家公有房屋搬迁任务，受到县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

(三)群团工作取得新成绩。

2018年是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攻坚之年，这一年供销工作亮点纷呈。县供销社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党建工作受到县委表彰，荣获市供销社综合业绩二等奖。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及市社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全系统广大干职工的共同努力。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个别同志缺乏政治敏锐感，对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认识还不到位，机遇意识、改革意识不强，担当精神不够，干事创业热情和动力不足，推进改革的思路和办法不多，缺乏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对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存在畏难情绪;为农服务手段比较单一，传统业务优势不明显，新的发展动能不足;干部职工队伍存在年龄老化、思想僵化、利益固化、激情退化的问题，人才短缺，业务素质和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发展形势，与新时代供销合作事业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切实加以解决。

二、坚定信心，抓近谋远，努力创新各项工作新成绩。

2019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做好2019年的供销工作，省、市已进行全面部署。我们将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深化综合改革，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各方面改革合力。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点筹划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和现代农村电商、物流、农产品上行一体的新型电子商务项目，不断积累实践经验，更好地服务三农。

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为农服务宗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合作经济基本属性，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农业农村新形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提升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认真分析形势，深入研究政策，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务实的作风，把握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一)着力对标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供销合作社作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当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要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准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一是发挥基层组织体系优势，通过电子商务的系统建设和发展，建立起农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新零售体系，促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大力培育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3家，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三是发挥资源物资回收传统优势，在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方面彰显作用。四是创新基层组织建设，探索基层供销社恢复试点工作，加强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使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方向更加明确。五是发挥供销合作社经济合作组织优势，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充当重要力量。

(二)着力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1、巩固综合改革成果。要结合自身实际，对前几年综合改革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梳理，查找和归纳阻碍改革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逐一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责任，开展攻坚克难，着力解决改革发展的中的突出问题。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推动改革实施意见和改革方案落地，用好改革试点探索的成熟经验，因地制宜加快在面上复制推广，要强化督导考核，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握改革目标和时间节点要求，推进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筑牢惠农综合服务体系。一是在继续抓好巩固基层社、扩大村级综合服务社覆盖面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合作、资本合作、土地合作等多种途径，采取领办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以及建立健全产业合作关系等多种方式，将更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到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中来，夯实供销合作社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引导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面向农民生产生活直接开展经营服务。实现全县村级社全覆盖。二是大力完善为农服务功能。统筹县域服务资源，着力推进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着力打造为农服务大平台，统筹提升基层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发展质量。三是完善供销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县、乡、村三位一体的惠农综合服务体系，积极探索为农服务新路子，不断完善惠农综合服务。四是实现供销电商与基层组织建设无缝对接，将供销电商融入所有镇村基层组织，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3、创新农业化服务，密切与农民利益联结。一是大力开展土地托管服务。认真学习借鉴系统内外土地托管服务方面的成功经验，立足当地农业资源和供销合作社实际，培育发展合作式、托管式、订单式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全年新增服务面积2万亩以上。二是积极创新服务供给。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充实服务内容，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不断提高供销合作社的规模化、综合性服务水平。三是坚持服务特色产业。继续抓好药材、茶叶、特种养殖等特色产品的产销服务，实行政策倾斜，开展技术培训、人才培养、市场培育，为生产加工、产品营销提供全方位服务。包装“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特色农产品2个。四是以社会化服务带动产业融合发展。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以社会化服务促进产业融合，以产业融合促进生产发展及农民增收。引导带动农民发展品牌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推动农业与教育、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4、打造供销社电子商务全国样板县。一是抓好通城供销电商线上线下融合，注重供销合作社电商的品牌塑造，打造“中国供销”金字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安全放心、绿色优质的“国家队”电商形象。二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高标准建成“供销e家”通城县级运营中心。切实做好与“供销e家”的对接，把系统资源整合利用起来，形成整体优势。加快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推进县级运营中心向乡镇惠农综合服务中心、村级惠农综合服务社延伸，打通惠农综合服务和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打造供销电子商务全国样板县。三是坚持为农服务宗旨，把工作重点和经营方向重点转向农产品上行方面，全力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卖难”困难，增加收入。四是着力营造盈利模式，认真研判市场，大力拓宽经营门路，促进营销业绩较快增长，多途径化解企业债务，实现持续发展。

5、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今年是我县精准扶贫攻坚年，而目前精准扶贫的主阵地在农村，供销合作社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全县供销合作社要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将推进综合改革、履行为农服务与开展精准扶贫紧密融合，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赢脱贫攻坚战有机衔接起来，要用好系统资源要素，发挥经营服务网络优势，通过电商企业搞好线上线下服务，将供销合作社经营服务网点向贫困地区延伸，重点抓好市政府扶贫点龙门村、市委扶贫点望湖村、县委扶贫点内冲村、县供销社扶贫点彭段村等地的产业对接、项目对接、服务对接，搞好基层网点建设试点，搞活商品流通，拓宽增收渠道。要立足贫困地区资源优势，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开展综合服务，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和带动贫困农户增收致富。

(三)着力发展壮大社有经济。

1、增强社有企业发展活力。县供销社要联合基础较好的社有企业，在再生资源、农资等领域开拓经营，履行为农服务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活力。强化供销社监事会职能职责，加强社有企业管理，强化审计监管，进一步盘活社有资产，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快推进社有企业改制，加快处置歇业破产、发展无望企业，激活改革活力。年内至少要启动一家社有企业改制。推动社有企业跨区域横向联合和跨层级纵向整合，谋划集团公司组织构架，培育主业突出，具有行业带动能力的企业集团。

2、实施项目兴社战略。县社始终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供销社改革发展的第一抓手，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快实施项目兴社战略。一是加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继续把项目建设纳入全年工作重点，严格考核奖惩。二是积极汇报，争取省社、市社的支持。三是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结合供销合作社特点，引进一批能带动系统发展的好项目，确保完成县政府下达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3、加快建立供销合作发展基金。积极争取省、市社和县政府支持，做实本级供销合作社发展基金，增强供销合作社“造血”功能和为农服务能力。

(四)着力维护系统大局稳定。

全系统各部门必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的安全生产和信访稳定工作责任，建立和完善安全隐患排查、不安定因素排查、隐患整改及责任追究等制度，扎实开展“平安单位”、“平安企业”、“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抓好综治民调工作，全系统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刑事案件，确保系统大局稳定。完善工作预案，做到科学管理，规范操作，有章可依，有规可遵。定期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梳理，坚持接访、下访、回访制度，努力解决职工群众特别是弱势、困难职工的合法、合理诉求，及时疏导和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尽量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在重要时期做好重点人员的稳控，并做好上访人接访息访工作，确保系统不出现非访、集访和越级上访现象。坚持工作重心下移，发挥工会重要作用，扶持困难企业，关心困难职工生活，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努力解决各种突出问题。

(五)着力夯实工作基础。

1、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供销合作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供销合作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发挥党在供销合作事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改革发展工作实践。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今年，全系统各单位要以党建为抓手，及时召开“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组织主题党日、认真做好党费收缴、积分管理和党员发展等工作，着力解决干部职工信念不坚定、宗旨不牢固、核心缺失、使命弱化、担当不力等问题，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完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负总责，其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抓党建“五个一”任务清单和五项责任清单机制，推动党建工作同其他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促进党建工作跃上新台阶。

2、坚持正风肃纪。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市、县委有关规定，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巩固作风建设成果。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制度，严肃执纪问责，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有效运用好执纪监督“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是各单位要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明确支部书记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二是全面开展本系统财务审计，摸清家底，核实资产，理顺秩序，规范管理，今年要针对职工反映大，涉及贪污挪用集体财产、参与人情歪风的人和事进行严肃查处。三是落实工作考核，坚持绩效管理，严格落实工作目标和任务，坚持“能者上、庸者下”和到龄退岗制度。

3、统筹兼顾，促进系统各项工作全面推进。2019年，我们要以工作目标任务为重点，统筹兼顾，在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同时，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全面完成改善民生重点工作、精准扶贫、“文明创建”、湘汉片棚改项目等目标任务。健全监事会工作制度，以制度管人、管事;加大监督力度，对社有资产处置、企业经营行为和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抓好工会、老干等工作，促进系统各项工作全面推进。

同志们，今年供销工作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全县供销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总体部署，进一步振奋精神，抢抓机遇，真抓实干，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意识，努力转变工作作风，切实提高为农服务水平，全力争创一流业绩，争取在全省供销系统业务考核中争位进档，力争在“三农”服务和新农村建设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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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科学论文篇八

行动导向教学法目的在于促进学习者职业能力发展，其核心在于把学习过程与行动教程相统一。德国是行动导向法教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发源地。，德国16个州的文教部长联席会议颁布了新的职业教育“框架教学计划”。该框架教学计划指出：为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职业学校要强调实施“行动导向”的教学，以使青年人在其未来的职业活动中能独立地制定计划、独立地实施计划、独立地评价计划。行动导向的教学一般采用跨学科的综合课程模式，不强调知识的学科系统性，重视案例与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学生自我管理式学习。在教学活动中，以活动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通过对行为的引导，让学生获得完成今后不断发展变化的工作任务而获取跨专业、多功能和不受时间限制的能力和具有不断克服知识老化而终身不断学习的能力。它是德国“双元制”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在德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它适应了新的'人才素质要求标准：个体不仅要知识、技能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应变、生存、发展。基于此，本文对其哲学理论基础进行分析与探索，旨在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行动导向法的哲学理论基础。

行动导向法的哲学理论可以追溯到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但是对行动导向法影响最大的却是现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流派——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查理?皮尔士、威廉?詹姆士、约翰?杜威等人。实用主义的意思是行为、行动、事业。其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认为探索、实验、求实、进取是实用主义的基本结构。

在实用主义哲学中，对行动导向法影响最大的是杜威哲学——经验哲学或实践哲学，他从生物与环境的适应和互相作用出发，说明人类社会现象和人的认识问题。认为“经验”就是人的有机体和环境互相作用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包括人的思想、感情、行动、人的一切活动和与人的活动相关的一切东西。他在教育领域中倡导“在做中学”的理念，强调实践，强调“经验即生活，生活即应付环境”，提出了“通过多种活动让学生在做实际的事情中而不是由读死书或死读书中获得各种知识和经验并提高能力技能”，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行动导向法的诸多理念也正是源于此，比如，行动导向教学法目的在于促进学习者职业能力发展，其核心在于把学习过程与行动教程相统一-它倡导通过行动来学习与为了行动而学习，这一思想与杜威的“在做中学”的理念，并无二致。杜烕强调“经验即生活，生活即应付环境”，即强调实践。而行地导向法的教学在于促进学习者的职业能力的发展，把学生的职业能力当作最重要的实践，与整个时代特征相符合。作为一个社会人，个体没有职业能力，不能很好的工作，不能有效的产生与环境适应的行为，他(她）的生活实践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这与当今“以人为中心”、“和谐发展”的主题是相违背的。

行动导向法的哲学虽然受杜威的哲学最大，但是，行动导向法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又超越了杜威的经验哲学。行动导向法在强调学生通过主动和全面的学习，达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更重视案例与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学生自我管理式学习，并非一味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其中既包含对知识的追求、对科学的信仰、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这些其中既汲取了实用主义哲学的精华，又保留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人文主义与“求真务实”的民族性格。这些与均与德国经济的腾飞、双元制模式的建立、行动导向法的顺利展开有很强的关系，我国在开展与运用行动导向法的时候，应慎重应用，特别是对国内的条件情况加以求真务实的分析，而不是照搬照抄，否则适得其反。

三、结语。

时值职业教育在中囯大力发展之际，各种模式、教学方法纷纷引进，对行动导向法的哲学理论进行分析与探索，为后续的行动导向法的开展条件与教学效果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为行动导向法的中国化职业教育奠定基石。

作者简介：杨国柱，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韩剑尘，耷徽理工大学人文社科部教师。

哲学科学论文篇九

科学哲学在研究科学基础及其科学发展方面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其中重要的理论主题包含着科学分界标准问题、科学方法论问题、科学发展规律问题。本文对科学哲学的这三个理论主题进行历史发展线索的梳理，并进行内容的深人分析，以期达到对科学哲学的实质和趋向的明晰理解和深刻把握。

一、关于科学的分界标准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哲学是分析和澄淸科学概念的一门学科，所以科学哲学的研究离不开科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当代科学哲学产生以前的科学家当然有其对科学为何物的不同理解，他们似乎并不需要科学哲学家来给他们解释科学概念的意义，但并非对科学概念的所有看法都是科学哲学，在从亊科学的工作与思考如何从事科学的工作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这并不妨碍科学哲学家们从科学哲学的角度阐述界定科学的标准。

在普通的概念中，科学似乎与真理是等同的，但科学发展历史中的亊实是新的理论取代和淘汰旧的理论的例子俯拾皆是，这就促使科学哲学家去思考，新理论取代了旧理论，是不是意味着旧理论就是非科学或伪科学，而新理论就是正确无误的真科学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复杂的.科学哲学家们经过讨论后发现，任何一个理论都有一个复杂的结构，笼统地分析一门理论是否科学就过于简单化了，判断一门理论是否是科学.应该找出这个理论的最小单位然后对这个最小单位进行考察.看它是否是科学的.然后看整个理论中有多少科学的成分有多少非科学的成分.各占多少比例，在此基础上，再对整个理论进行评价_这枰观点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其重要代表是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他们花了极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m.力图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找出科学的最小单元和评价标准u在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具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以致于美国哲学家怀特把这一时期称为“分析的时代'并认为这种分析的方法抓住了本世纪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来标志这个世纪。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门科学的最、单元是什么，然后提供一个评价此最小单元是否科学的标准，供给科学家来作为淸理科学知识的工具。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科学知识好比一座大厦.科学命题就像建筑大厦的基本材料，—门科学理论，就是一个巨大的命题系统.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以科学命哔为基本单位来构建的，而科学知识结构的最小单位就是科学命题。旣然如此，那么评判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就转到了评判命题是否科学的标准上来了。评价理论最小单位即命题是否科学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逻辑实证主义明确说明：是经验证实的标准。这个标准又被叫做”意义标准'即凡是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科学的，有意义的：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就是不科学的，无意义的。经验的证实需要人们动用感官去感觉，或者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实验，所以所谓经验的证实姐根到底还是人的感觉经验的证实。

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看上去简单明了，不容?疑，长期得到人们的赞同，但是人们也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如不能由当下经验证实的怎么办？历史的命题又如何处理？由亍各门科学知识术i吾的差别，人们对语言经验内容的理解和使用如此不一致，又如何靠经验来证实呢？什对这些疑问，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间接经验证实和把各门学科语言统一为物理学语言即被西方哲学界称为“物理主义”的证实办法，暂时抵挡住了人们的诘难。

对逻辑实证主义造成强烈冲击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奎因，他认为.科学知识的各个命题和学科之间，任何一个单独的命题都无法甩观察经验孤立地去证实-他在1951年发表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震动，由此他宣布必须坚决地抛弃经验证实原则这个教条，曾经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奎因的反叛，是逻辑实证主义走向衰弱的标志。

对逻辑实证主义造成更大冲击的是批判理性主义者玻普尔，玻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进行了激烈地批评.他认为需要认真对侍的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所谓“意义”，而是问题和事实。任何科学命题都无法用观察经验来证实.因为任何科学命题都是全称命题，而全称命题不只是单称命题的相加，从单称陈述到全称陈述之间没有逻辑道路.所以全称命题不能由有限的经验所证实，这样就从根本上把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实证原则否定棹了^玻普尔还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可证实标准的一些缺陷，如这个标准既窄叉宽，窄的是它可能把像广义相对论这样离观察距离遥远的科学理论排挤出科学领域，宽的是他可以使傈占星术、理性宗教等偎科学也能堂而皇之地进人科学的殿堂。玻普尔还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不能彻底排除“形而上学”，或者排除是错误的，以往在“形而上学”高空亲浮的思想有可能因科学的成长与科学接触而取得科学地位。玻普尔就此提出了否证原则作为科学的分界标准，他认为，一个理论的可否证性就是指从该理论导出的结论在逻辑或原则上有可能与一个或一组观察陈述发生抵触，凡是可以否证的，可证明为?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可以否证，不可证明为假的，就是非科学的=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学说或理论的科学性主要是指它有被经验证伪的可能性，至于它是否已经被经验所证伪则是无关紧要的。玻普尔的证伪原则看到了理论与真理的相对性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有意又的，但这个原则也有逻辑矛盾.如一些公认为是科学的理论被他判定为非科学，而有些随意提出的假说也可以具有所谓的“可否证性”而混入科学的范围。

美国历史主义哲学家库恩对科学的标准有他独特的看法。库恩认为，科学理论是包括定律、理论、规则、方法、范例以及“形而上学”原则在内的有结构整体，而理论中有无”范式“则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他认为科学是由前科学演化而来，科学和前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具有范式而前科学没有。前科学的特点是工作者对他们所从事学科的基本原理甚至有关的观察现象结论不一，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信念，没有共同的研究纲领，而科学的特点是工作者已经形成了堵如形而上学的、社会学的和人造的菹式，并借助于范式取得科学成就。和范式概念有关的是科学共同体概念，库恩认为，科学知识的主体是科学共同体，形成科学共同体的标志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掌握了共同的范式，理论是否成为科学也要看科学发展中是否形成了科学共同体。

历史主义学派的另一代表拉卡托斯吸取了奎因科学整体观的一些合理思想，对玻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分界标准，即‘'经验的预见'拉卡托斯与玻普尔的分界标准的基础都是经验，但拉卡托斯对玻普尔作了批判，认为经验不能证伪理论，因为经验有主观性，而理论的正确性又必须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再者，理论的正确性与背最知识有关，而理论本身也有潜在的生命力，即使遛到否证，也可通过新的事实来确证自己。拉卡托斯把玻普尔的证伪原则称为是“打人沼泽地的木桩'基础不牢=拉卡托斯对”经验预见”标准的说明是，任何理论凡是能不断预见新事实的，就是科学的；凡是不能预见新事实的，就不是科学的。拉卡托斯认为玻普尔一次否证就判定理论的命运太简单了，科学判定标准的问题往往是一个解决理论之间不—致的问题，这样，分界标准就从一个理论被事实所否证的老问题，转fc为如何解决理论之间不一致的新问题了。拉卡托斯还认为，虽然单个的命题无法被证伪.但作为一门科学理论的整体是可以被证伪的，当理论处于进化阶段，它可以消化反例，通过修改背景知识来保护“硬核”，并提高预见力，当理论处于退化阶段时，它就r能通过不断修改背景知识来消极地保护“硬核'而不能提高预见力，这时就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拉卡托斯之后，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分界标准的问题讨论还在继续进行。

二、关于科学方法论问题。

科学发现中的方法论问题是科学发展中科学家最关注、最激动人心的问题、也是科学哲学家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在科学发展史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计其数、但只有极少数科学家能够作出重大的科学发现或创立新的科学理论，这与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关系密切，科学思想史上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在亚里士多徳之前，对自然哲学家影响较大的是两种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即确信宇宙存在者数学上和谐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关于物质运动基本机制的德谟克利特原子论思想。亚里士多徳被认为是古希腊科学方法论的最重要代表，他的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为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中，他认为科学研究的程序就是从观察上升到一般性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科学家应该从待解释的现象中归纳出解释性原理，然后再从这些原理中演绎出关于事件、性质的现象的陈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演绎方法的思想在其后的1000多年中影响巨大。

近代归纳逻辑的真正创始人是培根，培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不能作为科学发现的逻辑、它至多适用于判断论证和论辩，不能把握自然的奥秘，需要建立一种真正的归纳逻辑=培根的科学方法论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张逐级归纳上升的科学程序，二是主张通过例证表而实现的排除归纳法。但培根的局限是把归纳法作为唯一的科学方法。笛卡尔的演绎方法与培根的归纳方法相对应，笛卡尔致力于构造一种前后一贯的演绎理论系统，其论证形式具有欧氏几何中可见的那种确实可靠性。作为归纳主义者的牛顿把典纳——潇绎的科学程序称为“分析和综合方法”，他坚持培根的归纳方法，又受到笛卡尔的影响，他在发现和探究的逻辑上主张采用归纳的方法，而在理论体现的表述上却喜欢采用公理方法=休谟提出了在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归纳问题”，他指出，归纳法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归纳法用经验证明是循环论证，在归纳推论和经验导出间存在两难选择，何况经验的因果关系不过是一种心理的习惯性联想，休谟对归纳法的分析标志着古典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的崩渍=休谟把康德“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康徳认为，归纳推论只限于根据经验寻找个别的科学定律，而不能建立象因果性原则那样的普遍真理，因此要建立一种有先天必然性的先验搞绎方法。

归纳方法和撗绎方法的论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者开始出来收拾残局，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经验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确切的知识，只有用数学与逻辑去寻求知识才是梢确的，因此他们广泛运用了符号逻辑作为推理和表述的工具，他们企图将归纳法与随机过程的数学理论联系起来，即从统计数学理论中寻找逻辑工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搞绎主义者对归纳法的攻击是有道理的，归纳法的确不能给人们提供必然性知识，但是它却可以给人们提供或然性知识，而科学知识本来就是或然性知识，如果不这样看，就会陷人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就与科学榷神背道而驰。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存在者两种真理，即归纳的`真理和演绎的真理.在他们看来，归纳的真理给人们带来新的知识，但这种知识只是或然性知识，而演绎真理不能给人们提供新知识，它只是同义反复、但它是必然性的知识=逻辑实证主义者借助于或然性的基础解决了归纳问题比较成功地坚持了归纳主义的立场，伹他们也没有象老的归纳主义者那样，完全排斥演绎法、因为演绎法可以对科学知识起简化作用，可以把复杂的科学命题系统化、简单化。20世纪前半期，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影响广泛，归纳法成了绝大多数科学家所推崇的方法，演绎主义的观点暂时处落下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信条碰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种种困难：证实原则难以真正贯彻，完全的经验证实不可能，而概率确证理论又面临全称陈述的确证概率为零的责难，逻辑主义的髙度形式化的分析纲领对于大部分经验科学难以贯彻到底、而且单纯静态结构分析不能反映科学的动态发展，不符合科学史的实际，这些原因造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

对逻辑实证主义理论产生强烈冲击的是玻普尔。玻普尔持一种激进的反扫纳主义立场，他认为归纳不能从个别结论推出一般结论，因为归纳的基础是观察，而观寒总是个别的，尽管观察的事例足够多，也不能由这些事例具有某种性质而推出每一个事例都具有这个性质，他还认为观察和实验离不开理论，即观察渗透理论，说科学从纯观察开始是荒谬的，这就反驳了归纳法认为科学从观察和实验开始的基本假定。玻普尔说归纳法根本不是科学的方法，因为归纳法不能给人们以必然性的知识，而且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指出，依靠归纳法就连或然性知识也无法得到，因为过去多次重复的事情，不能保证今后也有可能重复，今后的可能没有任何依据，何况从数学的观点看，过去重复次数固然很多，但未来是无限的，一个有限的过去无论数字怎样大，与无限的未来相比，它的概率仍然为零。所以玻普尔认为在科学方法中应该排除归纳法。既然科学知识不是来源于归纳，那么是否来源于演泽呢，玻普尔认为也不是，他认为演绎法也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内容f只能在证伪理论中起作用。玻普尔认为科学的方法论与科学要达到的目的有关，之所以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是由科学要达到的巨的导引的。

在科学史上，有两种科学理论，一是正确性的理想，一是深刻性的理想，培根、笛卡尔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都追求科学由无误的真理构成的理想，休漠则强调理论的深刻性的理想，休漠以后，没有人再绝对地坚持确实性的要求了。但玻普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倾向于放弃深刻性而追求确实性，即使达不到绝对的确实性也要追求概串的确实性，这是得不偿失的。玻普尔宁愿放弃确实性的理想而去追求深刻性的理想。在玻普尔看来，科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是试探性的，任何确证都只有相对的意义，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并不在于他攀提了无法反驳的真理，而在于他采取无所顾忌的批判态度和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知识既然既不是来自归纳，又不是来自演绎，那么来自于哪里呢，在玻普尔看来，科学的发端来自于对神话和巫术的批判，而不是观察和实验，在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则是来自于对以往理论的证伪，科学的传统既传递他的理论，也传递对理论的批判态度，批判是试图在理论中发现弱点，要发现弱点，就要从理论中推导出若干逻辑结果，演绎逻辑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从科学的系统发育看，科学始于神话，从科学的个体发育看，科学始于问题，由此，玻普尔在批判归纳法之后，提出滇绎检验法作为科学方法’这个方法又叫做试错法，其公式是p1-tt-ee-p2。玻普尔认为知识可以有多种来源，但有一种来源最重要、最根本，那就是u灵感“，他认为科学家在进行科学创造时，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离度的思辨能力和传统知识，更霈要_种神秘的灵感，任何理论最初的提出，都需要这种灵感而提出假说，灵感只有建立在对^经验客体的理解的直觉上才能达到的。在科学方法w题上，玻普尔重视灵感而轻视其他方法。

随者玻普尔科学方法论片面性的暴露，人们开始寻找新的道路，新历史主义学派在这方面建树显着，他们认为科学发现的方法应该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力图用科学方法的多元论取代科学方法的一元论。汉森就认为“朔因方法”也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方法，朔因方法就是由结果而追朔到原因的科学发现的方法，可以表述为：1.观察到意外现象p;2.如果h为真，p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3、可以有理由认为h是真的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代表夏佩尔也主张把朔因推理与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起来，并主张应重视类比法。新历史主义学派的这些主张已经引起了科学哲学界的广泛注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关于科学发展规律问题。

在科学哲学发展历史的前期，由于研究历史较短、积累的资料也较少，科学哲学家们的眼光受到局限，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科学哲学的相关局域问题中，研究方法也往往采用的是静态分析的方法，缺乏从整体角度动态地进行研究，从而对科学发展的规律语焉不详。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问题看得较轻，他们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搞淸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解释科学知识的来源和科学知识的一般逻辑结构，而所谓科学知识的发展，只不过是科学命题的累加罢了，研究的必要性不是很大。也就是说，按照归纳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科学知识的进步是以经验为根据的归纳上升和直线式积累的过程、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把原有理论吸收到一个具有范围更大、内容更多的理论之中，科学理论不断在吸取、包容原有理论的过程中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就好比大箱子内套小箝子一样，被称为是科学发展的“套箱理论”模式。美国科学哲学家奈格尔通过伽利硌的落体定律被吸收到牛顿力学、经典热力学归化到统计力学等事例，说明一个理论被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归化的现象是科学史上霣见不鲜的现象，井称这种积累模式为“归并理论'“套箱理论”和“归并理论m的模式承认科学进步的总趋势，这是合理的成分，但是它们忽略了科学发展中的理论淘汰现象和科学革命对于科学发展的作用，因而受到了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

系统地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问题是从玻普尔开始的，玻普尔是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间环节，是科学哲学从静态逻辑语言分析到动态历史考察的中介，突出的表现是他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并用这个模式来概括科学发展的规律。玻普尔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公式是：pi-tt-ee-p2，玻普尔的动态模式包括了四个阶段：第_阶段，科学始于问题，问题就是观察和理论、理论和理论之间的矛盾，成功的科学研究的第一要点就是对重要问题有鉴别力，要莕于提出和抓住问题。第二阶段，为解决问题提出试验性理论，针对问题提出多种试验性理论，使用滇绎逻辑对之进行前验评价，发现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这个理论是否严谨和是否有可否证性，然后选择_个信息和经验内容最丰宵，解释力和预见力最强的理论。第三阶段，排除错误，经前验评价后，用演绎推理从最可检验的理论推导出预见、同观察、实验或实践的运用结果加以比较，这_步叫做后验评价，也叫排除错误。如果理论与观察、实验不_致，那么理论就被证伪了，理论被证伪不是理论的失畋，而是该理论为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只有通过理论的证伪才能知道错误在哪里，从而排除错误，淘汰旧的理论，发现真的理论。第四阶段，新的问题，不管理论过去曾经经受过多少次严竣的检验，将来总有一天也可能要被否证，没有永恒的冠军，经过长期确证的理论一旦被否证、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超，等待者科学家去解决，于是新的否证过程就又开始了5简单地说，整个的过程就是要“大胆假设，严格检验'玻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是与累积主义科学发展观相对立的第一种理论形式，线性观强调科学发展的渐进性，而玻普尔则强调科学发展的间断性，他的科学发展摸式强调科学家要有不怕犯错误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和否定的精神，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一只精神的水桶，而是一盏引导科学前进的探照灯。玻普尔科学发展模式的主要缺点是注重科学知识的u个体发育”而忽视科学知识的“总体发育'没有从科学史的角度去说明科学发展的规律，同时他片面地强调了科学发展中否定的作用，过分重视质变而轻视量变的作用。

继玻普尔之后的历史主义学派联系科学史的实际和社会历史条件、研究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从科学发展的整体趋势出发，同时重视量的积累和质的突变，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玻普尔的弱点u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是库恩，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他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科学革命；库恩的科学革命过程被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常态科学时期。这个时期是在范式支配下的解难题活动。在这个寸期中，科学家们在范式的导引下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他们持有共同的信念，对自己的理论原则没有批判，坚信不移，甚至抱一神教条的态度。解难题遇到困难时，他们不怀疑理论原则的正确性，而是怀疑自己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反常时期^难题的解决也是一种科学发现.担不能产生新型的事实，只是知识的一种累积，当按照范式解不开难题时.就出现了反常，反常类似于玻普尔的证伪.在这种情况下玻普尔往往抛弃旧的理论.而库恩却认为科学家们不会马上抛弃范式.而是试图在维护旧范式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反常的出现是激动人心的.它是科学革命的预兆，重要的科学发现都始于反常=第三，危机时期、反常的发现多少具有偶然性，反常发现后.科学家会对旧的范式作调整、修改和补充.或增加一些辅助性假说，但有时调整并不奏效，旧的范式梢化不了反常.而且反常的情况越来越多，于是科学家开始怀疑理论的有效性.这时就出现了理论危机，危机是科学家对旧范式丧失信心的心理状态第四，科学革命时期。对旧范式信心的丧失必然开始对新范式的尝试，这个时期的非常研究和有目的的探索常便新的科学发现激增，同时，科学家往往对形而上学产生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而转向哲学分析，探索的结果是产生出新的范式，危机逐渐地得到了解决，开始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新旧范式之间的斗争，以新范式驱赶和取代了旧范式告终。新范式比旧范式有更好的解难题的能力.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新范式地位的确立开始了一个新的常态科学时期，科学的发展又不断地出现反常、危机和新的科学革命，这种科学革命的模式就是库恩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拉卡托斯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础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摸式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独树一帜。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拉卡托斯认为反常不能立即反驳和否定一个科学研究纲领，科学家町以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说来解决问题，这种调整可能造成理论的进步和经验的迸步，即理论能作出更多的预言和这些预言经受住了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处于进化阶段的科学研究铟领并不畏惧反常，而是经常从反常那里找到自己发展壮大的目标，把反常变成证明自己理论正确性和开放性的胜利。2.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研究纲领在理论上的预见总有限度，在经验上的验证也有局限.其进步性是相对的。当成功的研究纲领不能对付新的实验事实时，它就要从进步转换为退步的了^反常开始时是纲领证明自身力惫的目标，但反常的增多就逐渐成了一种不可藐视的力量：科学家此时遇到了难题，旣不能挂免故牌，而出征又会遭到失败，问题的解决需要另寻出路.进化的研究纲领取代退化的研究纲绠阶段。

科学研究纲领在不能对付反常时，有可能也有必要提出新的研究纲领来取而代之，新的研究纲领比旧的研究纲绠更进步，它能够预见旧研究纲领所不能预见的东西，包含有更多的经验内容，甚至可以包含旧的理论。拉卡托斯认为新旧纲领的这种转化是类似于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质变，但也不能急于淘汰旧的纲领，纲领的进化和退化的划分标准是复杂的事情，旧纲领被否证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成为陈迹.它也可能是假死，遇到恰当的条件也可能复活又转化为进步的纲领，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不过是科学家事后给一种纲领能成功解释而另一种纲领不能成功解释的实验的光荣称号，只不过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模式既承认科学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即量变，又承认科学发展的进步性、开放性，即质变，更:为合理地解释了科学的动态发展，这个理论是在玻普尔证伪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被称为精致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之后，科学哲学中对科学发展规律的研究还在继续。

科学哲学历史发展中的这几个主题之间存在着紧密和有机的内在联系。没有设定科学的分界标准，就不能确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描述科学发展的规律；没有相应的科学方法论，就不能落实科学的分界标准和完全体现科学发展的规律；没有科学发展规律的播述，科学分界标准和科学方法论也就比较空洞和缺乏意义。科学哲学家们对这几个问题的论述井没有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有的时候分界标准和科学方法躭是同一的，有的时候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发展的规律躭是用同一个公式进行表达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论中的这几个主题提取出来进行分折和表述。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

科学哲学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关于实在的知识.但这一结论本身只有在先验的视域中才能显示出清晰的含义,一般关于实在论的讨论也只有在先验视域中才能有逻辑的结果.然而在这一视域中的考察也表明,科学哲学的“超验性”问题又是与其实在本质直接相关的,先验哲学在研究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同时又承认这一点.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进程都表明了一个科学的`经验实在(论)的性质,同时这一进程也证实了先验哲学关于先天知识(先验逻辑)的普遍有效性的论述.

作者：孙和平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政经系,浙江,湖州,313000刊名：湖州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ofhuzhouteacherscollege年，卷(期)：24(1)分类号：b08关键词：科学哲学实在论先验哲学科学哲学史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一

摘要：科学与技术在当今时代不仅发展迅猛，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也不断加强，并在工业运用方面结成一个体系，全方位拓展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空间，也为其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途径。科学—技术—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互动融合、循环往复与加速转化的一体化系统。当技术规则的完善远远滞后于技术手段的发展时，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因素就会急剧膨胀，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控制力也会随之减弱。

关键词：科技；“双刃剑”；忧思录；生态价值。

一、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生产力”与“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国家及地区间的竞争更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经过启蒙运动后二百多年的发展，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舒适、极丰裕、极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巨大发展。“科技理性”成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合称，“科学”主要是认识论目的，用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社会、人自身等未知领域的现象、本质及规律。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论探索，后者则注重定向的应用性探索，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而“技术”是应用科学具体化、物质化的表现，通过在生产活动中对科学的应用，以一种现实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应该说，应用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即对规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应用科学还处于应用性理论探索层面，而技术则处于应用性物质实践层面，从应用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纸上应用”到“手上应用”的转化过程。对于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强调和认可它的生产力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本身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统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依据，当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按其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发展和运行轨迹，并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殷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人们反抗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统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发展出“科技理性”作为绝对至上的理性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科学技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和依赖，必将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由机器来调控世界的未来，到那时，“技术系统再也不是按照行动着的主体的协调计划来运行，由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结成的自主发展的动力体系，将超越人的构思，不受社会和人的制约和指挥，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1]。人的主观意识将毫无意义，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用技术对抗技术”的无奈境地。保守主义的观点似乎又过于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人类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无法解脱。这一观点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具有相同的前提预设，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个认为导向“天堂”，另一个认为导向“地狱”。围绕科学技术的这两种争论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预设的理想主义怪圈，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将无法预见“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成了“技术统治论”的帮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会随之加剧。

二、科学技术面临的生态难题。

随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作用不再盲目乐观，而是抱着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生态问题的加剧归因于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简称hep)，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科学与文化的累计可以使进步无限延续下去，并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假设直接导致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环境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制增长，愈取愈得，从而否定了匮乏的可能性。面对“杰文斯悖论”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乐观者辩解道，所谓资源有限论和生态危机加重论都是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静态观点，这只是现阶段生产方式和技术体系条件下出现的暂时的生态失稳现象，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开发出新的可利用资源，并推广使用新的廉价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一论点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否定“临界自然资本的存在”，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依然是对自然界的攫取，只是从匮乏资源向相对丰富资源的转移，使用“可再生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超出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范围，依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科学技术该如何回答“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临界自然资本”问题；二是“所谓的科技发展观”，把资源与生态问题看作科技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顾自然法则，不顾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唯科技主义”的狭隘发展观。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合法化，使环境问题非但不能有效缓解，反而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于整体”的论断，科技的发展确实可以开发出经济有效的环保技术，但从当前的世界形势看，这些技术的使用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解决某个具体的能源或环境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范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这其中有技术壁垒问题，有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污染转移问题，还有“片面技术化”导致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良药，使用不当将会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3]。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风险性评估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

三、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1、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表现为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更多地偏向于利用自然，满足人们最直接、最大化的物质需要，而对于是否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反而被忽略了，这就直接导致人类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化。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科技竞争”等口号的感召下，各个国家无不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发展科学技术，似乎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引领文明进步的方向，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带给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科学技术已不只是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生产力”本身，这就意味着发展科学技术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之，就是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而行。

在人们大谈特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体现在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客体化程度、使用技术手段的水平，劳动强度与获得收益的比值，以及潜在的规则约束。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拓展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只是工具，无法代替人类自主的理性思维，当它脱离人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时候，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机器伦理”与“人类伦理”交锋的时候。

对科学技术规则的强调，就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其它同等重要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它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生命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健康、稳定、完整与统一。生态价值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科技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就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而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学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人类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直接动力，所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价值考量的同时，也需要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即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是否既符合人与社会的需要原则，同时又符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则。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生态化生产方式应该说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进行的彻底的生态化改造，比起开发和使用具体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更加有效，是从生产源头截断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因此，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可行性评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证“它是一种高效率获取所需物质资料的技术，而且是一种无公害技术；是一种能对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全程监控的技术，即对生产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技术，……它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建设能力”[4]。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评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综合价值。只有建立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2、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前面我们谈到，科学技术除了生产力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在潜移默化中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灌输到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中。科学技术作为统治阶级赋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要人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要他们感觉到：不存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无限力量，更相信科学技术的缔造者和应用者——科技专家的无限力量，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们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走向光明。所以，当出现某一社会问题时，总会听到“专家论证”、“专家预测”之类的话，他们的话总是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以至于他们认定的结果，往往就是民众认定的科学的结果，至于论证的过程—因为是科学—太专业化和技术化，民众难以企及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科学技术的论证结果有时会与民众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该相信科学技术，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冲突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从合法化外衣下逐渐显现出来。

以生态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前段时间有关环境事件的报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对污染的评估与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间的差异。一则事件是说，民众普遍反映当地饮用水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因为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近几年明显升高，但专家的检验报告却说，水质合格，达饮用水安全标准；另一则报道称，几个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鱼烂虾背到乡镇府门口作为水污染的证据，但却被告知无法证明那些死鱼烂虾就是来自那条重污染的河流；还有一起事件，村民状告一家化工企业排放有毒废水，造成许多村民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但专家却说不能认定排放废水与鱼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通过技术认定，得出该化工厂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一则案例可以说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前些时候由几名自称具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所披露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幕，他们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性气候变暖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联系，太阳黑子的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价钱扶持科学家群体来论证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起决定性作用，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态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环境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科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这出闹剧让世界哗然。于是有学者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质疑：如果科学技术走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如果看似精确、量化的数据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认识对象，那么科学技术是否还能称之为“真科学”[5]。

当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无限膨胀时，生态价值将如何体现？原本客观真实的价值标准因为政治的横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国家意识色彩。以平等、和谐、共生、统一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也因此遭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严重践踏。生态价值不再是人们平等共享的价值权利，而沦为被少数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但成就了“无声的统治的艺术”，同时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实际上被阻挡在科学技术大门之外，或者说被阻挡在所谓的专家系统之外，科技符号仅仅是少数人掌握的密码，而普通大众只有在门外等待技术专家为他们做出“意识形态化”的“解码”，而无权搭建起与科学技术直接对话的通路。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科学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也造成了普通大众制度性的弱势地位。在环境问题上，科学技术如果不淡出意识形态色彩，不但会误导普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念，而且还会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笔者在对环境事件的调研中深有感悟：仅仅依靠技术指标或者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来判定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对环境治理无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结论。

对于如何协调好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需要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化生产方式来协调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他们拥有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进展、使用等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与否决权；科学技术知识有必要走出专家世界的狭小范围，而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与民众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进行平等对接和对话，要让他们感到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不是常识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此外，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工作其中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具备公正、正义的“科学精神”和生态伦理道德，以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重，这样既能有效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也能有效约束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同时还能引导全社会积极构建健康和谐的生态生存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入生态价值考量，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杨海音。哈贝马斯科学技术观述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57.

[2]杨通进编。走向生态文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3.

[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64.

[4]赵成，方鸿志。论科学技术与生态化生产方式的形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10):11.

[5]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学海，2007,(1)。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二

一、文化自觉概念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和发展。

(一)文化自觉概念的基本特征。

1.文化自觉概念的内涵。

在逻辑学上所谓外延就是指概念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亦即概念的适用范围。

上面本文已经对“文化自觉”的内涵作了界定，因此“文化自觉”概念的外延应与其内涵相一致包括一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实践活动。

费老先生用一句话将“文化自觉”的内涵归纳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16字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要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然后去尊重传统文化，继而自觉的去传承传统文化。

第二，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开发，明确其发展方向。

第三，推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以上就是“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

2.文化自觉概念的本质属性。

费老先生的16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对“文化自觉”概念内涵最精准的概括。

文化自觉中“各美其美”，是指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和美感。

文化没有好坏之分，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要学会欣赏自己的独特文化，看到自己的优点。

“美人之美”是在欣赏自己文化的同时，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和国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美美与共”是指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借鉴，最后相互融合，和平共处，达到“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

可以看出“文化自觉”是充分认知本国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充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并且与外来文化交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丰富本国文化的内涵，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这是“文化自觉”的小目标，不管对本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是与外来文化的融合，终极目标是实现文化的和谐发展，实现“天下大同”这一伟大理想，这一理想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想相契合的。

2.文化自觉概念的发展。

中国近代较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开始于中日甲午海战之后。

甲午战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得社会矛盾加深，同时也唤起了民族觉醒。

亲身经历这次事件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役始也。”

民族觉醒是文化自觉的重要表现，甲午海战这次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觉醒，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审视国内和世界形势，导致了“公车上书”的出现，这是文化自觉的起点。

“公车上书”是知识分子们对祖国前途理性思考之后采取的重要举措，这些知识分子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之下，直接或间接的改变了人生观和世界观，开眼看世界，使得他们成长为文化自觉的主力。

从甲午海战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走在时代前列，主张“变法”，向西方学习。

他们一方面从文化上论述政治变革的必要性，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另一方面大力宣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平等精神，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意义。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更多的有识之士以实际行动自觉承担时代使命。

其中梁启超的“新民”说则大力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自觉。

孙中山则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弊端提出批评。

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思考，是文化自觉的具体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主要活动阵地，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知识分子结成新文化阵营，主动承担起唤醒国民意识的使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改造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推动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觉醒，促进了人的解放。

通过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国民意识得到极大的解放和觉醒，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二、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

1.文化的基本特征。

要想深刻认识文化的地位，必须对文化的本质属性有深入的了解，要想了解文化的本质属性必须要先知道文化的基本特征，首先要讨论的是文化三个基本特性：第一，超自然性和超个体性。

文化是与“自然”相对而言的概念。

从文化的内涵中就可以看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是与人类世界相关联的，所谓文化其实就是人化的产物，具有属人性和社会性，它不属于自然界的范畴，所以文化具有超自然性。

同时文化是人化的产物，它不是单个人的实践活动的成果，而是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成果，文化是相当于人这个类来说的，不是相对于其中的单个人而言。

文化以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品质附加在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中，一代代被继承和发展。

每一个个体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必须学习和继承前人创造的文化，习得这种习惯，这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所以文化具有超个体的特征。

第二，文化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现象。

不同的民族具有各自特色的不同文化，因此很显然文化具有民族性。

同时，在存在阶级对抗的阶级社会里，文化不可避免的要打上阶级的烙印。

文化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不是僵化、静止的存在状态，文化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因而必将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相契合，不同时代拥有属于自己时代特色的`特定的文化，因此文化具有时代性，文化的时代性则意味着文化依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可促使民族文化推陈出新，避免固步自封，停滞僵化。

2.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

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是由文化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从宏观上来说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主要有满足需要的功能、认知的功能、规范的功能和凝聚的功能。

第一，满足需要的作用。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将文化创造出来，文化的作用也就是直接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

正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文化的创造也是不断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的。

第二，认知的功能。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本质能力的固化，展示出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所达到的水平。

通过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人类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人类文化知识宝库越来越丰富，使得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逐步提高。

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借助文化，人们日益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并在科学认识的指导下，人们采取正确的处理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

第三，规范的功用。

文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系统化。

它提供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使社会得以在一定秩序中存在和发展，因此文化具有规范人们的行为习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第四，凝聚功能。

民族文化是一个地域中的人们，在日常的实践活动中慢慢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些共同的价值取向凝聚沉积下来就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这种民族文化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和发展，不断激励着民族内部成员奋勇前进，推动本民族的发展。

(一)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力求全面性....................25。

1.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基本方面.............25。

2.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联系....................27。

3.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源泉和中介........28。

(二)从文化现象的发展变化中观察文化现象....29。

2.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29。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指导................31。

三、培养文化自觉的哲学方法。

(一)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力求全面性。

1.对文化现象的认识必须把握其基本方面。

文化，是一个外延非常宽泛的词，涉及的领域和层次十分丰富复杂，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上百种。

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文化”最早来源于《周易》中的贲卦：“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通过礼乐文明教育和感化民众，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与“武功”相对的概念，据汉代刘向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可见，“文化”又是与“武功”相辅相成的统治方法和手段。

西方的“文化”一词则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本意是指对农作物的耕作和栽培以及居住、联系，后来引申扩大为所有有意识的培养、教育、发展及其产物。

文化自19世纪以来就受到许多哲学家的关注，西方出现了许多文化哲学的学说，如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的文化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韦伯的价值的文化哲学，尼采的强力意志的文化哲学，胡塞尔的本质的文化哲学，舍勒的情感的文化哲学，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的文化哲学等等。

这些不同的文化哲学流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产生、实质、结构和功能等等作了有意义的探索，深化了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的认识，但是这些文化哲学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夸大人的主观精神、夸大历史偶然性、夸大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性，低估或者否认人类实践活动在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和自身的实践活动是文化的源泉和基础，没有人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活动，不仅没有文化，连人的生存都不可能。

结语。

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提高本国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决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的，为发展我国先进文化创造了有力的政策条件，它势必推动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对内必须发扬传统文化，深度开发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对外必须处理好本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无论是发展本国传统文化，还是借鉴、吸收外来文化，都离不开高度的文化自觉，只有在对文化充分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费孝通老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范畴，这一概念对于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方法和路径。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如何更好的发展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对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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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三

哲学是对自然科学的总结，同时也对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意识利用哲学思想指导生物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分析理由、解决理由的能力，还能培养文理兼长的后备人才。

哲学思想指导高中生物教学。

哲学是对自然科学的总结，同时也对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意识利用学生们在政治课上学到的哲学思想指导生物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分析理由、解决理由的能力，还能培养文理兼长的后备人才。

现将如何利用哲学思想指导高中生物教学的策略总结如下：

1.利用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哲学思想指导高中生物教学。

哲学中讲到：一般，指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指矛盾的特殊性。二者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

高中生物教学中要注意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处理。引导学生认识到生物学科中所讲的规律一般都是一般规律，任何一般规律都是对事物的共性的总结，事物还存在其个性与特殊之处，共性和特性相互依存。

例如高中生物必修1在介绍细胞统一性时讲到：生物一般是由细胞组成的，但病毒是非细胞生物；一般光合作用的'场所是叶绿体，但原核生物蓝藻光合作用是光合片层；一般情况下叶绿体是绿色植物应有的细胞器，但植物的根尖细胞、叶表皮细胞不含有叶绿体；一般的细胞都含有一个细胞核，但双小核草履虫，胚乳细胞含有两个细胞核，哺乳动物成熟的红细胞没有细胞核；一般细菌的代谢类型为异养型，但硝化细菌为自养型：一般真核生物的体细胞增加的方式为有丝分裂，但蛙的红细胞为无丝分裂；植物体一般组织的无氧呼吸的产物为酒精与二氧化碳，但马铃薯块茎、甜菜块根、玉米胚细胞等无氧呼吸的产物为乳酸。高中生物必修2讲到：生物的遗传物质一般是dna，但有些病毒的遗传物质是rna。高中生物必修3讲到：一般生产者是绿色植物，但能进行化能合成作用的硝化细菌也是生产者，原核生物蓝藻也是生产者；一般消费者是动物，但猪笼草这样的植物也可充当消费者，病毒、营寄生生活的细菌也是消费者。

2.利用整体与局部关系的哲学思想指导高中生物教学。

哲学中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整体与局部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整体由部分构成，整体功能的形成离不开部分原有功能；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部分离开整体就不再有部分功能。

在生物学教学中要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搞好局部，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这种学习策略在高三全面复习时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在复习“动物和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时，要引导学生认识个体层次生命系统的整体性，只有生物体各器官、系统之间的协调统一，才能使内环境维持稳态，换句话说只有神经调节、体液调节、免疫调节共同配合使各器官、系统之间协调统一，保证内环境的稳态，生物体才能正常完成生命活动；另外，从高中生物教学的整体教学来说：第一，在高中生物教学中，要注意各个章节各本书内容的连贯性、整体性。

教学过程中，我们如果只注重各个部分内容的讲解，而不从整体角度出发就可能使学生的理解过于片面，那么很多理由很多知识就可能让学生无法联系，很难构成知识网络，造成学生理解上的空缺和漏洞。高中生物课本的每一章节主要是对生物局部活动进行研究，如果教师能每节课的导课或小节时都站在整体角度对学生进行引导，也就是简短的几句话，就可以引导学生在生物学习完成之后，就可以建立生物体的整体结构和功能（以及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活规律等）的知识框架，如果建立的这个框架或网络很致密，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以前的一些不解和疑惑，也会在整体框架构建之后融会贯通，迎刃而解。

3.利用宏观与微观关系的哲学思想指导高中生物教学。

哲学讲到的宏观是指从大的方面去观察，微观是指从小的方面去观察。在自然科学中，微观世界通常是指分子、原子等粒子层面的物质世界，而除微观世界以外的物质世界被称为宏观世界。在高中生物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在生物的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中穿梭自如，“微”则进入细胞中了解原子与分子是如何完成细胞代谢的；“宏”则能跳出来了解生态系统、生物圈是如何维持稳态的其实高中生物就是从微观入手的，从组成生物的化学元素到组成生物的化合物，再到组成生物的细胞；到了必修3又从个体水平认识生命活动的调节，从生态系统的水平认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就要求学生不仅对生物微观知识的认识，还必须注重宏观角度的理解。

4.利用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指导高中生物教学。

哲学中的“对立”，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属性。哲学中的“统一”，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它有两种情形：其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其二，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

例如必修1讲到的细胞代谢的方式涉及到的同化作用与异化作用，同化是把消化后的营养重新组合，形成有机物和贮存能量的过程。异化是生物的分解代谢，生物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将体内的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自身的组成物质发生分解，同时放出能量。从细胞到生物体，包含了细胞的分裂、分化与生长等一系列生命活动，在这些生命活动中，需要不断的进行能量代谢和物质代谢，整个代谢过程始终发生着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一般认为，当同化作用大于异化作用时，有机物才能积累，生物才能表现出生长现象。

5.利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哲学思想指导高中生物教学。

哲学中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学生利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理可以很好的理解酶催化作用一例。酶是催化生物化学反应的内在因素，但要使酶发挥其催化作用，外界环境条件比如说温度、ph值显得至关重要。生物的细胞发生癌变是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致癌因子等外因作用于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内因而发生的变化。学生在分析光合作用时得意识到影响光合作用的内因有叶绿体色素的含量、酶的种类及含量，外因有光照、温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样，学生做关于光合作用的题就显得不那么难了。此外，高中生物学中的细胞核与细胞质的相互关系、生物进化的过程、群落的演替、生态平衡。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四

外国文学教学是实现当代大学生思辨能力培养，哲学意识发展的重要途径，只有理顺了外国文学教学与西方哲学思维方法培养之间的关联性和统一关系，结合恰当地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哲学思维培养一定能成为外国文学教学内容的增长点，哲学思维培养也将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新视角。

文学教学；哲学思维；思辨方法。

文学与哲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前者是艺术的、审美的，因而是具体的形象化的；而后者是思辨的、逻辑的、推理的，因而具有抽象的理论色彩。二者各自按照不同的方式来表现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在文学中，普遍是通过特殊而揭示出来的；相反，在哲学中，特殊是通过普遍而揭示出来的。我们亦承认，文学与哲学同处在社会文化大系统中，两者关系是密切的。关于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关联说”认为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又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有所配合。因为人能知道何者为真，善，美，人就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亦就能适应人的生活环境以及人的内在自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会受到哲学的影响。第二，哲学可作为文学批判的工具。因为文学作品是诉诸语言的表达，而用语言表达的食物都有线索及理路可供探寻，有它的内在逻辑，而不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因此，哲学可用外在的观点，来分析文学作品的涵义，价值（吴锡民，1994）。

（一）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在西方大部分学者认为批判性思维为一种综合思维能力，甚至上升为一种较全方位的人文精神，要求一个理性的批判思维者具备诸多人格特质，如好奇性，开放性、系统性、分析性、探理性、批判性、自信性和成熟性。它培养的是一种富于创新意识的批判精神。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教师可联系西方文化、文学的背景，结合探索型的文学形象的评析和历代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批评，有意识的让学生意识到：培养批判思维能力与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是直接相关的。批判思维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质疑答问能力，更能成为一种解放力量，在不断的批判中实现不断的创新。

（二）哲学辩证思维培养。哲学辩证思维具有全面联系和系统整体的特性。对外国文学中复杂的文学现象，如何摸准其发展脉络。对前景做出准确判断，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例如，我们只泛泛地讲解表现主义、心理分析主义等等，而没有对这些主义的出现做出分析，不能辩证地看这些主义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就会使这些知识单摆浮搁，不能上升到规律的层面上，也就不可能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因此，外国文学教学中，必须注入辩证法，用辩证法来融会贯通，对其正反两方面进行准确的剖析。

（三）发散思维培养。发散思维培养是创新能力培养的一个方面。善于进行发散思维，导致忽发奇想，超前想象等等，都能激发出灵感。当然，发散思维不是凭空想象而是站在坚实的基础上的。任何一种想象，都是在某一个系统中进行的。以外国文学而言，与其他的学科一样，是整个学科系统中的一个。因此，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就是站在外国文学这一层面，向周围进行思索，或者说，向周围进行发散，由内而外，由表及里，在深思中碰撞出火花。

（四）哲学理论思维意识培养。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把思维阶段划分为前运算思维，具体运算思维和形式运算思维。后两个思维阶段就是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阶段。抽象逻辑思维又分为两种形式，一为经验思维，一为理论思维。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类型，前者是在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事物的.属性和特点的比较而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形象记忆和机械记忆。后者是通过对事物的各种属性或特性的关系的分析而进行的思维，大学生在熟记时能抓住主体、标出重点、编拟题纲即为理论思维的表现。

（五）求同求异思维的培养。求同思维是指在两个或多于两个的不同的事物之间寻求共同点。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事物共性和个性的把握。我们所要求学生的是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如对18世纪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共同点和不同点。学生通过观察、感受、分析判断的过程中提升了哲学思维能力。

（一）充分发挥教师的榜样作用，增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我们应该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定义越来越取决于思维品质的高低，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作为主干课的外国文学在当前人才培养的格局中应该找到更加适合自身的位置。学生思维创造性的培养，首先离不开的是教师的创造性思维，这就对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不仅传知识更要传思维方法。一方面，要能随时把所教知识的最新成果以及学术界正在争辩的论题溶进教学内容中去；另一方面，要身体力行地站在批判与创新的最前沿去启发学生和开拓学生的思维。要让学生具有怀疑、挑战与开拓性，首先教师自己就要具有怀疑、挑战与开拓气质。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努力结合自己的科研，采取一些与课本、权威不同的角度、方法，或针对疑点、难点提出一些个人见解。外国文学课程本身充满审美愉悦，通过教师带有批判性、创造性的导读，会更加充满生气。

（二）建立民主的宽松氛围，树立学生自信心，是培养哲学思维能力的前提。氛围看似一种无形的元素，其实它蕴含在师生互动与活动之间，体现在课堂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中，使完全可以被师生与观察者感知的客观存在，是一种可以影响课堂教学活动效能的关键因素。积极的和谐民主的教学氛围是学生进行思维活动的前提与保障。具体来说，可通过组织小组合作学习，组建有利的座次来增进教学效果。在理论上，萨特的“介入文学观”主要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艺术观。理论思维培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运用适当的西方文艺理论进行解读是可行的，但久而久之容易忽视了东方文论乃至中国文论的存在。在外国文学的课堂上，重视学习中国文学、文化，东方文化积淀的养成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外，布置学生写读书笔记或读书摘要也不失为一种培养理论思维的好办法。

（三）整合教学内容，建构哲学教学内容体系。知识传授的有效性和知识体系本身的建构也是密切相关的，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内容比较纯粹，以史为线索，阶段性的介绍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著作、作家，这一模式较为固定，缺乏新鲜感。我们是否可以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适当并入比较文学的有关内容，尤其是渗入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其次，除了按思潮进行教学外，是否可以按文学类型的划分，进行戏剧、小说、诗歌专题的教学，并举行戏剧表演，小说改编、诗歌朗诵等多种活动，开辟第二课堂，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思维。

（四）梳理课程教法、考法。除了传统的讲授法，谈活法、讨论法，准直观教学法外，还应当重视单元教学法、发现教学法等。列如对戏剧的学习，可以形成专题，并联系中国传统戏曲展开探讨。以此类推，还可以构建国别文学专题，如一定时间跨度的美国文学专题、英国文学专题。同时，完善文学哲学思维考核模块方式。建立多层面的考核体系，包括记忆层面、理解层面、创新层面。其中创新层面主要考核学生运用已掌握的知识观察、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通过这种改革，使学生在重视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对所学知识进行分析、比较、融合，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4]于春丽.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哲学辩证思维能力培养研究[d].长春师范学院,2012.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五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对档案人员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近几年的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知识机构单一、实际操作技能薄弱使得他们已经难以在社会立足。绝大多数单位招聘时，都要求学生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档案专业理论基础，更要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功底、行政组织能力、办公软件操作技能等相关业务知识。立足这一实际变化，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对档案专业培养目标进行战略性调整，即以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实现思想道德、业务能力及身心健康素质的全面优化，立足于社会需要及通才教育，培养一大批“有理论、懂技术、善管理、能创新、广适应”的复合型人才。

拓宽专业面，优化课程体系设置。

要想彻底改变学生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单一的问题，就必须拓宽专业面，改变原有的档案课程机构，即构建以档案学和历史学为主的课程体系，实现向“宽口径”跨越。一方面，在档案学专业课程调整的过程中，可以精简、合并一部分重复课程，从档案工作的特性、规律、社会职能等角度出发，增加一部分相关专业的学科，实现建设好一个“大档案学”，使学生通晓各类档案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另一方面，注重加强档案专业与其他相关专业的渗透与融合，在高校机关，文、档(文书人员与档案人员)合一甚至是文、秘、档合一屡见不鲜，从档案学发展的趋势来看，图书、情报、档案、资料一体化，档案、信息一体化也是大势所趋，因此，在拓宽专业面的同时，还要构建科学、完善的知识平台体系，使档案学、文秘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学科融会贯通，以保证学生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双双提升。此外，要重视档案教学的实践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是必修环节，可以通过参观、调查、实习等手段，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还可以将学分激励机制纳入到实践人才培养方案中。

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教学方式将直接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只有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才能够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所要教授的内容上。对于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如程序设计、应用软件等，可以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还可以引导学生制作一些“档案问题作品”，寻求解决方案，帮助学生初步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步骤。与此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求知欲的保护，循序渐进地培养其自学能力，做到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考核方式也应有所改变，要从传统的卷面考试逐步过渡到与实际能力考核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档案专业学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铸就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21世纪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数量充足的师资队伍是实现高校档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提高档案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我国档案专业的师资力量相较于其他专业比较薄弱。据资料统计，全国30所开设档案专业的高校专业教师仅有300余名，平均每所高校11人左右。截至2008年，全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南京政治学院4所高校有档案专业博士点，另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30多所高校有档案专业硕士点，这与其它专业相比差距很大。为了改变此种局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增加档案专业教师数量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教师队伍素质建设，铸就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要加强教师培训，努力提升其教学水平，强化其实践能力;要逐步实现主要课程的教考分离制度，建立以考促教机制;要引入竞争、淘汰机制，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主选教师听课，从而增强教师的忧患意识，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六

摘要：科学与哲学之争历来已久，对于二者之关系，牟宗三先生分别从中西方哲学家思想中去找寻。通过辨析，他将哲学与科学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指出了自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哲学概念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进一步阐释了哲学对科学所产生的引导意义，开启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关键词：心思哲学科学。

一、“哲学底科学之误”

用“底”这个助词来表示所属，已是一些哲学家的所爱。“哲学底科学”，即哲学是依附于科学而诞生、发展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的人来说，真乃大谬。他们真不知哲学。那么，何为哲学?哲学与科学又有何关系?此间，又回到何为哲学该问题上来。牟宗三认为：“科学是为人之学，哲学是为己之学。己以外即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科学在忘己而取物。”此处，他虽没有很具体、明确的给哲学下定义。然而，却以比较的方式，将哲学与科学做了细致、明白的划分。这种区分就表现在“内外的划分与物我的合离”。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科学多是与思(意识)有关，哲学则和“心”同在。依科学而言，对象是思维运行的前提条件，对象不现，思维便无法运行，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意义也荡然无存。但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看，思，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运动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交往最密切的仍是无限量的物(外)或对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会之中，一些人“预言”哲学将会消失。然而，就事实来看，哲学并不因科学的繁华、压制而退出历史舞台。

2.现当代的“玄学”

此处所言之“玄学”并非魏晋时期的玄学，而特指科学之后之对象之学。言科学之后，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推论出在目前已发现的最新之物(对象)之背后必然还“有”(隐藏)着一个“对象”。只是该“对象”在目前之科学的能力下尚不可破解。因此，将其悬起而称之为“玄”。也即是该“对象”还看不见，摸不着。―――“存而不实有，内而不外现。”比如：在物理学中，已能通过数学方法推出“超旋”的表达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学的情况来看，其尚无能力凭借实验、作用以将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暂时被赋予“至小”的概念。但若仅仅从理论上来推断，那么，则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对象”而将其构成，使其成为可能。由此，这些只可通过理论推出但仍无法科学验证的“存在”――“科学之后之对象”便成为所谓的“玄学”或“哲学”领域的.分子。依此言说，那么，此处所谓之“哲学”实质与科学无异。这就好比是“已开花但尚未结果之大树一般”;“开花之树”为科学，“未结果”则为“哲学”。因此，牟宗三说：“但以为整个哲学即在依附，则不是好事。因为依附科学，从科学的根据上抽绎出道理，这无异于锦上添花，仍是锦耳，于锦之本质并无所增益。同样，于科学根据上抽绎道理，亦仍是科学耳，于科学本身并无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体平铺。

此处言“上下”是指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将科学划归为形而下，而把哲学归于形而上则未有不可。目前，人们对“道、器”的解释不少，取任何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结合本文，“形”可作为“两境”之界线。“两境”――即形上之世界与形下之世界，“形”暂定为具体事物。其，上可归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据，保障(向内);下可探究为对其他存在所发挥之功用(向外)。冯友兰讲：“一物之存在是以整个宇宙作为其存在之依据、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个宇宙。”正所谓：万物一体，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犹如亚马逊“蝴蝶效应”――亚马逊蝴蝶扇动翅膀，美国西海岸将产生飓风。若依此说法，那么将会陷入一个不可调和之境。先设一命题：你以非你作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为我存在的依据。那么，按照数学原理将“你”与“我”做一个交集，得出的结果即是独立的“你”与“我”。因为，除你与我之外，其他均为一致。亦即是从“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从“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这是从形式逻辑上来推的。毕竟“我”与“你”都是所属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不可分而别论之。然，为了便于说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开。由此，所分离出来的“我’与“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体”，而非生物之我(意识)之你。因为，他们(思)都是科学的产物，不是真我。故而，对真我的感悟则如牟先生所言，须：“主客不离，一体平铺，物我双忘，然而，我们不讲认识则以，即讲认识，则不能不抬高主体，即不能不特显主体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显主体的特殊性能，亦不能达到最后境界的一体平铺，到处皆是。”

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对象的构造以及其变化发展之规律。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什么。这主要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作用。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则往往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如：被就业、被买房等等。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是：客体的彰显，主体的隐退。主体即是作为认识的我，客体就是被认识的“他”。目前，对客体的追溯与主体本身的遗忘，已成为当今人类的现状，它占据了人们的整个思维空间。同时，也相对的屏蔽了人们本来所固有的“性体”“本心”。使得本来就难得被人们所显之“主体”被埋藏的更深、更隐秘。因此，对主体的彰显便成为了当今学科的任务，思想的革命。彰显主体不仅可以填补空虚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调节、平衡已失衡的客体世界与主体境界的结合，使其回到和谐的状态之中。以至人类与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发展。然而，受科学学科本身性质的影响，其在对主体的彰显方面似乎“无能为力”。哪怕是所属于其的心理学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认识，而无法行“自我”的内显。所以，只能由专注于向内的哲学来予以分解，参悟其中之根本，彰显主体的自我，最终让科学与哲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牟宗三.《寂寞中的独体》[m].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2005年4月。

[2]熊十力.《体用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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