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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稳步推进,民工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滞塞造就了大批的城市候鸟,并因着其特殊的工作和生存环境而体味着别样的喜怒哀乐。
城市的第二代移民——民工的孩子则因为义务教育体制、户藉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尚未完善等原因,求学的问题受到种种障碍和限制。
在北京,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在民工子女教育方面措施比较到位,但由于费用等问题,民工子女在入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取消借读费后,因财政没有补助资金,这一矛盾更显突出。城市学校多以非学区户口和学生容量已满为由拒收农民工子女,而民办学校较高的收费又使农民工家庭难以承受,致使一些农民工子女失学。
北京市教委和民政局规定,需要父母中有一方持有北京市的正式常住户口,其子女开具《子女关系证明信》后就可免费借读本市中小学,按有本市正式常住户口的学生对待。这样的情况下,外地来京的民工子女要想在北京进入城市学校就读,必需交纳昂贵的借读费。
从秦皇岛来京务工的小张夫妇,七岁的女儿正是入学年龄,按照北京小学生就读的相关政策,夫妻俩既没有北京户口又没有房产证明,不符合北京入学规定的几种情况,被答复为应回户籍所在地就读。夫妇俩求熟人帮忙,再三申请为了不让孩子作留守儿童,给孩子一个阳光健康的心态,希望进入所在暂住地相近的小学入学。最后接到答复为可按暂居地相对就近入学,具体向暂居地附近小学或所在区教育局申请,必须交纳借读费一万两千元,即每年两千,一次交清六年费用。
小张夫妇在北京打工,丈夫开车给一家餐馆送货,每月五千元的收入,妻子没有工作,只负责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和日常家务。月工资五千元除掉房租每月一千元、生活费及其它各种费用两千多元,实在所剩无几。一万两千元对夫妻俩来说实在不是小数目,而且还是最低的借读费,按学校质量条件等,多的可达三万六千元。
夫妇俩反复合计,为了女儿有个更好的未来,不像父母这样四处漂泊着谋生存,首先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如果嫌受教育太花钱,那么就尝尝无知的滋味。小张夫妇皆为初中毕业,只能靠简单的技术活和繁重的体力活赚取低廉的生活费,对女儿未来的希望是能像城里人一样,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写写算算,既轻松又体面,别像父母一辈子给人打工,累死累活不说,还要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
一万两千元最后由小张夫妇从老家的亲戚处借来,夫妇俩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这笔费用。至于北京户口和房子的问题,从来是不敢想的,唯一的打算就是让女儿把书读好,再有就是多攒点钱。谈到女儿在京入学的问题,夫妇俩一致苦笑:难!并且还有后顾之忧:作为流动人口,能否让女儿在北京完成小学教育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城市的大环境中,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集中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他们融入城市,同时也造成了另一种岐视。
多数市民不愿子女与民工娃同班,有的家长听说孩子与民工子女同班,找到校长和老师表示不同意,有的甚至不惜花费代价将孩子转走,留下的也嘱咐孩子尽量不要跟民工娃接触,他们认为这些农村孩子生活习惯不好,肮脏顽劣野蛮好斗。只有很少一部分家长认为和农民工的孩子一起读书有好处,民工子女的刻苦、勤劳和俭朴的精神值得城里孩子学习。
大多城市学生表现出不喜欢和民工孩子在一起玩耍,理由是民工孩子不讲卫生、生活习惯较差,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
对老师而言,教育民工的子女各方面都费心。首先在思想上,由于父母从小没有给孩子理想的教育,很多学生没有远大的目标。在他们眼里,父辈没文化照样在城里挣钱。学生潜意识中已存在这样的思想,所以在他们生活中,找不到可以学习的榜样,让人觉得很可怕。农村学生的文明习惯更让老师操心。例如农村孩子在教室随地吐痰后用脚去擦,老师就提醒他今后注意不要乱吐,结果这位学生很无辜地辩解:我用脚将它擦干净了。有位老师感慨地说,“类似的这种事情还很多,很多城市孩子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农村娃娃得从头学。我们还要担负他们幼儿园就该培养的文明礼仪习惯。”
而对民工子女来说,在城里的生活过得并不愉快。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成就未来的口号消除不了许多民工子女的迷茫,父母每天忙于生计,对孩子疏于管理。艰苦的生活条件、低廉的家庭收入,与城市孩子生活在一起被放大了自身存在的很多差距,这让不少农村孩子情结低落自卑,从而导致学习成绩很不理想。
那些在亲人眼里聪明可爱的农村娃,在城里孩子面前显得迟钝、木讷、愚笨,城市的冷漠和岐视过早地投射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变得敏感、易怒,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自尊心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在渴望尊重和平等的同时加重对城市的陌生和疏远。
小王夫妇的儿子明明在父母进成打工后的第二年转入了省城的某小学读书,九岁读一年级在农村老家是最普遍和正常的现象,但城里的孩子大多上学早,七岁读一年级为多,还有部分孩子六岁就上了一年级,这样明明在班里就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生。由于个头大、成绩差,同学们暗地里称他为“傻大个”,下课不喜欢和他玩耍,作游戏时也没有人和他一组。
来自苏北的小王夫妇在省城奋斗三年多了,小王主要做一些零活,早晨在都市人还处于梦中的时候,把一瓶瓶新鲜的牛奶小心翼翼放进一家家的奶箱里。太阳高悬天空的时候,不王又变成了一位送水工,来时一桶水甩上肩膀,走时拎着空桶步履匆匆。每天多时要干十来个小时,少时也要三五个小时。小王的妻子也要出门做事,自己经营着一个水果摊,每天早起上货,晚上点灯时分回家。夫妇俩没有时间和精力照管儿子的生活和学习,经常是早起出门时儿子还在睡梦中,只好请老乡帮忙照顾。至于城里孩子每天上下学有家长接送、兜里各种新鲜的零食、时髦的玩具,父母对孩子无微不至地关爱和体贴,明明基本上是享受不到的。
同学的嘲笑、老师的白眼、家长的疏忽,使得明明完全厌倦了这种在学校受了委屈无处可诉,回到家里还是一个人对着墙壁的生活,孤独自卑的他几次和父母说要转回老家上学,问他为什么要回去,明明低着头说:不想在这里被人看不起,就是想老家。说得小王夫妇唯有难过的份。
和同龄的城里孩子相比,民工子女的基础教育相对落后很多。英语、电脑、围棋、游泳等名目繁多的暑期兴趣班,几乎每个城里的孩子都参加过,而民工的子女几乎想都没有想过。在农村,学龄前的儿童大多是认识几个拼音和简单的汉字,至于钢琴、美术、舞蹈等方面的培养基本没有,更不会要求孩子们学普通话,来自生活环境的影响对孩子们日后的教育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起点上他们就远远地落在了城市孩子的后面。
老家在东北的小何夫妇来秦皇岛打工两年多了,小何在家具店卖家具打工,丈夫给家具公司做饭,家庭一个月平均收入20xx元,房租加孩子上学就得1500多元,九岁的女儿在秦市某小学读二年级。本来女儿就近上了学,应该是最让夫妇俩省心的事,无奈女儿的成绩让他们很难露出满意的笑脸。
秦市小学从一年级开设英语课、微机课,对于当地孩子来说,这点课程不算什么问题。现在的城里家庭电脑基本得到了普及,多数孩子学龄前在幼儿园里就简单地学过日常的英语单词,对微机的操作因着家里电脑的普及也相对熟悉,可以说这两门课程对当地孩子来说是轻松和有趣的。
但在小何的女儿这里,英语和微机是最令其头疼的课程,以致于达到了恐惧和厌烦的地步。刚入学时,女儿一口东北小村的方言让小伙伴们很快就不再和她一起玩耍,甚至连同桌也笑话她讲话像噎着了一样,舌头硬得很。更要命的是英语单词的读音恐怕只有她自己能听懂,老师曾戏问她:你说的这是哪国英语?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活泼聪明的女儿从此害怕并讨厌英语,当然英语成绩也是差得很。
第一次上微机课,老师教给学生开关机、用小画笔作画等简单的操作技能,别的同学几乎没用听就熟练地操作起来,小何的女儿却紧张地连开机也不敢,她不明白这台小小的仪器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功能。城里的孩子笑她笨,她仿佛也觉得自己真得很笨。
提到这些,小何无奈地说:城里孩子条件好,家里有钢琴、电脑,周末参加作文班、美术班,而我们哪有那样财力和精力?我有时下班后教孩子背古诗、给她讲算术,但对于英语、微机等实在是力不从心。至于普通话,你看连我自己也讲不好,更别说教她了。
谈及女儿的未来,不容小何乐观:女儿的东北口音很重,还不太会普通话,也没人教她,经常说什么也听不懂,有时候问她什么,只会点头、摇头,与人沟通较少。老师说她经常一个人远远地望着同学们游戏,满眼的羡慕。当有同学主动邀请她时,她又躲得远远的了。女儿已经有轻微的自闭倾向了。不知道这种心理上的障碍什么时候才会消除,只怕会影响她的成长和发展。
农民工子女教育,包括两部分:一是随父母进城的子女,即流动子女的教育,二是留在家乡的子女,即留守子女的教育。由于留守子女与父母长期分离,在生活、学习等方面都受到影响,尤其是亲情缺失和隔代教育,使得留守子女这一群体存在巨大的心理创伤,性格变得较为孤僻,学习成绩下降。
缺乏家庭这一重要教育环节。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家庭教育重于学校教育,有句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情感的培养与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许多父母长期在外务工经商,甚至多年未与孩子谋面,很难与子女交流,使得孩子产生孤独、寂寞、胆怯心理,形成孤僻性格。
隔代抚养,老人力不从心。由于上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并且年老多病,通常都不能有效辅导孩子的功课。很多留守子女由于父母外出对自己的学习中产生的问题无人辅导,无人可问。
学校难和家长沟通,教育脱节严重。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环节,由于家长外出,学校不能与家长沟通,甚至学生的作业都没有家长签字,不了解学生动态,缺乏互动,不利于共同教育培养下一代。
留守学生学习成绩普遍偏低。由于学习困难、交往困难、社会诱惑等因素,导致留守学生厌学、逃学、退学等现象的发生,对自己的未来也相当迷茫。留守学生成为犯罪和受侵害的高危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监护,使得留守子女遇到问题得不到及时沟通和解决,容易误入歧途。
民工张跃从农村来市里卖菜为业,十五岁的儿子跟着奶奶在乡下读初三,开学以来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因为儿子逃课、吸烟、上网、打架,并且屡教不改。老师要求张跃能多抽时间管管孩子,否则再这样下去面临几个月后的中考是很难取得好成绩的,一旦中考失利停止学业,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走向社会没准就会毁了一生。张跃每次匆匆赶来,塞给儿子一些钱外加狠狠地训斥一顿,可惜收效甚微,儿子依然故我。学校已明确表示,这样的学生给学校的管理带来很大难度,甚至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只是鉴于九年制义务教育而没有办法将其开除。
其实民工子女所面临的教育问题远不止这些,他们令人担忧的学习现状、众多的心理问题、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需要学校、社会、家庭三个方面相互配合,针对民工自身的特点,流动性强、居无定所、工作时间长、经济收入低等等,寻求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质量的出路与方法,发挥三者合一的最大优势。让民工的子女在尊重与理解,平等与关爱中踏上健康的成长之路。
民工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的受教育的群体,*法赋予他们与城里孩子一样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当然这一切有赖于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努力。民工们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生活有着落,孩子有书读,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城市应该敞开怀抱接纳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和兄弟姐妹,拓宽民工子女的求学之路,给民工的孩子以更多的理解、关爱和尊重,让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回荡在校园的春天里,让所有的孩子都有书读才是硬道理。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xx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100万名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有学者认为,这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和尽快解决。
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一般指6至14周岁,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有学习能力的流动人口。他们就读的主要途径有四种。
一是借读公立学校。这是城市农民工最愿意接受的形式,但其家庭得交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目前进人此类学校的人数不是很多。
二是进人正规民办学校或私立学校学习。这类学校符合国家的办学标准,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批准,办学条件较好,教育质量也高,但进入这类学校需要较高的收人支撑,一般农民工子女只能望而却步。
第四类也是重要的一类就是非正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类学校往往被视为“非法”,它们尽量避开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视线而成为“地下学校”。它们的办学条件比较简陋,部分教师素质较低,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可是费用较低,就读于这类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绝对数量是巨大的。
综合以上所述,以上四类学校是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主要途径,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现状真的很让人担忧。很多农民工子女仍然得不到正规、合理的基础教育,使得他们和城市孩子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近年来,农民工子女教育难的问题,虽然逐步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教育部门及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是收效甚微。那么,原因何在呢?一是长期形成和执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致使地方政府职责不明确,管理不到位,办学经费不落实。二是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的'政策较难操作。三是教育公平发生偏差,部分学校和教师歧视农民工子女学生,非法无情地剥夺了农民工子女学生与城市学生同等的一些受教育权利。四是农民工子女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弱、流动性大,办学合法化问题很难解决。五是农民工收入较低,大部分还生活在城市贫困线以下,面对城市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昂贵的求学成本,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把“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无奈地藏于心间。
3、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首先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本身要改革创新,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限制,加快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
第二,建立和健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工作制度机制。其中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也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例如,在法国16岁以下的适龄儿童,无论国籍是否为法国,都能够享受跟当地孩子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权利,没有任何差别,不管这些儿童有没有合法的身份。法国人的观念是,对社会来讲,这些外来人口既然来了以后更有可能在这里,教育是最好的融入渠道,同时现在让他们受教育也避免了未来可能产生的失业,犯罪问题。这就对移民子女给予了一视同仁的教育机会,坚持了公平性原则,同时也避免了未来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解决法规与政策实施之间存在的矛盾。农民工流入地政府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机会。农民工流入地政府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机会。流入地政府要制订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通过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就学。
最后,加大公办学校投资力度,适当放宽条件,保证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广度,农民工子女上学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加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
这次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农民工家庭的状况,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培养自己的组织能力。但效率比较低,时间花费较久,有待改进。并且意识到,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处理和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各级政府必须群策群力,深化改革,真正解决这一社会性难题。
农民工培训是个系统工程。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能仅限于政府和企业,还应积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来进行开展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妥转移,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全总也明确提出,各级工会要充分利用工会的学校资源和社会教育资源,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笔者针对目前农民工培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着提出对策和建议。
调查发现,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一些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并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而用于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政府没有足够的农民工培训保障体系,一些企业也不愿培训。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尽管政府投入了许多财力、物力,各级工会也多方努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
首先,从农民工整体来看,对文化知识和技能培训有着强烈渴望和迫切愿望,但具体到单独的个体和实际的培训工作中时,却不然。据调查,不少农民工参加培训都是各级政府下达指标,农民工对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另一方面,一些有学习热情的农民工却由于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参加培训。
其次,从农民工分布情况看,农民工比较多的企业往往为民营、外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认为,工人只要每天完成生产任务“能干”、“够用”就行,对农民工技能升级和有关思想道德、安全、维权等方面的培训热情不大,使不少农民工只能长期从事低级体力或简单熟练工种。
第三,农民工教育培训具有教育对象分散且流动性大、教育层次不齐、教育时间不定、约束力不强等特点,这使农民工教育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1.一些农民工受自给自足思想束缚,视野较窄,缺乏长远性和开拓性。
2.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使其很难摆脱心理上的自卑。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之间的反差,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怀有偏见,使其在城镇寻求自我发展的热情和信心受到挫伤。又由于其在城镇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因而其对城市也怀有一定戒备和恐惧。
3.不少农民工外出打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不知该不该学、学什么、学了有什么用。另外,多数参加培训的农民工虽然不支付培训费用,但仍需支付车票、伙食费、住宿费等费用。
4.由于城市企业在用工制度上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农民工自身先天的.不足,他们中的不少人目前还没有谋取固定工作,甚至连劳动合同都没签过。这种短暂的工作状态,使他们只能选择得过且过方式。很难激活其潜在的培训需求和培训热情。
5.一些培训课程的设置不符合农民工就业的实际需要,按规定每个农民只能享受一次免费培训,而根据农民工择业的需求,常常掌握二三门技术的农民工才能更好地找到工作。
6.用人单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其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有较多投资。一些企业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拒绝对其实施培训。这就导致一些农民工虽打工数年,但在职业技能方面并无长进。所以,一遇企业结构调整或技术改造,便被淘汰出局。因此,不少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科技和生产水平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于是出现了一边是大批农民工进城打工,一边是用人单位发愁招不到人的“民工荒”难题。
农民工培训将是我国今后教育的一个新增长点,国家正在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各级工会来说,既是艰巨的任务,也可能是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各级工会应有长期的眼光和规划,在尽快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同时,一方面要逐步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管理,使之科学化、规范化;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工会在农民工培训上的特色之路。
(1)免费和收费相结合。政府对农民工的免费培训投入是有限的,只能是针对每个农民工的一次性免费培训,而对于那些有一定技能,生活基本稳定还有技能升级需求的农民工,培训就可收取一定费用。另外,还可以与用人单位合作,根据企业需要,对有一定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先免费招聘和培训,合格上岗后由企业支付培训费,或从农民工的每月收入中(在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逐步扣除。
(2)培训和就业信息、维权服务相结合。就业信息服务还应包括职业趋势分析,引导农民工正确选择技能培训方向。把培训、劳务输出、信息资源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会在专业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方式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使农民工培训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3)农民工培训和农民工子女的培训、教育结合。农民工培训的最终目的是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而关注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与培训则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推动这个转移。同时,要在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教育上发挥工会职业和学历教育的优势。工会可以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出照顾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入学与接受教育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参加中职教育。
总之,农民工培训是个系统工程。这种系统性表现之一就是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培训本身,更需全社会对农民工的真正关注,需要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有更真实的了解。许多农民工表达的想法和要求已超出了培训内容,更多的是对平等的要求和对公正的渴望,希望全社会尤其是城市居民改变对他们的歧视。与培训农民工的城市文明素质(如公共场合礼仪等)相比,提高城市居民的平等意识是更为重要的工作。系统性表现之二就是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能仅限于政府和企业,还应积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来进行农民工培训。
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存在于大中城市的角角落落。而在这些农民工的身后,有着数千万未成年的子女。这些孩子是一批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也是这些流动农民的心头之痛。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是当前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中的难点之一。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上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问题,也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并且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业转到非农业,从农村转到城镇,流动农民及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将不断增加。农民工子女是一个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加的群体,其权益保护不容忽视。我们对长沙市马王堆等中学部分农民工子女及其家长展开了问卷调查,学生年龄段为13—16岁。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权利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对农民工子女发出的100份调查问卷中发现,70.41%的孩子是在家长先行安顿好后再到城市的,56.12%的孩子是与父母一起住,并有稳定住房。这其中可以看到近几年在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环境的上已有所改善。但在针对家长的问卷调查中同时显示,受访农民工夫妻双方都在外务工的占58.33%,经常更换地点租房的占37.5%。有4.17%的家长表示其子女曾有过停学或休学的情况。在农民工子女择校时,16.67%的家长表示“做了多方面努力学校才接受”,4.17%农民工表示孩子在选择学校时曾“遭受到学校拒绝”且情况很严重。并且在有的学校甚至存在“择优录取”的现象,这也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面临的一个障碍。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经济收入微薄,社会地位较低,主要来自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闭塞的偏僻农村,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就业不稳定、住所不固定的特点。在我们的调查中,与父母一起无稳定住房的比例也占到了40.82%。这些都揭示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中存在的种种十分艰难的问题。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速度超出了许多城市公办学校的承受能力,民办学校仍是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一个主要渠道。而因为涌入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迅速增多,教育资源不足导致很多公办学校难以敞开接受全部前来报名的农民工子女。民办学校的教育条件又令人堪忧。此外,在入学问题上,费用是首当其冲的。在针对家长的`问卷调查中显示,24名家长表示,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样的待遇”。25%的家长认为学杂费用收费较高,4.17%的人提出有学校收取借读费或赞助费且费用偏高。按照现行标准,农民工子女不管上什么学校,都是要交费的。在公办学校借读,要交借读费。至于私立学校,收费标准不一,也不透明,很难统计。在费用问题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面临三大难问题:就读私立学校费用太高,一般家庭根本无法负担;就读公办学校却因为户口的问题,使得孩子根本不能和同龄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第三是一些为农民工子女专门办的学校却因为工商部门对于学校的定性和自身办学经费的问题而常常出现运转困难,这一类学校的本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而在是否愿意将孩子送入政府开设专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或者学校建立专门的班级问题上,37.5%的家长愿意,41.67%家长表现为无所谓的态度,20.83%的家长明确表示不愿意。而33.67%的孩子表示愿意入读此类学校或班级,52.04%表示无所谓,有14.29%明确表示不愿意。
尽管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度都充分考虑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尽管许多城市的主管部门都在承诺着手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但实际上都收效甚微。农民工子女教育困难的原因究竟在深层次的体制矛盾上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的看法是:
首先,许多地方在计算经济发展总量或列举政绩的时候,基本上是以本地常住人口作为基数。如果增加了农民工的子女教育,既要增加财政投入的支出,还要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影响到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因此,当地主管部门只得采取排斥和关闭的办法,以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
其次,出于对农民工进城数量增加的担忧。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习惯于单身农民工在城里就业。因为他们只提供廉价劳动,来去自由,由于没有子女和家庭的负担。可是一旦要把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作为城市政府必须要解决的日常工作,直接导致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家庭的整体进入。那么城市政府要解决的就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要涉及到他们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就业问题,甚至对于城镇公共设施供给的压力。
近几年,各级政府部门大力实施再就业培训工程,开办各类面向下岗人员的培训班,产生了良好的培训效果。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再就业培训存在不少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一是缺乏统一规划与管理。当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还未形成一个有效的统一培训体系,严重降低了培训效能。再就业培训多采用统一的培训课程、培训期限和培训方法,无法使下岗职工的技能素质、知识水平达到现有就业岗位的客观要求,从而难以提高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
二是培训内容和市场脱节。由于部分培训机构缺乏市场调查的基础,加之就业需求预测手段比较落后,造成了培训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重复性。大多数培训中心培训内容都比较陈旧,模式单一,不能准确判断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方向,许多专业重复设置,浪费了大量的培训资源,致使劳动者参加培训后,仍难以找到工作岗位,制约着再就业培训工作的开展。
三是培训及师资力量薄弱。现在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设备陈旧,致使再就业培训规模小、项目少、档次低。再就业培训缺乏高层次师资力量,仅停留在初级技能的培训上,缺少中级和高级的技能培训,由于办学基础条件不同,造成办班机构在培训项目、种类、层次上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接轨的进程。四是落后的思想和就业观。部分农民工仍然想依靠组织和原企业安排,自主择业意识不强;知识老化,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能力;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培训工作认识不够到位,对技能升级和有关思想道德、安全、维权等方面的培训积极性不高。
基层建议:一是因材施教分类培训。注意量体裁衣,因人而易。对文化水平较低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主要开展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技能或实用技术培训;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对其进行一定专业深度或科技含量的专业技能培训;对有一定资金积累,并有创业意愿的,对其进行创业培训,提高创业能力。
二是注重实效按需培训。在培训内容上,要明确以提高职业技能为主要内容。专业的设置力求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合,突出实效性与实用性。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建立企业与培训机构的合作机制,把发展农民工的技能特长与农业生产和新农村建设的需求相结合,开展经济作物种植、畜禽养殖、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实用技术培训。
三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要建立多领域、多专业、多层次、多方式的培训体系,集中培养、借调再就业教育师资力量,给予经费补贴。由此吸引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参加,提高再就业能力。形成激励、引导和竞争机制,带动更多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参与培训,提高培训的规模和效果。
四是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提高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的认识,下岗职工要转变思想,积极争取,尽快就业下岗职工应转变就业观念,及时看清形势,不等不靠,积极参加转岗转业培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的职业技能,积极参加由国家、社会、企业和职业培训机构提供的职业培训机会,不断增强自我技能,增强社会市场适应能力,尽快地重新就业。
外来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将关系到未来民工子女的前途,关系到本地区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系到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国家规定民工子女也应和本地孩子一样享有义务教育的基本权益,并接受良好的教育。作为全日制公办学校的我们,应关注他们的教育。为此,我们对本校初中部外地生进行了一次教育现状随机抽样调查。
二、问卷情况。
学校对初中部245名外地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分别就家庭背景、家庭教育、学习情况等四个方面设置了55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家庭背景。
从调查来看,48.37%的孩子生活在四口之家,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一般都不是独生子女,他们大都有兄弟姐妹,这样的家庭,家长的精力较分散,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这样家庭中的长子或长女往往承担了较重的家务,或担负着照顾弟妹的责任,他们的生活能力较强,但学习方面因为时间、精力的原因成为他们的弱项,学习成绩的提高存在一定困难。合理的时间分配和劳逸结合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显得尤为重要。
调查中另有23.17%的孩子生活在三口之家,这些孩子自出生起就受着全家人的呵护,处处都被庇护着,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父母对他们的学习很少关心,只是在物质环境中一味溺爱,盲目宠溺,他们的动手能力和独立做事能力相对较弱,内心脆弱,一旦面临挫折,表现得茫然而不知所措。这时,我们应该提醒家长正确对待孩子的爱,千万不能把对孩子的那种关爱变成一种溺爱,是他们身心得不到健康的成长。
另外还有28.46%的孩子生活在多子女型家庭或几代同堂的家庭中,家庭成员构成复杂。对于多子女型家庭中的孩子,如果是家里的老大,其父母把他当大人看待,不但做饭、洗衣等家务活样样都做,而且还要照顾比他小的弟弟妹妹的学习和生活,父母不在家时一切家务都由他料理。他们在家的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什么学习环境了。父母也不会有太多时间去关心他们的学习,对他们的教育自然就被忽视了。对于这样的家庭,家长就要改变思想和教育方式,抽时间去多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确保孩子完成该属于他的权力和义务。
(二)家庭教育。
调查中发现,对于孩子的犯错,69.39%的家长会耐心地跟孩子讲道理,帮助孩子找到错误根源,并督促他们改正错误,在他们考试成绩下降时,他们会帮助孩子分析反思考试情况,找到下降的原因,督促并协助孩子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学习方法,并取得较好成绩。但还有30.61%的孩子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家长们只是以粗暴的打、骂来惩罚孩子,这样的孩子如果长期得不到家庭的关心和肯定,会造成心理上的障碍或疾病。在孩子考试成绩下降时,也得不到家长的关心和支持,家长们对他们的成绩要么无所谓,从来都不管不问;要么就打骂。这样的家长往往文化素质偏低,教育意识和教育方法匮乏,这是影响家庭教育的主要因素。对此,家长们应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用正确的教育方法来教育孩子。作为我们学校,可以通过家校联系或家长学校等形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普及家庭教育知识,使家长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的科学性,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变“孩子上学后的教育是学校的事”等错误想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明确家庭教育责任,端正家教方向,提高教育效果,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协调配合,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为学生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氛围。
(三)学习情况。
学生的学习情况,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直接影响学习效果。调查发现,能经常看书并注意学习方法的只占百分之30%左右,偶尔看书和稍有学习习惯的占50-60%,还有余下的学生根本没有看书的习惯,也没有正确的学习方法。怎样改变现状,促使他们从不爱看书变成爱看书,并乐于看书,把看书变成一种爱好和乐趣,这是我们每个做教师的值得深思和探讨的课题。在这样一个不爱看书的群体里,学生课堂发言的比率跟看书习惯成正比,能经常发言和不发言的都是只有17%,偶尔发言的是百分之66%。如何改变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态度也是我们课题工作研究的重点,其关键就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特别是自主学习能力。在老师的指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让那些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带动部分学习能力差的学生,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
(四)其他方面。
还对家长希望子女完成学业达到的程度进行了调查,有47.93%的家长希望子女能完成大学学业,27.69%的家长希望子女完成高中学业,22.31%的家长希望子女完成初中学业。
从调查结果来看,绝大部分的'家长希望子女初中毕业后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这就说明,现在的为了民工对子女的教育要求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高得多,他们不局限于满足对子女完成初级教育,毕业后去找份工作帮着养家糊口;而是把自己从小没有受高等教育的遗憾转化为对子女未来的期望,希望他们能收到良好的教育,同时希望能有一个比自己更好的前途。然而,这种高要求的学历期望和职业期望与他们的家庭教育,就像家庭教育情况调查中所显现的那样,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通过有效手段缩短这个差距,也是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四、思考与改进措施。
通过本次调查问卷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了解到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并应注意的问题,为进一步开展对外来民工子女的教育,并推进课题的进程提供了良好的依据。在近阶段的课题研讨中,我们应该关注一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家校联系及家长学校。
学生在学校学习,接受教育的同时,家庭教育必须跟上,教育好孩子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家长的事,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实施教育。家长要在关心孩子学习结果的同时,更要关心他们的学习过程,要关注他们的学习习惯和品行习惯的养成,要知道在孩子的学习问题上,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一定要恰当,要让孩子可以“触摸”到,千万不要提出高不可攀的目标,使孩子纠结于挫折和失败的困惑中,把自己健康的心理彻底摧毁。要知道理性的期望值是成功的基石。
(二)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成功的关键。
俗话说:“积千累万,不如养成个好习惯。”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从小处着手,从点点滴滴抓起。在家和在学校要学会如何合理安排时间,要养成独立思考、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
其次,要帮助孩子端正学习态度,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笔头作业外,还要做好口头作业,把口头作业像笔头作业一样对待并完成好,因为,这是学习的延续和拓展,是巩固知识和提高学习成绩的必要手段。
另外,写字、整理学习用品、爱护书本、保持书本整洁等习惯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对刚上学的孩子来说,家长对此要足够重视。孩子的习惯是积年累月而逐渐形成的,对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培养不容忽视,要坚持从小事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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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着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目前现状。
调查发现,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一些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并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而用于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政府没有足够的农民工培训保障体系,一些企业也不愿培训。
二、问题及原因。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尽管政府投入了许多财力、物力,各级工会也多方努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
首先,从农民工整体来看,对文化知识和技能培训有着强烈渴望和迫切愿望,但具体到单独的个体和实际的培训工作中时,却不然。据调查,不少农民工参加培训都是各级政府下达指标,农民工对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另一方面,一些有学习热情的农民工却由于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参加培训。
其次,从农民工分布情况看,农民工比较多的企业往往为民营、外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认为,工人只要每天完成生产任务“能干”、“够用”就行,对农民工技能升级和有关思想道德、安全、维权等方面的培训热情不大,使不少农民工只能长期从事低级体力或简单熟练工种。
第三,农民工教育培训具有教育对象分散且流动性大、教育层次不齐、教育时间不定、约束力不强等特点,这使农民工教育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1.一些农民工受自给自足思想束缚,视野较窄,缺乏长远性和开拓性。
2.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使其很难摆脱心理上的自卑。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之间的反差,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怀有偏见,使其在城镇寻求自我发展的热情和信心受到挫伤。又由于其在城镇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因而其对城市也怀有一定戒备和恐惧。
3.不少农民工外出打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不知该不该学、学什么、学了有什么用。另外,多数参加培训的农民工虽然不支付培训费用,但仍需支付车票、伙食费、住宿费等费用。
4.由于城市企业在用工制度上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农民工自身先天的不足,他们中的不少人目前还没有谋取固定工作,甚至连劳动合同都没签过。这种短暂的工作状态,使他们只能选择得过且过方式。很难激活其潜在的培训需求和培训热情。
5.一些培训课程的设置不符合农民工就业的实际需要,按规定每个农民只能享受一次免费培训,而根据农民工择业的需求,常常掌握二三门技术的农民工才能更好地找到工作。
6.用人单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其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有较多投资。一些企业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拒绝对其实施培训。这就导致一些农民工虽打工数年,但在职业技能方面并无长进。所以,一遇企业结构调整或技术改造,便被淘汰出局。因此,不少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科技和生产水平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于是出现了一边是大批农民工进城打工,一边是用人单位发愁招不到人的“民工荒”难题。
三、对策及建议。
农民工培训将是我国今后教育的一个新增长点,国家正在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各级工会来说,既是艰巨的任务,也可能是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各级工会应有长期的眼光和规划,在尽快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同时,一方面要逐步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管理,使之科学化、规范化;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工会在农民工培训上的特色之路。
1.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农民工培训工作意义重大,关乎社会的稳定,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各级工会不但要充分重视,而且要转变过去工会搞职业培训的观念和模式。农民工的培训不是把物质条件创造好了“等”其主动来参加培训,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和“请”农民工来参加培训,要教育和吸引农民工认识到接受培训的好处,激发其参加各种培训,不断提高自己综合素质的热情。真正实现“让农民工满意,让用人单位满意,让政府满意”的目标。同时,要积极协调和建议政府有关部门逐步建立培训结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持证上岗和就业准入制度,在强化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劳动力市场“通行证”的就业准入制度的管理方面尽快出台政策。
2.突出重点,注重实效,随机应变,因人施教。
(1)办学形式要多样化。对农民工的培训应当根据农民工的工作特点采用集中授课和现场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可以把课堂开在工地、车间。在开课时间上可采取脱产和业余相结合,节假日、休息日、八小时之外,只要有需要就开班开课。学制上也可以采取系统培训和一技一能的短训或超短训班结合的形式,使培训的成果一点一点积累。在教学手段上传统的教学和现代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制作教学光盘,使农民工在业余时间自学。
(2)办学对象要层次化。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和层次进行“因人。
施教”。对于知识文化水平稍高的农民工可以进行一些难度较大、要求稍高、精密技术工种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系统培训。对于知识文化水平中等的大多数农民工,可以进行一些有一定技术难度的、要求不太高的技术工种和规范化管理操作方面的系统培训,使农民工由纯体力型向体力技能型转变。对于少数知识文化水平偏低,没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工可以进行一些难度不大、要求较低、容易操作的技术工种培训。当前培训的重点是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家装、制造等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
(3)办学方法要多元化。一是和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合作,举办针对行业特点的专业技能培训;二是与农民工市场合作,把培训和向用人单位的农民工推荐结合起来;三是和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合作,送教师、教材到企业。企业参与培训是提高农民工素质的一条重要渠道。应当逐步建立起“定单培训,企业参与”的机制,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
(4)办学内容要实用化。在教学培训过程中,要既不拘泥于教材,也不脱离教材,始终本着突出重点、注重实效;随机应变、因人施教;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尊重对象、适应环境;故事案例、提问解疑。摆脱程式化的课堂教学方式,使农民工的培训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探索实践,搞好结合,调动积极,实现双赢。
(1)培训和考证结合。根据一些行业农民工分散性、流动性、季节性,工作时间长、不固定的特点,采取课上授课和课下自学结合,长训和短训结合的办法,分阶段教学,累计学时,逐步推行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方便有一定文化基础和能力的农民工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并允许培训学校通过考核将农民工已有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学分,学校可以将这类学分折算成接受本校学习的学历学分,凡是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只要累计达到所需学时,或完成各个阶段的教学要求(通过阶段的考试)即可颁发证书。同时,为激励农民工学习知识,学习技能的'积极性,工会或联合有关部门定期组织举办农民工技能大赛,通过技能大赛对农民工进行技能等级考核认定,并颁发证书。只有这样,培训才有吸引力,培训后的农民工在就业中才具有竞争力,才能体现培训主体、培训对象和用人单位的三赢局面。
(2)免费和收费相结合。政府对农民工的免费培训投入是有限的,只能是针对每个农民工的一次性免费培训,而对于那些有一定技能,生活基本稳定还有技能升级需求的农民工,培训就可收取一定费用。另外,还可以与用人单位合作,根据企业需要,对有一定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先免费招聘和培训,合格上岗后由企业支付培训费,或从农民工的每月收入中(在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逐步扣除。
(3)培训和就业信息、维权服务相结合。就业信息服务还应包括职业趋势分析,引导农民工正确选择技能培训方向。把培训、劳务输出、信息资源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会在专业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方式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使农民工培训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4)农民工培训和农民工子女的培训、教育结合。农民工培训的最终目的是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而关注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与培训则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推动这个转移。同时,要在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教育上发挥工会职业和学历教育的优势。工会可以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出照顾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入学与接受教育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参加中职教育。
总之,农民工培训是个系统工程。这种系统性表现之一就是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培训本身,更需全社会对农民工的真正关注,需要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有更真实的了解。许多农民工表达的想法和要求已超出了培训内容,更多的是对平等的要求和对公正的渴望,希望全社会尤其是城市居民改变对他们的歧视。与培训农民工的城市文明素质(如公共场合礼仪等)相比,提高城市居民的平等意识是更为重要的工作。系统性表现之二就是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能仅限于政府和企业,还应积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来进行农民工培训。
下面,我将xx区社会救助和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进展情况做一简要汇报:
20xx年11月29日,全市社会救助安全管理工作会议后,我区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及时组织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成立巡查队,开展社会救助安全管理工作。由于安排早、检查全、督促到位、物资准备充足,截至目前,全区未发现任何流浪乞讨人员冻死、冻伤及社区福利救助机构的不安全事故。
12月24日,全市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会议后,区政府立即成立了清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王玲区长亲自任组长,责成区人社局牵头,各街道办事处密切配合,在全区范围内深入排查农民工欠薪问题。随后,区政府组织信访、住建、人社、公安、法院、检察、工商、工会及各街道办事处召开了专题会议,对全区农民工欠薪情况进行了通报,并转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行动的通知》(x社﹝20xx﹞298号),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承担的相应职责,对全区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刚才,区政府又召开常务会议,专题传达学习昨天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安排布置有关社会救助和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这都充分显示和说明了区委、区政府对这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
(一)社会救助工作。
1、关注弱势群体,全力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大力提高城乡低保和五保供养标准,城市低保标准由260元/月提高到300元/月,农村低保标准由120元/月提高到150元/月,五保集中供养由250元/月提高到350元/月,分散供养由125元/月提高到175元/月。今年以来,共为672户城市低保对象,490户农村低保对象,11户五保对象,共计为2372人发放保障金1326.62万元。另外,对因病因灾造成的87户困难户及时给予了大病医疗救助、临时救助。(例如:xx办事处xx灾给予救助)。
2、加强社会管理,深入开展流浪乞讨人员排查救助工作。区民政局、各街道办事处积极配合,重点对商贸繁华街、城乡结合部、立交桥下、涵洞等处实行地毯式排查登记,进行引导救助。12月5日晚与市救助站联合行动,将流浪在轮胎厂十字口、群英桥涵洞下、太行路蜀沣苑饭店、工业路与塔南路交叉口桥头、xx大学门口等地的5名流浪人员送到了救助站,提供了过冬食物、棉衣、棉被等救助物资,有力保障了流浪人员的生命安全。同时,区民政局还充分做好了救助物资储备工作,随时准备对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离家出走、智障人员及老、弱、病、残等困难人员实行保护性救助。截至目前,已救助流浪人员87名,无冻死、冻伤现象。
3、履行工作职责,做好孤儿及孤寡老人生活保障工作。对我区11家养老院的生活、安全、卫生等基础设施及管理制度进行了深入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消防器材配备不足、餐厅卫生条件较差、部分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对我区孤儿收养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目前,我区3名孤儿每人每月发放补助金600元,由其祖父母近亲属抚养,没有私人收养现象。
目前,xx区在建工地37家,存在拖欠工资问题的施工单位15家,涉及农民工1400余人,金额近20xx万元。根据劳动保障监察管理权限规定,其中河南省金厦建筑有限公司等6家为市管范围,涉及人员1000余人,金额978万元,已报送市监察支队。尚余xx旗渠等9家建筑公司属于我区管理,目前已下达询问通知书。
20xx年,我区共查处案件142起,对13户单位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对3户单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其中行政处罚2户,经协调解决138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已支付工资580.35万元,涉及务工人员1256人。此外,我区还向社会公布了投诉举报电话,在信访局设立了投诉举报接待窗口,派驻1名人员专职负责接访,确保一旦发生因拖欠工资而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各相关职能部门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反应,及时解决问题。
1、社会救助工作:一是个别流浪乞讨人员有抵触情绪,不愿意接受救助。二是个别被救助者在被救助后,多次自行离开。(例如:居住在塔南路与工业路交叉口的xx次送至救助站后又重返。)。
2、清欠农民工工资工作:个别开发商资金链断裂,不能及时发放拖欠工资。(例如:街道办事处恩村一街南水北调安置小区开发商拖欠工程款1100万元。目前,我区正协调开发商通过自筹、贷款等方式积极筹措资金,加快发放农民工工资。)。
1、社会救助工作。一是加大宣传力度,鼓励街头流浪人员自觉进站享受生活,感受党和政府的关爱。二是加强巡查力度,动员社区志愿者和热心群众积极参与流浪乞讨救助,并实行“零报告”制度。三是加大对流浪人员、社会福利机构和农村敬老院的巡查力度,强化暗访回查机制,持续开展寒冬送温暖、节日送温暖活动,全力避免冻死冻伤,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
一是充分发挥劳动监察职能,建立长期巡查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二是加强务工就业宣传教育,增强农民工就业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提高劳动合同的签约率,增强劳动争议处理效率。三是加强执法力度,严肃处理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对目前已存在拖欠工资行为的9家建筑企业,如不能在规定的时限内解决拖欠问题,我们将按规定对其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理和处罚,及时递交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部门立案查处。
汇报完毕,不当之处敬请xx市长和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摘要:本文基于上海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侧重于从人口学视角分析农民工迁移流动特点、未来发展趋势对其子女教育的影响,揭示了现阶段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机制中不利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就如何统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战略思路与实施推荐。
本文在收集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统计资料及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透过对上海市嘉定区、杨浦区三所学校农民工子女的问卷调查,同时结合对上海市教委相关职能部门、杨浦区教育局,浦东、闵行两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访谈资料,在分析现阶段大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的基础上,依据农民工群体迁移流动的特点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就现阶段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如何统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战略思路和政策推荐。
(1)政策保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的“两为主”原则。20底,上海市教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细化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以流入地的区县政府管理为主,以在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学为主”的“两为主”原则。2月,上海市教委拟定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要求探索以公办学校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运作格局,在各方应对农民工子女与上海户籍学生同等对待。4月,新修订的《上海市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将持有一年及以上《上海市居住证》且在有效期内的非本市户籍人员的义务教育适龄子女划为借读生,对贴合条件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在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借读,与上海市户籍学生按照同样标准收费。1月,上海市教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上海市加强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一揽子”计划。
(2)机制保障:市、区两级政府层层落实,将农民工同住子女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一是建立领导机制。在市级层面,建立了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理解义务教育工作的领导。相关区县也纷纷建立健全了分工管理体系,履行本区域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管理职能。二是建立经费投入机制。上海市教委在20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办法中,把农民工子女理解义务教育的经费纳入年度的教育经费预算,并且按照学校的实际在校人数和定额标准,划拨给理解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三是逐步完善运作机制。年9月,上海市教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免借读费工作的意见》,对农民工同住子女身份的认定在全市范围内加以统一。
(3)质量保障:拓展教育内涵,逐步改善和规范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207月1日,上海市教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为主学校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性质及其办学条件作出具体规定。与此同时,自年起,每年下拨3000万元,用于改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安全、卫生、教育教学条件,并透过登记备案、督导评估等措施规范此类学校的办学行为。上海各区县政府也透过种种措施,提升辖区内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公办民营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能够看作是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向全日制公办学校转变的一个过渡,作为一种探索模式,在未来必须时期内也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
(2)学段分布以低年龄段为多。小学阶段在上海理解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占外来流动人口子女总人数的比例,年为82。79%,年为79。47%,说明义务教育阶段在上海理解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以小学阶段为主。[4]进一步考察则能够发现,各年级学生分布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即越是高年级的学生数量越少。
(3)就学渠道以公办学校为主。20之前,大部分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2000年之后,上海市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管理力度,同时增加了本市公办、民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力度。目前,大部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已经为本市的公办、民办学校所接纳。农民工子女在沪理解教育的渠道通常包括:进入公办或民办学校,数量逐年递增;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数量逐年递减。截至9月,上海尚有农民工子女学校258所。[5]根据市教委规划,到,上海将基本完成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的管理工作。
1。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带给者dd市、区两级政府和学校面临的主要问题。
作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带给者,市、区两级政府主要承担教育管理和教育财政经费转移支出等职责,接纳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则主要承担教学任务。透过上海的实地调研,结合全国其他地区的公开报道及研究信息,本文认为,目前流入地政府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1)相关统计制度尚未建立,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农民工子女数量不明,难以对这类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等进行监测。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实有人口管理的信息登记系统,相关统计工作尚不完善,有关部门不能带给较为准确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数据,教育部门作为职能部门,掌握的只是自身有受教育需求的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并为他们带给受教育的机会。如此的制度框架,既影响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规划的制订,同时也难以对这类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等进行监测。
(2)农民工集中居住,区域公办教育资源供需矛盾突出,降低了义务教育资源的总体承载力。由于农民工往往集中居住而且多居住于城郊结合部,这使得义务教育资源区域性供给短缺的现象十分突出。对上海来说,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流动人口子女超多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如嘉定区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教育资源的压力很大,而这些地区又面临本地区农民向城镇集中、中心城区人口因市政动迁导入的冲击。三种类型人口共聚一区,必然造成校舍、师资等教育资源供给紧张。二是部分闲置教育资源已经转让或出卖。过去一段时期,由于上海户籍在校生的减少,各区县公办学校校舍曾一度出现闲置,不是改作他用便是出让置换,使得可容纳量减少。例如,普陀区公建配套的教育资源中,被改作他用的托儿所、幼儿园及中学达46所,占地面积156845平方米,建筑面积38530平方米,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无法收回。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农民工子女不能跨镇、区(县)入学,因此区域性教育资源短缺的矛盾将始终存在。一方面流入地全日制公办学校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的教育资源吸纳不足,从而导致上海整体教育资源的承载力下降。
(3)农民工无序流动,学籍管理尚未联网,增加了义务教育管理以及教育发展规划制订的难度。由于农民工的工作地和居住地不稳定,其子女为了继续就学不得不频繁转学,而且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的流动人口子女,转学的发生比率和人均转学次数都偏高,就学的流动性也更大。频繁转学既影响了其受教育的连贯性,也给区域教育规划管理、学籍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农民工举家迁移及随产业布局调整向远郊集聚,致使义务教育资源供给的区域性短缺矛盾由近郊区向部分远郊区扩展。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发展阶段,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和整体流动的比例显著上升。[7]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发展结果,导致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数量大幅增加。此外,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空间调整,尤其是工业园区向远郊地区的转移,上海的农民工也出现了向近郊及部分远郊集聚的态势。这不仅仅会改变区域教育资源的配置,使基础教育资源供给区域性短缺的矛盾从近郊区向远郊区扩展;而且,由于远郊区教育资源相对较为薄弱,农民工及其子女的集聚将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地区教育资源的区域性短缺,也不利于远郊区教育资源的优化和提升。
(5)户籍人口出生小高峰以及户籍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生育堆积效应,将加剧近期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以上海为例,2000年以来,上海逐渐进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新生儿从20的8。1万人增加到20的16。66万人,将近翻番。同时,上海户籍人口自1993年起持续负增长,很可能在前后对现行的生育政策做出调整,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8]新政策一旦实施,很多人会选取在第一时光内生育,这将导致生育的堆积效应。理解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人数的增多,会对上海全面贯彻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的要求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
(6)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通道一旦建立,将对义务教育资源构成必须的冲击。由于户籍制度和中高考制度的限制,目前农民工子女尚不能与户籍学生一样在流入地享有继续理解初中后教育的平等权利。在上海,虽然政府相关部门与社会各界已构成共识dd将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中等职业教育,但目前仅限于试点阶段。我们认为,无论是开放职业教育还是开放普通高中教育,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通道一旦建立,不仅仅将加大城市高中教育资源的压力,也会对义务教育资源尤其是初中阶段的教育资源构成较大冲击。
(7)义务教育借读费取消之后,大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难度将进一步加大。2008年11月,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自1月1日起,在全国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其中教育部门涉及的10项收费中就包括义务教育借读费。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将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带来巨大的压力,经费不足将成为首当其冲的现实问题,教育财政经费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同时,此项政策的出台会对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数量及其渠道产生影响。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很大,取消借读费后,不仅仅会影响农民工对其子女是流动还是留守的抉择,导致更多的农民工子女透过随迁的方式进入大城市就读;而且因为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优于民办及农民工子女学校,这一政策的出台有可能导致较多的农民工子女转向公办学校借读。
(2)免收学杂费的政策尚未惠及所有农民工子女,部分低收入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仍难以得到保障。仍以上海为例,在国家已经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的政策大背景下,上海将面临两难选取dd取消并禁止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存在,将使部分低收入且不贴合同住子女条件的农民工子女无处就学;降低或取消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借读门槛,则如何解决该部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费用及如何预防更多的教育移民将成为一大难题。如果上述矛盾得不到妥善、有效的解决,那么,由于教育市场和获利机会的存在,新的、非法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仍会不断地冒出来。
综上所述,农民工居住地域相对集中,造成区域教育资源供给短缺与闲置并存的局面;受未来流动人口发展的变化及相关政策的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变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相关统计制度的不完善使教育职能部门难以掌握农民工子女的基本状况,由此增加了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和规划的难度;初中后教育通道以及免收义务教育借读费等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加大了资源供需矛盾的核心dd财政压力,而借读条件门槛的设置是不得已之举,显然会让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也加大了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整治难度。农民工子女教育基础薄弱、社会融合进程缓慢、高考户籍制度的限制等因素的存在,也造成其受教育难的客观现实。就应说,上述问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仅会影响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进程,也会影响户籍学龄人口义务教育水平的提高。
上海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中所面临的难题在全国具有必须的普遍性。本文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难的问题,务必从战略的高度对相关制度加以改革和创新。
首先,务必适应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特点,实现战略思路的转变。一是教育机制从政策保障向制度创新转变。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近年来,虽然各地已经构建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基本制度框架和保障机制,但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两为主”原则,如何解决教育财政政策和教育入学政策的问题,如何解决区域内部教育资源不均、负担不均的问题,仍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创新,使现有的工作系统化和规范化。二是教育目标从教育机会公平向教育内涵拓展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常住化的发展趋势充分说明,就应改革以户籍学龄人口为对象的义务教育管理模式,建立覆盖常住学龄人口的义务教育管理和服务机制。相应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内涵务必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不仅仅要解决义务教育起点的公平问题,还要关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公平问题。在关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同时,还要逐步解决初中后教育的通道问题。
其次,就应秉持“统筹发展、区域调配、多方投入、重点扶持”的指导思想。统筹发展,是指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本市义务教育的统一范畴,将户籍基础教育改革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实施有机结合。区域调配,是指根据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分布及求学需求,对全市存量教育资源加以统一调配,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实施跨区域资源配置。多方投入,是指“两为主”原则体现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个基本价值,但并不意味着强化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也不意味着强化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强调在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上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方针并不是排斥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民间资本和“民办学校”参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重点扶持,是指对贴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透过重点扶持的方式,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师资水平、保证教学质量。
最后,就应依据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对现有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和流动人口管理机制加以改革和创新。具体的政策推荐包括:
(1)强化和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将农民工子女教育资源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其一,根据各区域人口变动的不一样状况决定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向。市级财政要加大对人口导入区县尤其是农民工子女集聚的区县的支持力度,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将较多承担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学校建设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增加教育资源短缺区域公办教育资源的供给,提高这些区县公办学校理解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潜力。其二,透过对外来务工者居住地的规划引导,及时调整不一样区域学校的设点布局,使其与新的人口格局相适应。为分散农民工子女居住和就学的密度,大城市市区相关政府部门要对有稳定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地予以相应的规划和布局。
学生就学。二是应以城市教育附加费及透过社会赞助等方式建立专项基金,透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带给教科书等方式,帮忙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就学。
一部分。市场操作,是指让有企业背景的职业学校进行培养和消化一条龙,企业也能够委托培养方式招生。教育成本由企业、个人和政府三方共同承担,企业有权在录用方面淘汰不合格的学生(政府应限定最高淘汰率)。与此同时,政府务必制订规则,强化对成本、价格和教育质量的监管。
(4)鼓励和支持更多的民办学校参与农民工子女教育。其一,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就应说,上海市政府将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管理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当前农民工子女数量大幅增加、上海公办义务教育资源供给有限的客观现实下,应允许农民工子女学校继续存在,扶持尚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用心创造条件转为民办学校。同时根据实际状况,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办以接纳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
(5)根据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发展特点,建立涵盖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管理和服务机制。要适应流动人口常住化和家庭化的现实,改变当前以户籍人口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把常住人口纳入地方公共服务的范围以及政府教育的日常管理。具体包括三方面:第一,加强外来人口的综合管理工作,建立外来少年儿童信息登记管理制度。第二,充分发挥农民工子女教育领导机构的作用,统筹协调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涉及面广,需要由政府牵头。第三,根据农民工人员流动性较大的特点,实行农民工子女学籍管理信息化。可试行发放农民工子女“入学绿卡”,专设便民窗口,统一界定、办理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手续。根据学生家长务工就业不稳、住所不定的特点,学校能够按照受教育时光、分段收取相应费用的办法,以免造成农民工的经济损失。
本文是在“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专项研究课题dd农民工子女教育(农工党上海市委课题组,2008。吴瑞君任课题负责人并主笔课题研究报告)的部分成果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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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农民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农民阶层开始迅速分化和迁徙。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现象是,农民工以乡镇企业为跳板异军突起,义无反顾、势不可挡、坚忍不拔地行走在城乡之间,并以工人阶级后备军和城市居民预备队的姿态,执着而耐心地等待着社会的认可。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最伟大的“凤凰涅般木”,是中国产业工人划时代的整体性更新。正是在这种认识和感悟的驱使下,农民工问题成为我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
笔者到四川、浙江等地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总的感觉是,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巨大、结构复杂、不断扩张的新生群体。
四川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农民工数量的巨大。一份详细材料表明,2004年四川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比上年增长740万人;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比上年增长25.2%。对于这几组数据,可以作三点简单的分析:首先,1490万农民工大军,正巧与北京市总人口相等,意味着四川有30%以上(江西、福建高达4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跃出农门”,这个数字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其次,200万个农户举家迁往城镇,说明了他们告别农村的决心和勇气,也提醒我们这已经不单纯是劳动力的转移,而且还是人口以户为单位的群体大迁徙。第三,576亿元的农民工劳务收入,大大超过了全省地方性财政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超过50%,这标志着农民工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不仅如此,四川2005年上半年的情况更让我们关注。截至6月份,全省有1537.36万农民外出务工,同比增加333.06万人;实现劳务收入375.58亿元,同比增加61亿元。四川这种动态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民工潮发展的强劲势头,数量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
一般认为,决定农民工涌向城市有两个变量:一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个变量在我国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宽松,农民工的流量就会加大,反之就会减少。那么,全国农民工到底有多少呢?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在统计概念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有两个数字可以参考。一是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二是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就业人数。据有关统计和调查分析,2004年,前者为1.38亿,后者为1.02亿,两者相加为2.4亿。但这两个数据有交叉重合,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中有一些不是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就业人数又不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此外,有些乡镇企业改制后就不纳入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统计范围,但一线工人仍然以农民工为主体。除上面两个数据外,还有些相关的数据可以说明农民工群体之宏大。比如,200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达18.9亿人次,比10年前增长6.7亿人次。农民工一般占春运客流的60%以上。综合各方面因素保守地进行推算,目前我国农民工大概超过1.8亿。当然,也有专家估计,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亿左右。
这些年来,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人们都习惯于把农民工与农民相提并论,似乎农民工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是的,尽管中国的农民工已经有多年的坎坷历史,但由于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的障碍,农民工一直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与农民、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农民工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在迅速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据了解,在浙江,一些进城10多年的农民工,现在都成了企业的中层干部,名副其实的高级“白领”。他们在城里建功立业、娶妻生子,但其身份还是农民,家里还有1亩或者几分地。这些“白领”农民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家乡的地已经不知道谁在种。自己这一代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下一代一定要改变!”调研中,我深感一些农民工无论是职业还是观念,都已经不是农民,甚至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了。他们不但是现代产业工人,其中优秀分子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技工。据浙江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在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中,技术人员占14.8%,中层管理人员占10.1%。这个比例说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在企业中的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除了身份和名分之外,与“农民”这个概念越来越远了。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判断非常正确,意义重大。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也就是说,农民工正在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当然,这种分离和融入还处于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渡期,由于打破城乡分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工的农民“血统”还会延续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充分理由证明,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具有独特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正像“涅般木”中脱胎换骨的“凤凰”,此时此刻最需要社会给他们一对展翅高飞的双翼。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乃至得到应有的满足。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生存境况的主要问题是:(一)作为“廉价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拖欠时有发生。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就业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显示,7.5%农民工的月工资在600元以下,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有的企业主直言不讳地向我们抱怨,“如果提高农民工工资,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资,企业还是想方设法拖欠。这在建筑行业是普遍存在,在其他行业也屡禁不止。去年以来,尽管清欠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据四川有关部门问卷调查,35.15%的农民工认为按月取得工资有点难,18.87%的农民工则认为很难。看来一些地方还有50%左右的农民工难以按月拿到应得的工资。
(二)作为“超时劳动力”,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涉及工资和工时问题,农民工不得不跳进计件工资和加班加点的陷阱。比如,浙江79.7%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800元以上,听起来不算太低。但是,这绝不是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报酬。笔者在浙江一个拥有5000多名农民工的大型民营企业调研发现,农民工每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假如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干活,拿到的计件工作肯定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吃饭都不够。就是在这个企业的食堂里,笔者看到一位农民工正在吃一碗稀饭和一盘土豆片。笔者问他,“花多少钱?”他说,“一元钱”。笔者接着问,“一月工资多少?”他说,“620元,但加班也完不成定额”。一些中小企业里农民工的高工时、超负荷问题就更为严重。比如,浙江省海盐县某制衣公司的农民工陈飞向信访部门投诉,他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也没有加班工资。平均月工作时间322小时,比有关规定超出155小时。公司为应付劳动部门检查,还特别制作两份工资表。四川省总工会的一个调研材料反映,某服装有限公司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高达13—17小时,一周5天加班,超出了生理极限。
(三)作为“高危劳动力”,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发。四川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浙江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调查中我们感觉到,无论是输出地还是输入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都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甚至高度危险的工作,工伤、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低。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分析,在县以上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仅有3.41%参加工伤保险,0.84%参加医疗保险,0.83%参加失业保险,2.99%参加养老保险。该省南充市南坪区的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39人,其中农民工寥寥无几。农民工参保率如此之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相当多的企业想方设法逃避参保,以降低企业成本;农民工参保的“门槛”过高,多数农民工想参保但力不从心;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为城镇职工设计的,农民工流动性大,个人账户转移无法衔接。尤为严重的`是,农民工是工伤工亡的高危人群。一些地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有的企业设备陈旧,管理粗放,不投入基本的安全装备,农民工加班加点疲劳过度,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四川有问卷调查显示,62.2%的农民工没有劳动保护用品,57.75%的农民工没有经过安全生产培训,9.3%的农民工发生过一次工伤事故,4.23%的农民工发生过两次工伤事故。有的小企业、小作坊,化学用品管理混乱,生产、生活、仓库“三合一”,农民工直接接触有毒有害物品和气体,职业病发病率很高。一方面农民工极易患职业病,工伤事故严重;另一方面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后,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农民工把伤、残、病带回家乡,社会矛盾由城市转嫁到了农村。
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已经衍生为“四农”问题,那就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加上农民工问题。
为什么把农民工问题单独列出来?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回答其的重要性。
(一)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我国农村现在是一家一户承包土地经营,全国18.37亿亩耕地,人均1.41亩,2.49亿农户户均7.3亩,耕地块数5.8块。数以亿计农户的土地微小规模经营,汪洋大海的传统小农经济,要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非常困难。农民工现象与这种状况密切相关,他们外出打工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对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落后农村的“突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瓶颈。因为解决“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减少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才能繁荣农村,才能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如何减少农民?通过什么渠道减少农民?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及时转换农民工身份,无疑是一条最重要、最根本的渠道。目前,我国有4.9亿农村劳动力,除了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起码还有1.5亿有待转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破解“三农”问题就必须抓住农民工这个关键要素,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在新的领域中实现新的突破。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积极引导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市转移,科学有序地减少农民,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及时有效地解决农民工问题,就会开辟“三农”工作新天地。
(二)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和“以工补农、以城促乡”。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时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缩小城乡差距,农民工是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农民工问题解决好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一些难点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换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绕不过农民工这道“坎”。现在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工业怎样反哺农业?城市怎样支持农村?我通过农民工专题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以近2亿农民工为“反哺”与“支持”的桥梁和纽带,紧密工农关系,疏通城乡血脉。比如,四川省今年上半年农民工的劳务收入经银行和邮局汇回农村287.4亿元(不含卡汇等取到),净增134亿元,增长88.%。这些劳务收入是农民工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反哺”和“支持”,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不需要政府投资和企业赞助,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实效最强。过去的岁月里,农民工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非凡贡献;未来的年代中,农民工还将成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载体。
(三)农民工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在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诸多矛盾中,农民工问题最为复杂。特别是一些地方及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平等待遇,使农民工与企业主的劳资关系紧张,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不融洽,与社会管理不和谐,有的地方农民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广大农民工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在城市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尤其在就业环境差的地方和劳资矛盾尖锐的企业,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很强烈,农民工高伤亡率、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突出。比如,南方某地级市每年有1万名农民工因公致残,有近5000名农民工因交通事故伤亡;流动人口犯罪率占犯罪总数的97%。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我国的农民工现象持续多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民工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仅是一个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还是一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对农民工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理论层面的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现在看来,有必要把农民工问题提升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实践和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特别是“两个趋向”重要判断的提出和“以工补农、以城促乡”方略的确立,使农民工的就业条件和生存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对农民工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地方也创造出一些很有成效的经验。目前,无论是宏观的政策导向,还是微观的企业环境,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这里提出几条建议:(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农民工问题实质是就业问题。要树立就业优先的原则,彻底改变重城镇、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就业观念和相关政策,把农业内部、农村区域和农民进城就业一并纳入国家就业计划,分类实施。近期的重点应该是,把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为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的突破口,制定政策法规,明确工作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
(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权益保障缺失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全社会,要树立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城乡之间人人平等的理念。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对农民工的各项歧视和限制政策,坚决制止向农民工的收费和变相收费。在认真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尽快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重点解决农民工工伤、医疗、失业、养老四大保险缺失的问题。与此同时,着手组织起草关于农民工权益的法规。依法保护农民工权益是治本之策。
(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对农民工的培训,实际上是要造就新一代产业工人,其意义非常重大。农民工输出地要抓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前的基本技能培训,主要措施是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提高补贴标准,试行农民工“培训券”,使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之前得到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农民工输入地要抓好转移后的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工作,特别要充分发挥用工企业培训农民工的积极性,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城乡分割的作用。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势在必行。但是假如简单地将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变为市民身份,其弊端可能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还是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一要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二要弱化农村人口迁徙的“寻租”动机,三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这些方面的工作都要注意节奏和配套,不能操之过急或单独行动。
(五)改进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农民进城的“门槛”低了,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任务就更重了。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个统筹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部门,部门之间既有“各管一段”互不衔接的问题,又有“共管一段”责任不清的问题。应该从自上而下理顺农民工工作的关系,农业部应在有关司局尽快设立(加挂)“全国农民外出务工协调工作办公室”,负责制定全国农民工就业规划、农民工工作政策措施、统计农民工数量、疏导农民工流向、农民工培训等。农民工较多的大中城市也要设立相应的农民工管理与服务机构,切实维护权益,具体指导就业,协调管理事务,提供社会服务。
我们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有各地方、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紧密配合,中国农民工———生命力和创造力极强的“凤凰”,一定能够展翅翱翔,鹏程万里!
农民工问题是我近几年来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在寒假做了一回农民工,并通过寒假时间,对农民工这一问题作了一些调查,因这次是和那些各年龄的劳动者密切的交谈,因此结果较实际。我的家在农村,这几年每年暑假回去,发现家乡的人越来越少了,据了解大部份都有进城打工了,因此造成人们所说的农村就剩下“703861”这种现象。不过笔者看现在甚至“38”这一人群也所剩不多了。经常是很多户人家就剩下老人带着些刚学走路的小孩了。通过对那些外出打工的人群的交谈,发现一普通的问题就是,大部份的农民工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打工的,农民能吃苦,肯出力,勤奋进取,任劳任怨且廉价。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各个行业,各条战线,都有农民工在劳动。现在的矿山,建筑工地,真正第一线工作的80%—90%是农民工。举凡城市里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大多是农民工在默默地干。农民工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然而现实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农民这个特殊的群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农民的贡献是在工作环境很不正常,各方面条件很不利的情况现做出来的。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实行城乡分治的管理制度。这种一国两策的格局,至今并没有根本改革,虽然农民进城了,在城里的二三产业工作了,但农民的户籍仍是农业户口,农民的身份没有变,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出去赚钱,捎回养家糊口。然而许多农民外出打工了,但过年回来家里仍是连过年的钱也很难拿出。咎其原因,据几个农民工说他们虽然是每天都在辛苦地劳动,但是工资却很低,即便是省着点花也攒不到什么钱,加之许多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也就只能是混混自已的嘴巴。通过对农村熟悉的了解,我还发现个极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很多家长期在外打工,其子女读书问题很难解决,虽然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但却很难落实。所以很难让农民工的小孩进城里学习,也就只好扔在乡下随他们发展了,这就造成大批人没念完初中就回家了。这样下去,农民问题将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严重了。
“农民工”是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的家业劳动力转到工厂成为工人。通常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八十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城市,城里的二三产业大步发展,二三产业需要劳动力,于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农民工大量涌现。据农业部、劳动社会保障部有关部门估计,二00二年离土离乡的农民工约为九千四百六十万。近几年国有企业改革,结构优化,大约已有三千万人下岗。据有关调查表明,有些企业把城镇户籍的职工精简了,因工作还需要,找农民工来替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这些企业不仅在搞“减员增效”,而且也在搞“换员增效”。这种趋势还在发展。农民工已经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农民工进城打工,有利于沟通城乡关系,调整城乡社会结构,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矛盾,增加农民收入。我国人多地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民工进城打工,使他们有了出路,也得到一定的收入,然而我们许多不健全的体制或是以前的不够重视,使之出现如今困拢的农民工问题。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我想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农民工问题表面看是要解决保护粗心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在就业方面的不合理限制,给予农民工应有的国民待遇等问题,其实质上是我们国家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工人阶级队伍,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建设一个城乡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维持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问题。
针对农民工问题,我们国家也逐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去年实施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历拖欠问题,这一措施见效颇明显,为许多的外出务工人员能高高兴兴地领到工资历回家过,解决了原来那种辛辛苦苦地工作,到头来却领不到一分钱的现象。另外,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开展的“再就业培训”,它为许多农民工能学到一技之长,能使他们成为有一定素质的打工仔。再看由于各地政府近年重视了解决了部分农民工的在家乡的就业问题和国家对农村的改革,是很多的农民不用离开家乡就能有较高的收入,使很多要外出打工的农民留了下来,导致了沿海城市的民工荒。如果还不城市还不重视农民工的权益而随着国家对农村的重视与加大投资,将使民工荒的问题持续,并导致其经济增长受到限制。
除这些外,我想我有些自己的建议:第一,现行的户籍制度,是把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民业户口两类,实际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既不科学,也不合理。许多问题由此发出来,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要统筹城乡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就是涉及到人口流动,迁徙等全局性问题,必须由国家审度势,做出决策,在全国实行,才能解决。第二,农民工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已有十多年历史,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这不仅涉及到上亿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且关系到用工单位、用工城市有关部门和城市居民的利益,改革的难度很大。要制定一套解决这个问题的总体规划,出台若干政策和措施分步骤解决农民工问题。可选若干城市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实施。在城市财富积累日益丰厚的同时,科学发展观作为国家在新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全面、协调、和谐发展与突出社会公平的取向。换言之,是社会与政治环境发生了向前发展的变化,而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在觉醒。因此,农民工即使现在的境况较以往要好,其遭遇的不公待遇仍然会全面地充分地被暴露出来,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因此,农民工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农民工问题的严重化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境遇不如以前,恰恰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子女们,无论是那些留在家乡农村、还是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安全环境等很多问题都亟待关注,他们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最需要关爱的特殊少年儿童群体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要“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本次对于农民工子女的调查报告主要是通过调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在学习方面的需求为社会对他们进行帮助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调查方法及对象。
由参考志愿者们使用封闭式调查问卷、个人访谈、小组访谈方式对家乡周边小学的农民工子弟进行抽样选择50名农民工子弟进行调查分析。
三、调查结果分析。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加之城市劳动力的缺乏,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
1.心理问题突出。文化背景各异、学习方式不同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不平。因此,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生活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学进度以及不同的教学方式。
2.安全无法保障。流动人口的工作大多不稳定工作变动导致了居住场所的不固定而且流动人口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租住房往往都是在环境较差、出行不便、租金低廉的地方。导致学生的出行安全无法保障。
3.教学内容相异。一般来说农民工子女大多是从偏远农村的学校转入学校。他们的文化基础较差所采用的教材版本往往不同不同的教学进度、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及不同的学习环境导致流动儿童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不能适应的现象。
4.家长思想观念落后。家庭能否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上的帮助对学生适应性有显著影响。调查表明大多数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还是非常关注的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家长不能对子女的学习进行有效的辅导。
定和长远发展因此全社会应一起来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让所有的农民工子女都能在共同的蓝天下一起成长。
1.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改善现有的教育基础设施,提高农村教育工作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能让教育人才安心在农村工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长远的`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2建立民工子女学校:从师资力量,软硬件设备,教学能力和质量,学费征收,伙食和住宿等学校条件上,从对孩子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优秀人格的培养上来讲,政府更多更好的建立打工子女学校对于民工子女都是最适宜的也是最有益选择。
3.制度创新问题:我们当务之急,是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经济制度的改革,要消灭城乡两元制度,这个制度不改革,经济不发展,城乡的差异造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永远解决不了,为什么农民要进城,就是因为经济水平的差异,经济制度的差异,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四)作为大学生,我们的行动。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要努力回馈社会,造福社会,因此,我们应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参与到关爱农民工子弟的行动中来。比如可以积极的参加由我校青年志愿者中心的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坚持从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捐赠等多种志愿服务,以这些行动为载体,将关爱传达到农民工子女。
四、调查结语。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我们希望以此次调查研究活动的资料和结论为基础,向社会大众传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理念,唤起全社会人士对此问题的重视,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关爱农民工子弟的队伍中来,给与他们一些学习上的帮助,更好的关心农民工子女的问题,使他们能够尽快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能够真正快快乐乐地学习、生活,健健康康地成长。
【参考文献】。
【1】《浅谈提高农村家庭教育的对策》辽宁行政学院学报,马丽丽。
近年来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将孩子留给家中的老人或亲戚代养,由于缺失正常的家庭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心理问题增多,学习成绩下降等方面。农民工留守子女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品德,心理健康成长发面存在的问题正日益凸显,成为、家庭、社会的一个管理难题,亟待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分析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看法及相应的解决办法。
关键字。
引言。
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存在于大中城市的角角落落。而在这些农民工的身后,有着数千万未成年的子女。这些孩子是一批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也是这些流动农民的心头之痛。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是当前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中的难点之一。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上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问题,也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并且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业转到非农业,从农村转到城镇,流动农民及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将不断增加。农民工子女是一个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加的群体,其权益保护不容忽视。我们对汉中市城固县原公镇部分农民工子女及家长展开问卷调查,以了解农民工自己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产生,有一个随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而日渐积累的过程。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农民工的规模更加塣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xx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823万人,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至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达到700万人,留守在家的儿童2200多万。于是,农民工留守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城市中的热点社会问题,市民也高度关注。
我们的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几个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情况;农民工子女在学校中的受教育情况;留守子女的教育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家长对学校和社会的期待等。
调查中我们发现,被调查者对于其中几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一致。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认为农民工子女应该和本地孩子一起上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女相对于本地孩子存在不够自信的心理态势;当家长无力支付子女学费的时候学校或政府应给予帮助。另外,有接近90%的被调查者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非常关注,他们了解这些问题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报道,以及与别人的聊天。有71%的家长认为应该让农民工子女在现居住地上学,让孩子留在身边以方便照顾。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们都很重视孩子的家庭教育,但是由于文化程度受限制,学习环境不好,经济能力有限,沟通不够等原因,大多数受访者的家庭教育状况并不理想,449%的父母偶尔辅导他们的学习,而51%的家长从不对孩子的学习进行辅导。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家庭是学习型家庭。但是,作为家长,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子女或与子女共同学习。通过对问卷的分析,我们出我国农民工留守子女的教育现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与父母缺乏沟通,亲情缺失,心理问题突出。
“留守儿童”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孩子心理上感觉被遗忘了,因此非常渴望得到大人们的关注与爱护,而大人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忽视了他们的需求,久而久之,有些孩子可能就由此越来越封闭、孤僻;而另一些孩子对于这种情况可能就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法,比如故意做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情,实际上他们这样做也并非出于恶意,其目的很单纯:引起大人们对他们的关爱、重视。而一旦他们出现了这种情况,大人们的反应多会是生气,继而可能就是打骂,而很少会想到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关爱,给他们以亲情的抚慰。而孩子得不到其所需之后,可能会做出更加出格的事情来,由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对于孩子的发展就非常不利。
二、监护不能落实。
“留守子女”中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占56%;无人监护占26%;其他亲戚监护占18%。隔代监护,一是心理代沟太深,祖孙难于沟通,二是祖辈过度溺爱,百依百顺,三是没有教育理念;亲戚监护,日子一长,孩子或多或少有过失,只要亲戚批评责备,他们之间就有可能产生心理隔阂,严重的甚至闹矛盾;没有人监护,不仅这些孩子心理没有安全感,而且很多事情就有可能因拿不准主意而失误。
三、学习压力大。
调查发现“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明显偏差,成绩排名中,留守子女只占优秀生的10%,而差生当中有70%都是留守子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监护人的文化程度偏低,不能对孩子进行及时的辅导;其次,家庭中的学习氛围不浓,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不够重视,多采取放任的态度,认为只要孩子不调皮就好;再次,教育方法落后,家长不注意与子女的沟通,训斥多表扬少,往往以命令职责的形式教育子女,其实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但难以收效甚至适得其反。
同样,我们对造成农民工“留守子女”的教育诸多问题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对农民工子女来说,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受教育的公平环境,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受教育的途径有限,公办学校容纳量有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保障制度缺失等等。
很显然如果农民工子女继续留守得不到很好教育的话农民工这个阶层与整个社会的脱节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是十分不利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广泛力量的密切配合。了解了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原因后,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的对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一、政府要高度重视对留守儿童教育的责任。
区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工作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部门工作规划。
二、家庭和学校密切配合,高度重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对于父母来说,家庭教育的内容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心上,而更应该从情感的角度去关心和爱护他们。农村学校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职权和职能范围内,加强对留守子女的关心呵护。针对留守孩子的品德行为偏差和心理障碍问题,学校应该加以正确的引导。同时,家长与学校应该加强沟通,了解他们各方面的表现。
三、整合社会资源,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开展各种形式的关爱“留守学生”工作和主题活动的宣传活动,开展爱心募捐、义务家教、艺术培训、心理咨询等关爱活动,更大程度地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关爱行动,动员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关爱留守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营造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对于家庭、学校和政府来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多方位、多角度地采取相应措施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才能使“留守儿童”受到正常、健全、完善的教育,让他们和同龄人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进而使外出务工人员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郭燕聂,王永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及对策分析,中国电力教育,20xx。
3熊正财,李作红;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之我见,20xx。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仅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问题,更是直接影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改善民生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将近2亿,有多达1400万的随迁子女,然而,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社会现状、农民工家庭的自身因素等的制约,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令人堪忧。这不仅影响到农民工子女自身的身心发展和未来,而且亦影响到教育公平的实现,也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趋势相背离,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个庞大群体的受教育权,成为人们关注的现实难题。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教育机会不公平,异地入学困难。由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子女,尽管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但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仍不能有效的解决,城市中的公办中小学仍以各种理由拒收农民工子女。
2.教育资源有限,教学质量堪忧。尽管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要求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但是由于名额限制,费用较高等原因大部分农民工为其子女选择学费低廉,对籍、户口要求不严的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和普通的公立学校相比,子弟学校大多受办学经费的限制,办学条件较差,校园设备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方式、方法落后,教师专业化和经验略显不足,教学质量普遍不高,严重影响了学龄儿童的义务教育水平。
3.家庭教育缺失,失学问题严重。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分析,在全国适龄流动儿童中,"未上过学"者所占比例为4.0%,上过学后又辍学的比例为0.8%。二者相加,全国适龄流动儿童中未按要求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为4.8%,高于全国儿童的相应比例(3.3%)。另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中心单位对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九个大城市流动儿童教育情况的调查;流动儿童失学率仍然较高,达到9.3%,近2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还有近50%的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已经入学儿童有20%因家庭经济困难,难以维持学业。同时,由于父母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对子女的教育不够重视,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子女学习散漫,对学习不感兴趣,成绩较差。
4.缺乏交流,心理问题日益严重。由于生活方式、心理感知、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城乡差别,使农民工子女极易受到城市孩子的排斥,同时他们缺乏跟父母、老师、同学之间的交流很容易产生孤独、封闭、心理不平衡、戒备心较强、人际关系紧张等心理问题;此外,由于其父母的工作流动性大,导致他们经常缺课,因此大多成绩不理想,使他们普遍感到自卑、自闭、对自我的评价偏低。
“教育是民生之基”。未来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现阶段对教育的投资上,教育是支撑未来发展的保障。如果不能保证农民工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必将产生大批低技能劳动者,将影响社会的和谐及制约经济的发展。
1.建立完善的教育法制体系。国家应从法律的角度,尽快明确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明确规定他们的平等教育权。使各级政府、教育等机构在处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时,可以有法可依;农民工家庭和子女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也可以有明确的法律凭证。
2.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加大对子弟学校的投资力度,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良好的公共教育环境。
3.农民工家庭自身应加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强化农民工送子女入学的观念。政府要向农民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他们认识到将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是他们的义务。
4.学校、教师应给予农民工子女更多关注,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加以合理的疏导,让学生尽快适应新的生活,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生活、学习中来。
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规模并没有因20~间的农民工“返乡潮”结束而缩小,相反正呈现持续性增长、常态化存在以及多样性转化的特征。在笔者看来,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绝非短时期的存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也不应该局限于应时性的政策目标。
笔者所在的“农民工返乡子女的文化冲突与社会支持系统构建研究”课题组,在调查了四川省的237位教师,走访观察数十位返乡子女的就学和生活情境,以及对7个孩子长达半年左右的深度追踪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系统中,应该通盘考虑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价值定位和政策效能,并仔细分析政策背后潜藏的制度基础,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深层影响,尽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实现制度重构。
农民工子女从二元划分悄然转向三类结构。
据国务院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9亿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1.66亿人。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流动,社会结构、阶层、文化冲突与融合等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从全局角度深入思考。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注意到近年来中东西部大范围跨省劳务输出趋势的变化。据全国妇联20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流动儿童中县内跨乡流动的儿童占全部流动儿童的比例最高,跨省流动儿童比例位居第二。具体情况是,跨省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儿童的30.11%,省内跨市占18.80%,市内跨县占12.83%,县内跨乡占38.25%。部分省份的流动儿童则是以省内流动为主,如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和贵州等省份,省内流动儿童比例占90%以上。
这一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新趋势,必然带来农民工返乡子女呈现多类型转化特征。其中,返乡再流动学生的持续增加即是这种“漂移”新趋势下的直接反映。“跨省流动——返乡——省域内流动”逐渐成为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重要模式。
其次,应该思考农民工“引返”抑或“促融”政策的价值选择及政策效能对农民工子女结构性变化的深刻影响。就整个农民工政策而言,是促进其更好的融入城市,还是引导其返乡创业?这是农民工整体政策的核心价值选择。从这些年的政策走向来看,“引返”抑或“促融”政策,似乎是一个两难困局,且摇摆不定。近年来,政策的天平似乎倾向于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总体性、高密度返乡创业政策的引导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农民工随返子女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客观事实。
尽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执行效果尚需客观评估,但有几点事实必须予以注意:第一,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将会促使更多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走在返回家乡的路上”;第二,一旦“引返”政策执行效果不力,将很有可能让这些带着返乡创业愿望,但又耗不起的农民工再次选择外出社会漂移;第三,带有“返乡印记”的农民工子女的绝对数量持续增长已是客观事实,并且正在改变着农民工子女的整体结构。
在本课题组看来,传统的农民工子女二元划分(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已经向农民工子女三类结构(留守儿童、随迁子女、返乡子女)悄然转变。
借此,笔者认为,面对农民工子女三类结构变化,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其顶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三类农民工子女在当前“社会漂移”中的类型转化以及带来的文化适应和制度障碍。
孤立政策不能解决“漂移”带来的综合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由“返乡潮”牵扯出来的返乡子女问题以及政策,其实是农民工子女的一个综合问题。它既是一个“他乡”与“故乡”文化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直接体现,也是流动、留守以及正常农村孩子身份的一个关联性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它仍是一种“漂移”所带来的综合社会问题,也绝非孤立政策所能解决的。
本课题组在长期的调研中发现,为数不少的返乡再流动子女往往在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经费投入不足、校园安全存在隐患的民办学校就读;有幸进入公办学校的返乡再流动子女大部分无法进入优质资源校;即便进入公办学校,也存在着单独编班或者在座位上实行划块管理的情况。
总体而言,返乡再流动子女和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一样,在教育过程中受到的显性或隐性不公平待遇十分突出。所不同的是,这部分学生较之非返乡流动的孩子而言,在社会的漂移中经受着更为频繁且持续的文化冲突和适应。而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边界实际上并没有涵盖或者延伸到返乡再流动子女这一分化的群体中去。
从政策对象的精细化、政策边界清晰程度、政策网络成熟度等影响政策效能的诸多因素综合考量,返乡再流动子女的就学问题应该放置在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网络中加以优化。这也正如学者段从荣所言:“今天我们的城市化是只见劳动力,不见‘人’的城市化,是只见孤零零的个体,看不到家庭的城市化。”
所幸的是,目前,不少省份已在实质性推进削减户籍制度的深层制约。比如,四川省已对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提出相应要求,全面实行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所有义务教育公办校对随迁子女“开门”,稳步提高接收比例,避免将随迁子女限定在少数学校。
笔者建议,应该在遵循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基于“儿童优先”的原则,进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以及本课题重点关注的返乡子女的整体性的顶层制度设计。
努力消除就学中的户籍障碍或利益捆绑。
从更为宏观的农民工政策系统来看,户籍制度仍将持续且深刻地影响着“引返”“促融”政策效能,继而导致为数不少的农民工子女在“留守”“流动”之外,将长期存在着“欲走还留”“且走且留”的社会漂移和持续的文化适应问题。
据3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已达200万人左右。各地政府也在返乡创业政策方面,大力宣传和努力推进。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来看,现代化进程都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转移与流动,也一定会带来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压力。但由于大多国家并不存在中国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体制,所以,国外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造成户籍对人自由流动的阻隔以及身份等级的区隔。而我们的情况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体制使得诸多教育政策的执行效能受其掣肘,返乡子女就学政策也深受此制度影响。户籍制度将会与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乃至与整个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网络产生更为频繁的摩擦和冲突,影响着相关政策的执行效能。
发达国家大多是通过法律政策的创新和实践来形成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教育的制度化管理。美国自1966年推行至今的“流动学生教育计划”(migranteducationprogram,简称mep)影响最大,成效显著。联邦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干预、充裕的专项资金支持与完善的流动儿童登记制度挂钩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值得借鉴。日本基于“住民基本情况网络登记制度”搭建自由的户籍迁徙制度,以此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不分地域自由择校。欧盟以高效的管理协调机制,全面的社会融合政策来确保欧盟区域内成员国人口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等。另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方面也有大量的经验。
具体到返乡子女就学政策而言,笔者建议,首先需要加大异地高考(精品课)政策执行力度,解除就学中的户籍障碍或利益捆绑,最大程度地消除因升学原因造成的被迫返乡现象,最大程度地减少因升学原因造成的返乡子女亲情疏离。同时,针对返乡子女再次流动,特别是省域内的省内跨市、市内跨县、县内跨乡流动态势,我国政府应该切实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剥离户籍上的利益捆绑,回归户籍的登记功能。
就学政策动力不足直接影响政策效能。
纵观大多数省份,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执行上,仅仅体现了政策的逐级传达和一般性的政策宣传。从更为基层的政策执行方式和推进思路来看,几乎没有超越上述政策主体所搭建的政策框架。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动力不足直接影响着该政策的效能。
针对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目标执行表浅、执行动力不足等问题,笔者认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需着力加强该政策的执行动力系统,特别是对基层执行主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建设。
首先,需要清楚认识: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需要末端执行主体积极主动的行动,方可实现。如何防止基层政策执行者对于该政策的窄化理解,从而导致“返乡潮”后农民工返乡子女政策的沉寂和淡化?如何避免学校管理者的无区别甚至消极对待,调动学校各级管理者细致、有针对性且充满爱心的工作?这都需要对返乡子女群体的拓展及转换等情况在政策中有进一步的清晰界定和表达。
其次,要切实在国办发[]130号文件“将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情况列入当地教育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精神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返乡子女就学质量公平的绩效考核指标,以此培育政策利益群体积极、多频的互动,推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基层学校对返乡子女群体就学问题的切实关注,防止基层政策执行者对该政策窄化、静态的理解。同时,针对返乡子女与留守儿童和流动子女的转化特点,引导各级政策执行主体(特别是基层学校)整合、优化农民工子女的管理事务,以监督促激励,最终实现管理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以保证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执行动力的持续提升。
总之,在充分认识到农民工子女返乡的持续性、常态性及转化性的基础上,推动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各级管理者的保障激励和监督机制建设,现在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要在大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系统中去思考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问题指向、价值指向和发展趋向,提升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执行效能。
如何建立返乡子女支持系统。
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思路:
由当地政府牵头,建立农民工返乡子女信息登记采集制度。对于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具体数量、家庭背景、年龄、性别、返乡原因、回乡居住及生活状况进行详细登记。如有可能,建立以县为主的返乡子女基本情况网上登记制度。可以和留守儿童、流动子女登记制度联通,从而在信息采集方面做到心中有数。
对于返乡子女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别对待。比如,对于成为留守儿童的农民工返乡子女,可以建立结对子帮扶机制,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青神模式”就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必须强调的是,各地既要有效地将返乡子女的就学等问题区别对待,同时,也要看到返乡子女向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以及正常家庭孩子的转换,在整体性农民工子女关爱网络的大战略下思考返乡子女的关爱系统。对于再次流动的返乡子女,要将其纳入流动子女就学政策的框架中去。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家庭为依归、社区为依托的基层关爱网络和安全预警机制。比如,可以考虑返乡子女占一定比例以上的学校增设生活和心理辅导教师编制,专职从事此方面工作。可以在各村、社区建立农民工返乡子女互助关爱服务站。在该公共活动空间中,以书籍阅读、游戏、亲子网络联系小屋、“外面的世界”视窗等功能分区构建返乡子女、留守儿童、普通孩子的公共交流空间。同时,针对返乡子女的个人安全等问题,在关爱网络搭建的同时,也应在信息采集系统的配合下,建立返乡子女个人安全监护人责任制度,并以此构建安全预警网络。
农民工返乡子女的支持网络建设和优化,还需要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支持网络感受度,积极推动返乡子女由被动接受向主动的寻求利用支持网络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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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寒假,我前往了崇明的前卫村,在观光游玩的同时体验了一回农家的生活,颇有收获和体会。品味到了纯情朴实的农村生活,也体验到了“回归自然的人生境界”。久居喧嚣闹市的城里人到此一游,可以一洗烦嚣,陶冶性情,使身心得到调养。我这次的实践主要是当了回小导游,当导游当然先要了解前卫村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前景,为此,我做了一系列的调查,使我能更好的完成这次的实践活动。
据介绍,前卫生态村位于崇明岛中北部,于1969从一片滩涂中围垦而成,总面积3671亩,人口753人,经过30多年的艰苦创业,目前已形成集农、工、副、商、游全面发展的生态村,投资规模达1.2亿元。昔日一片荒凉的沉寂小村,如今是既具城市风光,又有田园诗意,这里水洁、土净、空气清新,花果绕村争香斗艳,碧波锦鳞鳖蟹嬉水,大棚喷灌一派风光,树木成林鸟语花香,漫步绿茵深处健身苑之间,疑是桃花源中行,使人感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前卫将工业下脚、菜园黄枯,人畜粪水等废物变成了资源,环境得到了保护,使工业、农业、副业、旅游业等产业得到协调发展,国内外农业专家近年纷纷前往前卫村参观调查,对这里的生态工程赞不绝口,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钅容基、尉健行、温家宝、吴邦国、黄菊、李铁映等都亲自来村检查视察。自1984年以来该村连续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五好村党支部、”“标兵村”,95年又被评为“全国绿化千佳村”、“全国科普教育基地”,96年被联合国在土耳其授于“全球环境500佳”提名奖。
千禧年之际,前卫生态村隆重推出“农家游”旅游项目,让游客“让游客“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学农家活、享农家乐”。做一天真正的崇明人,享一回有趣的“农家乐”。目前,前卫村共有28家接待农户,其中4家为aaa级,15家为aa级,“农家乐”上了新的台阶。在领略田园风光之际,亦有观赏斗鸡、鱼鹰表演,到古村踩水车、学推磨、坐花轿等游乐项目,另外,还有更多的休闲娱乐设施还在建设之中。
旅游,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已成为时尚选择。旅游业的开发,不仅能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还能推进环境治理,营造文明向上氛围,挖掘能供游览的景观特色,不断塑造区域绚丽多姿的美感,吸引游客观光。前卫生态农业旅游区农家旅游项目,正是在社会化旅游大格局不断形成的背景下,抓住机遇脱颖而出的。本着政府搭台,农户唱戏,为民办事,大众参与,协调管理的原则,旨在绿化、净化、美化村庄,加大生态农业全球500佳环境建设,充分发挥小区市级文明功能优势,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致富百姓,展示前卫精神文明建设风采的宗旨。在县委、县政府和县旅委、镇党委的直接关心支持下,金秋十月隆重推出的“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学农家活,享农家乐”活动一炮打响,赢得了声誉,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践证明,开发农家游旅游特色项目,深得都市游人的欢迎,其开发市场广阔,前景无限美好。据有关人员介绍,计划3年内通过不断建设和自我完善,使前卫生态村“农家游”成为上海地区乃至全国一流的休闲新景点。
在采访了有关的领导之后得知,“农家游”在上海地区目前没有现成的模式,在考察总结四川成都“农家游”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前卫生态“农家游”经营机制。准备组建“农家游”旅游接待服务公司,其职责主要是与大西洋旅行社合作,对外宣传促销,组织团队,对内做好服务接待工作,并成立旅游接待处和综合服务队。其次是提高服务水准。“农家游”虽不象宾馆那样正规,但在服务接待上,严格按照宾馆的服务体系,贯穿于整个接待的始终。一是服务上体现优质化。加强对接待人员和农户的培训,提高其综合接待素质。在接待过程中既要体现农家的热情好客,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二是在操作上形成规范化。游客统一在旅游接待处登记,选择所食宿的农家。对团队游客,导游(讲解)员按照接待程序组织游览和各项参与性娱乐活动,对散客,由接待员负责做好旅游向导;三是在管理上形成制度化。成立“农家游”督查队,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负责接待的农户、警务室、“农家游”招待所等进行日常监督、检查,确保整个接待过程安全、合理、卫生;四是在菜肴上形成特色化。推出酱瓜白扁豆、煮豆节等崇明农家特色时令菜肴。
通过这次的调查和实践使我对前卫村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也锻炼了我自己的社会工作能力,意义颇大。相信随着崇明的大开发、大开放,前卫村的前景也将更加灿烂,期待的同时我也祝愿这个美丽的地方。
××是个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了全县总人口的78。13%,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寻找致富的机会,许多农民为了致富到外地务工。据统计,我县外出务工总人数约12。25万人,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福建、北京、陕西、上海及本省省会南昌。主要从事建筑、服装加工、电子加工、制鞋、玩具加工及住宿餐饮业等行业。
去年下半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放缓,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我县部分乡镇也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我县现有返乡农民工2万余人。主要返乡原因:一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返乡,我县大多数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而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国外订单减少,企业生产下降,用工需求减少,造成我县部分农民工返乡留驻,尤以北部的三里、梅庄、三阳集、钟陵等乡镇较为突出;二是一些特殊人员,如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没有一技之长,就业难度相对较大,不想再外出奔波务工的,有合适岗位在本地务工赚钱的;三是受优惠政策的鼓舞自愿回家创业的,有一部分农民工在外奔波多年,积聚了一定资金,也掌握了一些技能,不愿再在外面打工,想回家开创一番事业,自愿回家创业。
农民工返乡虽未形成“返乡潮”,但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不可小觑,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经济形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加剧可能出现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势必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压力。
一是给我县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造成更大压力。据有关部门预计20xx年将出现大学生毕业高峰;返乡农民工求职高峰;破产、停产企业失业裁员高峰等三峰叠加的局面,我县南边几个乡镇拥有的多家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疲软,产品滞销,资金周转困难,企业用工减少,据统计目前已减少用工465人,给原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带来更大压力。
二是给农民增收造成较大困难。我县北部乡镇的大部分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靠外出务工,许多青壮年劳力长年在外务工,返乡农民工如果没有了工作,收入就将明显减少,给原本就很紧张的生活带来更大困难。
三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经济领域的问题很自然会反映到社会领域中来,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生活来源减少,自然给社会稳定造成影响。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生活了多年,大多不屑于父辈们的任劳任怨,在外务工又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农村,收入骤然减少甚至没有,而消费习惯一时却难以改变,少数人员就可能挺而走险,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农民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政治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要解决根本问题就要最大限度地为返乡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使其经济收入不出现大的滑坡,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从而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深入调研,掌握动态。深入村组、深入农户,大力开展“大走访”活动,全面摸底调查,掌握返乡农民工数量、年龄、性别、技能特点和家庭状况、就业意愿、培训要求、心态变化、利益诉求及返乡后的生产生活等基本情况,建立健全返乡农民工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动态监控和分析。
二是强化培训,提升技能。整合人力资源开发、劳动就业、教育、扶贫等培训资源,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免费开展返乡农民工技能培训,重点围绕当前返乡农民工转岗就业需要开展新技能培训,提高培训针对性、实用性和实效性,让农民工掌握更多的农业实用科技知识,帮助返乡农民工变“暂时失业”为“调整充电”,提升其就业创业技能,增强其发展后劲。
三是加强宣传,合理引导。通过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等有效途径,做好农民工返乡后的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积极引导他们学法、守法、用法,依法反映合理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时宣传中央及省、市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如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把我县对接南昌打造现代制造业重要基地和区域商贸中心,对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搞好环军山湖生态经济圈建设等发展××经济的构想、措施大力宣传到位,鼓励大家发展特色产业,鼓励返乡农民工从事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流通服务业、农村休闲观光等,拓展增收空间。
四是多管齐下,促进就业。一方面积极探索“求职、培训、就业、维权”四位一体的劳务“直通车”输出模式,促进劳务输出;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本县企业吸纳返乡农民工就业,在县内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中,尽量满足返乡农民工就业,力争让返乡农民工“回县不回乡”,尽快在家门口再就业,同时在创业场地、税收优惠、金融信贷、创业培训、创业服务等方面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支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
五是改进服务,维护权益。开辟返乡农民工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及时处理重大劳务纠纷和集体劳动争议,妥善解决农民工工资兑付等问题。对生产生活确有困难的返乡人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通过扶贫开发,社会救助等渠道,确保返乡农民工有房住、有地种、有衣穿、有饭吃、有病能就医、子女能入学。
六是认真做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农民工的正常生产生活,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政法部门要加大对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保护,严厉打击破坏“三电”设施的违法犯罪,特别要严厉打击偷盗变压器的犯罪分子。对农村治安乱点要进行重点集中整治,及时铲除各种横行乡里的流氓恶势力,解决“两抢一盗”、打架斗殴、聚众等影响农村稳定的严重治安问题。加强对留守青少年儿童的教育和管理,尽可能减少外出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要针对农村出现销售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假兽药等坑农、害农犯罪和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开展农村打假护农的专项斗争,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以保稳定、构和谐、促发展为目标任务,注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同步协调发展的和谐平安创建,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和谐平安创建不仅能够通过创造安定良好的治安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直接作用和服务于人民群众,包括返乡农民工,而且能够通过解决农村在治安稳定、社会管理、救助保障、民主法制以及民风教化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强力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农民工返乡对我县经济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只要我们引导解决得好,返乡农民工将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作为一名土木工程系的大学生,我对这个问题一直都很关注。正好借着这次在寒假往返的列车上近100个小时的时间里,接触了很多民工,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我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不易与艰辛!
(—)拖欠民工工资问题:许多民工一年的辛苦钱打了水漂,家里的生活没了着落。据调查,拖欠民工工资大多发生在建筑工地。在建筑攻打的民工劳动强度大,劳动和生活条件差。而建筑工程又流动性比较大,有关部门管理相对困难,许多民工工资被拖欠和克扣。这个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民工背井离乡,常年在外卖苦力,挣的是“血汗钱“和”活命钱“,拖欠民工工资,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讲,都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广大农民工对建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付出,取得今天的建设成果是不可想象的,我想,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尤其是一些包工头恶意拖欠,行为特别恶劣,令人气愤。
是什么原因造成拖欠民工工资的事件屡见不鲜呢?据调查,拖欠民工工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建筑市场不规范。有的建筑队为了揽工程垫姿施工;而垫姿款也有可能是贷款来的,一旦发生资金短缺,很容易拖欠劳动者工资,损害民工权益。有的工程层层转包,加上监管不利,很容易发生“包工头“卷款逃逸,让辛辛苦苦一年的民工们血本无归。
我认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要“标本兼治“,要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综合治理,一是布置各地认真清查,对查出或被投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要责令其及时补发。对据不补发的,要与有关部门一起帮助农民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对严重拖欠农民工工姿的施工企业,依法给予制裁和惩处,作为不良记入企业信用挡案;性质恶劣的资质年检时按不合格处理,按低一级资质认定,三是因建筑单位拖欠企业工程款导致拖欠工资的,要会同有关部门追究建设单位责任。房地产项目资金不到位的,坚决不予办理施工许可;防地产企业施欠工程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准许其新开发项目,并在资质年鉴中予以处理。四是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将制定建筑用户合同示范文本,在合同中对付款期限,拖延付款的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将农民权益写在条款上,对他们进行实实在在的保护。
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通过我对着方面的查询与调查,总结出以下四点主要原因。
1、现有法律对侵权者处罚太轻。
调查中我发现一个怪现象,企业用人单位老板有意和民工不签合同,以便侵害民工权益在发生伤残赔偿是推脱责任逃避法律制裁,有些用人单位即便签了合同,大都是一企业老板自身利益为重,不考虑民工权益的霸权合同,民工一旦提出签订合同按法律享受权益时,往往遭到解雇开除。在我国人多岗少就业严峻的情况下,民工为了生存生活只能忍辱负重,任人宰割,民工给笔者算了一笔帐令人吃惊,按法律用人单位每年最少克扣侵占民工工资在5000元以上,有些老板动用暴力等手段撒赖或卷款一跑,民工一年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就付之东流,连吃饭回家成问题。一位民工以他600来人的单位为例,企业通过罚款不给加班费,结帐克扣压低工资等非法手段,一年仅侵占民工工资福利一项竟达四五百万元,触目惊心,不敢想象。而这些老板如此聚敛财富,到处挥金如土,横行霸道却无一人因此获罪判邢岂能不肆无忌惮。
2、摆补正民工权益保障的'位置。
在一些地方,保护民工权益还停留在口头上,只喊口号,不见行动,如有行动也是雷声大,雨点校制订政策文件时如同儿戏,政治口号满篇,只字不见硬措施,强手段。前段时间新闻媒体对北京某执法部门落实每月按时不足额给民工发工资时,出台这样条款“用人单位每月保证300元工资,如有困难的单位可逐步落实“,这种摸棱两可,愚弄民众的文件进行了有力地批评就是典范一例。我们不明白,出台这样的单位领导为何对用人单位那么地暧昧,处处考虑周到,就连每月足额发工资的法规于不顾大打其折扣,让只发300元,还是有困难可逐步落实。相反,对民工竟是那么的冷漠,苛刻。他们不会不知道民工这点血汗钱是一家人赖以为生的救命钱,按时没有他民工家里的老人、妻子、孩子就要挨额,无法生活。当企业用人单位发生侵害民工权益和特大恶性事件是,有部门追究,有写领导竟以影响投资环境,安定团结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袒护,压制处理。可从来没有任何部门,任何领导以为自己为虎作伥,才是真正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3、劳务市场监管不力。
目前全国劳动力市场而言,企业老板,用人单位私招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职业更是鱼目混杂,坑蒙拐骗,泛滥成灾,发生侵权后无人过问;而拿着纳税人工资的当地政府,劳动监督部门连自己管辖内有多少用人单位,多少在业人员都搞不清楚。执法摆出一副官僚衙门作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民高了相互推委,久拖不决。按说一个地区拖欠民工工资,侵权事件,恶性流血时间频繁发生,当地政府,劳动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可至今没有人和部门因此受到处罚。如此执法,如此监管全国拖欠民工工资达千亿元之后就不足为怪了。
4、受害民工投诉艰难。
民工遭受侵权后,按说解决途径很多,可向劳动监察,政府,信访,劳动仲裁,法院等执法部门投诉得到解决,可事实上民工投诉极其艰难。因国情人多岗少就业严峻,民工要求用人单位签定合同往往遭解雇,开除。这样的法律,这样的公道,久而久之民工不再相信法律、相信公道,有冤大都自人倒霉。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如何解决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和切实保障民工权益,我将谈一谈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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