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万历读后感高中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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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是一种对内心世界的思考和表达,它是我们与书籍和作者之间的一种对话和互动。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读后感呢?首先,我们可以从作品的基本情节、人物形象和作者的写作手法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和解读。其次,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谈谈对作品的认同、赞赏或者质疑和批评。最后,我们可以对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总结和评价,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下面是一些读者对某本畅销书的读后感,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观点和感悟。
在教育孩子上,日常中也反对孩子追看一些电视剧,现今的历史古装剧浮夸、不尊重历史,歪曲事实,一直认为是垃圾文化,对孩子认清历史实在是一个误导。并且孩子追看电视的过程中完全是以导演的角度去看人物,不能引发个人的思考力。让孩子爱上历史,最好的途径仍然是从书籍、有权威的节目、听历史故事中获取。
万历皇帝的影子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被满是规则束缚的孩子,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有自己的爱好,因为有正德皇帝的历史原因他只能按照文官集团设置的框架中生活,完成自己的使命。生活中我们也会做只能给孩子设定条条框框的父母,不能不允许要求孩子的往往比孩子要求我们的还多,很少去问问他的内心世界。他究竟需要什么?他的快乐来源于哪里?冠冕堂皇的以“为你好”而绑架了孩子快乐和自我的内心。特别能理解近期新闻上那个春节不归,拉黑父母6年的北大留学生,用一万五千多字,声泪俱下的控诉父母,似乎有些相似之处。父母以爱的名义抑制了孩子的社交能力、精神的桎梏、使孩子成为情感的孤儿,哪里有“压迫”,哪有就有“反抗”,万历和北大留学生就是一个被精神枷琐禁锢的孩子。作为父母的我们都会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地给孩子套上这样的紧箍咒。
本人才疏学浅,没有揭露和感悟到人性的本质和深层次的精髓,读完万历对改革家张居正更感兴趣,他如何实现“万历三大征”,只待阅读完再分享。
《万历十五年》自出版以来长盛不衰,作者通过释例来主张他的“大历史观”—“从技术上的角度来看问题”。我所理解的“技术”,在此更多的是指史学家要有见微知著的素养,透过事件人物表面来抓住宏观内在的联系,并且把他们置于一条延长的历史线上,通俗点讲,既是“前五百年,后五百年”。正如作者所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大历史观,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隐蔽,尤其不能闭门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黄仁宇《和我的大历史观》)。
首辅张居正:
全书以万历十五年谈起,又以万历十五年结束。全书采取纪传体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六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各自在大明朝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在这个大体制下求全也好,刚毅也罢,都各自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
首辅申时行:
海刚峰海瑞:
朱翊钧作为一国之君,也是少年天子,十岁登基,往上数三辈皇帝都不作为,自然对其寄予了厚望,聘请最好的先生,一切都是严格的规划,早年勤政也出现了中兴之治。虽贵为天子,却一切不在禁锢之中,立储封后皆遭大臣反对,再加上对他有终身影响张先生后来的人设坍塌,万历皇帝也逐渐明白,既然意不由己,又无法改变此格局,便只好采用老子的“无为”,以无为来作为抵抗,则出现了后来的怠政。
张居正既是帝师,首辅大臣,权倾朝野,十年新政,协助皇帝出现万历中兴,确实更不可能功不可没。可他这改革却也只是缝缝补补,只是局部整顿,并未涉及政体。死后却遭到了文官们的攻击清算,落了个抄家的下场,其政治报负及成果也随之东流。凭借个人喜好对官员进行升迁贬黜,读后感要求皇帝节俭自己却奢侈无度,税收强制违背了本朝标榜的仁厚精神……这些都给文官们留下了把柄。其内因还是触及了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申时行一半由于性格的原因,一半由于前车之鉴,采取折中妥协的方式,只想达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这一低标准。作为二任首辅大臣,申时行明白,这个队伍要站在百官那里,皇帝一人孤掌难鸣。而首辅的职责,也包括调和群臣和百官的关系。他也以委婉巧妙的方式,成功劝止皇帝亲临内操,他也不计前嫌,对张居正**弹劾自己的人还有的建议晋级。他也任用贤能治理黄河,这些都符合群官的意愿。可就偏偏立储之事没有拧过皇帝而违愿群僚,最终也被弹劾垮台。海瑞三起三落,本身是真正刚正不阿,清的见底。以致于总督胡忠宪向人告知海瑞为给母亲过八十大寿特意买了二斤肉!他熟读圣贤,他也的确一生在身体力行,也容不得整个国家和社会违背仁义。他曾抬棺冒死谏帝,他也提倡朱元璋那一套剥皮充草的极刑来惩治贪官。他的“怪僻而执拗”,他的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终究也造成了他的孤独,他的孤立无援。从帝到卿,皆对他既赞又惧,害怕触及自身利益。以至于给他安排闲职。既然为臣没有什么把柄让他人抓得住,那大臣们又只好在他的为夫为孝上作文章。他的家庭却不和睦。前两任妻子因婆媳不和而被休,第三任死的不明不白。
忠孝皆是道德问题,更是明王朝治国的理论支撑,而海瑞于忠则清,于孝却有瑕疵。凭借一人的力量,终究难以改变得了什么。而海瑞除了是与当今反腐倡廉的第一榜样,我想,另一点,他更是一个参照物,当这种极端的人物出现时,那么整个社会就有大问题。戚继光作为一代抗倭将,他不像海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乃是一个实干家。他只在自己的所可控的权利之内进行革新,也还算没有触及整个文官利益,(虽触及了某些武官的利益,但武官的话语权还是小)操练了一支有名的戚家军,保得金瓯不缺。但他却也私贿过张居正,以致在清张运动中遭参核革职。李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反儒却内心还是崇儒,批评耿定向等人不道义,却又不得不依赖他们而生活,发现道德虚伪,世人大多阳奉阴违,却发现自己也难以避免……他的内心矛盾,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映。可惜他又太清楚了,以至于触及了传统的道德根本,被社会视为“异端”,看太清也最容易痛楚,以至于“七十老翁何所求”,在狱中用剃头刀自刎。
“异端”李贽: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经去世,但朝廷还是张居正的影子。这一年虽表面风浪静,实则大厦将倾。这六个人,都看到了整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也都求索着试图改变什么,可惜他们所面对的是整个文官集团。而文官的两面性,表面上标榜德道仁义,可他们却深谙仅凭仁义难以立足,需有阴阳两个方案方可以生存。但无论是他们六个人,还是整个百官群僚,无非是一个是想逆,一个是想顺,只是表现的方式各有不同。这都能反映整个封建体制下的致命的劣根性,只是这个历史惯性又延后了几百年,清王朝与明王朝本质上也无二致,照样有张居正似的曾李左张,却无法挽狂澜于即倒。一个大主因就在于他们主以道德礼仪,辅以法律条文来治国。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反思,再加上中国的这种孩童心态的国民性(王按:笔者拙言以弊之,盖国人需要有约束,自制性差”),我们还是要采取这个法治与道德的双路线,只是这个主次问题,要与古人调过来才好。
最近几天,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看完后,我受益匪浅。这本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书的内容,而在于它书写历史的方式与前人有所不同,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明朝的历史大多处于黑暗中,宦官专政,凌驾于皇权之上,虽然很多人后来都因此丧命,但权利的争夺,一刻也没有停止。万历十五年,看似平静,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可我觉得,每一天都不那么平常,每一天都蕴含着危险。而纵观内外,内部,官员腐败,争权夺利,皇帝大臣不和,外部倭寇入侵,危机疆土。虽然内有张居正进行改革,外有戚继光平乱,但这都只能说是包装门面,也许连包装门面都不是。看看两人的结局,一个不得重用郁郁而终,另一个更惨,为朝廷卖了一辈子命,一生为国,任劳任怨,可在其死后却被抄家。直到天启二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
既然谈到政治,就不得不谈到生产力。众所周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从封建变为资本主义甚至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必然的,英法美等国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为何革命晚于英法,几百年仍然甘心被封建统治者统治利用呢?很简单,国内革命力量弱小,反动力量太强。看了这本书,我更好的理解了这一点。统治者极力压制,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实行闭关锁国,将海上霸权拱手让人,这一举措让本就弱小的资本主义萌芽消失了,封建统治者继续着他的封建统治。而人民不是无知的,他们也会反抗,就像书上说的,倭寇入侵不是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闭关锁国,抑制对外贸易农民不堪其苦纷纷联合海盗反抗朝廷,也许他们用的办法是错了,可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中译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更好的证明了这一年的平凡,不过我也同意作者的结尾:“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盲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想想后来的大清朝的所作所为,想想后来的1840,想想后来的南京条约,想想百年屈辱史。也许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了。
最后,我只想说,以史为鉴,莫要重蹈覆辙,否则看这本书的意义何在呢?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1587年,一年中并无特别的大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年,在作者看来却隐含了很多后来诸多历史事件的伏笔。
《万历十五年》全书选取了6个人,6个主要故事,多声部手法,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这6个人,是历史剖面,一系列的象征,他们是:作为皇帝的万历;两位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员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
在当时的体制皇帝也不过只是一个象征符号,万历从小即位,却在母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既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当他明白,事实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时,于是他对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兴趣。他把自己的在位变成了漫长的怠政年代。
张居正为改变政府作风,增强效率,防止贪官污吏,不遗余力。但他没有明白,他想改变的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现实政治的平衡。在信息不发达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后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抑制先进生产力,保护落后经济的方式,来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综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胜枚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改革后,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诽谤和复辟,中国社会的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元素,最终覆灭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历史选择,再次重演。历史既是分时的,又是共时的,何其让人感叹!在大多数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情景剧中,无论怎么说,清官海瑞,还有爱国将领戚继光都是百姓喜欢的人物。但如果抛开忠孝节义的道德评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热血沸腾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现实。
看《万历十五年》,让你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能把某个时间指定为封建社会,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投射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审判来让大家闭嘴,不妨让我们放眼400年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
好了,这是给自己找输出理由,只有输出才可以检验输入的质量,否则在无数知识倾倒进大脑的梦境中醒过来,只能面对“‘的、地、得’助词添加法”水论文的现实。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标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着手去看的书,原因是题目太历史化了,就像是面前的一座山。本年度一直强迫自己看专业范围内的书,于是他就被随手找到了。
我认为,一本合格的历史作品,需要站在当代人的角度去思考和抉择,而非站在现代人的视角苛求古人。《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惊喜就是他让我感受到了有人情味的历史和有人情味的人。
一边党同伐异、唯利是图;而皇帝只能表现出正面的形象,否则将会受到全民甚至是历史的苛责。他的臣下是清楚他的希望的,可是没有人选择站出来为他说话,事实上,即使言明也无法做到。多像其臣下把自己无法明言的逐名逐利的压力和未能突破传统束缚的悲怆全数砸在皇帝身上,苛求他,命令他——你是一国之君,你承载着历史使命,你必须这么做。
除了皇帝之外,还有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都是明朝的老熟人了。文官集团的发展使得明朝的制度受到极大影响,再加上原有的礼法制度,人人都在生活和追求的抉择中摇摇欲坠。
说是普通人也不是普通人,但《万历十五年》确乎让读者看到了每个人的不容易。事实上,这样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才是“以史为鉴”的前提,让人意识到——噢,原来我们都是活着的有舍有得有感情的人。否则,即使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也不过是一个个标签共同粘贴过的时间。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主要是当时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当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这本书是一本群像画书,描绘的是那个年份下苦苦挣扎的君臣,而我其实更喜欢宏观性长跨度的叙事。
再次读完这本书,发现当时的社会貌似是一个无解的死局。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集权,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可不曾想后期的子孙们却被文官集团困住了手脚,文官集团以道德来限制皇帝,而皇帝面对这些群臣打压一个冒出一群,着实无解。这帮文臣在朝中无法无天,在自己的老家也是呼风唤雨,成为帝国最大的蛀虫。相较于嘉靖躲在幕后和群臣斗,万历索性甩手不管了,所以很多人说明朝亡于万历。在和书友的讨论中都在想假如我回到那个时代该怎么办,貌似也没有什么解决之道。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被重农轻商思想束缚的中国生产力无法发展,进而推出‘社会无法从内部生长出革命力量来。如果没有西方人打破国门,强行输入异种文化元素,中国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官制度将一直延续下去,再过很多个世纪’。
我本人是不赞同这样的观念,我其实有点觉得这是成王败寇,落后是唯一的原罪。我们站在现在去回顾那段历史很容易就陷入历史绝对论里面,也就是认为历史在短时期充满偶然性,在长时期则存在必然性。读后感·我是持有历史偶然性观点的,这主要是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的影响。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卡尔.波普提出了他经典的五段论: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预测未来)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
作者:小铝。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1587年,一年中并无特别的大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年,在作者看来却隐含了很多后来诸多历史事件的伏笔。
《万历十五年》全书选取了6个人,6个主要故事,多声部手法,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这6个人,是历史剖面,一系列的象征,他们是:作为皇帝的万历;两位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员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
在当时的体制皇帝也不过只是一个象征符号,万历从小即位,却在母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既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当他明白,事实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时,于是他对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兴趣。他把自己的在位变成了漫长的怠政年代。
综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胜枚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改革后,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诽谤和复辟,中国社会的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元素,最终覆灭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历史选择,再次重演。历史既是分时的,又是共时的,何其让人感叹!在大多数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情景剧中,无论怎么说,清官海瑞,还有爱国将领戚继光都是百姓喜欢的人物。但如果抛开忠孝节义的道德评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热血沸腾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现实。
看《万历十五年》,让你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能把某个时间指定为封建社会,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投射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审判来让大家闭嘴,不妨让我们放眼400年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
说句实话,很多人向我推荐这本“好书”,可我读起来味同嚼蜡,总算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
我很敬佩黄仁宇的敬业精神,按照他讲的,教书之余,每日“走马观花”浏览了一遍133册的《明实录》,竟然用了2年半的时间。凭这份毅力,足使大陆的学者们惭愧了。只不过,掌握丰富的素材,未必有令人信服的成果。
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
以前也读过一些西方人写的传记、史书,很明显黄的书是和他们一脉相承的。不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他们对自己所熟识的局部的兴趣远大于整体的兴趣;同时他们早早设好了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框架里的各类概念、公理、定理都已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完成推定;对于“史实”及其驱动力,沿着这一套理论框架展开自证,并将主观的判断以貌似平和又毋庸置疑的口吻陈述。因此读他们的书,往往被他们牵着走进他们的思想迷宫,你要么全盘接受他们的思路,这样才能走出来;要么陷入这个迷宫,既不能接受作者,那么自己也将迷失——因为整本书的素材,其实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甄选的。
当然,这一套方法并没有错,黄仁宇是很仁慈的。哪个专家,哪个政党,哪个政府,不是拿这套方法来让老百姓钻进自己的迷宫呢?走进去吧。按我指引给你的道路走,前面有温饱,有小康,有高级阶段,不要往旁边看,只是个别现象,卖淫嫖娼更是国际惯例。不想走,可以!你会下岗,会买不起房,会男盗女娼为社会所不容,都因为你没有按照我指引的道路走。入口有拿枪的警卫,你退出迷宫已没有机会。
可见一个成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还有一群与你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是读懂书的关键。
重回正题。读《万历十五年》,倒让我思考了中国儒家、法家、道家、佛家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影响。
分析这四家的特点,很有意思。
儒家、法家是提倡入世的,道家、佛家是提倡出世的。
儒家求仁,并逐渐演化出性本善的出发点。法家的理论出发点则是“本恶”。因此儒家讲究自律自省,讲道德教化,用前两年党中央的口号:以德治国,更具体化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法家则承认人类的阴暗面,而人类的阴暗面一旦温度、湿度合适,就会发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法家讲纪律,讲制约。
道家很有意思,他是修今生的,修长生不老,他只在乎自身,几乎不讲组织,不思考全人类。这也是为啥中国的道家,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道教”。
佛家不修今生修来生,今生就是受苦赎罪的。但大乘佛法讲普渡众生,他思考人类,也努力“拯救人类”。(能不能拯救另说。如果说拯救就拯救,我们现在不是在极乐世界,就是在共产主义了)因此佛家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宗教,尽管在其发源地已经式微,但在中日和东南亚的影响力极大。
从个人修为的角度考虑:
法家几乎是不必考虑的。他既然承认人的罪恶,并寄希望于律法,自身修为自然是多此一举了。
儒家讲究自修,所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这属于理论和方法都具备了。
道家不讲道德,讲的是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和方法,因此他往往成为儒生被现实所迫后的无奈选择。
佛家讲四谛,将业力,上辈子的事情,你既然无法改变,便只有接受,并诚心改过。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考虑:
法家讲律法,这是精髓。但是,绝不可以公开提倡法的精神。既然人人有恶,是天性或是现实造成的,那么造反就有理!
儒家讲修身然后齐家而治国平天下,而且要效法先圣。这是很高尚但又很幼稚的想法,看看美帝、法帝以及野蛮民族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有的人是很无耻的。一个人可能可以自律,可能可以管住自己的家人,但他仅仅靠道德就能教化千里之外的人?这是被蛇咬死的农夫的愚蠢。
道家在这方面也是缺失的。看看老百姓心中的天庭,玉皇大帝连自己的女儿的管不好,就别说管天国了。
佛家也很有趣。他不讲究治国,他讲究的是终生平等,这点必然是为统治阶级不能接受的。但是他的前提很好,即你这辈子的苦,是你上辈子作的孽。因此佛家京城成为麻痹人民的思想基础。
回过头来,我们就发现,中国几百年来,修身的根本是什么?治国的根本是什么?
修身的目的不同,有人出世,有人入世。但可以肯定的是,出世的人,必是儒或法。但凡信道、信佛的出世人,不是假的。只有心灰意冷的入世人,没有风月场上的出世人。
治国就有意思了。没有任何一家的理论是适合治理一个国家的,只有阳奉阴违了,外儒内法,外佛内法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外儒内法无疑更完善。过于强调儒法治国,必然柔弱以亡,宋、明都亡于此;过于强调以法治国,必然道德沦丧,亢奋而亡——我们已经看到了英帝的衰败,也将很快看到美帝因此而败。
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在过去整体上领先于世界的原因。只可惜,宋明两朝,都有所偏颇,倾向于儒生治国,特点就是法古德治,因此被蛇咬是必然的事情。元、清两朝就不说了,野蛮民族统治文明之邦,本身就是个悲剧,是对人类历史的羞辱。
作者用一叶而知全秋的写法,通过一年可墈明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将整个中国历史映耀脑海。明朝是一个儒家学说的统治,重文抑武。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文官阶级代表了统治阶级,通过读书考取仕途,进而形成文官阶级,依靠统一的价值观约束统治,以道德宗法约束阶级,主要方式为对士大夫阶级的模仿和绝对服从。因为缺乏灵活有效地法律规则,社会运作完全依靠所谓的道德掌控。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运作从只是被操作,个人的意志被彻底的压制,失去了高效的机会,更难做到摒旧革新,完全通过惯性去维护和治理。不禁让我想到了目前一些传统型企业的模式,虽然有法律和道德双准绳制约,同样是靠人的惯性思维模式去工作,改革突围的每个步伐就显得特别艰难。在这样的局势和大环境下,不得不说张居正是个改革高手,突破层层阻力,种.种弊病之下还能延续近五十年,其“一条鞭法”可谓是功不可没。
虽然重文,但是文官薪水很低,前后矛盾。中层官员依靠薪水都很艰难生存过活,更何况生活在底级阶层。而在当时明代的文人文化讲究强调的是无私奉献精神,这其中就有一方面是自身物质的需求与微薄薪水,另一方面是个人想要享受生活的欲望的冲突。我们试想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官员阶级,而官员阶级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从而社会会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人的内心深处会有什么样的阴暗。黄仁宇先生把每个人物的心理活动描述的淋漓尽致,所以万历在张居正事件过后明白了阴、阳两面的重要性,而所有人都和他一样都有双重性格。看上去很美,撕开皮里面竟是污浊,犹如绣花枕头。
站在道德中每个人都有阴、阳的两重性,人无完人,金无赤足。《万历十五年》里描述了几个关键人物——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阴、阳两面,一方面他们可能在做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且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另一面却是内心对权力利益的贪婪,矛盾集于人的每个细胞。或者每个人都是双面,就像我在其它文中列举过孙悟空和六耳猕猴的例子一样,一面是正义、神圣,一面是顽劣、难驯。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时常把正向的一面对待陌生人,把柔软和示弱留给最亲最近的人,表里如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都是有血有肉的驱体。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非常好的人文作品,我也不是第一次读了。可是正如其他好书一样,每次读都会有收获。这次我联系他的另一部作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来读,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以及自己的一些愚见。
我的答案是尽管进程会很慢,中国很可能仍然会走向商业化的社会而不是维持农耕文明。
原因是:人口压力。
讨论历史上的社会民族变迁很容易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即究竟是文化的影响为主还是地理的影响为主,还是其二者混合的影响等。但是无论还是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而且也是前提性的原因是比较少争议的,那就是人口压力。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迁,从河洛到苏杭,这个其实应该是结果,原因是人口的逐渐南迁,以前瘴疠之地的湖南,福建,广东,因为北方土地几千年的耕作和人口繁衍而负担不起那么多的人口,到明清已经是帝国的重要省份了。倘若没有外敌的入侵,继续多出来的人口无处吃饭,而科技的水平又不能飞速的发展,必定导致往外洋移民。因为倘若科技水平进步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则空间扩张。
当然,这个过程绝对是残酷的。宗中国土地的历代帝国,其运行的纲领都是保护落后经济扼杀商业苗头,维持均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持续的人口压力,故而百姓只要能温饱就可以了,其他一概免谈。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需要被封为至高标准,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在低技术条件下,无法靠极端低效率的法律程序来管理社会。可是当帝国最边缘的省份也人口辐轴的时候,因经济破产而不但爆发的全面战争,会迫使沿海的居民不断移居海外,而中央政权也将没有能力进行约束。华夏民族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象现在一样在泛太平洋地区扎根,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贸易圈。
那么这个结论跟现在事实上的中国有何关系呢,结论是,发展科学技术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是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地球已经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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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为公元1587年。开始读本书前,被它的书名所困惑,万历十五年有很多事发生吗?作者说中国那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可是放眼世界却是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万历年间的小事一方面继续体现着之前发生大事的症结,另一方面也与后来历史掀起的波澜颇有机缘。
作者先讲万历皇帝的事,有次皇帝未召集午朝,却有文武百官全体闻命而至的事,对于这颇带戏剧的事件,皇帝却把它置于朝廷体统的大问题中,深究干系人员,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从这样的事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法,那就是传统是靠一套礼仪做撑柱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人的意志所改变、所执行。正如作者书中所说,“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冠礼、祭祀、“献俘’’、颁行年度日历、钦定书籍、分封赏赐,都无不例外渗透着中规中矩的礼仪人事思维。参加隆重礼仪,特别是冠“冕”时,冕上长方形布板前后两端各缀的12串珍珠会在皇帝眼前脑后晃动,这也正是提醒皇帝必须有端庄的仪态,不得轻浮造次。对于繁冗严苛的早朝,连皇帝都奢望偷懒免朝一两日,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离宫数日数月或一年乃家常饭,深夜晚朝更是各种意想不到。后来的嘉靖中年后对礼仪失去兴趣,专于修坛炼丹。隆庆平庸,礼仪由大学士代理。1572年万历即位,早朝折中实行,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则不朝,而且仪式删繁就简。张居正父亲去世时张居正理当停职回原籍守制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但万历帝时年15,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首辅不可缺少的辅助。可问题在于张居正怎么走,皇帝怎么留他?道义与法理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冲撞。出于孝思,张提出了三次多的丁忧申请,而皇帝也以半恳请半命令地不予批准,他不能低头说话,即使要低头,也要体现出礼仪规范来。作者在书中是这样说的:“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但皇帝的老师若不遵守三年的守丧原则,如何让天下小民心悦诚服?但插曲在于官员们怀疑张居正最后留下来的诚意,是哪一方的意志占主动地位?一场朝廷争端于是展开,又以绝对的皇帝威严所镇压。在这本书中,张居正的一生上演的其实是封建王朝的悲剧,只不过是由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来诠释的罢了。张居正生前死后截然不同的大众评价暴露了礼仪在大历史环境中的脆弱与荒诞。一场不能用悲喜来评价的政治闹剧,终究平填了万历年间没有大**的政治岁月。
下来本书又详叙了首辅申时行——张居正继任者张四维的代理。借此,作者特别花费很多笔墨来写翰林院的讲师在首辅的主持下给皇帝及机要大臣讲学的情形,这种讲学也叫经筵,这种仪式性的活动更是充满了繁文缛节,但是讲官可以在不妨碍皇帝威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委婉言辞的必要规劝,皇帝在发表个人观点时若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使讲官讲辞令皇帝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申时行就这样担负着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感受并恪守着这项正德皇帝时都没废止的“优礼”或者说是传统。无一特例,每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人物都会被泡入历史的染缸里,困于礼仪构建的纲常中。作者不禁又说:“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我们会提出疑问,难道一个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在御前为皇帝做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后来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作者说的很好,一语道破,那便是“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除了写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本书划拨笔墨分别给予模范官僚——海瑞,孤独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哲学家——李贽,书中所写皆为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作者在书末留编外文一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这样强调:“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的很透彻。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于道德将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出来。把几年,几百年的基点退后再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才能看清历史,这便是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历史风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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