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是对过去工作的回顾,也是为未来工作做好准备的一种方法。写总结要注重事实的描述,要以客观的态度审视自己的表现。资深职场人士分享了一些实用的总结写作技巧,快来看看吧。
1、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2、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3、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6、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7、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8、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9、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gd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10、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11、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12、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13、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汪曾祺《受戒》。
22、薅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低下头看不见人。一听见非常脆亮的嗓子在一片浓绿里唱: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明海就知道小英子在哪里,三步两步就赶到,赶到就低头薅起草来,傍晚牵牛“打汪”,是明子的事。――水牛怕蚊子。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通了。低田上水只要一挂十四轧的水车,两人车半天就够了。明子和小英子就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地唱着明海向三师父学来的各处山歌。
看汪曾祺散文,他写小学春游上文游台,扒在两边窗户上看风景:东边是农田,碧绿的麦苗、油菜、蚕豆正在开花,很喜人。西边是人家,鳞次栉比。最西可看到运河堤上的杨柳,看到船帆在树头后面缓缓移动。缓缓移动的船帆叫我的心有点酸酸的,也甜甜的。
汪曾祺故乡高邮离扬州不远,但也仅去过一次。大学某年十一曾与小脸往游,登奎楼,观净土寺塔,游盂城驿,看高邮湖,访王氏故居,高邮城七拐八绕已日暮,当日返扬,几乎错过末班车。未履文游台,至今引为憾事。他日当再往一游。
北方称胡同,南方多称巷或弄,我的家乡山东,在农村,胡同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般北方胡同多横平竖直,显得开敞,南方巷弄曲折多变,更委婉。胡同和巷弄都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的市声“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文化。
胡同或巷弄中的生活离年轻人越来越远了,也离现代社会越来越远,它们正在消失。很多城市进行旧城改造,拆旧房,建高楼,老城正在沦陷。汪曾祺在最后伤感而无可奈何: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在他写这篇文章后的几十年里,北京的胡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让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变得越发粗俗,像个暴发户。
所幸,扬州还保留着数百条巷子,不少旧时风貌依旧,骑车穿行其中,体会市井风情,别有一番风味。
五味。
汪曾祺在五味中说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以我所知,北方人吃糖确实少,最多不过蒸糖包子,馅只用糖,蒸熟热吃极香甜,菜包肉包加糖是难想像的。尤其是做菜,绝少放糖,不像江南一带,糖成了做菜必备调味品。
南方多用白砂糖,北方多吃绵白糖,更细软。汪老提到他家一个正定乡下的老保姆,回乡探亲,临行称了二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白糖水。过去在北方农村,逢年过节,走亲戚看望长辈,多会带上两斤白糖,类似曾经的麦乳精现在的脑白金,算是滋补品。
白糖水对家庭不富裕的孩子也是难得的佳饮,白开水味寡淡,抓一把白糖放茶缸里,用筷子搅匀,等稍凉了,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觉得是无限满足。直到高中时我还喜欢喝白糖水。每月一次放假,我先在城里逛一回书店,搭客车到柳树店,一路吹着口哨,晃荡着翻过东山坡,到家已傍晚。父母下地干活还未归,我把大门掇开,钻窗进屋,走了一路早就口渴,从柜子里翻出白糖罐,抓两把冲大半茶缸,拎一个马扎坐在天井里,边喝边看书边等父母归家。
作家汪曾祺评说对其写作有影响的作家废名:“他不写故事,写意境。”评说归有光“无意为文”,而情感浸透。还曾说“语言是艺术”,语言精练,有颜色、形象、声音。读着汪曾祺的散文《花》,让人深感诗一样的.意境和浓郁的情趣弥漫全篇,深感凝练、精美、鲜活、灵动的语言充满全文。如作者写荷花,“小荷叶嘴冒出来”,一个“嘴”字尽现小荷叶犹如新生婴儿的纤巧、可爱之态;写木香花,“木香的花、叶、花骨朵,都被雨水湿透,都极肥壮”,“肥壮”一词形象准确地描绘出浸透雨水的花叶之状,不禁让人联想起杜甫的“花重锦官城”、李清照的“绿肥红瘦”等诗句。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千锤百炼的炼字功夫,不可能“炼”出一字千金的精练语言。比如作者写雨中荷花,简直是一幅画,更像一出短剧,有时间,有场景,有物,有人。“下雨了”“雨停了”“一阵大风”,叙写时间推移何等简练!“雨打在荷叶上啪啪地响”“荷叶面上的雨水水银似的摇晃”“荷叶倾侧,雨水流泻下来”,雨水、荷叶,有声音,有形象,有颜色,有动态,让人应接不暇地获得了视觉、听觉上的美的享受。立在一旁观赏此景的我们也同作者一样,不禁一脸的疑惑:“荷叶的叶面为什么不沾水呢?”一个对自然界充满着好奇的乐思之人毕现于眼前。写河水两岸木香花:“两岸全是木香,枝条伸向河上,搭成了一个长约一里的花棚。小轮船从花棚下开过,如同仙境。”花棚、仙境,无不展现出作者写文注重“写意境”的艺术特色。
总之,汪曾祺的散文如诗如画如剧,富有意境,富有生活情趣,语言精练、有韵味。读汪曾祺散文可收以一当十之效。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下面是汪曾祺散文的好句,请参考!
1.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2.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3.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6.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7.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8.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9.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gd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10.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11.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12.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13.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汪曾祺《受戒》。
22.薅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低下头看不见人。一听见非常脆亮的嗓子在一片浓绿里唱: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明海就知道小英子在哪里,三步两步就赶到,赶到就低头薅起草来,傍晚牵牛“打汪”,是明子的事。――水牛怕蚊子。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通了。低田上水只要一挂十四轧的水车,两人车半天就够了。明子和小英子就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地唱着明海向三师父学来的各处山歌。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下面是汪曾祺散文的好句,请参考!
1.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2.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3.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5.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
6.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7.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8.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9.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gd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10.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11.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12.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13.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汪曾祺《受戒》。
22.薅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低下头看不见人。一听见非常脆亮的嗓子在一片浓绿里唱: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明海就知道小英子在哪里,三步两步就赶到,赶到就低头薅起草来,傍晚牵牛“打汪”,是明子的事。――水牛怕蚊子。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通了。低田上水只要一挂十四轧的水车,两人车半天就够了。明子和小英子就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地唱着明海向三师父学来的各处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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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之美是道家美学思想衍生出的美学范畴,它是指一种朴素自然、平和淡远、本真天成,不刻意雕琢,不尚修饰的艺术境界。
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名家,以其颇具特色的小说和散文独立文坛,他的作品如其人温和、淡静,读他的作品浮躁的心灵在他如水般的平淡中享受一份难得的静谧。他的小说和散文总给人一种“淡淡的滋味”,却淡的有滋有味,真可谓是闲适冲淡中孕育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
汪曾祺散文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真”,是真情、真语言。平淡致远,一点没有矫揉造作的嫌疑。文风平易近人,人人看了都会明白,都能看懂。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和大师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尤其是那种语言真是难得,是应该让我们这些后辈好好揣摩的,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由于爱好广泛,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草木性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都有涉及。但最真的是写人物的部分,尤其是对师友、家世、父亲、母亲等的回忆文章写的最美,令人陶醉,表现出他的善良、和蔼、真实。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对父亲的回忆,父子之间是那样自由、平等、融洽。
美食向来是中国文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称,每到一处,品尝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每每陶醉其中,自得其乐。人皆爱美食,而懂美食,食出心得,却难。汪曾祺深知个中滋味,那些寻常小食一经他的点睛之笔,无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笔下,饮食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境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当数作者回忆故乡美食的文字,如《故乡食物》《故乡的元宵》《端午的鸭蛋》等,这些儿时的食物,一经作者生花妙笔点染,不仅骤成妙笔,还令人顿起游子之思。
《端午的鸭蛋》是一篇既具有生活神韵又凝结着浓烈民俗乡情的散文。是对生活真味的悠然品读,是对家乡情怀的慨然诠释。
先生以“家乡的端午”开篇,直接切题,用“很多风俗”引出下文。于是,在他的笔下,一系列端午风俗就走入了我们的视野: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放黄烟子、吃“十二红”等等。这人有我有,人无我有的风俗,在先生看来,都成了他最珍贵的回忆。因此,行文流水,如话家常,如数家珍,于自然、平淡中,表达了对生活的真爱和对故乡的怀想。
最让先生颇感自豪的还是家乡“著名”的“鸭蛋”,“著名的鸭种”、“善于腌鸭蛋”的高邮人、大都市店铺里的鸭蛋、别处没有的双黄鸭蛋、质细而油多的高邮咸蛋,甚至用鸭蛋做成的“朱砂豆腐”都成为他不厌其烦并引以为自豪的表述对象,以至于对对方的“肃然起敬”和“称道”也不屑一顾。“惊奇不已”、“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等等语言使先生那藏在心底的自豪和喜悦跃然纸上。甚至于引用了袁枚的文字还不甘罢休,还要罗列种种吃法,并用北京的咸鸭蛋和故乡的咸鸭蛋比对。“这叫什么咸鸭蛋呢!”八个字符,一个叹号,直白而朴素的话语,幽默而爽朗的声音把先生对故乡的厚爱铺满了整篇文章。“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一个拖着长音的“吱”字,就把先生孩童时吃鸭蛋的情态出神入化般地描绘出来。我们从这里深深感受到先生对儿时生活的怀恋和追忆,以及对民俗文化的尊崇和敬畏。
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民俗的多姿、平凡的生活、儿时的影像在他的笔下显示出了独具风格的魅力。而他那简约、传神、清新、鲜活的语言特点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和艺术的享受。“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在作者谈吃系列散文中,用疏朗清淡的笔调,写出了人世间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于平淡中显现奇崛,风格灵动淡远,处处透着对这世界的赞美,对生活的热爱。
1)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2)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3)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4)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5)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转载自 wWw.kAOYanMIjI.cOM
6)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7)“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8)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9)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10)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李小龙的家在李家巷。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
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的潮湿,门口总瓢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树,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彤彤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来。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
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照壁上黑漆八个大字:双窨香油,照庄发客”。
靠南一家姓夏。这家进门就是锅灶,往里是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在院子里摆好的矮脚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
在油坊堆栈和夏家之间,是王玉英家。
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事,每天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笔袋,一个铜墨盒去上班。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她老是在家的门道里做针线。
王玉英家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墙:一面是油坊堆栈的墙,一面是夏家的墙,一面是她家房子的山墙。南墙尽头有一个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她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她家的房屋的。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正面的山墙角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做针线。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窨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旁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为黄昏了。
李小龙很喜欢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
王玉英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她已经焖好饭了,等父亲一进门就好炒菜。
王玉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人家都叫他钱老五。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钱老五,有轻视之意。老人们说他“不学好”。人很聪明,会画两笔画,也能刻刻图章,但做事没有长性。教两天小学,又到报馆里当两天记者。他手头并不宽裕,却打扮得像个阔少爷,穿着细毛料子衣裳,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还带了一副金丝眼镜。他交了许多“三朋四友”,风流浪荡,不务正业。都传说他和一个寡妇相好,有时候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还化寡妇的钱。
这些事也传到了王玉英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王玉英还能不知道?不过,王玉英倒不怎么难过,她有点半信半疑。而且,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他看见过钱老五,他很喜欢他的人才。
钱老五不跟他的哥哥住。他有一所小房子,在臭河边。他成天不在家,门老师锁着。
李小龙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他放学每天经过。他有时扒在门缝上往里看:里面有三间房,一个小院子,有几棵树。
王玉英也知道钱老五的住处。他路过时。看看两边没有人,也曾经扒在门缝上往里看过。
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
晚饭花还在开着。
李小龙放学回家,路过臭河边,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边淘米,只看见一个背影。她头上戴着红花。
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赏析】。
晚饭花,一个富有诗意的花名,做了汪曾祺这篇微型小说的题目,于是这篇散文化的小说也就有了诗意,有了别样的情致,令人回味无穷。
这篇散文化的微型小说,只有一千多字,没有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与情爱,没有信誓旦旦的海誓山盟,也没有那种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让读者不免感到淡淡的遗憾。它的语言,带有一种散文诗的味道,平淡之中有情致耐人咀嚼。
作者像是一位风景画家,在小说的开头他首先向读者具体而生动描绘出了男女主人公生活的活的特定环境——一个典型的富有江南特色的小镇,给人一身临其境之感。接着,他似乎是以平静的心情叙述了一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故事,这个少男少女的故事平淡无奇,没有花前月夜的情爱,没有小说中常见的那种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起伏跌宕的波澜,没有出人意外、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没有那种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让读者顿感的遗憾。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也只写了两个人物:李小龙和王玉英。他们住在同一个巷子里。李小龙暗恋着王玉英。每天放学,他都要经过王玉英家的大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看看傍晚开得很旺盛的晚饭花,看看“坐在晚饭花前做针线”的王玉英。“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为黄昏了”。“李小龙很喜欢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可见,李小龙对于男女的情爱已经有了朦胧的下意识的感觉,他喜欢玉英,暗恋玉英,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单恋并不执着,并不热烈,既没有语言上的表白或者暗示,也没有付诸任何的行动,他只是每天放学路过时看看那静坐在天井里的他喜欢的女孩子,若无其事地默默地度过一个又一个黄昏。被暗恋的王玉英呢,她丝毫也未察觉日日从她门前经过的男孩的心事,也只是日复一日地做着针线,在晚饭花前打发着平静的一成不变的生活。她知道自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她明明知道钱老五名声不好,人家的议论也传到了她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可她没有表示反抗,而是默许了这门亲事,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结婚后,钱老五并没有变好,她只得自食其果。她似乎是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在小说中,作者安排了两条线索分别叙述了男女主人公的故事,这两条线索看似是平行发展,实则是连在一起的。从“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这句话,从李小龙和玉英都“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的交代,就暗示出李小龙已经知道玉英“许了人家”的事,并且曾经对玉英说起过钱老五此人;小说的结尾更是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把李小龙和玉英这两条线索紧紧连在了一起:
1、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
2、初阳照积雪,色如胭脂水。
3、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4、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5、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6、紫苏叶子上的红色呵,暑假快过去了。
7、许多东西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8、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汤,我想念家乡的雪。
9、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10、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11、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
12、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我的孤独是认识你的孤独。
13、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14、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
15、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
16、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17、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
18、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19、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
20、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21、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22、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
23、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更有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作郇厨。
24、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25、这些白茶花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来看它,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欣然地开着。
26、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
27、四川女孩子做事往往很洒脱,想咋个就咋个,不像北方女孩子有那么多考虑。
28、他的躯体是老了,不再有多大用处了,但他身体内有某种东西却是全然年轻的。
29、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30、都到岁数了,心里不是没有。只是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
31、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都曾获奖,一些作品还被翻译到国外。他还曾创作和改编了京剧《范进中举》、《王昭君》及现代京剧《沙家浜》等。如今,汪曾祺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作品,备受众多读者的真心喜爱,并在海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可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八根、十根,乃至十二根立柱。中等的,六根、四根。
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后搭小棍,用细铁丝缚住。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地伸开,扇面似地伸开。然后,用麻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大粪倒在里面。葡萄上大粪,不用稀释,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大棵的,得三四桶。小葡萄,一桶也就够了。四月,浇水。
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肺。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口哀!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图经》云:“根苗中空相通。圃人将货之,欲得厚利,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涨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地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嗒嗒地往下滴水了。
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
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
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地喝。
喷波尔多液。从抽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液,太阳一晒,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截都给它铰了就得了。一铰,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
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地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
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
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当代杰出的散文家,小说家。在读他的散文集《寄意故乡》之前,以前也曾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和散文,他独树一帜的文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汪曾祺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深得沈先生的真传,他的代表作品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文笔,优美富有地方色彩,那方水土那号人,有点像《边城》,但不少地方有所创新。
读汪曾祺的散文,觉得他的语言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作为一个家学渊源的作家,他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有人说他的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这我并不完全同意。我认为只能够说他的散文是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优秀传统,植根于我们民族精神土壤之中。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一个当代作家的思想总会跟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些血缘关系。但是作家的思想是一个复合体,不会专宗哪一种传统思想。”所以我认为把汪曾祺的散文称为真正的文人散文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的语言平淡、质朴、简炼,是一种提纯度很高的语言,绝无文人的“掉书袋”之嫌,相反倒是贴近生活的。
描写铁桥和尚的情人:铁桥有一个情人,年纪轻轻,长得清清雅雅,不俗气。见《铁桥》。
描写三圣庵:三圣庵在大淖西边。这是一片很荒凉的地方,长了一些野树和稀稀拉拉的芦苇,有一条似有若无的小路。
抒写内心胸臆: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见《牙疼》。
可见汪曾祺无论是描写人物,还是描写环境,人物心理,都文笔洗练,惜墨如金,但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比起西方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他描绘人物工笔刻化服饰,眼睛、眉毛、胡子、面容动辄洋洋数百近千言,看多了给人以昏昏欲睡之感,相比之下,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汪曾祺谈到沈从文教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了,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汪曾祺本人散文用语也能做到贴到人物来写,即使文中没有人物,我们难道不能说,作者本人就是文中所说的人物吗,这样,他的写风俗,读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家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娓娓到来,如话家常,创造的是真境界,传达的真感情,真正做到了文章不写一句空。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也是流动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这是非常贴切的。
有一位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下来没有什么,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汪曾祺的文学语言也是这样的。
汪曾祺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语言后面有文化的积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兼具南北神韵,打通古今脉络,才气学识与高超的文字工夫将现代中国文学提高了境界,丰富了现代汉语和文字的表达方法,自有一种超迈古今的旷达和淡泊。他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论乡情民俗,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散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多给孩子们写一点神奇的,惊险的故事吧。)。
孩子们跑着,跳着,在圆筒上面,在圆筒里面。忽然,有一个孩子在心里惊呼起来:“我已经顶到筒子顶了,我没有踮脚!”啊,不知不觉的,这些孩子都长高了!真快呀,孩子!而,这些大圆筒子也一个一个地安到深深的沟里去了,孩子们还来得及看到它们的浅灰色的脊背,整整齐齐地,长长地连成了一串,工人叔叔正往沟里填土。
现在,场子里又空了,又是一个新的场子,还是那棵小枣树,挺立着,摇动着枝条。
不久,沟填平了,又是平平的,宽广的,特别平,特别宽的路。但是,孩子们确定地知道,这下面,是下水道。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作“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作“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这种花叫作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就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暑假开始了,老师向我推荐了几本书,《汪不祺读本》一听它的名字我就喜欢。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他小时候在自己家的大花园所发生的趣事,如捉蚂蚱、捉蜻蜓、捉蝴蝶,各种各样的昆虫,汪不祺先生总喜欢把它们放在小瓶子里,开着盖,让这些小东西们自生自灭。
在日常生活中,也必定离不开五味:酸、甜、苦、辣、咸,这些都是人们做菜时放的佐料,像汪不祺先生这位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会把所有有关吃的学问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全说出来,让你听得直流口水,可他为了一道菜而遗憾了六十多年。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美食家,但是在妈妈的劝说下,我才放弃了,除了妈妈烧的菜之外,我最喜欢吃徽州的毛豆腐了!它样子不讨人喜欢,可它经过油炸之后,简直是旧貌换新颜,像一块金麦,可香了!
关于这个美味的豆腐,还有一个传说呢!很久以前,某州的大人爱吃一位老人做的豆腐。可是,一次突发的风寒,让老人卧病在床。这位老人一病病了好几天,制好的豆腐放在纸箱里,数日已过,老人已经病好了,发现豆腐已长毛,老人不舍得丢掉,就放在油锅里一炸,尝了之后景竟比鲜豆腐还好吃。于是老人就把这长毛的豆腐取名“毛豆腐”,传给了后代从此就过世了。
所有好吃的我都爱,可我最爱“毛豆腐”。
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去画马铃薯图谱。我从张家口一清早坐上长途汽车,近晌午时到沽源县城。
沽源原是一个军台。而军台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两路专为传递军报和文书而设置的邮驿。官员犯了罪,就会被皇上命令发往军台效力。我对清代官制不熟悉,不知道什么品级的官员,犯了什么样的罪名,就会受到这种处分,但总是很严厉的处分,和一般的贬谪不同。然而据龚定庵说,发往军台效力的官员并不到任,只是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人去代为效力。我这回来,是来画画的,不是来看驿站送情报的,但也可以说是效力来了,我后来在带来的一本《梦溪笔谈》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这只是跟自己开开玩笑而已,并无很深的感触。我戴了右派的帽子,只身到塞外这地方在外长城北侧,可真正是塞外了来画山药(这一带人都把马铃薯叫作山药),想想也怪有意思。
不过也还是冷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升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
沽源在清代一度曾叫独石口厅。龚定庵说他北行不过独石口,在他看来,这是很北的地方了。这地方冬天很冷。经常到口外揽工的人说:冷不过独石口。据说去年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积雪和城墙一般高。我看了看城墙,这城墙也实在太矮了点,像我这样的个子,一伸手就能摸到城墙顶了。不过话说回来,一人多高的雪,真够大的。
这城真够小的。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从南门慢慢地遛达着,不到十分钟就出北门了。北门外一边是一片草地,有人在套马;一边是一个水塘,有一群野鸭子自自在在地浮游。城门口游着野鸭子,城中安静可知。城里大街两侧隔不远种一棵树杨树,都用土墼围了高高的一圈,为的是怕牛羊啃吃,也为了遮风,但都极瘦弱,不一定能活。在一处墙角竟发现了几丛波斯菊,这使我大为惊异了。波斯菊昆明是很常见的。每到夏秋之际,总是开出很多浅紫色的花。波斯菊花瓣单薄,叶细碎如小茴香,茎细长,微风吹拂,姗姗可爱。我原以为这种花只宜在土肥雨足的昆明生长,没想到它在这少雨多风的绝塞孤城也活下来了。当然,花小了,更单薄了,叶子稀疏了,它,伶仃萧瑟了。虽则是伶仃萧瑟,它还是竭力地放出浅紫浅紫的花来,为这座绝塞孤城增加了一分颜色,一点生气。谢谢你,波斯菊!早起一睁眼,窗户纸上亮晃晃的,下雪了!雪天,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白雪,生意盎然。腊梅开得很长,天竺果尤为耐久,插在胆瓶里,可经半个月。
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懒觉。棉衣在铜炉子上烘过了,起来就不是很困难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热热的,穿进去真是舒服。
我坐了牛车到研究站去。人说世间三大慢:等人、钓鱼、坐牛车。这种车实在太原始了,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饼子车。真叫一个慢。好在我没有什么急事,就躺着看看蓝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样的大地这真是大地,大得无边无沿。
我在这里的日子真是逍遥自在之极。既不开会,也不学习,也没人领导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蹚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我大概吃过几十种不同样的马铃薯。据我的品评,以男爵为最大,大的一个可达两斤;以紫土豆味道最佳,皮色深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似蒸栗;有一种马铃薯可当水果生吃,很甜,只是太小,比一个鸡蛋大不了多少。夜雨初晴,草原发亮,空气闷闷的,这是出蘑菇的时候。我们去采蘑菇。一两个小时,可以采一网兜。回来,用线穿好,晾在房檐下。蘑菇采得,马上就得晾,否则极易生蛆。口蘑干了才有香味,鲜口蘑并不好吃,不知是什么道理。我曾经采到一个白蘑。一般蘑菇都是黑片蘑,菌盖是白的,菌摺是紫黑色的。白蘑则菌盖菌摺都是雪白的,是很珍贵的,不易遇到。年底探亲,我把这只亲手采的白蘑带到北京,一个白蘑做了一碗汤,孩子们喝了,都说比鸡汤还鲜。
沽源盛产莜麦。那一年在这里开全国性的马铃薯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提出吃一次莜面。研究站从一个叫四家子的地方买来坝上最好的莜面,比白面还细,还白;请来几位出名的做莜面的媳妇来做。做出了十几种花样,除了搓窝窝、搓鱼鱼、猫耳朵,还有最常见的压饸饹,其余的我都叫不出名堂。蘸莜面的汤汁也极精彩,羊肉口蘑潲(这个字我始终不知道怎么写)子。这一顿莜面吃得我终生难忘。
一天,一个干部骑马来办事,他把马拴在办公室前的柱子上。我走过去看看这匹马,是一匹枣红马,膘头很好,鞍鞯很整齐。我忽然意动,把马解下来,跨了上去。本想走一小圈就下来,没想到这平平的细沙地上骑马是那样舒服,于是一抖缰绳,让马快跑起来。这马很稳,我原来难免的一点畏怯消失了,只觉得非常痛快。我十几岁时在昆明骑过马,不想人到中年,忽然作此豪举,是可一记。这以后,我再也没有骑过马。
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出去,走得很远。忽然变天了,天一下子黑了下来,云头在天上翻滚,堆着,挤着,绞着,拧着。闪电熠熠,不时把云层照透。雷声訇訇,接连不断,声音不大,不是劈雷,但是浑厚沉雄,威力无边。我仰天看看凶恶奇怪的云头,觉得这真是天神发怒了。我感觉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我一个人站在广漠无垠的大草原上,觉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点。
我快步往回走。刚到研究站,大雨下来了,还夹有雹子。雨住了,却又是一个很蓝很蓝的天,阳光灿烂。草原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
天凉了,我没有带换季的衣裳,就离开了沽源。剩下一些没有来得及画的薯块,是带回沙岭子完成的。
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机会到沽源去了。
汪曾祺(193月5日—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汪曾祺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汪曾祺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汪曾祺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55页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汪曾祺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汪曾祺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汪曾祺传授古典文学。汪曾祺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汪曾祺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遗韵,看似散淡无法的结构,驳杂的文体相混,游刃有余,显出深厚老到的文学功力。对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达一种超然的审美,对凡俗个体显示自己的尊重,举重若轻,暗藏对理想和谐的人世和社会的召唤。汪曾祺在散文中避开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滤掉生活经历中的丑,避重就轻,使汪曾祺散文中显示的人生有一种笑而却之的退缩,也缺少了一份峥嵘血性之感,这是必须承认的局限。
我不善于认路。有时到一个朋友家去,或者是朋友自己带了我去,或者是随了别人一同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常常找不着。在城市里好办,手里捏着地址,顶多是多问问人,走一些冤枉路,最后总还是会找到的。一敲门,朋友第一句话常常是:“啊呀!你怎么才来!”在乡下可麻烦。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比如说是王庄吧,到城里去办一点事,再回来,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回来时走进一个样子也有点像王庄的村子,一问,却是李庄!还得李庄派一个人把我送到王庄。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不善于认路的人,大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唉,有什么办法呢!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土改,地点在江西进贤。这是最后一批土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土改。参加的人数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宗教界的信徒、诗人、画家、作家……相当一部分是统战对像。让这些人参加,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是让这些人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
工作队的队部设在夏家庄,我们小组的工作点在王家梁。小组的成员除了我,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一个法师。工作队指定,由我负责。王家梁来了一个小伙子接我们。
进贤是丘陵地带,处处是小山包。土质是红壤土,紫红紫红的。有的山是茶山,种的都是油茶,在潮湿多雨的冬天开着一朵一朵白花。有的山是柴山,长满了马尾松。当地人都烧松柴。还有一种树,长得很高大,是梓树。我第一次认识“桑梓之乡”的梓。梓树籽榨成的油叫梓油,虽是植物油,却是凝结的,颜色雪白,看起来很像猪油。梓油炒菜极香,比茶油好吃。田里有油菜花,有紫云英。我们随着小伙子走着。这小伙子常常行不由径,抄近从油茶和马尾松丛中钻过去。但是我还是暗暗地记住了从夏家庄走过来的一条小路。南方的路不像北方的大车路那样平直而清楚,大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时简直似有若无。我们一路走着,对这片陌生的土地觉得很新鲜,为我们将要开展的斗争觉得很兴奋,又有点觉得茫茫然,——我们都没有搞过土改,有一点像是在做梦。不知不觉的,王家梁就到了。据小伙子说,夏家庄到王家梁有二十里。
法师法号静溶。参加土改工作团学习政策时还穿着灰色的棉直裰,好容易才说服他换了一身干部服。大家叫他静溶或静溶同志。他笃信佛法,严守戒律,绝对吃素,但是斗起地主来却毫不手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我佛慈悲的教义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的。花腔女高音姓周,老乡都叫她老周,她当然一点都不老。她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气,很能吃苦,只是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总以为土改应该像大歌剧那样充满激情。事实上真正工作起来,却是相当平淡的。
汪曾祺散文赏析(通用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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