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是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提高自己的利器。在写总结时，要注意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接下来是一些把握发展机遇的范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一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家庭教育被赋予了更高的意义。尤其是在初中阶段，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更是功不可没。作为父母，我们常常感叹孩子很难教。然而，通过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总结，在初中阶段，政治家庭教育可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促使孩子懂得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这对他们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政治家庭教育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初中阶段是孩子形成自己价值观念的关键时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而政治作为一门学科，不仅关乎政治制度和政治运动，更关乎个体在社会中的道德伦理。通过对政治知识的学习，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了解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判断力和认识力。

其次，政治家庭教育可以培养孩子的公民意识。作为家长，我们的责任不仅是满足孩子的生活需求，更应该关注他们的社会责任。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孩子明白自己是公民的一员，有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家庭的引导和教育，孩子可以了解社会的运作机制和政治经济状况，懂得将个人利益与大局利益相结合，从而培养起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另外，政治家庭教育还可以帮助孩子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政治是一个充满争议和不同观点的领域，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政策可能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通过对政治知识的学习和讨论，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了解不同政治观点的优劣和利弊，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他们的批判意识。这对于初中生来说，将是一种重要的思维训练和成长方式。

最后，政治家庭教育还可以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在如今都市生活节奏加快、家庭关系淡漠的背景下，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愈发重要。政治作为一门需关注时事和社会热点的学科，可以成为家庭成员之间讨论的话题，激发彼此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促进交流和互动，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和理解力。

总而言之，初中政治家庭教育对于培养孩子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树立公民意识，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注重政治教育，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度的引导和教育。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在未来成为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公民，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二

门前白道水萦回。

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

山桃溪杏两三栽。

为谁零落为谁开?

哀贤亭。

黄鸟哀子车，强埋非天为。

天夺不待老，还能使人悲。

马侯东南秀，鞭策要路驰。

归骨万里州，乃当强壮时。

墓门闭空原，白日无履綦。

苍苍柏与松，浩浩山风吹。

我初羞夷吾，鲍叔亦我知。

终欲往一恸，咏言慰孤嫠。

爱日。

雁生阴沙春，冬息阳海澨。

冥冥取南北，岂以食为累。

咨予愁病躯，朴鄙人所戏。

无人治时难，量力当自弃。

岂知塞上霜，飘然亦何事。

高堂已白发，爱日负明义。

悲风吹平原，秣马聊一愒。

含怀孰与语，仰屋思汉喟。

孟母知身从，莱妻耻人制。

一肉傥易谋，万锺非得计。

安丰张令修芍陂。

桐乡振廪得周旋，芍水修陂道路传。

日想僝功追往事，心知为政似当年。

鲂鱼鱍鱍归城市，粳稻纷纷载酒船。

楚相祠堂仍好在，胜游思为子留篇。

八公山。

淮山但有八公名，鸿宝烧金竟不成。

身与仙人守都厕，可能鸡犬得长生。

八功德水。

雪山马口出琉璃，闻说诸天与护持。

此水遥连八功德，供人真净四威仪。

当时迦叶无尘染，何事阌乡有土思。

道力起缘非一路，但知瓢饮是生疑。

八月十九日试院梦冲卿。

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暮愁衣单。

喧喧人语已成市，白日未到扶桑间。

永怀所好却成梦，玉色彷佛开心颜。

逆知后应不复隔，谈笑明月相与闲。

跋黄鲁直画。

江南黄鹌飞满野，徐熙画此何为者。

百年幅纸无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

白沟行。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

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白鹤吟示觉海元公。

白鹤声可怜，红鹤声可恶。

白鹤静无匹，红鹤喧无数。

百鹤招不来，红鹤挥不去。

长松受秽死，乃以红鹤故。

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

吾何为而喜。恶者自恶，

吾何为而怒。去自去耳，

吾何阙而追。来自来耳，

吾何妨而拒。吾岂厌喧而求静，

吾岂好丹而非素。汝谓松死吾无依邪，

吾方舍阴而坐露。

白鸥。

江鸥好羽毛，玉雪无尘垢。

灭没波浪间，生涯亦何有。

雄雌屡惊矫，机弋常纷纠。

顾我独无心，相随如得友。

飘然纷华地，此物乖隔久。

白发望东南，春江绿如酒。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三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入贯彻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大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的帮扶和保障力度，深入推进农民工入会和服务双提升工作。按照增强“三性”、去除“四化”、做强基层、着力创新的思路，推动工会系统改革创新，为工会工作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积极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工会党员干部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共产党员，更好地肩负起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

要坚持“基础在学”，做到学深学透、真懂真信。学，就是要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党规党纪是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最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用系列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是这次学习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紧密联系、内在一致，一定要贯通起来学习、统一起来领会。全体党员要通过通读熟读党章党规，进一步明确做合格党员的标准和条件，提高尊崇、敬畏、遵守党章党规的思想自觉;通过学习系列讲话，理解领会其内涵和精神实质，把握新形势下党员的职责使命，更加自觉地履行党员义务、发挥党员作用。

要坚持关键在做，做到以学促做、知行合一。“两学一做”，最重要、最关键是做。做什么?就是做合格共产党员。中央对党员提出“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新要求，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用这一标准来要求规范自己，自觉践行，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争做合格党员、争当优秀干部。落实到不同行业领域，要提出具体化的实践要求，具体到党员干部来讲，不仅要做合格党员，还要按照好干部20字标准，全面践行“三严三实”，做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的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党员干部，还必须明白不能做什么。

我们的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必须要靠党员干部真刀真枪，脚踏实地，埋头实干。国家培养一个党员干部不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身为一名党员干部，要担起自己的责任，既要承担起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无私奉献的责任，又要承担起为群众排忧解难，谋求幸福的责任。如果党员干部怕事躲事，慵懒散政，那么群众的困难还怎么解决?在党一天，就要时刻以服务群众为己任，自觉克服慵懒散政，沉下身子踏实苦干，在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四

在当今社会，伟大的政治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具有强大的情感和领导力，能够激励人们的内在动力，促进社会的发展。最近，我有幸参加了一场伟大的政治家的讲座，从对他的演讲中汲取了许多启示和智慧。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一些体会。

第二段：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伟大的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和领导力。在讲座中，这位政治家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宽广的视野为我们描绘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世界的变化和机遇。他通过指引我们关注重大问题，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同时，他也警示我们，强调脱离实际只能带来灾难。他的讲话体现了政治家对问题的全面考虑和异于常人的远见卓识，这也是吸引人们关注和敬重的重要因素。

第三段：政治家强大的领导力。

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有着强大的领导力。他们擅长通过简洁而深刻的语言激励人们的内在动力，号召人们积极为社会付出。在讲座中，他通过亲身经历和富于感染力的演讲，使我们拥有了表达自己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这种激励的力量在政治领域中是不可或缺的，而伟大的政治家正是因为拥有领导力，才能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第四段：传承立场与人格魅力。

除了拥有远见卓识和领导力，伟大的政治家还具有传承立场和人格魅力。在政治领域中，一个人的清廉正直和品格是至关重要的。在讲座中，这位政治家以他积极的态度、情感和人格魅力，吸引了众多听众。他也用自己的经验激励我们，告诉我们人格的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亲身经历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坚定的人格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与信任。

第五段：结论。

总的来说，参加了伟大的政治家的演讲，并体验了他的领导力、人格魅力与远见卓识，我更加了解了伟大的政治家的特质与领导功能。在将来的道路上，我也将遵循政治家的思想和方法，不断探索这个领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五

王安石(1021—1086)中国宋代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提出和坚持“权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抑郁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与王安石家族据史料记载，王安石家族临川王氏为太原王氏分派，临川王氏祖先为王安石的曾祖王明。王明以子贵赠尚书员外郎。其长子王用之，卫尉寺丞;次子王观之，尚书主客郎中，赠太常少卿。临川王氏先世衰徽无闻，至王观之、王用之兄弟，始起家为吏，再到王用之子孙辈开始兴盛，王用之娶妻谢氏，封永安县君，生有五子，其中长子王益和五子王孟最像父亲。王孟官楚州司理参军，其子沆，官荆南府建宁县令。王益，祥符八年(10)进士，历任建安主薄、临江军判，知新淦、新繁县，天圣时以殿中丞知韶州，终官尚书都官员外郎，卒赠工部郎中，后以子贵追封楚国公，赠太师中书令。王益中进士和做官，标志着临川王氏已经崛起。

临川王氏传到王益的儿子辈时，家族臻于极盛。王益娶妻徐氏、吴氏，生有七子：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其中王安仁有文才学问，尝以五经教授弟子于江淮间，其门下成器者甚众，后以进士下科补宜州司户，终官于监江宁盐院，著有文集15卷。王安国，熙宁初以材引召试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后历任崇文院校书、秘阁校理、著作郎、大理寺丞，屡以新法力谏，后为吕惠卿所诬陷，卒年47岁，有文集60卷。王安礼，嘉佑六年(1061年)进士，历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知润州、湖州，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后升知制诰，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拜中大夫、尚书右丞转左丞，终知太原府。王安礼为人刚直宽谅，多次以直谏闻名。当年苏轼下狱，情势危急，无人敢救，独王安礼从容上谏守神宗，使苏轼得以减轻处罚。后因得罪权贵而见黜不得重用。绍圣二年去世，赠右银青光禄大夫，《宋史》68卷有传。

在王益七子中，最优秀的当属王安石。王安石之后，临川王氏也随变法失败而日益衰落。王安石娶妻吴氏，封越国夫人，生二子：长子王雱，为人聪敏过人，有才学，未及冠已著书数万言。治平四年进士及第，累官至天章阁侍制。王安石变法，王雱实导之。但其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为政尚严酷，年33岁去世，特赠左谏议大夫，《宋史》有传。次子王旁(滂)，初以父官荫江宁府粮料院勾当，累官奉议郎秘书省正字。王雱无嗣，王旁则有一子王桐，官承事郎龙图阁直学士，累赠特进。王桐之子王珏，初因王安石追封舒王，恩授承事郎，绍兴二年起家盐官县丞，历两浙湖南提举常平茶盐，兴利除弊，迁湖北夔州转运判官，有政声。终官太府少卿，卒于苏州宝华山。王珏有子王宜之，是为王安石玄孙，其后不详。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六

第一段：引言（150字）。

民法典政治家庭编的出台是新时代中国家庭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作为一项关系每个人生活的法律，民法典政治家庭编在促进家庭和谐、保护家庭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在学习和掌握民法典政治家庭编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家庭是国家的细胞，家庭关系的稳定和和谐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段：家庭基本制度（250字）。

民法典政治家庭编明确了家庭的基本制度，如婚姻制度、家庭财产制度等。家庭是社会基本单位，婚姻是家庭的基石。在这一编的修订中，对婚姻制度进行了优化和完善，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婚姻自由、婚姻平等、婚姻公正的原则，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和公正的婚姻权利。家庭财产制度方面，民法典政治家庭编还明确规定了夫妻共有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和婚前财产的划分原则，保护了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第三段：家庭生活关系（250字）。

民法典政治家庭编中还关注了家庭生活关系的规范和保护。家庭生活关系的稳定和和谐，关系着每个家庭成员的幸福和荣誉。编者根据家庭成员的需要，规定了家庭生活的共同责任、互助关系和相互尊重等。特别是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惩治力度加大，为受暴力侵害的家庭成员提供了法律保护，帮助他们脱离家庭暴力的阴影。

第四段：家庭成员权益（250字）。

民法典政治家庭编的制定注重保护家庭成员的权益，尤其是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权益保护。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也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依靠。编者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方面，进一步明确了监护人的义务和责任，加强对未成年人行为的保护和引导。对于老年人的权益保护，编者则规定了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加强了社会对养老院等养老机构的监管，确保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第五段：个人与家庭的关系（300字）。

民法典政治家庭编不仅关注了家庭内部的关系，也关注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个人的行为和选择会直接影响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民法典政治家庭编通过规范个人行为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例如对婚前和婚姻期间的财产保护，对抚养孩子和家庭照顾等方面的保障，使个人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同时，法律也规定了个人的义务和责任，例如赡养父母、照顾家庭成员等。这些规定的出台，旨在加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

总结（100字）。

民法典政治家庭编是我国家庭法的最高法律规范，对于保护家庭成员的权益，促进家庭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学习和领会这一编的过程中，我深刻领悟到家庭的重要性，意识到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关系到家庭幸福的重要性。我将会积极践行民法典政治家庭编的精神，为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七

诸葛亮是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他的学问和才华是无人能比的。而后帮助刘备统一天下之时，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如：《空城计》《火烧新野》《借刀杀人》《火烧赤壁》广为流传，我从他的《空城计》中看出了他的聪明机智，遇事冷静，让我敬佩不已。有一天，诸葛亮派人去取草粮，城内只剩下一些官员和一千二百个小士兵留下来，突然，探子来报，司马懿带着百万雄狮直奔而来，这下文官和士兵便十分焦急，而诸葛亮摇着扇子却说：“把四个城门打开，让士兵换上百姓便装，清扫城门，不要慌张。司马懿一看诸葛亮神态自如，换在弹琴娱乐。边心里疑惑，平时诸葛亮不会这样悠闲，肯定是让我进去自投罗网，于是命令大军撤退，这件事诸葛亮征用司马懿的疑心，吓退了敌军。可见诸葛亮是知己知彼，最终才能百战百胜。

还有件事让我赞叹，那就是《草船借箭》也是利用了曹操的省心多疑，成功的借了箭。也不得不让周瑜对诸葛亮佩服有加。

诸葛亮的人品也非常好。冬天时他母亲怕冷，便在崎岖的山上找水晶草，秋天时，他身子矮小，提水时害怕打到了邻居的菜，所以他要绕好远的路才能到自己家的菜园。又一次他向青年请教学问，可是现在的已经超过了那青年的学问，可他从不骄傲。

他既不是一炮走红的歌唱家，也不是举世闻名的的作家，而是一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就是诸葛我要学习诸葛亮对父母的孝顺，虚心好学，遇事冷静的优点，我要把他的优点发扬光大，让我身边的人也学习他的优点。虽然，诸葛亮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优点却无处不在他既不是一炮走红的歌唱家，也不是举世闻名的的作家，而是一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他的学问和才华是无人能比的。而后帮助刘备统一天下之时，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如：《空城计》《火烧新野》《借刀杀人》《火烧赤壁》广为流传，我从他的《空城计》中看出了他的聪明机智，遇事冷静，让我敬佩不已。有一天，诸葛亮派人去取草粮，城内只剩下一些官员和一千二百个小士兵留下来，突然，探子来报，司马懿带着百万雄狮直奔而来，这下文官和士兵便十分焦急，而诸葛亮摇着扇子却说：“把四个城门打开，让士兵换上百姓便装，清扫城门，不要慌张。司马懿一看诸葛亮神态自如，换在弹琴娱乐。边心里疑惑，平时诸葛亮不会这样悠闲，肯定是让我进去自投罗网，于是命令大军撤退，这件事诸葛亮征用司马懿的疑心，吓退了敌军。可见诸葛亮是知己知彼，最终才能百战百胜。

还有件事让我赞叹，那就是《草船借箭》也是利用了曹操的省心多疑，成功的借了箭。也不得不让周瑜对诸葛亮佩服有加。

诸葛亮的.人品也非常好。冬天时他母亲怕冷，便在崎岖的山上找水晶草，秋天时，他身子矮小，提水时害怕打到了邻居的菜，所以他要绕好远的路才能到自己家的菜园。又一次他向青年请教学问，可是现在的已经超过了那青年的学问，可他从不骄傲。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八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文贞，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为凌烟阁二十四功之一。

魏征。

1、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2、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3、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4、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

5、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

6、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7、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

8、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9、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九

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鲁国发生大饥荒，举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臧文仲请求到齐国借粮，对鲁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国病矣，君盍以名器请籴于齐?”鲁庄公问谁可以出使齐国，文仲自告奋勇，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辰请如齐”。事后臧文仲的随从不解地问他为何主动请缨，文仲曰：“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臧文仲带着鬯圭玉磬之类的名器作为抵押物到齐国去借粮，他一方面向齐君介绍了鲁国“天灾流行，戾于弊邑，饥馑荐降，民羸几卒”的严重灾情，另一方面又阐述了齐鲁两国共同承担着“周公、太公之命祀”的重任，巧妙地说出了齐鲁两国的历史渊源，言辞恳切，以礼动之，弄得齐君不能不借粮给他，而且连带来的抵押物也没好意思留下来，使“齐人归其玉而予以籴”。(《国语·鲁语》、《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鲁国上下，因此而度过饥荒之年。春秋时期，“名器”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臧文仲为了解救百姓于倒悬之苦，说服鲁庄公以“名器”为抵押向齐国借粮，这确实是开明之举，体现了他“忠君”、“恤民”的博大情怀。臧文仲身为鲁国国卿，当国家遇到危难时，他挺身而出，勇于担当，出使齐国，巧妙与齐君周旋，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利益，表现了他居官在位的高度责任感和过人智慧。

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夏，鲁国大旱，鲁僖公打算把那些仰面朝天的畸人(巫、尪)抓来烧死，以祈求天降雨(当时人们认为天不下雨是因为老天爷担心雨水会流进那些仰面朝天的畸人鼻子里)。臧文仲得知此事后对鲁僖公说：“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他认为用烧死“巫、尪”来祈求天雨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天人之间存在感应的话，老天爷可怜这些人，当初就不会让他们出生，既然他们出生了，现在烧死他们不仅没有用，相反会加重旱情。所以他建议鲁君要劝导百姓厉行节约，开源节流，加强守备，提振士气。鲁僖公接受了他的建议，“是岁也，饥而不害”。(《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可以看出，臧文仲是一个非常开明务实的辅政大臣，行事不拘泥于陈规旧礼，体恤民情，行事务实，具有比较鲜明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倾向。

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邾人因鲁伐取其地须句的缘故出师攻鲁，僖公麻痹轻敌，瞧不起小小邾国，“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力谏道：“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悖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他苦劝僖公不可掉以轻心，而应严阵以待。僖公不听，终至败绩升陉，成为鲁国历史上的一大国耻，这从侧面印证了臧文仲军事思想的正确，其中包含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尤其难能可贵。

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臧文仲与东门襄仲“如楚乞师”，“以楚师伐齐，取谷”。鲁以攻为守，暂时阻止了齐国对鲁国的进攻。二十八年，诸侯在温地盟会时，晋国逮捕了卫成公，把他押送到周，指使医生用毒酒暗害他，没有成功，医生却没有受到报复。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卫君殆无罪矣。刑五而已，无有隐者，隐乃讳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今晋人鸩卫侯不死，亦不讨其使者，讳而恶杀之也。有诸侯之请，必免之。臣闻之：班相恤也，故能有亲。夫诸侯之患，诸侯恤之，所以训民也。君盍请卫君以示亲于诸侯，且以动晋?夫晋新得诸侯，使亦曰：‘鲁不弃其亲，其亦不可以恶’”。(《国语·鲁语》)臧文仲说服僖公出面为卫侯求情，僖公用二十对白玉送给周王和晋侯，于是卫侯得到赦免。晋文公很感激鲁国给他解围，“自是晋聘于鲁，加于诸侯一等。爵同，厚其好货”。卫君也因此对鲁国感恩戴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臧文仲识大体顾大局具有非凡的战略家的高远视野。

鲁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晋文公召集诸侯各国瓜分曹国土地，“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鲁僖公委派臧文仲为代表前往。臧文仲此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途中宿于鲁重邑行馆，行馆仆役对他说：“晋文公始霸诸侯，他想通过分割曹国土地来笼络人心，诸侯各国无不趋之若鹜。晋侯明确这次分地不按照诸侯各国原有的班爵秩序，而是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早到多得，迟到少得，所以各国使者无不争先恐后，日夜兼程。您老如果想要为鲁国多争得土地，就不能慢慢悠悠的了，得抓紧时间赶路”。臧文仲听从仆役之言，立即连夜启程，一路风尘仆仆，最先到达晋国，所以鲁国在这次分地中得到的土地最多，“获地于诸侯为多”。回国复命后，臧文仲向鲁僖公建议道：“这次鲁国能够多分得土地，主要是重邑行馆仆役的功劳。古代圣贤说：‘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爨，虽贵罚也。’行馆仆役一言而建扩疆辟土之功，功绩卓著，应该给予赏赐”。鲁僖公听从了他的建议，特加爵仆役为大夫(《国语·鲁语》)。春秋时期，土地和人口是诸侯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臧文仲在辅政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他不辞辛苦，长途劳顿，为鲁国挣得最大利益。同时，对于那些能够为国建功者，即使是地位卑贱的仆役，他也敢于打破礼制限制，对其论功行赏，这些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由于臧文仲的努力，此期成为鲁国外交史上较有利的时期之一。

鲁文公初年，陈、卫关系趋于和睦，臧文仲审时度势，“欲求好于陈”，加强外交。在文仲的努力下，“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陈、鲁通过联姻形成同盟。

臧文仲在处理天人关系时，能够破除陈旧愚昧的观念，重视人文关怀。在处理君民关系时，他也具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宋国发生重大水患，百姓受灾严重，鲁庄公派使者前去慰问，宋闵公心情沉重，自责罪己，臧文仲听说这件事情后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左传·庄公十一年》)臧文仲在总结历史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国家兴衰存亡取决于国君贤明与否的观点，贤明的国君能够深刻自省，改正错误，昏庸的国君则归咎于人，滥杀无辜。宋闵公死后，宋襄公继位，他想仿效齐桓公创建霸业，于是召集诸侯各国举行会盟，臧文仲听说此事后批评道：“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文公四年》)所谓“以欲从人”，就是推己之所欲以从人，使人同得所欲;而所谓“以人从欲”，则是强迫他人顺从自己，以逞一己之欲。臧文仲认为，宋襄公将一己私欲强加于诸侯各国，日后必将招致杀身之祸。果然，次年宋襄公与诸侯各国会盟于盂时被楚人羁押，宋国也受到楚国攻击。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六和蓼这两个小国国君昏庸无道，为楚所灭，臧文仲闻知后说道：“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左传·文公五年》)意思是说，六和蓼是上古圣贤皋陶的后裔，他们的国君对内不能实施“德政”，对外不能和睦大国，忽焉而亡，令人痛心疾首!臧文仲认为国无大小，国君必须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否则必将走向灭亡。

臧文仲在鲁国辅政期间，屡建事功，且长于辞令，就为政立国之事多有高论，在诸侯国间广为流传，其言论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鲁国大夫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执政范宣子问他：“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是说的什么?”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以为不然，他认为这只能叫做“世禄”而非“不朽”。叔孙豹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叔孙豹认为，鲁国先大夫臧文仲去世后，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

但孔子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对臧文仲的总体评价不高，几次指名道姓地对他提出批评。孔子大约迟于臧文仲一百年左右，因此他对臧文仲的事迹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曰：“孔子数称臧文仲、柳下惠”。《论语·公冶长》中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论语·卫灵公》中又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左传》中也载有孔子对臧文仲的批评：“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孔子之所以会对臧文仲做出与众人相悖的评价，是与孔子的政治主张和史学思想分不开的。孔子在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时始终坚持两条标准：一是言行举止必须符合“礼”的规范;二是道德修养必须达到“仁”的境界。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臧文仲，即便他辅政期间为鲁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很难得到孔子的认可。

“下展禽”，即“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柳下惠(前720—前621)，展氏，名获，字禽，食采柳下，谥号“惠”，故称柳下惠。柳下惠也是鲁国的公族，他是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与臧文仲是同时期的鲁国公族大夫，鲁僖公时期曾出任士师，主掌刑狱，因其生性耿直，不事逢迎，有时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因而得罪了臧文仲等当朝权贵，接连三次被黜免。柳下惠虽然仕途蹇促，但道德学问却名满天下，道德修养达到坐怀不乱的境界，面对诸侯各国的高官厚禄礼聘，他一一回绝，这些品质都是孔子所赞许的。如果孤立地看，臧文仲“下展禽”确实有压抑人才之嫌，但从鲁国当时现实政治的大局来看，柳下惠屡遭弃用是合乎情理的。臧文仲当时是辅政国卿，国家的内政外交、天灾人祸都要他来应付，所以他需要的是能够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而不是沽名钓誉的道德家或不切实际的空谈家。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孝公率师伐鲁，臧文仲原本打算亲自到国境上以文辞告谢退兵，后因突然生病，改请柳下惠代劳，柳下惠却迂腐地说了一通小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认为以文辞退兵不合礼，不可行。当时齐国已经大兵压境，情况十分危急，臧文仲没有时间听柳下惠高谈阔论，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说道：“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辞行赂焉，其可赂乎?”(《国语·鲁语》)大敌当前，臧文仲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退兵，情急之中，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根本无暇顾及什么礼俗，而柳下惠却坚持“处大教小，处小事大”的教条，横竖不是，左右不对，如此迂腐之人，能不被“三黜”吗?然而孔子在这件事情上却偏向柳下惠，他批评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甚至称他为“窃位者”。臧文仲与孔子在用人标准上的分歧，是他受到孔子质疑的原因。

“废六关”(“废”当反训为“置”)，臧文仲非常重视发展农业，在国内各地新置税关，以增加国家财税收入，为增强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孔子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项改革措施破坏了古代旧制，形成与民争利。但从施政实践来看，通过设置税关来弥补国家财政收入不足，显然是利大于弊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妾织蒲”，是指臧文仲老婆平时在家里编织一些蒲席，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后挣点碎银子贴补家用，这事如果搁在现在，是值得赞扬的美德，但是孔子居然反对，认为“不仁”。孔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以西周的社会制度为蓝本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各得其所，农民只管种田，工匠只管做工，官家人是不能经商的，否则就会扰乱社会秩序。臧文仲老婆织蒲出售属于不务正业，有违礼制，孔子当然要反对。

“作虚器”(“臧文仲居蔡”)，是指他私自在家里收藏了出产于蔡这个地方的大龟，这种大龟是天子祭祀的专属物，只有天子才能拥有，臧文仲只是鲁国的一个大夫，不仅收藏了天子之物，而且还加装了“山节藻梲”之类的天子之饰，这是一种僭越礼制的行为，孔子是不能容忍的。

“纵逆祀”，是指臧文仲纵容夏父弗忌违礼之事。鲁文公二年(前625)八月担任宗伯、掌管祭祀之礼的鲁国大夫夏父弗忌准备祭祀时把鲁僖公放在鲁闵公之前，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鲁闵公和鲁僖公都是鲁庄公之子，僖公是闵公的庶兄。庆父作乱，杀公子般拥立闵公，后又杀闵公欲自立而败亡，季友拥立了鲁僖公申。所以弟弟鲁闵公在先，哥哥鲁僖公在后。闵公在位两年，毫无建树，夏父弗忌尊崇僖公，故要将僖公跻于闵公之前。对夏父弗忌的“逆祀”，有关祭祀的官员极力反对。臧文仲没有阻止，却听之任之。孔子认为臧文仲知礼却不能制止违礼之事，是不够明智的。

“祀爰居”，“爰居”是海上的一种大鸟，较为罕见。有一天，曲阜城东门外栖息了一只爰居，二日不飞，臧文仲觉得怪异，就鼓动国人前去祭祀。柳下惠认为祭祀是国家的重要制度，举行祭祀活动一定要慎重，臧文仲让国人祭祀爰居之鸟是违反先祖之制的。他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说起，历数颛顼、帝喾、尧、舜、鲧、禹、契、冥、汤、稷、文王、武王……云里雾里，洋洋洒洒，对臧文仲提出严厉批评，他最后说道：“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知矣。”(《国语·鲁语》)后来臧文听到闻柳下惠的批评，进行了认真反省，并承认错误，事后他还让人把柳下惠的话刻在竹简上，送三卿阅知。“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策”(国语·鲁语)。从此事看来臧文仲还是很尊重柳下惠的。但“祀爰居”却事出有因，臧文仲当时是鲁国的辅政国卿，国中有海鸟来栖，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恐慌，他的首要任务是安定民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采取祭祀禳灾的办法，此举无可厚非。因为孔子认可柳下惠其人，必然也赞同柳下惠反对臧文仲“祀爰居”之事，这是符合逻辑的。

孔子褒扬柳下惠贬低臧文仲，还有另一个原因，孔子与柳下惠的政治遭际颇为相似，柳下惠在政治上一直受到臧文仲等权贵的排挤，而孔子也长期受到季氏集团的排斥，两人都仕途蹇促，怀才不遇。柳下惠之于臧文仲，就相当于孔子之于季氏，尽管他们属于统治集团的同一阵营，但政治地位有所不同，臧文仲和季氏是当朝重臣，他们主要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矛盾和问题，更多考虑的是眼前利益，因此他们的行事风格更加亲民务实，不拘俗礼;柳下惠和孔子在政治集团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条件来研习古代典籍，进行理性思考，因而他们的政治诉求更加趋于理想化，更加注重所谓的长远利益，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迂阔而不切实际，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屡屡碰壁，进而导致他们在为人处世方面容易采取因循守旧、固执偏激的态度。政治上的局限性和地位上的差异使得他们在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时就难免会失之偏颇，有失公允。

由于受到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限制，孔子对臧文仲做出了许多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负面评价，造成了不应有的负面影响，这恰恰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保守和史学上的偏颇。

事实上，臧文仲与孔子虽相距百年，却同为鲁国的著名学者，二人都是周礼的拥护者和积极倡导者。周礼传统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在臧文仲思想中大都可见，如“敬事上天、遵法先祖、尊重君上、慈爱臣民、修明道德、慎用刑罚、勤修政事、摒除奢侈、以礼治国”等。孔子强调周礼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其目的同样是忠君尊王和维护纲常名分，主张“君使臣以礼、事君尽礼、事君以忠，事君能致其身”。臧文仲崇德，主张君主以德治民，认为“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在位者恤民之患”以使民心无违，这与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臧文仲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当权者，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是“立言”者的典范，是“不朽”之人，孔子的内心应是赞赏臧文仲的。问题在于臧文仲对于周礼的态度并不止于因循守旧、拘泥于礼，而是具有灵活性，能够根据新的形势突破常规，变通旧礼，臧文仲的思想是开明进步的，遵循周礼而不拘于周礼。而孔子却对周礼表现得十分执着和拘泥。由于臧文仲当时在诸侯国间威望巨大，当其与孔子的思想抵触时，孔子就反应强烈，对臧文仲一些不合礼的行为严厉指责，以维护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恰恰说明了臧文仲是对孔子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或许，在孔子的内心世界里，孔子对臧文仲的批评并不是由衷的。

臧文仲思想开明，富有智慧，关注民生，行事务实，因时制宜，善于打破陈规陋习，为鲁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辅政数十年间，不仅受到历代鲁君的信任，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其言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曰：“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两千年后的1945年教育家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就引用了臧文仲的话：“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挬焉’，‘其亡也忽焉’”。臧文仲的“立言”真可谓“死而不朽”。

臧文仲贤明正直，从善如流，高风亮节，赏罚分明，是鲁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据《昭德堂臧氏大宗》记载：臧文仲生于周桓王十九年庚辰，配管氏，生子许，卒于周顷王二年三月辛卯日，寿八十五岁，葬泗北墓。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

民法典是一部重要的法典，其中的政治家庭编更是关系到社会发展和家庭关系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阅读了这一编的内容，深感受益良多。以下是我对《民法典政治家庭编》的心得体会。

首先，民法典政治家庭编强调了家庭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保障。我深刻认识到，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在法律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特殊的保护。在这一编的规定中，明确了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和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其他相关法律关系。这些规定既保障了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又为家庭生活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和依据，有助于维护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稳定。

其次，民法典政治家庭编重视了婚姻自由和婚姻平等原则。这一编明确规定了夫妻的平等地位和自由结婚的权利，禁止强迫或限制婚姻的行为。这对于提升婚姻幸福指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政治家庭编还进一步完善了离婚制度，明确规定了夫妻离婚的条件和程序，为夫妻双方提供了便利和保障。这将有助于减少婚姻矛盾的激化，促进家庭和睦关系的维护。

第三，民法典政治家庭编加强了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处罚。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政治家庭编通过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禁止以暴力或威胁暴力手段侵害家庭成员的人身安全，增设了相关措施和法律制度，为家庭成员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和救助。这一举措将有助于预防并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维护了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第四，民法典政治家庭编完善了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权益的保护。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往往是家庭中最弱势的群体，容易受到侵害和忽视。政治家庭编通过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同时，编制了特定的法律制度和救助机构，为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和救助途径，有助于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第五，民法典政治家庭编强化了家庭精神和家庭责任的重要性。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家庭精神和家庭责任的重要性逐渐被忽视。政治家庭编通过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在法律层面上加强了对家庭和睦的倡导和激励。这一编强调了家庭的团结、互助、关爱和和睦，促进了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民法典政治家庭编》是一部重要的法典，为家庭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深入阅读和研究，我深刻认识到它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对促进家庭和睦关系、维护法律权益有着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一法典的作用，构建更为和谐、稳定的家庭和社会。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一

一个其貌不扬的盖茨总有惊人之举，本周他就要“退休”，而他要把名下580亿美元的财产全部捐赠给名下的慈善基金，而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一分一毫，这个消息和windows发布一样，再次震惊了世界。

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想盖茨是一个好的商人，还是一个好的政治家。

其实说起来，我是喜欢“商人”的，中国商人被坏了名声，那是文人作的怪，文人们靠写字过日子，掌握了舆论工具，说到商人就是“奸商”，就是见利忘义。其实好的“商人”，是需在用诚信，用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去抓住客户，抓住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获取应该获得的回报。这是一种公平交易的原则。

政治家，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为了集团的利益，可以用一切的手段，最极端的情况，对政治家来说，流血和战争是政治的重要一部分。政治家的才能是抓住大势，让自己永远居于有利的地位。

这方面盖茨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半年前，在拉斯维加斯，ces的展馆里，我看到盖茨在我的身边看展，只有几个公司的人员，他认真地试用着一款可视眼镜。53年的盖茨完全不是那个我们经常在镜头里看到那个充满活力，甚至有些可爱的形象。他的头发白了很多，脸上堆满了岁月的痕迹，他已经是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且他也将退出技术的舞台，但是对于新的技术和产品，他又是那么好奇，那么有兴趣。有时我想，我们的企业家要是有人做到这样的境界，中国一定会能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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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二

民法典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政治家庭编则是民法典中一项关乎政治和家庭的重要法律内容。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有幸参与政治家庭编的起草和讨论工作，并从中获得了很多心得和体会。本文将就我在政治家庭编起草过程中所学到的几个方面进行分享。

政治家庭编是民法典中的一大亮点，它主要涵盖了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和家庭财产等重要内容。政治家庭编的制定和完善，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家庭和谐、保护公民权益都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家庭编是一项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生活的法律，因此在起草过程中需要严谨的思考和周密的推敲。

在起草政治家庭编的过程中，我们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坚持了多个核心原则。首先，平等原则是政治家庭编的重要基石，不论性别、种族、宗教或财富状况都应当平等对待。其次，保护儿童权益也是政治家庭编的重要原则，政府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此外，协商一致原则也是政治家庭编的重要准则，家庭成员之间应当通过协商解决争议，避免诉讼的产生。

政治家庭编的制定和实施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政治家庭编的出台可以提高婚姻家庭的法制化水平，对于解决家庭内部的纠纷和矛盾具有积极作用。其次，政治家庭编的完善可以推动家庭伦理观念的培养，对于推动社会和谐、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政治家庭编的制定也可以促进财产保护和继承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加强公民的权益保护。

虽然政治家庭编在提升社会法制化水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制定和实施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政治家庭编的宣传和普及工作还需要加强，以便公众了解和适应新的法律要求。其次，政治家庭编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注重不同地区、不同重组家庭和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关注特殊家庭的合法权益保护。此外，政府应加强对政治家庭编的监督和执法力度，确保其落地生根，发挥实际作用。

结论：

政治家庭编的起草和实施是一项重要任务，它涉及到每一个家庭的利益和幸福。在政治家庭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平等、保护儿童权益和协商一致为核心原则。政治家庭编的出台对于提高婚姻家庭的法制化水平、推动家庭伦理观念的培养和加强公民的权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尽管面临挑战，我们相信通过各方共同努力，政治家庭编一定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福祉。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三

王平原名王惟允，又名王明，19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镇大湖地村一贫苦家庭。

1926年，鄂东南地区建立了党组织，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岁的王平被推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并成为当地农协负责人。

1930年5月，王平在家人的支持下，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了新的征途。同年9月，王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里，王平当过宣传队员，还做过文书，因为有文化，常常被战士称之为“师傅”，被视为红军中的“宝贝”。不久，王平被任命为红军二纵队宣传队长，写标语成了宣传队员最基本的功课。他要求每个宣传员每天必须写10条标语，每条标语10个字。泥巴墙、岩壁上，到处写满了标语。红色标语成为当时宣传发动和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

王平参加红军后的首次战斗是岳阳战斗。望着江面上游戈的敌军舰，面对有枪有炮、武器比红军先进得多的敌人，王平与战友们毫不畏惧。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在与敌人奋力拼杀的同时，还不时地鼓动身旁的战友，不忘发挥他宣传员的作用。首次战斗，王平亲手缴获了敌人3支长枪。摆弄着手里的战利品，他激动得一夜也没睡着觉。

以后，王平又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由于他作战勇猛，又善于在战斗中做政治鼓动工作，1932年冬被任命为红三师流动团政委。自此，他在军中开始担任领导职务，从团政委到师政委、纵队政委、兵团政委、志愿军政委、大军区政委、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为军队的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撤离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惧怕红军入川，急忙调集大兵沿长江布防，封锁长江沿岸，同时派他的模范第三旅以9个团的兵力，迅速向中央红军集结的土城进攻。在赤水城以东，红一军团遭到川军堵截，由于敌人投入了多于红军几十倍的兵力，中央决定：迅速折回赤水，二进遵义。朱德总司令命令王平率红十一团先行攻打遵义城。

部队来到城外，王平与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一边察看着地形，一边指挥着侦察排迅速向城墙边靠拢。城里的守敌此时也发现了红军，机枪朝红军方向不停地狂扫。正在指挥部队前进的邓萍参谋长不幸中弹牺牲了，只剩下王平独自指挥部队。他满腔悲愤，组织部队立即攻打遵义城，为战友报仇雪恨。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守城的敌军弃城溃逃，红军迅速占领了遵义城。

没有休息，王平率部队乘胜追击溃逃的敌军。追击途中，遇上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王平果断下令部队采用防御战术，牵制住这股敌人，把他们引到离遵义10公里处，待红军大部队来围而歼之。

于是，在遵义城西南的一个制高点――老鸦山上，红十一团与敌人展开了激战。为了鼓舞士气，王平亲临最前线指挥战斗，亲自作宣传鼓动。他要求战士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决不能让敌人踏进遵义城半步，要打好这一仗，确保城内中央机关的安全，为中央领导转移争取宝贵时间。突然，一颗子弹“呼”地一声从王平后脑擦过，削掉了他后脑勺上的一块头皮，鲜血直流。4小时后，敌人终于被击溃了，向乌江边逃窜，王平率部一路追击。

1935年3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赶到贵阳亲自督战。3月底，红军一路闯过遵义和仁怀之间的封锁线，渡过了乌江，迅速赶到贵阳东北地域。红军拿出了佯装打贵阳的架势。“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沿路都是。这可吓坏了蒋介石，他立即电令滇军前来贵阳保驾。然而，此时红军大部队却早已穿过滇黔公路，直下云南去了。作为前锋部队，王平率领红十一团以一天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向马场疾行。到长顺后没等歇口气，就接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电报，要王平率部迅速赶到北盘江白层渡口，控制好渡口船只，确保中央红军大部队安全渡江。长顺离北盘约90公里路，要在两天之内赶到，对王平和整个部队来说，无疑又是一次艰难的考验。经过长途跋涉后又没有休息的红十一团已经很疲劳了，但上级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红十一团只用了一天一夜，就赶到了北盘江渡口。王平和战士们一起脱掉衣服，把枪顶在头上向江对岸徒涉。登岸后，正往山上爬，突然发现敌人正从山背面往山上爬。王平率领战士们迅速奔跑。到达山顶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敌人被打得连滚带爬往山下逃窜。夜11时。部队迅速控制了渡口。这时中央大部队也赶到，顺利坐船渡过了江，并一举攻下了江对面的贞丰县城。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主力都撤离过河后，团政委王平发现还有几百人在班佑河对岸，没有过来，他毫不迟疑地带领一个营，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去援助他们过河。此时的他，饥饿难忍，有气无力，疲惫得抬不动腿，还得忍受痔疮的折磨，他用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自己。河坡上战友们一个个睡着了似的一动不动，他强忍悲痛，逐一仔细察看，结果只有一个小红军尚有气息，其余全部牺牲了!王平抱着小红军回返，小红军却中途断了气――几十年后，王平对记者谈起此事，仍“老泪纵横，哽咽不已”――他当时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深情地说：“他们带走的是伤痛和饥饿，留下的是曙光和胜利。”长征途中，战士们有时甚至连草根都吃不上，因为草根已经被先前经过的部队吃光了。在那艰苦的条件下，能分得一小碗稀饭都成了一种奢望。但是王平却经常将自己的那一份让给身体更瘦弱的战士。长征结束时，许多士兵含着泪花对他说：“首长同士兵同甘共苦、生死与共，这官兵之情是用鲜血凝聚的啊!”

王平勇猛善战，胆识超人，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和夺占娄山关、保卫遵义城等战斗中，他领导的先锋团为红军主力开辟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

深受毛泽东喜爱的“王大个子”

在整个长征中，他并不叫王平。“王平”是毛泽东在延安给他改的名。

他参军时叫王惟允，由于连长余钧是广东人，每次连队点名时，都把“王惟允”念成“王翁翁”。不知是真的念不准音，还是不认识后两个字，反正每次喊“王翁翁”时，王平就知道喊自己，大家也知道喊王平，忍俊不禁，有时甚至哄堂大笑。于是余连长和王平商量改个好念的名字。王平想红军识字都不多，名字不能太复杂，简单的好记又好认，于是便将拗口的“王惟允”改名叫“王明”。

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央机关进驻保安。1936年6月，王平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时准备到新的岗位上任，毛泽东找他和贺晋年(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师长)谈话，说中央军委己决定将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扩编为第二十七军，拟任命他们为军长和政委。并交代了该军的任务。毛泽东见王平欲言又止，就问他：“有什么困难吗?”王平见主席问自己，就站起来说：“主席，我要改名字。”毛主席听后既风趣又幽默地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见毛主席这么开玩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正因为这样，别人老拿我开玩笑，所以我要求改名!”“那好吧，叫王平怎么样?”“行!行!”毛泽东顺手从笔架上拿起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道：“任命贺晋年为二十七军军长，王平任二十七军政治委员。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从此，“王明”正式改名为“王平”。王平后来在《王平回忆录》这本书中说：“毛主席的亲笔命令，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在冀东过唐河时，突然遇河水陡涨，连同皮包被水泡坏了。”

毛泽东十分了解王平，他作战勇猛，善打硬仗，执行命令从不讲条件。有一次就是王平的及时掩护，才使毛泽东脱离了危险。

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后，中央红军到了河西，以红一军团一部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佯装逼近长江的样子，把敌军调到赤水河西来。一天急行军时，王平率领红三军团十一团想抄近路，但是路走错了，翻过山遇上军委直属队的队伍。这样一插，军委直属队被截断。走不动了。毛泽东拄着拐棍上来问：“这是哪个队伍?”王平赶忙上前报告。毛泽东一见是王平，把拐棍一摔，惊喜地说：“王大个子，你们来得正好，先停住，不要走，我给你们一个任务。据侦察员报告，山沟那边有敌人一个师，马上要侧击中央纵队，我正愁无兵可用，你们立即过去警戒，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通过，红五军团上来以后接替你们。”“是!”王平向毛泽东庄重地敬了个礼，转身正准备走开。“等一下!”毛泽东赶忙叫住王平，补充道，“你们先去执行任务，我负责通知老彭(彭德怀)。”事不宜迟，红十一团立即赶到指定地点，刚爬上山顶，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黑压压的敌人就上来了。这是事关党中央安全的艰巨任务，全团指战员拼命抗击，直打到第二天，红五军团才上来接应。王平移交了阵地后，又去追赶红三军团大部队。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二十七军政委王平和军长贺晋年给中央发电报，请求拨款。中央回电：财政困难，没有钱。为了部队行动，情急之下，王平只好给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打电话，请求给红二十七军3000元，没有3000元给元也行，最低也得1000元。

毛泽东在电话里说：“我一块钱也没有呀!…那……怎么办呢?”王平问。毛泽东回答说：“你就动脑筋想办法嘛!一个人想不出来就两个人想，两个人想不出来就三个人想。还想不出来就睡觉，睡起来以后再想。”

毛泽东有令，王平只好皱眉蹙脸，苦苦思索想点子，最后还真想出了一招。

红二十七军驻地附近有个联保主任，是个大财主，他家有个土围子，里面囤积了很多粮食。当地的老百姓甚至驻军都向他买粮吃。他有个规定：要买粮先交钱，还不能进土围子，只能在吊桥上交接，谁要硬闯就开枪。

这一天，玉平派一位给养员去向这个联保主任买粮。给养员从吊桥上往土围子里走时，土围子里的联保主任竟鸣枪警告。这下被王平抓住了把柄，他严肃地正告这个联保主任：“我们是抗日军队，你开枪打我们就是汉奸行为，该当何罪!”

接着，王平和贺晋年又去质问富县的县长：“红军买粮为抗日，这个联保主任竟开枪打我们，你这个县长管不管?”县长见军长、政委亲自找上门来问罪，吓得直哆嗦，连忙说：“这是他的不对，请二位放心，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富县县长立即派人把联保主任叫来。贺晋年和王平便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贺晋年怒气冲冲地训斥联保主任破坏抗日，说到愤怒处还抡起胳膊要打他的耳光。县长急忙出来打圆场：“军长息怒，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王平便说：“这事本应严办，我想这位联保主任大概也不想当汉奸吧。所以可以考虑从宽处理。”那时抗日统一战线叫得很响，谁也不敢担当“汉奸”名声。

县长忙问联保主任：“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联保主任连连点头：“认罚，认罚!”

最后，由县长作保，罚了联保主任500担粮食，5000块钱。三方签字后，联保主任如数交出了粮和钱。

王平高兴地给毛泽东打电话报喜：“主席，根据您的指示，办法我们想出来了!”

“噢，什么办法呀?”

王平随即将整个经过向毛泽东汇报了一遍。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不过，钱你们不能全拿走。你原来不是说有1000元也行嘛，剩下的4000元给中央送来吧。说实在的，我这里也没有钱用啊。至于粮食，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剩下的也全给中央，我派人来接收，好不好?”

王平一听急了，说：“主席，我们只留1000元不够用啊!”

毛泽东大方地说：“好，那你们就留2000元吧!”就这样，王平把筹到的3000块钱和一部分粮食交给了党中央。王平机智灵活，审时度势地筹粮弄款，不仅满足了自己部队的急需，同时也解决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毛泽东对人说，还是王平有办法。

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能手。

王平将军读书时间不长，学历不高，但他勤奋刻苦，博览群书，积累了较多的文化知识。那时农村里的读书人寥寥无几，在部队里算得上文化人的也不多。相比之下，王平在部队里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他刚入伍，就在部队里负责宣传、文书等工作。由于他宣传鼓动有力，文笔流畅，加上尽职尽责，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很快受到领导的赏识。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几乎都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司令员率晋察冀军区进入华北，王平同志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指挥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他在晋西和晋中放手发动群众，配合正面战场，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担负起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动员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学生宣传抗日，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培养发展党员，很快打开了局面。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支持，敌后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他把群众游击队叫抗日义勇军，仅一个多月，他工作范围内各县的“义勇军”就发展到了四于人以上。很快在各地掀起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保家卫国保家乡，儿男英勇上前方”的热潮，在华北敌后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烽火。王平能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运用自如，如刚顺水飞舟，平川驰马。王平还不失时机开展运动战，积极创造和指导运用地雷战、地道战。月伪军在华北四处碰壁，头破血流，对华北的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十分恐惧，如同惊弓之鸟。许多日本兵气急败坏地叫嚷：“不要轻看土八路!”许多日伪军的高级将领也大呼：“要重新认识华北!”后来，毛泽东称赞王平开展的战法说：“华北的游击战搞得好，如同麻雀满天飞。”

王平在冀中和冀西还大力抓了部队的整训工作，对部队的军事、政治、编制、制度和作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整顿。他集中培训政工干部，大力发展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建立了比较配套的部队政治工作制度，对零散的杂色武装进行争取、整编和改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他开展的整套政治思想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聂荣臻司令员专门致电，称赞道：“你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解放战争时期，王平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兼北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绥远、晋北、清风店和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和平解放了大同。王平同志积极宣传保卫和平民主和胜利果实，动员群众参军入伍，并做好入伍教育和新战士家庭救济、优抚和代耕工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王平还组织了部队的整训和巩固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此外，他还充分认识到土改工作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性，积极组建土改工作队，带领土改工作队深入乡镇，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和宣传土地政策，镇压地主恶霸，将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土改运动解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入伍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王平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1953年5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杨勇一起组织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金城反击战。1957年，他第二次入朝，先后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组织志愿军部队撤离朝鲜回国。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顾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四

康有为在1858年3月19日的时候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出生，他的祖父曾是道光年间的一个举人，后来他也成了康有为最早的老师。康有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了儒家思想，后来成年后拜朱次琦为老师，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他鄙弃一些烦琐考据，决心开辟不一样的治学路。

后来二十多岁的康有为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他一个人来到西樵山读书，读了很多有用的书，后来他游了一次香港令他大开眼界。以后康有为继续阅读大量的书籍，比如《海国图志》，在这一年康有为逐步从中学转为了西学。康有为慢慢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吸取着西方的文化，那时他的脑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新颖的思想体系。

后来他发动公车上书，希望腐朽的清政府能清醒，到了1898年的时候光绪帝接见了康有为，准备筹备变法，这场变法就是戊戌变法，可是后来因为慈禧的阻挠导致最后失败。康有为是一个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历程的人，人们对他有很多的评价。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五

明朝名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初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万历新政”，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生命得以延续，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祖籍安徽凤阳。明太祖封先祖张关保到归州，为归州千户所。张居正曾祖庶出，无法承世袭官职，迁到湖广江陵。张居正生于公元1520xx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6月20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领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比如一位知府(五品)，年初时就要写好一份计划，不能太少，写好后自己留一份，给张居正一份。如计划过少，就要退回重写。计划通过后，以后的一年里这位知府就要为完成计划而努力。如果到了年末，核对后发现这位知府有什么事没有完成，那知府就会被贬职降为知县。如果到了县里还是如此，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知府什么官都被削去，回家当老百姓为止。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太师、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时任内阁首辅的权力交接中，在徐阶的托付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

1.直上尽头竿。

嘉靖四年(1520xx年)，当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一年后，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但顾璘并非出自私心，而是希望对他多加磨砺，以成大器。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结果是夏言为首辅，然后被严嵩进谗接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张镇被听进严嵩谗言的辽王所杀。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而国子监司业则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打败高拱后，嘉靖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没有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此时，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2.巩固国防。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太后神经，加之冯保扇鬼火，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巩固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3.整顿吏治。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

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仍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该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到期后可以回朝为官。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进入佳境，要是自己走掉，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而且回来后要给别人打下手了，所以张居正选择了唯一的选择，夺情(指事物太急，绝对不能走，皇帝批准，可以留下)。

万历八年，神宗皇帝已年满18岁了。这个青年帝王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会不曾意识到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压力，也不能不想一逞早日亲操政柄的威风。但是，面对如此广袤的国土，如此纷繁的政务，要他独力驾驭，也殊非易事。总之，他还得依靠这位“元辅张先生”。

这九年中，张居正力肩重任，勉力支撑，已经积劳成疾。他不过才五十多岁的年纪，给人的印象就已经是未老先衰之态：形神疲惫，气血壅塞，须发花白，精神委顿……再说，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如何不知道故乡民谚“当家三年狗都嫌”的道理?于是在当年的三月，张居正正式向神宗提出了“乞休”的请求：“伏望皇上，特出睿断，亲综万几，博简忠贤，俾参化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这话说得无比苍凉，他不过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平平静静地退休，再去看一看荆州的田园美景、重履“乐志园”那竹林曲径、重归钟山堂去温习“谢家庭树依然在，为报新枝已满林”

可是，神宗皇帝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毫不犹豫地下旨婉言慰留，并恩赐“白金麒绣御膳坐蟒”等贵重器物，以达诚意。这“坐蟒”就是袍服正襟用金丝彩绣蟠蟒图案，因龙、蛇同源，坐蟒袍服一向唯有王公贵戚才可着装，这种恩赐，对张居正不啻是一种极大的褒奖。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除了重申自己“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的苦楚和难处之外，同时还以良好的意愿提出一个善后方案：我此次求去，只是请假休息，并不敢以辞职而“决计长往”;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到我，本人一定“朝闻命而夕就道”，就是拚上性命也不敢推辞。

这时，张居正的心绪十分复杂：尽管他热衷于贪恋权位，而且也希望将自己所开创的新政推行到底;但是，面对已经成年的皇上，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驽力免于中蹶”。他深深知道，宦海险恶，前途莫测，中途翻车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比如他所熟知的前内阁首辅严嵩，倒台之后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也就是后来的学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所说：“严分宜败后，乃子世蕃从粤东之雷州戍所私归，偕其密友罗小华(龙文)游乐于家园，广募壮士，以卫金穴，物情甚骇。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诉之有司，不敢逮治。袁州推官郑谏臣者，稍为申理，辄罗其诟詈，且有入奏之语。郑乃与上巡江御史林润谋，直以闻之朝，谓世蕃招集劲勇，图不轨，且与龙文日夜诅上。时，世宗方在齐宫祈长年，见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润拿来京。”

沈德符的祖父当时是巡江御史林润手下的仪郎，所以对这一事件的细节了解得十分清楚：明世宗的圣旨下达后，林润星夜出发，当即统兵赶往南方，要去雷州戍所缉拿严世蕃。这时，严家还蒙在鼓里，而世蕃之子严绍庭尚在锦衣卫任职，得到警报之后，即至雷州报信。后来，林润的追兵还是抓住世蕃父子，“都用叛臣法，与龙文俱死西市”。

伴君如伴虎，张居正知道，这些皇上都是些翻脸不认人的独裁者，严嵩在内阁20xx年，多少年间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奉着世宗皇帝;即使说他罪大恶极，那也有世宗的一份。可皇上一但认为此人成了绊脚石，先杀掉他的儿、孙，再把年逾耄耋的严嵩放归故里，所以严嵩回家不到两年便郁郁而亡。政坛的凶险到了这一步，他不能不及早自谋退路，希望能保全自己及其家族。

从某种意义上看，张居正这种“乞休”之举，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我保全的策略——如不早日辞去，恐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

本来万历已经同意，但由于李太后要强留张居正等原因，张居正最终留了下来，不辞劳苦地一干又是两年。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新历7月9日)，张居正病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勃’!”居正这一声大吼，让万历真的有些“勃如”了。而最终让万历恨上张居正的是另外一件事。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政，所有文件都是由内阁批阅，万历年幼，总想给自己找点事干，但一拿起奏疏，都是张首辅批阅好了的，所有事情照着办就行。万历毕竟十六七岁了，就只有找人玩，找到了身边的太监，太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太监喝酒，他也喝酒，不过万历喝酒喜欢闹事。万历八年喝醉后找到一个太监要他给自己唱歌，但那个太监不会唱歌。他闹的事马上就传到了太后那里，太后给他看了一本书叫《霍光传》，霍光曾经干过一件大事，就是废过皇帝，意思就是，如果万历再不听话，就把他废掉。万历清楚，现在有能力废掉自己的，只有张居正，所以由此恨上了张居正。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

名言。

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鞭尸。家属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直到天启二年(1620xx年)，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

明英宗被俘后，在于谦的率领下，另立明景帝，并发动全国军民抗战，终于打退了入侵的瓦剌军，明朝一度复兴。1488年，明孝宗即位。这段时间是明朝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这位皇帝勤勉而不专制，信任大臣，内阁权力大为上升。到了嘉靖皇帝，他信奉道教，不理朝政，致使严嵩把持朝纲，政治腐败，财政出现危机，以致海瑞称“嘉靖嘉靖，家家皆尽”。

1573年，神宗即位，年号为万历。神宗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辅佐，开始进行改革。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同时决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人士，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行政效率。另外，改革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并整饬学政，禁止讲学，查禁私立书院。这一系列的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

经济方面，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方面，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保障边境安全。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的形势。

改革虽然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但对去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安定人民有一定好处。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使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好转。但是改革受到大地主势力顽强阻挠，张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措施都被废止，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六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是一个领袖人物，他在晚清的中国被列强侵略的时候为中国谋求新的道路，是共产党问世以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

在公车上书中他用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项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这是在他之前没有人敢做的事情，但是国家已经处于危难了，他只有反复地向皇帝提出才能起到作用，所以不得不说康有为的爱国情怀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史。同时康有为还对中国的宪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康有为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康有为虽然是一个先进的人，但是他的思想还是有局限性的，这也是戊戌变法会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也为日后的革命带来了经验和教训。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爱国人物，他也是戊戌变法的代表，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把思想转向了向西方学习，这也为身处危难的中国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他也因此成了人们赞扬的人，但是评价他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他的局限以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这样历史才能进步。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七

齐襄公时，高傒与襄公的弟弟小白交好。管仲看到襄公无道、言行无常，就协同公子纠去了鲁国，而鲍叔牙侍公子小白去了莒国。公元前686年冬，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杀害。公孙无知于公元前685年也被人杀死。这时，齐国处于无君状态。众臣商议拥君之事，高傒抢先暗中从莒国召回小白，鲁国听说齐国无君，也派兵护送公子纠返齐，管仲在路上暗射小白一箭，射中衣带钩，小白假装死去，以蒙鲁军，并且很快就和前来接应的高傒会合。管仲以为小白被射死，派人飞报鲁国，鲁国护送公子纠的队伍听说小白已死，前进的速度就放慢了，六天才到齐国，而小白已先入齐都，高傒就和国子立小白做了齐君，就是齐桓公。这时，鲁国护送公子纠的军队才刚刚到达齐国边境，就被高傒毫不客气的给拦了回去。愤怒的鲁庄公和公子纠并不甘心失败，就组织了大军向齐国杀来。在这紧急关头，齐国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有的要迎战，有的要迁都，危难时刻，高傒挺身而出，力主迎战，并亲自指挥大军，在干时(今临沂沂水)将鲁国大军打的溃不成军，并从侧翼迂回，截断鲁军归路，使近万鲁军成了瓮中之鳖，迫使鲁庄公向齐国作出妥协，并满足了齐桓公提出的所有条件，包括处死公子纠，交出管仲等。如果没有高傒和国子等大臣作内应同意立小白，齐桓公是难以继位的，这里面高傒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辅佐齐桓公和管仲改革。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记载：鲍叔牙对齐桓公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齐桓公要实现富民强国、称霸诸侯的宏图大业，任用了一批人才，高傒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管子·大匡》中记载“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宾胥无为西土，弗郑为宅。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齐桓公对高傒委以重任，让他考察工匠和商人当中表现好的人。《史记·齐太公世家》还记载：“桓公即得管仲，与鲍叔牙、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桓公得到管仲后，与高傒、鲍叔、隰朋共同修治齐国政事，组织基层五家连兵之制，开发商业流通、渔业盐业优势，用以给赡贫民，奖励贤能之士，齐国人人欢欣鼓舞。

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傒不仅是扶立齐桓公继位的关键人物，还是辅助齐桓公和管仲进行改革治齐的重要人物之一。《管子·小匡》中记载，管仲治理齐国的一项重大改革就是“三其国五其鄙”，即“制国以为二三分国都，五分鄙野”。“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十五乡，国子帅五乡，高子帅五乡。”从这里就可看出高傒的重要地位。高傒是掌管齐国军政大权的上卿，在齐国军政改革，建立完整的军事体制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外交：安鲁定盟。

高傒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是齐国卓越的外事大臣。齐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62年)，鲁庄公死，鲁国发生争夺君位的内战。庄公庶兄庆父杀鲁君公子般，立公子启为君，这就是鲁闵公。齐桓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60年)，庆父欲自立为君，派大夫杀闵公，鲁国大乱。齐国派大夫仲孙湫到鲁国慰问，齐使报告齐桓公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不久，鲁国国内要诛杀庆父，庆父逃往到莒。庆父诛杀二位国君，罪恶昭彰，鲁国要求将他们引渡回国，迫使他畏罪自杀，参与叛逆弑君的鲁庄公夫人哀姜逃到邾国，齐国派人取而杀之。齐桓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659年)冬，派上卿高傒与鲁国订盟。高傒率领南阳甲兵，帮助确立了鲁僖公的君位，修复了鲁国都城从鹿门到争门的城防。高傒率军安鲁定盟，在历史成为美谈。鲁国人“犹望高子”即出典于此，表示鲁国人民对齐国高傒安鲁的衷心感戴。

四、危急时刻拯救齐国。

齐桓公43年(公元前643年)这时，上卿高傒已经85岁了，本来应该在家颐养天年的时候，偏偏齐国又出现动荡，历史再一次将这个老人推到前台。

这年，做了43年齐国国君的73岁的齐桓公病得起不了床了，竖刁和易牙就先下手为强，突然派兵把守住宫门，把齐桓公软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宫问安，致使这个称霸春秋多年的霸主活活饿死。他们得知齐桓公已死的消息后，马上和齐桓公的长子公子无亏勾结起来，不顾齐桓公生前选定的继承人三子公子昭，而伪称齐桓公遗旨改立公子无亏。

对于奸臣们的所作所为，高傒极力反对，由于高傒带头反对，朝中的国氏，管氏，鲍氏，隰氏等大臣也都响应，集体抵制易牙，竖刁另立的公子无亏。竖刁和易牙恼羞成怒，干脆就实行兵变，直接在朝上就指挥侍卫对大臣们进行攻击，当时叫武士们杀了十几个不服气的大臣。还有不少人受伤。而高傒由于威望太高，叛军怕引起众怒而有所顾忌，因此没有遭到毒手。

这时，高傒见大势已去，只得另做打算。原来齐桓公虽然宠信奸佞，但是在齐国他最相信的还是当年把他扶上国君位子的上卿高傒，于是他就将自己选定的继承人托付给了高傒。而当年在葵丘会盟的时候，齐桓公就和当时的宋襄公有过协议，既将来双方国内有叛乱发生是可相互帮助镇压。而公子昭又是当时会盟的时候已经定好的继承人。所以现在公子昭不能顺利继承国君的位子，宋襄公就有义务帮助公子昭既国君位。于是高傒就安排了公子昭出城向宋国求助。而自己则在齐国做内应。送走公子昭以后，齐国并没有平静下来，由于齐桓公的其他的三个儿子见公子无亏不遵守王命而要自己做国君都不服气，哥儿四个你打我，我打他，他打你，乱哄哄地一齐开了仗，一直打了六十七天。齐桓公的尸身在那个象焖罐儿似的屋子里发了臭，生了蛆，蛆从墙里爬到墙外，也没有哪个儿子去搭理他。这个时候，高傒实在是忍不住了，他不顾人们的劝阻，冒着生命的危险，前去痛骂这四个只知道争国君而不管父亲尸首的混帐儿子，骂他们不配做人子，这才把儿子们骂醒，于是都有去抢着去给父亲发丧。结果又变成抢尸首了，最后还是公子无亏抢到的，就在他刚草草的把齐桓公埋葬以后，公子昭就搬来了宋国大军。这时齐国的兄弟四个这才罢兵言和，决定先打退公子昭和宋军之后在来解决内部问题。高傒听到公子昭搬来救兵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于是就设计了鸿门宴杀了竖刁，然后召集国氏，管氏，鲍氏，隰氏等大臣，联合起来带兵攻打王宫，里应外合，把公子昭迎进城，最后，易牙逃亡鲁国，由于他们作恶太多，人们就将怒火烧向公子无亏，公子无亏成了替罪羊战死，其他人都投降。公子昭在高傒的帮助下坐上了齐国国君，这就是齐孝公。这也是高傒最后一次在齐国发挥他的影响，这年他已经86岁了。

五、万民敬仰。

齐孝公6年，(公元前637年)，高傒逝世，谥号敬仲，葬于齐都城北十三公里的淄河西岸，由于高傒的一生对齐国以及整个周朝都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他的帮助下，不光立了两个齐国国君，还帮助鲁国立过国君，所以整个社会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他帮助齐国率先成为春秋霸主国，让齐国国民享受高等国民待遇，深受百姓爱戴。高傒去世后，被安葬在国都北10公里的高丘之上。据说，他的墓就是当年老百姓自发的用衣服兜土堆起来的，可见他在百姓心中的威望。高傒墓东临淄河，西傍齐燕大道，高大巍峨，气势雄伟，后人在墓顶建造了魁星楼，在墓西建立了关帝庙。日冦侵华期间，日伪将墓上的建筑拆除，安上据点。之后，“一眼六”王砚田的“保安团”三团，又在墓上建大楼(解放后毁掉)，使高傒墓屡遭破坏，面目全非：墓碑丢失，墓墙被拆，墓砖散失殆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人民对高傒墓做了有效的保护。1970年，曾在高傒墓附近出土“高子戈”及石磬等文物，现收藏于齐国历史博物馆。

为抢救保护高傒墓，敬仲镇党委、政府协同高傒后裔及社会团体组织启动了著名的“文化工程”——高傒墓维护和高傒文化园建设。该工程对高傒墓进行了补土夯实，把墓基用砖石砌体、大理石装修立面等进行了永久性加固。经海内外高傒后裔及组织积极捐助和参与，现墓冢前后已立有大型大理石墓碑26块，墓前立起了8米多高的汉白玉高傒雕像，墓基周围全部镶上了雕龙汉白玉栏杆，地面也进行了铺砌。高傒文化园一、二期建设工程于9月13日竣工。高傒墓现以崭新的面貌，让众多的海内外高傒后裔及历史学者、齐文化研究者慕名前来凭吊和祭拜。高傒墓是1977年12月2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公布的山东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中的重要墓葬之一。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八

子产学识广博，才能卓著，年轻时就显露出才华和见识。郑简公元年(前565年)，他的父亲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郑国人张灯结彩地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兴奋异常。这时还是少年的子产却另有看法。他认为这样会得罪两个强大的邻国楚国和晋国，今后郑国就会难以安宁了。他父亲听了很生气，认为是孩童的胡说，然而事实证明子产的看法完全正确，还不到一年，晋国与楚国果然接连出兵郑国。

特别能表现子产才能的是他面对突发事件能果断应对。据《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当年在郑国发生了政变。一批人闯入宫廷后，杀死了掌权的三个公子——子驷、子国和子耳，并且把国君郑简公绑架在北宫。

子产得知国君被绑架，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愤怒。他尽管很年轻，但是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悲痛和愤怒的情绪中，他镇定自若，果断地采取措施：“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这意思是：派人把守门户，配齐官员，关闭仓库，慎重收藏，做好防守的各项准备。然后他才带领一些人赶到了北宫，与那批闯入的人进行战斗，这时有的大臣也带着人马赶来支援。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很快就平息了这场**。年轻的子产在这场政变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处乱不惊的政治家风范。

在**平定以后，贵族公子子孔乘机接管了子驷等人的权力(代国君执政)。他为了稳固地位，让群臣服从，就擅自制定盟约，要求官员遵行。他的这一做法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

子孔恼怒异常，他决定用强硬的手段来压服，以此树立威信。这时子产赶来了，劝他赶快废除盟约，以缓和大家的情绪。子孔一听，就更生气了。

子产对子孔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这意思是说：众人的愤怒是难以触犯的，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伤害大家利益的事情是难以办成的。

子孔最终接受了意见，他当众烧毁了盟约，平息了人们的愤怒情绪。

可见子产虽然年轻，但很注重人们的情绪。他说的“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就是对子孔一意孤行的警告。这一警告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办什么事都应该要注意群众的情绪，重视群众的利益，不要与大众对立，不能只顾个人的私利。

子产的见识还表现在用人上，有一次，子产听说执政者子皮要派尹何去担任一个重要地方的县令，就专门去见子皮。他问子皮：“尹何太年轻，担任这职务行不行呢?”

子皮回答说：“没问题。尹何为人老实，我很喜欢他。他去做县令，不会背叛我。至于能不能管理好地方，那并不重要，让他干起来以后，再学习吧。”

子产却连连摇头说：“不行，您既然喜欢一个人，就总应当对他有利呀。现在您派他去主持一个县的工作，就好像让一个不会用刀的人，偏要他去宰杀牲口一样，反而会使他受伤的。您喜欢他，却让他受伤，那谁还希望得到您的喜爱呢?”

子皮听了，没有反驳。子产接着又说道：“我想，如果您家里有漂亮的锦缎，您决不会拿出来，随便让人去学剪裁的!担任职务的官员是庇护老百姓的，哪能随便委派人呢?这不是重视锦缎的程度超过了委派官员的工作么?我只听说过先经过学习培训再去从政的，还没有听说过先主持政务，再来学习从政的。您如果一定要这么做，那就必然会带来损害。这就如同打猎一样，熟悉射箭、驾车的，就能顺利地获得猎物;若是根本没驾过车、射过箭，哪能打猎呢?他心里只会害怕翻车被压，哪有心思去打猎呢?”

子产说得很诚恳，子皮听了以后，很受感动。他对子产说：“你说得好啊，你看得比我远，我听你的。”

子皮接受了子产的忠告，改派另外的有从政经验的人担任了县令。

这件事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典故叫做“操刀伤锦”，它很好地说明了子产在用人方面的慎重，不能单凭自己的好恶和印象来选人，来提拔人。而应该用那些有实践经验，有从政本领，能为百姓办事的人。

也正因为在实践活动中子产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所以在郑简公二十三年(前543年)，执政的子皮就让子产代替自己来领导郑国。这样，子产就登上了郑国的政坛。

二、稳定大局推行改革。

子产执政的年代，正是“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他所生活的郑国，夹在两大强国晋国和楚国之间，战乱频频，纷争不断，国外受到大国的逼迫;而国内大族多而斗争激烈，国家常受到大族干政的威胁，真可谓“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子产当政时面临着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艰难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子产首先是稳定大局，然后推行改革。子产刚执政时，曾经派贵族伯石去为国家办一件事。没想到伯石竟然提出条件，要求先答应他以土地作为报偿才去。子产就同意了，他采取“以进为退”的方法，赐给他土地，以满足他的欲望，避免发生**。在暂时安抚了大族之后，他很快就在国内推行改革。改革的内容很多，主要的有三项：

第一项是“作封洫”，这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沟。“作封洫”的目的，就是清查田亩。当时井田制已经破坏，原来的公田不但被贵族占有，而且农民的私有田地，有的也被他们掠夺，广大人民非常不满。“作封洫”就是清查全国土地，划定田界，疏通沟渠。对多占土地的没收其多占的部分，对土地不足的补足一夫百亩的基本数字。在这同时，实行“庐井有伍”的制度，“庐井”即乡邑，“伍”即五家为伍。用这制度把居民组织起来。这项改革承认了土地私有权，并对私田按田亩数量征税，同时进行了水利渠道的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项改革是“作丘赋”，这是军事方面的改革。“丘”本是被征服部落的地区，那里的人地位低下，没有做甲士的资格，所以没有负担兵役与军备。鲁昭公四年(前538年)，子产实行“作丘赋”的改革，以丘(一丘十六井，每井合九百亩)作为征收军赋的单位。这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人各按所耕田亩的数量分摊。“作丘赋”对郑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军赋的收入，壮大了国家的军事力量。而对那里的人来说，虽然增加了些负担，但是土地私有权得到承认，而且取得了作甲士的资格，提高了地位。

第三项改革是“铸刑书”，这是法律方面的改革。子产把郑国改革后建立起来的新制度，用法律条文记录下来，并把它公布于众，让人们遵守。他是我国第一位将刑律公布于众的人。

此前，各国治理国家主要依靠“礼”“乐”，对罪与非罪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一切权力都由贵族垄断。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力量反对旧权力，主张公开有关法律，以维护经商的自由、维护私人财产的权益。另外，从春秋开始已“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已非“礼治”所能奏效。子产面对现实，他意识必须寻求新的方法，即以法治国。这就是要用法律作为武器来治理国家。于是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于前536年将修订后成文的法规公诸于世，这就是著名的“铸刑鼎”事件。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三月，郑人铸《刑书》。”就是说郑国人将《刑书》，也就是法律铸在铜鼎之上，昭告国人，把它作为国家的常法。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的成文法典，这一举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体现了子产以法治国的方略。

以前，贵族在法律上是享有特权的，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律是秘密的，根本就不让平民百姓知道。这样，贵族当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刑法的约束。而对百姓的量刑也就由他们随意而定，无统一标准可言。过去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子产铸刑书以后，法与非法的界限清晰可见，国家量刑定罪有了公开统一的标准，谁也不能再随意定刑。法律便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这样平民百姓跟贵族相对来说享受了同等的权利，他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而贵族的一项重要特权便被取消了，因而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

据《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那年郑国发生严重旱灾，便派屠击等三位大夫去祭祀桑山，他们没祈到雨，却擅自砍伐树木，毁坏了山林。子产得知后十分生气，他认为祭山本应该涵养山林，这样滥伐林木，必须治罪，于是下令剥夺了屠击等三人的官爵和封邑。打破了那种“刑不上大夫”的惯例。

子产推行这些改革措施，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不仅上层贵族强烈抵制，一些平民百姓一时也不理解，各种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甚至晋国很有声望的官员叔向也因为“铸刑书”而写信责难子产。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流言和压力，子产态度非常坚定。《左传·昭公四年》记载，他大义凛然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并引用诗句说：“‘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他也写信答复叔向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意思是：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但我是为了拯救这个社会。正是这种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的坚强意志，使子产坚定地推行各项改革，而毫不动摇。

子产虽然坚持改革，态度坚定，但并不一意孤行，听不得意见，他对反对的意见也很宽容，只要你说得对，他就采纳;你说得不对，他也绝对不以势压人，给以惩处。

有一位叫然明的大夫便向子产反映情况，并建议说：“干脆把乡校废了吧!”

子产很是惊讶，脸色一下就变了，他说：“为什么呢?人们早晚没事的时候，到那里玩一玩，聚一聚，议论国家的政事，有什么不好呢?”他看了看然明，接着说：“他们不过是议论议论嘛!他们认为好的，所称赞的事情，我们就推行它;他们所厌恶的，我们就改掉它。(原文是‘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这是我们的老师呀，为什么要废掉乡校呢?我只听说过：用忠和善能减少人们的怨恨，没听说过作威作福能消除人们的怨恨啊!凭着权势禁止人们议论，就像防止河水泛滥一样，到头来大水一旦冲垮了堤坝，伤人就会更多，就没法挽救。那还不如开个小口子，让水慢慢地流走，所以不如平日听取他们的议论，并把它当成苦口的良药吧!”

三、政如农工日夜思之。

子产执政后工作勤奋，兢兢业业，在内政外交上都很谨慎，并且十分注意发挥人才的作用。譬如他在做出外交决策时，一般是先向熟悉各国情况的公孙挥征求意见，再同善于出谋划策的裨谌一起研究，同时在了解一些民意后，还要请善于判断的冯简子加以决断，最后再派擅长外交的游吉去办外交。在起草政策法令时，也是多次与专家研讨，听取民间反映后才出台。他总是很认真地办好每一件事。

有一次，他的继任者子太叔向他询问政事，子产就给他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这话的意思是：处理政事就好像干农活，白天黑夜都要思考。既要想着它的开始，又要想着取得什么结果。早晨晚上都按照想好了的去做，所做的不超过所想的，就好像田地有边界一样，这样过错就会少得多了。这里子产用了一个浅显的比喻，却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执政如同种地，执政者就像那辛勤的农夫一样，要有周全的考虑，要按计划去行动。

到了晚年，有一次子产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的病情难以好转，于是很诚恳地对继承人子太叔说：“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我死之后，你必然执政。只有德行很高的人，才能用宽大的政策使百姓服从;德行稍差的人就不如采取严厉的政策。这就好比水火一样，火势猛烈，人们远远望见它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被烈火烧死;而水性显得柔弱，人们就常常轻视它，而在水中嬉戏，结果被水淹死的就比较多，所以实行宽大的政策就比较难。”

子产病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子太叔开始在郑国执政。他不忍心过于严厉，便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他认为宽大的政策总比严厉的要好。没想到的是子太叔执政的时间不长，结果却大出所料。郑国的盗贼多了起来，而且还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各个地方纷纷告急。

子太叔非常后悔，他对人说：“我要是早按照子产的话去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他决定马上改变政策，派兵围剿那些盗贼，情况才有所改变。

孔子听到这情况后，很有感慨地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这话的意思是说，政策要是太宽大了，人们就会轻视、怠慢，这样就必须用严厉的政策、措施来纠正。可是政策太严厉了，人们就有可能受到一些伤害，这样又需要实行宽大的政策。总之用宽大辅之以严厉，用严厉辅之以宽大，政事才能得到调和。孔子的赞叹正说明子产“宽猛相济”的治国方法是很讲究实际的，也是很符合辩证法的。

子产在郑国执政20多年，推行了全面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这些话的意思是：子产执政一年，游手好闲的人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肩扛着重物，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两年以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不预定高价了。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以后，农民下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了。五年以后，士人无需再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地举行丧礼。这形象地说明了子产的政绩。

据《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子产推行改革之时，一些人曾经很不理解，不仅反对，而且还咒骂过子产，当时就流传着一首歌瑶：“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这歌的大意思是：计算我的家产而收财物税，丈量我的耕地而征收田亩税。谁要杀死子产，我来参加，我来帮助!

三年以后，郑国人又唱起了另一首歌：“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去世的时候，郑国人悲痛异常。青壮年人痛哭失声，老年人像孩童一样地哭泣，他们都说：“子产离开我们走了，老百姓将来依靠谁啊!”大家都由衷地怀念他，赞颂他。

对子产，孔子是非常崇敬的。《论语·公冶长第五》中说：“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评价子产说：“(子产)有四种君子的品德：他自己的行为谦逊庄重，事奉上级严肃而谨慎，他养护人民有恩惠，役使人民符合正义、符合情理。”

这段话是孔子对子产的评论，是赞扬他的为政之道和君子之风。子产在治理国家中能很好地处理对自己、对上级、对百姓的各种关系，使各种关系都很和谐。无怪乎清代历史学家王源赞颂他为“春秋第一人”

子产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思想家、改革家。他的政治活动，他的改革成果自然只属于郑国，只属于他那个时代，而他的创新精神，他以法治国的方略，他的关注民生的态度和惠民的政策就不只是影响于春秋时期，而且长期影响于后代。在我们坚持改革、依法治国的今天仍然很有着借鉴的意义。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08期。

作者：伍玉成。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九

故事再简单不过，一个平常的大学生从进校那天起，怀揣着一个梦想来实践他的大学生活，然而一年一年过去，他的理想在他的梦里动摇，由于一些外部的原因，他的一切在他大学的第四个年头被一颗子弹结束。

李海一有一个孪生弟弟――李海二，从小海二失散，多年后海一仍幻想着能跟弟弟一朝重逢。进大学后，海一遇见漂亮的屈真，但由于一个小小的误会――海二偶然出现，而造成海一的初恋没有分娩，之后海一把对屈真的爱一直藏在心底。

大学四年，海一看到太多的东西，情敌的'豪气和法制暴力的英雄性，国家意志有时所不能束缚的意外性；家庭的变迁，自己父亲表现在自己面前以外的现象，及父亲对于死亡的漠视跟坦然；屈真父亲麻木的神经，灭绝爱的个体，特例中的特例，然而又是真实存在着。

出自 WwW.kaOyANmIJI.CoM

主要人物。

李海一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立志要成为政治家。

林俊李海二――海一从小失散的孪生弟弟，强匪。

海一父亲中学历史老师，个性随意，然而还是拉不近与儿子的距离。

海一母亲一个标准的女人。

爱玲海二妻子。

易初海二儿子。

萝卜胡海一室友，一个亲切的人。

辣椒蔡海一室友，比较特立独行，同时也出场不多的龙套。

我海一室友，故事的叙述者。

屈真比海一长一级的师姐，海一莫名就喜欢上的漂亮女孩。

男人屈真的父亲，恣意妄为的赌徒，麻木的生活在麻将世界里的人。

女人屈真母亲，一个可怜的女人。

屈真室友漂亮，但嘴皮子厉害的女孩。

柳灵屈真的铁姐妹，室友，爱化妆的女生。

吴谢屈真男友，警察，而且也有着警察特有的气质。

这是一部关于理想关于爱关于家庭关于伦理的生活片，厚实的诙谐而又透出淡淡的忧伤的风格，逼真的描摹了男主人公平淡的大学四年里不平淡的人生，情节朴实，故事清幽，语言时而风趣时而哲情，一部真正雅俗共赏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