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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一

公职人员被政府发文要求参与征迁，表现不力即被批评“思想落后”，轻则面临停薪、重则可能停职……据报道，广东增城挂绿湖水利工程动用“体制内”人员游说亲属，拆迁工作得以进展迅速，此举引发社会热议。

近年来，由于公共舆论对“强拆”的敏感度一升再升，尤其随着征地拆迁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凭借暴力胁迫、断水断电等方式的强制拆迁已难以再行其道。在此背景下，依托公务员、教师等“体制内”群体，借由熟人社会的亲情联系，搞责任制、打亲情牌，“做工作”变相劝迁，成为一些地方推动拆迁的新手法。类似案例，不止增城一地。

根据媒体报道，旨在打造“代表广州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生态地标”的挂绿湖水利工程，与一般商业开发项目不同，具有多重生态功能，其综合效益可期，最终受益的也是广大增城市民、村民。而且，与搞不定就走强拆程序、诉诸暴力的惯性思维相较，动员相关力量去劝说、谈心，这样的方式也比较温和、柔性，甚至不失为一种进步。

然而，这种做法经不起深究。发动“游说”无错，但如果“游说”有违自愿原则、采取强制形式，甚至游说者不乐意、未能做通思想工作，就要“严肃处理”，这样的做法看似柔性，实则严苛，有违依法行政的原则。

无论公务员还是教师，其岗位职责概由法律和制度规定，动员亲属拆迁显然不在此列。不管地方政府推动发展的“元理由”如何正当，也不论“亲情逼迁”的实际效果有多显著，都不该利用潜规则甚至动辄印发公文来给公职人员施压，借以提高拆迁效率。10年前“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惊人标语，至今仍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如果任由“连坐”思维渗透基层权力运行，最终消解的将是政府的凝聚力与公信力。

还要看到，即便一些拆迁户碍于情面或迫于压力，最终无奈让步、签署协议，内心却埋下了亲情的撕裂感。在增城拆迁中，就有公务员因劝说不了亲友拆迁、怕“完不成任务”，而无奈自掏腰包5万元补偿亲属动迁。政府部门把本该由自己直面的拆迁矛盾转移给下属工作人员，这种看似巧妙的“转嫁”，不仅有悖法治精神，也忽略了撕裂亲情的隐形成本。

回到增城拆迁上来，牵涉20个村、3万人命运的动迁，触及的复杂利益格局不难预见。然而，对于拆迁拆不动、难推进的原因，是否应从源头上想想?比如，给出的补偿是否公平?利益协商机制是否完善?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是否有申诉、救济的合理渠道?从这些角度多一些考虑，在依法行政上多做文章，才可能做到法、理、情的统一，从根本上理顺利益链条，减少拆迁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循着法治轨道破解拆迁难题，才会让美好生活的梦想递进一层。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二

在北京北四环与北五环之间，学院路附近的小月河聚集区，每晚7点左右，人流就开始嘈杂起来。各式衣着的青年人陆续下班回来，熙熙攘攘，走在小月河东畔贴满租房广告、摆满小货摊的狭窄通道上。社区内，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垃圾堆与小餐馆毗邻。

由于人流拥挤，不到500米的距离，记者乘车竟走了半个多小时。这里的社区工作者告诉记者，自从“蚁族”聚集地唐家岭被拆后，海淀区的小月河和昌平区的史各庄等几个大型“蚁族”聚集地就出现了，仅小月河聚集区就有三四万人。

而在昌平区史各庄，刺鼻的臭气、随处可见的垃圾、横在街边的三轮车，也与村外现代化的购物广场形成了巨大反差。

来自安徽合肥的陈军(化名)，转业后留在北京做耗材生意，年收入10万元左右。他曾在唐家岭住过4年，唐家岭拆迁后搬到了史各庄。

陈军住在史各庄“规格较高”的一栋违建出租楼里，楼门进出要刷卡。他的家，是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一张双人床、打印机和各种打印耗材把屋子填得满满当当。见屋内实在没有落脚的地方，记者只能坐在陈军的床边采访。

陈军2009年结婚，之前一年，他本想在北京买房。“那时候有了点儿积蓄，想在北京安个家，踏踏实实过日子。”陈军说，2008年，北京燕郊的房价每平方米不到7000元，自己犹豫了3个月，没想到一下就涨到了1.1万元。“买不起了，现在干脆就不想这事儿了。”陈军苦笑道。结婚以后，他在老家买了房，老婆和孩子也都留在了那里，想他们的时候，他就打个电话，或者上网视频。

“我现在高不成低不就，如果回去还要重新建立人脉关系。而且再过几年缴纳社保的年限就够了，到时北京的退休工资肯定比合肥要高。”陈军说，自己还想再这样坚持几年，看生意能不能有点起色。

其实，陈军并不宽裕的生活，在很多同样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看来，已经是一种奢望。

上海南方新村小区内，一间77平方米的公寓，住了14个人，全是附近一家房产中介的业务员，人均面积只有5.5平方米。

1993年出生的刘光华，高二辍学后，便在江西赣州老家的一间ktv做夜场服务员，因为不堪忍受黑白颠倒的作息和ktv的混乱，2012年，在同学建议下，他跑到上海做起了房产中介。“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到上海片刻未歇就直接‘跑盘’。”刘光华说。

刘光华他们住的这套公寓，被隔断分割成了十来个小单间，每个单间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大部分房间没有窗户。8月末的上海，依然很热，房间内没有空调、又不见天日，短短十几分钟，记者已被汗水湿透。刘光华告诉记者，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只是睡觉，倒也习惯了。

“但是每天陪客户看房，动辄几百万元的价格让我感觉挺绝望的。”刘光华说，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海安个家，但现在觉得这样的目标真的很不现实。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三

今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白天的高温还没有散去，贺云龙走在上海的一条街上，四处寻找房产中介租房，衬衫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这是房东给他的最后时限，如果今晚不搬到别的地方，他的行李就会被丢出门外。

小贺在上海一家单位已经工作5个年头了，而立之年的他乐观、开朗，希望在上海能站稳脚跟，有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屋——哪怕是蜗居，然后娶妻生子。而现实是他仍然光棍一个，还因拒绝房东不合理的涨租，而将被扫地出门。“如果再找不到房子，老子今晚要露宿街头了。”他在微信上说。

同样是这个晚上，天津华灯初上，汤亚超下班后坐了近一个小时公交车从市里回到郊区。穿过一片摊贩林立的市场，汤亚超指指“广告墙”后面的小区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在这里租了一个床位，每月不到200元，但两居室的公寓内一共住了7个人，都来自外地。回到“家”后，汤亚超洗了手开始做饭，晚上吃炒圆白菜外加一个馒头。“这样省钱，外面吃太贵。”

汤亚超是天津城乡接合部候台社区的众多外来人口之一。大城市的风景似乎与汤亚超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办公地点高楼林立，但他感觉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和角落。

在大城市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拥挤破旧的空间，扎堆居住着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缘人群。他们主要是毕业待业大学生、已就业的低收入大学生、做小生意的商贩、征地拆迁户、从事体力劳动的外来务工人员等。对于已经进入大城市的他们而言，生存成本高企，生活品质差，幸福感低。

去年大学毕业的张海涛在陕西西安东三爻村住了半年，他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月的工资1900元，要给家里父母寄回500元，还有500元的伙食费，100元的通讯费，200元的杂费，加起来就已1300元。“如果不租城中村的房子，我根本没地方可住。”

租住在西安北山门的刘志超大学毕业后决定留在西安。“西安这几年的物价一天天在攀升，城中村的生活成本也在提高，但毕竟比住别的地方便宜许多。”不过，西安市区内的城中村改造这几年进行得很快，刘志超不得不越搬越远。频繁的搬家让刘志超疲惫，也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

“这座城市我已经生活快十年了，现在还是感觉扎不下根。商品房我租不起，公租房我不够申请条件，城中村的房源也开始紧张了，在西安有个栖身之地真是越来越难。”刘志超抱怨。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6：00，家住上海松江新城的许芳准时起床，6：30出门赶乘小区门口的公交车，20分钟后到达松江新城地铁站，这个时候地铁车厢里正常已经挤满了上班族。历经21站约一个小时后，许芳达到浦东世纪大道站，然后步行10分钟到公司上班。下班后，再按照这个路线图返回。“每天3个小时耗在路上，只为能回到家中睡一觉。这个新城，对我来说只是个‘睡城’。”

“住在郊区3年多，我们夫妻俩几乎都成了下班就回家的‘宅男宅女’，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或演唱会，很少参加朋友的聚会。”许芳说，每次去上班都是“进城”，虽然在城市里工作，但这个城市离自己很远，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远。

被房东赶出，险些露宿街头的贺云龙几经周折，在上海一个角落终于找到了落脚之所。三室两厅的房子被分隔成7间，有的房间还有上下铺，总共住了十几个人，比他以前租的群租房还要拥挤。小贺以2500元/月的价格签下租赁合同。室友中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小白领和暂时没有工作的人，还有几个喜欢浓妆艳抹晚上出去工作的女青年。

“大家很少交流，回家就是关门睡觉，周末也不大出来。”小贺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身为财经记者，白天可能会在高档写字楼里采访跨国公司的ceo，或者晚上参加一个高端论坛的晚宴。这在父母和朋友的眼里是很光鲜的工作，可是回到群租房里蜷缩在自己的小床上时，才会感觉到其实那个“圈子”离自己很远。

“最糟糕的是他们离梦想的距离不是更近，而是越来越远。”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蚁族的社会关注显著偏向负面事件，他们中的多数不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艰苦的居住条件和不理想的就业，很容易击碎这些年轻人的梦想，夺走其奋斗目标，使其滋生不满情绪，通过互联网又会使这种不满情绪放大，存在很大的社会风险和隐患。

纠结在这种高成本生存压力下的，不光是蚁族、白领，还有为生计疲于奔命的农民工一族。

37岁的农民工晏勤老家在重庆奉节县山区，现在在重庆主城区一家纺织厂工作。自2009年母亲患上慢性肺气肿后，晏勤不得不将母亲接到城里照顾。晏勤说，现在母亲治病一个月花费都要上千元，而自己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母亲的医疗保险在城里接续、报账都很复杂、报销比例也很低，成了家里很大的负担。

“自从我妈到城里治病后，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距一下子就在我身上体现了出来。”晏勤告诉半月谈记者，“我妈参加的是农村医疗保险，在重庆主城区二级医院的医药费报销比例不到40%，如果到三甲医院看病，能报销的可能不到20%，剩下的都要靠自己承担，我妈一得病基本就把家里给掏空了。现在她有病也强忍着，生怕再给我增加更多负担。”

35岁的秦大姐来自河南驻马店，到天津10年来一直在候台社区附近从事废品收购工作。全家三口人租住了平房，房内几乎没有光线，夏天虽然室外气温较高，但屋内仍然阴冷潮湿。她和丈夫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四处收购废品，除去600元的房租，全家每月收入共计3000多元。

秦大姐告诉记者，由于是外地人，又是收购废品的，她们经常受人欺负。而她最担心的是家人生病。“看病太贵了，真的看不起。”她和丈夫收购废品、打零工，没有社会保险。常年在外，她自己都不清楚在老家是否参加了新农合。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四

papi酱在微信平台上,常获得动辄2000人以上的“打赏”。在罗辑思维负责人罗振宇为papi酱举办的情况沟通会上,邀请广告主、代理机构参加,据悉100个席位每席收取门票8000元,首次拍卖标王估价超1000万元。此番融资,更使她高高站在了“网红”的前列。

“网红”即“网络红人”,指被网民追捧走红的人,2015年语言文字期刊《咬文嚼字》将其纳入2015年度“十大流行语”。

与10年前bbs时代炒红的“芙蓉姐姐”“凤姐”“犀利哥”等“网红1.0”一代不同的是,近年来一批由时尚达人、段子手、主播等构成的“网红2.0”,将商业形式从“线下”搬到“线上”。除了颜值高、言辞烈,他们有独特的风格定位,通过美拍硬照、直播、短视频获取粉丝,通过粉丝买单、商家投放广告获得收益,形成“网红经济”概念,当然也不乏一些“网红”为吸金搞“换衣节目”等低俗节目。

一位参加过“陌陌现场”直播平台的艺人告诉记者,观看艺人现场表演可以送虚拟礼物,比如送一艘“游艇”花费6999“陌陌币”,根据平台1:10的兑换比例就是近700元人民币。

“呛口小辣椒”等“网红”同款衣物,也总是淘宝热销款式。据统计,淘宝平台上已有上千位“网红”,排名前十的“网红”店铺年销售额均已过亿。

业内人士认为,“网红经济”是互联网内容的一种输出方式。资本关注“网红”,说明“网红”聚集的粉丝和用户众多,具有品牌推广的价值。自媒体人方雨甚至预测,未来的流量生态将有部分向“红人”迁移。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五

佩夫斯纳说：林肯大教堂是建筑，而自行车棚不是。这一对建筑与建造物的大致划分，框定了我们认知建筑及其建筑史的基本方向。

历史上的建筑，既是物质财富的凝结——这多少体现了社会财富的量级和表现欲望;又是社会统治的符号工具——它以符号生产的方式参与社会秩序的创建和运行。因此，建筑把财富凝聚和符号统治集为一身，必然是最大宗的物质投入、最好的能工巧匠的工艺技术、最昂贵材料的三位一体。由于这一结果也必然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所以，历史上最好的建筑，无论是宫殿、寺庙还是陵墓，虽然从形态、技术和样式上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并表现出技术和材料上的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说，能代表那种文化类型的建筑通常都是好的，而不是丑陋的。

如此，我们也能发现古代建筑在建筑样式与社会统治之间的对称性，这一对称性既规定了前述的技术、材料、资本上的三位一体，也同时规定了建筑的社会功能是维持稳定的秩序而非“创新”。建筑以昂贵的材料、精美的工艺和相当的技术难度定义了何为建筑之美。这一建筑与社会统治的对称性一直延续到现代性到来的前夜。

现代性所催生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创新时代，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同样形成了全新的三位一体——它使得现代建筑不仅脱去了古典建筑的装饰外衣，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中的建筑不再是古典时代的统治工具，而跃升为一种公共性的事业，在这一进程之中，现代建筑逐步消除了古典的建筑样式与社会统治的对称性，转变成建筑样式与创新观念的对称性。

创新是对审美的重新定义与扩张，同时也是对何为丑陋的反向排除。在现代社会的传播条件下，建筑的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它与20世纪以来的审美领域中的许多事物一样，改写着审美的标准，刺激着公众社会的神经，引发出公共性的争论。

在中国，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建筑设计预示了建筑观念与中国社会的后现代特征。由于保罗·安德鲁的“蛋”所引发的争论，象征性地标志了现代建筑真正变成了公共性事业的起点。从国家大剧院开始，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在建筑的创新道路上前无古人地高歌猛进，许多在全球化时代最为创新的建筑，以及与同样不少的“丑陋”建筑一同跃入了公众社会的视野。

与其说创新的或丑陋的建筑是在新世纪以后才被大量地制造出来，还不如去追问一下，建筑的形式问题为何在这个时代才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创新的或丑陋的建筑又是何时被公众社会所发现，并引发关注和争论的。在这个双重性之中，最值得关注的还不是建筑设计的观念，而是关于建筑公共性的媒介和舆论的特征，正是它奠定了建筑史上从未有过的，与建筑美学相对称的“建筑丑学”得以诞生的基础。

“建筑丑学”的中国式对象，其实是建立在两个前述的历史模板之中，一个是以古典主义建筑为模板的，大量表现在房地产和民间建筑之中的丑陋建筑，它们大多来源于与社会统治脱离了关系的古典建筑形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其精美工艺和昂贵材料沦为财富表达的符号载体，它的基本形式是模仿，其基本功能是炫富。另一个则是以后现代主义的创新建筑为模板，并出现在公共建筑领域之中。在网络时代，由丑陋建筑所引发的各种“门”接二连三地登场亮相，这在全世界也难以找到类似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公共建筑领域中的“建筑丑学”是中国特有的产物。我们不难发现，关于何为创新、何为丑陋，一方面取决于对于建筑形式的认定，这是建筑史范畴内的任务;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公共性的表达，这通常取决于创新观念、权力意志和公众舆论的三方博弈。

与建筑美学所关注的漫长的人类建筑史不同的是，“建筑丑学”与它的对象一样，是一个在新近的十年之中，发生在中国的新生事物。当代中国建筑对全球化的贡献，不仅在于中国成为了全球建筑的创新实验室，还在于它总是不失时机地为“建筑丑学”的形成贡献更多的案例。文/冯原(中山大学教授)。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六

经常会有人问我：“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么多新奇特建筑?”我的回答一般是：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每个建筑的建成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各种复杂因素的平衡与制约形成了建筑的最终方案，所以说建筑很难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评判。

一般来说，一个建筑方案会经历两个决定性过程，第一个是设计方案的招投标，第二个是政府规划主管部门的审批。设计招投标就是在方案设计阶段，多家设计单位提供不同的设计方案，由建设方、建筑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评审，挑选出中标方案。评审内容包括建筑布局、功能、安全度、外观、环境、造价等等多个方面。在招投标之后，会将中标方案根据报审图纸要求进行深化，之后报送到政府规划管理部门，管理部门会从是否符合上位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区域规划)要求、用地性质要求、高度控制、体量要求等方面进行审核，对于重要建筑，还会召开专家评审会，对建筑布局、使用功能、外观形态等进行全面的审查。经历了这两个过程，建筑方案基本确定，之后设计师还要完成建筑的施工图设计，这期间还要完成规划、消防、人防、交通等多部门的审查。

在我们刚刚进入建筑领域学习的时候，老师都会告诉我们建筑设计三原则：安全、实用、美观。但近些年，很多设计师忘记了这三个原则或将其颠倒了顺序，甚至把美观作为唯一标准。

建筑行业的人应该对一个词很熟悉——“眼前一亮”。这个词最早在开发商嘴里出现，目的很明确：外观最重要，不惜余力让自己的建筑跟别人不一样。正是开发商对“眼前一亮”的不断强调与推崇，为了在多方案竞争中脱颖而出，建筑设计师迎合了这样的需要，穷尽所能，通过炫技方式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新奇特”建筑，以博得大家的“眼前一亮”。这些“眼前一亮”的建筑方案被开发商所认可，并送往规划管理部门审批，也许会被否定，但我们也遗憾地发现，有些规划审批部门与建筑专家由于自身的局限或对开发商的随从等各种原因也认同了“眼前一亮”的评价，而忽略了建筑的本真。

一个好的建筑首先应该以人为本，考虑人的需求，解决使用功能问题。美观的建筑不一定头一眼就抓人眼球，但一定应该是耐看的。

从整个城市的发展角度来说，每个建筑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创造城市公共空间的一分子，它可以具有自己的特性，但前提应该是符合环境要求与功能定位。如果每一个建筑都要成为“标志性”建筑，那么，城市就丧失了特征。早在几年前，工程院院士崔愷就提出了“织补城市”与“本土建筑”的理论，崔院士认为：现在的城市不缺少标新立异的、标志性的建筑，而是缺少具有本土特色的建筑与外观平和的城市背景式建筑。

从我们倡导的节约化社会角度来看，“新奇特”建筑在建设阶段使用了更多的建筑材料，在建筑运营过程中也会消耗更多的能耗。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都将绿色、生态作为城市的发展目标，所以今后在异型形体建筑的审批上会更加严格。

(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副总建筑师)。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七

49岁，河北省邯郸市邱县农民漫画家，邱县农民廉政漫画创作主力。自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人民日报《讽刺与幽默》《工人日报》《大众漫画》等发表漫画、连环画2000余幅，50余幅在全国漫赛中获奖。

农民漫画家：反腐最终要靠法律和政策。

漫画创作对事不对人。

新京报：邱县漫画得到了中纪委的肯定，知道后有什么感受?

郝增茂：我是从县里知道的消息，县里还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特别批示了我们的漫画，我挺高兴的。

新京报：你觉得漫画对反腐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郝增茂：漫画是个艺术形式，一个表达心声的途径。最终反腐要靠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靠实际行动。

新京报：漫画多讽喻，会不会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怎么把握创作的尺度?

郝增茂：对事不对人。有人看了不高兴，那是做贼心虚。

“反映百姓对官员期待”

新京报：在你的作品中，体现了怎样的诉求?

郝增茂：国家给了农民好政策，有时被地方层层盘剥了。(比如地方)克扣贫困补贴、征地补偿款之类，我会画一些反映这种现象的漫画。

还要反映老百姓对父母官的期待。我一个获奖作品，一共有两幅。第一幅是一名官员包养了一位漂亮女子，另一幅是一位官员用自己的工资资助贫困大学生，题目就叫《同是“包养”》。里面有我们老百姓的评价在里面。

“平常老老实实种棉花”

新京报：你是怎么想到要学习漫画的?

郝增茂：主要还是爱好。1983年成立青蛙漫画组的时候我就报名参加了，拜了师，这才有了比较多的学习机会。

新京报：当时就画廉政漫画吗?题材选择有哪些考虑?

郝增茂：我早期就画过一些反映廉政内容的漫画，但并不成规模。那时想到啥画啥，群众喜闻乐见的都画。

廉政漫画这两年画得多一些，一方面是县里经常组织主题画展、主题活动，定义个题目给我们。十八大之后(县里有关)廉政主题的创作要求就更多一些。

新京报：创作漫画给你带来了什么?

郝增茂：画漫画挣不了几个钱，平常要老老实实种棉花。但画漫画带给了我好心情。

新京报：县领导有意让邱县漫画产业化，你怎么看?

郝增茂：这个我们农民肯定是欢迎的。我们邱县并不富裕，农民主要依靠种植棉花为生，一年没有多少钱。我们当然希望漫画最终带给我们财富。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八

今年29岁的岳旺已经离开天津回到家乡山西晋中。回忆起毕业后在天津的4年时光，他记忆犹新。“当年从天津农学院毕业后，6个同学合租一套两居室。我当时五险一金齐全，户口挂靠在人才市场。然而，集体户口效力并不大，如果不在本地买房获得房产证，就没有正式的户口。很少有单位同意上集体户口。”

岳旺对记者说，每当吃着盒饭，站在窗前看着城市的外环线的时候，他心里总有说不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

岳旺逃离了大城市，但更多的是不能、不愿逃离的人群。

“我是学软件的，刚开始工作，脱离专业别的什么都不会。我打算在天津干几年，有了工作经验后就回家转行做别的。”汤亚超说，其实他不喜欢大城市，喜欢安静的地方，很想回家乡河北承德工作。“但承德没有单位招软件专业的人。”

“不到山穷水尽，不会离开这个城市。”贺云龙说，最初自己坚信知识会改变命运，从农村老家进城工作，背负着整个家庭的希望，不能回去，也回不去。有时也会想自己的将来，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宁可自己一个人这么过下去，也不愿下一代在上海继续被“边缘化”。

楚天香2006年高考后离开青海西宁，来到北京一所知名语言类院校就读，之后又读了该校的研究生，去年毕业后在一家文化传媒单位工作。即便买不起房子，她也不愿因此离开北京。

“我学的专业是外语，回家乡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北京比一些二三线城市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工作机会，更不用说比小城镇了，总觉得在北京更容易成功。而且，看惯了北京的繁华和现代化，再回去总不情愿，和家乡的关系已经淡薄到只剩下看望父母朋友了。”楚天香说，每次回去参加同学聚会，留在家乡的同学基本都买了房子，有的甚至都结婚生子了，日子过得特别悠闲。每当此时，自己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纠结。

是去是留，一些农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也在盘算个中利害得失。

秦大姐表示，虽然在城乡接合部打工挺辛苦，并且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可是回家种地的话，收入更低。总得为后代着想，多攒点钱。

在济南经五路小学附近的一个房产中介公司，半月谈记者遇到来济南看房子的山东临沂人刘家丽。她告诉记者，她想把家安在济南，为孩子以后上学着想，打算买个好学校周边的房子。

记者了解到，在国家出台就近入学政策以后，很多城市要求孩子入学，除了有当地户籍，还要有这个区域内的房产证。名校资源有限，且大多分布在城市中心区。于是，择校演变成了择房，以致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学区房价格不断被抬高。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九

公务员徐轩也会陷入困惑,“现在20多岁就能看到我60岁的状态,这不是我喜欢的。”她开始萌生跳出去的想法,“可能就是围城效应,父母在系统里一辈子就那样,个性没了,能理解我的感受。”

我省一位处级干部也感慨,在机关多年没了锐气,如果年轻一些会考虑去创业。

明确的上下级关系、按部就班的程序让一些年轻人不适应。一名公务员说:“这是机器,你来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大家变得越来越像,比如说话风格、举手投足。”

徐轩喜欢读书,周围总有人调侃“读这些有什么用?”单位里,谁谁提拔了、谁谁下课了的话题比读书更有吸引力。

部分公职人员的官僚气,何磊也亲身经历过。前几天,他去办事,对方的脸拉得老长,“他应该想到,他也会去别人的单位办事。”

对热度不减的“考公”热,一位“80后”公务员说,“不建议有理想的同学考公务员。”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十

考虑到目前国内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受害人往往得不到及时赔偿，以及与之形成对比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投保率低的现状，很多专家表示，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有其必要性。

陈辉认为，积极推进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利于完善食品安全治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在食品安全治理中扮演了“减震器”的角色，其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后既可以减轻相关管理机构的压力，又可以使受害者得到及时赔付;另一方面，有利于强化诚信体系建设，只要建立强制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那么强制的承保条件(诸如安全生产标准等)就可以绷紧食品制售者心中诚实守信的“弦”，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强化诚信体系建设的目标。

如何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强制还是非强制?专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结合国情，采用半强制的渐进式方式，即在已经成熟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率先开展强制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

张俊岩认为，“可以参考、借鉴交强险的形式，积极争取通过立法形式，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同时要在《侵权责任法》和《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中明确企业的法律责任，简化受害人的索赔程序和举证责任，使受害人能够及时有效地向企业索赔。”

记者了解到，目前，保监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在按照国务院“强制保险试点”的要求制订具体落实方案，方案所要解决的正是投保面低的问题。

当然，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能仅仅依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一个人战斗”。国际经验表明，食品安全管理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4大支柱共同发力，它们分别是立法、监察、安全培训和保险。徐晓华告诉记者，“目前，食品企业生产不规范的问题广泛存在，而保险公司责任有限，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保险。保障食品安全关键还得从生产环节入手，加强对生产环节的监控管理，一味强调保险的作用有点本末倒置了。”

因此，只有从试点推广渐进式发展，才能使食品安全保险制度走出“缺位”的阴霾;只有完善相关立法、树立诚信意识、落实安全生产等多措并举，才能使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正所谓“各安其位方能各司其职”。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十一

然而，也有一些地方依然顾虑重重、瞻前顾后。经济总量上不去，gdp排位不靠前，如何体现地方实力、发展能力?会不会影响政绩、耽误升迁?这样的纠结，导致一些地方在转型发展中做“虚功”。一些干部口头表态“不再唯gdp是从”，一到本地区，还是爱说“发展不足是最大问题”;一些地方提纲挈领时把升级转型放在前面，一到具体工作，还是老想着上项目、抓投资，一副“降速可以，不在我这儿就行”的派头。

区域竞争是解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把钥匙，但也有副作用。比如，很多地方爱算这个账：前面有谁后面有谁?前面那个能不能赶过去?后面那个能不能甩得远一点?这种心态和政绩观要调整，各地要主动拿掉紧箍咒，gdp排位即使下滑了，但把绿色发展工作搞上去了，在治理大气污染、解决雾霾方面做出贡献了，那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gdp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不是不重要，而是要辩证看、全面看。靠“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得来的高速增长，排在首位也不光彩。注重提质增效，加快转型升级，一时排在末位也不丢人。通过科技进步、制度创新、深化改革等释放了经济潜力与动力，才能带来又好又快的发展。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用主动调控经济增速，换来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稳步提升，赢得了经济运行企稳向好的良好势头，这样的gdp放慢，不仅不该懊恼，反而更坚定了我们发展的信心。

离年底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当此之时，要特别注意防止一些地方“冲刺一下”的gdp冲动。不为一时增速所诱，不为表面成绩所惑，强身健体，勤练内功，发展的动力才能更强劲、更持久，经济的航船才更能抗风险、耐冲击，更高层次的发展也才能够如愿实现。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十二

记者在超市、农贸市场和居民小区走访了一些消费者，大部分人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一无所知，可见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并没有走进人们的视野中。

从保险公司投保情况来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推行现状也不乐观。据保监会有关人士介绍，“10余家保险公司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开办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开发产品逾30款。但总体来看，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展缓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不足1%，且多为食品出口企业。”

实际上，国家对食品安全高度重视，近年来对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推行也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尤其是2013年6月，9部门联合下发的指导性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奶粉安全生产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探索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多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一直都是以“自愿参险”的形式存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张俊岩表示，“食品安全责任险在我国已推行了7年左右，但由于不属于强制性保险，该产品的投保率不高。目前，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的以餐饮行业、酒楼为主，食品生产企业则主要以出口类企业为主。”

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立法强制实行食品安全保险。据保监会提供的资料显示，美国部分州通过立法建立了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将购买保险作为食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前置条件，对于确保食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半月谈12月时事政治篇十三

近日,一笔1200万的投资引爆了社会舆论。真格基金、罗辑思维、光源资本和星图资本宣布对papi酱投资1200万元,占股12%;papi酱团队持股88%,估值1亿元。

papi酱何许人也?2015年7月起,在凌乱的家居背景中,一位年轻美女papi酱穿着家居服,素颜出镜,以独白秀的形式,利用变音器发布原创短视频内容,通过对口型、方言恶搞、男女关系点评等,大讲时下热点。

这位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在读研究生,创作了一批“上海话+英语才是王道”“少年们,要勇敢面对双十一”“没有钱怎么追星嘛”等“槽点”满满的短视频。

“80后”网民“吴淼”称自己是papi酱的“脑残粉”,已经通过微信公号“打赏”了几百块钱。“短短三五分钟的视频中,papi酱设置了强烈的戏剧冲突,还不像家长一样板着脸,嘻嘻哈哈就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高樟资本创始人范卫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papi酱在满足用户的情绪吐槽需要时,进行了浓缩化、视频化,效率更高,爽度更高,以较强的内容生产能力,较高的识别度,较低的消费门槛,获得了数量广泛的目标用户群体。

据不完全统计,papi酱的微博粉丝数已达800万,微信公号的浏览量几乎每篇都是“10万+”,视频总播放量超过2.9亿次,平均每集播放量近753万,视频在微信客户端阅读量甚至可到100万。

“我看了她在妇女节发的那期‘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她能够把各种对女生和男生的偏见性日常语言表演出来,还演得好。”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辰瑶说,这个能力不是人人都有的,也是她成为现象级“网红”的基础。

线上吸金“货币狂欢”,“网红”跃升2.0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