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瑰宝，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在写总结时，要注重语言的准确和精炼，用简练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思考。接下来是一些总结的样例，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晋商篇一

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朝有李实任官山西，遂落户平遥县达蒲村。李氏经商据说始于清雍正年间。第一家商号是在达蒲村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经过乾隆、嘉庆两朝，商业利润有增。嘉道年间，在经理雷履泰的策划下，西裕成颜料庄适应埠际商业清偿需要，开始进行汇兑业务，日趋繁荣。道光初年遂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专业汇兑业务的日升昌票号，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自从创立票号后，利润甚丰，财富骤增。李氏于道光三十年(1821)在达蒲村新盖高楼院三处，咸同时又投资新设商号十多处。李氏以日升昌和谦吉升票号为中心，在平遥县城设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通钱庄及日升布庄和日升店(货栈);在天津设有东如升等店。李氏所设日升裕、日升厚钱庄在平遥县钱业中，曾操纵行市，称霸一时。

日升昌票号创始时，当家财东是李大全，大全故后由其子箴视主事，箴视弟箴言有疯颠之病，人称“李二魔子”。箴视死后，由箴听之子五典管理。李氏从事商业，所获利润除一部分继续扩大商业投资外，又购买土地，李氏“宣统末年家有土地两顷”，余皆消耗于奢侈生活。李氏为满足其生活需要，又在达蒲村开设杂货、绸缎、药、干果、肉、水果、成衣、理发等店，村中人说：“领的李家本，吃的李家饭，赚的李家钱。”

李氏发财后，其资本的去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盖房置地。李氏在平遥达蒲村筑有四座辉煌巍峨的大院，每座都是三串院，分东西厢房，前庭后院，楼阁相辉，亭榭互映，四座大院又连接一起，村民称之为“李家堡”。土地也很多，据记载，到宣统末年时有土地2顷多。

二是投资商号钱庄。李氏以日升昌票号为中心，扩大投资，新增商号多处。如在平遥县城有日升裕、日升厚、日升达、日升通钱庄和日升布庄、回升货栈;在天津有东如升、如升颜料庄等。

三是捐纳官衔。李氏为了荣宗耀祖和提高家族的门庭地位，花了许多银两竭力攀官结贵，提高门庭。通过捐输，获取虚衔。如李大全在世时，捐衔“千总”，去世后其子箴视为其父大全捐衔“知府加四级诰封通奉大夫”，箴视为其祖父文斌、曾祖父占殿也捐了虚衔。李氏男性多捐有文武官衔，女性也封为“宜人”、“夫人”。嫁女娶媳也必门当户对。

四是挥霍浪费。李氏家中雇有许多佣人，仅老妈子、丫环、保镖、护院就有数十人。李氏一家人，生活也是阴阳颠倒。白天睡觉，黑夜打麻将、吸鸦片。吃饭也是想起就吃，随要随到。有时厨师因厨灶火力不旺，就把馒头沾上油扔到灶火里，以应付李氏一家人的“快餐”。

从光绪末年起，李氏的各商号、票号、钱庄已经出现亏赔。辛亥革命后，亏赔愈益严重，债主已逼上李财东的家门。当时，主持李家商号和家业的是李五峰。他怕债主逼债，便把家里藏的许多财物寄放到内兄赵鸿猷家中，自己也躲藏起来不见人。后来，逼债的风势减弱，李五峰便向赵氏索取寄存财物，不想赵氏抵赖不承认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气急败坏，要到衙门告状，又怕招来债主逼债。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吃了暗亏。最后，煊赫一时的日升昌票号财东李氏，只落了个穷困潦倒的下场。

晋商篇二

这是一个以商起家后成为官商结合的显赫一时的家族。张氏之先世原居解州盐池之南，元朝时张思诚避乱徙蒲州(永济)，其子张友直遂占籍通化坊，友直传仲亨，仲亨传克亮，克亮传绣，绣传宁，宁传谊，谊传允龄、遐龄。允龄祖父早逝，祖母雷氏矢志守孤。允龄生未几，复失怙。允龄母解氏奉姑抚孤，以持门户。允龄年方幼即掌理家政。年长，遂发愤服贾远游，西度皋兰(兰州)、浩璺(今甘肃碾伯县东)，贩货张掖、酒泉，数年又南至淮、泗，渡江入吴，后益困，遂溯江汉西上菱峡，往来于楚、蜀间。又北到沧博。拮据20年，足迹半天下。虽然身在商界，但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南北所至，为众商所敬服。遇到事情时，往往判断正确无误，人以为异，甚至怀疑他有异术。

允龄教育子弟极严，其长子四维登科任京官后，允龄居京邸。常言：“吾祖母、吾母两世艰贞，幽明感应乃于儿辈。”自认为勤劳半世，虽增加了家资，但觉得还不够多。年五十余，明眸乌发，好象三四十岁的人。晚年思乡，归治别墅于蒲州(永济)城东10里之孟盟桥，凿地疏圃，结宇其中，杂植花卉，四季都有新意。允龄弟遐龄，婚后始游商吴越间，当时年轻气锐，尚未能获利。于是，南历五岭，抵广州，往来南昌、南京诸大都会。六七年来，资本耗尽，穷困而归，则母已去世。母终前嘱允龄说：“吾死不恨，就是顾虑你弟不能自立。”允龄念母言，待遐龄极友爱，遐龄亦事兄最谨。遐龄性坦率，虽从事贸易，但视财利甚轻，不屑斤斤计较。

允龄长子四维(1526-1585)，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土，历任编修、翰林学士、吏部侍郎。蒙古俺答与明议和开市议起，四维与王崇古交关大学土高拱、张居正，促成了和议和开市。张四维家以经商致富，张居正当国时，与之相交，逢年过节，送礼不绝。万历三年(1575)得到张居正引荐，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人赞机务。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卒，四维出任内阁首辅。次年，以父丧归。御史郜永春视盐河东，“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王)崇古为势要”。

四维弟张四教，年16便服贾远游，历汴泗，到江淮，南至姑苏、吴兴之境，所经营贸易，常出人意外。在随其父经营长芦盐业时，识量宏达，综计精确，不屑斤斤计较。四维登第出任京官时，迎其父居京师，悉以生计付四教。四教治业年久，熟悉盐务分布、调度，具有操纵能力，末年经商大为成功，资产不止十倍其初。四教襟度旷达，乐施好义，当其意气所激，挥斥千金不顾，捐资授龙虎卫指挥佥事。张氏之姻亲也多是商人或官宦之家。张允龄妻王氏是兵部尚书、宣大总督王崇古之姐，王氏也是商人家族(下面另介绍王氏)。张四维祖姑父沈廷珍，也是服贾远游，“南帆扬越，西历关陇”。四维二弟四端妻李氏，其祖父李季曾“在兖豫之间从商”。四维五弟四象妻王氏，其曾祖父王宾也是商人，王氏早逝，四象续娶范氏，范氏之祖父范世逵是著名盐商。

据《条麓堂集》卷28载：范世逵“家世以农商为业，公初服贾四方，绰有心计，倜傥负大志，视行辈逐逐然，竞锥刀之末者不屑也，令甲榷淮浙占鹾利，以佐国计，凡商人占淮浙盐者，悉令输粟甘肃、宁夏等边，……然自开中以来支结旷日持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亏缺，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计储待蓄，散盈缩，以时废居而低昂，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张四维有子甲征、定征。定征娶曾任兵部尚书的杨溥之孙女。张四维之女嫁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谆。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弃儒业，在鹿、延、商、洛之间贩粟”。是陕西的大商人。

晋商篇三

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类别之一，自古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商业智慧和经商手法闻名于世。晋商心得体会，是晋商们通过长期的商业实践和思考积累出来的宝贵经验。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晋商心得体会的五个方面，希望对读者有所启示和借鉴。

首先，晋商心得体会强调诚信。商务世界中，诚信是一种最宝贵的财富。晋商们深知，只有建立起诚实守信的声誉，才能赢得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信任。他们注重履行承诺，并始终坚持以诚待人。因此，在与晋商交易的客户和供应商们，常常只要听说对方是晋商，就会心存信任。晋商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诚信为本”。

其次，晋商心得体会强调灵活应对变化。经商如战场，随时都可能出现突发状况。晋商们懂得，面对变化，灵活应对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他们善于把握市场的风向和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晋商们还注重创新，敢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以确保自己始终处于竞争的前沿位置。

第三，晋商心得体会强调分享合作。晋商们相信合作能够实现共赢。他们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项目和业务。晋商们不仅注重短期利益，更着眼于长远发展。他们会主动为合作伙伴提供帮助和支持，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共同成长。因此，晋商们往往可以形成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商业网络，使自己的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第四，晋商心得体会强调精细管理。晋商们在经营过程中注重细节，善于管理。他们注重提高效益和降低成本，不断优化商业运营流程，以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晋商们还注重团队建设，善于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优势，形成高效的组织结构。通过精细管理，晋商们在商业竞争中始终保持着优势地位。

最后，晋商心得体会强调家族传承。晋商们非常重视家族传统和家族企业的发展。在晋商家族中，传统和价值观是代代相传的，他们注重培养年轻一代的商业智慧和经营能力，使家族事业得以延续。晋商们还注重家族文化的建设，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这种家族传承的机制，使晋商家族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晋商心得体会体现了晋商们几百年来的宝贵经验和智慧。诚信、灵活应对、分享合作、精细管理和家族传承是晋商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些晋商心得体会不仅对晋商们自身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国商业界具有深远影响。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晋商心得体会，以推动中国商业的更好发展。

晋商篇四

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群体，具有诸多独特的特点。首先，晋商在商业经营上主要以家族为单位，代代相传，形成家族经营的特定模式。其次，晋商注重商业信誉，德商之称不虚。此外，晋商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晋中地区的繁荣与开放。

第二段：晋商经商的成功秘诀。

晋商能够在商业圈内长盛不衰，背后离不开他们的经商智慧。首先，晋商注重人脉关系搭建，通过与各界人士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获取资源和信息。其次，晋商善于风险控制，能够灵活应对市场波动，以稳定的心态处理商业风险。此外，晋商注重学习和创新，不断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并在商业模式和产品开发上进行创新。

第三段：晋商的企业家精神与核心价值观。

晋商成就斐然的背后，植根于他们厚实的企业家精神与核心价值观。首先，晋商注重家族传承和家族荣誉，始终坚持稳定经营，远离贪婪和短期利益的诱惑。其次，晋商以诚信为本，重视商业道义，始终遵守合同，保持商业信誉。此外，晋商致力于社会公益，积极回馈社会，展现了晋商的责任感和社会担当。

第四段：晋商经验对当代商人的启示。

晋商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商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晋商的注重创新精神提醒我们，要积极拥抱信息时代，不断学习、转型以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其次，晋商的心怀地方发展启示我们，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此外，晋商的品德之道提醒我们，要注重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与合作伙伴建立诚信合作关系。

第五段：晋商对社会的积极贡献。

晋商作为中国商业历史上的杰出群体，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先，晋商的商业活动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地方居民的生活水平。其次，晋商注重公益事业，积极参与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项目，推动社会进步。此外，晋商还积极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结：晋商作为中国商业历史上的重要群体，其家族经营，商业信誉，注重创新和责任感的核心价值观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晋商的智慧和经验对当代商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我们应当积极学习他们的精神，将其运用于实际经营中，推动中国商业的繁荣发展，并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晋商篇五

榆次常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稗类钞》称常氏有资产百数十万两。该族原系山西太谷县人，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由仲林一世起到八世常威时，家“始裕”，“至于起家，即率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峙等处。

常氏发迹之后，氏族分居，添房盖院，分为“南常”、“北常”。“南常”以万已为代表，为“世荣堂”;“北常”以万达为代表，为“世和堂”。

北常从乾隆年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增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增设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的“玉”字连号。此外，独慎玉商号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汾阳路履仁先生目睹晚清恰克图商业状况，撰文说：“买卖城内有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正如《山西外贸志》所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北常”有十家带“玉”字的商号最著名，号称“十大玉”。据《汉口山陕会馆志》称，光绪八年(1882)汉口“北常”的商号有如下十二家：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通玉、大顺玉、泰和玉、独慎玉。

“南常”的商号名称均带有“昌”字，号称“十大昌”。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在常氏家谱的“寿序”、“墓表”、“墓志铭”中，多有常氏经商的记载。如常氏九世万达八十“寿序”中称：“翁为榆邑望族，自少英敏，具干济才，方弱冠，遂弃制举，业掭计，然术事无巨细，便能摒弃区划，悉合机宜，为老成辈所器重。中年懋迁有无阅历而话练益精，一切运筹帷幄，克壮其猷，家业日隆。”再如九世常万育八十“寿序”中也赞其经商才能说：“翁未弱冠，读书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计甚切，母独命学陶朱术，翁因顺志北上，据先人遗资，经营二十载，家遂丰盈。”另如常万达之子、常氏十世常怀愉八十“寿序”中称“今初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至于奇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林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贸风;其亿及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又如常万达曾孙、常氏十二世常怿“墓志铭”中，也有“随父服贾张垣，凡筹划经营实左右之”。常氏十三世常维丰“墓志铭”也写道：“君性明敏，事宜张驰，一经裁决，立即决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强干，以放生理日盛，富甲一乡。”常氏作为封建性商人，曾积极参于清朝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例如捐助地方书院。

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榆次书院，知县赠匾一块，上面写着“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义关风雅”。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常氏十四世常赞春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一块，文曰：“士诵清风”。常氏还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荒，捐输3万余金，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好行其德”;庚子后，因助清政府善后经费，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奉皇上旨赐匾一块，文曰：“乐善好施”。在义和团运动中，常氏十三世立教，由村众举充乡团团长，“与村人赵君成业，刘君秉仁协议安置拳众毋扰，并练团丁，以防他匪侵入”。常氏发迹后曾积极投资土地，在清代后期还创办了近代工业。

榆次车辋土质不好，即使如此，常氏也未放弃对家乡土地的投资，南北两常在车辋村占有的土地，为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强，约20顷左右。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损失。常氏转而热衷创办近代家庭工业，据载：“望春兄鉴于吾家人众，而资有限，恐一旦竭蹶，无以为生，因议立敦义和蚕桑局和敦睦织布工厂，由京津聘教授，购机器归，率族中子弟不习儒贾者以入，有缺额招生”，“招徒工数十人，结丝物织络带，以作试验。翌年，即栽桑数百株，养蚕数十万”，“至局内设置，如养蚕架、寒暑表及一切器具无不全备，一时敦义和之丝品织物，销售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处，获利颇厚，而平汾等处人言及榆次敦义和丝物，尤为赞许”，“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肆顿遭损失，工厂货款无出，将至停办”。至十年，以所植成桑，归村公有经理。

常氏除创办家庭工业外，还向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有过投资。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就是由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担任。他在职15年(1923——1937)，是各任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长者。

常氏商业于清末民初衰落，常氏十三世常立训在光绪中叶曾作为常家的股东代表达2o余年。其《墓志铭》记述了他看到常氏商业“日薄西山”的状况后感慨万分：“公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于其酌盈剂虚之际，已足见其持满戒溢的苦衷。”这就是说：光绪中叶，常氏丁目既繁，需用日浩，已是开支拮据。庚子事变，归化城受兵燹之苦，张垣又受到德兵骚扰，常氏商务“遂难复如旧时”。常氏十三世常立教“墓志铭”称：“壬子吾家骤落，京肆事尤棘手，族众推公往，癸丑公选驻京，至甲寅秋，自以维持无术，谢归。”这就是说：民国初年常氏商业已彻底衰败，而且回天无术了。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常氏家族人贡第一人。此后就延绵不断，到清末，常氏从八世到十五世入邑庠生达78人。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常氏十三、十四两世，有4人拔贡，5人中举，一人成为进士，集常氏一时科举之盛。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到1921年，从十四世到十六世间，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由于常氏重视教育，家族中培育出了许多研究经史和书法绘画有较深造诣者。

据《常氏家乘》载：常氏十二世常炳仿柳少师书，常佶双钩字时称无双，常怿工画山水及虎、马、蝴蝶等小品;常憬尤工欧阳体，常惺善诗;十三世常维梁楷工柳少师书;常立德既富藏书，且研究考订之学，晚学颜鲁公书;常立爱藏书甚多，研读史学、理学，而且懂数学;常立屏邃于史学，书法则工颜真卿、董华亭诸家;常立方既嗜史籍，为清副榜举人;常维丰工书善画。常氏子弟中有几位在省内外政界、文化界均颇有影响，例如：十三世常立教于光绪十一年(1885)考中第53名举人，赴京会试，曾参与康梁变法的公车上书，在故宫陈列的黄榜上有名，是常氏家族中第一位科举成名的人物。十四世常麟书，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考中第51名举人，由翁同合推荐，入国子监南学深造7年，光绪二十九年(19o3)癸卯会试，中第219名贡生，殿试取三甲第87名进土，派往户部任度支部主事，因丁忧未就。曾任常氏笃初学校教务、榆次凤鸣学堂堂长，创办榆次速成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兼总教务。

民国初年移居省城太原，历任山西大学、商专、一中等校语文教师。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有《诗经述义》、《礼记易简录》等十多种著作。十四世常赞春，光绪二十八年(19o2)考中第三名举人，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士学位，受聘为清史馆征访员、山西文献征存局编辑，曾任国会第二届众议员。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尤通文史，长期在山西大学文、法、教育学院执教，深为学生敬重，总纂《榆次县志》，多有创见，著作甚丰，遗著目录达50卷左右，尤擅长书画篆刻。十四世常旭春，自幼聪慧才高，童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o2)中第24名举人，1912年选任山西国民公会副会长，1922年到1927年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书法先学魏碑，后宗李北海，所书笔力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为名书法家。常氏十六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主要有《中国民族小史》、《史国史鸟瞰》、《中国财政制度史》、《社会科学通论》等。

晋商篇六

曹氏原住晋源县花塔村(今属太原市晋源区)，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县北恍村。《清稗类钞》称曹氏有资产银六七百万两。曹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时三喜为谋生，随人至东北三座塔(在今辽宁朝阳县)，租地种菜、豆类。后与一当地人合伙，用所种之豆，磨成豆腐出卖，用豆腐渣养猪。辛苦经营多年，日渐发达。这时，原合伙人提出分开各自经营。三喜独立经营后，由磨豆腐、养猪，又发展到用高粱酿酒，进而开杂货铺，后又兼并了原合伙人的生意。随着三座塔地方的繁荣，人口的增多，清廷设立了朝阳县。而曹氏在该地早已开办有商铺，所以当地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之说。此后，曹三喜又将商号开办到赤峰、凌源及建昌等地，经营范围也扩展为杂货业、典当业、酿酒业。后来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这样，曹氏已成为关外大商。

清兵入关，曹三喜向关内发展。他首先在原籍太谷设号，继设号于华北、西北各商埠。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给七个儿子分为七份，不过在商业上仍合资经营，七家各出资本10万两，组成总管理处，称“曹七合”。后因一个儿子出门承嗣去了，又把“曹七合”改为“六德公”。六门各有堂名，分别是：怀义堂、馨宜堂、留青堂、三多堂、五桂堂，还有一堂佚名。他们合资办的商业，到清道光、咸丰时达到鼎盛。当时曹氏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如济南、徐州、兰州、太原、天津、北京、沈阳、锦州、四平、张家口、黎城、屯留、太谷、长子、榆次等，在新疆、库伦及莫斯科、伊尔库次克等地，也设有曹氏商号。其经营范围很广，如：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帐庄、典当、钱庄、票号等。曹氏在商业经营上合资共管，在家庭的经济上则各门自立。在各门中以三多堂最盛，在曹培义时代，家资有300万两，年开支3000余两;到曹中美时代，家资600万两，年开支万两。

曹氏商号用人，初以曹氏本族为多，后来商业发展，用人范围有所扩大，但也只在晋省籍人之内选用。用人途径大致有二：一是各大号掌柜荐举;二是从伙友中提升。被荐举者均须具备相当业务经验;被提升者均须已有一定劳绩。曹氏商号还聘用过一些能文善写的秀才，如高介臣、杨济溥等人。曹氏商号在用人上规矩很多，例如：新用掌柜或刚入号伙友，三年内不给工资，只管伙食，也就是试用期。三年后，如在试用期表现不好者、违犯号现者、掌柜认为“不堪造就”者，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通知辞退。如继续任用，按其地位高低、责任大小发给劳金。掌柜劳金一般一年为100——120两，十年后按其劳绩给以顶生意，即以人力顶身股参与股份利润分红。各商号除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外，还有管账、坐柜、栏柜头、跑外人等。

曹氏商号订有严格号规，员工均须遵守。如规定商号员工不得抽大烟、打牌、嫖妓。宴请来客时，有指定的专管应酬的掌柜(一般是二掌柜或三掌柜)负责，宴请中一般不谈交易，俟饭后才看货、议价、交易。掌柜及伙友，平日在号内必须穿大褂，外出或与来客洽谈生意必须加穿马褂，以示恭敬。伙友有坐柜、站柜之分。站柜者为初进号之学徒，往往需站柜七八年后才能升为坐柜;就是已成为坐柜者见到掌柜时也必须站起。住号伙友平日所穿衣服，都不准有口袋。清代使用铜钱，每位伙友有一小钱串袋技名次挂在柜房内，可作剃头、洗澡等零用开支。如遇例假批准回家时，必须把携带的包袱收拾好，放在柜台上，表示请大家检查，内中绝无夹带柜内财物。平日号内吃饭，各伙友均按劳金多少依次而坐，不得乱位。

曹氏商业系封建的资本经营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曹氏商业在清末衰落。辛亥革命后，白银改银元，银元改钞票，几次变更，曹氏商号由此带来资本折换，债务折换，亏损银数十万两。1919年，曹氏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和蒙古库伦(乌兰巴托)的商号，负外债银80余万两。原持帝俄时代的钞票每张抵银一两，苏联革命成功后每张仅值白银五分，此一项曹氏亏银37万两。曹氏商业以东北各大城市为多，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大量发行“奉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奉票”大跌，曹氏商号又损失一百数十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后来又成立伪满州国。按日军的殖民地经济统制法，曹氏在辽宁的五个银号合并为玉城银号，归伪满州国的政府所有，曹氏在东北的商号全部化为乌有。东北原是曹氏发祥地，其东北商号的垮台，又影响到关内的商号。在各商号倒闭前，各号掌柜趁机各饱私囊，曹氏后代子孙又多吸食鸦片，庸碌无能，曹氏的商业终于全部倒闭歇业。

曹氏自曹三喜始，到曹克让及其子时代衰落，共历24世。曹三喜原为文盲，目不识丁。曹氏家业兴起后，很重视对子弟的读书教育。曹家设有家塾“书房院”，延聘名师任教，对教师待遇颇厚，每年酬金在百两以上。曹氏除捐官外，其子弟在清末也有考取功名中举者。例如：曹培德，字润堂，为人精明干练，曾为直隶候补知府，精六法，嗜填词，尤工作诗，著有《木石庵诗合刻》、《木石庵文录》、《木石庵随笔》、《傅文贞先生年谱》。富有经济才能，他弃儒经商，所有曹氏“锦”字商号，如锦丰泰、锦生润、锦丰焕、锦丰典、锦泉汇、锦泉兴、锦泉和、锦泉涌、锦元懋、锦隆德、锦泰亨等，皆为曹培德一手创立。在曹培德《墓志铭》中记述称;“太谷之曹，以资雄于并晋间，而拓庵曹君特以名德显。君讳培德，字润堂，以字行，别字拓庵。……光绪乙酉，以选拔贡于京，朝考报罢，援例捐内阁中书。……君先以中书加捐至知府，指分直隶试用。……壬寅秋，垦务大臣贻将军谷奏调君襄垦事，……君冲寒塞外者累月，创设西蒙公司，复返里集款至十余万金，事乃举。……自正太铁路开，谷商已大减，同蒲线如复不经谷境，为谷计者，尤宜速修榆太支路以通商情，独惜时人之不能用也。”

曹中裕，相传与山西巡抚胡聘之“同年”，光绪时曾出任保晋公司经理，胡去任后，中裕也随之去职。曹克让，举人出身，嗜好书画，多藏名人诗画，价值一百数十万元。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后，一些名画被日军抢掠。又被曹氏子弟中吸食毒品者偷窃变卖，致克让所收名贵书画全部散失。

晋商篇七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正中。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整个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了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确实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着乔家。”

进入乔家院大门是一条长80米笔直的石铺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坡。西尽头处是乔家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阁六座。各院房顶上有走道相通，用于巡更护院。纵观全院，从外面看，威严高大，整齐端庄;进院里看，富丽堂皇，井然有序，显示了我国北方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格调。整个大院，布局严谨，建筑考究，规范而有变化，不但有整体美感，而且在局部建筑上各有特色，即使是房顶上的140余个烟囱也都各有特异。全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堆金立粉，完全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以后有两次扩建，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致庸主持，第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最俨经手;最后一次增修是在民国十年后，由乔映霞、乔映奎分别完成。从始建到最后建成现在的格局，中间经过近两个世纪。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构思进行，使整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

乔家大院依照传统的叫法，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南北六个大院的称谓，表现了乔家大院中各个院落的建筑顺序。

清乾隆年间，现乔家大院坐落的地方，一部分正好是乔家堡村的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口。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长分家后，买下了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主楼为硬山顶砖瓦房，砖木结构，有窗棂而无门户，在室内筑楼梯上楼。特点是墙壁厚，窗户小，坚实牢固，为里五外三院。主楼的东面是原先的宅院，也进行了翻修，作为偏院。还把偏院中的二进门改建为书塾，这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是老院。传说偏院外原来有个五道祠，祠前有两株槐树，长的奇离古怪，人们称为“神树”。乔家取得这块地皮的使用权后，原打算移庙不移树。后来乔全美在夜间做了一梦，梦见金甲神告他说：“树移活，祠移富，若要两相宜，祠树一齐移。往东四五步，便是树活处。如果移祠不移树，树死人不富……。”没有多久，此树便奄奄一息。乔全美恐怕得罪了神灵，便照梦中指示的地方，把树移了过去，树真的复活了，而且枝叶繁茂如初。这好象是“真神显灵”，真有其神，于是又在侧院前修了个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主院与侧院间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衔灵芝的鹿等。土地祠额有四个砖雕狮子和一柄如意，隐喻“四时如意”。祠壁上还有梧桐和松树，六对鹿双双合在一起，喻意“六合通顺”。

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也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往东是奎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

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

光绪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稳，乔家的景仪、景俨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费了不少周折，花了很多银两，买下了当时街巷的占用权。乔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院和西南院的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跨院间有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连接起来，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后，乔映霞、乔映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但窗户全部刻上大格玻璃，西洋式装饰，朱光效果也很好，显然在式样上有了改观。就是院内迎门掩壁雕刻也十分细致。与此同时，西北院也由乔映霞设计改建，把和老院相通的外院之敞廊堵塞，连同原来的灶房，改建为客厅。还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了“洋茅厕”，增添了异国风情。

靠西北院，原来有一小院，为乔家的家塾，故把此院叫做书房院。分家后，乔健打算建内花园，从太谷县一个破落大户家买回了全套假山。正待兴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工程停止。日军侵占时期，全家外逃，剩下空院一处，只留部分家人看护。延续至今，乔家大院成了北方民居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乔家大院大门座西向东，为拱形门洞，上有高大的顶楼，顶楼正中悬挂着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面喻而赠送的匾额，上书“福种琅环”四个大字。黑漆大门扇上装有一对椒图兽街大铜环，并镶嵌着铜底板对联一付：“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透露着乔在中堂主人的希望和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在中堂经过连续几代人的努力，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

大门顶端正中嵌青石—块，上书“古风”。雄健的笔力同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承接古代质朴生活作风的本意，相得益彰，耐人寻味。大门对面的掩壁上，刻有砖雕“百寿图”，一字一个样，字字有风采。掩壁两旁是清朝大臣左宗棠题赠的一付意味深长的篆体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楹额是“履和”。这同作为巨商大贾的乔家所秉承的和为贵的中庸之道是很相宜的。进入大门，走完那长长的甬道，西尽头处是雕龙画栋的乔氏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祠堂装点得十分讲究，三级台阶，庙宇结构，以狮子头柱，汉白玉石雕，寿字扶栏，通天棂门木雕夹扇。出檐以四条柱子承顶，两明两暗。柱头有玉树交荣、兰馨桂馥、藤罗绕松的镂空木雕，装饰精彩，富丽堂皇。额头有匾，上书“仁周义溥”四字，李鸿章所题。祠堂里原陈列着木刻精雕的三层祖先牌位。

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北面三个大院均为开间暗棂柱走廊出檐大门，便于车、轿出入。大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一、二院为三进五联环套院，是祁县一带典型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里外有穿心过厅相连。里院北面为主房，二层楼，和外院门道楼相对应，宏伟壮观。从进正院门到上面正房，需连登三次台阶，它不但寓示着“连升三级”和“平步青云”的吉祥之意，也是建筑层次结构的科学安排。

南面三院为二进双通四合斗院，硬山顶阶进式门楼，西跨为正，东跨为偏。中间和其它两院略有不同，正面为主院，主厅风道处有一旁门和侧院相通。整个一排南院，正院为族人所住，偏院为花庭和佣人宿舍。南院每个主院的房顶上盖有更楼，并配置修建有相应的更道，把整个大院连了起来。

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房屋，更主要的是因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艺。南北六个大院院内，砖雕、木刻、彩绘，到处可见。从门的结构看，有硬山单檐砖砌门楼，半出檐门，石雕侧跨门，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仪门等。窗子的格式有仿明酸枝棂丹窗，通天夹扇菱花窗，栅条窗、雕花窗、双启型和悬启型及大格窗等，各式各样，变化无穷。再从房顶上看，有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卷棚顶、平房顶等，这样形成平的、低的、高的、凸的，无脊的、有脊的、上翘的，垂弧的……，每地每处都是别有洞天，细细看来，切实让人赏心悦目，品味无穷。

木雕：大院还有更迷人处，那就是随处可见的精致的板绘工艺和巧夺天工的木雕艺术，雕刻品个个都有其民俗寓意。每个院的正门上都雕有各种不同的人物。如一院正门为滚檩门楼，有垂柱麻叶，垂柱上月梁斗子，卡风云子，十三个头的旱斗子，当中有柱斗子，角斗子，混斗子，还有九只乌鸦，可称一等的好工艺。二进门和一门一样，为菊花卡口，窗上有旱纹，中间为草龙旋板。三门的木雕卡口为葡萄百子图。

二院正门木雕有八骏马及福禄寿三星图，又叫三星高照图。二院二进门木雕有：花博古和财神喜神。这花博古是杂画的一种，北宋大观宋徽宗命人编绘宣和殿所藏古物，成定为“博古图”。后人将图画在器物上，形成装饰的工艺品，泛称“博古”。如“博古图”加上花卉、果品作为点缀而完成画幅的叫“花博古”。正房门楼为南极仙骑鹿和百子图。其它木雕还有天官赐福、日升月垣、麒麟送子、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及和合二仙等。和合二仙亦称“和合二圣”，是一种民间神话故事画题。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宋随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之外亦能回家，故曰万回。”后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二仙亦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合，取“和谐合好”之意。旧时一般在婚礼时悬挂厅堂，以示吉利。

此外，柱头上的木雕也是多种多样。如八骏、松竹、葡萄，表示蔓长多子、挺拨、健壮;芙蓉、桂花、万年青，表示万年富贵;过厅的木夹扇上刻有大型浮雕“四季花卉”、“八仙献寿”，即传统装饰纹之一。“八仙献寿”，是传说中的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李铁拐、吕洞宾、曹国舅、蓝彩和、何仙姑八仙赴会瑶池，为西王母祝寿，以此组成的画面纹样，造形优美，栩栩如生。全院现存有木雕艺术品三百余件，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砖雕：砖雕工艺更是到处可见，题材非常广泛。有壁雕、脊雕、屏雕、扶栏雕。如一院大门上雕有四个狮子，即四狮(时)吐云。马头上雕有“和合二仙”，抬着金银财宝。卡圆上雕有兰花。掩壁上为“龟背翰锦”，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为六边形骨架组成的连续几何图形。因它像龟的背纹而得名。古时以龟甲作为占卜的工具，视能兆吉凶。古书《述异记》云：“龟千年生毛，寿五千年谓之神龟，万年为灵龟。”以龟为长寿的一种灵物，用作图案，以示吉祥延年。进了一院大门对面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松树、桐树和蹬于太湖石山上的九鹿，喻示九路通顺。立柱上有四个狮子滚绣球;一院偏院南房墙上有五个扶栏雕，中间为葡萄百子图，表示蔓长多子和富贵不断头，其余四个格子为“博古图”。一院正院马头上雕有四季花卉。二进院马头上为四果及“暗八仙”。“暗八仙”也是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是以古代传说中八位神仙所执的器物而组成图案。相传汉钟离轻摇小扇乐陶然，常执小扇;吕洞宾剑显灵光魑魅惊，常背一剑;张果老鱼鼓敲起有梵音，常执鱼鼓;曹国舅玉板和声万籁清，常执玉板;铁拐李葫中岂只存五福，常带葫芦;韩湘子紫箫吹度干满静，常执一箫;蓝彩和花篮内蓄无凡品，常携花篮;何仙姑手执荷花不染尘，常执荷花。因只采用他们所执器物，不画仙人，故称“暗八仙”，含有吉祥之意，明、清时采用较多。

二院大门的马头正面为犀牛贺喜，侧面四季花卉。二院正房前面走廊的扶栏雕，从东往西数，一是喜鹊登梅，二是奎龙腾空，三是葡萄百子，四是鹭丝戏莲，五是麻雀戏菊。东偏院过门雕有四季花卉、四果，加琴棋书画，亦取吉祥之意。

三院大长廊，马头正面麒麟送子，侧面松竹梅兰，又梅兰竹菊。中国画正是以梅兰竹菊四种花卉为题材的总称，花鸟画为其分支。宋、元时期许多画家都喜欢画梅兰加松树，称“松竹梅”，又叫“岁寒三友”。元代吴镇在“三友”外加兰花，名“四友图”。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黄凤他辑《梅兰竹菊四谱》中，又叫“四君子”。后人又加上松树或水仙、奇石，合称“五清”或“五友”。清代王概编《芥子图画传》第三辑，即为《梅兰竹菊四谱》。这类题材，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正直、坚强、坚韧、乐观以及不畏强暴的精神。

四院门楼中为香炉，侧为琴棋书画。院内“梯云筛月”亨有四狮(时)如意、梅根龙头、四季花卉、花开富贵。并有掩壁，赵铁山书写题字。右边为暗八仙，狮子滚绣球，表示平安如意。还有凤凰戏牡、鹿鹤同春。左边为双鱼、戟罄，属吉祥如意图，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之一，指以古代兵器中的戟，乐器中的罄和鱼纹组成的画面，取戟与吉、罄与庆、鱼和余的同音，表示吉庆有余。西跨院正房门楼有葡萄与菊花百子，上面扶栏为琴棋书画及博古图。四个马头正面为四个狮子，侧面为四季花卉。特别是《省分箴》雕和前面提到过的《百寿图》雕一样，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五院门楼马头为麒麟送子，院内四个马头为鹿鹤桐松。南正房门楼为菊花百子，中为文武七星，回文乞巧，又叫“七夕乞巧图”。七夕乞巧图是民间神话故事画题。七夕即农历七月初七夜，相传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这一夜，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牛郎、织女都是星名，演化为神话人物，织女为天帝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后，织造中断。天帝大怒，责令与牛郎分离，只准每年七月初七夜相会一次。《风俗通》中记载：织女会牛郎时，喜鹊于天河上为之搭桥，名鹊桥。七夕乞巧图，初始于北宋画家侯翼所作，后逐渐广传。

六院东院进门两侧为喜鹊登梅，背面为青竹和“福禄寿”三字。四个马头为暗八仙。正房扶栏中为葡萄，东为莲花，西为牡丹。前院内有“福德祠”，八宝图上有两个活灵活现的狮子和喻为吉庆有余的图案。

石雕：乔家大院中的石雕工艺虽比较少见，却是十分精细。现有几对石狮，石狮形态各异，憨态可掬。有的石狮为踱步前行状，刀纹如新，锋芒犹在，表现得机警、威武、活跃。其顾盼自豪的头部，提起全身的神气，表现狮子的雄壮、英武而不失真，给人以健康、活跃，富有生命力的感觉。

还有阴纹线刻，如五院门蹲石狮底座为“金狮白象”，中为“马上封猴(侯)”、“燕山教子”、“辈辈封侯”。南房柱石底垫为“渔樵耕读”、“麻姑献寿”等。六院门蹲石狮石础上有“出将入相”、“神荼郁垒”(相传古代以神荼、郁垒为门神，可以御凶邪避鬼魅)、“得胜返朝”等线刻，图像清晰，故事引人，线条流畅，形象逼真。

彩绘：整个大院所有房间的屋檐下部都有真金彩绘，内容以人物故事为主，除“燕山教子”、“麻姑献寿”、“满床笏”、“渔樵耕读”外，还有花草虫鸟，以及铁道、火车、车站、钟表等多种多样图案。这些图案，堆金立粉和三兰五彩的绘画各有别致。所用金箔，纯度很高，虽经长期风吹日晒，至今仍是光彩熠熠。立粉工艺十分细致，须一层干后再上一层，这样层层堆制，直到把一件饰物逼真的浮雕制成为止，最后涂金。涂金是用人头上的油污贴上去的，因其太薄，必须挑选晴朗无雨无风的天气，才能进行操作，可见完成一件图案作品是相当费劲、费时的了。其它还有线条勾金、敷底上色，都是天然石色，因此，可保持经久不褪，色泽鲜艳。

牌匾：乔家大院各个门庭所悬的牌匾很多，内有四块最有价值。其中有三块牌匾是乔家的，也是值得乔家自豪和感到荣幸的。那就是光绪四年由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和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送的“福种琅环”及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前两块表明乔家在某个时期对官府的捐助，又经朝廷大员题词推崇，因此倍加荣耀光彩。后一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乔家的一些善举和对人处事的方法。另外一块价值更高，那就是傅山亲笔题写的“丹枫阁”匾(现存展于乔家第四院的东房内)。“丹枫阁”建成后，傅山为其亲笔题了匾，同时，戴廷式写了“丹枫阁记”，傅山又在后面加了跋。一匾二记三跋，语句令人费解。细分析，戴廷式《丹枫阁记》的大意是：公元1660年9月，他做了一梦，梦见和几个穿古代服饰的人在城外同行。忽然发生了一场大的变动，回头看时，已无平坦之路可行，前面是悬崖峭壁，崖上长满枫树和青松，中间还有一小阁，匾上写得“丹枫”二字……。他醒后就按梦中的式样建筑了“丹枫阁”。其实戴廷式梦见穿古装的人出行，是对故国的怀念。发生了一场大变动，是指政局变化。《丹枫阁记》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灭亡，国难当头，放建“丹枫阁”，以寄托亡明之痛。傅山在《丹枫阁记》后写的《跋》中所言：“丹”是指读书的中心，“枫”是戴廷式的字，“阁”是戴廷式读书的地方。故把“阁”命为“枫”，把“丹”字写在前面以示醒目。“丹”表示红色，又表示忠心;“枫”既表示气节，又表示红色，都充盈着对明朝朱家的怀念思想。

此外，还有各院的门匾，例如“彤云绕”、“慎俭德”、“书田历世”、“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惟怀永图”、“为善最乐”、“居之安”、“治福多”、“建乃家”、“静观轩”、“梯云筛月”等都有其一定的具体寓意。总之，乔家大院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也是民俗学的殿堂。步入其间，既会得到美的享受，又会使人增长许多知识。因此，来祁县民俗博物馆一游，从艺术、科学、文化、趣味每个方面，都会使您感到获益非浅，不虚此行。

晋商篇八

在看过电视剧走西口之后，对山西商人的艰苦创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让我感到山西这片土地富有着神奇的色彩，经常幻想着有一天能近距离感受他们的艰辛与成就，今天终于有机会随着山西日报报业集刚《青少年日记》杂志社来到了山西的北大门右玉县西口，即杀虎口。

往来到这里之前我对两口了解是少之又少的，仅限于知道它是晋商走出口外做生意的必经之路。而经导游介绍之后我才知道西口虽位山西之北，但命名“西口”而非“北口”是因为就长城而言，分东西两口，东口即张家口，此处相对就叫做西口。除此之外，西口其实不仅仅是晋商的必经之路，在古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但西口给我感触最深的不是它名字的由来以及它的历史是怎样的.，更令我感动的是那些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走两口”的人们，最后他们凭着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走向了辉煌，成为了山西的骄傲，也是全国的骄傲。

右玉又被称为“生态右玉”，经历了从建国初期的不毛之地――绿化面积8000亩，到如今绿化面积15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从0.3%扩大到52%，这是一个极大的飞跃，靠的就是“右玉精神”，这精神体现了右玉人民的勤劳朴实、艰或奋斗，他们为改变生态环境几十年如一日地抓生态建设。

无论是晋商精神还是右玉精神，都流露出山西人民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的品质，正如孟子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山西的生存环境恶劣，右玉流传出了“女人挖野菜，男人走口外”的民谣，这一系列的忧患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培养了不怕吃苦的精神。

回想到作为大学生的我们，生活条件要比他们好得多，没经历过艰苦的年代，吃穿也是不愁。这些安逸的环境使我们习惯于安逸，遇到困难就很容易被击倒，我们的确很是缺少这种不畏艰苦的精神。而不怕吃苦也正是我们要必须具备的，以后工作、生活中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只有不怕吃苦，才能让闲难给我们让路；只有不怕吃苦，才能做得了别人不能做的事；只有不怕吃苦，也才会成就别人不能的成就，正可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次的西口之行，切身感受了“右玉精神”和“晋商精神”，让我有所感悟，我想把它记在日记里，记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向他们学习。

晋商篇九

晋商是黄河流域地区的一种特殊商业文化群体，他们主要居住在山西、陕西等地。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中，晋商一直以善于经商、重视家族传承而闻名。在与晋商接触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勤奋。在与晋商交流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些宝贵的心得体会。

首先，晋商追求诚信。在晋商的经商过程中，诚信被视为最重要的道德准则。晋商们讲究信用，重视与客户、供应商之间的坦诚合作。他们凡事先慎后行，在成交前经过细致的了解和考虑，确保自己的承诺能够兑现。而一旦承诺没有兑现，晋商们会感到愧疚和自责，并努力弥补错误。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诚信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只有诚信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其次，晋商注重长远规划。晋商们普遍具有长远发展的眼光，他们知道通过持续地经营和改进自己的业务，才能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晋商们会优先考虑长远的发展，而非盲目地追求眼前的利益。他们会积极地研究市场趋势、顾客需求，进行战略投资，同时注重资产安全和传承。在我的经商过程中，我也会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树立长远的目标，制定计划，并严格遵循。

此外，晋商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晋商普遍重视家族的传承，注重培养下一代的经商意识和能力。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共同经营企业，形成紧密的团队合作关系。在晋商家族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和角色，相互支持，互补发展。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在家族企业中发挥作用，在社会合作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晋商们会积极与其他商人合作，共同开拓市场、互通有无。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只有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最后，晋商注重学习创新。晋商们不仅注重经验传承，更注重学习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他们会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活动，了解市场动态和商业趋势，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晋商们也勇于创新，鼓励家族成员提出新的想法和做法，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从晋商身上，我学到了学习和创新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学习和创新，才能不被市场淘汰，保持竞争力。

综上所述，与晋商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晋商们以诚信为根本，注重长远规划，重视团队合作，勇于学习和创新。这些晋商的智慧和经验，不仅对于我个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对于我们当代经商者有着深远的启示。只有不断学习和吸取智慧，我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自己的商业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