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感悟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资治通鉴读书感悟篇一

    这本书通过记录一些明君、贤臣、昏君、佞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又不失生动地告诉大家，清正，顽强，宽厚，忠诚，信义等品质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但书中更加强调的做人品质是德。此处的德并非是道德，而是德行，是“做”出来的德。司马光在开篇时便写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可见古人不但重尊卑伦常，更重德行的培养，因为将礼、分、名的作用分开而谈，是告诉君王如何以德处理纪纲、君、臣之间的关系。可见培养德行是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也是今天国家发展迫切需要的，更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路上奋斗所必不可少的。

    下面，从两个故事来说说我读书的心得体会。

    商鞅变法。一提到商鞅，大家一定会想到，其以刑名之学变法，虽手段过于残酷，积怨太深，不得善终，但却使秦国成为万乘之国。不过，资治通鉴却没有从变法的角度来写商鞅，而是从信用的角度进行重点描述的。起初，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他由于在秦国的根基甚浅，担心百姓不相信变法，没有公布。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曰：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斤黄金。百姓们没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赏赐五十斤黄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斤黄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同志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这段故事给我的启示是，对于个人而言，信用是最大价值，人无信不立。在我们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也充分体现到这点，言既出，行必果，这才是一人的立世之本。对于我这样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来讲，我的信用方式就是对党忠诚，对国奉献，对民服务，只有真诚的将全身心的动力奉献到党的事业，国家的建设，人民的利益上，才能真正的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可惜的是，现在社会上精致利己主义盛行，每个人在工作做事时，更强调的是自身的待遇和利益，有人稍微做出点些许的成绩就希望所有人看得到、听得到。更多的人不是在充分的磨练自己、充实自己，而是一味的在感慨自身的怀才不遇。为此，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汉代丙吉的故事。

    丙吉因研究律令，担任鲁国狱史，因功逐渐升迁后担任廷尉右监。因牵连罪案免职，回到州里做了从事。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发生，丙吉因为原来是廷尉右监被征召到朝廷，汉武帝命他治理巫蛊于郡邸狱。当时汉宣帝刘询出生几个月，因为是皇曾孙，被卫太子刘据事牵连关在狱中，丙吉看了很同情他，心知太子无事实证明有罪，特别同情曾孙无辜，挑选谨慎厚道的女囚徒，命令她护养刘询，放在宽敞干燥的地方。丙吉处理巫蛊案件，连续多年不能结案。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重，往来长杨、五柞宫之间，望气的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便派使者分别登记监狱中关押的人，不分轻重一律都杀掉。内谒者令郭穰夜晚到郡邸狱，丙吉闭门拒绝使者进入，说:"皇曾孙在，别的人无辜杀死都不可，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双方相持到天明，郭穰不能进去，于是回去报告武帝，并弹劾丙吉。武帝也醒悟了，说:"这是天的保佑。"于是大赦天下。郡邸狱关押的人独赖丙吉得生，而大赦之恩又遍及天下。刘询重病，几次几乎死去，丙吉多次嘱咐护养他的乳母好好用药治疗，照顾刘询很有恩惠，用私人财物供给他的衣食。

    刘贺即位后，因为行为不守法度被废，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等大臣商议立国君的事未定。丙吉向霍光陈述说:"将军侍奉孝武帝，受襁褓属托，任天下重任，孝昭皇帝早崩无后人，海内忧惧，想快点知道继承的国君。发丧之日按天意拥立新君，但所立的不是理想的人，又以大义废除了他，天下没有人不心服的。当今国家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一举。我在众庶中打听，考察他们说的，同宗诸侯在位的，没有谁在民间有声誉的。而遗诏所养武帝的曾孙刘病已在掖庭外百姓家，我以前让他寄居郡邸时，他年幼，现在十八九岁了，精通经术，有才能，办事稳重又有礼节。希望将军仔细考察并用占卜参证，先让他入宫侍奉太后，令天下人清楚地知道，然后再决定大策。"霍光听后，便派宗正刘德与丙吉到掖庭迎接刘询。刘询即位后，赐丙吉爵关内侯。丙吉为人极厚道，不夸耀自己。从刘询即位以来，丙吉绝口不谈以前对刘询的恩德，所以朝廷没有人能知道他的功劳。此处正应了《道德经》里面所记载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对于我们来讲，做事不能只求为了博名、图利，而是随着真诚的意志去努力做好自己手中的事情，不断的在日常的生活中磨练自己，激励自己。如此，必然能成就一番事业。

    在我通读《资治通鉴》后，深感老祖宗的文化博大精深，也对于历史有了一个重新的了解，以前还局限于初、高中历史课本上的四大发明、三国演义，但读过资治通鉴才明白，要解读真正的历史，无疑是对有良知的人进行精神上的折磨。在《资治通鉴》那蝇头小楷中，几乎每一页都有战争、都有权谋、都有杀戮，都有着底层民众苦难的愤恨与挣扎。文学、艺术、和平、仁善，一切美好的东西，要么为乱世所毁灭，要么在暂时的平静里苟延残喘。文明是经常性的屈服于野蛮之下。虽然，后世的人有幸看到侥幸得以保存下来的那一部分，欢呼雀跃，为文明谱写赞歌，但是，很少有人翻开沉重的尘埃，去窥视真实的历史。因为，真实往往意味着残酷，意味着无奈，意味着决绝。我们习惯性的总乐于接受快乐和幸福。但是，历史从不因我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分毫。当我们豪迈地吟咏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处在外夷劫掠下的百姓正在那个时代四处奔逃，流离失所，陈尸荒野。

    最后，我想说，“修行主在修身，但修身源于修心”我们的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若每个人的文化和思想理念正确了，每个人都能生活在安定、和谐、有序社会环境下，每个人变得包容开放、并且具有不断的改变、创造、更新的文化意识，每个人都能更好的掌握自我命运、发挥自身作用的时候，那么我坚信，这个国家一定会迎接美好的未来，这个顽强的民族将会迎来崭新的腾飞!

资治通鉴读书感悟篇二

此时的中国历史已进入后三国时代，蜀汉已经灭亡两年，曹魏在本年的十二月禅位于晋，十五年之后，东吴也将一统于晋，江山还是那个江山，豪杰依然是那些豪杰，只是江山的主人这次轮到了司马氏。

如果花费一些笔墨来评价一下三国末期三家的君主，其实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蜀汉的阿斗，本质上两个字：“苟安”。蜀汉灭亡之后，刘禅受封为安乐公，司马昭对刘禅不太放心，经常试探刘禅，根据《汉晋春秋》记载：

文王(司马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於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

对于这样的一段记载，后人对于刘禅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刘禅大智大慧，深通韬晦之道，国灭之后，能活到善终的国君实在是不多见，更多的人说刘禅是一个天良丧尽的不肖子孙，厚颜无耻之极。其实，到底该如何评价刘禅，我想这和生命的意义有关系，这是一个哲学问题，那就是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什么是生活，所谓“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刘禅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做得很好，但是生命的意义，真的是生下来活下去么?

曹魏的末期君主，其实都不是亡国之君，但是大权旁落，主少国疑，又怎么能不灭亡呢?“既生瑜，何生亮”不是曹魏的君主太弱，而是司马氏太强大了，从司马懿历经司马师、司马昭到晋武帝司马炎，都是善于权谋，心系天下的明君，精通政治，安抚天下人心，整顿兵马，即使曹操在世，人心已归司马氏，也奈何不了司马氏，更何况这些尚未通人事的牌位君主呢?只是，当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志得意满之时，不知可曾想到，这样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历史的策划者，有时候可以打瞌睡，但是历史的结果一定是很公平的。

东吴的孙皓，本质上也是两个字“残暴”，孙皓不是一般的末帝，而是集所有末帝罪恶于一体的末帝。后来，晋怀帝司马炽被匈奴所建的刘汉俘虏，押到首都平阳，皇帝刘聪问：你们司马家自己杀来杀去，是为什么啊?司马炽回答：我们家不互相残杀，为您扫平道路，您老再天纵英明，能有机会做皇帝吗?孙皓也是如此做派，即位不久，就大兴土木，强令文武百官入山采木，兴建昭明宫。又派宦官遍行州郡，挑选美女充入后宫。大臣们的女儿必须每年报一次，年纪到了十五六岁的要先让他检阅，看不中的才可以出嫁。后妃、宫女、内侍稍有不如意，立刻杀死扔进水里漂走，或者剥去面皮，挖出眼睛，砍断双脚。

孙皓喜欢狂饮便经常招群臣饮酒，每次都要强逼大臣喝醉，再命令喝醉的大臣彼此揭发他人的过失。大臣无奈，互相攻讦，只要有说过孙皓的闲话的，必死无疑。由此，受邀赴宴的大臣个个胆战心惊，赴宴前都要与妻子儿女洒泪相别。大臣们不喝不行，可喝多了也不行，总之杀你是不需要理由的。在孙皓手下，做忠臣是一定会死掉的，会稽太守车浚，为人清忠，有一年会稽郡发生旱灾，车浚上表请求赈灾。孙皓说“这老儿分明是想树立自己的私恩啊，别让他活了，杀了吧。”尚书熊睦见孙皓酷虐，便婉转劝谏，孙皓嫌直接杀了不解气，派人用刀背敲击他的脑袋，敲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写到这里真想说一个字“惨”啊。)

由此看来，在孙皓手下拿一份工资，真的不容易，的确是卖命钱，说实话，孙皓这样的做派，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做皇帝，而是在作孽。估计孙皓是这样想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皇帝即是孽，孽即是皇帝”如此一来，人人大惧，就连东吴宗亲都吓得胆战心惊，纷纷逃往晋朝避难。

东吴国灭之后，孙皓也到了洛阳，做了晋朝的官，其为人处世和西蜀刘禅完全一样，真正是一对活宝。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晋武帝有一次在宴会上问孙皓：“听说你们南方人好作《尔汝歌》你能作一首让我听听么?”孙皓不假思索，举起酒杯就口占一绝：“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孙皓已经没有心肝到这个地步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忍着吧。

总之，三国归晋，是历史的选择，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一个新兴的大一统王朝——大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看似锦绣繁华的天下，究竟会走向何方呢?知道后来历史的人们，想必已是“双泪坠清波”了，因为这段繁华的时间太过短暂，汉族的祖先注定要经受一次更大的洗礼，差一点亡国灭种啊。当然这是后话了，先放下暂且不提。

司马炎终于作了名正言顺的皇帝了，日后被后人称作晋武帝的这位皇帝，在当今社会的名声不是很大，几乎没有人称他是明君，但是这位仁兄可的确是千古一帝。客观地说在中国帝王明君排行榜中，进不了前十，但是也绝不会跌出十五名之后。一个人做了皇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有的人说，选美啊。当然，美是要选的，不过需要等一等。有的人说，安抚天下啊。这就不必你说了，其实一直在安抚天下。那么要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这件事是天下第一大事，非常关键，非常重要，那就是分封司马氏宗亲在各地为王，请注意后面的一句话，并领有藩地，开府建衙，很多人一下子失望了，这太简单了，傻子都知道啊。其实不然啊，其实不然啊(感慨一下，加重一下语气)，写到这里就引出了一篇绝大的话题，其实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王朝历史几千年，这个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

晋武帝急于分封司马氏宗亲在各地为王，是因为他总结历史发现，曹操当年篡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东汉的宗亲在地方没有实权，朝廷除了掌握中央政权之外，在地方并没有强有力的奥援，而司马氏篡曹魏则同出一辙，假如曹魏宗亲，在几个重要地方，拥有强大的实力。那么天下就不会被司马氏轻易篡夺。想到这里，篡权出身的司马炎浑身一激灵，可怕啊。还等什么，马上封王，让司马氏宗亲，在地方拥有强大的实力，来拱卫朝廷，但是司马炎没有想到，这正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患，的确，别人是没有实力来争夺你的江山了，但是你们司马家就真的铁板一块么?其实历史不是没有给晋武帝机会，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就充分说明了，地方实力过于强大，是会造反的，只可惜从晋武帝的出身来看，他当然是不容易想到这一层的。

就此我们可以再深入的讨论一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奴隶、封建王朝没有找到正确解决办法的难题。

首先，大多数人是赞同中央集权的，但是中央过度集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地方上毕竟是会发生一些事情的，但是呢，处理事情的权限毕竟要请示中央，过去的通信也不发达，这样一来，耽搁的时间长了，极易酿成民变和边患，历代的农民起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张角、黄巢、洪秀全等人，就是占了这样的一个便宜，另外中央集权也容易造成军队战斗力弱化的问题，如东汉，赵宋，大明(永乐之后)，权力在中央，将领的频繁调动，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问题，就无从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所以一旦遇到异族入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其次，把权力大幅的下放给地方可以不可以呢?一些问题解决了，民变和边患消除了，军队的战斗力也比较强悍，边陲无患，地方绥靖。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随着地方实力的逐渐膨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差，最后到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再想腾出手来，收拾地方，怕就只能以刀兵相见了。总之地方权力过大，到了最后是总要造反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明初期的永乐靖难，清初期的三藩之乱和清末期的各省独立，民国的军阀等等。

因此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实在是历代中国王朝，最为头痛的问题。晋武帝分封司马氏宗亲为王，看起来好像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个问题的实质，却是如此的深刻，这也是西晋王朝迅速衰落和灭亡的最直接的原因。从这个层面来看，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还是个人，必须懂得权力该如何分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就是政治生活的全部。

当然身处公元265年的晋武帝司马炎，不会想到这么多的问题，属于他的历史舞台，还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暴风雨终究回来，但是至少暴风雨现在还没有到来，西晋王朝的欣欣向荣，大臣们的励精图治仍将继续。

资治通鉴读书感悟篇三

有些惭愧的说，作为一个高中生，我居然没有怎么仔细阅读过中国的历史，一直都无法由衷的感触些什么。但当我通读过《资治通鉴》后，我发现心中竟不住的汹涌澎湃。那些历史情节，仿佛历历在目。

盖世英雄陈汤，率领远征军，在首都长安遥远的西北，在距离三千四百公里外，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击斩匈奴郅支单于，砍下人头，向中央献捷时，指出：“胆敢冒犯强大中国的，距离再远，也要诛杀!”豪气上干霄汉。

千年之下，我们仍听到这个声音，为之热血沸腾。英雄们为了解放，为了和平，揭竿而起，奋勇抗敌，其精神可歌可泣，永垂青史。匈奴汗国最终向中国臣服，并不是全因为中国有此力量，更关键的是匈奴内部分裂。而这再一次向历史证明：一个不能团结的国家或族群，必然衰弱。匈奴如不分裂，郅支单于的人头，也不会悬挂高竿。

然而当中国前程似锦的时候，我们的君王们开始享受起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在荒淫无度的生活背后，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暴君，昏君还有那些腐朽的伪善的爪牙。他们的残忍，他们的自私，让我汗颜;百姓的呻吟，百姓的嘶喊，让我触目。于是人们在乱世中学会可自救。

中国帝王被杀，不自杨广开始，但杨广被杀，却是人民自救——聚众起兵、反抗暴政的结果。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人民自救转变为官员和军人自救的结果。杨广能力的高强，使人惊骇，他只用短短十三年时间，就毁灭其父杨坚建立起来的富庶强大无比的帝国，而且只用更短的五六年时间，就能迫使忠心耿耿的猛将勇士反叛，没有人能做得到这些，而杨广却做到了，他的奖状是一条绞绳。

每次政变，都引起屠灭三族的惨剧;每次兵变，更是死人山积——寿春一连发生三次叛乱，几乎空城。诡诈、残忍、勾心斗角，遍地是血。然而，那些不成才的野心家，只看到荣华富贵，却看不到血;只看到自己如锦的前程，却看不到人民苦难。今天还是炙手可热的神圣人物，明天霎时间变成国家蟊贼，全家斩首，还把千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也带入刑场。官员的尊严靠赤裸裸的军事力量维持，是和非、对和错，全看你是胜是败?人性急剧堕落，种下未来更悲惨命运的基因。

面对暴君的暴行，我们如果沉思，会忽然间汗流浃背。因为，如果换一下位置，我们真的可能就是他!这是多么可怕，权力能改变人性、扭曲人性、消灭人性，喝了不受制衡的权力的毒酒，美女都会变成青面獠牙，何况本来就有一颗邪恶的心灵，我们痛恨他们之余，还为他们痛惜：为什么让他们服下这种毒酒!

真的感谢司马光先生，假使没有《资治通鉴》，时到今天，恐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提供一个轮廓;作为一个读者，我是何等幸运。问题是，读史者的幸运，不一定是造史者的幸运，甚至往往是造史者的悲哀。因为我在这里听到了太多官员的假话谎言，和太多人民的哭声喊声。这就让我在缅怀历史的同时，也该从中学到些教训，不让历史重蹈覆辙。

资治通鉴读书感悟篇四

此时的中国历史已进入后三国时代，蜀汉已经灭亡两年，曹魏在本年的十二月禅位于晋，十五年之后，东吴也将一统于晋，江山还是那个江山，豪杰依然是那些豪杰，只是江山的主人这次轮到了司马氏。

如果花费一些笔墨来评价一下三国末期三家的君主，其实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蜀汉的阿斗，本质上两个字：“苟安”。蜀汉灭亡之后，刘禅受封为安乐公，司马昭对刘禅不太放心，经常试探刘禅，根据《汉晋春秋》记载：

文王(司马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於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郤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对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语邪!”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

对于这样的一段记载，后人对于刘禅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刘禅大智大慧，深通韬晦之道，国灭之后，能活到善终的国君实在是不多见，更多的人说刘禅是一个天良丧尽的不肖子孙，厚颜无耻之极。其实，到底该如何评价刘禅，我想这和生命的意义有关系，这是一个哲学问题，那就是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什么是生活，所谓“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刘禅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做得很好，但是生命的意义，真的是生下来活下去么?

曹魏的末期君主，其实都不是亡国之君，但是大权旁落，主少国疑，又怎么能不灭亡呢?“既生瑜，何生亮”不是曹魏的君主太弱，而是司马氏太强大了，从司马懿历经司马师、司马昭到晋武帝司马炎，都是善于权谋，心系天下的明君，精通政治，安抚天下人心，整顿兵马，即使曹操在世，人心已归司马氏，也奈何不了司马氏，更何况这些尚未通人事的牌位君主呢?只是，当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志得意满之时，不知可曾想到，这样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历史的策划者，有时候可以打瞌睡，但是历史的结果一定是很公平的。

东吴的孙皓，本质上也是两个字“残暴”，孙皓不是一般的末帝，而是集所有末帝罪恶于一体的末帝。后来，晋怀帝司马炽被匈奴所建的刘汉俘虏，押到首都平阳，皇帝刘聪问：你们司马家自己杀来杀去，是为什么啊?司马炽回答：我们家不互相残杀，为您扫平道路，您老再天纵英明，能有机会做皇帝吗?孙皓也是如此做派，即位不久，就大兴土木，强令文武百官入山采木，兴建昭明宫。又派宦官遍行州郡，挑选美女充入后宫。大臣们的女儿必须每年报一次，年纪到了十五六岁的要先让他检阅，看不中的才可以出嫁。后妃、宫女、内侍稍有不如意，立刻杀死扔进水里漂走，或者剥去面皮，挖出眼睛，砍断双脚。

孙皓喜欢狂饮便经常招群臣饮酒，每次都要强逼大臣喝醉，再命令喝醉的大臣彼此揭发他人的过失。大臣无奈，互相攻讦，只要有说过孙皓的闲话的，必死无疑。由此，受邀赴宴的大臣个个胆战心惊，赴宴前都要与妻子儿女洒泪相别。大臣们不喝不行，可喝多了也不行，总之杀你是不需要理由的。在孙皓手下，做忠臣是一定会死掉的，会稽太守车浚，为人清忠，有一年会稽郡发生旱灾，车浚上表请求赈灾。孙皓说“这老儿分明是想树立自己的私恩啊，别让他活了，杀了吧。”尚书熊睦见孙皓酷虐，便婉转劝谏，孙皓嫌直接杀了不解气，派人用刀背敲击他的脑袋，敲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写到这里真想说一个字“惨”啊。)

由此看来，在孙皓手下拿一份工资，真的不容易，的确是卖命钱，说实话，孙皓这样的做派，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做皇帝，而是在作孽。估计孙皓是这样想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皇帝即是孽，孽即是皇帝”如此一来，人人大惧，就连东吴宗亲都吓得胆战心惊，纷纷逃往晋朝避难。

东吴国灭之后，孙皓也到了洛阳，做了晋朝的官，其为人处世和西蜀刘禅完全一样，真正是一对活宝。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晋武帝有一次在宴会上问孙皓：“听说你们南方人好作《尔汝歌》你能作一首让我听听么?”孙皓不假思索，举起酒杯就口占一绝：“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孙皓已经没有心肝到这个地步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忍着吧。

总之，三国归晋，是历史的选择，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一个新兴的大一统王朝——大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看似锦绣繁华的天下，究竟会走向何方呢?知道后来历史的人们，想必已是“双泪坠清波”了，因为这段繁华的时间太过短暂，汉族的祖先注定要经受一次更大的洗礼，差一点亡国灭种啊。当然这是后话了，先放下暂且不提。

司马炎终于作了名正言顺的皇帝了，日后被后人称作晋武帝的这位皇帝，在当今社会的名声不是很大，几乎没有人称他是明君，但是这位仁兄可的确是千古一帝。客观地说在中国帝王明君排行榜中，进不了前十，但是也绝不会跌出十五名之后。一个人做了皇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有的人说，选美啊。当然，美是要选的，不过需要等一等。有的人说，安抚天下啊。这就不必你说了，其实一直在安抚天下。那么要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这件事是天下第一大事，非常关键，非常重要，那就是分封司马氏宗亲在各地为王，请注意后面的一句话，并领有藩地，开府建衙，很多人一下子失望了，这太简单了，傻子都知道啊。其实不然啊，其实不然啊(感慨一下，加重一下语气)，写到这里就引出了一篇绝大的话题，其实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王朝历史几千年，这个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

晋武帝急于分封司马氏宗亲在各地为王，是因为他总结历史发现，曹操当年篡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东汉的宗亲在地方没有实权，朝廷除了掌握中央政权之外，在地方并没有强有力的奥援，而司马氏篡曹魏则同出一辙，假如曹魏宗亲，在几个重要地方，拥有强大的实力。那么天下就不会被司马氏轻易篡夺。想到这里，篡权出身的司马炎浑身一激灵，可怕啊。还等什么，马上封王，让司马氏宗亲，在地方拥有强大的实力，来拱卫朝廷，但是司马炎没有想到，这正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患，的确，别人是没有实力来争夺你的江山了，但是你们司马家就真的铁板一块么?其实历史不是没有给晋武帝机会，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就充分说明了，地方实力过于强大，是会造反的，只可惜从晋武帝的出身来看，他当然是不容易想到这一层的。

就此我们可以再深入的讨论一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奴隶、封建王朝没有找到正确解决办法的难题。

首先，大多数人是赞同中央集权的，但是中央过度集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地方上毕竟是会发生一些事情的，但是呢，处理事情的权限毕竟要请示中央，过去的通信也不发达，这样一来，耽搁的时间长了，极易酿成民变和边患，历代的农民起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张角、黄巢、洪秀全等人，就是占了这样的一个便宜，另外中央集权也容易造成军队战斗力弱化的问题，如东汉，赵宋，大明(永乐之后)，权力在中央，将领的频繁调动，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问题，就无从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所以一旦遇到异族入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其次，把权力大幅的下放给地方可以不可以呢?一些问题解决了，民变和边患消除了，军队的战斗力也比较强悍，边陲无患，地方绥靖。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随着地方实力的逐渐膨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差，最后到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再想腾出手来，收拾地方，怕就只能以刀兵相见了。总之地方权力过大，十有八九到了最后是要造反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明初期的永乐靖难，清初期的三藩之乱和清末期的各省独立，民国的军阀等等。

因此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实在是历代中国王朝，最为头痛的问题。晋武帝分封司马氏宗亲为王，看起来好像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个问题的实质，却是如此的深刻，这也是西晋王朝迅速衰落和灭亡的最直接的原因。从这个层面来看，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还是个人，必须懂得权力该如何分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就是政治生活的全部。

当然身处公元265年的晋武帝司马炎，不会想到这么多的问题，属于他的历史舞台，还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暴风雨终究回来，但是至少暴风雨现在还没有到来，西晋王朝的欣欣向荣，大臣们的励精图治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