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4篇)

2023-01-11 23:46:54 小编：zd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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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篇一

毛德龙

【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关键词】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

一、引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

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

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

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篇二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坚持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所在，也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依法行政、执政为民，才能让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切实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真正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用法治来调整、规范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一、坚持宣传教育经常化，增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与能力，锻造“素质”队伍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需要牢固的思想基础，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法律意识的增强。因此，必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

(一)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掌握并能运用法律知识处理行政事务，已成为担任领导职务的必备条件。领导干部作为各项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和决策者，法制观念的强弱和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依法办事的水平。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为官要学法、为政要用法”的观念，对必须具备的法律知识，要扎扎实实学深学透，学以致用指导工作，由注重运用行政手段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转变。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建立学法规划，制定目标任务，明确时序进度。要认真学习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关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重要论述，学习《宪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等重要法律，掌握担任领导工作所必需的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达到自觉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目的。

(二)不断强化公务员学法制度。具备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是国家公务员应有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在加强公务员法制教育的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要坚持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安排公务员的学法时间，实行集中学习。同时，坚持开展个人自学。二是要坚持学习法理和解剖实际案例相结合。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讲法律知识，而且要注重剖析典型案件，通过具体生动的实例，帮助掌握所学的法律法规知识。三是要坚持经常检查与定期考试相结合。

(三)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学法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需要，是实现依法治市的根本要求。对行政执法人员要有针对性、经常性、多渠道地组织法律知识更新学习培训。要把本职工作所需要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作为学习重点，熟练掌握执法活动所涉及的实体法知识。行政执法人员上岗前，要进行法律知识考试，考试合格方可领取上岗证书。总之，要通过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学习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法律规范处理行政违法案件，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程序开展执法活动。

二、致力行政行为规范化，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锻造“公共”队伍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经济、区域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竞争更加激烈。哪里政府管理规范，办事效率高，服务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实现大的发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搞好管理创新，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效率。

(一)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政应当体现政府是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者、经济活动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执行经济活动规划的仲裁者及战略规划的制定者。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凡是企业、市场、社会和公民能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事，政府就不必介入。要规范政府的权力，改变过去政府包揽一切的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环境上来。二是要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生产经营一线和竞争领域退出来，从“运动员”的角色转变到“裁判员”的角色，不再参与经济的微观活动和具体事务。三是要由行政指挥向综合服务转变。要改变权力导向型的管理方式，正确运用政策引导、信息咨询、经济发展规划、公共服务等多种手段，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服好务。

(二)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并减少审批事项，改革并规范审批行为，是政府职能转变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是要合理设定审批权力。政府必须放松对企业、商品的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对资源的垄断和资源的行政配置。对保留下来的审批事项，应当明确程序、时限和责任，并对外公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事后监管上，加大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二是要严格规范审批程序。以“简化”、“公开”、“规范”为原则，加强审批程序控制和制度化管理。要建立和完善职能部门内部的会审制度、审批登录制度、听证制度、重大审批事项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实行审批行为过错追究制度和终身负责制，制定政府审批工作监督管理办法，落实监管责任。三是要实行审批权与检查处罚权相对分离。通过设立专门的行政执法机构，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对审批权的监督制约，抑制和防止审批权的腐败，而且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和市场的监管。

(三)积极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形式。科学的机制出活力、出效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应突出制度创新，完善运行机制，靠机制和制度来保证政府行为的规范协调和高效运行。一是要实行依法决策。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完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决策程序。对政府决策的每个环节，都要采取适当形式，在一定公众范围内予以公开，广泛征求群众和社会的意见。同时，应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对因盲目决策而造成重大失误、导致重大损失的，要追究责任。二是要强化程序意识。讲求程序是现代化法治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理念，也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的办事程序应当做到规范、公开、合理，最大程度地方便当事人。要充分利用程序的约束，杜绝办事人的随意性。三是要积极推行电子政务。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实施行政管理信息化、现代化步伐，进一步提高行政水平。

三、着眼行政执法制度化，着力优化发展环境，锻造“服务”队伍

我国百分之八十的法律和全部行政法规都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执行的，大量的社会事务都要通过政府的行政行为来完成。因此，严格依法行政便成为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中心环节。

(一)切实转变执法观念。由于长期的封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少数行政执法人员的“官本位”意识还比较浓厚，有的甚至将法律赋予的权力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执法“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仍不同程度的存在；多头执法和多层执法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转变执法观念，破除特权思想，强化服务意识。对于行政执法人员来说，要不断强化“一切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依法行政是为人民服务的职责”的公仆意识，自觉把国家法律法规作为从事行政行为的准则，坚决纠正重权轻法、以权压法的思想和行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通过说服教育、示范引导、提供服务和依法治理、文明执法，做好改革发展阶段的执法工作。

(二)实行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相脱钩。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大了规范行政执法的力度，行政执法活动从总体上有了较大进步。但是，“收费养人、养人收费”、“执法就是收费”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屡禁不止。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使执法行为与经济利益彻底脱钩。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有利于部门转变职能、改进作风，从收收支支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从算小钱、较多考虑部门利益中解脱出来，把职责和主要精力真正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上来。因此，要不断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将政府各部门的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百分之百实行“收缴分离”；部门预算要全面反映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状况，提高各部门支出的透明度；要改变现有财政对行政执法部门经费的管理方式，足额供给其经费。

(三)健全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要提高行政执法工作水平，必须把执法权力与执法责任联系起来，规范、约束执法活动，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要把政府各部门负责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职责，分解落实到具体的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依法确定职责权限、执法标准、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及保障实施的措施，确立政府及其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依法行政的第一责任人，明确每个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实行行政执法首长负责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对发生严重执法过错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承担过错连带责任，对执法过错直接责任人视情节轻重予以责任追究。

四、推进行政管理透明化，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锻造“公正”队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社会公共事务不断增多，在政府管理社会

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必须强化行政权力的监督，防止行政主体权力扩张和滥用。

(一)推进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前提，立法、执法、司法的透明度越高，公民实行监督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社会公正。因此，必须着眼于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即公民有权知晓政府行政权力的意图、依据、过程、结果)和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来推进政务公开制度。一是要明确政务公开的主体。政务公开不仅包括各级行政机关，还应包括具有一定行政权的国有公司，如邮电、电信、供水、供电等国家垄断性行业。二是要明确政务公开的范围。除涉及国家整体利益、个人隐私、企业经营秘密外，对一般信息，如行政立法、行政机构改革、人事制度、重大经济建设和公共福利设施建设项目、涉及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事项，都应纳入公开范围。三是要明确政务公开的形式。政务公开应以政府主动公开为主，可采取政府公报、召开会议、政府上网等形式。除此之外，对政务公开的审查机制问题、收费问题、信息的时效性问题均应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对行政执法权的全方位监督，确保行政执法权得到依法行使。一是要加强党的监督。充分发挥各级纪委教育、监督、查处、保护的职能，加大对行政执法部门、党组织及党员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通过来信来访、明察暗访、联席会议等多种途径，调查了解执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对构成违纪的迅速立案处理。二是要强化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通过定期听取执法汇报、专项调查、工作检查、视察等渠道，加大依法监督的力度。三是要加强内部监督。各级政府要强化对下级政府和所属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四是要加强社会监督。要主动接受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及舆论监督。

五、推行公共服务社会化，降低行政成本，锻造“效能”队伍

降低行政成本，是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必须围绕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锻造“效能”队伍。

(一)继续推进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总的方向应是财权向中央相对集中，事权向地方相对分散，减少行政管理层级，提高运行效率，从而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政令畅通、运转协调。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与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科学规范部门职能，按综合职能设置机构，将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建设小机构、大服务的政府。同时，要加强对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职能的立法约束，把机构编制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二)不断降低行政成本。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增强成本意识，把成本管理纳入政府管理之中。要强化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预算制约编制的分配，控制机构、人员和经费膨胀。完善政府采购制度，通过法制化的政府采购、规范的财政支出制度促进行政成本的控制和降低。实行公务员收入透明化，杜绝在国家规定之外自行提高标准和变相发放奖金补贴。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前后财产审计等制度，有效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