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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脱贫攻坚模范张桂梅事迹篇一

无论在民族中学还是后来的女子高中，教学质量一直是张桂梅最看重的事。

在民族中学时，曾经有一个班令老师们头疼，张桂梅却主动要求担任班主任。她进山找回那些不读书的学生，为看住那些晚上总想跑出去的学生，她把行李搬进男生宿舍，和32名男生住在一起。男生们渐渐接受了张桂梅，感觉“就像在家里，和妈妈住在一起”。但是，男生们不知道，他们粗重的鼾声、梦话和脚臭，常常让张桂梅睡不好觉。她甚至从下午开始就不敢喝水，担心晚上起夜时学生趁机溜出去。

在女子高中，张桂梅在宿舍里铺了两张床，一张自己睡，一张留给需要特别关心的学生。为了随时关照学生，她睡觉不脱衣服。有个和张桂梅住在一起的学生，始终不肯和她多说话。这期间，张桂梅在食堂打饭时，摔了一跤，肋骨断了三根。她没有住院就又回了学校。每天早晨仍然5点起床，但要靠学生抱起来；夜里很晚睡下，还要忍着疼痛和学生聊会儿天。3个月后，这名学生抱着张老师大哭起来，说一定不会辜负张老师。

如今，张桂梅的右腹部、右臂上能摸到肿块，头上还有骨瘤，她的肺出现了问题，嘴唇经常没有知觉，但她仍然每天拿着小喇叭喊起床，喊吃饭，喊跑步，喊睡觉……“我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一直就在她们身边。”张桂梅说。

为给学生解馋，张桂梅每个月轮流带着学生出去“加餐”。直到有一次，张桂梅去付账时，学生发现她翻遍了所有的包才凑足了钱。学生们这才知道，张老师每顿饭只舍得吃两角钱一份的小菜，每天的生活费仅3元。

她至今还在用一部老式诺基亚，手机里存着学生和家长的电话，“听说智能手机容易坏，怕换手机后这些电话号码会丢失”。

她的衣服很土，有些是别人买给她的。她去参加党的__前，华坪县委给她7000元置装费，让她买套西服去北京开会。她却用这笔钱为学校买了台电脑。

她把获得的3万多元奖金，捐给了灾区；5000元的劳模奖金，一次性交了党费；30万元的“兴滇人才奖”奖金，捐给了华坪县丁王民族小学；昆明市总工会千叮咛万嘱咐拨给她治病的两万元，她也捐了；她甚至还想预支自己的丧葬费，把这些钱用在山区孩子们身上。

她把自己的__党代表证、五一劳动奖章、奥运火炬和毕生的荣誉证书，全部捐给了县档案馆。她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奉献给党和人民的还远远不够。”

全国脱贫攻坚模范张桂梅事迹篇二

20xx年，女高创办一学期后，首批招来的17名老师走了9个。张红琼是留下的老师之一，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走的人大多是因为吃不了苦。”

张桂梅一开始就很明确，山里的孩子基础差，要想出成绩，学生必须要“苦学”，老师更要“苦教”。她面试张红琼时，反复对她强调，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张红琼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张桂梅看她们瘦弱，摇摇头。

女高老师流失超过一半，学校面临崩溃。最艰难的时候，张桂梅发现，剩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都是党员，于是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如果是在抗战年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6个党员，我们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会后，老师们在教学楼二层墙上画了一面很大的党旗，然后面向党旗，宣誓。所有党员都哭了。

在张桂梅事后的多次叙述中，这件事被视为女高办学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红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虽然在教学中有一些红色教育，但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老师的流失让她意识到，面对女高的艰苦办学条件和诸多客观局限，要想留住老师，就必须激发她们内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献精神。与其说这是女高办学的转折点，毋宁说，这是张桂梅在办学逆境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锚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张桂梅：“在女高采取红色教育的模式，是和个人的坚定信仰有关，还是这是最适合女高的一种培养模式？”

她说：“两者都有。”

从效果看，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在张红琼的回忆中，这次会议之后，张桂梅开始带领老师们唱红歌。每天下午五点半，学生们在吃饭，老师们在党旗下集体唱《红梅赞》，这是张桂梅最喜欢的歌剧《江姐》的主题曲。她一句一句教给老师，“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最初，张红琼觉得很尴尬，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唱这么老掉牙的歌曲，后来慢慢进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觉得奇怪了。“学生一开始都在围观，后来甚至会跟着唱。我们老师学生随口哼出来的都是红歌。”她说。

张桂梅在日常的每个环节渗透红色元素，力图在女高构建出一片红色净土。她不允许老师学生听流行歌曲，学生去食堂吃饭时，她把手机放在小喇叭旁放红歌。音乐课上大部分时间也在教唱红歌，课间操时间则是红歌会。

20xx年11月4日上午九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女高学生列队集合后，先集体朗诵《卜算子·咏梅》，然后大声喊出口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党的好女儿”“学习、学习、再学习”“奋斗、奋斗、再奋斗”。热身环节结束后开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赞歌》，这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第二首是《红色娘子军》。此前还曾跳过《南泥湾》和《红梅赞》。这些歌曲都由张桂梅精心挑选，旋律由专人改编后节奏感很强，既有年代感也有时代感，再请专人以此设计出系列动作。今年，为了让学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轨，在跳第三套操时，张桂梅特意选择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乐是近几年的广场舞金曲《山里红》。这种舞蹈节奏感很强，整个场景看起来大型蹦迪秀，有一种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从20xx年开始，每周一的课间操新增了宣誓环节。党员老师要宣读入党誓词，学生们则重温入团誓词，然后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学期开学时，全体师生要抄党章。每周六上午有一节思政课，由张桂梅亲自执教，最长时可能持续2~3小时。课上，她会讲自己最爱的江姐、赵一蔓和红军长征故事，不断强调要学习红军的吃苦耐劳精神。每周日晚上七点半，高一学生要去阶梯教室看红色电影，既有经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禄》，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国》。除电影外，还会每周追剧，让20xx级女高学生陈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击队》，“当时每周看一集，我们都边看边哭。”

红色信仰还以一种更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于整个校园。最初，教学楼里有一面手绘党旗，后来在新建的足球场上新增了一面“巨无霸”党旗，旁边立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几个红色大字。“非常壮观，站在这里你会很震撼，这么大一面党旗，你站在下面，想说句脏话都不可能了。”张红琼这样感慨。

和学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师的一天也从早晨五点半开始。地理老师张红琼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习，她要五点多起床，脸来不及洗就骑车赶往学校，中午11点下班后，吃个饭，12点就要回来，下午课从2点开始，五点半结束，老师可以吃饭半小时，6点继续上晚自习，直到11点半，天天如此。张桂梅要求，无论有课没课，老师都得全天在女高，这样学生有问题就可以及时找老师解答。

在女高，老师结婚、怀孕都不是偷懒“摸鱼”的理由，想请长假很难，建校至今，没有一个老师成功请过长假。20xx年，张红琼怀孕了，但还要管全校卫生，早晚和学生一起扫地。为躲避扫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门，张桂梅就批评了她。对此她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关系就有点冷淡了。后来孩子一岁多，我就主动和张老师申请当班主任，她说，你是一个老师，不能为了家庭就这样松懈，还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能力体现出来。”

有人问张桂梅，为何女高学生基础差，老师年轻，高考成绩还那么好？她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我们能吃苦，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教育。”

20xx年，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成绩出来后，震惊了整个县城，县委和县教育局在华坪县各中学组织了一轮又一轮“学习女高精神”，在全县推广女高党建工作的经验，要求其他学校校长每学期都去女高听张桂梅讲思政课，向女高学习教学管理经验。

但胥国华也坦言，女高的模式复制不了，能学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师一样奉献得那么彻底，其他学校老师很难做到。”

现任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的潘兴陈曾在华坪一中任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华坪一中学习女高，要求老师在晚自习前、后一小时内都不得离校，要给学生义务答疑。虽然不算作课时工作量，但和上课一样严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旷课，进行处罚，“结果收效很明显，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心理状况都能更准确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针对性的管理和教学。”他说。但这只是复制了女高的一个具体措施。更多学校只是短暂地尝试过女高做法，便很快放弃。

在9名老师陆续走后，张红琼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满了药瓶，她正费力地往身上贴药膏，很受触动，也很羞愧。“张老师自己身患那么多种疾病，仍在为大山里的孩子坚持，我们年轻人怎么还不如她，我于是想跟着张老师再坚持一下。”她这样说道。

实际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们的校长。张桂梅丈夫早逝、没有子女、没有房和车，也没有任何个人财产，每个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给老师发奖金。她事必躬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身实践自己的理想。

张桂梅只有一个，从这个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作为旁观者，华坪一中的老师对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军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条红色教育的模式来统领全校，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贯穿高中三年学习的全过程。而能够将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灵魂人物，就是张桂梅。

一个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张桂梅之后，谁来执掌女高？63岁的张桂梅早已过了退休年龄，身体状况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20xx年初，就被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书。今年春节，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记者在询问华坪县教育局、县政府领导后发现，对于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

全国脱贫攻坚模范张桂梅事迹篇三

_岁的张桂梅穿黑布衣，胸前戴着一枚红色的党徽，守在学校门口、食堂、宿舍。她用小喇叭催促学生：“姑娘们，快一点，跑快点……”

时间退回24年前，年轻的张桂梅穿紫色的皮鞋、蓝色的裤子、火红的上衣，经常进舞厅跳舞。这种生活在丈夫过世后“戛然而止”。1996年，张桂梅39岁，历经丧偶之痛的她，独自一人从云南大理喜洲到金沙江畔的丽江华坪县工作。

在这里，她深刻体会到贫困与落后：山里的女孩，前一天还在读书，后一天就嫁人了；有的父母离异后，双方都不要女儿；有父母让女儿辍学打工，供弟弟读书……她希望办一所女子高中，阻断贫穷的代际传播。

2008年，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简称华坪女高）建立，张桂梅任校长，它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当年秋天，尘土飞杨的校园迎来了第一届学生，95个大山女孩噼里啪啦地跑了进来。

一晃12年过去了，华坪女高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2020年，159名学生参加高考，理科最高651分，文科最高619分。本科上线率达94.3%。至此，这所学校把近1800名大山女孩送进了大学校园。

从喜洲到华坪县

1957年6月，张桂梅在黑龙江省牡丹江边出生，她的母亲那时48岁了。

张桂梅印象中，母亲是小脚，常年瘫痪在床，一脸的麻子，只看得清两只眼睛。父亲脾气暴躁，是村里的主事，谁家有事都找他，但后来他不愿意干了。

张桂梅那时还未到学龄，听见父亲说，“不干了，怎么样都不干了”。她突然插了一句嘴：“你不干算了，长大了我干。”满屋子人笑歪了，说要等着她长大。

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很惧怕父母。张桂梅记得，有一次，她顶了一句嘴，一个晚上没敢回家。那时候，哥哥是哈尔滨跑莫斯科的列车员，经常戴大高帽，穿大皮鞋，但做错了事，照样跪在父母面前认错。

上小学后，每到清明节前夕，张桂梅约上小伙伴到山上采花，编织成花环。第二天，她们穿上白衣白鞋，系上红领巾，到八女投江的地方献花环。那个火热的年代，张桂梅在宣传队里主演江姐，喜欢唱《红梅赞》、《东方红》等。

1975年，张桂梅18岁，跟着姐姐南下云南支援边疆建设。彼时，母亲已经过世。她到大理喜洲后，很长时间不适应，直到认识了后来的丈夫。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丈夫在学校当老师，她在另一家单位上班。张桂梅记得结婚当天，她在学校跟两个小姑娘玩，结果，迎亲的队伍落下了她。他们再次来接她时，张桂梅生气了，让他们直接把新郎送回来。那天，他们有五对新人集体结婚，张桂梅去得最晚。她们都穿着平常的衣服、裤子，工会买了一些喜糖，领导说了一番祝福语，新人代表发了言。她如今回想起来，这种有时代烙印的婚礼非常有意思。

不久，丈夫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张桂梅也不甘落后，考入丽江师范学院。毕业后，两人进入同一所学校教书。

张桂梅说，丈夫是校长，每月工资六七百块，偶尔还会去外面上课，一节课30块钱。她那时花钱大手大脚，每天下馆子吃饭，喜欢去繁华的三月街玩，也经常进舞厅跳舞。有一次，她请假去成都玩，一个人把一家部队招待所包了下来。

潇洒快乐的日子在丈夫生病过世后戛然而止。因为结婚晚，加上两人忙于学习、工作，婚后一直没有要孩子。丈夫离世，她深感孤独，每天浑浑噩噩，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

1996年，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来到了华坪县。一开始，她在华坪中心学校任教，很快又调入华坪民族中学（简称华坪民中）。她去家访，发现很多家庭重男轻女，不重视女孩的教育问题。

第二年春天，张桂梅带着四个毕业班，同时查出了患子宫肌瘤。很快，县里知道了她的情况，为她发起了捐款，教育局用唯一一台车送她去医院。张桂梅的记忆里，学生摘了野核桃送给她，说吃了对身体好；有人走几个小时路，为了把省下来的路费钱捐给她；有人把本来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给她；还有的借钱捐给她……

自此之后，张桂梅对华坪县的情感便生下了根。

“我有一个梦想”

2001年，张桂梅在华坪民中任教，兼任县儿童福利院“儿童之家”院长。福利院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2岁，最大的12岁。张桂梅成为了他们的“妈妈”，为保证他们的吃穿行住，四处奔波。

她利用寒暑假到处筹集资金，有人可怜她，给她一点钱。很多人认为她是骗子，驱赶她，甚至放狗咬她，撕破了她的裤腿。她也不泄气，累了就在路边歇会儿，渴了就讨一口水喝。但几年下来，她只筹到一两万块钱。

那几年，张桂梅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标兵，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与此同时，她慢慢发现，福利院孤儿们的不幸大多与母亲遭受的苦难有关——有杀死家暴丈夫而获刑的母亲；有因为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她产生了办免费女高的想法。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杨文华记得，2004年9月，他陪同张桂梅去北京录制央视教育频道的节目。在路上，张桂梅跟他提起想办免费女子高中，杨文华当场提出了反对，“什么年代了，你还建女高？”

杨文华劝张桂梅，建女子高中需要不少资金投入，比如至少需要生物、物理、化学三个实验室。

张桂梅当时心里盘算：两万建一个实验室，五六十万建一所免费高中。

“她太天真了，五六十万建一个实验室都不够。”杨文华说。即便如此，他们从北京回来后，华坪县政府还是对此组织了讨论，但无人支持张桂梅。

2007年，张桂梅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前夕，华坪县委见她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给了她几千块钱，让她去买一套新衣服。张桂梅舍不得花钱买衣服，她把这笔钱攒下来，打算用在孩子身上。

她上北京时就穿着平常的衣服，有记者把她叫到一边，让她摸一摸自己的裤子，她才发现，裤子上破了两个洞。那一夜，记者跟她聊到深夜，谈论她关于创办免费女高的梦想。

第二年初，张桂梅到北京录制节目，碰巧在哈尔滨的哥哥生病了，打电话来说想见她。张桂梅想着，等录制完节目再回去看哥哥。却没想到，哥哥很快过世，她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不久，张桂梅的访谈报道《我有一个梦想》广泛传播，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那时候，华坪县有两所高中，一所公办高中，一所民办高中。2008年4月，华坪第三所高中——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简称华坪女高）正式建校，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政府先后投入了近6000万元。

这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记得女高建设初期遇到各种问题，张桂梅很操心。教室开裂了，学校的维修等，她都第一时间赶到。

华坪电视台记者王秀丽说，有一天，张桂梅突然打电话给她，一边哭一边问：“你在哪里？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立即从镇上赶去福利院，张桂梅哭了一个下午，她陪着哭了一个下午。

后来，杨文华告诉张桂梅：“你集中精力抓教育教学，其他的我们去管。”

当年秋天，95个女孩报名华坪女高，除个别上了高中分数线外，其他都在分数线以下，她们全部来自大山。

2008年9月1日，华坪女高正式开学了。周云丽是首批入学的学生，在她印象中，开学那天下着小雨，教室楼外一片凌乱，学校还在紧张建设中。张桂梅守在门口，看着女学生们三五成群，拖拖拉拉地走动，生气地说：“你们做事情太慢，高中不是这样读的。”

投奔女校的人

周云丽1岁时，母亲就过世了，她和姐姐周云翠由父亲拉扯大。

父亲有残疾，经常早出晚归，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他种西瓜、芒果，养猪，以及帮别人除草。一家人生活拮据，在居住的那间土木结构的老屋子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彩电。

大约七八岁起，姐妹俩开始做家务，后来又帮忙干农活，去集镇上卖菜。

因为家里没有儿子，又是单亲家庭，他们家在村里没少受人欺负。父亲希望她们能走出大山，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们读书。2007年，姐妹俩同时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父亲到处筹钱，很是忧愁。周云丽眼见父亲站在猪圈门口、院坝边上、关毛驴的地方，一根烟接着一根抽，一语不发。

中考前夕，周云丽听初中班主任说，隔壁在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由华坪民中的一位教师过去管理。那里不用交学费，只要花一些生活费，那时候，一般高中每学期一千多元学费，另外还有学杂、住宿费等。周云丽听后兴奋地跑去看，一栋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

后来，姐妹俩都报了华坪女高。

那一年，张桂梅到云南师范大学做宣讲，提出阻断女子世代贫困的办学理念，吸引了当年的毕业生张红琼。出生于农村的她，家里有七姐妹，作为唯一的大学生，她对此深有感触。

张红琼毕业后，跟着张桂梅来到华坪县，成为华坪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记得，2007年8月8日，他们几个教师去学校，地上全是水泥，教室里落满灰尘，乱糟糟一片。张桂梅带着他们搞卫生，打扫教室，把“儿童之家”的床扛过来，之后安装、铺床铺，并把学生的名字贴好，干了整整十天。

事实上，刚开学时，华坪女高只有一栋教学楼，没有厕所、食堂，围墙。杨文华回忆，当时那里很糟糕，根本不像一所学校，男老师住在楼梯间，女学生坐在教室角落。

很快，张桂梅发现，招来的学生底子差，每次考试县里排名，华坪女高总是垫底。她很着急，去外地学习教学方法，试图让学生自主讨论，但结果更糟糕。“有的学生，老师跟她讲了八遍，她还是不会做，坐在那里哭。”

张桂梅压力非常大，她去丽江市找领导，说她们的学生不排名次，市里的领导也同意了。但她转念一想，学生成绩上不去，来学校白吃白喝三年，又有什么意义？

没过多久，当时学校的17位教师走了9个。

张桂梅没有办法，到教育局找杨文华。杨文华安慰她说，如果实在干不下去了，就把学生并到华坪一中。事实上，早在华坪女高创办以前，他就曾建议在华坪一中办一个“桂梅班”，但张桂梅没同意。

她不愿意放弃，相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总会改变这种现状。别人早上六点起床，她们五点多起床；别人晚上十点睡觉，她们有学生十二点还在走廊看书。高中三年，她们每个暑寒假都补课，最多放半个月的假。农村的孩子不怕吃苦，肯下功夫，慢慢的，学生成绩出现好转。

延续到现在，华坪女高的学生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洗漱，一直要到晚上12点20，她们才熄灯睡觉。

7月13日中午，张桂梅拿着小喇叭，端坐在食堂的凳子上，手机里放起了红色歌曲。很快，一群女学生冲了进来，她们“噼里啪啦”吃完饭，又跑回了教室。几百个学生在10分钟内像一阵风，来了又走。

婉拒捐款

学生的成绩没有起色，教师张红琼也曾动摇过。有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门口，她把头贴在墙上往里面一看：张桂梅正在吃药，桌上摆满了药瓶子。吃完药，她又往身上、脖子上贴药膏。看到这一幕，张红琼很受触动，决定安心留下来教书。

黄付燕是2008届学生，她记得，张桂梅身体不好，经常跑医院，但每天都回学校，用小喇叭叫她们起床、吃饭、睡觉。那时候的学生，敏感、内向，害怕跟人交流，但她们懂得感恩，想上大学，不怕吃苦。

2011年夏天，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这个成绩超出了预期。

周云丽姐妹，一个考上了云南师范大学，一个考入德宏师范学院。那年夏天，得知女儿们都考上大学后，辛苦了半辈子的父亲终于眉头舒展开了，高高兴兴地背着鸡、鸭，蔬菜去感谢张桂梅。

2015年秋天，黄付燕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进了杭州一家公司。第一个月，她领到了3500块钱工资。她很高兴，回家给父母买了些衣服，又捐了1500块钱给华坪女高。

黄付燕记得，张桂梅很高兴地接受了捐款，还给她开了一张收据。那张收据她一直保留着。

第二年，黄付燕带着男友回母校，准备了2000块钱捐给女高。张桂梅得知她在上海没有正式工作，婉拒了她的捐款。2018年，黄付燕第三次回华坪女高，她那时没有上班，带着丈夫，手里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孩，准备了3000块钱捐给女高。张桂梅老师再一次拒绝了她的捐款。

黄付燕很难受，觉得愧对学校和张老师，走出校门后，她哭了。

之后，张桂梅拒绝毕业生回校看她，甚至经常谎称自己不在学校。她不希望学生背负回报学校的压力，“她们从大山走出来不容易”。

2019年5月，黄付燕考上了贵州的特岗教师，成为了一名小学数学老师。

黄付燕说，不像其他学校的学生，所有东西都是父母给的。“我们华坪女高的学生，吃穿住学都是社会上捐赠的，更多是政府捐赠的。”

十万里家访路

周云丽曾差点被张桂梅打。

一个周末，她跟同学相约一起外出，张桂梅不让她出去。那时候，张桂梅刚去了她家走访，见到了她残疾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张桂梅觉得，学生应该抓紧时间学习，不该随便跟着去玩。

周云丽坚持要出去，张桂梅气坏了，拿起老人机砸过去，没有砸中。她又想要摔凳子，被两名班主任拉住了。张桂梅记得，周云翠当时也跑了进来，一副要保护妹妹的架势。

张桂梅觉得，家访能了解一个孩子，激发她们的学习动力。12年来，她去过每一个学生家里，走了十几万公里的崎岖小路。看着她们的家庭情况，张桂梅经常恨铁不成钢，骂她们，甚至用书本摔她们。

一开始，姑娘们很害怕，觉得她凶，后来也知道是为了她们好，慢慢心存感激。

王秀丽曾多次陪同张桂梅去家访。一开始，她不理解，觉得开一次家长会就可以了，为啥一定要跑老远去家访。她去了后才发现，很多家长不会讲普通话，山路崎岖，交通不便。

有一次，他们去一傈僳族学生家家访。山路不好走，王秀丽一路走一路抱怨，张桂梅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们到学生家时，天都快要黑了。张桂梅坐在屋子里，跟父母聊了一会儿，很快又往回走。走了一段路，王秀丽发现她的外套不见了。她问“张老师，你衣服哪儿去了？”张桂梅淡淡地说，“给孩子妈妈了。”

张桂梅说，第一届学生家长看到老师去家访，都感激流涕。但也有几个例外。有一次，一个学生读着读着，突然回老家不来了。张桂梅跑去学生家一看，弟弟在那里做作业，姐姐在那里干农活。妈妈不停地说，女儿不该去上学，应该去外面打工。

张桂梅问：“都不收学费了，为什么不让她上学？”妈妈说：“考上大学也供不起，不如现在就出去打工。”“姑娘这么小，可以去干嘛？”对方回复她说：“她可以去餐馆帮人洗碗啊。”

一些这种家庭的孩子，最终被她带回了学校，但也有个别最后辍学了。

华坪女高免学杂费、住宿费，校服费等，个别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申请生活补助。7月16日，高一的李嘉明申请生活补助，班主任将此事告诉了张桂梅。

几年前，李嘉明的父母离异，她被判给了父亲。在她的记忆中，父亲常年酗酒，少有清醒的时候。初二的一个夜晚，父亲喝醉了，骂她是害人精，害得他家破人亡，还半夜把她赶出了家门。

此后，李嘉明便很少回家。母亲帮她在镇上租了一间屋子，每个月给她生活费，偶尔也去学校、出租屋看她。但时间一久，继父又对此有意见。

张桂梅知道后很生气，但更多的是无奈。她决定去李嘉明父亲家里看看。他们家在荣将镇宏地村，离县城约30公里，开车一个多小时。山脚下的一间土木屋，门没有锁，屋子里空空荡荡，人也联系不上，张桂梅白跑了一趟。

回到学校，张桂梅让李嘉明把租的房子退了，放假就住到“儿童之家”，生活费由华坪女高出。

忙着忙着就老了

华坪女高位于县城东侧的狮子山脚下，这里曾是华坪民中的厕所，每到盛夏，金黄色的芒果挂满枝头。2015年，它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占地76亩，有校舍6栋，累计投资9千多万元。

张桂梅节省到吝啬的地步，为学校师生以及教育系统的人所周知。她常年穿着破旧的衣服，十几年吃素，甚至生病了也不愿意去医院。但她把自己多年的奖金，社会对她个人的捐赠等100多万元，全部投入了华坪女高。

据华坪县宣传部给的资料显示：华坪女高为贫困学生减免住宿费、学杂费等，累计1335.06万元。

这些钱，全部是学校募捐而来，有各级政府给的办公经费，企事业单位给的捐赠，还有个人给的捐款。即便如此，华坪女高的支出依旧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张桂梅担心这种模式难以为继。

华坪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胥国华此前曾负责华坪女高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说，华坪女高最初按18个教学班，900人的办学规模设计。后来因为学校的资金有限，每年只招收100到160人，最多的时候，学校一共五六百学生。

因为免学杂费和高升学率，自第一届学生高中毕业后，报名华坪女高的学生越来越多。张桂梅说，她招女学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看是不是农村户口，一个是看她的中考成绩。

自今年媒体报道后，张桂梅成了网红，华坪女高也跟着上了热搜。这段时间，学校办公室主任张晓峰每天接到几百个电话，有想来华坪女高读书的，想免费为张桂梅看病的，想捐赠给华坪女高的。张桂梅很高兴，同时她又很担心今年报名人数猛增，但学校招录人数有限。

她有时也不去想这些，觉得到时总有办法解决。一个人安静下来时，张桂梅会觉得孤独，想起黑龙江的姐姐、侄子，但他们都不能理解她，“觉得我眼里只有这些孩子”。她心情不好时甚至不知道打电话给谁，她说，忙着忙着，就把自己给忙老了。

这两年，张桂梅身体越来越差，疾病缠身——高血压、支气管炎、骨瘤……体重从一百三十多斤掉到了九十多斤，她甚至站不起来，干瘪的四肢在衣服里面晃。

“儿童之家”福利院的张惠华记得，2018年初，张桂梅病危。他匆匆跑进医院，看到张桂梅吸着氧，眼睛闭着，处于半昏迷状态。张惠华吓坏了，大叫“妈妈，妈妈……”张桂梅醒过来，一脸疲倦，但她说自己没事。

那一次，华坪县县长来看望她，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我情况不太好，能不能让民政部门把丧葬费提前给我，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

张惠华希望她保重身体，多休息，但张桂梅不听，只要身体稍微好一点，她一溜烟又跑去了学校。

张桂梅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能做一点是一点，能帮一个是一个”。目前，她最大的梦想是，女高有学生能考上清华北大。2020年，华坪女高有159名女孩参加高考，在张桂梅眼里，这是建校以来学生基础最好的一届。受到疫情的影响，一些学生没有手机，一些家里没有信号。令人欣慰的是，2020届华坪女高的一本上线率达44%。

张桂梅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63岁的她步履蹒跚，面如蜡色。7月13日，有人想跟她合张影，她说，“美颜一下，我有点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