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特色内涵及时代价值篇1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语重心长地提出：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要与时俱进，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进一步增强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创造性地做好各项工作；要顾全大局，加强团结，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努力形成团结一致干事业的整体合力；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深入基层，狠抓落实，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真正把精力用在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上；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反复领会。按照党中央"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把学习江泽民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弘扬红岩精神结合起来，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接过他们的旗帜，发扬光大他们的优良传统，使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一、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

红岩精神包含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执着的追求、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情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出污泥而不染的崇高的人格。简单地来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爱国、团结、奋斗、奉献。它集中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风貌。

红岩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重庆。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力促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倒退、分裂，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们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在特殊的战场上，深怀民族大义，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流血牺牲、出生入死，以实际行动捍卫业已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岩精神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优秀品格的集中反映，是在特定的斗争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精神。红岩精神曾推动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走向全国胜利，新中国建立后，仍然是鼓舞全国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

二、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

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的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理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1.红岩精神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热情，曾激励着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发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勇气，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大义凛然，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赢得中华各族人民的觉醒，这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大觉醒。

2.红岩精神所反映的团结、民主作风，既加强了我党在国统区工作人员的团结，充分调动了他们极大的工作积极性，又团结了国统区无数的爱国民主人士，使他们同情和支持我党的工作。

3.红岩精神所体现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曾经帮助南方局的工作人员，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在国统区的工作任务。

4.红岩精神所展示的奉献精神浩气长存。在红岩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一大批红岩英烈，而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民主自由，为民族的解放，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三、红岩精神的现实意义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在事关革命全局、民族大义、国家前途、人民根本利益等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民族气节、革命情操和革命原则的红岩精神，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它既可以激发人们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可以为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保驾护航，避免出现或减少发生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形象的行为乃至丧失人格、国格的现象。因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鼓舞我们前进。

1.红岩精神倡导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永远是我们民族追求的精神支柱。

精神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支撑，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是弱小的，没有精神支柱也是难以强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我们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就是通过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去鼓舞人民，激励人民，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空前丰富，但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人生、社会、价值、伦理等观念和意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人们却从内心深处感到崇高思想境界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追求物质、享乐、盲目崇拜，以及拥有豪宅、汽车、美女……并不完全是人们精神的需要，也不能完全体现人生的价值，更不能体现新世纪中国的时代风貌!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需要倡导崇高的思想境界，构筑精神支柱。为此，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就是要使人们真正树立高尚的精神和共产主义崇高的思想，达到道德境界的最高峰。

2.红岩精神体现的坚定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理想信念是一面旗帜，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它促使人们不怕千难万险，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始终不渝地追求。它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在红岩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南方局领导下的共产党人通过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促使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能舍生取义，坦荡凛然正气。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办成了许多大事，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也取得了丰硕的精神成果，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民心民气，靠的就是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

今天，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更应该继承先烈遗志，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净化心灵，防止腐化堕落，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全面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牢记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升华精神境界，进一步坚定自信心和必胜心，众志成城，奋发图强，为党为人民不怕困难、不怕艰苦、努力工作、与时俱进，进一步积聚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动力。

3.红岩精神注入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将为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孙增添无限的魅力。

红岩精神告诉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紧密相联的，是我们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强国富民的一大法宝。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工作人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艰苦创业、自力更生，以巨大的人格力量影响了国统区的各界人士，使他们领略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毅然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充分说明，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可以救国救民。现在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仍然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既是一种作风，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忘记了艰苦奋斗，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在困难面前退缩，就不可奋力开创新局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可能丧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今天，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亟需提倡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脱离中国国情的提倡高消费的"败家子"作风决不能说是文明行为。如果我们在全社会、全民族都能树立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每个人都能保持高尚的人格，无疑会有助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将为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增添无限的人格魅力。

4.红岩精神的浩然革命正气是当前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

红岩精神告诉我们，浩然革命正气是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法宝。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就是通过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新起点找差距，着眼形势求发展，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倡导敢为人先、敢冒风险、不怕失败、锲而不舍的精神，努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才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站稳了脚跟，取得对敌斗争的辉煌胜利。今天，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应该养成这种浩然革命正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在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精神空虚、寻找刺激等不健康的东西，也乘虚而入，"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吸毒、赌博等丑恶现象曾在中国绝迹又沉渣泛起，并呈蔓延之态。一些人的道德观念发生偏差，只会索取，不讲奉献，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现象也屡屡发生。反科学的歪理邪说占有一定的市场，党内的不正之风也在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化，严重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蔓延的行业不正之风，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严重地干扰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需要正气鼓舞，人民需要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用红岩精神的浩然革命正气，去纯正社会风气，在全社会树立正气。提倡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光荣；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可耻；提倡讲奉献、讲贡献，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克服"权钱交易"、"唯利是图"的错误观念，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浩然革命正气，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得以根本好转。

5.红岩精神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民族的精神、时代的精神，亟需在全社会推崇，进一步发扬光大。

红岩精神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在全社会起作用，影响教育了我国好几代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更需要全社会推崇，发扬光大。

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特色内涵及时代价值篇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庆这座英雄之城孕育的红岩精神，为今天的共产党人坚守政治品德提供了成功典范。”“要运用好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不懈奋斗，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1985年，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红岩精神由此冠名并传扬开去。这标志着“红岩精神”作为理论概念正式提出。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南方局所进行的斗争密切相连。

（一）红岩精神的形成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央南方局所进行的特殊斗争紧密相连

红岩精神产生于1939年至194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加紧在军事、政治、思想战线上联合反共的复杂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

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武汉沦陷后，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以后，就担负起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在极其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南方局团结了一批爱国人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红岩精神的形成与久经革命考验的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及其领导下的优秀党员群体紧密相连

红岩精神的孕育者是既有党中央重要领导又有中央南方局领导集体，以及在其领导下的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优秀党员群体。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主要领导集体，他们的理想信念无比坚定，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他们艰苦朴素、大公无私;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顾全大局、善于团结。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国统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吸引在党的周围。比如，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红色资本家”卢旭章、肖林、鲁自诚等，以及情报人员沈安娜夫妇、张露萍等优秀共产党员都是红岩精神的传播者、践行者。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许晓轩、江竹筠、王朴、陈然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积极进行狱中斗争，坚贞不屈、临危不惧，用热血和生命践行、光大了红岩精神。

　　二、红岩精神的特色内涵

正是由于红岩精神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这就决定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有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独具魅力的特点。概括地说，红岩精神的内涵和特点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中外震惊的皖南事变，将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引向破裂的边缘。在凶险的形势下，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镇定冷静、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力量，发动政治进攻，最终赢得时局好转。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轉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1]

（二）“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

这种品格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中，“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在联系群众，融入社会时，时刻坚守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不被浊流所淹没，不惧“染缸”的侵蚀，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比如，为党筹集经费的地下经济工作者，“红色资本家”、广大华行负责人卢绪章。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初交给党组织的现钞100万美元，最后与华润公司合并时上交资金达200万美元。还有华益公司的创办人、共产党员肖林也是如此。肖林夫妇经营的华益公司完成使命宣告结束时，一次性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就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达1000多万美元。卢绪章、肖林他们长期“混迹”于国统区的“大污池”中，不为任何诱惑所动，理想信念坚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给了党组织，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对党无比忠诚。

（三）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南方局领导和培育下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在南方局影响下的革命志士，特别是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如，江竹筠、陈然、王朴、刘国志、许晓轩、黄显声等共产党人临难不苟，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实践和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负责人陈然被捕后，特务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要他交出《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交代上级组织。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外，其他的一概不说。面对敌人酷刑，陈然威武不屈，以顽强的意志写下《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面对死亡毫不畏惧，至死都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仰。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由于叛徒的出卖在重庆荣昌县被捕。家人两次拿重金赎他出去，敌人只要他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可以释放回家，不用登报公布。但刘国志说，要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他的哥哥跪在地上求他，他仍然坚定地摇头不让步。上刑场前，他慷慨激昂地说，“与其跪着求生，宁愿站着倒在黎明前的枪口下”“只要党还在，我就等于没有死”。红岩烈士不惧牺牲、慷慨就义，以热血诠释了信念的分量。

（四）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为了做好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将国统区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抗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交往是红岩“和衷共济”精神的另类典范。张冲曾经是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1932年张冲炮制的一起“伍豪启事”，污蔑周恩来等人脱离共产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声誉更是严重的伤害。但周恩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以其人格魅力化敌为友，与张冲合作团结抗日。国民党当权派中蒋介石的嫡系势力，如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陈诚等，他们虽不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但主张联共抗日，对中共比较友好。周恩来同他们都有密切交往，并尽力争取，对他们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感召下，农场经营主饶国模贡献出了“大有农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结庐红岩”;金永华贡献了全部田产以资助革命。

三、弘扬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

（一）红岩精神为扩大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历史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建立坚强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完成好中共中央赋予的历史任务，在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方针的过程中，创造性的制定出“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要求，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很好地隐蔽在群众中，使得国民党特务“找不到捕捉的目标”，达到了保存党的力量的目的。而且广大共产党员在依托职业，深人社会的同时，使自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建立起血肉相依的紧密联系。与之同时，通过党员长期隐蔽于社会中，深人于群众中，而潜移默化地把许多国民党统治区青年争取过来，逐步积蓄和壮大了革命力量，极大地扩大了党组织在国统区的群众基础。当年南方局所创造的这种群众工作的方式，那些蕴含于红岩精神之中的深厚的“群众观念”与“人民意识”，对于新时代的执政党，在做群众工作时，如何更好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化有形于无形”，真正将“群众观念”变为执政中的自觉，无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红岩精神为新时代不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有益路径

当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神圣使命，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较量中，以斗争求团结，以团结促抗战，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相忍为国的坚韧毅力坚持重庆阵地。正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始终以“民族大义”来判断政治形势，调整斗争策略，才可能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大局直至抗战胜利。与此同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还善于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即政治阵线）“画最大的圈子”，把团结争取一切爱国中间力量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并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坦荡人格，去与他们交朋友，尊重爱护、关心支持他们的利益和诉求，逐步与他们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成为党政治路线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最终与党一道共同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境界，为新中国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冶协商制度莫定了基础。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利益诉求之复杂前所未有，就更需要弘扬“海纳百川”的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发展壮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努力画出新时代最大最美同心圆。

（三）红岩精神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历史镜鉴

抗战时期，南方局始终把强化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和个人政治修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周恩来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和制定的《我的修养要则》所展示的人格力量;董必武为六角钱向中央作检讨所体现的崇高的自律精神，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下，广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普通党员都能自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增强自身的理想信念，加强个人的政治理论修养，从而才能在国统区这一特殊环境中，经受住金钱美色的诱惑，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历史证明，正是有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言传身教和榜样力量，使当年在红岩受其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都能经受住各种诱惑与考验，永葆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同样，那些被囚禁在歌乐山集中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以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用献血与生命总结出“狱中意见”，对党组织慎重提出“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2]等八条真知灼见。“狱中八条”对今天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仍然具有很深刻的警示意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行从严治党，党的建设一步步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红岩烈士们的谆谆嘱托转化为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增强，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特色内涵及时代价值篇3

【“红船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谱系】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以“红船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马克思主义光辉、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的伟大革命精神，红岩精神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红岩精神与“红船精神”薪火相传、一脉相承

红岩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成果。红岩是地域范畴和实践范畴的集合。作为地域的红岩，是重庆红岩嘴13号（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红色三岩”的总称。其代表性所在是重庆红岩村，它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作为实践范畴的红岩，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时代和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紧密相连，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领导国统区、港澳与海外党的组织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大本营。

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1939年初，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加强国统区工作，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始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长达八年的斗争历程。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带领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民族气节的融合，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种代表成熟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的精神品质——红岩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成果。红岩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岩精神是“红船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与“红船精神”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它们是在同一历史使命、不同时空背景下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集中展现。

红岩精神具有特定历史条件下革命精神的独特魅力。一是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南方局坚持原则与国民党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体现了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二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南方局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大染缸”里，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本色，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三是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南方局领导和培育下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在南方局影响下的革命志士，特别是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临难不苟，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实践和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四是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南方局以诚信、宽广的胸怀，既在当时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和国际友人中产生着积极影响，也感染和激励着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

弘扬红岩精神，在“四个伟大”中彰显时代价值

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是新时代赋予共产党人崇高的使命。红岩精神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作为红岩精神的传播者，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在弘扬红岩精神、服务“四个伟大”中不断开拓创新。组建“红岩故事宣讲团”，以讲述故事、知识问答等方式，让红岩精神走进社区、军营、学校、乡村，有效增强了红岩精神的传播深度。通过建设27个红岩文化室，将红色文化有效传播到偏远地区、边远山区，有效覆盖了红岩精神的传播广度，探索出了小规模、广覆盖、深传播的传播模式。依据党员教育规律打造的红岩干部党性教育基地，提出了“立足重庆、面向全国、服务全党”的建设总目标，实现了与全国其他党性教育基地的错位发展，发挥了红岩精神在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政德培育中的重要作用。

重庆市还将红岩精神传播与文学艺术相结合，打造了一系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以红岩人物原型改编的话剧《幸存者》入选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获得2014年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京剧《张露萍》主演荣获2013年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红岩题材长篇小说《最后的58天》，获得热烈的社会反响。

弘扬红岩精神，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重庆拥有悠久的历史，巴渝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交相辉映，孕育了特色鲜明的重庆人文精神，成为推动重庆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我们应加强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中汲取养分，加强对红岩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鼓舞人，以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300多位革命英烈的浩然正气感召人，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弘扬红岩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使命”。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红岩精神的传承，把时代精神、时代需求融入红岩精神的基因和根脉中，把弘扬红岩精神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结合，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品质提升工程”列为弘扬红岩精神的一号工程、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典范工程和献给建党100周年的精品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对于中国革命历史，他强调：“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当前，重庆正用红岩精神培育理想信念、涵养务实作风、滋养奉献意识、蕴蓄创新精神，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努力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特色内涵及时代价值篇4

红岩精神，是在近代中国面临重大历史转折的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暨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辖地区，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锤炼和凝结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其形成并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具体实践，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深刻阐述红岩精神，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这为我们深化对红岩精神的认识，弘扬伟大红岩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准确把握红岩精神的培育与形成过程

任何一种伟大精神的产生，总有其特定的历史底色和发展脉络。红岩精神鲜明地体现了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使命，其培育和形成过程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阶段。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培育和形成了红岩精神。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引下，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国统区复杂恶劣的环境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广泛团结抗日民主力量，推动民主运动发展，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和世界的影响；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始终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有效地增强了南方局的战斗力、凝聚力，开创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在此过程中培育和形成了红岩精神。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斗争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在抗战胜利后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为了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志镇定自若，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同时，同社会各界朋友坦诚相见，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维护重庆谈判成果和政协决议，南方局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

以江竹筠、陈然、王朴等为代表的歌乐山英烈群体在狱中斗争中进一步锻造凝结红岩精神。解放战争时期，位于歌乐山的渣滓洞、白公馆是关押和杀害革命志士的人间地狱。“皖南事变”后，曾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曾被囚禁于此，优秀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等均在这里惨遭杀害。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关押在这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狱中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用鲜血和生命凝练出八条“狱中意见”，给党组织留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血泪嘱托”。歌乐山英烈们的壮举，进一步锻造和凝结成了红岩精神。

深刻理解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

红岩精神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优秀品格的集中反映，其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和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政治灵魂。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红岩先辈们从抵御外敌到民族解放，所肩负的使命重担，无一不是荆棘载途，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战胜前进征途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应对一个个难以想象的风险考验，就在于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在这一理想信念的感召和影响下，南方局把马克思主义同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无论是“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的张文彬；与“魔鬼”打交道的红色资本家卢绪章；还是在牺牲前慷慨表示“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的何功伟；还有在失去丈夫、离开幼子的巨大悲恸中继续革命，被捕后经历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的江竹筠。他们都以平凡之躯铸造了共产党人铮铮铁骨的永恒灯塔和不朽丰碑。

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是红岩精神的实践遵循。坚持团结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全面抗战时期，面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制造摩擦分裂，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以及抗战胜利后玩弄“假和平真内战”阴谋等，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以其恢宏的气度和海纳百川、和衷共济的胸怀，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努力维护国共合作，积极团结和争取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大道同行肝胆相照，放眼世界广交朋友，从而有力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对比，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抗战胜利后，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谈判。这再一次印证了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

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是红岩精神的内在风骨。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在国民党统治区，红岩革命先辈们在逆境险境中挺立，在危局困局中开拓，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敌人针锋相对敢于斗争，为民族利益有理有利有节善于斗争，为信仰信念坚持斗争到底的凛然斗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蒋介石妄图吞并共产党的阴谋，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以“不可能”三个字，断然回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面对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南方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充分运用刚柔相济的斗争艺术，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力，有力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党各派各界民众一致抗战的局面。在重庆谈判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惊人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斗争策略，把斗争的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牢牢把握斗争的主动权，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民主建国方针，签订了《双十协定》。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宁愿把牢底坐穿，坚持与敌人斗争到底的风骨和斗志感天动地。

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是红岩精神的人格写照。讲正气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险恶艰苦的生存环境中，红岩革命先辈们为了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革命情怀、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国民党统治区腐败堕落的环境犹如泥沼一般，战斗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的南方局共产党人，无论是公开斗争，还是地下工作，无论是政坛搏击，还是商海沉浮，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职业操守，“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甘于寂寞而不求闻达，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周恩来曾经多次告诫南方局工作人员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等为了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表示“要坚持到最后”“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歌乐山下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许晓轩、王朴、陈然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面对危险毫无惧色，面对死亡坚贞不屈、临难不苟，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不折不挠的浩然正气。

大力弘扬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

一种精神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源于它能指导实践、引领发展。进入新时代，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跨越时空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弘扬红岩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大力弘扬红岩精神，要求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和条件下，都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安身立命的主心骨、修身立业的压舱石。要立足新时代党的目标任务和自身工作岗位职责，把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对奋斗目标的不懈追求、对本职工作的不断超越，攻坚克难，甘于奉献，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驻心田、照亮奋斗前行路。

在弘扬红岩精神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汇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爱国，是人世间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大力弘扬红岩精神，要求不断厚植爱国主义情感，牢固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要深刻认识爱国同爱党、爱社会主义是内在一致和高度统一的，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要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全国各族人民，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在实现民族复兴征程上创造出更大、更辉煌的人间奇迹。

在弘扬红岩精神中增强斗争本领，确保应对风险考验、赢得主动。“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大力弘扬红岩精神，要求在应对重大风险考验中不断砥砺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局面。要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注重斗争的策略方式，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通过斗争达到争取合作、实现共赢的局面。

在弘扬红岩精神中涵养浩然正气，彰显共产党人独特精神气质。“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大力弘扬红岩精神，要求坚守正道、弘扬正气，永葆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本色和风骨。要做到、牢记使命，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要养浩然之气，树清正之风，铸人格之力，自觉做知德明德、尚德守德的践行者。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抵制党内各种歪风邪气，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红岩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特色内涵及时代价值篇5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具有深厚的红色基因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孕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任何精神形态的出现，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红岩精神的生成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伟大革命实践。对红岩精神的形成源流加以分析梳理，是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的重要前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重庆优良革命传统是红岩精神生成的文化土壤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结晶和精神风貌的生动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红岩精神就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关头孕育而生的民族精神之花。

以重庆为中心形成的红岩精神，更是受巴渝优秀传统文化浸润而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忠贞不渝、爱国奉献的情怀，跋山涉水、坚韧顽强的意志，豪爽耿直、诚实守信的品德，开放包容、勇于的气度。这些根植于重庆大地的人文精神，滋养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此外，红岩精神也是对近代重庆革命传统的传承。如“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杨闇公，“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的傅烈等等。

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重庆优良革命传统的影响感召下，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红岩革命先辈，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把天下兴亡放在肩上”，凝聚人心，共赴国难，在极端艰苦和险恶的环境中为谋求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所展现出来的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等精神内涵，不仅是红岩精神最鲜活生动的展现，更成为一种代表共产党人独特人格魅力的文化象征符号。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红岩精神生成的理论渊源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重庆优良革命传统给予了“红岩精神”萌发的土壤和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赋予了“红岩精神”科学性和永久的生命力量。

红岩精神是红岩革命先辈在弘扬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推动了马列主义在重庆传播，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站在时代潮头，以重庆为舞台，探索济世救国的新道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社会思潮，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组织，由此掀开了重庆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中共党员到重庆开展革命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大地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以杨闇公、冉钧、童庸生、周贡植为代表的一批共产主义者，在接受新思想和不断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推动了重庆党组织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广泛开展。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大后方的发展。

任何伟大实践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感召和指导下，无数红岩先烈，为追求真理，前赴后继、舍生取义，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接受到选择再到形成信仰的全过程，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红岩先辈的革命活动是红岩精神生成的实践基础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推动革命实践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革命活动，是红岩精神生成的实践基础。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强领导下，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在条件极其恶劣、斗争复杂尖锐、党性考验严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极易受腐蚀的情况下，开创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培育和初步形成了红岩精神。

在抗战胜利后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以弥天大勇飞赴重庆，入驻红岩，肩负着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时代使命，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同时，同社会各界人士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维护谈判成果和政协协议，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

解放战争后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进一步锻造和凝结成“红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