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国十年后的发展篇一

中国十年后的发展篇二

(一)服务业发展：增长迅猛，但滞后格局未变

1.服务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偏低。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物质生产部门优先发展战略、服务部门为非生产性寄生部门的指导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重视服务业的发展。这期间，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可见一斑。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启开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门。在1978-2007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以上。与此同时，作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业(在统计局的资料中被称之为第三产业)，也获得了高速的增长。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860.5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963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5％，高于同期gdp的增长率近两个多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4％增加到了2007年的39.2％。每年增加将近0.6个百分点，但近5年来其比重不断下降趋势。

2.服务业正逐步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军，但其潜力仍没有发挥出来。

1978年以来，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就业先是上升再基本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相对较快。200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24945万人，而1978年其就业人数只有4890万人，2007年度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1978年的5.1倍，第三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参见表2)。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都远多于第二产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3倍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如保加利亚、巴西)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二产业的2倍左右(参见表3)。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被认为是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但中国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所吸纳的全部就业人口还不到三分之一，远低于国际水平。这固然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制造业较发达且市场化程度较高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

3.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逐年提高，但服务业各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显著。

4.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传统服务业较发达，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明显落后。

根据国际通用的服务业分类标准，一般地认为，传统服务业是指运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营，并且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的服务业。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业、餐饮住宿业、修理业、商业等。现代服务业是指其需求主要受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入影响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和运用现代科技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既包括新兴服务业，也包括对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其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服务业结构转换与升级正在加快。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开始显现，旅游、文化、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会展、中介服务、动漫、创意等需求潜力大的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现代技术型、知识型服务业迅速发展，各种新型业态层出不穷，提升了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制造业的支撑能力。但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等传统产业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现代物流、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最高，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高达40％，而金融与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的比重还比较低，约为20％。

(二)服务业改革：体制束缚坚冰已打破，但还任重而道远

1.服务业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体落后于农业和工业领域的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代，服务业发展长期得不到重视。在当时的体制背景下，我们几乎把现代化的目标单纯地理解为工业化，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是当时最重要目标和最迫切的任务。1978年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序幕，但这种改革也是从农业(1978年农村实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和工业(1984年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最后才触及服务业。服务业改革中全面展开则要追溯到199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之后。中国改革30年最大特点也是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渐进式”制度变迁。服务业制度变革也是如此。从服务业改革的先后次序来看，是按照逐渐放开服务改革、完善服务市场结构和体系以及服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序，遵循了先易后难渐进推进的基本原则进行的。比如，首先是在舆论导向上、统计指标体系的设计上为服务业发展创造基础性条件；其次是逐步放宽相关服务行业价格的管制，在一些领域(主要是居民服务领域)较大程度地放松了进入规制，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市场竞争，较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决定服务品的价格；进而再实施市场结构改革政策，允许其他国有企业或者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定行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有经济独家垄断经营的格局；最后实施产权改革，通过股份制、民营化或者与外资合资、合作方式，对某些行业的国有服务企业(如银行、证券、保险、商业零售领域)进行产权结构调整，引入了不同所有制的竞争主体。这些改革举措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世界服务业方式变革的总趋势也基本吻合，但从30年来的服务业发展实践来看，其实施力度和改革的成效还非常有限，或者说制度变革的能量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

2.体制束缚是制约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段的属性，科教卫体等领域作为公益性、福利性事业的属性，文化、传媒等作为意识形态的属性等，导致了银行、证券、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至今仍保留着于分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府或国有经济垄断经营严重。比如，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投资仍占50％以上，大大高于工业的同一比重，而且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还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其结果，服务业的发展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提供效率低下，降低了净社会福利，也影响服务企业的经营和机制创新，不利于服务业的成长。

一、收费过多。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政策司等2005年对服务业前置审批项目的不完全统计，除涉及国家法律17部、国务院行政法规33部、国务院政策文件20件外，涉及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门规章、文件106件。各地方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制定的地方性规定就可以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合。由于修订机制不够有效，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存在着修改不及时、废止退出滞后的问题，成为体制创新的障碍。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存在许多不衔接和不配套之处，为企业带来很多困扰。行政执法中广泛存在的重复检查、重复收费、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也妨碍了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3)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产业化、社会化、专业化是服务业发展的方向，但中国长期以来把不少服务业当作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内部的事情，没有把它剥离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率。

中国的事业单位承担了较多的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职能，但也有一些本可以产业化或市场化的服务业也存于其中。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各种应用开发性科研机构、职业培训机构、社会中介机构、一般性艺术表演团体、新闻出版机构乃至部分宾馆、招待所等，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公共支出越位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分散了财力，使得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无力供给。各类事业费供给范围庞杂及财政供养人员负担过重，造成一方面存在不合理的越位供给或过度供给的状况，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应当由公共部门保障的事业，资金供给短缺、保障乏力的问题。国有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理应全力以赴地参与市场竞争。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很不彻底，不少大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和安置富余人员等方面的考虑，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非核心业务，如车队、法律事务、后勤、学校、医院等，企业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业在企业内部消化，制约了物流、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政府机关及学校、医院等部分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程度不高，大量服务需求内置，如各政府机关为提供电子政府服务，纷纷设立了专门的信息中心，而其专业化水平和运作效率远低于专业化的信息服务公司。

(4)垄断与管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中国在很多服务业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在中国，很多服务业是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服务产业，如金融保险、电信、邮政、城市供电、铁路、民航、港口等领域。由于这些部门垄断难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够有效，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还比较低下。中国服务业在入世前对外资有着严格的限制，入世承诺中才逐渐放宽原有的限制，但是国内服务企业与国外服务企业大规模的竞争还没有到来。

(三)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质量有待提高

30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尽管还有较大逆差，但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服务业利用外资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重在不断攀升。

1.中国服务贸易正在蓬勃发展，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服务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2006)把这种挑战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出口规模较小，贸易逆差较大，与货物贸易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其次，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等传统部门，高附加值或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贸易发展落后；第三，服务贸易统计体系还不完善，导致政府制定政策、对外谈判缺乏依据，企业开拓市场、应对风险缺少信息，影响了中国服务贸易领域政府活动和企业业务的开展。

2.中国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大幅增长，现代服务业正成中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投放在制造业，服务业几乎是空白。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开始逐年增多，在中国吸引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开始提高，但总体来讲，服务业吸引外资水平仍然较低。不过，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中国利用外资结构和质量呈现出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外商投资迅猛增长等一些新特征。2006年，工业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近6年来首次下降，而服务业外商投资迅猛增长。全年工业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6％；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63.6％，比上年降低了6.8百分点。2006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99.2亿美元，比上年大幅增长了33.5％，增幅比上年提高27.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批发和零售业、教育、房地产业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都超过50％，分别为93.9％、91.1％、72.3％、65.6％、51.9％。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32.3％，比上年提高7.6个百分点。而且，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的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前几年主要是房地产业，但近年来，则表现出对电信、银行、证券、保险、分销等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偏好，现代服务业正成中国吸引外资的新热点。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有利于改善和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减弱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3.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力度和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个小类中的100个。目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全部向外资开放，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但总的来讲，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整体上晚于制造业，开放程度也远低于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对外直接投资约70％流向服务业，但中国2006年服务业吸引的外资额即便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也只有吸引全部外资额的32.3％。目前，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还要面对外资准入资格、进入形式、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等较多的限制，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中国十年后的发展篇三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9.8%，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从交通运输看，建国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7.4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2.4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1.1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5.0倍，年均增长2.6%；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0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148.6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航空方面，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412.1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1.1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据央行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293.5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68.24万亿元，同比增长6.3%；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6.95万亿元，同比增长1.7%；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18.33万亿元，同比增长9.4%。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历经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七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228元，是1978年的211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6亿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在我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化程度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涉及到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分配问题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不断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将更为波澜壮阔，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经济建设是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经受挫折和曲折深刻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得出来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对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改革开放是动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成为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贯穿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四）社会稳定是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动乱、民心不稳的环境中谈搞经济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将是徒劳的。建国以来，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时代形势缓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契机，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以经济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千方百计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大势，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人民群众是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加广泛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

中国十年后的发展篇四

关于十年后的中国环境作文大家了解过多少呢？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下面就是小编分享的十年后的中国环境作文范文，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家乡变了，环境变得十分好，街道一尘不染，也引进了高科技。每天都有机器人分解垃圾、净化水资源。街道旁边种满了绿树，大地绿树成荫，像个绿色的无污染的清新世界。人类驯服了青蛙，它让害虫无处可逃；家乡四周的绿树，它让空气更加清新。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十年前可不是这样的。道路上的地面十分泥泞，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比冰面还滑。那时人们贪图方便，把垃圾随手丢进小溪、路边，长年累月小溪被污染，臭气熏天，人们都绕道而行。山上也光秃秃的，因为人们大量砍伐树木，有的树木随着柴烟中消失了，有的被用来盖房子，有的被用来取火，间接污染了空气。很多人也因此得了疾病，那时的家乡，是那么的糟糕啊！

现在好了，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现在的'环境。

时间在飞逝，一眨眼就到了2022年。我听说我的家乡变得比以前美丽多了。于是就从遥远的美国乘坐太阳能飞机飞回家乡了。

再想想十年之前的家乡。虽然马路十分宽阔，但是环境十分不好。一阵微风吹过，就尘土发扬，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在空中飞舞。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去登山。走着走着，我看见前面有一块花花绿绿的大石头，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堆五颜六色的垃圾塑料袋堆放在一起。

我们不要再让地球妈妈哭泣了，让我们大家一起把地球妈妈打扮得更加美丽吧！

唉，现在的人真不讲卫生！把没喝完的饮料、啤酒狠狠地砸向小溪、小河……我和爸爸妈妈一直在默默地忍受。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美妙的梦：十年后，我回到了原来的家乡我揉了揉眼睛，天哪！这难道是马夹河吗？只见河水清澈见底，河中的小鱼欢蹦乱跳，河的两旁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而以前的马夹河又脏又臭，路过的人们都一边捂着鼻子，一边嘟囔着：“哎呀！这条河真臭呀！”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真想继续做下去呀！可这只是一个梦，早晚会醒。

我要告诉大家：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中国十年后的发展篇五

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智库的一部发展史，智库建设与中国改革进程相契合，回应“时代之问”，履行“智库之责”，反映着思想变革与创新的力量。智库为改革而生，同时改革也为智库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回首40年，智库与改革同频共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创建深圳特区到加入世贸组织，从上海浦東开发开放到建设自由贸易区，从举办奥运会到世博会、进博会，从放权让利改革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从沿海沿边开放到“一带一路”建设，每一项重大改革思路、方案、政策、举措的背后，都闪烁着智库的身影，律动着智库的智慧。因此，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智库的发展史，智库建设与中国改革进程相契合，回应“时代之问”，履行“智库之责”，反映着思想变革与创新的力量。智库为改革而生，同时改革也为智库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农村发展问题成为撬动改革和智库同步发展的逻辑起点。1980年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是中国智库的早期版本之一，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指导下，他们又连续五年（1982-1986年）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一号文件”的制定，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形成了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其中包括王岐山、林毅夫、陈锡文、周其仁、杜鹰、朱厚泽、翁永曦、黄江南等，他们都曾与杜润生一起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并肩工作。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举办了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这不是一个自上而下官方发起的活动，而是自下而上“民间发起”、得到体制内机构和一些开明人士支持的会议。莫干山会议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股份制、金融市场、中心城市多功能、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城市改革关键问题，彰显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界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莫干山会议为“思想碰撞”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场景，也为后来的智库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的《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软科学研究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次讲话首次提出要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标志着中国知识界与政策咨询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引领下，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领域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央制定的各项改革方案、大量的政策分析，都由研究人员承担“智囊”“顾问”的角色，为体制改革献计献策，政策研究方法与思路也逐步开始有针对性地从国外引入，专家群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立阶段。随着不断扩大开放，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愈发密切。这一阶段的政策咨询需求主要是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如何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以及加入wto、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纷纷从国家机关和政策研究部门“走出来”，“下海”组建第一批社会智库，这些社会智库是政府与社会团体、基金会、企业加强联系的产物。到90年代中后期，高校智库也开始走向建制化，此前高校学者多以个体形式谋求对中国政策过程的影响，这一阶段政府为了获得高校的智力支持，依托高校力量建立了许多研究所或研究中心。高校智库在建设中秉承“与中国发展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共存”的发展理念，践行“维护国家最高利益，认清国家长期发展目标，积极影响国家宏观决策”的发展宗旨，为国家决策、理论创新、教书育人和服务社会作出了贡献。高校理论工作者的加入，丰富了体制内智库研究的层次性和专业性，激发了各类观点的碰撞，也使知识分子的个体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得更为紧密。社会智库、高校智库的蓬勃兴起，彰显出中国智库体系多元化、市场化时代的到来。

20世纪90年代末，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有企业改制的双重压力下，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逐步显现出来，这一时期决策咨询研究内容逐渐发生转向，从原先的国际关系、军事外交、宏观经济等宏大主题，更多地转向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劳动权益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面对社会经济转型的复杂性与紧迫性，传统决策咨询体制下被动的、“短平快”式的，偏重于政策解释，缺乏前瞻性、可操作性的研究，似乎难以应对日益增长和日趋复杂的公共问题。现实压力和改革预期对决策咨询体制的组织化、规范化、法制化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生存与发展，一些体制内的研究机构率先思考机构转型问题，率先实现智库意识的觉醒，明确了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发展定位，开启了社会主义新智库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党的十六大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加重视决策咨询工作，邀请各领域的智库专家就某个专题举办集体学习，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常态化活动；智政联系频度与沟通渠道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以响应决策咨询体制的组织化、规范化、法制化诉求。在这一阶段后期，随着政策过程中决策咨询分量的加重，智库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智力引领作用也逐步显现。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发挥思想库作用”，把对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视，提高到了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的层面。

全国多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这一阶段也成为各地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的高峰期。决策咨询委员会通过发布决策咨询课题，聚拢决策咨询专家，为深入调研搭建平台，统率地方智库建设，从制度建设层面为确保智库专家介入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保障，有效弥补了决策者在能力、经验以及学识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广“谋”备“断”，起到了降低决策风险的作用。

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包括资金、产业、市场、规则的对接与融合加快，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为融合。为此许多研究世界经济问题的智库更多关注中国经济，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智库也需要了解世界经济运行的问题与规律。同时，继“9·11”事件之后，以反恐为核心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与中东问题等区域研究相关联，逐步成为对外政策研究中新的增长点，研究重心从大国的传统安全问题向发展中国家非传统安全问题转移。

2008年美国次贷市场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把世界经济拖入“低增长时期”，全球经济至今仍未能完全从金融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来，但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的智库建设带来了三大契机。一是国内决策层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判断和政策储备不足，刺激了政府对决策“外脑”重要性的認识。二是海外就业市场持续低迷，留学人员归国寻求发展，这为中国智库建设带来了大量人才资源，社会智库发展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十年”。三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引发国际秩序的深层次变化，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智库更加重视智库成果的国际传播与国际合作。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为了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多重变化，有效解决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中国智库以其汇聚不同领域专业化研究的协同创新能力，在影响决策、拓展公众思维及开阔眼界、提供多元化思想及研究成果等方面，愈发深刻地改变和影响到民众、企业、社会和国家的思想与决策。与此同时，中国智库也逐渐意识到提升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对于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科技、国防和国际关系等领域，形成了专业风格迥异以及专家介入方式多元的智库运行新模式。

形式多样的基层智库实践，为党和国家逐步廓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与价值积累了素材。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将发展思想库（智库）纳入决策咨询制度化建设的范畴。同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高质量智库在国家决策制定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智库建设的“22字”方针，即“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公开文件中首次出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表述。与此同时，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开始着手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中就包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顶层设计与发展规划。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确立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路径。2015年和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分别就国家高端智库和社会智库的发展，发布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分别对国家高端智库和社会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给予了指导和规范。至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仅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且进入了公众视线。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