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浅谈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四篇)

浅谈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篇二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未来

发布时间：2011-04-20 08:55:59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中国高等教育在量上有很大的成就，这些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本次讲座主要谈一些批评。

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主要是从上世纪90年代高教改革以后开始的，尤其是1998年扩招以后。现在的状况是，高等教育不仅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大师，更严重的是，高等教育已经开始拖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浪费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才。高等教育的成败必将影响到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中国文明的进程。

现在整个社会有一个共识，就是高教要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希望，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究竟怎样改革却没有共识。这么多年，高教改革措施不少，但却有“越改越坏”的趋势，很多人对高教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觉得“既然越改越坏，那不如不改”。

实质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不能单从高等教育本身来看。因为高等教育只是中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高教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其他制度的一个衍生。因此，如果不能从总体制度出发，就会既找不到高等教育问题的症结，更难以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对高等教育改革的评价及其改革的建议，需要区分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第一类是发展性的问题，表现为教育本身的种种不足，如师资力量不足、教育和科研经费不足等；第二类是体制性问题，表现为资源的配置、激励机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等；第三类是政策观念问题，表现为混淆高教改革和一般的社会经济改革，以经济改革的方式推进高教改革，将市场化作为高教改革的方向和手段。政策观念问题经常导致改革观念的错误导向，政策的错误导向进一步使高教改革误入歧途，改革越多，问题越重。

这三类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的表现，但是它们需要不同的诊治方法。基于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及中国社会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从长远来看，第一类问题不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类问题不具有本质性，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得以解决。相比较而言，后两类问题更加严重，是体制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增加投入可以逐步解决第一类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后两类问题，所以后两类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评价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切入点。

一、高等教育体制问题及改革方向

一般从三个方面来评价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体制、人才（产品）和知识创新。体制的治理过程、人才培养过程和知识创新过程构成了高等教育三个有机的方面。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高教和其所依赖的官僚体系之间的关系，即高校和外部的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二是高教内部的管理体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过去建立的苏联式的高等教育体系经历了很多改革，但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并没有重大的突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外部管理体制的关系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和政治的关系，一是和经济的关系。

（一）高等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1．政治化与行政化

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对高校的政治控制和管理导致了高校的行政化、高校领导的官僚化、高校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政治化。中国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首先是政治人物和官僚，而不是教育家，主要表现是高校的高级管理人员与官僚体系接轨。这就表明高校首先是个政治官僚单位，而非教育科研单位，这也决定了高校领导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履行行政职务所赋予的政治任务。

第二个负面的结果是作为行政官僚和政治人物，高校领导的任务就是“不出事情”——“维稳”。从这个角度看，高校领导的任务和其他政府官员的任务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结果就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根本不可能提上高校领导的工作议程。

第三个负面的效果是人为制造的纠纷不断。政治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教育部门要控制高校，书记、校长要控制院系，院系要控制学生。除了正式的控制机制之外，还要利用人际间的斗争，党政间纠纷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环境下，对教师和学生来说，“搞关系”要比努力做学问、用功读书更重要。

2．商业化

大学校长、书记不仅是政治人物、官僚，而且还是商人或企业家，但不是教育家。因为从财政上来说，国家的教育投入不够，虽然许多年前国家就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要达到gdp的4%”，但这一目标到现在仍没有实现。过去十多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为什么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没有相应地增加呢？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校长、书记要去搞项目，教育需要产业化、扩招，这些都是商业行为。校长、书记对大学的管理就像官员对经济和企业的管理一样，拼命追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不是履行高校应有的人才培养、传播和创造知识的功能。当行政化、政治化和企业化主导高等教育运作的时候，高校最重要的品质和功能反而就成了现行管理体制的载体。因此，高教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的政府对高校的政治控制如何影响高校的运作？高校和商业世界关系应该怎样？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思考。要改革高教体制，就必须去政治化、去行政化、去商业化。

（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1．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就是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要从政治式的控制转变成法治式的管理。要求高校完全没有政治性，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各种制度下，政治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高教和整个教育系统。

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教育系统承担着很多政治功能，中国的问题不在于高教的政治化，而在于政治控制，教育体制变成了政治控制的工具。政治控制的特点是随意性和主观性，所以高校管理完全取决于“人”。在总体政治控制的过程中，往往有一部分人政治化了，例如高校的校长。校长本来应该以自己的专业谋生，追求的是专业知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的校长和书记依靠政治谋生，普通教育工作者也依靠政治谋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的学者不是因为学术而出名，而是因为对政治的批评而出名。

关于去政治化的改革措施，中国可以从欧洲的“教教分离”(教育和教会分离)中学到一些经验教训。近代的大学最初是从教会发展过来的，高等教育机构原本是教会的一部分。欧洲的教育和教会分离过程很长、很痛苦。现在欧美大学实行的“终身制”，就是欧洲最初为了保证教授、学者不会因为宗教见解不同而被解聘的制度。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经过长期的演变才成为西方国家今天的情形。所以中国必须从政治控制转变成法治式管理，在法治之下，让政治和教育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政治和教育达到双赢。

2．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就是让高校系统从国家的官僚系统中脱离出来。由于政治对高校的控制，高校内部的管理不可避免地和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具有同质性（尽管与其他行政组织比较，高校组织结构还是比较扁平的）。实际上，在高校设置行政级别完全没有必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高校有部级、副部级的设置，行政级别不去除，就很难改革高校系统的政治化、官僚化行为。更严重的是，这种制度“有效地”淘汰了真正的领导人才和管理人才。新加坡现在一共4所大学，3所大学的校长是外国人，只要是人才，新加坡就使用。如果新加坡也强调行政级别，就完全没有

办法做到全球招募人才。

3．去商业化

高校还需要去商业化。现在校长、书记、院长甚至学生都要去拉赞助，高校变成了商场，“能否搞到钱”似乎成为很多大学衡量成败的价值标准。“钱搞得越多越有价值”，这实质上就是gdp主义在大学的延伸。如果仅仅是经费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高教系统对金钱的追求已经变成了一种商业文化。很多中国大学的基础设施连发达国家的学校都难以比拟。

中国高校教育内部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国外教育机构之间和机构内部拥有资源数之间也有差异，但是差异不大。中国的高校，一面是外部政治体制不让它自治，另一面则是内部财政管理制度的高度分权化，结果就变成了“谁有本事，谁去弄钱”，各个院系在赚钱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到了极致。

就这方面的结果而言，中国的高校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赚钱的工具，而生产功能，即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不再重要。中国高校这种逐渐商业化的状态不纠正，即便经济怎么发展，国家财政给高校多少钱，都难以做到高校的去商业化。当这种做法变成一种文化后，就很难再纠正了，而这个趋势发展得非常快。

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

高等教育可以理解为一个生产过程，其产品就是人才。这方面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高等教育的产品在国家总体经济社会生产中的定位，二是生产人才所需要的资源。在任何国家，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都是培养适合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合格的师资力量、合适的教材和课程以及相应的科研设备。

1．高等教育和产业发展脱节

中国高等教育目前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高甚至大量失业，同时又没有能力培养中国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工人。结果就出现了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又找不到有用人才的现象。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产业提高附加值的能力。我到珠三角做过很多次调查，发现那里大部分企业三十年以前就开始用农民工，三十年之后还在用农民工。国家应该有紧迫感，为什么三十年了还都没有变化？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新加坡的产业十年就升级一次。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不到位。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产业化”的，但是中国的教育和产业根本没有关联。高教和产业发展严重脱节，其关键是高教改革的定位错误。中国的工业化仍然处于早期，相应地应当参考发达国家的早期，尤其是德国和日本，还有“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期的高教模式。但是中国有关部门制定高教政策时参考的却是发达国家现在的模式。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没能培养出有用的人才，反而演变成一个人才浪费的过程。我观察到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拉平的现象，这肯定是个不好的现象。不是说农民工不如大学生，而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失败。

2．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不合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一直不合理，高校合并过程中各个地方“求大求全”，似乎是规模越大教育质量越好。这种学校规模越大、教学质量越好的思想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据说是领导人从国外考察得来的，但是国外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大学不是规模经济，很多优秀的大学都很小，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很多学科都没有，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美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个人认为，中国高校这种“求大”的风气主要是向国企改革学习的，但只学了国企改革的一半。朱镕基总理上台后，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就是“抓大放小”，我觉得经济改革很好，很有效。高校改革者把大学也看成了国有企业，“抓大”，把一些高校硬拼在一起做大。人家企业有“放小”，但是高校系统没有“放小”，如果高校当时有“放小”的过程，我想今天的格局也不会是这样。高校合并做大的结果导致教师质量跟不上，学科建设跟不上，科研设备跟不上，师资即人才的软件跟不上，很多学校合并以后问题一大堆。“抓大”之后高校尤其领导班子很难整合，不团结，很多学校

现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高校“抓大”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追求行政级别的升级风，造成千篇一律的综合性大学，有特色与专长的技术学校受到了漠视。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满足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目标，中国实际上建立了一整套以培养学生技能、技术为主的教育系统，很多专业学院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但是，现在这个系统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从工业化和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来说，中国确实需要这些培养专门技术的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学西方先进经验，但是只看到综合性大学，忽视了专门学校。其实美国有些专门学校的学费比哈佛还高，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收入比哈佛的学生还高。意大利现在是欧洲中小企业发展最好的国家，这和它有众多优良的技术学校培养专门的人才有关。中国现在的情形是高端技术有一点，低端技术很多，中间的技术缺乏，这就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产物。中国一些高端技术甚至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有些甚至都超过发达国家，这并不奇怪。如果国家有足够的资源，高端技术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同时中国的低端技术又过低。很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技术和知识是不区分的，高端技术毕竟是少数，多数是中间技术，正是这部分中间技术构成了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基础。世界上最大量的技术创新和改进都来源于中间技术，而不是高端技术。中国缺乏的就是这块中间技术，以及提供中间技术相关创新和培训的学校。

这里要强调的另外一点是，民办、私立学校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市场化改革的好处。过多、过严的行政控制阻碍了它们发展有特色的教育，所以中国的民办教育发展不起来，或者说有发展但是很肤浅。

总之，中国的高等教育由“求专求精”的苏联模式走向另外一个“求大求全”的极端，很多问题都和“求大求全”的行政模式有关。因此需要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从这个角度找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的真正原因，使教育真正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为人的发展服务。

3．培养人才所需要的资源

实际上，中国现在这个阶段资源主要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软件的问题，软件包括前面所说的管理体制的问题。举个西南联大的例子。当时西南联大经费极端短缺，没有物质条件培养人才，但是事实上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以来培养人才最多的时期，产生了8位两弹一星的元勋，170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包括杨振宁、李政道这些重量级人才，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成功主要靠的是软件——学校的自治。现在的中国高校缺乏自治，当政治无处不在的时候，学术思维就没有了任何空间，学术空间没有了，人才也就没有了。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商业因素，即学校内部的商业化。高教培养不出来学生，不能说教育的水平不行，而是体制上有很大的问题。当一个硕导或博导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培养出有用的人才。很多学生连老师是谁都不知道，我自己带了两个学生都觉得很吃力了。

三、知识创新问题

除了培养人才的功能之外，高校还应该成为知识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但是中国高校不仅人才培养方面的表现不太理想，在科技创新方面，高校也没能发挥领导作用。高校不能提供科技和知识创新的良好机制，导致社会整体创新能力不足。很多方面都表明，尽管近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整体上中国仍处于世界知识链的底端，附加值很低。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个人认为很多阻碍因素来自具体的制度安排，而不一定都跟“政治”有关。动不动就把责任推给“政治”也不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政治”上更是不确切。

1．高校合并

西方有研究型大学，也有教育型大学，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讨论教育改革时也有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育型大学的设想，但是后来

实行的教改和这个设想背道而驰。在高校合并过程中，很多教育型大学被强行合并为研究型大学，这就产生出很多问题，这些高校就会做出一些没有质量可言的学术成果。

2．行政化体制

中国高教的行政化严重制约了知识的创新。要追求高的知识附加值，不懈追求的专业精神是根本。在中国的体制下，一个人所能掌握或者所能分配的资源与行政级别是相关的。为了引进人才，有关部门一定会给相应人才特定行政级别，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效果。

一是得到行政级别的人才要有大量的时间做行政事务，这消耗掉了大部分的研究时间，很多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大家经常提到的“教授治校”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哪位教授在专业领域取得了成就，就会被任命为治校的领导，这是中国的悲剧，浪费人才。很多专业人才喜欢、擅长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领导职务，并非每一个专业人才都会治校。国外那些把学校治理得很好的校长，也不都是学问做得很好的，在科研上取得优秀成就的人也不多。中国需要的是一些懂教育的政治家、企业家来治理学校，他们会比教授做的好得多。

二是因为有这个行政级别，人才必须要具有很高的政治意识，也就是科研必须受政治的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政治的特性导致他们不可以有自由的思考，这时知识附加值的提升就变得不可能。

3．专业人才的寻租

专业人才的寻租也阻碍着知识附加值的提升，院士制度就是一例。院士制度本意是为那些生产高知识附加值的研究者提供良好的环境，但是在中国院士制度运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正式规则已经不发生作用，真正主宰院士选拔制度的是潜规则。在潜规则主宰下，院士评比的重点不仅是知识和可能的学术贡献，也是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较量。每次院士选举，各高校都会做各种各样的动员，争取自己的人当选，这种动员已经延伸到各个省市地方领导。

4．科研经费分配的利益化

科研经费领域中各种政治权力的介入也使腐败得以滋生。科研经费是国家提升知识附加值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手段。在科研经费的分配方面，专业精神更加重要，因为只有专业人才才能懂得知识的现在、未来，只有他们才知道应该把经费分配在哪些领域、分配给哪些人。在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已经成为各种既得利益的较量场所，以政治利益分配科研经费是中国的又一个潜规则。科研经费分配制度中的问题不解决，哪怕国家的钱投的再多，都不能促进知识创新。

5．官僚化的评审制度

需特别强调的是高度官僚化的评审制度对知识创新的戕害。中国学术制度的官僚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在学术官僚评审制度的压力下，很多领域的学者都在写些充数的文章，而不是做有意义的思考。而作为科研考核评价制度的sci排名更是被称为“愚弄中国人的指数”和“愚弄中国人的想法”的缩写。sci原本是用于帮助科研人员有效地获取信息，但是被引入到中国学术界甚至整个亚洲之后，就被异化了，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价奖励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评价标准，已经覆盖了所有科研领域。欧洲、美国等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找到这样的评审制度。

西方的科学评审制度就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为什么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了呢？原因很简单，在西方，各种评审方法和制度只是促进研究者发明研究的工具，而在中国则变成官僚机构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成了高校体制管理的制度，完全异化了。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在科学研究部门广为应用，在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领域也很流行，例如这些年流行的教育考核制度。很多国家都有教育考核制度，这些工作都是由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但是中国各种考核都是教育官僚制定的。加上中国的教育资源大部分都是由教育官僚分配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教育评估者和教育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

尽管现在中国的知识领域很全面，什么领域都有人研究，但是中国与世界知识领域的差距正在加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学体制曾经创造

了了不起的科学成就，现在这种传统体制已经不存在了，新的科研体系困难重重。高教不改革，知识创新只是个梦想。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的高教改革都任重道远。

浅谈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篇三

浅谈中国教育改革

摘要

改革是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也正是中国教育不断探索、发展、改革、反思的三十多年。回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三十多年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俱存，经验和教训同在。

对当前的教育改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反思，对指导教育改革的思想理论、政策策略、改革路径进行研究，可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教育改革的方向，更清醒地认识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失败原因，更有效地探索今后教育改革思路与路径。

一．中国教育改革背景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四大发明之外的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最重大的制度创新，它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公平选拔人才、促进社会公平流动，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科举制度在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却选择封闭与傲慢，正如宋明理学因其“理性的傲慢”拒绝开放、排斥异端一样，科举制度因其制度的傲慢拒绝向时代和未来开放，“应试教育”及其方式日益精细化、精致化，留给每个个体的自由空间日益被压缩，最终导致个性的窒息和创造力、适应性的全盘丧失。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追求分数、追求升学、追求做人上人。对于个人来说，教育的作用是激发学生的兴趣、挖掘学生的潜能和培养其成人成才；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教育则是为了培养其接班人和建设者，传承文化血脉，推动文明进程。为此我们需要教育文化的变革，实现教育思想空前解放和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等一系列观念的转变。人的行为是受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制约和支配的。中国是一个有着高度“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国家，这里的“政”指的是“政治”，“教”指的是“教育”。《学记》所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古训便是这种文化的源头。因此，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教育文化传统，即“官本位”的政治核心观、“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功能观和“人上人”的人才价值观。这个逻辑的逆推就是，要想成为“人上人”，你必须“入仕”；要“入仕”，你就必须通过“考试”；要通过“考试”，你必须接受为“应试”而准备的教育。可以说，这种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毛孔、血液和骨髓之中，而这正是中国的教育教学改革或者素质教育推进真正难见实效的文化土壤之原因。

二．中国教育改革现状

由于思想观念和教育价值取向的问题，导致我们教育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面向造就全体学生，而是为了一部分升学有望的学生；教育的过程似乎不是呵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自信心，而是一味地加班加点、超时重负、机械训练，没有学生个体的自主选择和自由的时间空间。为了高考，设计3年教学的高中课程，普遍的提前一年甚至更早完成，到高三纯粹就是索然无味的应试训练；又因为重点高中的选拔制度，今日的中考同样有着不能承受之重，以致让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过早地承受超越其年龄阶段之重负„„所有这一切，都在无情地扼杀无数个体的创造力，扼杀中华民族的生机与活力。

据中国校友会网发布最新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称，高考状元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直接就业或创业的比较少，高达60%选择继续出国留学攻读硕、博学位。迄今在社会公众还普遍将高考状元作为最优秀学子代表的当下，如此高的比例选择“一路向西”、远走异乡深造，有其必然性，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走出去的理由是对身边的教育失望，以致他

们都在给中国今天的教育“用脚投票”。

反思中国教育改革之现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我们始终没有形成文化思想、制度机制、育人模式三个层面的配套改革，存在许多错位、缺位现象。

三．中国教育改革探索

教育教学领域的改革是一项综合系统的改革，它既涉及教育系统内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范畴、不同要素的改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教育领域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涉及教育系统外部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各基本领域重大改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基本领域重大改革都是教育领域改革无法回避的背景与环境。

因此，就教育外部而言，要改变选人、用人制度，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选人、用人环境，打破以学历论英雄的制度，在招录、提拔中注重实用人才，注重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变革薪酬制度，建立一个真正激励人才在本职岗位努力创造业绩贡献、人人奋发有为及其优劳优酬的制度环境。就教育内部而言，一方面是推进考试制度的变革。无论中考、高考，除了考试内容的改革要导向真正着眼于提高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教学过程只是注重死记硬背、注重标准答案的现象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另一种公平机制，即让一些偏才、奇才、怪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谋求学生学业评价制度的变革。改革对毕业学生的评语，普遍推广写实评价，通过一些具体的指标进行发展性评价，以改变对学生的评价从过分关注学业成绩转到综合素质上来。

必须对教育领域的改革进行严谨的整体的大视角的顶层设计，把庞杂而又复杂的各种关系全部放置于深化教育改革的整个视野中去认识与把握，不能随意忽略，不能任意缺漏，因为任何忽略和缺漏都会影响教育领域改革的整体性与均衡性。统筹推进，把教育系统内部和教育系统外部庞杂而又复杂的各种关系，合理放置到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的整体结构中去处理、去实施。尤其是在文化观念、制度机制、育人模式三个维度上明晰节点与难点，区分轻重缓急，实事求是地确立深化改革的实施路线。

参考文献

[1]马维娜.谁影响了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利益博弈.《中国教育报》.2013.4

[2]石中英.深化教育改革，成就中国教育梦想.《教育研究》.2013.4.15

[3]周光礼.教育让社会更美好.《中国高校科技》.2013.2

[4]周洪宇.百年教育改革的启示.《教育研究》.2013.4

[5]任永泽.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思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13.7

浅谈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篇四

浅析中国教育改革问题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社会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优秀人才。但在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教育投入不足等问题困扰着中国教育的发展，教育改革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教育 改革 方向

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主要指学校对适龄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其涵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教育是一种人类道德、科学、技术、知识储备、精神境界的传承和提升行为，也是人类文明的传递。一种以某些主观意识形态去适当改变另外一些主观意识形态的一种方法。是改变他人观念与思想的一种科学的方法[1]。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教育在曲折前进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教育事业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但是，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特别是面对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面对着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的形势，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就更加突出了。现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第一,整体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们人均接受教育的水平总体还不高,世界十分之一左右的文盲仍然在中国。九年级义务教育的水平还比较低,由于受劳动力素质的制约,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能力也都比较低。

第二，教育发展不平衡，学校之间水平差距过大，教育公平的问题仍然突出。一是中西部教育在教育发展水平、“两基”普及、师资力量、校舍建设以及家庭教育支出等方面都落后于东部。二是教育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教育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三是教育的群体发展不平衡。社会的不同群体在教育上拥有完全不同的教育资源，相对来说，弱势群体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比较少，尤其是农村的儿童、城市的外来民工子女、特殊教育系统的残疾、弱智人群等，在教育上处于想到不利的地位[2]。

第三，以应试教育为中心的模式仍然左右着教育。一考定终身，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使得素质教育难以实施。考试的选拔功能，使中国的教育不断增加难度，学习的内容越来越艰深，大多数学生感觉学习困难。学习的内容与社会生活存在严重脱节现象。

第四，行政化、官本位的色彩仍然较为浓厚，教育决策科学化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学校行政级别的强化，大中小学缺乏真正的办学自主权，使教育决策缺乏社会的广泛参与和监督，一些重大决策如名校办民校、独立学校、高校合并、大学城建设、京剧进校园等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强势推进，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第五，教育经费依然短缺，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没有完全落实。中国当代的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一直在3%左右徘徊，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到2005年，一直没有突破3%。教育经费的短缺，加上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不尽合理，导致学前教育、农村教育相对薄弱[3]。

此外，我们的人才培养结构有待于进一步合理。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严重不足，教学方法、内容、培养模式相对陈旧，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与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教育研究对于鲜活的教育生命的疏离，等等。这些现象表明我们教育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任重道远。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都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

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教育已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改革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务之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一）改变人才培养模式。一是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树立系统培养观念，推进小学、中学、大学有机衔接，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4]。二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三是改进人才评价及选用制度，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树立科学人才观，建立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科学化、社会化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强化人才选拔使用中对实践能力的考查，克服社会用人单纯追求学历的倾向。

（二）建立多样化招生制度。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三）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权利和责任。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

（四）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大力支持民办教育。依法落实民办学校、学生、教师与公办学校、学生、教师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制定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

二、保障教育经费投入

加大教育投入。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要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

各级政府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各项收入，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严格按照教育法律法规规定，保证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社会投入是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

进一步加大农村、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投入。中央财政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支持农村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各地根据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情况，逐步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城镇低保家庭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予以资助。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改善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5]。

三、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维护好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应尽的责任，而实现教育公平则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基础保障。因此，我们应将促进教育公平放在重要的位置，予以重视。

要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形成东部支援中、西部，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东西互动、以强扶弱的局面；要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发展的方式，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使更多社会资金流向乡镇，流向农村；使生产要素向乡镇聚集，向农村聚集。为实现教育公平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政府部门要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力度。对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要更多的向经济落后地区，向农村，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改善经济落后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增加弱势群体接受教育的机会，保证城乡教育基础设施水平相当，人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应加大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保证教学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分配。一是要加快考试制度的改革，改变“一考定终身”、“唯分是举”的升学制度，大力提倡素质教育，落到实处，这是保证教学资源合理分配的前提条件。二是应建立优质教育资源流动机制，促进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保证城乡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的机会均等[6]。

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提高教师地位，维护教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使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严格教师资质，提升教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严把教师入口关。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和校长流动机制。城镇中小学教师在评聘高级职务（职称）时，原则上要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加强教师管理，完善教师退出机制。制定校长任职资格标准，促进校长专业化，提高校长管理水平。推行校长职级制。

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大力表彰和宣传模范教师的先进事迹。国家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设立荣誉称号。

五、继续扩大教育开放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吸引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探索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来华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引进境外优秀教材，提高高等学校聘任外籍教师的比例。吸引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在全国公开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引导，加大对优秀自费留学生资助和奖励力度。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提高对留学人员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加强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扩展交流内容，创新合作模式，促进教育事业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绵涛．教育体制理论的新诠释．教育研究，2004，(12)． 2.陈中原．中国教育平等初探[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朱永新.新中国60年教育历程及反思.中国教育学刊,2009，(11)． 4.孙绵涛，康黎萍．教育机制理论的新诠释．教育研究，2006，(12)． 5.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j].异步教学研究.2010年04期

6.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杜，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