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浅谈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结合我国实际谈谈如何完善行政监督制度(五篇)

浅谈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结合我国实际谈谈如何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篇一

论文题目行政伦理法制化的思考

专业名称行政管理

摘要………………………………………………………………………………ⅰ abstrast………………………………………………………………………….ⅱ 引言………………………………………………………………………………1

一、行政伦理法制化的概述...............................................................................1(一)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含义......................................................................1

（二）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研究现状...........................................................3

二、域外行政伦理法制化及借鉴.......................................................................5

（一）美国的行政伦理法制化...................................................................6

（二）韩国的行政伦理法制化...................................................................7

（三）日本的行政伦理法制化...................................................................8

（四）为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提供的借鉴...............................................9

三、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2

（一）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12

（二）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可能性.............................................................15

四、我国行政伦理立法路径的思考.................................................................16

（一）行政伦理法制化的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16

（二）我国行政伦理立法模式选择.........................................................17

（三）关于行政伦理立法的几个问题.....................................................19 结

语………………………………………………………………………………22 谢

辞………………………………………………………………………………..23 注

释………………………………………………………………………………..23 参考文献……………………………………………………………………………..24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有效遏制政府腐败行为的发生世界各国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但由于规章制度效力的有限性，许多国家的反腐倡廉工作并未取得很大的突破。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也同样受到这一困境的困扰。借鉴域外道德制度化、法制化的成功，我国建设行政伦理法制化也迫在眉急，迫切需要制度符合本国国情的行政伦理法律，寻求行政伦理法律化这一路径，将行政伦理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而抑制腐败现象。

本文首先阐述了行政伦理以及法制化，从根本入手了解行政伦理和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基本概念，在反观域外行政伦理历程，着重对美国、韩国及日本的行政伦理立法背景、过程和特点进行分析。再从必要性和可能性出发，论证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必要性主要来源于公共管理价值定位的变迁、回应公众的需求、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问题以及行政伦理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这四个方面，其可能性则来源于道德法制化的可能。

在上述基础上，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行政伦理现状，对我国行政伦理立法的路径进行分析、思考，并对行政伦理法制化的指导思想及原则，立法模式选择和立法的使用对象、内容及其执行和监督程序展开剖析，得出我国现有行政伦理立法的不足，并为我国行政伦理立法提供充分的建议并对其内容进行补充，强调立法后的执行、监督及其相关程序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就从这几个方面对行政伦理法制化进行思考。

关键词：行政伦理立法、行政伦理、法制化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urb the incidence of corruption in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a variety of regul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o develop, but because of the limited effectiveness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mulated in many countries anti-corruption work has not made great is in transition, is also plagued by this nce extraterritorial morality, the success of the legal system, legal syste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in the meiji also forced the urgent need for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consistent with the law to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to seek the path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law, will rise to the law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height, thus inhibiting paper describes the administrative ethics and the legal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he legal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ethics, in contrast, extra-territorial administrative ethics course, focus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and japan, the legislative background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g from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need for administrative ethic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from the need for changes in value orient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response to public demand, executive ethical issues of autonomy and administrative ethics is the obj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se four aspects, the possibility is derived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legal on the above,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extraterritorial legislation, combined with status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administrative ethics legislation on the path of analysis, reflection,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ethics and principles of the guidelines, legislation and legislative mode selection using the object,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procedures to start analysis, come to our lack of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ethics legislation, and to provide adequate administrative ethics legislation in china the contents of the proposal and its complement, emphasis on legislatio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view focuses on several aspects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from the legal system to ds: administrative ethics legislation，administrative ethics，legalization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稳定、速度较快，政治体制得到不断完善，人们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但与此同时，政府腐败现象频有发生，数量、金额呈有增无减的趋势。这也充分说明了仅仅在道德层面上谈廉洁在我国是行不通的，或者说是收效甚低的。正如党在十五届六中全会中指出的：“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要服务大局，整体推进，从严要求，标本廉治，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1]。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道德教育的效力是低下的，即“道德建设作为防腐败的第一防线，却是脆弱的”[2]。因而我们应该求助于更高一层——行政道德法制化，从法的高度出发给予政府人员充分飞威慑力，在法律的层面上指导和约束政府人员的从政理念和从政行为，最终升化到他们的心里，成为政府人员内在的行为准则。而要想建设行政伦理法制化，必先从其概念从发，对域外成功实行伦理法制化的国家进行分析、思考，从中获得借鉴，从而制定在我国切实可行的行政伦理法律体系。

一、行政伦理法制化的概述

近年来，行政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呢？行政伦理法制化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而对行政伦理及其法制化概念的确切界定，是进行行政伦理相关研究的前提。首先，需阐释行政伦理及法制化的相关概念。

（一）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含义

1.行政伦理

关于行政伦理的概念，理论界的观点不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行政伦职业道德说，即政府管理也是一种职业，而职业都具有其自身的职业道德与规范，进而行政伦理就是政府管理过程中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的总和。（2）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行政伦理就是关于公共行政系统以公平和公正为基础的行政伦理价值观、行政伦理理论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3）从行政伦理和其他职业的区别性出发，指出了政府组织制度安排的不同，并将行政伦理划分为政府组织伦理、政治家个人伦理和政治官员个人伦理三个层次。（4）普雷斯顿认为，“伦理学问题就是关注什么是公平、公正，正义或善，关注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不仅仅关注具体案例是什么，或什么是最容易接受的，或什么是恰当的和权宜之计”[3]。

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但要准确地界定行政伦理的概念，还需要从行政与伦理两个概念入手。行政，一般可定义为具有社会公共权威的公共部门为实现特定的目标，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活动的总和。而伦理自古就有，它

是指社会关系中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是社会环境下人们的道德行为、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周奋进在其著作中指出：“行政伦理指的是行政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务活动中，所应确定遵守的伦理理念、伦理行为、伦理规范等。”[4]这概念兼顾了个人层面和整体层面的行政伦理。在此基础上，行政伦理是特殊领域中的角色伦理，行政伦理或者以行政系统为主体，或者以行政管理者为主体，是针对行政行为和行政活动的社会化角色伦理原则和规范，是对行政活动中对与错，合理与否进行判断的依据。2.法制化

法制，在我国古代一般被界定为设立规范，形成制度，使人们行动时有所遵循的内容。而在现代其涵义也有所扩展：根据我国学者陈晓辉在《法制与法治的辨析》中分析的，法制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泛指国家的法律及制度；二是特指统治者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物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方式。进而得出，法制化的过程就是某项事务管理的制度化、法律化，这不仅仅包括为该事务管理立法，时期具有法律依据，而且包括设定相应的管理机构、司法机构对其进行执行和司法审判等。3.行政伦理法制化

从法制的意义上看，所谓行政伦理法制化，就是通过法律对行政伦理的各项活动、各个环节进行调节和规范，将行政伦理的一系列技术方法、协调手段、行为方式、步骤和程序法律化，为公共行政伦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而对于人的约束主要来自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道德，作为社会规范，一方面通过他人的督促或监督予以遵守，另一方面则通过内在修养形成道德原则、意识以达到约束自身的作用。但从效力来看，或多或少存在着自身的缺陷：一方面他们的监督缺乏强制性，被监督者从与不从，完全凭借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作为“经纪人”的人们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二容易忘记或故意不遵守那些不具有法律强制性的道德准则。由于政府人员行使国家权力的特殊，要想保证行政人员遵循道德规范，还得从两方面出发：一是强化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监督，完善各种监督制度；二是将道德规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行政伦理法制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范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内容上，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伦理要求，明确要遵守的基本道德义务。这就需要明确哪些道德需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根据美国学者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将道德分为义务道德和愿望道德，义务较低层次的社会规范，而愿望道德是最高层次的。因此，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内容将主要是“义务的道德”，否则会出现富勒所指的各种“造法失败”中的一种，即“颁布要求相关当事人做超出他们能力之事的规范”[5]。（2）行政伦理法的执行。任何一部法律的颁布，都需要相关部门去实施、执行。行政伦理的执行，需要一个参考标准，即怎样的行为

构成违法，如违法需要收哪些法律的制裁，受怎样的制裁，又是需要怎样的执法程序。（3）对行政伦理法执行主体的监督。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管理者容易滥用权力。艾克顿也有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必须加强对行政伦理法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进行监督。不仅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的正式监督；也包括诸多新闻媒体、政党及公众的飞正式监督，以保证行政伦理法的有效执行。（4）公民教育。法律的出台少不了公民的参与，因而对公民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是行政伦理深入人心，才能使政府工作人员依照相关准则，这也增加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也是实现公众对政府更好监督的途径。综上所述，这四个范畴就行政伦理法制化的主要内容，在行政伦理法制化过程中也得着重注意这四方面的建设。

（二）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研究现状

1.国外方面

国外关于行政伦理的研究基本始于20世纪，在初期受科学主义的影响。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也伴随着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着。行政活动被列入科学的事实领域，而伦理却归为价值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两者是无法融合的而失去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在此影响下，大多行政学者也摆出“技术理性，价值中立”的态势。20世纪50年代，在行为主义革命的推动下，这一理论达到了高潮，行政学和伦理学断然割裂。在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盛行十几年后，许多学者也开始反思这一方法的妥当性。

直到60年代，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及美国不断出现反对越南战争、反贫穷和反种族歧视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的出现，加速了人们对行为主义的思考。在1949年，新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戴维·伊斯顿发表了《政治学的新革命》就职演说后，才逐渐将行政和伦理重新联系在一起，这也标志着步入了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而在行政管理学领域，1968年由著名行政学家沃尔多发起召开的“明诺布鲁克”会议，开始了在行政研究引入价值因素，即伦理。之后，随着后行为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使行政与伦理的融合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另外，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了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使美国人们深感政府道德问题的严重性，及规范政府机关和其工作人员伦理的重要性。这迫切需求政府对行政伦理建设采取制度化。

西方在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通常借助于立法途径得以实现的，从西方立法体系及立法层面来看，行政伦理法制化的路径有三[6]：一是先制定公务员行政伦理基本法，然后再根据基本法的基本准则制定各种单项法规，从而逐步构成公务人员伦理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如韩国的《大韩民国宪法》规定了公职人员总的伦理标准是：基于民国利益的价值基础之上为全体国民服务。宪法规定的这种伦理精神又具体在《国家公务员法》、《公职人员伦理法》等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体现。二是公务员伦理制度体现

在其制定的各种公务员法律法规中。如日本的公务员伦理制度主要包含在《国家公务员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具体法律与规则之中。三是除了制定有关的公务员法律法规外，又制定了公务员的道德法或道德准则。美国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早在1924年，为了反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美国国际城市联合会通过了《行政人员伦理法规》，1958年，国会制定了旨在约束“所有政府雇员，包括官员”的《政府工作人员伦理准则》；1978年又通过了《美国政府伦理法》，完成了美国行政伦理建设的法治核心内容。在权力体制内，他们在不同部门与领域设立了诸多监督部门与职位，形成了多元化的监督渠道，发挥了积极的监督作用。不难看出西方对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得以深化，而且在实践中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实现行政伦理的法制化，就各国的历程来说，立法导向已经成为了西方预防与摆脱公务人员行政伦理失范的惯性思维。

综上所述，在西方政府行政实践从一个“e”（即单向度的“效率”）向量个“e”（即双向度的“效率”和“伦理”）的转换过程中，行政伦理建设呈现出管理化趋势，并沿着这种一条轨迹运行：制度规则上，行政伦理建设凸显立法导向；实施路程上，行政伦理建设拥有众多的管理机构；监督机构上，行政伦理建设运行于多元化监督主体的视线上。根据王伟教授的分析，目前有较为完备的成文的行政伦理法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及韩国。随着这三个国家行政伦理法制化实践的成功和不断深入，各国的行政伦理研究也将更多目光投入到行政伦理学领域中。西方其他国家也逐一效仿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2.国内方面

相对国外而言，我们对行政伦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张康之教授出版了《寻求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后，国内对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开始盛行。而具体到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研究，只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对外面行政伦理法制化状况的介绍。如王伟教授出版的《行政伦理与廉洁政府建设》、《谈美国的行政伦理》，都是以域外作为借鉴并结合国内现状对行政伦理与廉洁的研究。二是探讨对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可能性、必要性。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行政伦理法制化实现了强制与教化的统一，有助于克服个体道德意志的有限性；是传播行政伦理的有效途径，弥补了伦理道德的非全能性；符合伦理道德的养成规律，有助于实现他律与自律的统一；有助于实现公务员“个体善”向行政组织“群体善”的转化；行政的特殊地位使行政伦理法制化显得尤为重要。三是对我国行政伦理立法的研究。这部分相对较少，而且停留在分析与建议阶段。如华东师范大学的蒋云根教授在其《以德行政与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中提到的关于我们现阶段进行行政伦理法制化的三个主要环节：①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完善行政伦理法制体系。依法规范行政人员的道德行为；②设置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强化行政伦理

执行的管理与监督机制；③优化行政人员内在的道德约束机制，增强行政伦理法制化的有效性。行政伦理理论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发展，思想上科学性，正确性，为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从立法的角度来说，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行政伦理法制化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阶段，如1954年我国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后因文化大革命等因素，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建设受到很大影响。改革开放最初十年左右时间，行政伦理法制建设主要集中于对公职人员经济领域的约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逐步发展和深入时期，尤其是2005年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伦理建设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总体来说，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建设，党和国家在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上做了不少工作，可以说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立法在逐步加强，而且逐渐趋向于规范化，为有法可依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问题。从一组检察机关查处的案件数据来看，从1979年到2001年的22年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案件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这些惊人的数据表明，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还存在严重的不足，而且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随着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学者们也越来越多的重视起这一领域，不断的丰富其研究内容，对行政伦理法制化在我国建设具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总体来看，也存在着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美、日、韩的行政伦理法制化研究较少，尤其是日本；二是在分析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理论必要性，而忽略了实践的必要性研究；三是只重视行政伦理立法的研究而立法后的管理、监督、公共教育方面的关注较少。这都是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发展过程中的弊病，因而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现状，制定更有有效的行政伦理法律，以实现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

二、域外行政伦理法制化及借鉴

放眼世界，各国政府的改革无一不是高效率、负责任的政府迈进的，为了建立负责人的政府，各国人民不断总结并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案。而行政伦理，是行为实现行政责任的一种重要的途径，早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且在近几年关注程度更加深，面也更加广了。在美国“水门事件”的直接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的《政府伦理法》宣告了行政伦理制度化、法律化的开始。随后，韩、日也争相模仿，相继推出了相关法律，并成立了相关执法部门及司法部门。更具体上说这几个国家已经实现了行政伦理法制化。这正为我国在行政伦理法制化道理上提供经验和借鉴，下文我

们就重点分析下美、日、韩的行政伦理立法背景，法制化历程及各自的特点。

（一）美国的行政伦理法制化

1.美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背景

有关预防腐败的管理措施在美国很早就有了，早在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就已提出——为了防止权力走向腐化的一面，政府的权力有必要由各党轮流执掌。但“用立法来处理公共事务中的道德行为问题首先出现在美国19世纪中期的‘后杰克逊思想’时代”[7]。在这一立法出台之后，实行“政党分肥制”政治制度，政府中的职位被获胜的政党合法的瓜分，由于政治对行政的控制过于强大而使得权力高度集中，过度集中的权力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腐败活动的频繁发生。二战以后，美国的政府作风跌倒低谷，腐败案层出不穷，上至总统，下至普通行政人员。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终于发生了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是美国人民深感政府道德的严重性。这给行政伦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一系列的政府问题迫切需求行政伦理立法及其法制化，这是政府优化自身机制的需要，也是公众随着自身素质的提高，要求政府更公正，更透明化的必然结果。2.美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历程

在实现“政党分肥制”期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利益冲突法规。这是美国首次将立法视为解决伦理问题的方法。随后，沿着通过外部控制的方式以求最大化地减少腐败行为的方向，美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通过了不少法案：1892年通过的“离职后民事法案”，其内容是规定联邦政府的行政人员在离职后不得作为顾问、律师或代理人在他曾任职的组织的未决案件中提起诉讼请求。管理制度对腐败的遏制效果并没想象中的理想，二战后，美国政府腐败案更是层出不穷，更有杜鲁门任职期间，爆发各种政府丑闻，使政府声誉、形象大跌。面对种种不良社会风气，参议院于1951年举办了对联邦政府公共管理中的道德状况听证会，并提出《对改善联邦政府道德标准的建议，包括道德委员会》，为之后联邦政府的立法工作提供了参考。肯尼迪上台后，将建立政府道德标准被列入政策议题，并在他的委任下对“伦理和政府中的利益冲突”的问题进行研究用以改善现存的道德管理，逐步形成了“新的伦理法案”。1965年，约翰逊总统下达的“联邦总统道德令”。改命令，明令禁止公务员的一些不当行为，并要求联邦政府各部门都要建立一个正式的道德项目，由一名道德官员负责，该官员的首要责任是执行新的行为准则。各机构有责任制定适合于自己需要的规章。[8]这为公务员在工作中解决利益冲突提供了指南和参考标准，同时也扩大了伦理适用的范围。尼克松总统任期并未对行政伦理进行建设，反而自导自演了“水门事件”。这让美国人民充分意识到政府道德败坏的严重性。之后迫于舆论压力，尼克松被迫下台。

乌云笼罩不久，卡特总统上台了，对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大展拳脚，并于1978年10月26日签署了“1978年政府伦理法案”，之后经过美国国会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伦理法——《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它开启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先例，证实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实现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此基本上，布什总统于1989年4月提交《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改革法案》得到国会的通过，从而使美国立法、行政、司法等三大机构的工作都需要接受道德标准的约束。以后克林顿，小布什都对法案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较完善的行政伦理体系。3.美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特征

在对美国行政法制化的背景，历程做出的回顾后，不难看出美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历程较为漫长：美国早先制定了相关伦理制定和相关法律法规，但这些制度和法律法规无论在效力上还是在执行方面取得的效果都不理想。真正对美国伦理法的制定起推动作用和绝对性影响的莫过于“水门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是美国伦理问题的大爆发，也对美国行政伦理法制化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正是因为他的发生，让美国人民意识到政府腐败的严重性，在此背景下，卡特总统签署了《政府行为伦理法》。而正是这一法律的通过，才宣告行政作为第一个探索行政伦理法制化并使行政伦理法制化获得成功的国家，为诸多国家做了立法的先驱，为他们提供了实践的借鉴。

(二)韩国的行政伦理法制化

1.韩国行政伦理法制化背景

韩国曾是个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自其独立以来，一直同腐败做斗争，并非常注重反腐倡廉的工作。在行政伦理法制化过程中，其中少不了美国对其影响：“在美国的影响下，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迅速向着西方文明制度转变、学习、借鉴和利用西方制度模式的进程加快，特别是法制化进程加快并且程度也较高”[9]。在第一共和国时期，就提出了相关公共行政要求的内容，到了第二共和国时期便制定了一揽子的反腐败法规，如公务员财产登记法案。但“由于当时政治秩序混乱，这一法案并未得到国会的通过”[10]，因此，许多反腐败的法规也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执行。直到全斗焕成立了社会净化委员会后，并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净化运动”。大力整顿了政府的风气，并对很多官员进行再教育运动。随着对政府政治环境的改善的迫切需要及各届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为行政伦理法制化创造了条件和依靠。韩国整顿政府作风的决心加上域外对其影响和提供的经验，韩国很快就形成了自身的行政伦理法制体系，并在国内取得理想的效果。2.韩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历程

从20世纪50年代起，韩国一直重视反腐倡廉。并早在1950年就通过并发表了

《公职伦理确定宣言》，其中包括诸如廉洁、公平等现代公共行政要求的内容。之后在张勉执政时期应其“反腐败”口号的指引下提出了《公务员财产登记法案》。不过并没遏制政企关系的过于密切，行贿受贿等不正当聚财现象的发生。直到朴正熙上台后，提出了“垂直集体责任制”等反腐政策，对出现腐败现象的人以及责任监察员和二级责任监察员进行连带处分，这种处分加强了上下级的相互监督力度，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在此基础上，韩国行政伦理建设还在进一步深化，在“社会净化运动”的推动下，韩国政府也不忘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81年12月31日颁布的《公职人员伦理法》，该法也实现了对良好的伦理观的法制化，也标志着韩国队行政伦理制度的高度重视。但该法标准过高，即立法失败，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之后，在卢泰愚等人的修改下，颁布了新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但出现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状况，反腐工作也未得到很好的发展。直到1992年，金泳三政府，对《公职人员伦理法》的再三修改，并成立一个重要的执行机关——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才标志着韩国行政伦理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之后金大中政府制定的一部综合防腐败法即《防止腐败法》，并于2001年得到国会的通过，至此韩国反腐败在法的基本上，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标志着韩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告一段落，也标志着行政伦理法制化在韩国的成功。3.韩国伦理法制化的特征

韩国在独立以后同样经历过多次的反腐倡廉的尝试，并在“社会净化运动”背景的推动下将反腐倡廉的重点转移向行政人员树立良好的伦理观上，并进行了各种预防性的监察活动。从思想的基本上树立自身的伦理观加以法的强制力，通过自身的约束力，从本质上解决了腐败现象，并制定了《公职人员伦理法》。韩国从2003年起对全国的325个政府和公共机关进行了一年一度飞清廉调查，并进行清廉度的排名等做法，并取得了国际的赞赏和借鉴。韩国结合自身的历史背景，文化基本，制定出了属于自身使用本国的行政伦理法制体系。也证明了从行政人员价值观入手的可行性和正确性。

（三）日本的行政伦理法制化

1.日本行政伦理法制化的背景

日本公务员的渎职问题伴随着人们需求欲望的增加而日益攀升。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同时，“以泡沫经济为背景的政府的公共事业中的公务员的收受贿赂事件，即渎职事件不断出现，而且这种渎职以‘集团’渎职为代表”[11]。公务员的渎职现象并不是单个的偶尔事件，而是由于公共事件所具有的巨大福利和国家行政组织机构臃肿等原因造成的。有关政府腐败越演越烈，迫切的需要切实的行政伦理制度化和法律化。与韩国相同，日本也深受美国的影响，甚至在

制定伦理法的具体问题上都是仿效美国的。二战后，日本队本国诸多制度都加以重新颁布及其完善，自然也包括行政伦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急切的需要一条途径来解决腐败、行政伦理问题，来约束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受美国行政伦理立法成功的推动下，日本就仿效美国走上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道路，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功的遏制了腐败的蔓延，腐败问题也得到了基本的解决。2.日本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历程

二战后，日本有关国家公务员伦理方面的制度首先出现在《国家公务员法》中。这一法律的出台对制止公务员腐败行为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以后再1996年11月发生的彩福址集团事件，让人们清楚的意识到行政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日本强化公务员制约体制，提出并实施《关于为恢复国民对行政及公务员信赖的新措施》，但现实中有关腐败的丑闻并没有得到减少。在全国人民的质疑声中，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上通过了《公共服务伦理原则》，为的是减少或者杜绝糜烂不止的政府腐败现象的发生，其中强调将行政伦理规范纳入法制框架，并决定效仿美国做法着重制定公务员伦理法。此后，通过在野党和执政党的共同参与下，最终达成共识，罗列出相关的伦理法案。在经过众议院全体议论并通过了一部行政伦理法，即在1998年8月公布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此后，日本政府又于2000年2月颁布《国家公务员伦理规程》。日本强调了对公务员的制约后，公务员腐败现象大幅度减少，这得利于行政伦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这也标志着日本的行政伦理也步入了法制化阶段。进一步证明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3.日本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特征

日本的行政伦理法制化形成是在以泡沫经济为背景下，公务员的收受贿赂事件严重，而导致了公务员渎职现象的发生。其特点在于这种渎职现象的表现形式是以“集团”的形态出现的，表现为企业家与政治家、公务员的结合，进而形成相互连带的密切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官商勾结。在日本，围绕伦理问题的核心部分是金钱等问题，起伦理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企业家伦理；二市民伦理；三政治家伦理；四国家公务员伦理。其为了防止出现政府危机，很有必要加强公务员等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他们的伦理道德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看清了时势，意识到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重要性，充分效仿了美国的成功先例。事实表明，日本的借鉴是很成功的。其伦理法还对伦理审查会的设立、权限及其伦理监督等方面内容都做了相关规定，发展到现在也逐步形成了适合本国的行政伦理法，实现了伦理法制化的飞跃。

（四）为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提供的借鉴

1.美、日、韩的共同点

结合对三国（美、日、韩）的行政伦理制度化、法律化的历程回顾来看，三国的立法背景及颁布法令后对法令的落实都具有共同之处，具体来说就是：（1）三国政府都是由于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行政伦理法规缺乏强制性，收效甚低，从而迫使他们将行政伦理提升到法律的高度，他们也都选择了行政伦理立法这一有效手段，来遏制政府的贪污腐败行为；（2）在颁布行政伦理法之后，三国也同样采取了相关配套的法规体系，为的是保证行政伦理法得到有效的实施，也起到了对法规制度不可缺少的辅助作用及其杜伦理法内容的补充和完善。在这些已经完成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国家中，出于文化和国情的不同，在一些名称及执行步骤有些小出入，不过大致是一样的，有自己的行政伦理法，并设立相关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所以我们在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道路上也得仿效他们，形成自身的伦理制度体系，并结合国情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必不可少的。

2.为我国提供的借鉴

将目光返回到国内，我国现在的境地同美、日、韩三国行政伦理立法初期一样，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公务员的行为规范。例如，《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组成人员守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收人申报的规定》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步入新的阶段。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些规定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效力等级太低，影响其权威性和强制性。例如，我国还没有制定“国家公务员法”，更没有“行政伦理法”或“公务人员伦理法”以及实施的具体法令;二是这些规定不详细，不具体，并过于分散，可操作性差，不便执行。例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国家公务员应履行的八项义务虽作了明文规定，但未将其明确为行政伦理规范，而且其内容过于原则，缺乏细化和惩治措施，因而难于具体操作;三是将公务员的纪律、义务与伦理规范混合在一起。既不全面，也不明确，极易引起行政主体对行政伦理规范的忽略;四是没有相应的组织制度保障。我国没有实施行政伦理法的相应机构，如伦理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办公室等。为了防止政府腐败，维持负任的政府形象，也通过并实施了不少法律法规，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从具体上讲，在2003年“问责风暴”的兴起，也是确保公务员行为的负责任性以及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督。但是，我国同样遇到了美、日、韩

三国在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过程中的瓶颈：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们遵从“依法治国”，发案率法规的数目呈增加趋势，但我国的腐败案件数量反而有增无减，情节也越发严重，客观的促使我们重新开始审视如何遏制腐败问题。在2007年9月3日这天，国家预防腐败局在北京成立，其主要目的是在源头上治理腐败问题。但本质上看，好转的只是表面现象，腐败依然普遍存在。因此，我国应在保存现有防腐败制度和法律的基础上寻求新的道路——行政伦理法制化。实行行政伦理法制化，一方面它为国家预防腐败局提供了法律依据，针对腐败源头问题上，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它也为行政人员提供了指导和参考准则，强化他们的伦理素质，最终达到行政伦理深入每个公务员心目中的目的，将行政伦理上升为义务的范畴。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其内容针对不强，行政伦理法制体系脆弱，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实践方面，更是处于姗姗学步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习域外有关这方面的成功方案，这才是一条科学的，有效的，做向成功的捷径。

根据我国反腐败的现状问题及国内专家的呼吁，我国急需一部行政伦理法，而苦于伦理立法实践的空白，这方面的立法最多也只有党纪方面的相关法规体系。因而我们必须借鉴域外的经验：①加强行政伦理立法。除了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典中的有关行政伦理规范的规定以外，还应加紧制定专门的行政道德法典。以及法律实施细则。行政伦理立法的内容应涵盖全面、应涉及公务活动的各个方面。应尽量量化原来一般原则性规定，使之具有可操作性。②建立监督行政伦理规范执行的专门机构。对于违反行政伦理规范的公务员予以严肃惩处，是使公务员遵守行政伦理规范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加强行政伦理规范的执法监督。应设立专门的行政伦理机关，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其职责和权限，负责对公务员从政道德行为进行监督并对违反从政道德行为进行惩处。借鉴国外经验，可以在我国设立行政伦理委员会。行政伦理委员会宗旨是:加强公务员行政道德建设，提高公务员的行政道德修养，保障行政行为合法，促进廉政建设，提高行政效能。③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培训制度。对公务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培训是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我国公务员教育、培训制度已比较规范化，如《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十章和国家人事部发布的《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对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原则、机构、分类等作了专门规定，但也存在方法单

一、缺乏长期计划性等缺陷，还应努力完善。着重对公务员财产的调查和监督，并对他们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和宣传，让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并建立相关的执行机构，规定其职权，被对其限权，从而保证对执行机构的监督，加强对公众的教育，有利于通过非正式监督的途径，加强对各个有关机构的监督，以确保行政伦理法的有效实施。在这只前，我们还需对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分析，下文就着重谈谈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三、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考虑到现实的意义，即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理论基础上，实践也得遵守客观规律，否则理论再丰富，实践再充分，没有利用价值和实际意义事情的发展，这情况有还不如没有。所以说，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研究出发点，也就是其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我们来分析下其必要性。

（一）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

1.公共管理价值定位的变迁

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不是纯属偶然，而是遵循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公共管理理论也不会例外。从威尔逊开始，行政学也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公共行政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扩大外交，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与联网的普及，人们的视野的变广，思想也更活跃了。也逐渐引发开始创新的热潮，这些也诱发了公共管理核心价值在根本上的转变，从而带动了行政管理研究重点的变化。

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中，行政被定义为国家意志的执行，其行为准则都是以经济高效为准的。在不参与决策的情况下，在当时看来行政是没有价值选择的而保持价值中立。但久而久之，随着当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变化，政府在对效率目标的疯狂追逐的，而忽视了对行政价值的关注，导致自身无法再用过去中立的价值态度和管理模式来控制局势和解决问题，价值中立的价值立场再也站不住脚了。行政人员随之也出现价值偏向，原因有二：第一、行政人员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在行政管理中处于优势地位，其职权也为自身带来了方便，在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权力欲望不断膨胀，权力越大就越容易走向腐败，这是“自然”定律。再从“经济人”角度看，行政人员也是社会中的一员，其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使得行政人员在行政执行上成为了左右不定的“摇摆者”。第二，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由于法律法规等对各项管理措施停留在表面功夫，加上公共内容的不完备，行政人员必须根据自身所持有的态度，依靠个人情绪、爱好进行价值判断。如此，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不断增多。带个人色彩的工作作风也不断强化，因而行政人员难免会陷入伦理冲突的泥沼。从这两方面看，如果不对行政人员加以客观地指导，那么其行为必然会损害到公共利益、各种腐败行为也将不可避免的发生。因此，立法机关必须对行政人员的伦理困境加以指导，并控制其自由裁量权。这些都依赖于行政伦理法制化，使得行政伦理在法律基础上、依靠法律强制性和公正性，直接指导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最大程度上的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因此，在构成要件和价值取向上，法制注重法律的形式特征，即统一性、普遍性、强制性和可操作性等，与法律的内容和价值取向无必然联系，而法治不仅注重法律的

形式特征，更加强调法律的实质内容和价值取向，要要求明确区分好法与劣法、善法与恶法，为此，推行法治要求遵循以下原则：法律至上、尊重及保障人权、以权利为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权力相互制衡、司法独立。2.回应公众的需求

随着普法教育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法制观念的意识不断强化。民告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人们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多，要求政府回应的问题也在不断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务员一方面接受公众更大程度的监督，但另一方面将要满足公众更多的需求，因为，在生活之中的人们首先寻求依靠的就是行政机关。与此同时，对公众的多方面需求，又基于我国地大物博，人口又多，结合不同地域的不同情况，政府也迫于形势而提供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服务，很难做到统一、一致。这无疑是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在价值判断和选择上的一大麻烦。因此，行政人员所做的大部分行政活动对不得不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去满足大部分公众的需求，以保证最大化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困境又间接赋予了行政人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自由的“怂恿”下，行政人员难免会为了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偏离公共利益。为了对行政人员进行约束，已颁布的法律以及相关法规，由于局限于行政人员自身约束，而这种软性质的约束，效果很不理想。这意味着需要将行政伦理对行政人员的约束强化，使其真正遵守行政伦理的相关规定。而行政人员伦理法制化正可以保障对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起到的强制效果，同时也可以相当程度上避免行政人员视公共利益不顾而去利用公共权力追求个人利益、“公报私囊”等现在的发生。

在社会基础上，为了回应公众的需求，任何社会均可推行法制，不管是健全的还是不健全的，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而真正的法治则必须要求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市民人本主义三位一体构成的社会结构为其基础。在实现条件上，法制仅仅体现为一系列的法律条文和保证其实施的制度实施，只要存在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即可，而法治所要求的实现条件则要高得多，如：民主公正的立法体制，灵活创新的法律实施机制，独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高素质的法律职业队伍，广泛深入的守法护法意识，等等。都说明了法制化的必要性。3.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问题

行政人员角色的多样性要求其必须为了做好每一个角色而奋斗。作为行政人员，他需要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公共行政的高效率，需要接受组织的控制，也受到有关法律和规定的束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他需要为家庭承担经济责任，这就需要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他同样也需要为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而奋斗。从行政人员的本质来讲，他在行政过程中担当了多重角色，而每种角色赋予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也许他扮演的就是负债者。从而在行使执行权力就可能产生偏差，如执行对象刚好是债主，由于原本的债务关系，就会造成其徇私枉法。所以由于行政人

员的特殊，使人们更容易陷入伦理冲突的困境，从而给行政人员带来了行政伦理自主性问题。

具体来讲，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中也充满着冲突，如其在行政组织中，要受上级的管理和指导，并服从上级的领导；而在其职位上，他受到行政职业道德规范的指导，当上级的命令和职业道德规范有所冲突时，自己该怎样呢？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不择手段的完成上级任务难道不可以问题等等。在利益冲突问题上，行政人员就要面临这种“利益与职责之间、私人的生活禀性和公共角色义务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12]。职位责任、人际关系、私人生活禀性对其价值判断和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求助于各项法律法规的规范，但更少不了行政伦理的指导与规范。而伦理规范自身的软弱性又迫切需要法律的帮助。从这个角度出发，行政伦理法法制化为行使人民解决了个人伦理自主性的问题，为行政人员指明了方向，以使行政人员面对不同的困境都能有法可依，从而做出正确的行为。4.行政伦理法制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首先从道德层面来讲，人与人之间很大一部分的关系是靠道德来调节的，但道德并非万能的，其主要靠得是人的自律，如果有人不遵守，他也只能受到社会的舆论和谴责，而不会受到物质利益损失或法律方面的制裁，所以道德本质上的软约束性，要对行政人员行为加以控制，其道德行为一定要用法律加以约束，使其真正履行公务员应履行的职责。.其次，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还是转型时期我国行政伦理规范的迫切要求。建国以来，我们都要求行政人员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由于经济水平及经济体制的局限，多数人对权利没有过多的价值倾向，而行政我国正在进行社会化市场经济建设，人民追求个人利益既合法正当，甚至会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非公职人员用各种手段发家致富。许多公务员从心里上开始不平衡，再加上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一些公共行政人员就陷入了伦理冲突之中，有些干脆以权谋私，并引发了多种多样的、严重的伦理问题，如权力交易渎职失责，权钱交易等。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行政运作过程中缺失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规范和法制秩序。因此，在新时期，对行政人员的伦理进行法制约束至关重要。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契约性、竞争性、开放性等特性，都要求以法律手段来调整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行政人员是各种调控的直接执行者和落实者。所以更要对其行为进行法律高度上的规范，才能使他们切实的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又将此写入宪法。这是全党对邓小平民主和法治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标志了党的领导方式的重大改革和完善，也表明了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厉行法治的信心和决心。而在行政领域采取法制化，制度化，也是为了顺应党的号召，为了进一步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二）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可行性

上述对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但光具有必要性还不能推出其在现实中合理性及合法性，所以还需要对其现实的可能性进行分析。本人认为，行政伦理法律法化的前提是道德的法制化。要想分析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可能，就要对道德法制化可能性为切入口分析。

在道德法制化前，还得先实现道德法律化，所谓道德法律化，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对某些道德规范加以规定，即“立法者以成文的形式确认和保护它的基本道德主张”[13]。范进学指出，它是“立法者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的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14]。

从道德法制化的现实基础看，道德是一种软性约束，而法律确是种强制性规定。两者是否相互兼容，直接决定了道德法制化的现实可行性。我国大多数伦理学方面的学者通过如此深入研究，大多是都以道德和法律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及互补互成的关系为基础进行分析。我们也是从它们两者的共同点出发，来分析道德法制化的可能性：道德与法律两者都是有义务规范，两者便可以通过义务作为桥梁进行相互转换；再者两者在社会上也同样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

在此基础上，道德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量，保证最大程序的落实，使其更普遍化，变成人人都可以遵守的一般性规范；还有从逻辑的角度看，“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是既要产生规范效力的必须逻辑，又需要体现价值合理性的应当逻辑”[15]。所以从上述几点出发，尽管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但是两者的共通性，为两者能联系起来创造了条件。

从道德法制化的理论基础来看，关于道德法律化的观点，也有学者持有怀疑的态度，他们的出发点也不无道理。作为义务的道德为了得到深入人心的效果是可以实现法律化的，而有些道德其标准过高也难免会不适合法律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被人们追求，而不能强制的要求这样的道德就得做会人们的标准。而在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理学及其分法》的著作中，也捕捉到“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重叠化。道德有些领域定位于法律管辖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法规制度”[16]。由此，不难看出道德是可以法律化的，但被法律强制道德是有限的，即道德法律是有限的，同样道德的法制化也受到了制约。

在分析和解决道德法律化可能性问题之后，道德法律化的问题也就随之而解开了。而行政伦理的法制化可能性更依赖的是良好的法制化坏境。从目前来看我国正处于法制完善阶段，一如既往的提倡依法治国，强调加强和完善各项法律法规，这为行

政伦理法制化实行创造了先机，同时行政伦理法制化也完善和补充了我国的法制体系。当能够法律化的道德被立法机关通过之后，而是成立的法律时，为了使其得到执行，就必须设立相应的执法机关，而为了保障公共合法权利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司法机关，逐步建立法律在道德的行政及司法体系，从而达到道德法制化。而与此同时，也同样需要对公民在该法内容上的教育和对该法执法程序的了解，以保证此法的推广及普及。因此，同时在立法，执行，监督等各方面为行政伦理法制化营造良好的氛围，在道德法律化成为可能之后，行政伦理的法制化也及有发展的可行性。

四、我国行政伦理立法路径的思考

通过前文对行政伦理及其法制化的概述，我们了解到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定义，完成了对其研究的前提步骤。接着对美、日、韩成功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的背景、历程及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再结合国内外现状，对我国实现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分析得出，在倡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腐败现状仍较为严重，这与“建设服务性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理论背道相驰。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成为世界各国行政伦理管理发展的普遍超势下，也成为了我国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必须树立科学的行政伦理标准，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建立行政伦理规范的监督机构并赋予相关的独立监察权力；加强和完善行政主体的行政伦理教育、培训机构；强化非正式监督等内容。在下文我们将具体分析我国行政伦理立法的路径，怎样的行政伦理立法才能切实的解决我国的行政伦理现状？在行政伦理立法中还存在哪些问题等。

（一）行政伦理法制化的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

从具体上讲，社会主义行政伦理体系由三个层面内容构成，即行政伦理价值观、行政伦理规范和行政伦理选择机制。而在行政伦理法制化的过程中，其核心也是基础是行政伦理价值观。行政伦理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伦理价值观。价值观对道德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确定道德的方向，还规定和引导人们的道德评价、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社会道德危机实质也是源于价值观的混乱。行政伦理是对行政价值进行评价、判断及选择的内在尺度，也是行政主体活动的价值取向。由于行政价值观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特殊地位，同时也决定了它在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现代社会的行政伦理价值观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和政府的只能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是人民民主主权原则；这就决定了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是我国行政机关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我国政府的中心只能是发展经济，引导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这就决定了追求客观效益应作为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与此同时，科学合理的行政伦理价值观应当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在吸取廉政、勤政、公仆精神等传统行政价值观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效率观

念、协调意识和法制观念。

其次，在确立行政伦理规范方面，在发展的角度来讲，行政伦理规范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规范，是根据社会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规范，在不同时期，对具有不同行政职责行政工作人员会有不同的要求。就目前而言，主要应当提倡公正、诚信、廉政、勤政等：（1）公正可以防止政府工作人员受到社会关系、金钱往来或个人的某种理念的影响使其不从公共利益出发，不依法秉公办事，而使利益分配的砝码倾向于个人利益或行业集团利益而使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受损失。公正对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有这主要意义；（2）从古至今，诚信一直被视为“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只有诚信于民，才能取信于民。管场中各种腐败行为和暗箱操作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信用匮乏。为官为政者的一言一行都要对人民负责，这样才能取信于民。才能保持社会的治安；（3）中国共产党在党十四大明确要求“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中国也有着“为政以德的传统”。；廉洁作为一种行政伦理规范，要求公务员洁身自好，不损失肥私，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因此提倡廉洁要求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政建设；（4）勤政是从公务员业务素质和敬业态度出发，要公务员以高度的责任心，努力追求、创造最大化的工作效率和业绩。这是对公务员的一种督促，一种警策，更是公民和正义之间平等“契约关系”的一种具体体现和制约。

行政选择就是一种伦理选择。对于行政选择起决定作用的伦理动因是：行政业务、行政良心和行政人格。行政义务就是行政道德责任。它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对国家政府及人民利益所承担的责任。行政良心强调的是行政主体的自律、就将行政义务上升到一种自觉意识，而行政人格是行政伦理发展的最高阶段。它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活动而形成又表现于一系列活动中的一种品格，是我们在行政伦理建设及行政伦理法制化道路上的最高目标。

从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及各自发展的方面和目标，也为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只要我国在行政伦理法制化过程中，以行政伦理价值观为切入口，制定相应的行政伦理规范，再选择切实可行的行政伦理机制，设立执法机构及监督机构，那我国的行政伦理法制化的成功将指日可待。

（二）我国行政伦理立法模式选择

我们通常认为，法律是由货架制定或认可的，然而在本质上讲法律确实由其具体的人来制定的，是由具体是立法机构起草、修改和审定的。因而立法者的色织决定着法律的生命力：立法者的法律学识、法律修养，法律意识直接影响着法律的制定。由于复杂的原因，我国立法中的许多人不仅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而且也没有经历必要的法律实践训练，加上大会期短，审议法律草案的时间不够充分，讨论问题流于形式，走过场，走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较广的国家里，不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和能力参与法的

制定，于是将法的制定委托给那些能够完成此项任务的精英人物和专门机构身上就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而在当前中国现在伦理法制化经验不足、法制机制不成熟的转型时期，更要注重参与立法者及专业人士的素质要求。彼得·f·德鲁克认为“专业人员伦理的基本准则，是公共责任伦理的基本准则”[17]。这也客观要求了专业人员，要求其具备高素质和较高的思想伦理领悟。要做到公正、公平、有害则不为、处处为人民利益最大化考虑。而行政伦理立法也同样应该对城外的现在伦理立法以及国内已有的其他法律作为基础和借鉴。1.域外的行政伦理立法模式选择

国际上行政伦理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下面主要以美、日、韩三国为例，对其进行比较及立法方向的介绍：

首先，在形式上，这些发达国家的行政伦理规范大致有三套系统：一是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公共行政的道德。譬如：早在1958年7月，美国国会以共同决议书的形式通过了《政府工作人员伦理准则》；1978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政府行为伦理法》等。另外，政府的以部门根本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合本部门的伦理规范和实施办法。二是由机关组织提议的用于规范其成员国政府行为伦理规范。譬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89年将治理国际腐败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之后也先后提出了《制止贿赂公约》《改善行政伦理行为决议书》等，这些规定对于改善和规范成员国的公共行政行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是公务员职业社团制定的伦理准则。譬如，美国公共行政行

浅谈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结合我国实际谈谈如何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篇二

浅析加强监督制度促进中国行政管理法制建设

摘要：我国在成立以来，经过了过此行政组织改革，这些改革对促进国家恶化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家情势的变化，综合利用各种监督制度实现国家行政管理法制建设成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字：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监督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共建立以来，随着国家情势的变化，我国国家行政组织先后进行了多次改革，应当说，这些变革在不同程度上都对完善我国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加快了国家经济建设速度、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是，这些变革并未完全取得预期的效果，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和世界接轨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深化我国行政管理法制建设，探索未来的发展模式，对于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行政管理的效能，进而推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依法行政的核心问题是防止滥用公共权力，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的因素所影响，依法行政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主要问题之一。

1、我们有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源远流长的法治思想史，但却没有明确的法制制度史，因此，不断加强法制建设一直是我国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2、与我国单一制国家的国家特征相一致，政府历来出于国家公共权力主体的中心位置。同时，唯有政府在决策体制上是典型的首长负责制，而法律又总是之后于现实生活的发展，这就为某些政府机关自行其是提供了较大的客观空间，并因此产生了越权和侵权的潜在的可能性。

3、我国市场经济的实践正在并将继续证明，健康的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同时是法律的经济。某些政府机关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不良行政行为甚至不法行政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了阻碍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强调依法行政并以此规范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对我国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已经刻不容缓。

法制行政的实质，是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受到由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权力主义的监督。因此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行政运行监督机制是保证依法行政的根本。

加强行政监督，使组织内部的某些人处于另一些人的了解、协助、或控制之下。在行政组织内部，监督是指行政上级对其所属下级所拥有的指挥权、指示权、督导权等。加强行政监督能够起到一些良好的作用，首先，通过监督权的有效运用，保证了法律和行政决策的全面、有力的贯彻执行；其次，通过对时、空、物、人等各个方面因素的最佳配合，改进工作方式，以强化组织的功能，提高工作效率；再次，通过有效的启发，激励辅助和督导，来调动成员的内在工作热情，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最后，通过对不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的惩戒、处置，来约束和促使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恪尽职守，减少违法行政行为。

完善法制监督，通过国家法制制度的制定和运用，来制约和督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法制监督有以下几种具体方式：立法监督，司法监督，检察监督，党的监督。加快行政立法的步伐，是行政管理有法可依，也是给行政管理规

定行为标准，使政府行政行为处于法律的规定和规范之下，如果行政行为违反了立法规范，就通过司法监督，检察监督的手段，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惩戒，纠正由于行政部门和人员不负责任所造成的损失，并借此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增强行政人员的责任感，推动行政任务的完成，实现行政责任的客观目的。另外，在我国，国家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多数是执政党党员，可以通过对自身党员的教育、约束以致制裁，来促进和保证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依法办事。

强化社会监督力量。社会监督是指公民从国家权力主体地位出发，行使法定的权力，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实施的监督。通过社会舆论、公民、共鸣团体、社会组织等社会行为主体依据法定的权力，必要是经过法定的程序，对政府及其官员实施监督，对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官员形成潜在的、无形的、间接的监督。因为社会监督具有广泛性、经常性、普遍性和有效性的特征，它对于维护法律的贯彻实施，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政府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发展廉政建设，防止和反对不法行政的发生，强化公民的民主意识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综合利用行政监督、法制监督、社会监督的监督手段，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使依法行政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才能逐渐消除权力腐败等行政问题，使我国发展为依法治国的民主国家。

参考文献：张国庆.《公共行政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7—435页顾加麟.《从机构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第二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第54—70页雍继敏；姚孟帆.《我国行政法制监督的健全与完善》.《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04期.第52—53页

4栾严峰.《依法行政的法制监督之我见》.《中国地名》.2006年06期 5王灵珊.《我国行政法制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法制与社会》.2007年07期

6王永玲.《健全我国行政法制监督的思考》.《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05期

7王庆军；周国成.《行政法制监督有效性探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04期

8章峥.《行政监督的研究》.《法学杂志》.2004年01期

浅谈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结合我国实际谈谈如何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篇三

思想汇报

——中国法制建设

敬爱的汽车学院党总支三支部：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使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至此，中国在经历了两千年的人治之后，终于抛转航舵，朝着法治的目标迈进。然而，回顾建国以来中国法制建设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仅仅只是个良好的开端，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法治依然任重而道远。

曾经有人这样说：在作用于人类的所有力量中，如果不考虑爱的力量，竞争无疑是第一位的。市场就充分体现了竞争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如此巨大，如果不能有效地规范，就可能会有违经济的繁荣和人类的美好期待。因此，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塑造市场规则当然就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在塑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府是否能够严格依法行政，是能否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因素。在依法治国方略确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原则、要求、任务和措施。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以十六字予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此可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法制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传统的大国，从“人治”转变到“法治”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仅仅是走向法治的开端，分析当前的法制建设现状，我国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如我国在行政立法权、许可权、处罚权等权利分配上法律规定明确，但是行政机关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权行为显著。执法人员水平低下，法制观念淡

薄，对当事人滥用职权，违反法定程序，加上行政机关内部缺少合理的执法监督，尤其是基层执法机关，这导致了权利滥用情况的泛滥。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缺乏信任，裁判的公信度普片不高，主要与对司法的监督力度不高。

对此国家应该加大对法律宣传的投资，国家机关应该加强法律宣传以及拓展法律知识学习的途径，公民应该主动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提高自己的道德意识和政治意识，提高自身的守法行为的素养。

中国从人治转向法治，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发展，为国民谋幸福的一次转折性改革，每一次改革总会充满的巨大的阻力和未知，但是只要我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总结吸收教训经验，相信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会更加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

恳请党组织给予批评与指正。

汇报人：曹亚伟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浅谈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结合我国实际谈谈如何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篇四

中国的法制建设

摘要：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共同努力,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历史进程中,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中国法治逐渐走向完备、趋向成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入宪,中国社会犹如破茧重生,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血雨腥风和动荡不安之后开始踏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征程。

本文通过分析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和新中国成立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重点分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国民经济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法治建设。抚今追昔，立足当代，展望未来，对我国以后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展望。通过的历史发展的总结分析我国的法治建设向着扩散化、均衡化和权威化的方向继续阔步前进。关键字：法治建设历史进程法治成就各领域发展展望

前言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深知法治的意义与价值，倍加珍惜自己的法治建设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适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实施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推进各项工作法治化。

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理论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重视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中华法系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法系，古老的中国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根据各时代的发展要求制定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

（一）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二）是全民接受依法治国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60年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依法治国的精神理念得到传播和弘扬。依法治国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理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

（三）是国家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

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律规定县、乡两级人大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一律由差额选举产生。为了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其违法和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四）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民主法治向着“三者有机统一”的方向迈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二，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第三，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先进文化按照人民的期待和要求进行。第四，依法治国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氛围。

（五）是立法成绩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截至2008年2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7 0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六）是法律服务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服务的发展，主要体现了三条主线：一是专业化，即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学历、专业知识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二是正规化，即加强了法律服务的制度化建设，在机构设置、职业准入、执业许可、市场监管、纪律惩戒等方面，都加强了规范化建设。三是市场化，法律服务从国家机关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行业，人事管理、经营机制方面逐步实现市场化。我国的律师制度、基层法律服务、公证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三、新中国建设以来在各领域的法制建设

（一）农业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建设

截至目前，中国农业立法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本法的农业法律体系框架④。加强农业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建设，必须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一方面要加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业立法步伐，确保农业市场化改革有法可依，充分发挥法治在农业市场化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法治在促进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推动作用，用法律保障国家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支持，更好地发挥农业法制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重要作用。

完善农产品流通主体法制建设，在农产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立法，农业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立法，农产品电子商务立法以及农业农村信息化补贴保障立法⑤。

（二）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一般是通过市场体系科学配置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优应用，推动生产与需求间的持续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体系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自发调节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因此需要通过法律与法规加强管理，在宏观方面科学调控市场，保证市场经济稳定发展。

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方法，打破市场经济法制中的法律实证主义定性，必须针对非理性习惯准则进行深入学理检讨，实现其的科学规范与界定，最终得出形式合理特点，进而作为国内现代法制建设重要资源。维护市场竞争性，建立科学、有效的法律法规等，避免市场竞争出现不公平与反垄断等现象，使市场主体可以严格依据法律与法规进行公平竞争，为市场主体提供自由与良性竞争平台。

目前，在社会主义经济大环境下，法制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建设。若是法制不完善，就难以规范市场经济，无法确保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必须严格依据市场经济具体发展需求制定健全的法制，并且加强执法力度，进而确保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⑥!

（三）中国地方政府法制化

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是建成整个国家法治政府建成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大，就像发展经济全国不能齐步走一样，法治政府建设同样不可能齐步走，必须要有各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进行建设和探索，同样需要各地“先行先试”，在实践中探索和积累经验。一些在全国范围内条件尚不成熟的改革，完全可以在一些地方先行试点，先行取得突破，为全国性改革积累经验。比如，作为法治政府制度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制度，行政程序方面的制度，尽管在一些具体的行政性法律法规中都有所体现，但是，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行政程序法典。《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工作早在“十五”期间就被列入立法规划，但时至今日仍未实质性启动这项立法工作。不过，湖南在这方面就进行了“先行先试”的探索，率先在省级层面颁布了《湖南行政程序条例》。在这之后，全国又有不少省级、地市级政府颁布了本级的行政程序条例，为全国性行政程序立法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⑦。

（四）中国环境法制建设

在中国环境公平失衡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超过了环境污染本身，是一个更为严峻的灾难性问题也是“十三五”应当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政策走向必须要围绕解决上述压力和挑战$应当强调两个哲学的理念。一是我们不能用产生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即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环境问题，都是某种工作方式的必然产物。现在如果还用产生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一些问题可能容易解决，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甚至会产生更多问题。二是有一些错误的东西时间久了，人们就习以为常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常常被当成了正确的东西去坚持，坚持的结果是问题将会愈演愈烈。

要从以下：政府转变职能、区分性质不同的排污形式、严格追究污染排放责任、建立重污染企业排出机制、转换环保执法意识和执法方式、积极借鉴适合国情的国际经验⑧等方面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的建设过程。

（五）军队的法制化建设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军建设已经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军事立法步伐加快，符合现代军事发展规律，适应军队改革需要，规范军队建设各个方面的军事法规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为依法治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军事执法成效明显，全军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自觉依法办事，不断加大军事执法力度，保证了依法治军方针落到实处，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当前军队建设的历史性任务，依法治军保障了军队的各项改革在法律框架内有序推进并逐步深化，保证了军队改革任务和目标的实现。

我国在保障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稳步推进，保障军队后勤领域改革不断深入，保障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方面都有了相关确保军队和军人的法律法规⑨。

（六）高校的法治化建设

青年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身上寄托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他们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基于大学生特殊的社会地位,对这一特定群体展的专门性高校法制教育既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工程”,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民心工程”,更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工程”。一直以来,高校被誉为是现代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的变化,高校在不断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高校法制教育的发展进程就成为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缩影。同时,高校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核心力量,肩负着向社会不断输送髙素质人才的育人职责。从逻辑关系上看,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法制教育又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法制教育六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各具特点,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发展变化的历史足迹。整体而言,建国以来高校法制教育发展历程基本上是螺旋式上升的、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抚今追昔、立足当代、展望未来,高校法制教育的光辉历程将凝结成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而那些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经验和沉痛教训也必将促进高校法制教育向着扩散化、均衡化和权威化的方向继续阔步前进⑩。

四、中国法制化的未来发展和展望

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我国法制建设将在现有的基础上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并将继续在矛盾冲突中向前发展。就全社会范围而言,7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带来了社会关系的重大结构性调整,社会利益正在日益分化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巳经苏醒并日见强化,人们的行为愈来愈复杂化、多样化,传统的调整手段及运行机制逐渐失灵,社会生活愈来愈依赖于法律来进行组织和调节,从而为法制建设的大规模发晨提供有利的客观条件.在未来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影响法制建设的根本原因就是改革。法制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直接决定于改革的规模与速度。首先,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将从组织创新发展

到制度创新,政策催生的改革成果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稳定和巩固,以规范化的方式成为制度性成果，促进市场机制全面形成和大规模运用。其次，政治体制改革将把加强和完善法制作为其长远目标和根本手段,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政企分开、改革千部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化措施都将经过法定程序进行,运用法律手段加以实施。用法律来调控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一是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重要内容。第三,观念变革将会促动法制建设深层结构的历史性更。.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和提高无疑将成为法制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然,也必须看到,改革所造成的不均衡社会条件和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也给法制建设带来一定的难度。社会关系的变革和严格稳定的法律规范在某些时候、某些领域甚至会发生冲突.改革的特点和我国法制建设受传统束缚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不是法律关系的解释与稳定,而是法律关系的建立、变革与创新⑪。注释：

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厅，《中国的法治建设》，2008.2，第3页 ②中顾法律网，《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2015.7，第4页 ③中顾法律网，《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2015.7，第7页

④王乐君，李迎宾等，《农业法制的发展与完善》，载《农业经济问题》，2010.2，第8-12页

⑤周向阳等，《关于中国加强农业市场化信息化法治建设的思考》，载《世界农业》，2015.10，第221页

⑥张国栋，《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目标与途径》，载《商》，2010.4，第259页

⑦孙红军，《中国地方政府法制化目标与路径研究》，苏州大学2016年硕士毕业论文

⑧杨朝飞，《对中国环境法治建设的思考》，载《全球化》，2016.5，第17页 ⑨王建新，《中国军队走向依法治军》，载《中国经贸导刊》，2016.3，第76页 ⑩宋婷，《建国以来高校法制教育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毕业论文 ⑪石泰峰，《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发展与未来》，中央党校法学研究室，第37页。

浅谈我国行政监督制度结合我国实际谈谈如何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篇五

审计机关如何加强法制建设

促进依法审计

近年来，审计机关通过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法律进机关”等活动的开展，加强了审计人员学法用法能力，提高了审计机关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履行了审计监督职责。目前，我国审计工作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的历史时期。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给审计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审计监督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各级党委、政府和人大对审计机关发挥建设性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审计机关在新的起点上认真谋划和推进审计法制工作，不断提高审计法治化、科学化水平，以审计法制建设的新成效来促进依法审计工作。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审计事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挑战不断增多，审计机关在审计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审计法制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审计法制人员法律专业知识水平较低；审计法制基础建设较弱；现有审计法规还不完善等。

一、健全审计法制建设机制来促进依法审计工作

一是完善领导工作机制。坚持把审计法制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与审计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真正把审计法制工作列上位、抓上手。形成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主动抓、法制科室具体抓、全体人员共同参与的审计法制建设格局，并及时研究解决审计法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为全面推进依法审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是强化法制机构建设。法制部门是依法审计规划的拟定者和组织实施者，也是领导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要进一步加强法制机构建设，健全工作机构，配备得力干部，把有潜力、勤学习、善钻研、懂业务的审计干部及时地充实到法制部门，并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增强审计法制部门的整体工作能力。

二、加强审计法制环境建设来促进依法审计工作

一是加强审计法制队伍建设。要不断充实审计法制干部力量，采取公开选拔和内部竞争上岗等形式，优化选配审计法制干部，强化审计法制机构。按照“人、法、技”的要求，坚持抓好审计法制学习研讨制度，要求审计法制干部既要钻研审计业务，又要带头全面学习法律法规和审计准则，并对审计执法和法制建设出现的问题进行研讨，加深对国家基本准则和通用准则的理解和应用，培养出一批既懂业务又熟悉审计法律法规的复合型审计法制人才。要进一步明确审计法制人员的职责和任务，也应赋予必要的权限，并对其实行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以利充分发挥审计法制人员的综合协调和复核监督作用。

二是加强审计法制宣传教育。要以“普法”宣传活动为契机，采取诸如审计法律法规知识竞赛、普法论文评比、审计法制研讨会等各种有效形式，积极开展审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争取全社会关注支持审计法制建设。要利用全员干部业务培训的时机，组织审计人员学法用法，提高审计执法水平。首先要学好用好审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全面掌握其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规则和主要内容要点等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在审计实践中较好地应有，树立起较强的审计法规准则意识。此外，还注意学习《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规范政府行为的行政法规和党政中心工作有关的法规政策。要开展审计法规和审计准则的培训考试活动，把学法用法情况列入审计人员的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促进审计人员法律素质的全面提高，确保依法审计的贯彻落实。

三、提升法制建设工作水平来促进依法审计工作

一是创新审计法制理念。树立服务发展的理念，把“发展是第一要务”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全过程；树立民本审计的理念，把为人民审计，通过审计服务好人民群众作为审计法制工作的根本取向；树立优质服务的理念，既维护审计法制的严肃性，又提升服务经济发展的实效性；树立文明审计的理念，既严格程序，公正执法，又换位思考，平等待人。同时，正确处理监督与服务、执法职能与行政职能、宏观和微观、依法审计与实事求是、一般任务与重点工作、审计数量与审计质量、审计主体与审计客体等一系列关系，通过审计工作方式的科学化促进审计法制工作成效的提升。

二是规范审计执法行为。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审计工作，强化审计现场管理，严格把好审前调查关、审计取证关，严格执行三级复核制度，强化对审计全过程的程序和质量控制；坚持审计公示制度，审计纪律“八不准”制度，定期开展审计回访，将回访被审计单位经常化、制度化，主动接受被审计单位监督；严格实行审计报告书面征求意见制度、审计项目会议制度、审计处罚事先告知制度、审计听证制度等，对审计结果需要公告的，认真审核公告内容，确保审计结果经得起检验。

总之，审计机关必须提高对审计法制建设的认识，通过完善领导工作机制、强化法制机构建设、加强审计法制队伍建设、加强审计法制宣传教育、创新审计法制理念、规范审计执法行为，充分发挥审计机关法制建设的作用来促进依法审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