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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家族称呼篇一

广州话的称呼语（陈慧英）

和感情色彩以及构词、造词手法、并谈一谈广州话称呼语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 广州话 称呼语 特点

一、广州话称呼语的特点

(一)富有方言色彩的称呼语较多广州话有很多跟普通话不同的称呼语,例如:背称儿媳为“心抱”(是“新妇”的变音),称舅母为“妗母”(有人认为“妗”是”舅”的变音),称弟妇为“阿妗”,称曾孙为“塞”①,称重孙为“唛”,称父亲为“老豆”(窦),这个在其他方言中罕见的称呼语,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有人认为源于古代贤人窦燕山,因他教子有方,故后人泛称父亲为“老窦”,又有人认为“老豆”就是“老头”,因“头”古音读如“月豆”,也有人认为“老豆”是“老父”的忌讳语,因“父”与“腐”同音,不吉利,故改称“老豆”②。众说纷纭,引人深思。

穿石”是非常生动的称呼语。

(二)利用变调表示不同意义

单音词利用变调表示不同意义的,如“女”读本调阳上(23)调值时,表示女性、女子。例如系男系女?(是男还是女?),有男有女、男女平等。如读高升变调(35)则表示女儿,例如:有两个女,一个仔(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生口左一个女(生了一个女儿)。又如:“妹”原调阳去(22),读高升变调(35)表示姐妹的“妹”,例如:我口既妹系打字员(我的妹妹是打字员),亻巨口既妹做看护(他的妹妹当护士)。“妹”读高平变调(55)是指婢女,又叫“妹仔”。“妹”放在一此些词素后,是表示少女、女郎。如:外来妹、打工妹、上海妹、越南妹等。

复合词用变调表示不同意义的,例如:“伯爷”,“爷”读原调阳平(21)调值是指“伯父”,如读高平变调(55)调值是指“父亲”,一般中老年人多用。又如:“伯父”的“父”如读原调阳去(22)调查,是称父亲的哥哥(一般又叫“伯爷”或“阿伯”),如读高升变调(35)调值是指“老大爷”,广州话有“西南二伯父”,是指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

(三)叠音的称呼语有一定的变调规律

爸爸 妈妈 哥哥 姐姐

以上各词除“姐姐”原调是阴上(35)调值外,其他词原调均为阴平(55)调值。

婆婆(外婆)奶奶(家姑)弟弟 妹妹 女女(女儿)仔仔(儿子)“女女”是对女儿的爱称,“仔仔”是对儿子的爱称。

以上各词,“婆”的原调是阳平(21)调值,“奶”和“女”的原调是阳上(23)调值,“弟”和“妹” 的原调是阳去(22)调值,“仔”的原调是阴上(35)调值。叠音称呼语的变调读法,起到调和音节的作用,听起来有亲切感。

(四)简缩语较多

例如:张太(张太太)陈生(陈先生)大少(大少爷)二家(二家姐)空姐(空中小姐)港姐(香港小姐)老朋(老朋友,“朋”读高升变调35)

二、广州称呼语词义的内涵和褒贬的感情色彩

(一)词义的内涵

广州话有些称呼语字面跟普通话相同而内涵和用法不同,例如:奶奶(婆婆,称丈夫的母亲),婆婆(姥姥,称妈妈的母亲)。

少女买淫的男青年骗子。(二)褒贬的感情色彩

称呼语中有敬称、尊称,都是表示褒义的感情色彩,如背称别人父亲为“令尊”,背称别人母亲为“令寿堂”,背称别人儿子为“令郎”,背称别人女儿为“令爱”、“令千金”。这是表示尊敬的礼貌的客套语,在庄重的场合老年人多用。一般场合用的称呼语有些也带有感情色彩,例如对老年的男性,广州话叫“阿伯”,背称“伯爷公”(老大爷)”、老大公“(老公公),(“大”读高升变调,35调值),有些人不尊敬老人,称老人为“老坑”(老头子)、“老口野”(老家伙),这些词带上鄙视的感情色彩。对年老的女性,广州话叫“阿婆”,背称“伯爷婆”或“老大婆”(“大”读高升变调35调值),如背称“老藕”(老太婆)就带有嫌弃的感情色彩,是不礼貌的词语。

一个“衰”或“死”字,有时后面是一个“包”字,例如:

衰公(坏家伙)

押韵,“喊”是哭,“唔”是不)。

寿”是傻瓜笨蛋的意思。

广州人叫美国归侨为“金山客”,另一背称“金山丁”有贬义,指容易被人骗钱的美国归侨,广州话“咪丁”是骗傻瓜钱的意思。“死党”指至交,生死之交,由贬义词变为褒义词。

三、广州话称呼语的构造和造词法

(一)称呼语的构造

1、词头有“阿”、“家”、“番”(洋)等

阿驼(驼子)阿女(女儿)阿仔(儿子)阿家(旧称母亲)

“家”加在亲属称呼前,例如: 家公(对丈夫父亲的背称)家婆(对丈夫母亲的背称)家婶(婶子,可用于对称,如三家婶等)

家嫂(对儿媳的对面称呼)家姐(姐姐,可对面称呼)

“番”(洋),例如:

?121?

番鬼佬(外国佬、洋人)番鬼婆(外国女人)番鬼妹(外国女孩)番鬼仔(外国男孩)

以上各词“番”字可省略,说成“鬼佬”、“鬼妹”等。

2、词尾有“仔”、“哥”、“友”、“记”、“公”、“佬”、“婆”、“妹”等。

细路仔(小孩子)哥哥仔(对男孩子的称呼)世界仔(在社会上混,到处捞钱的男青年)姨仔(小姨子)姑仔(小姑子)大姐仔(小姑娘)

“哥”一般放在表示男性的名词后,例如:

新郎哥

学生哥

后生哥

诸记 新记 祥记 老友记 哥记(哥儿们)其他词尾如“公”表示男性(一般称老年人),“佬”,表示中年或青年男性,“婆”表示中老年 妇女,“妹”表示少女,这些词尾构词能力很强,放于表示人的名字后构成很多称呼语。

(二)称呼语的造词手法

有些称呼语用修辞造词法,手法多样化,生动、形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1、比喻。

两者辈份相同。

“禾叉髀”(堂兄弟),堂兄叫“禾叉髀大佬”,堂弟叫“禾叉髀细佬”,“禾叉是叉稻草的杈子, 当中的长齿稀疏,比喻不是亲兄弟,而是“疏堂”(堂)兄弟。“心肝木定”(心肝宝贝)一般指称最疼爱的小孩,“木定”是“蒂”。

“扭纹柴”(刁蛮鬼,指称好闹别扭的人)“大碌藕”(指称出手大,挥金如土的人)“大光灯”(汽灯,呼呼响的,指称咋咋呼呼,做事唯恐别人不知道的人)。

“花心萝白”(见异思迁,对爱情不专一的人)。

2、拟物。

牛王头(流氓头子)、马仔(手下人,打手)、蛇王(懒惰虫)、烂头蟀(好打斗的亡命之徒)、老虎也母(雌老虎,指称凶恶的妇人)、倔尾龙(秃尾巴龙,传说能呼风唤雨,指称好惹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高窦猫(高傲自大的人)、为食猫(馋鬼,好吃的人)、奸赖猫(赖皮鬼,输了不认账的人)、失魂鱼(冒失鬼)、巡城马(货郎,专到城里贩日用品到农村销售的人)、大头虾(粗心大意的人)、野鸡(低级妓女)、龟公(王八,指妻子有外遇的人,又指鸨母的丈夫或情人)、薯头(笨蛋、呆笨的人)。

3、夸张。

九代姑婆(远亲)、竹升妹(高个子姑娘,“竹升”是竹竿)、花王(园丁,花匠)、烟铲(烟鬼)、豆钉(小不点,小个子)

等。

4、借代。

败国,现泛指败家子。

5、谐声。

有些词其中一两个词素是谐声的,例如:捞佬(外省人,模仿外省人说“老兄”的音)、口冷佬(潮州人,“口冷”是模仿潮州人说“人”的音)、哎口也大佬(口头上称兄道弟的人)、吱口者婆(长舌妇,吱吱喳喳好讲话的妇人)。

四、广州话称呼语的发展变化

“女招待”,男服务员为“企堂”(“企”是站的意思),这些词已很少人用了。过去广州话背称女用人为“婆妈”、“妈姐”这些词也被淘汰,现称保姆为“阿姨”,这是受普通话的影响。广州话称呼语也受香港粤语的影响,吸收了一些香港流行的称呼语,如称老板为“老细”或“波士”(英语boss),称母亲为“妈咪”(英语mammy),称老师和警察为“阿sir”(中英结合词)等。称呼语的发展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和人们心态的变化,值得研究探讨。

贵州家族称呼篇二

某个晚上，一名中年男人叩开了郭振华家的门。“有个姓池的人找你。”女主人高声招呼郭振华。“是池、池厅长？”郭问。“啊呀啊呀，池厅长您、您来看我们？”意识到来者的身份后，女主人恭敬地赔笑道。

这是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的一个桥段，刻画的正是官场中人对“称呼”的娴熟运用。

2001年，痛恨官场中丑恶风气的阎真写下了这本小说。尽管如此，这位北大毕业之后拒绝机关身份而选择乐守象牙塔的文学教授，在现实中也不得不屈服于无处不在的官场“称呼学”。

类似阎真这样的体会，某县财政局的小丁也有。不久前她参加一次接待活动，直到见到《××调研组来县接待手册》，小丁才知道，她一直称为“王处”的这位省财政厅领导，原来只是一个主任科员。

按中国的行政级别，这位局长和“王处”都是主任科员，相当于人们熟知的“科长”。正如人们从官场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那些见诸文件的称呼之外，官员之间还有另一套“称呼”的学问，有许多难以言传的细微讲究。

“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

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称呼规则外，官员之间的称呼还有许多微妙之处。

“上级对下级常常以„姓名+同志‟相称，但下级对上级当面一般却只用„姓+职务‟或„职务‟。”华东师范大学的胡范铸教授在他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他的研究方向是应用语言学。

然而，有些时候这条规律并不适用。例如，一个机关的正副书记中有好几位姓王时，“叫某某书记是惯例”上述媒体人说，名字+职务的选择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分”。

区分不同称呼的，除了职务外，还有资历与感情。一般来讲，官员之间互称官衔是较为客套和安全的，但一些职务不高的“老机关”却常享有“豁免权”，可以将别人眼中的“王书记”省去姓氏，直呼其名。上述媒体人说：“在机关里称名字，本身并不是冒犯，当然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以及你和那个人到底有多熟。” 在官员中间，流行着种种特殊情况下的称呼办法。例如，对于姓付的书记，往往不能称付书记，而要用名字称“××书记”；当两个书记同姓时，也要叫名+书记……熟练掌握着一套规则，几乎是公务员的入门程序。

“老大”与“老板”

除了大庭广众下的繁多称呼，一些官员在酒酣耳热、窃窃私语时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上述那位媒体人曾在县乡一级基层政府的饭局上见识过，一名干部起身敬酒，朗声说道“我们老大……”。当面叫一声“老大”，除了几分亲昵，更展现出明确的权力排序。与之相对的，所谓“老二”不仅不用做面称，甚至不能公开排出来。

“一个省里面省委书记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省长是二把手，因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说副书记就是二把手，因为按照惯例，在党内，兼省长的书记（才）是。”这位媒体人说。然而到了市级干部，这种江湖气的“老大”、“老二”便有时被透着商业气息的“老板”所取代。

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称“老大”在基层会比较多，更江湖气一些。一般称“老板”的，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老板”，会显得特别可笑，因为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所以往往会称“老大”；如果称呼一个乡长“老板”也不行，因为级别同样不够。

真正难以处理的是如何称呼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降职的官员。江苏省级机关一位工作人员，曾经在南京的颐和路上遇到过当年的无锡市长毛小平，这位工作人员竟然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称呼。“喊他毛市长、毛主任都不合适，喊小平吧，你不觉得„小平‟是特指的吗？所以后来我只好说„哎——哎——你好‟。”2012年毛因为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他一度被认为在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担任副主任，后又传出降为处长。

他回忆，自己第一次被县里称“首长”时，感到很不习惯，有一种“僭越”的感觉，但后来发现叫的人和被叫的人都心安理得，也就顺其自然了。

但那些真正的“首长”们，却似乎对职务称呼极其超脱。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第一位专家发言刚提到“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要求在场专家少说客套话，言简意赅。

“同志”不够亲切？

在胡范铸教授看来，“称呼学”的流行和称呼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风气“变坏”了，更反映着社会心理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独步天下的“同志”，起初是有着共同理想与信仰的政党成员之间的共勉。孙中山在1918年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其遗嘱常被总结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正式写道：“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时的“同志”，还只在社会精英间流行。

1949年后，“同志”迅速成为正确甚至唯一正确的政治称呼。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尽管如此，出于表明立场、提防异己的原因，“同志”在民间成为了最保险的尊称。在上世纪末的一些港台剧中，剧中人物一旦踏上大陆土地，逢人即称“同志”。在他们看来，“同志”似乎成了大陆文化的符号，否则就会被视作另类而引起麻烦。

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同志”之称所引起的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曾经明确，“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在经历了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后，党内又能互称同志，成了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思想解放事件。

时间进入21世纪，“同志”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使用起来也显得很突兀。“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个人的自主意识提升。当今社会是称谓语最丰富的时代。”胡范铸说道。

2003年，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

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等场所醒目位置”，以“营造民主平等、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形成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的工作作风”。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说，现在“同志”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传统保留下来，成为正式场合的庄重称呼。但在现实官场中，在对称呼进行“推敲”后，官员私下里往往不会互称同志。在一位官员看来，现在如果见面还称“同志”，不仅显得怪异，还意味着拒人于千里之外，“下面的事都无法进行了”。

尽管存在着所谓的称呼规则，但因地域、风俗及人情的巨大差别，官场称呼并无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例如在湖南，一些称呼就很独特，官员们背后往往称呼高级官员为“张嗲”、“李嗲”（“嗲”在长沙话中意为老者），同僚之间则会互称“张哥”、“李哥”。

现在在一些地方，某些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称呼如某局、某厅等，很流行。在一位观察者看来，新世纪以来，官员群体的社会评价有所降低，经济、社会地位、个人成就感、荣誉感都不可同日而语。张局、李局这种称谓，一方面保有官场认同，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过于强调身份而引起他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