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百年辉煌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得体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得体会(四篇)

百年辉煌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得体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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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深入分析大变局的内涵和发展趋势，对于科学把握国际形势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基本特征，深入分析我国面临的机遇挑战，全面运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是今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关心，世界人民关注。在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疫情在世界范围内长时间挥之不去、各国复工复产复学深受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稳如泰山，凝心静气，牢控疫情，抓紧复工复产，修复产业链、供应链，推动经济社会生活走上正轨，尽全力完成“十三五”规划中规定的各项任务，彰显了我们的制度优势。习主席说，这次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我们要举一反三，进行更长远性的思考，完善战略布局，做到化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这就是五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所在。

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曾峻在致辞中指出，要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领域维度等三个维度去思考“两个大局”。从时间维度来说，现在正经历的变革是过去一百年，特别是二战以后最深刻的一次，对未来一百年的中国和世界将产生深远影响；
从空间维度看，“两个大局”是世界和中国在特定时期和阶段互动的一个表现，它不是局域的、部分的，而是全面的；
从领域维度看，“两个大局”涉及的事物、范围是系统的，覆盖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生态、人类健康等各个领域。当前，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十四五”时期要集中精力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把中国特色发挥出来，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教授认为，“两个大局”是对未来30年中国发展目标的进一步聚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集中体现。在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很大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发展史上并没有先例。如果最终取得成功，它不仅将改变中国的命运，也将极大影响世界的走向。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全局的概括，立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国情，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式来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这将为人类文明增添新的内容。面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外部世界正在重新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再选择和再评估。习近平总书记敏锐看到外部系统的变量，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观点，这是比较准确和凝练的一个战略判断。我们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不变”，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学院教授陈学明从马克思的总体理论入手，强调“两个大局”需要准确处理好能动性、斗争性、总体性、组织性和特殊性问题。在大变局中把人的能动性放到什么位置，我们需要一种哲学引导，要探索“变”当中的客观性，同时探索中国人民的能动性。大变局当中充满了斗争，如何把握矛盾，把斗争性放到什么位置，是需要用哲学方法加以解决的。“两个大局”要处理好总体与部分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思考大局。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吴晓明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出发，阐释了“两个大局”之间的本质关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最主要的自变量，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去理解“两个大局”，就要理解好十九大报告中的“三个意味着”。“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一个关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叙事。“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叙事。“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关于世界历史的叙事。这三个叙事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性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坐标。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

与会专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大局”的重要论述，深刻洞察世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入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关联。“两个大局”的本质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已深度嵌入世界，世界与中国不可分割。统筹“两个大局”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展开，并对世界大变局产生深刻影响；
世界大变局也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造成深刻的影响，既带来机遇，也带来风险和挑战。“两个大局”重要论述既是重大战略判断，也蕴含着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法论。深刻认识并统筹把握“两个大局”，对于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为什么说这是在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呢？我觉得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划上圆满的句号。“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再跃新的大台阶。而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要打好防范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其中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最具重要意义。它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对此，要做好总结和收尾工作，一鼓作气走完“最后一公里”。

第二，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的战略安排，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还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们即将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作出新的部署。

第三，面对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总体形势，中国今后要能依然保持经济以较快速度、较高质量持续发展，必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国因素和世界因素统筹起来考虑；
必须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统筹起来考虑；
必须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同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统筹起来考虑；
必须坚持底线思维，趋利避害，迎难而上。

第四，各方面各领域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愈加明显和突出。在当前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共十九大及历次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聚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展现出了谋划未来的责任担当和继往开来的历史担当。

全面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系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能否踏上现代化强国之路，关系到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能否顺利实现伟大复兴之梦，关系到揭示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科学社会主义能否在21世纪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首先，“变”在何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就变在前所未有、百年罕遇，变就变在立破并举、涤旧生新。这个大变局，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即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快“自西向东”位移；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
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越来越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世界文明多样性更加彰显，世界各国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成为主基调。

其次，“道”向何方？大变局的演进趋势，必然反映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向。这个大变局，是从事实上“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的重大转变；
是现代化发展路径从一元走向多元的重大转变；
是从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向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勃勃生机的重大转变。当然也还要清醒认识到，世界格局的演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世界力量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道路的斗争也将是漫长的、持久的。

再次，对我是“机”还是“危”？当前我国有利条件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
不利条件或者重大挑战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然遭到美西方等守成大国的遏制。可以预见的是，这种遏制将是长期的、高压的，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一旦应对不好就会延误甚至中断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最后，中国怎么办？面对世界百年难遇的时代大变局，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大机遇，我们要深刻认识国际格局演变与民族复兴、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叠加性、同步性、长期性，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坚持不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守住守好底线红线，牢牢把握战略上的主动权。最根本的，就是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百年辉煌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得体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得体会篇二

百年光辉历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走过了名垂史册的光辉历程。第一个光辉历程，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光辉历程，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光辉历程，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这百年三大光辉历程的伟大历史贡献在于：一是革命武装斗争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走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最全面的社会变革，为新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命运的根本扭转并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三是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百年伟大变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开创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也使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的面貌发生伟大变迁。

一是中国人民从受欺压、受剥削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我们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闹革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使中国人站起来了，翻身成为国家主人;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显著改善，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强起来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变迁。

二是中华民族从受凌辱、受奴役中振奋起来、团结起来、坚强起来了。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日益觉醒，民族精神充分激发，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更加坚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华民族昂首挺胸、信心满怀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有觉悟、有理想、有信仰、有力量的伟大民族，正在为加快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变迁。

三是中国从山河破碎、主权丧失、民穷国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政治文明、经济强盛、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生态优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衰败之国变为崛起之国。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百年的浴血奋斗，努力建设、不断改革、创新发展，建立了新中国，创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政治更加文明，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文化日益繁荣，生态明显改善，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全球有突出影响力的大国，成为全体人民过上全面小康生活人口最多的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典范，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明灯。现在的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不仅要为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也将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更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变迁。

百年人间奇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28年，执政治国72年。28年的革命斗争，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是一个人间奇迹。在执政治国70多年间，我们党领导人民又创造了两大人间奇迹。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

二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我们党在执政治国中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着力改善民生、造福人民，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依法治理国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为社会长期稳定打牢思想、政治、法治基础，在世界上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百年珍贵经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腥风血雨的革命斗争中走来，在艰辛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走来，在错综复杂的改革开放中走来，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实现了百年伟大变迁，创造了百年人间奇迹，建立了百年辉煌业绩，也积累了百年珍贵经验。

一是坚持旗帜不倒。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灵魂和思想旗帜。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做到灵魂不散、旗帜不倒。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岁月，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都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学习、运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创新发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取得伟大胜利。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任务中，不仅有力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二是坚持目标不移。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赋予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寄予共产党人的殷切期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征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做到目标不移、方向不转、奋斗不已。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抱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信念、顽强意志，不惜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尽管遇到巨大困难，遭受严重挫折，出现重大风波，甚至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遭遇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使社会主义中国这艘巨轮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向继续破浪前行。

三是坚持宗旨不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根本宗旨，为人民的利益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政治上，坚持人民的立场是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建立党和人民之间的鱼水之情。在经济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开展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国人民奇迹般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四是坚持初心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百年来，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经过28年的革命斗争，建立了新中国，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人民全面过上小康生活，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越来越近。

五是坚持改革不止。改革是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法宝，也是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始终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领导中国的革命斗争，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不断深化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正因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从自身的实践中，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程中，深刻地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对事关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科学决策、大胆实践、全面改革，开创并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伟大胜利。

六是坚持方位不乱。明确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百年来，无论革命形势如何险恶，建设任务如何艰难，改革使命如何重大，我们党总是把分析研判每个时期的客观形势，把分析研判每个时期的利弊环境，把分析研判每个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把分析研判每个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作为战略决策的根本前提和重要条件，从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进入新时代，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我们党百年来积累的这一重要经验，先后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性判断，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时期的历史方位。

七是坚持大局不偏。每个国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孤芳自赏，谁也不能闭关自守。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领导者，既要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又要有关注全球的视野。这就要正确处理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不可偏废，不可失衡。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社会主义建设时，还是改革开放时，百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处理好两个大局的关系，作为夺取革命斗争胜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着力点来抓，做到两手抓，两手兼顾、两手支撑，使中国的事情在全局上处于积极状态、主动地位、有利趋势。

八是坚持治党不松。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而且在近代以来一直是一个山河破碎、贫穷落后的大国。要在这样一个大国，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使社会主义坚持下去、发展起来，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实现，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重要原因是在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用铁的纪律、铁的手腕治理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确保党的肌体健康，确保党的生命力旺盛，确保党的战斗力不衰。百年来，我们党从未放松治党，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这样，改革开放新时期同样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制度上、作风上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时代，更是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四大战略布局之一加以实施。

九是坚持奋斗不止。革命胜利是奋斗出来的，人民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社会主义成功是奋斗出来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28年;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不懈奋斗30年;为进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奋斗42年。现在又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又开始为新的更加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不懈奋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使命在肩，奋斗不已。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品格、特殊气质、特殊本领，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百年伟业的特殊保障。

百年辉煌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得体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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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差距擴大成为全球面对的重要议题

自古以来，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就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平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矛盾冲突迭起，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贫富差距扩大。

（一）收入分配倒u曲线理论失效

1971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随着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呈先加剧后改善的态势。这一理论假设认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力迅速向高收入的生产部门流动，人均财富分配不平衡明显加剧，基尼系数曲线上扬。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基尼系数曲线相对平缓。工业化完成之后，收入分配不平衡缩小，曲线下降。其后国内外学者还将倒u曲线扩展应用于环境、法治等方面。如果以二战之后至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分析，收入分配倒u曲线似乎经得起历史检验，但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基本失效。

一些国外的研究资料表明，美国和欧洲收入前1%与收入后50%成人的收入份额变动情况，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并不像库兹涅茨倒u曲线所预计的，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特别是从2008年以后，富人越来越富，美国的情况尤为突出。再看全球收入增长分布情况，有数据表明，富人的收入份额随着人均gdp增长反而上升了。世界各地区成人的收入在大部分国家呈现扩大趋势，尽管幅度各有不同。

2015年初，全球援助与发展组织乐施会（oxfam）发布报告，认为不平等加剧问题成为全球主要议题。最富有的1%人口占全球财富的比重从2009年的44%增长到2014年的48%。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说，2016年全球成人拥有的平均财富5万多美元，但近一半的成人只有2000多美元。全球处于贫困端的一半成年人口只占有全球财富的1%，而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占据了全球89%的财富，其中前1%的富豪则占据了全球财富的50.8%。

在最新出版的《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描绘了前10%的高收入占比变动情况。这条曲线在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确实呈现倒u特征，而自80年代后，则发生了逆转。

（二）解释和应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尚需认真研究

对于收入分配倒u曲线已不符合现实的数据分析，一些国际组织和外国研究机构做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但对于如何解释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权威的结论，大致有三类。

一是说全球化导致资本流动率远大于劳动力流动率，致使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劳动报酬。例如，美国抱怨跨国公司大量到发展中国家投资，降低了对本国普通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变相压低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皮凯蒂提供的数据，1978年至2015年，美国最富1%收入增速为年均3%，而底层50%的收入增速为0。

二是说互联网日益深度与产业发展融合，导致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广度迅速集聚，上亿人瞬间可以在互联网上同时购买同一种商品。阿里巴巴、京东、天猫等搞“双十一”，有的一分钟成交额就上千亿，这是传统商业模式根本不可想象的。

三是说劳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库兹涅茨1955年提出倒u曲线理论时，依据的是前几十年的数据，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阵营崛起阶段，抑制了全球资本的力量。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冷战结束以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全世界劳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这是否导致资本收益又大大超过了劳动报酬。

也可能是这三个方面因素相互交织，造成了近30年来收入分配差距随着经济的增长，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

为缓解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扩大，皮凯蒂为此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公司董事会应有一半席位由雇员组成;股份持有者最多不能超过公司10%的投票权;对最昂贵的房地产征收高至90%的税收;每个人25岁时可以分配到一笔13.2万的投资，以及基于每个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征收个人碳排放税等。皮凯蒂曾写了享誉全球经济学界的《新资本论》，需要说明的是，他的《新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完全不同。他以海量统计数据为基础归纳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动曲线说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收入分配格局与库兹涅茨当年描述的倒u曲线发生了质的变化。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解释和应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分析这一趋势对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格局造成的深远影响，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二、把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要保持定力，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其中把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好是一个关键环节。

（一）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巨大成就

计划经济时期，按劳分配制度初期曾对调动职工积极性起到作用，但随后逐步演变成“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盛行。文革时还把按劳分配批判为资产阶级法权，极大地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分配体制改革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企业改革从为按劳分配“正名”起步，1978年恢复奖金、计件工资制度，其后逐步深入到价格、财税、产权制度以及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焕发了企业和职工的活力。回顾40年来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成功之处，是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承认个体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辛勤劳动、先进技术、企业家和管理者的才能参与分配，激发企业、职工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978年至2018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4%和7.3%，开启了人类有史以来极为强劲的收入增长奇迹。可以说，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模式是我国经济社会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也是改革开放中取得成功的领域之一。

（二）收入分配制度面临的挑战

应当看到，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面临的问题还是非常大的，可以归纳为一次分配不平衡、二次分配不充分。一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包括城乡、区域、行业、群体差距。二次分配的再调节作用过小，包括社保和税收。

第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遏制了扩大的趋势，但仍在高位徘徊，2016年以来又有轻微回升。我国的基尼系数在世界各国居于高位，同时，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的基尼系数还在扩大。

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致使我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主要成因。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都小于1.6∶1，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1左右，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1，中国名列其中。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比有了缩小的情况，但使得差距缩小的措施中还有很多没有成为一种长期机制，农村自身内生的发展能力还不高，很多農村出现了衰败的现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能否在“十四五”时期逐渐缩小到2∶1以内，现在还难下结论。城乡收入差距还远没有走向良性循环状态。

第二，在二次分配平抑一次分配差距方面，政府发挥的作用还很不充分。先看社会保障制度对平抑一次分配的作用。2013年，18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43，但是，在社会保障的作用下，这些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降为0.29，远低于中国的0.469。从下降幅度来看，欧盟国家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使得其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下降了40%，相比之下，中国仅下降了12.3%。

再看税收对平抑一次分配的作用。2017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设立了税收对收入分配效应的课题，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承担这一课题，得出的结果是总体计算，我国税收对收入分配起逆向调节作用。主要原因是到2017年，我国间接税比重仍占60%左右，直接税比重为40%左右。由于间接税在消费者最终购买环节实现，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往往显示了逆向调节的结果。此外，个人所得税因为税率的设置以及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更多的来源于资本与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很小。此外，对调节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的遗产税，虽然“九五”规划时就提到，但至今未能出台。

（三）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收入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决定》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从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面临的实际问题看，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任务，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

第一，应高度重视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重要性。有些人一直在为中国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作辩解，认为这没什么新鲜的，现在全世界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很正常。但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现共享发展，共同富裕。当前，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在经济方面，它是结构调整的主要举措;在社会方面，它是维护稳定的关键环节;在政治方面，它是坚定信仰的群众基础。

第二，破除三个收入分配理论运用误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高居世界前列，与长期以来收入分配有关理论运用的误区有关。

一是误用收入分配倒u曲线理论。库兹涅茨1955年提出随着经济增长，分配差距呈现倒u曲线时，他本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但在我国前阶段单纯追求gdp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不少学者和官员有意无意地误用倒u理论，把这一假设作为教条，片面强调gdp增长到一定程度，例如达到一万多美元的高收入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自然会缩小，基尼系数高过0.5也没什么关系，似乎收入分配差距变动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系不大，集中一切力量把gdp搞上去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最优战略选择。

二是误用低劳动力成本竞争理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缺乏技术、没有资金，实施低劳动力成本竞争势在必行。但长期实施低劳动力成本竞争，财富难以分配到普通劳动者，必然造成国内两级分化。本世纪初，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了，许多官员和经济理论界人士无视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还在坚持这一理论。如果呼吁把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为普通职工涨工资、加强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职能、开展劳资集体谈判等，只要这些政策可能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他们就认为这是“自损国力”。似乎坚持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一百年不变才是大道理、硬道理，劳动者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是小道理、软道理。低劳动力成本竞争理论的运用没有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时俱进，陷入严重误区。

三是误用刘易斯拐点理论。刘易斯拐点理论是有普遍意义的，在农业富余劳动力未被转移完之前，对普通劳动力价格上涨确实有抑制作用。但在不同国家，这种抑制作用有多大，拐点两侧的变化曲率有多大，需要结合体制、机制、政策等具体研究。借鉴好的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研究。如除了户籍制度之外，承包地和宅基地政策对城乡劳动力流动起了什么作用？不能单纯用一些数量分析掩盖我们具体的体制、机制、政策问题，把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全部打包推给刘易斯理论去解释。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是一次分配要适度向低收入者倾斜，二次分配要加大平抑贫富差距的力度。

一次分配应规范分配秩序，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差距，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向低收入者倾斜应突出关注农民工。农民工近年来增速锐减，但总量还在增加，去年的统计数字，2.8亿农民工占了4.2亿城镇就业总人数的近70%。这种双轨就业模式，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没有先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是弊大于利，应提到重大议事日程加以解决。

加大力度贯彻中央确定的农民工市民化方针，是当前我国缩小贫富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环节。

二次分配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方向，深化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较大幅度提高征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比重，发挥平抑一次分配差距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保障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上，一些同志仍坚持扩大个人账户的方案。扩大个人账户或实行全个人账户可能对职工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即国家立法实施的二次分配项目不应当扩大一次分配的差距，在当前我国基尼系数高位徘徊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再有，中国的亿万富翁与美国比肩，但作为 “限高、扩中、调低”的重要税种遗产税，多年仍未见落地，建议“十四五”时期研究出台。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将民生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我国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40年来，作为民生重要内容的收入分配制度建设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和波澜壮阔的历程，总结这一历程，最重要的有三条必须始终坚持。

（一）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为人民服务，是我国立党的初衷，是高扬在共和国旗帜上的标语口号，是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原动力，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工作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绝不能因短期的或局部的政绩而偏离以至背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事实证明，一旦偏离了这一宗旨，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见木不见林甚至南辕北辙的境地。

（二）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的完全正确的。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一次分配要讲求效率，可以充分调动各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改善民生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政府要为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竞争提供制度框架、法律保证和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二次分配要讲求公平，政府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公共服务职责，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方向，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平抑一次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三）坚持扩大开放，借鉴国际经验，创新收入分配体系

总结各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确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没有成熟模式可模仿，是世界文明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国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学习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其中就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分配领域的成就。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取得的进展，许多重大制度突破是在国际组织专家和外国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取得的。今天我国在民生和收入分配领域的成就也吸引其他国家学习借鉴。这正体现了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相互学习，求同存异的开放包容新格局。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和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两千多年来国人所向往的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大同世界，将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展现在全世界面前。

（本文摘自作者在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上的发言，内容有删节）

百年辉煌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得体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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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溯百年历史，世界经济的重心很长一段时间在北大西洋两岸，西欧诸国和北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

21世紀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不同地区发展中大国的整体性崛起，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欧美的重创，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根据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布的数据，2017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23%，与10年前占比12%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超过5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12月发表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报告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这一世界经济重心之变可谓百年未有。如果说“一战”后因美国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东岸（西欧）向大西洋西岸（美国）的那次迁移是一次经济地理大变局的话，当前正在发生的这次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迁移，其覆盖范围之广、涉及人口之多，已远超上次。

世界政治格局正在两个层面演进并相互作用。

一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一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状态，实现了政治、经济独立和国家自主发展。但经济弱势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西方国家依托其先进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在全球政治治理中占据优势，拥有更多话语权。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以可观的经济成就和未来可期的发展前景，备受瞩目。

伴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地位上升，涵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g20（二十国集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作用日益突出，而“发达国家俱乐部”g7（七国集团）因无法覆盖更广泛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日渐式微，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主导向全球共同治理转变。

二是多极化呈新态势。

1991年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格局，“一超”与“多强”进行着激烈的博弈。近30年过去了，多极化不断推进，单极“梦想”日渐遥远，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等已成为重要的多极力量。

中国自2010年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从40年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达到30%。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已成为推动多极化趋势的中坚。

经济格局的变化推动世界政治格局演化，大国间博弈和战略竞争有所加剧，原有以大国协调为重要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挑战。

一方面，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明确为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美国与盟友的关系裂隙加深，大西洋同盟关系几近历史低点。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欧企业占据科技经济绝对强势的发展时期，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力量。

全球化初期，以西方企业为主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配置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人力和市场，同时也将资金、技术部分扩散到这些国家。后发国家基于经济弱势，希望给民族品牌留有发展空间及保护市场的努力，在当时美欧力推全球化的强势话语和规则体系下微弱而边缘，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消化问题，刀刃向内。所以在迄今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欧美为主力推的前20年可谓“顺风顺水”。

待发展中国家通过“克服全球化之弊、放大全球化之利”获得经济起飞，甚至企业竞争力强大到已危及曾经强势的竞争对手时，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一些国家打“逆全球化”牌，以“本国优先”为名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

一些大国丧失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会逆转。从目前情况看，新兴经济体已成长为推动全球化的新生力量，日、德、法等老牌发达国家也从长远利益出发，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

本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科技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产业推陈出新和生产力跃进的不竭动力，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演变。

以往的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均由大西洋两岸国家唱主角，比如英国、美国。本世纪已现端倪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虽然创新力强大的美国仍担纲主角，但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亦表现抢眼，正努力向科技产业变革的第一方阵进发。

正在形成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将对世界政经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新兴国家跻身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领之列，将有助于提升其综合实力，助推其发展进程；这些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经验，也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发展中国家丰富的人力资源一旦插上科技翅膀，将会释放出巨大能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谁能抢占科技高地，谁就有可能站在产业变革的前沿、占领全球价值链的高地，从而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先机。

国家间科技竞争之外，飞速发展的科技也对人类生存提出了挑战。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等成果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能威胁人类伦理和长远的生存发展。同核武器相比，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研发更难被管控，国际社会建构有效监管体系困难重重。从这一角度而言，科技对人类的挑战也属百年未有之变。

从“一战”后诞生的国际联盟，到“二战”后的联合国，一百多年来承担着全球治理之责的国际组织尽管在协调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毋庸讳言，大国仍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

近年随着国际竞争合作的深入，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且日趋复杂，特别是在需要更多协调的经济、安全和气候治理领域，现有治理体系已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格局。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治理客体越来越复杂，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加强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主要机制中居主导地位、掌控着全球治理规则制定权的西方大国，却不愿意承担治理责任，反而强化同其他国家的竞争，阻碍其他国家参与，恶化了推进全球治理的政治环境。

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国家治理，特别是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大国的国家治理。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出现民粹主义浪潮表明，这些国家的国内治理出了问题。从美国“政府停摆”创纪录，到英国陷入脱欧困境，再到法国“黄马甲”抗议运动，表明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个案性的，而是制度性危机。面对内部矛盾，一些国家不是通过改革缩小分歧、凝聚共识来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激发民粹主义等向外部世界转移矛盾，通过贸易战、推卸放弃本国国际责任等措施来缓解国内危机。这种做法对推进全球治理构成巨大挑战。

既有的治理核心主体在全球治理上失能、失愿，亦是百年未有之变。

全球治理之变，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难得机遇，它们有望跻身全球治理核心主体的行列，成为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

结语：上述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其中，经济是基础性因素，科技是助推器，经济格局之变导致政治格局变化，多极化不可逆转；世界格局之变又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条件。上述诸多大变化中，核心是多极化和世界政治格局之变，本质是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塑。

（摘自七一客户端/《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