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朝中措·梅篇一

△课标要求：知道“始皇帝”的来历和郡县制建立的史实，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

一、从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

1、诸侯争霸（春秋战国时期）：

①背景：宗法制、分封制 遭到破坏

②目的：争夺 土地 和 人民

③方式：兼并战争

2、秦朝统一： 前221 年

①秦国先后灭掉了哪六国？

韩、赵、魏、楚、燕、齐

②秦国能统一全国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实力 日益强大

③秦朝在我国历史上有何重要地位？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统一 的 中央集权 的 封建 王朝

二、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中央官制

1、皇帝制：

①始皇帝的来历：

“ 始皇帝 ”，希望从自己开始，皇位能传承 千万世 。

②皇帝制的特点：皇位世袭，皇权至上

③皇帝制的影响：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

2、中央官制——三公九卿制

①三公九卿及其职责

丞相：为百官之 首 ，帮助皇帝处理全国 政 事。

三公    御史大夫：是副 丞相 ，执掌群臣 奏章 ，下达皇帝 诏令 ，负责监察 百官 。

太尉：负责管理全国 军事

三公九卿都由 皇帝 直接任免

②三公九卿的相互关系：相互配合，彼此牵制

3、决策程序及其作用：

①程序：丞相、御史大夫、诸卿朝议 → 皇帝裁决

②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决策失误

三、郡县制的全面推行

1、过程：开始产生（春秋战国）→ 全面推行（秦朝）

2、郡县长官及其产生：

②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令或县长

3、影响：

①实现了中央对地方政权 直接有效 的控制

②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度, 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 政治 制度的基本格局, 为历代王朝所 沿用 , 且不断加强和完善。

△郡县制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郡县长官由 皇帝 任免，有利于加强 中央集权 和巩固 国家统一 。

△随堂练习：《全品》第1课“典题探究”（见《全品》第1课，略）  △作业：《全品》课时作业（二）

朝中措·梅篇二

《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这首词是作者送别友人刘敞到扬州任职时所作。此词借酬赠友人之机，追忆起几年前在扬州所建的平山堂以及过去豪放旷达的生活。全词写出了作者意在山水之间的情感，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词风豪放，在欧词中极为少见，对后来苏轼的豪放词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⑴

平山阑槛倚晴空⑵，山色有无中⑶。手种堂前垂柳⑷，别来几度春风⑸。

文章太守⑹，挥毫万字⑺，一饮千钟⑻。行乐直须年少⑼，尊前看取衰翁⑽。

⑴朝中措：词牌名。宋以前旧曲，又名“照江梅”“芙蓉曲”。双调四十八字，前片三平韵，后片两平韵。刘仲原甫：当指刘敞。庆历进士，曾官知制诰、集贤院学士等，是欧阳修的年辈稍晚的朋友。维扬：扬州的别称。

⑵平山：即平山堂，为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时所修建，后成为扬州名胜。

⑶“山色”句：此处借用王维《江汉临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句意。

⑷手种堂前垂柳：平山堂前，欧阳修曾亲手种下杨柳树。

⑸别来：分别以来。当时作者离开扬州大约八年。

⑹太守：汉代的郡，相当于唐宋的州，汉代的郡守（太守），相当于唐代的刺史、宋代的知州。文章太守：作者当年知扬州府时，以文章名冠天下，故自称“文章太守”。一说“文章太守”是作者用以指刘敞。

⑺挥毫万字：挥笔赋诗作文多达万字。

⑻千钟：饮酒千杯。钟：古代酒器。

⑼直须：就该，正应当。

⑽尊：通“樽”，酒杯。衰翁：词人自称。当时作者五十岁。

《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原文翻译

平山堂的栏杆外是晴朗的天空，远山似有似无，一片烟雨茫茫。我在堂前亲手栽种的那棵柳树啊，离别后又过了几个春光。

这位爱好写文章的太守，下笔就是万言，一饮千杯很豪爽。趁现在年轻赶快行乐吧，您看那坐在酒樽前的老头已白发苍苍。

此词作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任扬州（今江苏扬州）知州，在扬州城西北五里的大明寺西侧蜀岗中峰上，修建了一座“平山堂”，据说壮丽为淮南第一。堂建在高岗上，背堂远眺，可以看见江南数百里的土地，真州（今江苏仪征）、润州（今江苏镇江）和金陵（今江苏南京）隐隐在目。由于堂的地势高，坐在堂中，南望江南远山，正与堂的栏杆相平，故名“平山堂”。每当盛夏，欧阳修常和客人一起清晨就到堂中游玩，饮酒赏景作诗。至和元年（1054），与欧阳修过从甚密的刘敞（字原甫）任知制诰，嘉祐元年（1056）因避亲被任命为扬州太守，欧阳修给他饯行，在告别的宴会上，作了这首《朝中措》相送。

《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赏析

这首词一发端即带来一股突兀的气势，笼罩全篇。“平山栏槛倚晴空”，顿然使人感到平山堂凌空矗立，其高无比。这一句写得气势磅礴，便为以下的抒情定下了疏宕豪迈的基调。接下去一句是写凭阑远眺的情景。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登上平山堂，“负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檐下”，则山之体貌，应该是清晰的，但词人却偏偏说是“山色有无中”。这是因为受到王维原来诗句的限制，但从扬州而望江南，青山隐隐，自亦可作“山色有无中”之咏。

以下二句，描写更为具体。此刻当送刘原甫出守扬州之际，词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平山堂，想起堂前的杨柳。“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深情又豪放。其中“手种”二字，看似寻常，却是感情深化的'基础。词人平山堂前种下杨柳，不到一年，便离开扬州，移任颍州。这几年中，杨柳之枝枝叶叶都牵动着词人的感情。杨柳本是无情物，但中国传统诗词里，却与人们的思绪紧密相连。何况这垂柳又是词人手种的。可贵的是，词人虽然通过垂柳写深婉之情，但婉而不柔，深而能畅。特别是“几度春风”四字，更能给人以欣欣向荣、格调轩昂的感觉。

过片三句写所送之人刘原甫，与词题相应。此词云“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不仅表达了词人“心服其博”的感情，而且把刘敞的倚马之才，作了精确的概括。缀以“一饮千钟”一句，则添上一股豪气，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气度豪迈、才华横溢的文章太守的形象。

词的结尾二句，先是劝人，又回过笔来写自己。饯别筵前，面对知己，一段人生感慨，不禁冲口而出。无可否认，这两句是抒发了人生易老、必须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但是由于豪迈之气通篇流贯，词写到这里，并不令人感到低沉，反有一股苍凉郁勃的情绪奔泻而出，涤荡人的心灵。

欧词突破了唐、五代以来的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与极力渲染红香翠软的表现方法，为后来苏轼一派豪放词开了先路。此词的风格，即与苏东坡的清旷词风十分接近。欧阳修政治逆境中达观豪迈、笑对人生的风范，与苏东坡非常相似。

魏庆之：“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或以为永叔短视，故云。东坡笑之。因赋快哉亭道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盖山色有无，非烟雨不能然也。 （《魏庆之词话》）

刘熙载：词有尚风，有尚骨，欧公《朝中措》云：“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东坡《雨中花慢》云：“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假余妍。”孰风孰骨可辨。 （《艺概》）

黄苏：（“行乐直须年少”句）按，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无事不须在少年努力者。现身说法，神采奕奕动人。（《蓼园词选》）

沈祥龙：用成语，贵浑成脱化，如出诸已。贺方回“旧游梦挂碧云边，人归落雁後，思发在花前”，用薛道衡句，欧阳永叔“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用王摩诘句，均妙。（《论词随笔》）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青苗法有所批评。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朝中措·梅篇三

朝中措·梅篇四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写过作文，肯定对各类作文都很熟悉吧，作文是通过文字来表达一个主题意义的记叙方法。写起作文来就毫无头绪？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想生活在唐朝中考满分作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想生活在唐朝，因为那里是诗的世界。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

梦回无数次，幻想千百回，我想生活在唐朝。在唐朝，我可以与李太白一道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我可以与他并间闯天下，学诗学道，任剑闯逍遥。每日，我与他高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放诗句。我与他于花间独酌，于月影下舞剑。我想生活在唐朝，因为那里是属于诗的神圣殿堂。太白绣口一吐是半个盛唐。在唐朝，我可以接触到高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陈子昂，感受他的悲愤;我可以接触到畅言“阁中带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的王勃，感受他的才气;我可以接触到那“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登科后才人，感到他的得意和轻独狂。我想生活在唐朝，生活在诗的世界里。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生活在唐朝，我可以领略到杨贵妃的惊人美貌，可以感受到唐玄宗的痴情，可以感受到那股缠绵悱恻的哀怨之情。马?坡下的溅血，散发的是一股苍凉。我想生活在唐朝，因为我想领略唐朝的情，唐朝的气度，唐朝的盛转衰。传说中唐朝恢宏大度，充满泱泱大国的气度。我想生活在唐朝，如诗如画的`世界。“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只为妃子笑：“漠漠水田飞白鹭，莺莺夏木啭黄鹂”，王维眼中的唐朝如此如诗如画，吸引着我的向往。我想生活在唐朝，每日陪伴王维看那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看那明月在松间上，那清泉在石上流。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想生活在唐朝，那个用诗来构造的朝代。安史之乱的践踏，使我感受到了杜甫的悲愤。当他听闻河南河北收复之时，高吟“青春作伴好还乡”时，我感受到他的狂欢。我想生活在唐朝，领略一群爱国人士发出的肺腑之音，聆听大唐王朝的号角声，领略由盛转衰的悲壮。没有人为杜甫送葬，没有人为他默哀，我想守在他身边，用他的诗、他的才，来表达那股爱国之情。

我想生活在唐朝，无论是盛唐还是衰唐，它都是诗化了的世界，充满了诗意，如画江山在王维手中成了诗境，豪迈之情在太白口中一吐便成了千古之情，热血洒落的战争在诗的表达下尽显其情境。唐朝，一个诗的朝代。

我想生活在唐朝，因为那是诗的世界，埋藏着千年的情感。

朝中措·梅篇五

摘 要：羌族是中华大地上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北宋后以，羌族人民在今天的岷江流域松礼茂地区稳定下来，并形成羌族聚居区。“康乾盛世”时期，中央王朝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如：编民入里、折银制推行、设学校兴科举等政策，对羌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康乾 中央 羌区 统治

清“康乾时期”，羌人已在今天岷江流域的松理茂地区形成比较密集的羌人聚居区。清初主中原，为稳定西南少数民族政治，巩固其对西南地区统治，对羌区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对于清代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前人已做了充分研究。如：在学术论文上，邓小琳在《清代理县“土屯”制度》中详细介绍了理县的土屯制度发展概况及改土设屯的原因;冉光荣、周锡银等在《羌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一文中，详谈了土司制度的形成与改土归流的实行，我们通过这些学术论文对羌族改流的过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学术著作上，冉光荣、周锡银等编写的《羌族史》对羌族发展历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在清朝羌族这部分着重探索了羌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措施的施行。但是这些论文及著作并没有全面、系统的涉及清朝“康乾时期”中央对羌区的统治。

鉴于当今社会大好发展形势，中华民族正稳步迈向世界大国行列。在以和谐为背景，以中国梦为主题的发展形势下，做好民族地区稳定工作，对社会的发展是与稳定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本文选择以“康乾盛世”为大背景，以羌族为切入点，对“康乾盛世”时期清朝中央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进行分析，以期能起到借鉴作用。

一、康乾时期的羌区

虽然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并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在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羌族只是在历史文化上传承并发展，在人口上并没有重大突破，通过对《明史·土司传》《明实录》等史料的分析研究中估计羌族在明朝大致为23万人，后来因战争和灾荒死亡的羌族大概有8万人，据雍正《四川通志》记载该时期羌族人口仅为24500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几种原因。首先，羌人在迁徙过程中一直处在西南西北边远地区，无论气候还是地形都不利于羌人的繁衍发展。第二，羌人在迁徙的过程中，大部分被汉化或者夷化，这也是造成羌人人口数量没有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羌人在历史上一直饱受战争之苦，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少数民族，都对羌人进行剥削统治。古代羌人分布范围较广，各支系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亦大。在唐朝，羌人受吐蕃侵扰，纷纷内迁，在北宋时期，羌人大部分仍集中在岷江上游及杂谷脑河流域两侧，并在此地定居下来，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迁徙，元明清三代在此地区设置行政机构，以便于统治管理。 在清朝康乾时期，羌人的大致集中在今天的松理茂地区（松番、理县、茂县），“康乾时期”集中在松理茂地区的羌人组成了当时的“羌区”。

二、“康乾时期”中央对羌区的统治

1、编民入里

明末，张献忠屠川以后，据《四川通志》记载：“明末兵燹之余，死亡逃徙，丁户稀若晨星”。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促进四川地区的经济恢复，清初顺之年间至乾隆年间，清廷在政策上对移民入川进行鼓励，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汉族人民迁到羌区，为羌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大大促进了羌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是残酷的封建领主制度还是束缚着羌族人民，繁重的劳役和高额的租税，以及土司无止境的横征暴敛都严重阻碍了处于农奴地位的羌族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开始主张“改土归流”。而羌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则是在清高宗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废除杂谷土司之后进行的。然而，清康乾时期对羌区改土归流却异于他地，与其说是“改土归流”倒不如直接称之为“编民入里”。康乾时期在羌区采取的这种有特色的“改土归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长期遭受土司横征暴敛，羌民对于改土归流的措施持拥护的态度。明武宗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茂州所辖卜南村曲山等寨乞为白人，愿纳粮差。”。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给以木牌铁刻，镌石州前，永隶茂州，不许土司侵管，羌民悦服。”这些典籍记载都说明羌民愿意成为编户，并受封建王朝统辖，为康乾时期羌区的“编民入里”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第二，这一地区“编民入里”的主要形式是将羌民归州约束、编入里甲，没有派遣流官之举或设立屯守备的举措。可能是由于这些土司对清王朝的忠诚，尤其是一些土司主动请求改土的态度，清廷对他们“许留土职世袭”，其他如静州、陇木、岳西、长宁、水草坪、竹木坎、牟托、实大关、大定等九土司甚至还被允许“属有番民”。这种只改土不设流官的的政策在羌区得到羌族土司与羌民的一致认可，为以后羌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第三，羌区改土并没有裁撤土司，反将其保留并允许世袭。“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平定青片上下五族番寨……番民大小讼狱归县办理。”这种政策是在大规模对羌区改土归流之前进行的一种过渡措施，对当时羌区稳定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改土归流为大势所趋，所以，在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羌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开始走上正轨。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对于杂谷土司所属“下郭罗克地区番人出外劫掠，川陕总督岳钟琪遣平番营守备宋宗璋领兵进剿，招抚下部郭罗克、阿树等一十三寨，归平番营管辖。”掀开削弱、废除杂谷土司的序幕。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三齐三十六寨列为三里。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茂州营属桃花等十八寨，编入汉户为新民里。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大定土千户属连环等寨请照新民之例一体纳粮应差，编入汉户，为广民里。

这种以“编户入里”为主的“改土归流”，是康乾时期统治者对羌区采取的一种独特的统治政策，在满足羌民要求基础之上，采取顺应历史潮流的方式对羌区进行稳定统治为后来民国与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管理提供了经验，同时也对羌区近代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促进了羌区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2、羌区“土屯制”及折银制

改土归流后，封建地主经济已是羌区的基本经济形态了。清高宗乾隆年间，废杂谷土司，在其南部建立土屯制度，这种土屯制度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屯民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屯内土地名为国有，禁止买卖，由屯守备分发于屯民，屯民须向屯守备缴纳正粮，这些正粮代替国家发给的饷银。

在这种土屯制度下，政府所发饷银大幅减少，减轻了朝廷在西南地区的军费开支。但是，屯守备的横征暴敛却增加了羌民负担。例如孟董寨守备征收正粮时，“从中舞弊，继续增长，屯民着实苦累”。此外，屯守备还滥用职权，私委屯官，企图独霸一方。这种土屯制度在给清政府带来利益的同时却损害了羌民的利益，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种封建地主经济的生产方式仍然促进了羌区的经济发展进程。

改土归流后，羌民向封建地方政府缴纳赋税，采取将所收农作物折算为白米，再由白米折算为白银的制度。如：小姓青片一寨纳稞粮二十石，向例纳布二十匹，共折银二十四两六钱等等。过去不用纳税的羌寨，现在也开始纳税，数目虽少，但是表现是属封建国家统治下的臣民。除此之外，原来的静州、岳希、陇木三土司区开始重新估计土地数量，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据史料记载：“岳、静、陇三土司各寨认纳征银二十四两三钱六分一丝九忽，例不载丁，于雍正七年（1729年）丈量丁粮合并计算，按种征银”。这些政策的实行使得政府收入少量增加，同时对于羌族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也是富有刺激作用的。

在土屯制及折银制实行以后，羌区开始以事物地租取代劳役地租，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是采取无偿劳役，而是采取占有农民的剩余产品的方式进行剥削。摆脱人身依附后的农民能够自由自配自己的劳动时间，从而提高了羌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羌民附山而居，耕田凿井，勤劳艰辛之状，苦不可言”。特别是地主经济的种种盘剥和封建王朝有增无减的粮税差役，使得羌民仍然终年不得温饱，生活极端困苦，为后来羌民群起反抗封建压迫埋下了伏笔。

3、教育先行，文化统治。

改土归流后，羌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与融合速度加快。自明以来，在茂汶地区设立州学，文化教育始得开展。雍正八年（1730年），鉴于“茂州羌民久列版图，载粮入册，与齐民无异，应照湖南、贵州之例，准其与汉民一体应试。卷面不必分别汉羌，取额不必增加，一体凭文去取”。这使得羌民中上层分子的学习积极性受到极大鼓舞，至此，汉学思想、汉族文化风俗大量传入羌区。除此之外，明清时期，羌区大量佛教、道教寺院开始兴建，有得佛教或道观在传授宗教信仰的同时也附带着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这些佛教、道观对羌民原有的宗教信仰、甚至传统节日活动都产生了新的影响，羌区的汉化色彩越来越浓重。

在汉文化的影响与羌区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羌区商业贸易开始发展，剩余商品交换使得羌区出现定期市场，甚至各地区的商人都开始进入羌区并建立诸多会馆。如：陕西馆、江西馆等。与此同时，羌民开始主动走出大山，进入川西平原务工，由于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羌民们甚至自愿改汉姓，可见清政府在文化上对羌区的统治已经根深蒂固了。这种汉羌之间的民族融合，更减少了汉羌之间的文化差异，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对于清朝的统治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

三、结语

“康乾盛世”时期，清朝经济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这种经济发展速度是以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和谐为前提的，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政策也较为适合当时清政府的实际情况。在应对西南少数民族内部纷杂复绕的矛盾时，清政府采取了统治与发展相结合的措施，使得羌区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文化上也逐渐趋向于汉族，这些先稳定后发展的措施值得我们去探究。从“康乾时期”清政府对羌区的统治措施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从而找到更适合处理民族关系的措施，这正应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基金项目（cx2014sp112）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