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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国篇一

从“单刀赴会”到“体育大国”

从“单刀赴会”的刘长春到2008北京奥运会上的51枚金牌,中国不仅“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且昂首世界体坛;从第一套广播体操的面世到全民健身的热潮,“增强人民体质”的内容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从第一套体育彩票的发行到体育产业的全面开花,令人眼花缭乱的体育品牌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道风景。

60年前,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在极度落后中艰难起步,60年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举世公认的体育大国。在这一历程中,有些事载入了史册,有些人被永远铭记,有些口号让人倍感亲切,有些影像依旧鲜活……它们串联起来,便成就了一部中国体育的“建国大业”。

一、60年体坛往事

16件体坛往事,是新中国60年体育之路上的16滴水珠,它们折射出了新中国体育的发展轨迹,并最终汇聚成了中国体育的一片汪洋。

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全民健身”逐渐成为新的社会流行语,“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的观念得到广泛的认同,参加健身活动成为老百姓一种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会、8届少数民族运动会、7届残疾人运动会、9届中学生运动会、8届大学生运动会、11届全运会,创办并成功举行了3届以非奥运项目为内容的全国体育大会。据统计,目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达到28.2%,全国城乡有3.4亿人经常参加健身活动。

1、1949年,新中国第一次体育会议召开

1949年10月26日,隆重的开国大典之后还不到一个月,新中国第一次体育会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改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通过了体育总会委员名单,并推选冯文彬为主任,朱德副主席在会上为我国体育界作了重要指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由此开启。

2、1951年,公布第一套广播体操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均寿命仅有35岁,建国后,为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国家决定制定一套全民性的体育运动方案。1951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公布了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每天喇叭一响,千百万人便会随着广播乐曲一起做操。之后的五十多年间,我国又先后公布了七套广播体操。广播体操的推行营造了良好的全民健身环境,激发了人民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对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和身体素质的增强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3、1952年,实施“劳卫制”

1952年,国家实施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制度、广播体操制度等,以鼓励人们积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其中,“劳卫制”即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并按年龄组别制定达标标准。“劳卫制”的检测项目包括田径、体操、举重,甚至掷手榴弹等十几个项目。“劳卫制”的等级分三档,即少年级、一级、二级,达标者还颁发证书、证章。

4、1952年,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奥林匹克会场

1952年7月19日至8月3日,第十五届奥运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我国接到国际奥委会的通知后,派出了一个由38名男运动员和2名女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这届比赛。但当我国体育代表团辗转到达芬兰时,比赛已近尾声,只有吴传玉参加了100米仰泳比赛。1952年7月29日,代表团抵达奥运村时,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林匹克会场升起。

5、1959年,举办第一届全运会

1959年9月13日,新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来自各省区市和解放军共30个单位的10658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共设项目36个,有7名运动员在游泳、跳伞、射击和航空模型等项中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664人844次打破106个单项全国纪录。全运会的创办,全面展示了中国竞技事业的成就,也为今后发现和培养奥运人才搭建了舞台。

6、1960年,中国人登上珠峰

1960年5月25日,历经艰险的中国登山运动员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人类首次从北侧山脊登上地球之巅的伟大壮举。他们的英雄事迹给正与严重自然灾害抗争的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鼓舞。此后,不断有更多的中国人登临珠峰,并成为世界珠峰登山运动中的主导力量之一。

7、1971年,“乒乓外交”助力新中国

1971年,中国利用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的民间交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巧妙地打破了中美之间关系的僵局,正式揭开两国改善关系的序幕,促使实现尼克松访华乃至中美建交。这一事件包含了灵巧微妙的外交技巧,被誉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

8、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作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的决议,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体育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聚集在五环旗下,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弘扬乃至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9、1984,首次发行体育彩票

1984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发展体育奖券”是新中国最早发行的体育奖券,当时发行量只有5万枚,存世极少。我国早期的体育彩票多是由大型运动会的组织委员会发行的。广东省获得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的主办权后,于1986年开始发行每月一期的“第六届全运会基金奖券”(传统型)。此后,我国又发行了多套运动会集资奖券,其中1988年至1990年发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奖券”(传统即开结合型)品种多达898种,至今仍保持着我国彩票发行史上的最高纪录。

1994年初,国家体委(现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成立,对全国各地发行的体育彩票进行统一管理、编号、印刷和发行,并正式定名为“中国体育彩票”,为中国体育事业科学调配、提供资金。到2008年底,我国体育彩票销售累计2383亿元,筹集公益金777亿元,不仅为促进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其他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0、1990年,成功举办亚运会

雄壮有力的《亚洲雄风》、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盼盼”,这些北京亚运会的符号深深烙印在了人们的脑海深处,那是一届举国振奋的盛会。

1990年9月22日,象征着亚洲30亿人民“团结、友谊、进步”的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土地上举行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这届亚运会举办得十分成功,不仅增进了亚洲各国的和平友谊,并且在运动成绩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打破了4项世界纪录,超6项、平5项世界纪录。其中中国代表团获得了183枚金牌,远远超过了金牌总数的一半,并打破了1项世界纪录,创造了30次亚洲纪录,再次显示了体育强国的实力。

11、1995年,颁布“一法两纲”

1995年8月29日颁布的《体育法》,1995年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95年7月6日国家体委发布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合称“一法两纲”。《体育法》的颁布,不仅填补了国家立法的一项空白,而且标志着中国体育工作开始进入依法行政、以法治体的新阶段。《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促进了群众体育的开展,增强了人民体质。《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颁布,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铸就了奥运成绩的持续辉煌。

12、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

2001年7月13日,那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无比兴奋的不眠之夜,在莫斯科,时任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了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北京,现场的中国申奥代表团沸腾了,电视机前的千百万观众沸腾了,40万北京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发出了排山倒海的欢呼声。

13、2008年,奥运圣火登上珠峰

2008年5月8日,北京奥运圣火成功在珠峰之巅传递,创造了奥运圣火登上世界第三极的新纪录。奥运圣火在珠峰的传递,是科技奥运、绿色奥运和人文奥运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科研人员、登山队员、气象部门、后勤保障等部门通力合作近两年的成果体现,是中国人民智慧的集中表现,并被认为是中国举办奥运会前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14、2008年,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

2008年8月8日晚,北京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开幕,那一夜万众欢腾,举世瞩目,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传承了五千多年的传统中国文化交相辉映,共同谱写出了人类文明气势恢弘的新篇章,最终呈现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奥运代表队以51枚金牌,100枚奖牌,打破4项世界纪录,创造了中国竞技体育新的辉煌,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这是我国由竞技体育大国向竞技体育强国迈出了非常关键而且成功的一步。

15、2009年8月8日,第一个“全民健身日”

2009年1月13日,国家体育总局宣布,确立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节日,作为对北京奥运会的纪念,也是进一步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举措。在8月8日当天,全国各地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健身活动,充实了人们的体育文化生活,促进了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真正弘扬了奥运精神。

16、2009年,公布《全民健身条例》

2009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健身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全民健身专门性行政法规,是我国全民健身事业法制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是加快全民健身事业科学发展、建立全民健身长效化机制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群众体育健身需求、促进体育事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中国体坛“排头兵”

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段段传奇的故事,体育健儿们创造了历史,并被载入了史册,他们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成为“国富民强”的有力注脚!60年来,中国竞技体育在不断跨越中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而又光彩夺目的发展之路,这条路是无数体育健儿用汗水和泪水铺就的,用拼搏和毅力铸就的,他们用一个个铿锵有力的脚印迈出了中国体育的辉煌。据统计,截至2009年8月底,我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2310个,创超世界纪录1195次。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育舞台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陈镜开,首破世界纪录

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苏联举重友谊赛中,中国举重运动员陈镜开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了美国运动员温奇保持的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同年他还分别以135公斤、135.5公斤的成绩两次打破该级别挺举的世界纪录。此后陈镜开一共在两个级别上连续9次打破过世界纪录。

容国团,第一个世界冠军

1959年4月,在第25届世乒赛上,容国团3:1战胜匈牙利名将多西,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周总理将容国团夺冠和十年国庆视为1959年两件大喜事,并将中国首次生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乒乓球热迅速在全国兴起。另外,容国团还是第一个团体世界冠军队成员,还带队夺得了第一个女团世界冠军。

许海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1984年7月29日,在中国体育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选手许海峰获得了男子小口径自选手枪慢射冠军,成为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得主,这同时也是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的首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李宁,谱写“体操王子”神话

在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体操运动员李宁一人独得3金2银1铜,一个人获得的奖牌就接近中国代表团奖牌总数的1/5,他也成为该届奥运会获奖牌最多的运动员。而直到现在,李宁单届奥运会获得3金的成绩还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纪录。

中国女排,辉煌五连冠

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在名帅袁伟民的带领下,以郎平、张蓉芳、孙晋芳等人为核心,连续获得了1981年世界杯、1982年世锦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85年世界杯和1986年世锦赛的冠军,在世界大赛中实现了五连冠。从此以后,以“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为核心的女排精神广为流传,女排情节也深深扎根于国人的心中。

王军霞,“东方神鹿”的奥运经典

1993年王军霞两次打破3000米世界纪录,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突破女子10000米30分钟大关的人。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她又以14分59秒88的成绩获得女子5000米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奥运会长跑金牌的运动员,并被誉为“东方神鹿”。

杨扬,冬奥会“破冰”者

2002年2月16日,在盐湖城举行的冬奥会上,中国选手杨扬勇夺短道速滑女子500米比赛的金牌,这是从1980年中国代表团参加冬奥会以来,夺得的第一枚金牌。之后,杨扬又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再次夺冠,震惊世界,中国的冬季体育从此扬眉吐气。

姚明,nba里的中国“巨人”

2002年nba选秀大会上,休斯顿火箭以第1顺位挑到了中国中锋姚明,姚明成为nba历史上第一个外国“状元”。姚明在nba的第一个赛季就入选了全明星首发阵容,现已成长为绝对主力。姚明曾被《时代周刊》和《体育新闻》评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和“职业体育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他在国内掀起了篮球热和“姚明热”经久不衰。

刘翔,中国飞人改写田径历史

刘翔是中国田径史上划时代的巨星,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刘翔一举以12秒91追平世界纪录并夺冠,他为中国、为亚洲创造了全新的历史。2006年在瑞士洛桑超级大奖赛上,刘翔再次爆发,他以12秒88的成绩打破了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保持了13年之久的12秒91的世界纪录,再次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娟娟,射落第一金

青岛籍运动员张娟娟曾和队友在第41届世界射箭锦标赛上获得团体金牌,中国女子射箭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历史再次被改写,张娟娟以110环的成绩战胜韩国选手朴成贤,打破了韩国选手在此项目上的垄断,为中国夺得了奥运会上的首枚射箭金牌。

三、体育口号喊出时代旋律

一个口号代表着一个时代,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再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体育口号见证了时代背景和人们观念的变迁,也见证了我国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蓬勃发展的60年,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50年代——“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新中国最早的体育口号出现在1952年,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诠释了体育运动的本质,这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指明了方向。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中国体育运动蓬勃开展了起来,在这60年间,大量体育设施得到了兴建,全民健身活动日渐增多,体育运动在学生中迅速普及,提高了下一代的身体素质,专业体育运动队纷纷成立,加速了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当时还延伸出了其他很多口号,如“为革命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建设祖国,保护祖国”,“健康的身体,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等。

60年代——“革命加拼命”、“人生能有几回搏!”

1956年,陈镜开打破了世界纪录,1959年,容国团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他们的佳绩鼓舞了人民群众,他们的口号也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语之一,陈镜开的“革命加拼命”,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何搏!”,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群众建设新中国的决心,成为了很多人的座右铭。而由这两个口号精神延伸出来的其他口号,则对运动员的日常训练起到了指导作用,一个是“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另一个是“三不怕五过硬”,不怕苦、累、难,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

70年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这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口号,在十年文革期间,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离,体育运动成为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个窗口。在1971年日本名古屋世乒赛前夕,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即将出征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时候提出了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指引下,中国乒乓球队与美国队在世乒赛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接触,促成了两队随后的互访,为中美两国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打开了一扇大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此后成为业余体育运动的准则,堪称体育人文精神的典范,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由此衍生出的体育口号还包括“赛出好风格,赛出新水平”。另外,当时还有一些革命色彩很强的体育口号,甚至没有一点体育特色,如“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

80年代——“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在七八十年代,有两大体育口号振奋着全国人民。1979年,恰逢全运会召开,国际奥运会恢复了中国在奥运会的合法地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成为当时的体育口号。1981年,中国男排在中国香港举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反败为胜,力克韩国队。北大学生热血沸腾,自发在未名湖畔庆祝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中国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体育口号与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时代趋势完全吻合,不仅是体育方面的两大口号,同时还鼓舞着各行各业工作者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90年代——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1985年8月11日,首届国际足联16岁以下世界锦标赛的闭幕式在北京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时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时,向在座的国家体委领导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关于足球的指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个口号切实抓住了中国足球积弱不振的要害,不仅对足球运动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其思想精髓还延伸到了全民运动方面,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体育口号。

21世纪新时代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2005年6月26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题口号发布仪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仪式并发布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worldonedream)的主题口号。这一主题口号体现了“互相理解,和平,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为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的奥林匹克价值观,表达了人类的美好愿望,并使中国融入世界,也让世界更加了解开放的中国,更让东方与西方文化水乳交融。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北京奥运会没有提“誓夺金牌第一”,而是喊出了“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口号,“健康重于金牌”的人性化理念在北京奥运会上得到了生动诠释。

四、体育影像,一个时代的记忆

中国体育电影用一个个的鲜活影像展现了与体育有关的梦想与激情,讲述了为梦想拼搏的执着和坚持,人生的收获与喜悦。在迄今为止拍摄完成的40多部取材于体育题材的影片中,内容从田径、体操、游泳、跳水、自行车、拳击、摔跤,到足球、篮球、排球、曲棍球、棒球、乒乓球、羽毛球,应有尽有。如与田径有关的《黑眼睛》、《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与篮球有关的《战斗年华》、《梦之队》、《扣篮对决》、《大灌篮》,与滑冰有关的《冰上姐妹》、《破冰》,与跳水、游泳有关的《女跳水队员》、《美人鱼》、《出水芙蓉》、《旗鱼》,与体操有关的《乳燕飞》,与排球有关的《排球之花》、《沙鸥》,与乒乓球有关的《元帅与士兵》、《国球女孩》,与羽毛球有关的《闪光的羽毛》等等,涉及到了奥运会的诸多比赛项目。

50年代——时代巨变,命运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竞技体育从昔日的时髦玩物,变成了普通百姓娱乐、健身的生活内容,各类项目迅速普及。竞技体育具有的巨大影响力,被视为表现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得到了政府和百姓的共同重视。这时期的体育影片,谢晋编剧、导演的《女篮五号》和谢添导演的《水上春秋》,都体现了时代的巨变,具有宏大叙事的特征。

《女篮五号》是我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拍摄于1957年,影片既有宏大的历史背景——由旧时代进入新中国,又有浓郁的人物情感——伤别、重逢,还有独特的动作场面——女篮比赛,表现了两代人的悲欢离合,年轻球员成长中的困惑和篮球比赛的精彩紧张。由《女篮五号》发端,加上之后《红色娘子军》和《舞台姐妹》电影技法的越发纯熟,“谢晋风格”——一种主流、健康、类型化的电影创作方法得到确立。《水上春秋》,描写了在新旧两个时代两代游泳运动员的拼搏和不同的境遇,一个因夺冠而招来大祸,一个却是无比荣耀的为国争光,影片中人物命运的不同体现了时代的巨变。

同时,以《冰上姐妹》、《两个小足球队》为代表的竞技类影片,基本确立了中国体育电影的叙事模式:主人公水平高强,却有着这样那样的性格缺点,导致成绩下滑,但在多方力量的帮助下,最终回归集体主义的坦途。叙事也基本属于胜利——歧路——失败——再学艺——成功的模型。并且一般都存在两个主人公,一个是从歧路回归集体的典型,一个则是好青年的样板,两个人沿着不同的轨迹前进,最终相互帮助,取得胜利。

60、70年代——宣传教育阵地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体育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成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也成为了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因此当时体育电影的重要任务和特点多表现在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像《女跳水队员》、《小足球队》都是立意于培养和鼓励青少年一代树立新的道德风尚的教育型电影。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体育作为一种对“个人能力和技艺较量”的竞技特点被抹去,只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提倡“个人奋斗”“挑战自我”,也不鼓励实现“个人梦想”“自我价值”,总体来看,那段时期的体育电影的个性与独特性是被“稀释”和“淡化”了的。

但在60年代初,拍摄的以群众性体育运动和体育观众为表现对象的喜剧风格的影片,使体育电影的创作领域得到了拓宽。《大李小李和老李》(谢晋导演,1962年)故事围绕着老中青三代三个性格不同但姓氏相同的人对体育运动的不同态度而展开,后来经过种种风波,他们三人都投身到广播体操、举重、太极拳等群众体育活动中去。影片通过夸张、误会和巧合营造了浓厚的喜剧色彩,比如老李等人为躲避做广播体操而被误关在冷冻室中冷得发抖等情节。而《球迷》(徐昌霖导演,1962年)讲的是在某市交工队与医工队之间进行的足球决赛吸引了全市各行各业的球迷,球迷司机和儿子以及球迷医生和妻子在看球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阴差阳错的事件,令人啼笑皆非。

80年代,难得一《沙鸥》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电影事业全面复苏,体育电影亦得到新的发展。1984年,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之后,中国各类体育项目频频征战世界,成绩优异,四面开花,改变了中国体育乒乓球一枝独秀的旧有格局。同时,国家更有计划地推广全民健身计划,在国内掀起了体育运动的高潮。在新时期的体育电影中,涉及的体育项目颇多,表现手法各自不同。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曲棍球、击剑、花样游泳、自行车、拳击,都进入了电影的世界。同时,体育电影也附着了更多的功能,有的表现文革对体育人心灵的摧残,有的借体育平台表现新时期中国人思想、生活的变化,有的实践新的视听语法。然而,由于知识分子电影的中国特性,中国体育电影和其他类型一样,更多地承载了表现创作者对人的命运的思考,而并不特别重视竞技体育本身具备的力量,因而新时期中国体育电影形成了以体育为背景、以人物命运为表现主题的特色。

而《沙鸥》却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体育电影。在三大球中,惟一曾经让中国雄霸世界的是排球,五连冠的佳绩让中国人相当骄傲和自豪过一阵子。就在当时的女排进军世界、屡战屡胜的形势中,女导演张暖忻拍摄了排球题材的电影《沙鸥》。这部影片适逢当时中国电影界“探索片”成风之时,影片也得以摆脱之前中国体育电影简单的“教育功能”模式,更多表达运动员的心理活动和生存状态。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部“另类”的体育电影,不仅在镜头运用、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而且在思想内涵上也远远超出了同类题材的影片,应该说是中国体育电影的一次飞跃。

另外,影片《剑魂》、《一个女教练的自述》、《高中锋,矮教练》、《拳击手》,都涉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文革。一般的叙事模式分为三段:文革前朝气蓬勃的运动生活,文革中惨遭破坏,文革后老一代运动员成为教练员,培养年轻人茁壮成长,具有一定的“伤痕”意味。

90年代,题材丰富多样

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自此中国体育继续突飞猛进,国际体坛捷报频传,在除了男子足球之外的几乎所有项目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同时,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国力民气皆发展到新的高度。这本应是体育电影新的契机。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加速下滑的阶段,国产影片和电影市场迅速萎缩,原本商业元素薄弱的体育电影更是雪上加霜。但是,本阶段中国体育电影的数量相对来看并未减少,并且涉及了多个体育项目,首次表现了棒球、跆拳道、滑板等新兴项目。在形态上,体育片更加紧密地与喜剧片、儿童片等其他电影类型结合,实现经济突围。然而,一种与世界接轨、表现竞技体育核心精神的体育电影始终没有健康发展成型。

这时期的代表影片有讲述滑冰运动员克服伤痛的《冰与火》,征战残疾人运动会和奥运会的《赢家》和《黑眼睛》,以亚运会为题材的儿童体育电影《我的九月》,喜剧片《球迷心窍》等。

2000年以后,奥运电影成热点

自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以后,中国体育电影掀起了一股“奥运热”,众多以奥运为题材的体育电影纷纷诞生。这时期的体育电影主要分三大类,一类是通过对中国体育往事的追忆,展现竞技体育的魅力。比如讲述1932年刘长春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站到了奥运会起跑线上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比如根据培养了杨扬、王濛等多名世界冠军的金牌教练员孟庆余的传奇故事创作的《破冰》,再如根据从湖南走出的羽毛球世界冠军及其启蒙教练的故事改编的《闪光的羽毛》,以及《跆拳道》、《旗鱼》等。这类题材电影多是通过对历史的再创作,以小人物的奋斗史为依托抒发了大志向、大情怀,展现了运动员为理想不怕吃苦、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精神境界。

另一类是原生态风格的体育电影,描写了山区中、农村里、草原上孩子们的体育梦想和对奥运的期盼。比如《梦之队》是一支来自山区的篮球队,他们的篮球场就在玉米地里,影片中的40多位小演员都是导演唐丹从河北涞源的小学里的篮球场上挑选出来的。《买买提的2008》是发生在新疆的一个小村庄里的故事,那里的人们都是足球高手,随时随地都可以踢足球。这两部电影拥有同一个结尾——乡村老师带领孩子们夺得了冠军,获得了到北京观看2008年奥运会的入场券。

还有一类是纪录片,用历史影像如实记录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记录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况。大型文献纪录影片《加油中国》以一代又一代中国体育健儿为彻底甩掉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前仆后继、矢志奋斗的业绩为主线,重新梳理百年中国体育的影片资料;利用2008年奥运会前空前绝后的体育氛围和宣传声势,引领国人重温我们民族赢得光荣与梦想的岁岁年年,激发全球华人经年苦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筑梦2008》全景式展现了北京奥运会从申办成功到紧张筹备、热情迎接的7年进程。北京奥运官方电影《永恒之火》则如实拍摄了从2008年3月雅典采集奥运圣火到8月底奥运会闭幕期间,全球运动员的生存状态以及对北京奥运会的准备,突破了以往奥运官方电影单纯对赛事本身的记录,从赛场赛事和幕后保障这两个赛场上丰富了影片内容。

(感谢青岛市图书馆以及金立生、涂宏伟先生对本文的图片支持)

中国建国篇二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大家一定知道吧!今天是国庆节，大家过得怎么样。我过得很好，尤其是那三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趣事一：我和爸爸妈妈一吃完饭，就上了步行街。一路上，步行街人山人海的。要不是爸爸提醒我，我早就认不出步行街了。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大树。没想到才几天时间没来，步行街有这么大变化。真所谓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一去，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咦，那儿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啊!过去看看。哇!原来是打鼓队为了庆祝国庆，给我们助威。只见那些老奶奶精神抖擞，有节奏的打着鼓。这也是步行街的一个热点。

趣事二：下午，我们一家人，外加我外公一起到天下渔村吃饭。这里有个特点，就是想吃什么要现点现煮。我一听，说：“今天点莱由我作主。”说着就跑去点莱了。哇!这里的鱼真多啊!有鳗鱼、中华鲟、还有海圣…应有尽有。要不然怎么叫天下渔村呢!我点了一盘苦螺，听说可以减肥。还点了一盘红烧鱼、铁板牛肉……大家都夸我点的很好。

趣事三：吃完了，我和爸爸妈妈直奔凰凤山公园。一进去，这里演的莆仙戏就吸引我.不是他们演得好，而是台下那些为他们伴奏的拉二胡的老人们，只见他们聚精会神地拉着二胡。我从台下看，他拉的手指没有一个地方是不一致的，头上直冒汗。好像完全投入到里边去了，拉得那么好，让我羡慕死了。我在这也下定决心，好好学二胡，以后长大也像他们这么威风。

这次国庆节我太开心了。

中国建国篇三

中国建国篇四

摘 要：中国早期的译者多为男性，建国前有几位女性翻译家崭露头角并留下了不朽的翻译作品。她们多出现在民国时期，这些优秀知识女性的横空出世以及她们的优秀译作出现带给传统的中国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观念上的震撼，我们一方面赞叹她们的智慧和学识精深，一方面惊服她们的勇气和胆识过人，这些女性翻译家的出现就像是一道曙光，让我们看到了中國翻译界新的活力和无限希望，同时还为中国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重新思考和定义女性翻译工作者在我国的文学地位和贡献。本文拟结合建国前几位知名女性翻译家及其译作，浅析她们的翻译观和翻译理论。

关键词：建国前；女性译者；翻译研究；翻译理论

一、建国前女性译者的角色和地位

从1912年的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短短只有37年时间，我们国家却经历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四年的解放战争，基本上属于千疮百孔和百废待兴的经济社会状况，然而在中国翻译事业却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翻译家和译作，给后世的翻译发展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进入十九世纪中国晚清时期，继而随着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与西方列强在文化领域的沟通和交往日趋频繁，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影响下，创作思想和翻译理念也得到孕育、苏醒并迅速成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冰心、赵萝蕤、吴弱男、薛琪瑛、薛绍徽等，她们向中国读者们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涉及语言包括英、法、德、俄、日、意、西班牙等，翻译的题材内容多样，体裁更是涉及诗歌、戏剧和小说。而且她们的翻译水平之高，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获得了高级别的奖励。冰心因为翻译了纪伯伦的《先知》而被黎巴嫩授予国家级勋章，赵萝蕤因为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而被授予“彩虹翻译奖”和“中美文化交流奖”。

这个时期的女性翻译工作者往往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在国内受过先进的新式教育或者出国接触过西方前沿文化，在文学翻译上有自己独特的新主张，她们的翻译活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因为翻译还是一种“再创作”，所以她们一方面是翻译家，另一方面还是名副其实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翻译活动导致了中国新文学系统的构建，并重新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中国后世的翻译史起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在中国传统习俗以及旧有的观念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对小说创作不够重视，甚至一度认为小说都不算文学创作，因此导致中国除了四大名著都列举不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就更少写小说的了。然而，通过她们对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广大的读者群逐渐了解并认识到小说在国外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学类型，从而改变了小说在中国的边缘地位，扭转了人们对小说的不正确看法，小说创作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推进了小说文类在中国的崛起。这一时期，薛绍徽翻译了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使得我国读者有幸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科幻小说；冰心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使得我国读者欣赏到诗歌形式的诺贝尔文学作品；赵萝蕤成为了艾略特《荒原》和惠特曼《草叶集》的第一位中文译者，开创了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先河；薛琪瑛翻译了英国戏剧家王尔德的《意中人》，将英国唯美戏剧搬上了中国这个大舞台，令中国观众耳目一新，大饱眼福。

二、建国前女性译者的研究概况和译作推介

建国前，中国处于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女性属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家庭和社会中长期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在文化文学领域处于被忽略和被漠视的地位，所以导致女作家或女性译者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女性的翻译思想和创作主张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公正的对待，当然也就少有研究女性翻译家的文章或著作。只是近些年来才有一些关于女性翻译理论的研究论文，下面做一简要摘要和归纳。

中国的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开始进入翻译界并有成形的翻译作品问世，基本上集中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间。赵萝蕤（19121998）是浙江德清人，关于她的翻译活动介绍出现在温中兰编著的《浙江翻译家研究》一书中，包括她的生平简介、翻译思想和翻译年表，一目了然，便于我们了解并研究其翻译主张。生于1911年的杨绛先生是中国著名翻译家、作家和剧作家，通晓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由她所译的《堂吉诃德》被业内公认为冠绝华语，是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关于她的译作和翻译思想介绍可以翻阅刘克敌编著的《那些翻译大师们》。

提到介绍建国前女性翻译工作者的著作，这里我们要隆重推荐一下湖北教育出版社马祖毅编著的《中国翻译通史》，这本书真正系统而深入地把以上各女翻译家的详细翻译情况纳入了中国读者的研究视野，并且自成体系，跨度从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到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是我国自有翻译以来第一部详述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翻译活动、介绍中国翻译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和窗口。在英国文学汉译一章中不难发现对赵萝蕤的详细介绍，1935年著名诗人戴望舒慧眼识人，致函邀约她把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翻译给中国读者，她的翻译生涯由此开始并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应“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编辑委员会”之约，倾尽十二年心血翻译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代表作《草叶集》，为了表彰其卓越贡献，芝加哥大学在百年校庆之际颁发给她“专业成就奖”。同时代另外一个著名女翻译家薛琪瑛则将她翻译的童话作家王尔德的《意中人》载于1915年的《新青年》杂志。

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始见于廖七一在2000年译林出版社发行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该书对于西方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做了系统介绍和分析。2002年，他又发表了《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一文，详细阐释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结合以及分析了翻译性别化的历史原因，定义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概念和意义。自此，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开始正式关注女性主义翻译观及其作品，国内关于女性的翻译研究开始正式进入一个小高潮并渐趋成熟。2004年04期的《中国翻译》同时刊登了四篇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的文章，2005年出现了专门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的专著费小平的《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刘华丽（1978），女，河北沧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翻译研究。

中国建国篇五

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快到了，还要放假7天，又可以玩了。我冥思苦想：去哪里呢，想来想去这时候去山顶公园，那时候一定有很多人去。顺便叫上我的几个好朋友，几个人一起那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下午，我迫不及待的跑了过去。问我的好朋友们：”明天国庆节，我们去山顶公园玩吧!一定很好玩的。“几个同学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啊!好啊!我一定去。“我们欢呼着，被几个男同学听见了，他们也要参加。刚过一会儿，班里的人都要去，这事被老师知道了。本来以为老师会说放学在讨论，谁知老师说：”不错哦!我也和你们一起。“听到这句话后，同学们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这次，我们班里第一次举行了一个”全体游乐会“。

国庆节终于来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兴高采烈地向学校出发。到了校园，看见了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队伍，是老师安排的。怕中间那个冒失鬼走丢了。我们每一对都有一个小队长，每一对坐的一辆车。在山顶公园入口集合，时间如水流着。过了半个小时，我们b队到了。看见了a、c队也在，就差d队了。我们站在那个入口，等待着d队。过了一会儿，有一位同学说：”他们可能堵车了，我们先进去吧!“班长气哄哄的回答：”等，一起出发才是的。“顿时，那位同学像钉子一样站在了那里。一转眼的功夫，d队来了。我们一起上台阶，走羊肠小道。虽然看起来简单，一走才知道，这就像翻山越岭。走啊走，爬啊爬，终于早了山顶。

我们累了就在荡秋千那里休息，有的同学交一元荡荡秋千。我们休息之后来玩碰碰车、小小过山车、开飞机、儿童游乐园、摇头飞椅……玩了那么多，觉得心情好好啊!我们在今天，一起笑，一起玩耍。虽然这是假期，但我们还是在一起玩。就像是给我们上了一节有趣的课。

中国建国篇六

今天，是祖国母亲_周岁生日，是我们华夏儿女举国欢庆的日子。我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心中的喜悦呢?我和妈妈决定去塔子山公园玩。

很快，我和妈妈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嚷嚷着要去闯鬼屋，可妈妈担心我受到惊吓，不同意我去。在我的千般恳求下，妈妈还是拗不过我。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声音，令人毛骨耸然，再往里面窥探一下，哇，黑压压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再往里走，忽而闪过一缕白光，又瞬间消失;忽而脚下一踩空，电击般的震感涌上心头;忽而头上掉下个骷髅，伸出双手卡住过往的人的脖子，引起一阵阵尖叫。我和妈妈紧扣十指，相互给予对方力量，只盼着能快点走出去。过往的鬼脸及恐怖的场景，我们都不敢一一正视。当前面的叔叔拉开门帘，我们的紧张的心才在那一刻得到释放。多么刺激的体验啊!

接下来，我们玩点轻松的吧。于是，我和妈妈选择了去鸟语林。成群的鸽子自由自在地飞翔。小朋友们都纷纷拿着鸟食喂养，鸽子有时会伏地而食，有时会友好地倚在喂食人的肩上，仿佛在表示感谢。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个雕塑和平鸽，栩栩如生的样子，不得不佩服工匠的精巧手艺。我试着站了上去，伸开双臂，闭上双眼，感觉自己有一双隐形的翅膀，翱翔在天空，多美的感觉!睁开眼睛，我见一旁有很多人围观，便好奇地走了过去，哦，原来是两只大驼鸟啊。我仔细观察着它，当它眨眼时，眼睛会瞬间变成蓝色;蹲下时，活像一个小山堡。我伸手摸了摸，羽毛很柔软，而且它很温驯，一点都没有敌意，真的很可爱。

正当我乐在其中时，妈妈提醒我该回家了，我这时才从佳镜中回过神来。

中国建国篇七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以来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以毕生奋斗，领导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浴血奋战28年，终于赢得乾坤翻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此时此刻该是多么激动！雄关险隘，烽火硝烟，毛泽东胸中的建国蓝图何时开笔？何处落墨？晴空万里，江山如画，新中国的明天将如何描绘？答案就在历史行进的脚步声中。

新中国诞生前两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奠基的重要文献，是新中国基本格局和发展战略的根本大法，是人民共和国建立建设的宏伟蓝图。它凝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建国理想和政治抱负，凝聚了毛泽东的“中国梦”。

建立建设新中国，需要一个共同纲领

建立一个新中国，需要一个“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从一开始就承担了为新中国绘制蓝图的历史重任。毛泽东，成为这一项千古盛举的总指挥。

毛泽东首先把起草共同纲领的任务，交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受命主持撰写“共同纲领”的前身——《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1948年10月27日，《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形成。周恩来在西柏坡审阅修改。《纲领》主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立国思想，其基本框架大多为后来的各个共同纲领稿本所吸纳。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宣布：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新中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构成了制定《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实际上规划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1949年3月，中央统战部邀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举行茶会，李维汉在形势报告中说：新政协要通过一个共同纲领，这个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各民族的联盟，这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毛主席说的民主集中制。经济政策是十六个字，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文化教育政策就是要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要争取、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知识分子。此外，还要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

领导制定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根本大法——《共同纲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贡献。

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确立合法地位，必须制定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建国前夕，组织领导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大手笔地绘制了一幅完整而清晰的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毛泽东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呕心沥血

《共同纲领》，是毛泽东的呕心沥血之作。

1949年1月，毛泽东在河北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指出：“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通过共同纲领”，将为新中国绘制蓝图、奠基立业。

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共同纲领》的设计制定工作。周恩来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为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以毛泽东为主任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完成开国奠基的有关重大历史任务。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为组长。

周恩来亲自执笔写了《共同纲领》初稿的全文，最初几稿的题目为《新民主主义纲领》，后改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之后又起草了第三稿，最后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成果，给“共同纲领”赋予了灵魂、精神和核心。

毛泽东的著名经典之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起草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创造，融会贯通在《共同纲领》的骨骼和血肉之中。

草案初稿共12300多字，结构组成是前面一个简短的序言，主体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部分。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份初稿，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删改，重新改写了几段文字。据胡乔木回忆和有关档案资料，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对四次草案稿、共计200余处进行了细心修改。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

毛泽东对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作过的多次修改，写过的重要批语，许多文献资料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仅从1949年9月的5次批语，就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对“共同纲领”起草的关心指导和精心修改。

随即，他再给胡乔木批示：“即刻付印，一小时内交我。”

付印的是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毛泽东在标题后加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修改的底本是九月三日付印的纲领草案铅印件。

9月6日，他给秘书胡乔木批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

当框架基本定型并第一次正式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草案稿送到他那里以后，他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修改，并在竖写的题目右侧亲笔加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的字样。

经过3个月的紧张准备，9月1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和委员126人到会。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准备已经完成。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上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即将诞生的“共同纲领”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包括序言和总纲、政协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七章。既明确地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又完整地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

这一重要历史文献，被誉为一部中国人民的临时宪法。

大会举手表决时，坐在第一排的毛泽东右手握拳郑重地伸出，坐在他身旁的刘少奇把手臂举得高高的。全场到会的633个代表没有一人投反对票与弃权票的。大会执行主席庄严宣布：“共同纲领全体一致通过。”高举起的手臂的海洋，顿时化作海潮一样经久不息的掌声。

中央人民政府接受《共同纲领》为中央政府施政方针

1949年9月30日，政协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们，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新时代、新纪元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难以忘记，开国大典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率领党政军群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云集北京天安门。他用具有鲜明特色的湖南湘潭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军乐队奏响《东方红》乐曲，天安门广场上火树银花，人群鼎沸，载歌载舞，欢声雷动。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开国之后，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迅速由革命军事斗争转入经济社会建设。

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同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一系列建国原则和大政方针，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长远的基础保障作用。

毛泽东的思想贯穿在《共同纲领》中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从抗日战争时期始，他在领导人民革命的实践中挥笔著雄文，写下了许多理论著作，高瞻远瞩，对革命的前途和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方面均有精到的论述和展望。这些思想都贯穿在《共同纲领》中。

新的国体和政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纲领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共同纲领》在总纲中则这样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关于新中国的政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共同纲领》对政体的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由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就作为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

同国体、政体相适应的，还有适合中国特点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写入《共同纲领》。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方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种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适合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的新型政党制度，在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概括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完整、系统地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前，需要他们拿出大智慧、大胆略作出史无前例的大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革命导师列宁，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曾经赞同过这个口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论联合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都是主张尊重民族自决权，“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在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广泛征求意见，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最终确定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列入《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的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制度，毛泽东早已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从原则上作了阐明。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突出强调，中国经济还处在落后状态，现代性的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这是党制定经济政策最根本的依据，“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共同纲领》在第四章经济政策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上述基本经济方针，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这部分生产力，逐渐扩大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开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种与新中国创建初期状况相适应的国家政治体制，对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稳定社会，保护和扶植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等重要文献里，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也写入《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定共同纲领时，在“总纲”第1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这一外交方针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和支持。

《共同纲领》的这些外交政策方针，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同世界各国进行建交谈判所遵循的指导原则。这些，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奠定了人民中国的东方大国的国际地位。

毛泽东认定《共同纲领》为“根本大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制定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准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光辉文献。

《共同纲领》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成果，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标志性的开端，成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础。

（责编 肖黎）

中国建国篇八

任何政党都极为重视舆论宣传工作。1947年5月召开的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的重大决定之一，就是出版一份杂志作为中央的机关刊物——《公论》，以为党的舆论阵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为党员大众提供一份政治读物。这一决定是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想法和做法一致的，都是为了配合当时国内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突破国民党对舆论的封锁，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大造革命舆论，推动革命的发展。

一、《公论》的宗旨

中国致公党的“三大”是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折的重要标志，在致公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大”以后，致公党以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为切入点，迈上建设新民主主义政党的征程。在组织建设上，不仅吸收一些非洪门人士入党,而且还“选举革命先进，华侨领袖，国内外学者及各阶层人士数十名”进入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李济深为主席（不公开对外），陈其尤为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从而为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活力，使致公党成为民主阵线“有力之一环”。在政治思想建设上的重大举措之一便是决定出版一份杂志作为党中央的喉舌和党内的“政治读物”，10月22日，中常委第22次会议为刊物命名《公论》，以“公论出版社”名义在香港出版发行。

其实，就“公论”本意来说，乃老子所说：“知常容，容乃公。”可见“公论”之谓就是无所不包通，采纳群论，毫无偏心之意。而“万机决于公论”一词源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明治维新时代。1868年3月明治天皇率领公卿诸侯祭祀天地神祗，宣读五条誓文中的第一条，就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其内核是给人民权利和自由，释放社会活力，即做到 “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从而给日本社会以强大的发展动力。以陈其尤、黄鼎臣当年曾留学日本而论，当不排斥其“拿来”之可能。

二、《公论》是致公党的喉舌

1．《公论》创刊号刊登了致公党“三大”的文件《中国致公党政纲》、《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中国致公党致杜鲁门总统电文》、《中国致公党为反对美军继续驻华事发表声明》等七则，全面反映致公党在向新民主主义转轨后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以及解决当前国是问题的六个步骤，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以民族解放，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目标。这些文件表明致公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思考，已经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这也是判断致公党的“三大”之所以成为党的历史上重大转折点的最根本的依据。

2．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5月5日，在香港的各民主政党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自党派向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并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6月9日，致公党又单独在《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共“五一”号召宣言》，《宣言》在彻底批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之后，郑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口号，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大会的召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宣言》以鲜明的语言庄严宣布“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这一《宣言》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

3．反对“南京伪选”，揭露“和平”阴谋。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会议选举了“总统”和“副总统”，同时公布强化内战独裁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该《条款》在实际效果上给予总统以实际上无限权力。对此，各民主党派在港纷纷表声明和谈话，声讨所谓“行宪国大”，否认伪选举。5月3日致公党发表《反对南京伪选声明》指出：“行宪国大”，“纯由南京反动当局所导演，伪造民意”，号召本党海内外党员与同胞，“认清当前事实，为国族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帝反蒋氏封建政权之奋斗”。

从9月起，人民解放军先后组织了举世闻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国民党政府制造“和平”骗局，企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划江而治”。为此，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深刻揭露美蒋“和平”阴谋，批评了“自由主义人士”的妥协思想，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6日，致公党发表《最近时局之声明》，指出“蒋府须无条件投降，国事由新政协解决”，“革命必须彻底进行”。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杜绝了蒋介石政府实行假和平图谋的可能。1月28日，致公党在《华商报》再次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声明》指出毛泽东关于时局之声明，“揭斥南京反动政府和平阴谋，同时提出民主和平八个条件，词严义正，实为全国人民最低要求”。“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民主的和平。”“本党代表海外数十万华侨，伫望祖国和平统一，独立富强，自当同为新民主义而奋斗到底！”以“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这样鲜明的语言来表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各民主党派中是较早的。

4．谴责美帝侵华，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致公党在国内进行和平民主运动同时，十分重视争取国际舆论。抗战胜利不久，获得了美帝国主义全面支持的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反人民内战。1947年5月15日，致公党发表《致杜鲁门总统电文》，谴责“美国是主要助长中国内战之责任者”；庄严宣告：“中国问题，应听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7月22日，美国特使魏德迈来华活动。29日致公党《为魏德迈特使来华发表声明》揭露魏德迈“藉调解或调查之美名，而实行片面援助独裁政府，使中国内战，愈益扩大延长，人民痛苦，日益加深”的勾当，坚决反对美国“仍是继续其过去错误的政策”。

致公党在谴责美帝国主义同时，努力争取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的支持。1948年初，美国各界人士举行“全美公民对华及远东政策代表大会”。致公党不仅于1月20日“特函致祝”，而且告知该会，致公党已通知“敝党旅美各地同志，对贵会予以全力之支持与协助”，表示“敝党愿为中国人民及世界人类之利益，与贵会携手奋斗，共赴伟大之目标”。4月9日，致公党再次致电“远东政策委员会”，说：“贵会代表美国人民出面反抗反动政府之政策，有如黑夜之灯塔……不胜感奋……自信在世界人民通力合作之下，一切反动政策，都必归于失败。而全世界人类，终必能保持兄弟之爱，和平相处，共享繁荣之幸福”。年底，致公党又“为加拿大温哥华哈里法克斯海员工会，新加坡职工会，美国码头及仓库工人联合会，拒绝运载军火来华运动，致电感谢，并令各该处党部派代表致敬及联络”。

三、《公论》是“致公党内良好的

政治读物”

从1947年7月开始，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反攻，由于解放军胜利进攻，中国的历史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而致公党自“三大”以后也正由一个带着会党痕迹的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现代政党转折。为了适应并把握住这两个重大的转折，《公论》的出版同时也就担负起对全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加强自身思想建设的任务：一是在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敌人的和谈阴谋所迷惑，坚持不移地为贯彻“三大”制定的纲领和路线而不懈努力；二是提高全党政治素质和政党意识，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增进团结。所以《公论》所刊出的文章无一不是为了适应这两大转折的需要而体现自身的特点和亮点。其一，针对华侨党员众多的党情，每期《公论》都以相当篇幅在卷首显要位置刊登国际国内的时事述评，以及有关华侨问题的专论，彰显华侨政党的特点，对于团结海外广大侨胞支持国内革命战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二，发表领导人撰写的指导性的文章，教育并引导党员在革命的风暴中能坚定不移地沿着“三大”制定的路线奋进。同时又充分利用与洪门会党的历史渊源关系，团结海外洪门会党，参加国内之民主革命。杰臣撰写发表的《为洪门兄弟进一言》一文，在时代精神观照之下，重新解读了洪门信条“原典”中的“忠孝节义”“乃为：对于国家应尽忠，对于民族应尽孝，对于团体之主义信条应守节，对于一般无告弱者应守义之意义”。帮助“洪门兄弟中间有以为自身参加国内之民主革命”，诚恐遭到美国政府迫害之“过虑者”打消顾虑，共同“能为国家之独立完整，民族之自由幸福，而服务而奋斗而牺牲也”。文章对“原典”的重新解读，为“原典”找到了新的亮点，接续了新的生命力。其三，请一些著名学者撰写的理论修养的文章，如著名社会科学家邓初民《论政党的意义本质及其斗争》、《理论家与政治家》、郭沫若《说“公”》等。

有意思的是《公论》刊出的李维纲和雷荣珂撰写的文章都提到了在致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以“井田”为标志的党徽。李文说：“其党徽定为井田嘉禾。”雷文说：党徽“井田”，取义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是象征“耕者有其田”之意。由于“党徽”其事并不见于致公党的“官方”文件，所以鲜为人知。最早出现“党徽”的文字记载是在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去世，23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记者在描述治丧处灵堂布置一段不起眼的介绍：灵头竖着红黄蓝白黑的旧式国旗，在旗的两旁，伴以致公党的党旗，这张旗向来在社会上是鲜见的，这旗是红、黄、蓝三色的，旗尾的上端，有蓝线划成而黄色底的正方形，正方形内标着一个“井”字。正方形外，完全是红色的。据陈氏亲信陈演生说，这旗从前（辛亥）在惠州起义时曾经用过，后来致公党同人举陈为首领时，经众决定，采用这为党徽。而“井字旗”的实物则于1982年10月在日本福冈发现。此旗由日本《玄洋社》大陆浪人末永节（1869—1965）的儿子末永贤次所收藏。

四、《公论》中蕴含的党际友谊

由于致公党是第一个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民主政党，它的一举一动都对民主运动具有一定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致公党在香港的活动，不仅在政治上予以正确引导，而且在处理实际问题给予具体的帮助。

致公党的第一个对外文件是1947年5月15日发表的《中国致公党致杜鲁门总统电文》。致公党内虽不乏有高水平英语的人，但缺乏有写过这类文件经验之人。于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连贯介绍《华商报》的萨空了帮忙起草。此后，还有比较重要的公开文件的起草工作，也得到《华商报》社同志的帮忙。

致公党“三大”通过的《政纲》中，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原先的提法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连贯认为还是写成“耕者有其田”为宜。这样才不会引起华侨的误会，才有利于争取海外华侨。在其他地方都要根据华侨的特点来写，不要有有损华侨情谊的提法。（第九届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伍党天：《从事致公党工作46年》）

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总动员法》，加紧对民主政党和民主人士的残酷迫害。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被迫宣布“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告总部解散”。当天，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通过《华商报》记者发表《对民盟封闭问题之意见》的谈话，“作患难之共鸣，誓携手而奋斗”，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非法解散民盟，表示“站在友党与正义立场，对民盟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取缔这一举动”，以及“其领袖们始终为着正义，不屈不饶，至表敬意，而深深寄以同情。益愿在艰难恶劣环境中，携手奋斗以争取真正民主实现”。

以“民盟”被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为转折，各中间政治力量迅即重新组合，采取了更富有革命色彩的主张。1948年1月1日，国民党的几个民主派组织——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联合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月5日，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关，恢复活动。这些重组或重新恢复的党派逐渐放弃中间路线，选择了与中共合作，这些党派后来被称为民主党派。

1月6日，致公党发表《致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函》，指出：“当此举国惶惶，忧愤交并之日，幸有贵党革命委员会之成立，适应时势，救党救国，於焉是赖。敝党起源于海外革命团体，而其干部且多为同盟会分子，论救国宗旨及历史，与贵党之真正同志，原属一致。今闻盛举，益感欣跃！此致后携手并进，愿同为争取中国真正民主之实现而奋斗。”对民盟“在港举行三中全会，否认解散，继续前程”，特致函奉贺，表示敬意。

五、《公论》停刊及其历史价值

《公论》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各界反应良好。1947年12月21日，在致公党第三届三十一次中常委会会议上，陈其尤在谈到社会各界对《公论》反映时说：“近日来，曾访问各方面人士，询问阅读《公论》后的感觉，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公论》甚好，通过阅读这一杂志，对致公党印象颇佳。”各地致公党组织纷纷来函要求多寄些刊物。“各民主政党和进步社团，都来函要求……交换刊物。”1950年，中国致公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雷荣珂在“三年来宣传工作报告”中进一步肯定了《公论》是“党内良好的政治读物，而且由此使党外各民主政党与全国民主人士，都明了我党为一个有主义主张的革命政党”。

《公论》在中国报刊史上，可以说仅仅是昙花一现。然而正是《公论》，在致公党自1925年成立以来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其意义十分重大：《公论》充分发挥一个新民主主义政党喉舌的作用，参与并推动国内的革命运动，功不可没；同时也在这场事关中国命运的斗争中充分展现了致公党作为一个新型政党日趋完臻和成熟的形象；而对于致公党内来说，《公论》是研究这一时期致公党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是致公党前辈留存给后人的一份厚重的遗产。

值得注意的是：《公论》存在的时期正是致公党从一个旧民主议政党向现代政党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公论》的创刊或停刊，都是为了适应党转向现代化政党建设的需要。它与致公党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包括在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所肩负的政治任务以及自身成员的构成，队伍素质等方面密不可分。一句话：从党情出发乃是其最基本的依据——这也许是《公论》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

注：原文篇幅较长，刊登时作了删节。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公论》各期。

（作者为致公党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