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文字很细腻，让我对故事中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怎样写一篇能够令人觉得震撼的读后感呢？首先，我们应该深入阅读，全面理解材料的内容与意义；其次，要用批判性思维去分析、比较和综合书中的观点，体会其中的道理和价值；最后，要用自己的语言和角度去阐述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使读后感从个人的内心世界向外延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下是一些展现读者独特观点和深入思考的读后感范文，值得一读。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一

读《当我死时》有感当“断肠人在天涯时”，那满怀羁旅之思的游子是何等惆怅呢?读着余光中的《当我死时》，我的心也仿佛飞向遥远的美国，却牵连我的母亲国度——中国。人在密西根享福，心在故乡受苦，苦在心里，苦在心的心里。春天，我思念故乡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白堤上的绿柳扬着长长的绿袖子，向游客展示妩媚的春意;梅园的梅花开得热火朝天，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淡淡的含着浓浓人情味的香从中国传进我的鼻。夏天，我思念故乡那浪漫的情调。“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杭州西湖的荷花引人入胜，在清爽的河水里自由地游泳。秋天，枫叶们化成了火，时时燃烧着我思乡的炽热的心。瓜果飘香，让我每个细胞都感到甜甜的，很温馨。冬天，松竹梅三君子傲霜斗雪，感动人心，偶而下场雪，寒意覆盖了一切，也覆盖了我思乡之心。我要葬在故乡，余光中要葬在故乡。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二

读余光中先生的诗，总是十分惊讶，一个人竟能完成如此的风格突变，从温柔婉转的浪漫，到肝肠寸断的乡愁。可当我细品余光中先生的人生经历后再读他的诗时，我发现这不是风格突变，而是浪子回头。余光中少时随母亲四处流亡，逃避战乱，这使得他得以与底层人民接触，当时先生年纪较小，尚未开始写诗。当他年龄稍长，日渐成熟之时，纵然他也思念故乡，然而美好的青春使他无法面对故乡的过去，而他也无法看清故乡的未来。这时，美好的爱情成了他的乌托邦，以安慰他受伤的心灵，他不愿唱出时间的悲伤。然而，即便在此时，余光中先生也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正如《舟子的悲歌》中所说：“昨夜，月光在海上铺一条金路，渡我的梦回到大陆。”这就是一颗乡愁的种子，而不久的留学便让它生根，发芽。所谓：“你不能够真真了解中国的意义，直到有一天你已不在中国。”一来到异国他乡，余光中先生便感受到了乡愁的第一部分，孤独。

“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温度。”这或许是刚到异地的不适，日子一久，便说不定淡忘。但这仍不失为一个“回头浪子”，不是风格上的改变，而是漂泊海外之时，能回头望一望自己的祖国。众所周知，余光中教授是英文教授，他在英语环境中应能很快适应，加上时光推移，他对故乡或许便不再那么挂念了吧。然而，日子愈久，他对故乡的感情却愈加深厚。纵然他桌上的中文书以只剩下三成，纵然他在中国只到过九个省，在美国却曾踏过二十八个州，他仍然是那么孤独。面对都市的繁荣与喧嚣，他默默地独行在那片不属于他的土地上;面对周围海啸一般的人潮，他孤身一人逆潮而泳;面对四周与中国文化不相干的一切，他独自书写着乡愁这封世上最长的信。然而若只是孤独，不过在日暮黄昏或夜深人静之际，独自东望神伤而已，却不必为“洋策士”登上长城而愤怒，那是因为先生的乡愁，除了孤独之外，还有对故乡的责任与归属。“在中国，你仅是七万万之一的中国，天灾，你可以怨中国的天，人祸，你可以骂中国的人。军阀、汉奸、政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你可以一个挨一个的骂下去，直骂到你的老师、父亲、母亲。当你不在中国，你便成为全部的中国。”的确，在中国，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无论那里的方言你是否听得懂，你仍会感觉到：“这也是中国。”对周围的一切，你便似乎有了评头论足的权利，批评或褒奖。因为，你是中国人，中国属于你正如你属于中国。而当你远走他乡之时。那一切，被你赞赏、批评甚至曾不屑的一切才会慢慢地清晰。无论你走到哪儿，那曾经的一切都是你永远的归宿。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说：“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而答案，在茫茫的风里，没有人来问，只有你自己，默默聆听——聆听黄河的歌唱，聆听长江的鼻音，聆听你红海的呼啸，聆听所有人血的合唱。而正因为有这血浓于水的关系，余光中先生无法忘记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家国兴亡的责任。他不允许一双陌生而鲁莽的脚，踏在自己一直想抚摸跪拜的长城上，这是中国的尊严，也是他的尊严。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尽屈辱，身在异国他乡的余光中先生自感无法推诿，他说道：“中国啊，中国，你全身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你满脸的耻辱就是我的耻辱。”这样的的历史使命感，赋予了先生的作品更深厚的内涵。而这些归结到一点，就是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向着热腾腾的太阳，跟你一样。”从面的这首《欢呼哈雷》中不难看出，余光中先生已然将目光投向了自己死后，投向了永恒。乡愁，可以是一个人的思念，也可以是一群人的传统，更可以是自古至今所有人永恒的情怀。

这也就是为何先生的诗能感动无数游子，能影响中国的文学史。他意识到，自己不过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是一条思乡的小鱼，滔滔的中国文化大河不会因一条鱼的离去而改变，“正如从古到今，，人来人往，马嘶马蹶，月缺月圆，万里长城长在那里。李陵出去，苏武回来，孟姜女哭，季辛吉笑，万里长城长在那里。”而唯有意识到这一点，乡愁才显得深沉而庄重，它脱去了时间的浅薄，在永恒的长河中沉淀，而也未有不变的永恒，才能寄托余光中先生无限的乡愁。而此时，对祖国深情的回眸一望，便不再是初来乍到的不适，而是红如海棠，白如雪花的乡愁了。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三

在我读了作家余光中的散文花鸟后，我立刻对小小的鹦鹉起了由衷的喜爱之情，甚至把自己当做作者，给鹦鹉喂食、打理羽毛。但也为人类的残忍而感到羞愧。

在我读“蓝宝宝菜市上六块买来的，在我所有禽缘里，它是最乖巧最可爱的一只，现在即使有谁出六千元我也舍不得舍弃它的。”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作者对蓝宝宝的喜爱之情，因为蓝宝宝是最乖巧可爱的。从“现在即使有谁出六千元，我也不肯舍弃它”写出了蓝宝宝对我的重要性。小小的鹦鹉也有仇必报，有恩必报的心理。如果你平时对它不好，他只要能出来必定就回去咬你，如果你对他好的话，它不但会用小喙亲吻你的手指，还会把“雀栗”与你一同分享。在我读“人类之间，禁止别人发言或强迫从千口一词，也就威武的了，又何必向禽兽去行人道呢?”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人类的残忍，为了让人语推行而违反了人道。这无所不载无所不容的世界属于人，也属于花、鸟、鱼、虫。我们不能为了私欲而破坏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好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小生物，不要再猎杀它们了，他们也有生命，它们也想人一样，有自己的父母。不要再让一个个无辜的生命惨死于人手!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自己，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保护动物献一份力，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四

吟咏着余光中的《乡愁》长大，相望着的那一方的土地，满溢着我们的思念，更回荡着忧愁。同一片月光下的我们何时才能举杯共邀明月，言欢共饮长江水。然而，在四川省及周边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在哀痛与悲伤面前，让我们强烈的感受到“唇齿相依，手足相连”的血脉亲情，那是一种发自心灵的统一。

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骨肉亲情，在大灾难面前，愈加强烈。从5月12日汶川地震的灾情-灾区以及受灾民众，成为台湾社会的焦点。台湾同胞们都红着泪眼互问：“我们可以为灾区做点什么?”台胞们的捐赠救灾行动蔚然成风，催生出一幅幅感人画面。大量人力物力涌向中国，为中国的每颗受伤的心，滴血的翅膀带来一份慰藉与抚慰。来自台胞们急切的捐款的电话系着这一头，在那一头，成千上万的那一头也在急切地等待着，系着这头，系着那头，而电话服务的这一头，恨着自己为什么就只有两只手!此刻台商都动员起来，很多台商捐了又捐，在这一刻他们决不计较着生命的豪华奢侈的投资，在生命的礼遇面前，所有世人同逝者默哀，向生命的尊严致敬。平凡人的爱心，则从四面八方如洪水般汇聚而来，在阴霾里化作缕缕温暖的阳光，轻抚着大陆同胞的心坎。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五

从小吟咏着余光中的《乡愁》长大，相望着的那一方的土地，满溢着我们的思念，更回荡着忧愁。同一片月光下的我们何时才能举杯共邀明月，言欢共饮长江水。然而，在四川省及周边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在哀痛与悲伤面前，让我们强烈的感受到“唇齿相依，手足相连”的血脉亲情，那是一种发自心灵的统一。

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骨肉亲情，在大灾难面前，愈加强烈。从5月12日汶川地震的灾情-灾区以及受灾民众，成为台湾社会的焦点。台湾同胞们都红着泪眼互问：“我们可以为灾区做点什么?”台胞们的捐赠救灾行动蔚然成风，催生出一幅幅感人画面。大量人力物力涌向中国，为中国的每颗受伤的心，滴血的翅膀带来一份慰藉与抚慰。来自台胞们急切的`捐款的电话系着这一头，在那一头，成千上万的那一头也在急切地等待着，系着这头，系着那头，而电话服务的这一头，恨着自己为什么就只有两只手!此刻台商都动员起来，很多台商捐了又捐，在这一刻他们决不计较着生命的豪华奢侈的投资，在生命的礼遇面前，所有世人同逝者默哀，向生命的尊严致敬。平凡人的爱心，则从四面八方如洪水般汇聚而来，在阴霾里化作缕缕温暖的阳光，轻抚着大陆同胞的心坎。

20多位台湾的飞行员，舍小家顾大家，纷纷主动请缨上阵，一个坚定的信念是鹰的誓言，要驰骋昨天的废墟。回旋的气流，记录下你一次次最美的弧线。红十字会的爱心团队也在第一时间来到这片满目疮痍的黄土地上，青铜的光辉下，在奔跑，再争夺，这片黄土地上每个人生的权力。放飞着一只鸽子的心，带上温暖与祝福，去寻找那一颗颗恐惧又胆小的心，一路陪着天使来到天堂，在纯净与美丽中寻找快乐。从不放弃过自己的诺言，从不背弃过自己的信念-将爱传播下去。在地狱边上，中国的战士不孤独。在浸染着阴霾与红色的世界里，有无数条黄色的丝带潇洒的飘扬，有着那一条条不屈的铮铮铁骨汉子，一根根不弯的凛冽的脊梁。同一个信念，同一个誓言：希望必将与中国同在。

高中生读后感：《泰戈尔散文诗集》读后感。

高中生暑假读后感：杨绛散文《我们仨》读后感。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六

读着余光中的《当我死时》，我的心也仿佛飞向遥远的美国，却牵连我的母亲国度——中国。人在密西根享福，心在故乡受苦，苦在心里，苦在心的心里。春天，我思念故乡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白堤上的绿柳扬着长长的绿袖子，向游客展示妩媚的春意;梅园的梅花开得热火朝天，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淡淡的含着浓浓人情味的香从中国传进我的鼻。夏天，我思念故乡那浪漫的情调。“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杭州西湖的荷花引人入胜，在清爽的河水里自由地游泳。秋天，枫叶们化成了火，时时燃烧着我思乡的炽热的心。瓜果飘香，让我每个细胞都感到甜甜的，很温馨。冬天，松竹梅三君子傲霜斗雪，感动人心，偶而下场雪，寒意覆盖了一切，也覆盖了我思乡之心。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七

德国还有一种声音令人记忧，鸟声。粉墙白瓦，有人家的处所肯定有花，万紫千红，不是在盆里，就是在架上。花外就是树了。家栗树、菩提树、枫树、橡树、杉树、苹果树、梨树…很少看见屋宇陈整的人家有这么多树，用这么稠密的嘉阴来祝愿。有树就有鸟，树是无行的祝愿，鸟，百啭千啾，即是有声的颂词了。绝对的沉寂不免难免单调，胶原蛋白的作用，若加三两声鸣禽，便脉脉有情起来。

听鸟，有两种情境。一种是浑然之境，听觉一片透明流利，若隐若现地意想到没有什么器械在顺耳忤心，却未决心去追随是甚么在称道悄悄。另外一种是专注之境，在动听的称心当中，俯向头顶的翠影去寻觅长尾细爪的飞踪。如果找到了那“声源”，望见它回头饱舌的姿势，就更教人兴奋。或是在绿阴里侧耳静待，等近处的啁啁弄舌告一段落，远处的枝头便有一只本家用类似的节拍来回覆。我们当然不晓得是谁在问，谁在答，乃至有无问答，但是那样一来一往再参也不透的“高谈”，却真能令人忘机。

在汉堡的湖边，在莱茵河与内卡（neckar）河边，在巴登巴登的天国泉（paradies）旁，在迈瑙岛（mainau）的美丽花圃里，在那很多静境里，我们成了百禽的知音，不知其名的知音。至于一进黑森林，那更是大饱耳祸，目不暇接了。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八

文学作品给读者的印象，若以客观与主观两极，理念与情感对立，则每有知性与感性之分。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议论要有层次，有波澜，有文采，才能纵横生风。不过散文的知性仍然不同于论文的知性，毕竟不宜长篇大论，尤其是刻板而露骨的推理。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说也奇怪，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性交融，才成其“理趣”。

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senseofimmediacy)。一位作家若能写景出色，叙事生动，则抒情之功已经半在其中，只要再能因景生情，随事起感，抒情便能奏功。不过这件事并非所有的散文家都做得到，因写景若要出色，得有点诗人的本领，叙事若要生动，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而进一步若要抒情，则更须诗人之笔。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还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声调。

另一方面，知性的散文，不论是议论文或杂文，只要能做到声调铿锵，形象生动，加上文字整洁，条理分明，则尽管所言无关柔情美景或是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够感人，甚至成美文。且以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短短九十个字，回旋的空间虽然有限，却一波三折层层逼进，而气势流畅，议论纵横，更善用五个“士”和三个“鸡鸣狗盗”形成对照，再以鸡犬之弱反比虎豹之强，所以虽然是知性的史论，却富于动人的感性。在美感的满足上，这篇知性的随笔竟然不下于杜牧或王安石自己咏史的翻案诗篇，足见一篇文章，只要逻辑的张力饱满，再佐以恰到好处的声调和比喻，仍然可以成散文极品，不让美文的名作“专美”。

吃饭有时极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

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巍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九

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议论要有层次，有波澜，有文采，才能纵横生风。不过散文的知性仍然不同于论文的知性，毕竟不宜长篇大论，尤其是刻板而露骨的推理。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说也奇怪，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性交融，才成其为“理趣”。

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senseofimmediacy)。一位作家若能写景出色，叙事生动，则抒情之功已经半在其中，只要再能因景生情，随事起感，抒情便能奏功。不过这件事并非所有的散文家都做得到，因为写景若要出色，得有点诗人的本领，叙事若要生动，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而进一步若要抒情，则更须诗人之笔。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还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声调。

另一方面，知性的散文，不论是议论文或杂文，只要能做到声调铿锵，形象生动，加上文字整洁，条理分明，则尽管所言无关柔情美景或是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够感人，甚至成为美文。且以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为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短短九十个字，回旋的空间虽然有限，却一波三折，层层逼进，而气势流畅，议论纵横，更善用五个“士”和三个“鸡鸣狗盗”形成对照，再以鸡犬之弱反比虎豹之强，所以虽然是知性的史论，却富于动人的感性。在美感的满足上，这篇知性的随笔竟然不下于杜牧或王安石自己咏史的翻案诗篇，足见一篇文章，只要逻辑的张力饱满，再佐以恰到好处的声调和比喻，仍然可以成为散文极品，不让美文的名作“专美”。

因此感性一词应有两种解释。狭义的感性当指感官经验之具体表现，广义的感性甚至可指：一篇知性文章因结构、声调、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产生的魅力。也就是说，感性之美不一定限于写景、叙事、抒情的散文，也可以得之于议论文的字里行间。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十

旅客似乎是十分轻松的人，实际上却相当辛苦。旅客不用上班，却必须受时间的约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却必须受钱包的限制;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却必须把几件行李蜗牛壳一般带在身上。旅客最可怕的恶梦，是钱和证件一起遗失，沦为来历不明的乞丐。旅客最难把握的东西，便是气候。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旅客。从西班牙南端一直旅行到英国的北端，我经历了各样的气候，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此刻我正坐在中世纪达豪土古堡改装的旅馆里，为“隔海书”的读者写稿，刚刚黎明，湿灰灰的云下是苏格兰中部荒莽的林木，林外是隐隐的青山。晓寒袭人，我坐在厚达尺许的石墙里，穿了一件毛衣。如果要走下回旋长梯像走下古堡之肠，去坡下的野径漫步寻幽，还得披上一件够厚的外套。

从台湾的定义讲来，西欧几乎没有夏天。昼蝉夜蛙，汗流浃背，是台湾的夏天。在西欧的大城，例如巴黎和伦敦，七月中旬走在阳光下，只觉得温暧舒适，并不出汗。西欧的旅馆和汽车，例皆不备冷气，因为就算天热，也是几天就过去了，值不得为避暑费事。我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各地租车长途旅行，其车均无冷气，只能扇风。

巴黎的所谓夏天，像是台北的深夜，早晚上街，凉风袭时，一件毛衣还不足御寒。如果你走到塞纳河边，风力加上水气，更需要一件风衣才行。下午日暖，单衣便够，可是一走到楼影或树荫里，便嫌单衣太薄。地面如此，地下却又不同。巴黎的地车比纽约、伦敦、马德里的都好，却相当闷热，令人穿不住毛衣。所以地上地下，穿穿脱脱，也颇麻烦。七月在巴黎的街上，行人的衣装，从少女的背心短裤到老妪的厚大衣，四季都有。七月在巴黎，几乎天天都是晴天，有时一连数日碧空无云，入夜后天也不黑下来，只变得深洞洞的暗蓝。巴黎附近无山，城中少见高楼，城北的蒙马特也只是一个矮丘，太阳要到九点半才落到地平线上，更显得昼长夜短，有用不完的下午。不过晴天也会突来霹雳：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那天上午，密特朗总统在香热里榭大道主持阅兵盛典，就忽来一阵大雨，淋得总统和军乐队狼狈不堪。电视的观众看得见雨气之中，乐队长的指挥杖竟失手落地，连忙俯身拾起。

法国北部及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气候却有变化。巴黎北行一小时至卢昂，就觉得冷些;西南行二小时至露娃河中流，气候就暖得多，下午竟颇燠热，不过入夜就凉下来，星月异常皎洁。

再往南行入西班牙，气候就变得干暖。马德里在高台地的中央，七月的午间并不闷热，入夜甚至得穿毛衣。我在南部安达露西亚地区及阳光海岸开车，一路又干又热，枯黄的草原，干燥的石堆，大地像一块烙饼，摊在酷蓝的天穹之下，路旁的草丛常因干燥而起火，势颇惊人。可是那是干热，并不令人出汗，和台湾的湿闷不同。

英国则趋于另一极端，显得阴湿，气温也低。我在伦敦的河堤区住了三天，一直是阴天，下着间歇的毛毛雨。即使破晓时露一下朝暾，早餐后天色就阴沉下来了。我想英国人的灵魂都是雨蕈，撑开来就是一把黑伞。与我存走过滑铁卢桥，七月的河风吹来，水气阴阴，令人打一个寒噤，把毛衣的翻领拉起，真有点魂断蓝桥的意味了。我们开车北行，一路上经过塔尖如梦的牛津，城楼似幻的勒德洛，古桥野渡的蔡斯特，雨云始终罩在车顶，雨点在车窗上也未干过，消魂远游之情，不让陆游之过剑门。进入肯布瑞亚的湖区之后，遍地江湖，满空云雨，偶见天边绽出一角薄蓝，立刻便有更多的灰云挟雨遮掩过来。真要怪华兹华斯的诗魂小气，不肯让我一窥他诗中的晴美湖光。从我一夕投宿的鹰头小店栈楼窗望出去，沿湖一带，树树含雨，山山带云，很想告诉格拉斯米教堂墓地里的诗翁，我国古代有一片云梦大泽，也出过一位水气逼人的诗宗。

2、《猛虎和蔷薇》。

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inmethetigersniffetherose。”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有一本英国文学史曾举柯立治“忽必烈汗”中的三行诗句：“好一处蛮荒的所在!如此的圣洁、鬼怪，像在那残月之下，有一个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欢爱!”为浪漫诗派的.代表)，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国现代画家昂利·卢梭的杰作“沉睡的吉普赛人”。假使卢梭当日所画的不是雄狮逼视着梦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细嗅含苞的蔷薇，我相信，这幅画同样会成为杰作。借乎卢梭逝世，而萨松尚未成名。

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东坡有幕上，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词句：“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以及“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机高举。”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阕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他如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诗句;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的词句。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夜莺曲”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同样的歌声时常——迷住了神怪的长窗——那荒僻妖土的长窗——俯临在惊险的海上。”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曼地亚斯”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只其气象之伟大，魄力之雄浑，已可匹敌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就是因为人性里面，多多少少地含有这相对的两种气质，许多人才能够欣赏和自己气质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例如在英国，华兹华斯欣赏密尔顿;拜伦欣赏顶普吕夏绿蒂·白朗戴欣赏萨克瑞;史哥德欣赏简·奥斯丁;史云朋欣赏兰道;兰道欣赏白朗宁。在我国，辛弃疾欣赏李清照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而提起另一个人，又觉得他是阴柔呢?这是因为备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梅村，子山晚作悲凉，萨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心旅”。

“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有猛虎，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涵蔓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才能做到孟郊所谓的一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牙，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韩黎诗：“受尽了命运那巨棒的痛打，我的头在流血，但不曾垂下!”华兹华斯诗：“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廿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十一

在一切文学的类别之中，最难作假，最逃不过读者明眼的，该是散文。我不是说诗人和小说家就不凭实力，而是诗人和小说家用力的方式比较间接，所以实力几何，不易一目了然。诗要讲节奏、意象、分行等技巧，小说也要讲观点、象征、意识流等等的手法，高明的作家固然可以运用这些来发挥所长，但是不高明的作家往往也可以假借这些来掩饰所短。散文是一切文学类别里对于技巧和形式要求最少的一类：譬如选美，散文所穿的是泳装。散文家无所依凭，只有凭自己的本色。

诗人的笔下往往是自言自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样的话并不一定要说给谁听，好像是无意间给人听到的。许多诗真像心灵的日记，只取其神，不记其貌，诗人眼前似乎没有读者，可谓“目中无人”。小说家对读者的态度也可谓“目中无人”，反之，读者目中也不应该有小说家。小说家应该像剧作家，尽量让他的角色发言，自己只能躲在幕后操纵。有些小说家不甘寂寞，跑到他的人物和读者之间来指指点点，甚至大发议论，这种夹叙夹议的小说体便有散文的倾向。这种小说家如果真是散文高手，则这种夹叙夹议的笔法却也大有可观。拿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小说比较一下，便可见张无我而钱有我：钱钟书的小说里充满了散文家钱钟书的个性。

散文家必须目中有人，他和读者往往保持对话的关系，可以无拘无束，随时向读者发言。老派的诗人虽然也可以偶尔来一句“君不见”，而旧小说家也可以直接对读者叫一声“列位看官”，但在一般情形之下，诗人和小说家毕竟另有职务，不便像散文家这么公然、坦然地面对着读者。反之，读者面对散文家也最感亲切、踏实，因为散文家是为自己发言，而所说的也是“亮话”，少用烘托、象征、反讽之类的技巧。

散文分狭义与广义二类。狭义的散文指个人抒情志感的小品文，篇幅较短，取材较狭，分量较轻。广义的散文天地宏阔，凡韵文不到之处，都是它的领土，论其题材则又千汇万状，不胜枚举，论其功能，则不出下列六项：

第一是抒情。这样的散文也就是所谓抒情文或小品文，正是散文的大宗。情之为物，充溢天地之间，文学的世界正是有情的世界。也正因如此，用散文来抒情，似乎人人都会，但是真正的抒情高手，或奔放，或含蓄，却不常见。一般的抒情文病在空洞和露骨，沦为滥情，许多情书、祭文、日记等等，也在此列。直接抒情，不但失之露骨，而且予人无端说愁的空洞之感。真正的抒情高手往往寓情于叙事、写景、状物之中，才显得自然。

第二是说理。这样的散文也就是所谓议论文。但是和正式的学术论文不尽相同，因为它说理之余，还有感情、感性，也讲究声调和辞藻。韩愈的《杂说四》，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苏轼的《留侯论》，都是说理的散文，但都气势贯串，声调铿锵，形象鲜活，情绪饱满，绝非硬邦邦冷冰冰的抽象说理。每次读《过秦论》，到了篇末的“然秦以区区之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句长问，竟用斩钉截铁的短答断然煞住，真令人要拍案诧叹，情绪久不能平。精警的议论文不能无情。

第三是表意。这种散文既不是要抒情，也不是要说理，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的那份情趣、理趣、意趣，而出现在笔下的，不是鞭辟入里的人情世故，便是匪夷所思的巧念妙想。表意的散文展示的正是敏锐的观察力和活泼的想象力，也就是一个健康的心灵发乎自然的好奇心。“家居不可无娱乐。卫生麻将大概是一些太太的天下。说它卫生也不无道理，至少上肢运动频数，近似蛙式游泳。”这种雅舍小品笔法，既无柔情、激情要抒，也没有不吐不快的议论要发，却富于生活的谐趣，娓娓道来，从容不迫，也能动人。到了末句，更从观察进入想象，最有英国小品的味道。

第四是叙事。这样的散文又叫作叙事文，短则记述个人的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或是某一特殊事件之来龙去脉，路转峰回；长则追溯自己的或朋友的生平，成为传记的一章一节，或是一个时代特具的面貌，成为历史的注脚，也就是所谓的回忆录之类。叙事文所需要的是记忆力和观察力，如能再具一点反省力和想象力，当能赋文章以洞见和波澜，而跳出流水账的平铺直叙。组织力（或称条理）也许不太重要，因为事情的发展原有时序可循，不过有时为求波澜生动，光影分明，不免倒叙、插叙，或是举重遗轻，仍然需要剪裁一番的。

第五是写景。所谓“景”不一定指狭义的风景。现代的景，可以指大自然的景色，也可以指大都市小村镇的各种视觉经验。高速公路上的千车竞驶，挖土机的巨铲挥螯，林荫道的街灯如练，港口的千桅成林……无一非景。一位散文家的视觉经验如果还限于田园风光，未免太狭窄也太保守了。同时，广义的景也不应限于视觉：街上的市声，陌上的万籁，也是一种景。景存在于空间，同时也依附于时间，所以春秋代序、朝夕轮回，也都是景。景有地域性：江南的山水不同于美国的山水，热带的云异于寒带的云。大部分的游记都不动人，因为作者不会写景。景有静有动，即使是静景，也要把它写动，才算能手。“两山排闼送青来”，正是化静为动。“鬓云欲度香腮雪”也是如此。只会用形容词的人，其实不解写景。形容词是排列的，动词才交流。

第六是状物。物聚而成景，写景而不及物，是不可能的。状物的散文却把兴趣专注于独特之某物，无论话题如何变化，总不离开该物。此地所谓的物，可以指生物，譬如草木虫鱼之类，也可以指非生物，譬如笔墨纸砚之属，甚至可以指人类的种种动态，譬如弹琴、唱歌、开会、赛车。也许有人会说，写开会的散文应该归于叙事之列。我的回答是：如果一篇散文描写某次开会的经过情形，当然是叙事，但是如果一篇散文谈论的只是开会这种社会制度或生活现象，或是天南地北东鳞西爪的开会趣闻，便不能算是叙事了。状物的文章需要丰富的见闻，甚至带点专业的知识，不是初摇文笔略解抒情的生手所能掌握的。足智博闻的老手，谈论一件事情，一样东西，常会联想到古人或时人对此的隽言妙语，行家的行话，或是自己的亲切体验，真正是左右逢源。这是散文家独有的本领，诗人和小说家争他不过。

我把散文的功用分为上述六项，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并不是认为真有一种散文纯属抒情而不涉其他五项，或是另有一种散文全然叙事，别无他用。实际上，一篇散文往往兼有好几种功能，只是有所偏重而已。例如叙事文中，常带写景，写景文中，不妨状物，而无论是叙事、写景或状物，都可以曲达抒情之功。抒情文中，也未必不能稍发议论，略表意趣。反之，说理文也可以说得理直气壮，像梁启超那样，笔锋常带感情。

情、理、意、事、景、物六项之中，前三项抽象而带主观，后三项具体而带客观。如果一位散文家长于处理前三项而拙于后三项，他未免欠缺感性，显得空泛。如果他老在后三项里打转，则他似乎欠缺知性，过分落实。

抒情文近于诗，叙事文近于小说，写景文则既近于诗，亦近于小说。所以诗人大概兼擅写景文与抒情文，小说家兼擅写景文与叙事文。我发现不少“正宗的”散文家大概拙于写景，遇到有景该写的场合，不是一笔带过，便是避而不谈；也有“正宗的”散文家拙于叙事，甚至不善抒情。我认为：能够抒情、说理的散文家最常见，所以“入情入理”的散文也较易得；能够表意、状物的就少一点；能够兼擅叙事、写景的更少。能此而不能彼的散文家，在自己的局限之中，亦足以成名家，但不能成大家，也不能称“散文全才”。前举的六项功能，或许可以用来衡量一位散文家是“专才”还是“通才”。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篇十二

七等生的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书，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适于山间。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的'佛乐，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余索忍无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

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简直认同，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并举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指出几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其实不独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好静乃是听觉上的优洁癖”，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富贵病”。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议，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诉，一定无人理会。“人家听得，你听不得？你的耳朵特别名贵？”是习见的反应。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反而破坏了邻里的和谐，像余索一样，将不见容于街坊。诗人库伯（williamcowper）说得好：

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一发狠，竟把垂杨连根拔起。

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我们比他“进化”了这么多年，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诞》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见那时的余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十年以来，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无论我怎么爱台湾，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人声固然百无禁忌，狗声也是百家争鸣：狗主不仁，以左邻右舍为刍狗。至于机器的噪音，更是横行无阻。最大的凶手是扩音器，商店用来播音乐，小贩用来沿街叫卖，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寺庙用来诵经唱偈，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变本加厉，扩大了杀伤的战果。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读书，忽闻异声大作，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经过扩音器的“现代化”，声浪汹涌淹来，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只凭其凄厉可怕，不觉其悲哀可怜。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半夜，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投诉，照例是没有结果。

噪音害人，有两个层次。人叫狗吠，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原音”，无论怎么吵人，总还有个极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为公平。但是用机器来吵人，管它是收音机、电视机、唱机、扩音器，或是工厂开工，电单车发动，却是以逸待劳、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两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尔（richardsteele）就说过：“要闭起耳朵，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这件事我常感遗憾。”上帝第六天才造人，显已江郎才尽。我们不想看丑景，闭目便可，但要不听噪音，无论怎么掩耳、塞耳，都不清静。更有一点差异：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台湾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间相对缩小。大家挤在牛角尖里，人人手里都有好几架可发噪音的机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认真取缔，未来的听觉污染势必造成一个半聋的社会。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当地“近乡情怯”，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罗地网，怯于一上了计程车，就有个音响喇叭对准了我的耳根。香港的计程车里安静得多了。英国和德国的计程车里根本不播音乐。香港的公共场所对噪音的管制比台北严格得多，一般的商场都不播音乐，或把音量调到极低，也从未听到谁用扩音器叫卖或竞选。

愈是进步的社会，愈是安静。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曾有人说，一出国门，耳朵便放假。这实在是一句沉痛的话，值得我们这个把热闹当作繁荣的社会好好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