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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养教学案例及分析篇一

“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柴可斯基 （paul zurkowsqi）提出的。国内外对信息素养的定义、内容、评价标准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信息素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国家的信息发展程度。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已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

本文以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为主要内容，深入挖掘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关注焦点，并在此基础上发现研究的不足之处，为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的方法与技术。文献计量学是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定量地分析知识载体，计量对象主要是文献量、作者数、词汇数等。

知识图谱通过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相结合，利用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

本文采用 sat13. 2文献计量软件进行数据统计，用 ucinet6. 0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以及 spss17. 0 数据分析软件对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cnki 中国期刊数据库为文献来源，分别以“大学生信息素养” “大学生信息素质”为主题、篇名和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检索到从 1997 年至 2014 年 （检索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0 日） 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领域共发表3208 篇文献。去除其中各类新闻通讯稿件、会议纪要等相关性较弱的文献，并经过去重处理后筛选出与 “大学生信息素养 （质）”研究关系密切的文献 2789 篇。

（一） 文献数量与年份分布

统计分析不同年份的文献数量，可以从宏观层面了解该领域研究趋势的分布特征。从图 1 可以看出，我国关于大学生信息素养为主题的文章最早于 1997 年公开发表，此后到 2008 年，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2009 年开始出现下降，2010 年又开始回升，2011 年开始又逐渐下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98- 2000 年的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已逐渐关注大学生的信息素养。第二阶段是 2001 -2006 年的飞速发展阶段，国内学者共发表相关论文 784 篇，占发文总量的 28. 11%,与第一阶段的发文量相比，增加 96. 31%.第三阶段是 2007 -2014 年的蓬勃发展阶段，此时大学生信息素养已渗透到多个学科领域，呈现出 “百花齐放”的态势，国内学者共发表相关论文 1975 篇，占发文总量的 70. 81%,是第二阶段发文量的 2. 5 倍多。以上数据表明，关于大学生信息素养的研究已成为我国当前信息素养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

（二） 刊源分析

数据显示，筛选出的 2789 篇论文发表在 833 种期刊上，分布范围较广。这与文献学家布拉德福提出的描述文献分散规律的经验定律相一致。

但是，过于分散的发表现状对提高该研究影响力有消极的影响，不利于形成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的核心期刊群，也不利于学者快速掌握该领域的研究程度和前沿内容。对发文最多的期刊以及核心期刊的研究表明，图书情报类期刊仍是大学生信息素养关注的 “主战场”,其次是教育类期刊。这说明对大学生信息素养的研究与高校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也说明高校图书馆承担了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主要任务。

（三） 关键词分析

1. 关键词共现频次分析

统计与 “大学生信息素养 （质）”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关键词，以此分析该领域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的热点。基于关键词非受控的性质，研究通过对关键词频次归并处理，形成最终的关键词共现频次。经 sat13. 2 软件统计分析，可知 “大学生信息素养 （质）”与 “高校图书馆”共现频次高达 318 次，由此反映出在研究大学生信息素养时，专家、学者更加注重高校图书馆发挥的重要作用。另外，“大学生信息素养 （质）”与 “文献检索课” “现状调查”“培养策略”的共现频次也比较高，说明目前对大学生信息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调查、培养策略等方面。而“大学生信息素养 （质）”与 “评价标准”之间的共现频次只有 3 次，反映了大学生信息素养的评价标准虽然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但不是关注的焦点。

2. 共现关键词网络图谱分析

通过 ucinet6. 0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绘制出大学生信息素养共现关键词网络图谱，图中节点处密集度和中心位置呈正相关。图 2 直观地反映出，“大学生信息素养” “高校图书馆”和 “信息技术”等处节点非常密集，可以代表当前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仍是和 “大学生信息素养”密不可分的几个关键词。此外，“文献检索课”“教学改革” “信息检索”等处节点比较密集，也是目前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的热点。

（四） 文献被引频次分析

文献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利用文献和吸收信息的能力，也反映了学科的成熟水平和完善程度。

文献被引用的次数越多，说明文献的应用价值和参考价值越高，在本领域内的影响力也越高。在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的文献中被引频次最多的是桑新民发表在 《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的 《多媒体和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223 次），其次是邹志仁发表在 《大学图书馆学报》的 《试论大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217 次）。进一步研究表明，被引频次排在前 10 的文章中有 8 篇发表在图书情报类期刊上，其余 2 篇发表在教育类期刊上，研究内容主要涉及 3 个方面： 一是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二是国内外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比较； 三是高校图书馆在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作用。

（五） 作者分析

1. 核心作者分析

洛特卡定律揭示了科学文献的作者与所着论文数量之间的关系： 在某一研究领域，写 n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大约是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 1/n2; 所有写一篇论文的作者约占全部作者数量的 60% 左右。

对大学生信息素养论文作者情况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发文数量为 1 篇的作者（2656 人） 占全部作者数量 3073 人的 86. 37% ,比洛特卡定律所给的标准高出26. 37%,这表明在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中写 1 篇论文数量的作者过多； 写 2 -7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 （417 人） 只占写 1 篇论文作者数量的 15. 7%,明显低于洛特卡定律的比例标准，这种趋势说明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核心作者群还没有形成。普赖斯定律在洛特卡定律的基础上对论文的核心作者加以阐释： 在同一领域中，只有发表论文在 m 篇 （m = 0. 749 （nmax）1 /2,式中 nmax 为统计年限中最高产的作者的论文数） 以上的作者才能称为多产作者，即核心作者。数据显示，最高产的作者发文数为7 篇，代入公式可得 m = 1. 98,说明大学生信息素养研究的核心作者至少应发表

信息素养教学案例及分析篇二

摘 要 健康信息素养形成和培养于日常，其水平高低表现于生命与健康受到威胁的生活应激状态。传统中国没有健康信息素养与健康信息教育之说，但却有读书人以书籍为中心，儒而通医、儒而兼医的文化现象，在疫病流行之际，文人群体也积极应用健康信息参与社会救治。探讨明清疫病医籍序跋中的健康信息素养表现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可为图书馆基于传统文化开展健康信息素养服务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医籍序跋 健康信息素养 健康行为 传统文化 驱动因素

分类号 g252.7

0 引言

健康信息素养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和利用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或服务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以维持和促进自身健康的一种能力[1]。自这一概念诞生以来，如何促进个体或社会公众健康就成为了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2]，部分图书馆对此也开展了实践探索[3]。2020年新冠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拥有健康信息素养能力对促进个体福祉及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重要性等问题再度引起社会关注。但是，由于这一问题概念诞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故在讨论图书馆参与促进公众健康信息素养时，业界通常放眼于国外同行的理论支持与实践经验[4]，过于强调图书馆所藏的健康信息资源、设备技术、人员和设备如何对公众健康有所裨益[5]，却没有对个人或公众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高低给出相应的测量标准，导致图书馆在主导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与服务时不仅无法从科普性与专业性角度提出相应的内容框架，也使施教者或服务方忽略从自我与他人维度同时看待这一问题，仅把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帮助读者或公众、自我成长这一路径上，而忽略了文化因素对健康信息素养教育与服务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文化可影响人们对健康的认知和态度，并通过人们与社会和物质环境的联系塑造与健康相关的价值观、规范和行为[6]，对文化因素影响作用的关注不足，会使得公共卫生干预在维持行为改变方面极易遇到困难[7]。

中国古代没有健康信息素养与健康信息教育之说，但汉唐至明清之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医为儒者之一事”的教育传统造就了读书人以书籍这一健康信息资源为中心、儒而通医、儒而兼医的典型现象[8]。如果应对疾病威胁是个人健康信息素养的一个检验指标，那么分析我国古代文人群体在应对疾病时所表现出的健康的态度、行为和技能，或许可为图书馆基于传统文化有效开展健康信息素养服务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参考。

中医古籍是中医药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炎黄子孙健康福祉的重要保障。序跋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种特殊的体例，虽附于书前、文后，但因其内容直接指涉正文创作与流传背景，故可从中管窥古人围绕医籍传承输布，应对疾病、促进与维护健康的图景。

中国古代将传染性、流行性疾病通称为“疫病”[9]。疫病以其极强的传播效率、极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造成社会恐慌的同时，也会给幸存者带来异常痛苦的体验。尤其明清时期，受自然、社会等因素的影响，特大性疫灾的高峰期和多发期交替出现[10]，在印刷術的发展与助推下，与疫病有关的专题性医籍大量编撰、刊刻与流传，形成了以中医药为主体的健康知识生产、传播图景。在文人撰写的医籍序跋中，留下了亲历者寻求、参与医疗救治的感知与记忆，以当代视野探讨历史背景下的文人群体为促进自身及他人健康，应对自身及他人疾病方面持有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表现，则可从文化语境上更好回应国内健康信息素养服务工作的学术关切和实践需要。

1 生活应激事件下的健康信息决策

明清医籍中的疫病范畴广泛，专题性医籍中，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疫病名称有“疫”“疠”“温（瘟）疫”“伤寒”“时气”“痘疹”“大头瘟”“吊脚痧”“羊毛瘟”“烂喉痧”“鼠疫等[11]。在医籍序跋者的描述中，为维持和促进自身或家人的健康，读书人常常在生活事件的压力应激下激发出强烈的健康责任意识，即为疾病救治而发愤研医，甚至做出身份改变。

有因丧亲之痛或孝亲之念而加强健康素养、久而成医者。明代蔡维藩《痘疹方论》自序[12]：“幼弟病痘委之庸医，坐视而损，心切痛之，业儒之暇愿学焉。”清代余霖《疫疹一得》自序[13] 称“干隆甲申，予客中州，先君偶染时疫，为群医所误，及奔丧回里，抱恨终天，曷其有极？思于此症，必有以活人者。”清吴塘《温病条辨》自序[14]：“瑭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瑭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苫块之余。越四载，犹子巧官病温。初起喉痹，后至发黄而死。瑭以初学，未敢妄赞一词，然于是证，亦未得其要领。”清王孟英撰《温热经纬》自序[15]中也述及因其时战乱，疫病流行，亲人死于霍乱，遂专心温热病。清乾隆十年进士、曾任职于刑部的袁旬在《天花精言》自序[16]中提及：“生平儿女辈半伤于痘，每见出痘之儿，触目而伤心之，发愤究心十有六年于此道。”与之类似，清代出身于儒官之家的刘企向[17]1523，曾先后在昌乐（今山东昌乐）、漂水（今江苏漂水）为县令，述及留心医学信息的缘由：“丙戌，予两岁一孙出疹，依《疹略》之方治竟不愈，予心伤之，遍阅方书，予孙之疾，忙不知其所以也。”而原生于仕宦之家的乾隆二年进士、官知县的缪遵义[18]，因母亲患病，周围医生诊治四年，疗效都不显著，竟辞官“博览方书，潜心参究”，不仅治好了母亲的病，后又因吴中“大疫流行，连床共榻，沿门阖境，互相传染，死亡枕籍”，专注于温疫，而成吴中名医。

有个人染疾幸存之后留心于医者。明代曾官至户部陕西司郎中和云南副使的张凤逵[19]，曾因于万历戊子年（1588年）夏天患伤暑之证，几被庸医所误，命危之际幸得徽医汪韫石救治的经历，于是发愿搜罗群书并认识到“暑病中人毒且速，前哲未详尽，据之恐有误”，至五十岁辞官以后写成《伤暑全书》。明代方有执[20]则是两任妻子及五名子女皆病于伤寒之疫，“遍求多医，治殊弗效”，自己深感“厄苦惨痛，凄凄无聊”，客游淮楚国后，自己染疫却幸而获救，于是“笃志专此，锐力愤敏，鬓霜而后豁悟性”。

有不忍疫病肆虐下耳目所及之生灵涂炭而从医者。原本儒术的明代吴有性[21]7-9述及自己肆力于医缘由：“崇祯辛巳，疫气流行，感者甚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门传染，枉死不可胜计。”明代万全原为廪生，科场不得志之后专于儿科，认为“医术之仁乃为生民立命者，窃思方脉之中，保婴最难，婴孺之疾，痘疹最酷”，故“考诸前言往行，广询博访，间亦附以己意，著为《痘疹心要》” [22]。

个体的生命历程与人生处境往往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医籍编撰者的序跋描述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疾病的恐惧是一种切实的存在。评估、反思疾病对个人、家庭或社会健康的影响之后，在自救、自疗及对周遭生命的悲悯情怀下，读书人往往会以“求人不如求己”的态度来满足自身或家人健康与医疗需求。因此，明清时期大量疫病医籍的编撰，与其说是医家为总结经验而做，不如归因于救疗与健康养护需求的驱动。

医籍与人类的健康福祉紧密相关。医界中人对于传授学术向来慎之又慎，一般情况下，医家往往会将祖传医籍视为传家珍宝，除承续于家族或作为课徒之教材外，往往秘不外传。也有些习医者为稻粱之谋计，对医学经验秘之为恒产。但疫病肆虐之下，却常见医籍在共情心理下被广泛传抄刊刻的记述。

有得医家救治而广传医家本人著述者。如明代郧阳佥都御史的孙应鳌是因名医万全治好了其女的痘疹而刊刻其《痘疹心药》[23]，“以予爱女求医之心推之，则为父母之保赤子者，斯心大略相同”。清代萧弘士[17]1523也是因刘启向治好了其两女之痘，“感其使吾两子二女共登于成人之列也，以其书公诸斯世，请付梓人”。

有得到医家抄本而予以刊刻者。清代白喉流行，生于世医之家的郑梅涧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辑撰成喉科专著《重楼玉钥》后[24]，经其子郑承瀚加以补充，曾“秘惜此书，未尝授人”，但被“仆人竊出”后，有抄本流传在外。嘉庆二十年（1815年）春，天津冯君石“家居无事，日取医书玩味”，一日友人带《重楼玉钥》来访，告知他此书无刻本，可抄录一本留存。冯氏抄写之后，“凡遇喉症，按方投药，无不神验，乡党知有此书，时借抄写”。道光十八年（1838年），天津时疫流行，“患喉症者极多，因治不得法，往往受害”。当时冯氏因“闭户养疴，未能遍告邻里，私衷歉然”，考虑到自己“未解针灸”，对其中传抄错漏之处“惟能以意更订一二”，于是与弟辈谋，将此书再录稿本，寄与苏州孙学诗，委托其请人补栽校订后刊刻出版，“则此后人人得所指南，患者即不延医，而对验检方，谅亦不致夭枉，余心庶稍慰矣”。

据孙学诗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刊刻《重楼玉钥》之序[24]，他作为冯君石弟弟的朋友，也只是医籍爱好者。“余素不知医，而遇古方之百试百效为人人所传播者，手抄成帙，或刊附善书，或锓刷片纸以赠人”，冯氏兄弟之所以托付孙学诗刊刻，不仅因为当时的天津“鲜良工校雠”，也因为他们知道孙氏对刊刻医书“亦乐为之”，故而拜托他“刊刻广传，使人人挟是书以防患于未然”。

有主动刊刻医家所参考前人之医著者。如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江苏常熟海虞疫病流行，医生沈南昉参酌汉代张仲景之《伤寒论》救治了藏书家赵开美一家多人，为“惠厥同胞”，赵开美对沈氏家藏的《伤寒论》[25]重新校对后予以刊刻。又清雍正乙巳年（1725年）春，古越山阴（今浙江绍兴）余邦昭携从友人处偶得的吴有性《温疫论》另一版本《醒医瘟疫六书》[21]4来广东拜谒大中丞年希尧，二者晤谈当地医疗状况，余氏感觉年氏所述诸多不治之症与瘟疫相符，待余氏亲自检查患病之人，发现当地人不仅失察于瘟疫流行，也不知《温疫论》中所列的治疗方药，于是“悯而出是书”，年氏“览之大悦，遂付剞劂，刷印百千本，使普传于粤之东西”。

清代顾洵重刊明代聂尚恒所撰《痘科慈航》[17]1487的情况也是如此。顾氏一儿一女相继发痘后，急延时医之有名者诊治，然遭医家误诊，相继夭殇。后“第三女复患症如前，医坚持前说，谓非苦寒不治，然亦侥幸于万一。余闻之仓皇失措，几不复知有生人之乐也。适裘君南凕南来，予恳其治疗。如其言按日而治，卒以无恙。因出是编授余。因念痘疹人之不免，而误于庸医者不少，余既得是书，不当私为枕中之秘，遂开雕以广其传，欲得者举以赠之”。

有因直接受惠于医籍而刊刻传播者。典型如万全所著《痘疹心要》，督学使者吴门（今苏州）陈允升于万历癸未年（1583年）、黄州进士曹继孝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西昌丁此吕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山东临清进士秦大夔于万历辛丑年（1601年）等均[23]因依书治好了各自儿女的痘疹而先后重刊。又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宦于江南的孙宏智[26]对杨璇《伤寒温病条辨》手稿的刊刻：“乾隆五十年，第三儿忽感温病，延医治之，百方不效，半月而损。自儿亡后，合署染此病者几至十人，惊弓之后，益惶迫不知所从，适明府杨公自溧水来，出其尊甫栗山先生《伤寒温病条辨》见示，智反复细读，旷若发蒙，急以其方治家人之病，无不应手而愈。呜呼！使智早见此书，儿之亡或犹可逭，然因此书以救吾家之多人。又据其方合药，施诸外人，凡以温病来告者，予之药无不霍然起，日踵门求药者数十百人，因念先生是书，旷代宝书也……智于先生之德无以为报，爰捐资付镂木之工，以广其传”。

医籍他序（跋）的作者既有官员，也不乏无官无职之士。请他人尤其有一定身份或影响力的人为书籍撰写序跋，是古人为了增加书籍影响力的一种惯用手段，但在疫病医籍的大量序跋中，许多官员、读书人往往以患者或患者家属的身份，从感念医家或医书再生之德角度，结合个人的痛苦感受来撰写序跋。在传统家庭伦理思想下，构陷亲人的生死来叙述虚假事实似乎有悖于伦常，尤其一些医籍的重刊离作者创作的年代久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确有疗效的医籍往往具有久远的生命力。而文人、官员基于自身感受对医籍所做的证言式评价，客观上对健康信息起到了把关作用，他们对医籍的主动刊刻，也促进了健康信息资源的有效传播。

3 以效为标的健康知识构建原则

疫情流行之际，从医籍中寻求救治之法是序跋中经常呈现的图景。检阅到的方药有效，则以推己及人之心予以传播。若参照某书之方药疗疾无效，不仅医家会被称为“庸医”，其所据之书，也会被受到质疑、批判。然而正是在对某些不效之书的批判与否定之后，医家往往通过试错的感受，再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撰写新的医籍，以便为世人提供“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例证。

因古方能治今病而直接向世人证言医籍之效者。如前所述之明代赵开美重刊《伤寒全书》、孙应鳌、孙光祖等重刊《痘疹心药》、孙宏智刊刻《伤寒温病条辨》等。再如清雍正六年（1728年）朱永思参订《治痧要略》：[17]712“至今日而病起卒然，沿门阖户，邻里相传，率皆仿佛者，痧症也。郭右陶先生所著《痧症》一卷，为古越东白李君康熙庚辰年（1700年）所编次，依法施治，捷如应响，不敢自秘，稍加增损，取其重复，补其阙略，以济斯人之危急。” 又如康熙年间补敬堂主人述及《瘟疫论补疑》[21]4的刊刻初衷：“本堂非业医者，春正月偶于残书堆中市得抄本（吴又可之《瘟疫论》），展卷阅之，如获拱璧。嗣后得遇斯症，一诊即知，药投立验，间或少有变化，究竟不越范围。转授医家，辄多凑效。有浙杭乐善诸君子捐资鸠工，愿公诸海内，以从前未有之方疗天下日有之险症，将见瘟疫之诊治有传而生民之灾厄可解”。

认为医籍中的方药变通之后有效而推荐医籍者。如清道光戊子年（1828年）庄锦在刊刻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疫疹一得》序[13]中指出：“前辈余师愚先生《疫疹一得》中，石膏治疫疹奏效尤多”，但书中“用药过重，予每临症，或暂去一、二味，或大减分量。即如石膏，或熟用，或生用，由三、五钱以至二、三两，无不应手辄效”，又因其每见瘟疫患者亦有耳聋之症，以其方治之，亦极神效，故特意指出“书中谓伤寒有耳聋，瘟疫无耳聋一条”为“千虑之一失”。清代徐锦在序言中述及《温毒病论》对吴又可《温疫论》的传承[17]721：“窃闻江南疫疬莫甚于崇祯之辛巳，當时吴氏（吴又可）立论主以达原饮，同时西昌喻氏（喻昌）则主以人参败毒散，识者谓遵吴则邪解正伤，宗喻则留邪遗患也。乾隆丙子，江南治法多遵吴而变通之，往往应手取效”。

医籍中方药的“效”与“不效”虽然植根于具体社会情境中不同人的感知与体验，但所得结论却多以曾经鲜活的生命为代价。医籍序跋中，医者视角下“守古方治今病犹如拆旧料盖新房”、担心患者“不死于病而死于书”而进行的新知识构建，患者视角下因自己“检方为药，应手辄验”而积极倡导他人“依样画葫芦，按症施治”的现象虽互相矛盾，却展示了中医药以医籍为基础，结合实践验证进行知识构建与传播的历史图景，也显示了古人以临床疗效为标准对健康信息予以评价、筛选与应用的原则。

中国传统价值观以“仁者爱人”为核心， 强调通过“内得于己、外显于行”的自我修炼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疾病相关的危险和不测则是对个人日常自我修养的一种考验。

明清之际，各种疫情的频繁发生，使处在其中的个体与家庭都必须直面生死存亡的威胁。为了维护健康预防与治疗疾病，不惟有仕途不顺者弃儒从医，亦官亦医甚至弃官从医者也大有人在。他们编撰、辑录医籍，对试之有验者尽力予以刊刻传播，使医药信息在抵御痘疹、白喉、温疫等社会公共灾难中基本成为维护生命与健康不可或缺的凭借。文人在“儒”之通业与“医”之专业之间的身份兼备或转换，固然与当时的社会医疗资源不足、科舉入仕竞争激烈、文人立名立德立言之需等历史因素有关，但时代的烙印总是与个体的选择相耦合才会对生命产生塑造作用，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古人形成这种健康信息素养特点的影响因素。

自汉代张仲景提出主动习医具有“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的实际作用，其后宋代范仲淹又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价值观定位，在“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孝悌思想与家国相关的济世情怀引导下，许多读书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多以仕宦为第一追求，但由于传统医学知识的开放性，加之疾病的救治与护理基本是以家庭为中心[27]，收藏医书、采集验方、研习医理、抄录医籍便成为他们涵养健康素养，应对侍疾奉亲之需的日常生命样态。

疫病之下，有些人因家人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救治而在创伤应激下进一步深研医药知识，他们通过对错谬认识的纠正、或既往医学知识的批判性反思把自己锤炼能护佑家庭与社会健康的医者，有些人的医者身份是独立的，有的则同时或曾经兼有官职。有的则因个人或家人得到医家或医籍的救治而把自己转变为医籍的传播者。在对庸医之误、丧亲之痛的悲悯与哀伤中，在试之有验、如获拱璧式的庆幸与惊喜中，我们能感受到文人群体在中医药知识构建及社会救治中所发挥的作用。

序跋中对医籍这一健康信息资源的评价往往仅代表了个体的认知与体验，结论的准确性与普遍性难免有时代的局限，但可以想见，在疫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快速、及时获取并应用上有效的医学信息资源，能够极大地提高自我防护及救治能力。在医方素有秘不外传之风气的时代背景下，大量文人积极参与医籍编撰与传播的现象，表明文化因素对社会群体健康信息素养的滋养与提升。

综上，人是否具备特定领域的相应素养，对能否成功解决问题起关键作用。然而“素养”的构成，除了知识和技能之外，还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内的动力支持因素。素养的高低，通常体现于复杂的、不确定的生活情境之中。传统文化下，古人对个体健康目标的设定、价值取向的定位始终统一于与家庭、社会的联系之中。个人日常健康素养的促进有强烈的自主驱动意识，在突发情境下的健康信息行为也表现出对他者的关照。近代以来，专业与业余的知识二分法以黑白分明的方式区分了医者与患者之间的职业与身份，全球化挑战、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把健康问题交给专业的医院与医生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在对健康信息素养促进的影响因素与干预研究中，我们通常习惯于从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等角度寻求突破口，却把文化因素对个人乃至公众健康意识激活的驱动作用置于视野之外。

去古渐远，传承至今的中医药知识依然护佑着我们的生命与健康，医籍中那些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对我们的日常行为与行动有规约作用的健康观、疾病救助观却淡化为模糊的符号。在当前健康中国建设的社会背景下，为有效唤醒个人的健康责任意识，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延续的角度审视散落于中医古籍中的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内涵，应成为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素养服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郑梅涧.重楼玉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1-2.

赵开美.仲景全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7：1.

信息素养教学案例及分析篇三

论文摘要：信息素养已经成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该文通过介绍信息素养的内涵，和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必要性，分析了在远程教育环境下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一些策略和方法。

论文关键词：远程教育 信息素养 策略 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信息的价值日益突出，一个人对信息活动的态度以及对信息检索获取、分析、处理、利用及表达等方面的能力即信息素养，已经成为当前评价人才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而且将影响信息时代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能力。因此，如何提高信息素养是每个学习者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试从远程教育视觉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1．培养学生信息素养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信息时代，通信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正使人类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知识更新越来越快，人们的职业与岗位变动更加频繁，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在信息社会中获得发展与竞争的优势，不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是不行的。

2．培养学生信息素养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需要。目前，高科技知识、高素质人才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核心，这一形势要求教育必须实施素质教育。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偏重于专业知识的灌输，导致相当一批学生缺乏创造力和继续学习的能力。而素质教育不同于以往教育，注重在个人能力开发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一个人的信息素养正是未来信息社会所必需的素质之一，是一个人能够继续学习的前提和基础，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3．培养学生信息素养是实现终身教育的需要。终身教育这种观点认为，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信息社会里，谁都不能再希望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形成足够其一生享用的原始知识宝库。可以说，现代教育不仅要传授给学生走向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传授给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学习”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具有了这种素养才能在信息社会中及时地获得有效信息，从而实现广泛意义的学习活动。

1．充分利用远程教育中的各种学习资源。当今网络化社会逐渐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学习方式和行为方式，导致人类阅读方式、写作方式和计算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传统的“灌输”知识，而是主动的、有针对性的建构知识。远程教育环境提供的丰富的学习资源完全可以使其自主地进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己的信息素养。

在信息的海洋里，既有对社会进步有利的信息，也有大量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垃圾，因此，在远程教育中，学生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解读，善于从错综复杂的信息群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对有用的信息进行整理并依据自己积累的经验，对所使用的软件工具和信息系统做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明确它们存在的优点和缺点，利用自己有限的知识，有针对性创造地完善信息系统的功能。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网络不仅能体现科技应用的正面效应，同时也能折射出人类道德的负面阴影，如网络病毒、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等，对青年学生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因此在远程教育环境中，必须加强对学生的网络伦理、网络道德意识的培养，教育学生在通过互联网交流信息的时候，对社会和他人要负有高度的责任感，使自己的行为不危害他人的利益，并能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4．加强学生的信息协作

教与学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任务驱动下的学习目标应该能促使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广泛交流，应该能让学生借助小组讨论协商甚至基于网络漫游，广泛接受各种意见建议，交流观点，共享集体智慧成果，从中选择自己认为最有效、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会合作。远程教育就给学生提供了这种协作学习的平台。远程教育过程中的双向交流和联系，符合当代教育发展的规律，从而能够在更高认知层次上达到对知识的真正掌握。

总之，国家基础教育改革正面临着，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在远程教育这个主阵地上努力实践素质教育的要求，为加快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而不断努力。

[1]史晓宇.试论信息素养及其培养[j].电化教育研究,2003,(1)

[2]李立新.成人教育应重视学生信息素养培养[j].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

[3]张义兵、李艺.“信息素养”新界说[j].教育研究,2002,(3)

[4]史晓宇.试论信息素养及其培养[j].电化教育研究,2003,(1)

[5]陈维维、李艺.信息素养的内涵、层次及培养[j].电化教育研究,2002,(11)

[6]文焕.论信息素养与我国的信息教育现代化[j].教育探索,2002,(8)

信息素养教学案例及分析篇四

论文关键词:教育信息化 校长 信息素养 教育技术领导力

论文摘要:在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中小学校长在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领导作用。文章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探究在学校教育信息化过程中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乃至学校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不管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小学还是不同性质的中小学，校长都是以信息素养为基点，通过教育技术领导力投入于学校信息化建设，从而促进学校发展。

信息素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校长信息素养的构成、模型构建与发展策略等方面成为影响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往往专注于管理者教育技术工作规范化专业标准。管理者教育技术标准从管理技能的层面制定一些专业规划和要求，在学校建设特别是针对校长的信息化建设层面上的研究较少，并没有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角度、领导力的角度形成系统的校长教育信息化领导力，也无法探究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和关联。目前有关教育技术领导力的研究，则从管理的角度、面向信息化的知能结构展开，这预示着该领域研究的一种未来取向。但是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如何、校长信息素养对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一直少有人进行深人的探究。

中国现行的学校领导体制是校长负责制，这就决定了校长的学校决策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在学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校长是关键因素，拥有决策权、指挥权、人事权与财权，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然而，教育信息化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在校长信息素养的欠缺上。因此笔者把研究侧重点放在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互动发展的关联上，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探究。

1.研究目标与内容

笔者以温州地区中小学校长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校长和在职教师，将城乡中小学、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和一般学校做横向和纵向的对比，探讨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的互动关系。在明确课题研究的背景、目标和意义的基础上，依据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提出校长信息素养和中小学信息化建设评价框架。对研究内容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研，获得反馈意见和建议，依据调查数据得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2.研究工具与实施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开放访谈法，自行设计了《校长信息素养现状与教育信息化领导力问卷》，整个问卷的问题有封闭型问题和开放型问题，主要包括事实性和态度性内容，回答问卷内容采用无记名方式。问卷设计主要包括校长信息素养模型(假设)、学校信息化建设评价框架、教育信息化对学校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将相关的几个表分解成相应的绩效指标，再根据绩效指标设计出相应的问题。本次研究涉及温州所属各个地区的130所中小学，在样本选取上考虑到了被试对象所归属的地域(县市或乡镇)、学校类别(小学或中学)、学校层次(教育技术示范学校或一般类型学校)等方面的因素，并预期各个类型的学校调查比例成等比抽样。本次抽样是在确定抽样构成比例之后，再进行随机调查，属于分层抽样(类型抽样)，经过两个阶段的调查，在样本构成上基本接近预期样本比例，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差。为了佐证数据的可靠性，本问卷设计了教师卷和校长卷，从多角度进行调查，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误差抽样带来的影响，而且能使问题分析得更全面。回收问卷118份，1份无效，回收率91%，有效率90%。将117份有效问卷输人到excel，进行数据处理，建立图表，进行数据关系分析。

1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学校发展质性的量化关联分析

本研究重点在于探究对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之间的差异化互动关系。首先需要弄清楚被调查者对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学校发展关系有怎样的倾向性认识，为了更精确地说明问题，需要对他们的具体关联度进行调查。

在质性问题上，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全部校长样本都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有关;仅2%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学校发展无关，77%的教师和61%的校长认为影响比较大，甚至有32%的校长认为起决定性作用在关联性的量化分析中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见表2)，仅仅只有3%的被调查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学校发展的关联度低于3分，高达82%的校长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关联度大于5分，74%的教师认为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关联度大于5分，两者高度一致。(以0-10分为关联度标准，0表示关联度最小，10表示关联度最大。)

展，而且在总体上校长的认可度要高于教师，这说明与教师相比，校长更强调认可自身的信息素养将直接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和学校整体的发展，这将对学校信息化建设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校长自身的信息素养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乃至学校的发展，同样从这个角度分析现在学校信息化建设落后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各个中小学校长在观念上均认同信息素养对学校信息化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实际上校长自身的信息素养却不能达到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直接导致目前学校信息化建设落后这种状况。

2.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互动关系分析

那么，到底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通过两者的数据对比曲线图分析出他们之间的具体存在的互动状态。在问卷中设计了校长信息素养评价表与学校信息化建设评价表，通过两个表格得出的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情况的具体数据，进而说明两者的发展关系。对得出的数据，笔者将从总体对比、不同区域的学校横向对比、不同层次学校对比这三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1)总体对比

虽然校长信息素养对学校信息化建设有较大影响，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具体的互动关系呢?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除了与校长信息素养有关外，还受地方特殊政策扶持、地区资金支持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影响是极大的。所以综合以上因素，在统计数据时除了教育技术示范学校之外，对学校信息化建设总分与校长基本情况总分相差巧分以上的学校不进行统计，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学校仅仅是个别数据，对分析结果影响的系数并不大。

笔者按照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情况由低到高排列进行绘图(图1)，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体上校长信息素养曲线是随着学校信息化建设曲线上升而上升的，可以明显得出校长信息素养同学校信息化建设同时呈曲线上升的结论。在总体趋势上，校长信息素养越高，学校信息化建设就越好，校长信息化素养和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关系是基本趋同的。这个结论也在校长和教师的相关间卷数据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2)不同区域学校横向对比

同变化，也就是说校长信息素养越高学校信息化建设越好，反之亦然。如图2,图3所示。

化建设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3)不同层次学校对比(教育技术示范学校和一般类型学校)

统计中发现，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的校长信息素养平均得分为57.00分，学校信息化建设平均分是59.6分;非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的校长信息素养平均得分为49.3分，学校信息化建设平均分是47.9分。这说明教育技术示范学校与非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相比，校长信息素养和学校信息化建设整体上要高出一个层次。这是因为作为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的前提是要求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同时可以发现，不管是不是因为教育政策关系，学校信息化建设得到特殊发展的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和非教育技术示范性学校的信息化建设程度、校长信息素养水平趋同发展。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不管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小学还是不同类别和层次的中小学，校长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通过教育技术领导力实现学校信息化建设，发展学校信息化建设;与此同时，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促进了校长信息素养的提高，两者彼此互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排除当地教育单位特殊扶持政策等对教育信息化建设有极大促进或是极大阻碍的外部作用，校长信息素养和学校信息化建设必将通过这种互动促进而自然发展下去。校长信息素养为学校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内在动力，是学校发展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因素，同时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也会带动校长信息素养的进一步提高。两者是良性互动的关系，互相促进彼此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旨在探究影响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影响因子，并不认为一个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工作完全取决于校长一人的信息素养水平，只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看待，本调查中的相对趋同正是表明他们之间存在可能的关联而非必然的决定性关系。本研究主要从实证的角度，挖掘校长自身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之间的关联，探究校长信息素养与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互动关系，并为构建出校长信息素养模型与校长教育技术领导力模型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