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论文 社会热点问题(六篇)

马原论文社会热点问题篇三

人类中心主义

改造自然

天人合一

引言：最近武汉的pm2.5指标和空气质量预报都不容乐观，雾霾更是笼罩着这座城市，环境也是一年不如一年。虽然自然环境及其要素自身在发生着某种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导致环境状况的恶化，但是科技的发展和利用是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工厂的林立，尾气的排放，过度的开发，过快的城市化发展等等都或多或少的导致了水土流失、物种灭绝、能源危机等环境问题，为了更好地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探索科技发展带来生态危机的原因是有必要的。

一、科技发展带来生态危机的本源

自从18世纪中期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于英国，科技便成为了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科技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时候也对自然造成重大的伤害，我们在用科技的发展实现了人民的温饱问题的时候，使用的化肥农药使水土流失；我们在用航母、卫星探索海底和宇宙的秘密时，排放的废气和重度污染物使空气恶化；核电站在为人类提供更高效的能源时，日本核电站的泄漏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世界震惊和默哀。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使科学转化为技术使物质转化成人的需要，我们利用科学技术竭尽所能的改造自然使其顺应我们生存的需要，其实这样做也是有本可循的。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为了生存与自然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俨然成了人类的主要活动，长期以来人类更是形成了人是大自然的主宰的观念。而科技的飞速发展开始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的疯狂掠夺，由于西方哲学的现代和当代的没落，一方面只注意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而成为所谓的科学主义，另一方面只注重人的存在和人的利益而成为所谓的人文主义，这两大哲学思潮实质上都在人类向自然索取能量的基本原则上推波助澜，而人文主义关于人是第一存在及其实用主义思潮又使这一倾向得到发展，社会制度和经济机制都在这一原则下运转，进而使生态危机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再者西方哲学中人的精神与物质的科学性二元分离，使人的精神成为实践中的本体。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环境观进行反思，以求找到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

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牛顿—笛卡儿哲学。其主要内容有：二元对立的存在论，笛卡儿的实在论哲学认为，世界是由两个互不联系的本原和实体组成的，即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它主张主、客二元的分离和对立，认为人独立于自然，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也独立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否认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等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内容；还原性的认识论，在实在论哲学基础上形成的认识论把世界理解成静态、孤立的。它认为事物的整体性质和功能是由各个组成部分所决定的。这些部分和组成要素有主与次、中心与非中心之分，人只有分别认识了部分和事物的组成要素，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整体和本质，并进一步认识整个世界。所以人对自然的认识总体上是一种被动的反映；分析主义的方法论，霍布斯说:“因为对于每一件事，最好的理解是从结构上理解，因为就像钟表或小机件一样，轮子的质料、形状和运动除了把它拆开，查看各部分，便不能得到很好的了解。” 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观念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不完全的价值观，传统的文化价值观里，因为环境与自然资源是遍在和无限的，不具有稀缺的属性，再者环境质量不是劳动产品，它本身没有经济价值，人类对它的使用是大自然的恩赐，因此只承认人具有价值属性，拒绝承认自然价值；不完善的道德观，传统道德观认为惟有人才是目的，因而只有人才能获得道德权利和道德待遇，主张人类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好恶来处置自然。康德是使这一道德观在理论上达到完善的思想家，他指出“人是目的”、“人为自然立法”，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建立在自然的服从之上，必定要以自然价值的支付为代价。

而且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的思想，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目标。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他指出：人类主体性表现于现实生活中，是以人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与利用为标志的现代生活方式，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发展。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拥有意识的人类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价值评价的尺度必须掌握和始终掌握在人类的手中，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指“对于人的意义”。无论是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理论落脚点和归宿点都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中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对人的利益和需要进行理性的把握和权衡，反对将人的利益和需要绝对化。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们能够满足人的利益，它们还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而科技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需求而存在的，所以一开始必定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

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认识在对待自我问题上提倡个人英雄主义，高扬理性的大旗，蔑视非理性的存在，过大的自我压力诱发了许多心理和生理疾病：在处理自身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上，崇尚对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统治，忽视个人、民族、国家之间的和谐，导致了现今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民族战争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形成。这些其他领域内的危机更助长了人对科技的研发，对自然的征服和索取，从而使人和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人们提出了生态哲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人—社会—自然”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决定部分，而不是部分决定整体。部分作为整体的内容同时依赖于整体，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表现出来并发挥其作用，两者是互补的、不可分割的；综合性的方法论，改变割断事物整体与部分联系的传统分析方法和事物之间存在首要与次要、中心与非中心关系的思维定式，确立事物间的联系比它们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思维观念。正如卡普拉所说，我们最终要放弃首要与次要之分，并把首要与次要的地位颠倒过来。就如同人和生态的辩证，其实应在人和自然两个要素的更高一个层次来理解，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就是庄子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而科技的发展造成生态危机，我们也很自然的想到关于科技发展与环境孰轻孰重的辩证，在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下，人类在飞速发展科技的前期并未对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了先发展后治理的策略，现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提出与自然和谐共处，我们的社会也是和谐社会，这不仅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更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意识到自然的价值后，在发展科技的时候也偏重于对自然的保护，如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等，像是在20世纪被称为“雾都”的伦敦，因为煤的过量燃烧而获此“雅名”，后来通过采取措施使情况好转。由此可见，科技的发展并非一定是一条有去无返的死胡同，变“改造自然”为“天人合一”，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哲学”，合理的科技发展和利用也会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作出巨大的贡献。

马原论文社会热点问题篇四

1.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这是判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

(1)唯物主义：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产物。

(2)唯心主义：世界的本原是意识，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物质是意识的产物。

2.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这是判断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1)可知论：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

(2)不可知论：认为世界不能被认识或者不能被完全认识，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辩证法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世界，认为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形而上学则坚持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否认事物内部矛盾的存在和作用。只有既坚持唯物主义,又坚持辩证法，才能全面地认识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马原论文社会热点问题篇五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马原哲学小论文，仅供参考。

辩证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于物质的同时，又承认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是人的意识所特有的积极反映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本文根据在宜宾学院发生的一件无人售书摊的事件以及广西柳州市洛维路一个小区里有个无人看管菜摊，对其所折射的哲学道理和意义进行分析，并得出其所体现的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无人售买现象物质意识辩证关系

本文原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会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会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方法论：我们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做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还要重视意识的作用，树立正确的意识，克服错误的意识，反对割裂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1， 宜宾学院的无人售书摊

2， 广西柳州市的无人售菜摊

广西柳州市洛维路一个小区里有个无人看管菜摊，菜价已经有10多年没有上涨了，在这个无人看管菜摊，买菜者自助选菜自觉付款，这种方式延续了近30年，菜钱一分未少。

1，意识是能动的，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人们在组织无人售卖书摊，无人售卖菜摊的时候，就是围绕着“观念地存在着”的目标和蓝图而进行的，其“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让之具有相信他人的意识，在意识中，不仅预先规定了售卖的目标，而且为实现目标又预先规定了活动的方式与步骤。

2，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

人的意识不仅采取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选择构建，从而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在无人售书摊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事，“不知哪位同学用一张残币“买”走了主人的一本书。第二天，主人就将这张残币张贴了出来，还附上了一张通报，对这名使用残币购买书籍的同学进行口诛笔伐。”后来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了。

3，意识活动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

意识能动性不限于从实践中形成一定的思想，形成活动的目地，计划，方法，等观念的东西更重要的在于以这样的观念东西为指导，通过实践把“观念地存在着”模型，蓝图实现出来，变为客观现实。以创造出没有人的参与与永远也不能出现的'东西。我们在无人售卖中已经可以浅浅的看到了人类通过意识活动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

4，意识还具有指导，控制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

通过无人售书活动，改变了很多人的意识，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宜宾学院里面越来越多的无人售卖现象的出现，以及在广西柳州市洛维路一个小区里那个无人看管菜摊，买菜者自助选菜自觉付款，这种方式延续了近30年，菜钱一分未少。实践证明：意识是可以指导和控制人的行为的。

1，唯物主义观点

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又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人脑是产生意识的物质载体，意识的内容源于客观事物。正如无人售卖现象就是在中华五千年的优良思想的长期发展的产物，他是建立在高素质的基础上的，现在物质世界已经十分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也很容易就能满足，所以无人售卖现象检验着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这种意识就是物质得到满足的产物。

2，物质、意识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

意识具有能动作用，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物质的决定作用和意识的反作用两个方面不可分割。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作用，地位不同，不能把它们并列起来，等量齐观。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并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因此我们必须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所以我相信我们身边的无人售卖现象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好。

无论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都离不开社会实践，要在实践中发生，实践中实现。

马原论文社会热点问题篇六

摘要：众所周知，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在英国走向成熟和丰富，进而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1845-1920年)，英国一直没有能够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即便在1920年英国_成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英共是一个在苏(俄)共和第三国际扶持下成立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政党，它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依附苏(俄)共，缺乏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动力和能力。不过，在30年代中后期大批知识分子加入英共后，这种情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些知识分子党员一方面自觉地将苏联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则在将后者运用到各自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后者的不自觉突破，从而开启了一种良好的学风，形成了一批有创见的理论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沿着战前开辟的道路继续致力于英国本土问题的研究，逐步创造出了一种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深入反思、批判_主义之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新左派思想家陆续出版了一批影响巨大的著作，后来闻名于世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与30年代英共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

1920年，在苏(俄)共和第三国际扶持下，英共成立。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得到了一种体制保证。不过，由于英共的党员主体和党的领导都为产业工人，所以，英共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依附苏(俄)共，这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自然地成为英共的指导思想。1933年以后，随着_的兴起、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共产主义因为其日益彰显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而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英国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于是，大批英国知识分子陆续加入英共(注:noreen branso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1941,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5, .)。对于当时英共的知识分子党员而言，苏联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教条，而是渴望学习、掌握的真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传统、思想传统等原因，30年代英共的知识分子党员绝大多数来自文学、自然科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这几个学科领域，没有专业哲学家。他们学习、掌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各自领域的具体研究。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克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桎梏，形成一些有创新性的成果。

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不无微词地指出：1935年到1939年间，_对40岁以下的英国作家们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注: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刘沁秋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6-192页。)。这些青年作家基于自身的反_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立场而转向共产主义，他们通常被称为“奥登一代”(注:samuel l.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 viking press, 1977.)。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奥登一代”都是苏联的坚定支持者。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热烈响应共产国际关于文学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创作了一大批政治正确然而却没有太高的文学价值和影响力的作品。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们努力学习、应用_主义所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他们所关注的英国文学问题，涌现出了阿力克•韦斯特(alick west, 1895-1972)、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 1900-1937)、杰克•林赛(jack lindsay, 1900-1990)、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等青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不过，就像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在《文学与社会》中所批评的那样，上述青年批评家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深刻影响，在理论上几乎是乏善可陈，唯一的例外是考德威尔的《幻象与现实》(注:雷蒙德•威廉斯：《文学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4-356页。)。《幻象与现实》完成于1935年11月，但直到1937年2月12日考德威尔牺牲几个月后方才出版。很清楚，该书的基本理论框架直接来自苏联马克思主义，结构比较凌乱，原理运用比较生涩有时甚至相当机械，但是它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对文学形式与社会经济过程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并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自由”的幻象本质，同时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提出了人民的主体性思想(注:参见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考德威尔因此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3页。)。那么，为什么考德威尔能够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桎梏，形成这些创见呢?在长篇评论文章“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中，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提出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解释：考德威尔自觉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从而使后者中那些注重文化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反精英的人民立场、注重经验研究的历史观和文学史观等有益思想传统，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抵制或解构;他这么做的意义不仅在于使他本人因此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尽管具有很大的含混性)，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注:edward thompson, “christopher caudwell”, in edward thompson, making history: 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new press, 1994.)。

除了考德威尔，30年代英共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党员也完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尽管它们的创新性不像《幻象与现实》那样引人注目。他们是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1976)、历史学家莫尔顿(arthur leslie morton, 1903-1987)、物理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

多布1922年就加入英共，并很快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主要从事资本主义企业和苏联 经济 发展研究的过程中，他于30年代早期形成了一套与英共领导 层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全盘接受而来的教条主义迥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在1932年题为《今日之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中进行了相对系统的阐发。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据此，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直觉”或“先验的逻辑”，强调必须通过研究历史 经验形成历史认识(注: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polity press, 1984, pp. 25-26.)。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1937年，他出版《 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一书，系统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与作用的基本理解(注:参见道布(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松园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虽然他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我们看到，基于对政治经济学说史以及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扎实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发展理论和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规律问题都提出了颇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该书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直发挥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功能。

和多布一样，莫尔顿在大学时代就加入英共。1938年，他响应英共领导人发出的“向英国历史进军”的号召，出版《人民的英国史》一书(注:参见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从今天的角度看，该书无疑是通俗的、相当简单化的，不过，它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这里，唯物史观不仅首次运用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传统史学的、符合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已经呼之欲出：正是在这里，在以往历史书中被忽略了的农民、工人等被压迫阶级首次成为英国历史的创造主体。

贝尔纳是英国现代著名物 理学家，1923年就加入英共，但直到1931年才在苏联学者的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研究科学史。1939年，他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注:参见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该书一经出版即得到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科学学或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但长期以来，它的马克思主义之位基本上被忽视了(注:这种被忽视的情况在科学社会学家们为纪念《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年而创作的文集《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戈德史密斯、_主编，赵红州等译，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得到生动体现。)。事实上，就像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 1917-)指出的那样，该书实际上是贝尔纳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姻的一个产物(注:eric hobsbawm, “preface”, in brenda swann and francis aprahamian, ed. , j d bernal: a life in science and politics, verso, 1999, pp. xvi-xix.)。虽然这种联姻被证明是短命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对于该书的成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整体性和辩证发展观点，该书才能屏弃科学是一种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的?传统假象，将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科学的历史互动中，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逻辑及其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与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那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发展相比，30年代英共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不管在程度上还是在数量上无疑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我们必须以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微不足道的创新：它们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没有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局面，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更重要的是，它们自觉延续英国实证的 文化传统，共同开创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英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优良风气，从而使得后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成独具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进一步理论探索及对_主义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共的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但与此同时，其内部却出现了显著的理论分裂。作为长期追随苏共的一个结果，40年代以后，英共内成长起了一批高度认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官方理论家，他们亦步亦趋地仿效苏联理论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批判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和宗教意识形态(注:梅斯里夫钦科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央编译局研究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59页;易克信、吴仕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66-184页。)。虽然这些官方理论家占据了英_内的主要理论阵地，不过其实际影响却相当有限，因为就在他们教条地照搬照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则是自觉延续那些30年代知识分子党员所开辟的道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南，研究、解决当代英国人所关注的具体的英国问题。在这个方面，英_内以及亲英共的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贡献最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