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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研究综述篇一

摘 要 现如今，声誉已然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它影响着企业方方面面的行为，尤其是在对外的一些活动上。而企业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声誉管理。本文对研究企业声誉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主要论述了声誉的概念、测量维度与方法等方面，并特意探讨了企业声誉对企业某些决策（如：并购决策）的影响，希望能给今后的企业声誉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

关键词 企业声誉 声誉管理 声誉测量维度 并购决策

一、引言

声誉本身的存在与实践远早于声誉的理论研究。早在200多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了声誉对行为主体的重要性，认为声誉是一种保证契约能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机制，但此时并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思想，也没有给出完整的分析框架。之后，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企业声誉的研究，并有了一定的收获。我国对于声誉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些年，声誉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正如fombrum（2004）所言，良好的声誉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名片，它能打开大门、吸引追随者、带来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赢得人们的尊敬。企业声誉漫长的培育过程使它具有竞争企业难以模仿的特性。

本文基于对国内外企業声誉文献的深入系统研究，对企业声誉的概念、测量维度及方法与影响等主要研究问题做了一番梳理，以期明晰企业声誉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声誉管理给予一定的参考。

二、企业声誉的概念

企业声誉的研究者往往结合自身的研究问题，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企业声誉的概念，因而对于企业声誉存在大量不同的表述。如， weigelt 和camerer（1988）认为声誉是企业的一组特性，源于企业过去的行为;wartick（1992）认为声誉是单个利益相关者感知到的组织反应对于众多组织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和期望的满足程度的集合体; herbig和milewicz（1993）认为声誉是各群体对于企业过去行为的一种整体的认知判断。fombrun（1996;转引自wartick， 2002）将企业声誉定义为与其它处于领导地位的竞争者相比较，企业的过去行为和将来展望对于其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吸引力。browm和logsdom（1997;转引自wartick，2002）归纳了该定义的三个关键点：（1）强调结构的感知特性;（2）它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整体感知;（3）是对于某些标准的比较。该定义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为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定义。

三、企业声誉的测量维度及方法

（一）企业声誉的测量维度

企业声誉测量维度的选择存在多样性，因为企业声誉本身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它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多种要素的综合评价，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关注的焦点存在差异，会对测量指标的划分产生一定的影响。

企业声誉测量结构按测量维度可划分为一维和多维：如对企业声誉进行好或坏的整体评价时，此时的测量结构就是一维的。其实声誉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因而一维的测量因子意义不大，实际上声誉也都是通过多个维度加以测量的。笔者总结了二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维度划分。（1）二维：rindova（2005）在其文中提出，可以通过考察声誉的两个维度来研究企业声誉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品质声誉和能力声誉。能力声誉是考察企业的能力和资源，比如产品质量，财务业绩等硬性指标，品质声誉是考察一个公司的行为倾向，通过公司之前的行为，来预测今后公司的各方面决策，比如目标公司的组织结构倾向，其偏好及组织价值观是否与收购公司相符。（2）八维：《财富》对企业声誉的测量结构则是多维的，它使用了8个测量因子：管理质量、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创新、长期投资价值、稳固的财政地位、吸引发展和保留人才的能力、对社会与环境的责任感、明智使用企业资产。从企业声誉的内涵出发，大多以《财富》的八维度为标准。

（二）企业声誉的测量方法

企业声誉的测量方法正如企业声誉的评价指标一样亦是多种多样。现有文献中，对企业声誉的测量最权威的方法数排名法，采用多个维度的测评指标，受访者根据企业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打分，再依据一定的权重计算出总分，最后将各个企业所得的分数按降序排列，以此来确定企业声誉及其优劣。已有文献提到的测量标准主要有：《财富》全美（球）最受尊敬企业评选fmac;harris-fombrun 声誉商数（rq）。（1）从1982年起，美国《财富》杂志每年邀请数千名经理、董事和证券分析师就创新、财务表现、员工素质、公司资产使用、长期投资价值、社会与环境责任、管理水平以及产品与服务质量等八项指标（近年新增加了全球化适应能力这项指标）为各有关行业的公司打分，评比“最受尊敬的企业”，迄今已有20多年历史。（2）rq测评法，由fombrun主持，依据fombrun-harris框架，评比“美国声誉最佳企业”。评价指标体系分为6个大指标，即情感吸引力、产品和服务、财务业绩、愿景和领导力、工作环境、社会责任。连续5年的测评结果显示，企业声誉与企业市值有较强的相关性，但rq排名与《财富》杂志“最受尊敬的企业”排名不尽相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fombrun-harris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财富》指标的缺陷。

四、企业声誉的影响

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集中在声誉对于企业的财务的影响，有研究表示好的声誉会促进企业的良好业绩：随着加多宝集团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捐款1亿元，该公司从此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捐款树立了该公司良好的声誉，王老吉全国销量大增，获得了良好的业绩。 而不好的声誉也可能让一个公司从此走上破产之路：诸如美国安然、中国蓝田、山东秦池、河北三鹿等企业，遭遇声誉危机而缺乏有效管理，导致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商业大厦几乎在一夜之间便轰然崩塌。

声誉除了对企业业绩有很大影响之外，它在其他方面也影响着企业，比如企业的并购决策：符加林（2007）提出企业声誉影响着企业及其潜在交易者的行为。企业声誉理论认为，企业声誉不仅能反映企业内在特征的信息，它还是一项战略性无形资本，企业声誉对企业行为决策和行为结果产生影响，即存在声誉效应。在以上基础上，建立企业声誉效应机理模型，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企业声誉主要是通过信息传递，声誉资本带来的声誉租金及良好声誉所产生的满足感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曲骄阳（2012）认为非货币性控制权私有收益目前广泛存在于公司中，正在成为一种日益重要的隐性激励机制，对企业的并购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各种非货币性控制权私有收益类型中，声誉的重要性无疑是占比重最大的，对企业的决策影响是最为显著。

五、结论与展望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企业声誉重要性的提升，企业声誉的研究也日趋重要。而目前在声誉研究方面，声誉概念及测量维度及方法等方面会涉及得比较多，研究得也比较成熟，声誉的影响方面，更多的文献专注于其对业绩财务指标的影响，较少涉及到企业的的决策方面，而涉及企业并购过程中声誉效用的作用就更少，但声誉效用众所周知已经成为企业决策中隐形激励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而有必要研究企业声誉对于企业决策的影响作用，尤其声誉对企业并购决策这方面，如若这方面能有所研究，对企业在进行一些列并购决策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不仅有利于指导企业识别并选择合适的并购伙伴，也有利于指导被并购公司如何成为更好的合作伙伴。在现如今并购浪潮流行的时代，这个研究势必有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学案例研究综述篇二

【摘 要】以世界遗产为焦点的遗产旅游活动已经成为遗产价值展示和遗产经济产业的重要内容。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和整理,文章对国内遗产旅游的研究进展及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遗产旅游应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世界遗产;遗产旅游;遗产价值;原真性;商品化

1 有关遗产旅游的概念

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的概念,在国外是有争论的,囊括了自然和人文两方面的遗产。国外还有许多学者对遗产旅游的起源进行过探讨[1],总体上是从其文化属性进行界定的。总之,国外学者更倾向于遗产的旅游产品属性及旅游者的体验感受。而国内学者的定义更多的是倾向于解释性说明和保护开发。刘庆余等(2008)认为:遗产旅游是以遗产资源(目前主要是世界级遗产)为旅游吸引物,到遗产所在地去欣赏遗产景观,体验遗产文化氛围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旅游活动,使旅游者获得一种文化上的体验[2]。罗佳明(2004)从概念内涵上分析了遗产旅游与一般旅游的区别:遗产是历史保存下来的,不是为旅游者而建的;遗产旅游仅仅是实现遗产价值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遗产旅游是一种高品位的回归自然和历史的旅游[3]。

2 国内遗产旅游的相关研究进展

纵观我国有关遗产旅游的相关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关于遗产旅游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是目前遗产旅游发展中最大的矛盾,因此成为中国遗产旅游研究的重点,也是研究的热点。

徐嵩龄(2001)认为处理二者关系必须解决4个问题:遗产的旅游经营、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条件、地方经济与遗产保护的投入、遗产保护专家在旅游经营中的作用[4]。魏小安(2002)[5]提出了科学规划、适度开发、依法保护的对策,具体的措施有功能分区(谢凝高, 2002)、采用先进技术(杨锐, 2002)、建立遗产管理者和经营者间的合作模式(阮仪三,2003)[6]、遗产教育(侯沛芸等,2005)[7]等。

2.2 关于遗产价值研究

2.3 关于遗产地经营模式与管理体制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我国遗产经营管理改革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移植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另一种是提出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徐嵩龄, 2003)。王兴斌(2002)提出遗产所有权归国家,管理权归行政主管部门,经营权由市场运行,并建立监督保护体系,实行“四权分离”,其实质就是经营权转移[10]。但是徐嵩龄(2003)认为“四权分离”是不恰当的,提出遗产区内的遗产展示类服务应由遗产单位进行非营利性经营;区外的非遗产展示类服务可交由旅游公司、当地政府、社区进行营利性经营[11]。而张朝枝等(2004)认为政府干预与产权明晰化是解决问题的两种途径,关键在于合适的制度安排。

2.4 关于遗产旅游者行为研究

国内学者对遗产地旅游者的行为研究多为结合某一实例而进行的实证研究。陆林(1996)以黄山、九华山等地的旅游者为例,运用旅游地空间使用曲线等技术,阐述了山岳风景区旅游者的空间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遗产地旅游的客流情况,并通过对客流变化情况的阐释分析了游客的行为特征。聂献忠、张捷等(1998)通过实际问卷调查分析,揭示了九寨沟旅游流的结点特征与现状以及国内旅游者的行为特征,提出开拓客流市场的建议性措施。陆林、宣国富等(2002)分析了普陀山等海滨(岛)型旅游地与黄山等山岳型旅游地的国内客流季节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2.5 关于文化遗产旅游中的原真性与商品化问题研究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旅游的商品化破坏了文化的本真性,使得文化意义流失。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hughe在研究苏格兰旅游局对当地烹饪文化遗产实施的旅游开发后,感叹旅游业已经摧毁了可以作为当地原真文化遗产基础的任何概念。zeppel(1998)认为舞蹈表演经常按照旅游者对该舞蹈的“前理解”进行调整,从而导致当地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和过于简单化或本土性的同质化。go(2003)等人也发现旅游产品被包装开发和出售导致目的地商品化和当地文化瓦解。

げ慰嘉南:

教学案例研究综述篇三

【摘 要】晋南锣鼓主要是指流传于山西南部临汾地区的传统锣鼓乐。临汾素有“锣鼓之乡”的美称，当地每个村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主要参与祭祀、朝拜以及求神祈福等活动。其锣鼓乐包括威风锣鼓、转身鼓、架子鼓、花腔鼓、扇鼓、花鼓、腰鼓、阴阳鼓、车鼓、瓮鼓、拉鼓、梅花鼓、洪洞金鼓乐等，各具特色。本文主要是对晋南锣鼓的研究论文进行分类、整理、概括和总结，从四个方面对晋南锣鼓发展状况进行阐述，即晋南锣鼓的本体研究、晋南锣鼓的理论方法研究、晋南锣鼓的调查研究、晋南锣鼓的传承发展研究，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整理分析，提出自己的发展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晋南锣鼓;综述;总结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史前的尧、舜、禹都曾建都在山西晋南一带。鼓传说是黄帝创造的，因此后人将其命名为“轩辕鼓”。“天下无鼓不成乐，天下无乐不锣鼓”充分说明了锣鼓对于音乐的重要性。在晋南这片历史文化悠久的土地上，孕育出了千百年的鼓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发展繁荣，呈现出“村村有锣鼓，人人会敲打”的景象。在晋南地区，无论男女，无论年龄大小，都能敲打两下锣鼓，说几句锣鼓经。

晋南锣鼓尤以“威风锣鼓”“绛州鼓乐”闻名。威风锣鼓起源于临汾，它是我国传统锣鼓乐中的代表曲种，流行于临汾、侯马、霍州、浮山、洪洞、曲沃、襄汾等地，是山西锣鼓音乐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绛州鼓乐”有“晋鼓之秀”的美誉，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据各种资料显示，我国唐朝宫廷乐舞《秦王破阵乐》吸取了【汾南车鼓】【花敲鼓】【老虎磕牙】等鼓种曲牌。本文通过对相关论文的总结，了解到晋南锣鼓的研究现状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一、晋南锣鼓的本体研究

音乐本体研究是指对旋律、节奏、音色、调式、乐器、发声等进行解读分析。关于晋南锣鼓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从本体出发，有从锣鼓的艺术特征去描述的;有从晋南锣鼓的节奏旋律等基本的音乐要素去解析的，比如单红龙的《山西威风锣鼓的节奏构成》，主要是总结和归纳了山西威风锣鼓的两种节奏形态，即基本节拍节奏和混合节奏。威风锣鼓的节奏丰富多样，在锣鼓共有的节奏型上又衍变出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鲜有节奏。

晋南锣鼓以其悠久深厚的文化而闻名，故有大量学者对其渊源、风格特征进行阐述，例如董文达的《细说晋南威风锣鼓》，是从威风锣鼓的起源和发展、威风锣鼓的乐器组成、威风锣鼓的表现形式、威风锣鼓的曲牌特点，以及威风锣鼓的传承等五个方面去阐述的;贺月甜的《山西翼城花鼓的艺术特征研究》，主要是从翼城花鼓的形态特征、花鼓唱腔和服饰风格等三个方面深入探索翼城花鼓的艺术特征。此类论文还有单红龙的《浅析阴阳鼓锣鼓套曲的艺术特色》、陈华强的《翼城花鼓艺术探源》、王璐的《浅谈临汾威风锣鼓的艺术特征》、侯雅静的《尧都威风锣鼓研究》等。

还有学者对晋南锣鼓的美学特征进行了阐释。如何茜的《天下第一鼓的美学特征》，第一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的服饰、舞蹈技巧、队形等;第二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的音响美，其常规乐器有鼓、锣、钹、铙，音响极具气势，铿锵有力;第三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的乐曲变化多样，节奏丰富多彩;第四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在表演时，动作、队形整齐。此类论文还有温洁的《浅析威风锣鼓的美学特征》等。

二、晋南锣鼓的理论方法研究

关于晋南锣鼓理论方法的研究较少，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晋南锣鼓的音乐出发，描述其具体的音乐特征。对晋南锣鼓理论方法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此类论文有吴凡、刘华军的《历史·音乐·社会三重视阈下的当代威风锣鼓研究》，该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晋南威风锣鼓的起源;第二部分从音乐的基本要素出发，研究了晋南威风锣鼓的音乐构造;最后一部分，结合社会学的方法，对晋南威风锣鼓的现存状况及流派进行了调查，探讨晋南威风锣鼓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与意义。这篇文章在理论方法上结合了历史学、音乐学、社会学，让我们从多个角度清晰了解了晋南威风锣鼓。

另外还有郝姗的《文化人類学视野中的绛州鼓乐》，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了绛州鼓乐的渊源、社会文化背景、发展过程。从1988年山西新绛县农民鼓乐团参加“全国龙年音乐周”， 在人民大会堂演出， 获得巨大成功开始，绛州鼓乐就走出了山西，走入了全国人民的视线。如今，绛州鼓乐在乐器配备和演奏技法上吸收了一些外来和现代的音乐成分，形成了自身的演奏风格。

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李立的《绛州鼓乐的民间传承人——在民间语境中的传承变迁研究》等。

也有学者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考察研究晋南锣鼓的，比如赵秀丽的《威风锣鼓及其民俗学考察》，作者结合音乐民俗学和文化产业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把晋南威风锣鼓和民俗活动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详细描述了晋南威风锣鼓在各项民俗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其发展变迁，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指出，晋南威风锣鼓应与市场结合，形成产业化，这才是晋南威风锣鼓正确的发展方向。温洁的《刍议民间锣鼓艺术背景下的现代民俗发展——以山西晋南地区蔚村鼓车的嬗变为例》，描述了鼓车艺术的民俗特色和民俗表现。

三、晋南锣鼓的调查研究

有关晋南锣鼓调查研究的论文有《山西襄汾赵雄“花腔鼓”调查报告》，作者首先对花腔鼓进行了探源，花腔鼓是流行于山西襄汾县赵康镇赵雄村的一种民间祭祀性乐舞;接着从角色及其装扮、演出内容、鼓谱、演出时间及风俗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花腔鼓的演出体制;最后从鼓文化、傩文化等方面对花腔鼓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调查研究。

姚欣欣的《临猗锣鼓调查和研究》，第一部分分析调查了临猗锣鼓使用的乐器，以及乐队组成;第二部分是阐述临猗锣鼓的表演形式，按其发展过程可分为传统表演形式和创新性表演形式;第三部分是介绍临猗锣鼓的曲牌和记谱法;第四部分是介绍临猗锣鼓的音乐形态，主要从曲式结构、节奏、音乐发展等方面进行阐述;最后一部分，是分析临猗锣鼓的社会功能和传承发展现状。

在刘思齐的《晋南锣鼓杂戏调查研究》中，作者以锣鼓杂戏为研究对象，以民族音乐学相关知识作为指导，通过田野调查，记录了晋南锣鼓杂戏相关的仪式，描述了晉南锣鼓杂戏的艺术形态，阐释了晋南锣鼓杂戏的发展变迁，针对晋南锣鼓杂戏今后的发展，作者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建议。

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彭殊玲的《威风锣鼓传承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兰天龙的《万荣软槌锣鼓的调查研究》、李欣的《晋南威风锣鼓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等。

四、晋南锣鼓的传承发展研究

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给晋南锣鼓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晋南锣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如杨丹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南威风锣鼓传承与发展的思考》，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晋南威风锣鼓的起源和发展、晋南威风锣鼓的物质构成，其物质构成包括晋南威风锣鼓所需要的乐器，以及曲谱和记谱法;第二部分从传承空间、传承人、传承方式等三个方面对晋南威风锣鼓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描述;第三部分分析了晋南威风锣鼓存在的问题，比如形式缺乏创新、演员老龄化、经费不足，以及没有健全的保护法规政策等;第四部分是对晋南威风锣鼓的发展提出建议，作者认为应顺应时代进行改革，鼓励晋南威风锣鼓进校园，政府要加强对晋南威风锣鼓传承人的保护，加大资金投入，与当地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王研的《山西晋南地区河东锣鼓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主要分析了河东锣鼓的传承、发展与变迁，总结出要立足于本土特色，结合当代多元音乐文化，利用现代传播软件，弘扬晋南锣鼓音乐文化。

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闫钰的《试论晋南民间锣鼓的传承与发展》、茹志斌的《山西临汾威风锣鼓的历史演进与现代传承研究》等。

五、结语

晋南锣鼓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泛，从最初的本体研究，到对晋南锣鼓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研究;晋南锣鼓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从最初只局限于对晋南威风锣鼓进行研究，到后来对翼城花鼓、花腔鼓等进行研究。

本文对研究晋南锣鼓的期刊论文进行分类梳理，对近些年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总结，从中可知晋南锣鼓的发展脉络，以便更直观了解晋南锣鼓的发展情况，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晋南锣鼓进行更有深度的研究。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晋南锣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譬如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同时自身也没有做到及时创新、与时俱进，表演方式不太符合如今大众的审美，导致受众越来越少，加上科技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也不利于晋南锣鼓的发展与传承。还有表演者老龄化、表演经费不足、如今的年轻人对民间音乐文化不太感兴趣，等等。对此，笔者认为，第一，要结合现代元素，创新晋南锣鼓的表演方式等;第二，要合理利用多媒体资源，大力宣传晋南锣鼓这一民间音乐文化;第三，要有产业化的意识，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与当地企业合作，与当地旅游业相结合。晋南锣鼓要想长久发展下去，走产业化道路是其必然选择。

最后，希望笔者的几点建议能够对晋南锣鼓未来的发展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教学案例研究综述篇四

摘 要：话语标记是口语交际中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本文回顾了国内外话语标记的研究现状，指出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已逐渐从句法、语义转向认知。国内的研究，除了直接继承国外相关理论，还引入了其他最新理论并获得了新的发现。

关键词：话语标记 篇章 认知

话语标记曾被认为是口语中的“填充语”（filler），最初并未得到重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语用学等学科的确立与发展，话语标记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一、国外话语标记研究

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篇章角度;二是认知角度。

篇章角度的研究，就是根据话语标记的篇章特征分析其语篇功能，探讨其与连贯之间的关系。schiffrin是话语标记研究的代表学者，她的discourse markers（1987）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话语标记的专书。她对话语标记的定义是：切分话语单位的顺序性依附成分（sequentially dependent elements which bracket units of talk）。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话语标记的作用是切分话语单位;话语标记是一种顺序性依附成分，与话语组织的序列有关。fraser（1999）认为，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主要体现在前后话语之间的某种联系上，它们的核心意义是程序性意义，为话语理解提供方向以引导听话者识别话语的前后关系。这种功能类似于某种双位关系，在其所在的话语片段和前述话语片段之间添加某种联系。这些研究主要考虑话语标记在“相邻语对”（adjacency pairs）之间的连贯作用，不太注意话语标记的情态、语气等语用功能，也未能揭示话语标记存在的认知理据。

从认知角度研究话语标记的集大成者是blackmore，其研究是在sperber&wlilson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的框架下进行的。blackmore（1992）指出，关联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能揭示出话语标记存在的理据：一方面，说话者总会最大程度地表述话语信息，以便让听话者付出最小的努力。为此，说话人会通过某种附加形式去制约或引导听话者，以帮助听话人寻找话语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听话人为了更好地解读话语，必须将这类附加形式和话语信息相结合，最终达到正确理解说话人意图的目的。话语标记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机制。blackmore还指出，语言对两种意义进行编码：一是概念意义，概念表征被编码后，进入语用推导;二是程序意义，这是一种制约信息，影响语用推导。话语标记编码的不是概念意义，而是程序意义，话语标记研究的目的在于描述它们在语用推导中的作用。

二、国内话语标记研究

在汉语传统语法中，话语标记常被视作一种句子成分，称为插入语、插语、插说等。廖秋忠（1986）是国内最早进行语篇分析的专家，他率先从篇章层面入手，将插入语称作“篇章连接成分”。自2000年以后，国外“话语标记”这一术语和相关理论逐渐被引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这类语言成分上。

（一）连贯理论、关联理论的继承

冉永平（2000）将话语标记界定为“在话语中起语用作用的词语或结构”，话语标记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具有对话语理解起引导作用的程序性意义，从整体上对话语的构建或理解产生影响，具有动态的语用特征。刘丽艳（2005）将话语标记界定为：互动式口语交际中所特有的一类功能词（或短语），在句法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口语交际中没有概念义，只有程序义，其功能体现了认知主体的元语用意识。莫爱屏（2004）、朱铭（2005）指出关联理论对话语标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探讨话语标记的使用和关联的重要关系。近几年来，较多的学者从连贯的角度研究话语标记的连接作用。

（二）语用学理论的运用

于国栋、吴亚欣（2003）根据语言顺应理论，指出话语标记的使用是说话人对语境的一种顺应，是构建语篇和促成交际的重要手段。霍永寿（2005）探讨话语标记在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的调节功能。李秀明（2006）运用元语言理论对汉语语篇中的“元话语标记”（meta-discourse markers）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指出，元话语是指对命题态度、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进行陈述的话语。许静（2007）探讨了话语标记的元语用功能。马国彦（2010）讨论了元话语标记作为主文本，接纳发话者自己的话语为互文本的自互文结构。乐耀（2011）通过对“不是我说你”这一类话语标记的具体考察来论证言语交际中的主观性范畴和语用原则之间的互动关联。袁伟、冯晓晴（2012）阐述具有委转功能的对比语用标记“其实”的语义功能，并根据traugott的（交互）主观化斜坡假说提出委转类标记有一个由低主观到主观再到交互主观的历时发展过程。

（三）语法化等理论的运用

从来源上看，话语标记大多是意义实在的语言结构的虚化。因此，运用语法化、词汇化、主观化等理论探讨话语标记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也是学者们研究兴趣之所在。

方梅（2000）认为，弱化连词具有话语组织和言语行为功能。高增霞（2004）指出，话语标记“回头”在连动语境中发展为只表示一种步骤意义，体现了说话人组织话语的痕迹。董秀芳（2007）运用词汇化和语法化理论探讨了话语标记“谁知道”和“别说”的来源。张德岁（2009）分别从“你”的泛化和“想”的虚化两个方面考察了话语标记“你想”的虚化和形成机制。殷树林（2009）指出“这个”和“那个”的话语标记用法来源于其定指用法。

刘顺、殷相印（2010）、李慧敏（2012）等考察了“算了”等“x了”形式的语法化。在此基础上，张国宪、卢建（2011）将“x了”中的“了”视为是一种再语法化现象，重点考察其演化路径以及再语法化的后果。

李思旭（2012）结合“别说”“完了”“就是”三个话语标记探讨了话语标记与词汇化、语法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标记与副词、连词之间的纠结等理论问题。张田田（2012）探讨了即将成为话语标记的句法结构“管他”的连词化与标记化。

这些研究借鉴国外的语法化理论，探讨了汉语话语标记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规律和特点，获得了不少重要的认识。董秀芳（2007）还总结了汉语话语标记形成过程的共性。也有学者对话语标记的演变是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说法提出质疑，如李宗江（2010）以“我说”类话语标记为例，认为由短语或小句变为话语标记既不是典型的语法化过程，也不是典型的词汇化过程。

（四）其他研究角度

一是跨语言对比的角度。王红、葛云峰（2004）对比了英语和汉语中的重构性话语标记“namely”和“即”。邱明明、王吉民（2008）比较英汉话语标记的宏观功能。林素娥（2012）指出，新加坡华语“懂”的常见搭配发展为表现言谈主体元语用意识的话语标记。

二是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如郭风岚（2009）发现话语标记“这个”和“那个”的使用情况与说话人社会化程度的深浅有关。吴艳、余民（2012）探析访谈节目中“然后”一词的功能、使用条件和形成动因。王丹荣（2011）考察了“的说”和“你懂的”的话语功能、结构变化和发展途径。

三是语料库的方法。譬如，何安平、何曼菲（2003）、吴钰（2006）、陈细竹、罗凌（2012）等利用语料库研究了中国学生使用英语话语标记的情况。汉语方面，刘丽艳（2005）自建语料库对话语标记“你知道”“不是”等进行研究;许家金（2008）建立“城市青少年汉语口语语料库”研究话语标记“那（个）”。

另外，部分学者将一定的注意力集中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话语标记的研究上。包敏娜、华沙宝（2011）探讨影视剧语料库中的蒙古语话语标记的标注问题;刘探宙、石定栩（2012）研究烟台话中不带指示词或数词的量词结构;刘杨（2012）讨论影响方言话语标记的语境因素。

三、结语

综上所述，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已逐渐从句法、语义转向认知，以揭示其心理理据。国内的话语标记研究，除了直接继承国外的连贯、关联等相关理论，还大胆引入了言语行为、元语言等理论，并通过运用语法化、类型学等最新理论，获得了新的发现。此外，还有意识地借鉴了社会语言学、语料库的方法。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也经历了从宏观到个案、从单一语种到多语种对比等变化。另外，也有学者对方言话语标记和少数民族语言话语标记的研究作了大胆的尝试。

（本论文得到宁夏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sk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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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丽 宁夏银川 宁夏大学民族预科教育学院  750002）

教学案例研究综述篇五

[摘要]袁崇焕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命运与明朝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他的经历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政治史上都具有独特的影响和警示意义，因而史学界和文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进行研究、探讨和演绎。现试就现存的袁崇焕研究及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综述，以品鉴之。

[关键词]袁崇焕；文献研究；综述

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籍贯广西藤县。进士出身，官至太子太保(从一品)、兵部尚书、蓟辽津督师，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著名爱国将领，其发明的城防理论和战略战术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明、清军事上。他赤心报国、坚持真理、清廉为官、爱国为民，却因功高震主而惨遭磔刑。他的个人命运与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明史·袁崇焕传》载：“……自袁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袁崇焕现象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政治都具有独特的影响和警示，本文试对现存的袁崇焕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综述，以从中找到值得品鉴之处。

1研究专著方面

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对文献整理的深化和发展。在对袁崇焕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利用中，一批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留下了丰硕的成果。现仅举影响较大的专著于下。

1．1历史文献资料

《袁崇焕资料集录》(上、下集)，阎崇年、俞三乐编，1984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编纂者综合前人的留存文献，主要以与袁崇焕有关的文书等文献为线索，着重对明清史料进行广泛的收集，从而大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对袁崇焕文献资料的使用。该书搜罗到相关的文献资料共计42.7万字，并依内容分为10集。其一源自《明实录》《满文老档》《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等官方文献，编者采集到与袁崇焕相关的文字资料1万余字；其二是对《今史》等38种文献中历史名人撰述之袁崇焕资料的汇录，约14万字；其三为袁崇焕事略，以道光伍氏雕梓本为底本，略加参酌而成；其四采录明清档案与金石方面的袁崇焕资料，其中《袁子朋墓碑记》乃当时初次公诸于世的史料；其五辑录各地方志与谱碟中有关袁崇焕的撰述；其六选收自明崇祯元年(1628年)至今380余年来社会各界对袁崇焕的颂悼与感怀之词；其七为杂录，纂入与袁崇焕为官时关系密切的程本直、余大成等历史名人事略和事件的材料；其八收录了清道光年间广西巡抚梁章钜悉心收集、辑录的《三管英灵集·袁崇焕诗》66首；其九、十为补遗和附录。

1．2专题研究

当今的文史学家不断运用新的视角、方法和价值尺度来重新审视、解读、阐释历史文献，从而创作出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水平的新文献。这种情况在《袁崇焕传》等著作中得到充分展现。

《袁崇焕传》，阎崇年著，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概括了袁崇焕的一生事迹、诗文著述、年谱、后世影响等。重点描述了袁崇焕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10年，既写他如何运用正确的军事谋略构筑关、宁、锦防线，并取得宁远和宁锦大捷的战绩，从而成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克星；又写他不畏艰险、敢于任事，虽官居高位而清廉履责、赤心报国，最终却功高遭忌、含冤屈死的经过。书中运用史学理论和辩证方法，以厚重的史料和大量翔实的数据，把一段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层层理清，从而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袁崇焕。该著作兼备知识性和可读性，充分体现出专家学者的深厚学术积淀和文化底蕴。

《明亡清兴六十年》(上、下册)，阎崇年著，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是阎崇年先生将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的同名历史系列讲座稿润色而成。该书以袁崇焕之死为线索，将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子，对明清之际60年的历史进行全面考察和思索。全书深入浅出，把袁崇焕所经历的惊天地、泣鬼神之大喜大悲情景分析得入木三分，将袁崇焕的仁、智、勇、廉表述得淋漓尽致。该著作实现了与读者共同进行求知、求真、求励、求愉、求鉴、对话的目的，满足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雅俗共赏的要求，从而一改过去历史研究类图书受众面过于狭窄的情况，这是作者的成功之处。

《碧血剑·袁崇焕评传》，金庸著，1994年由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此书为著名武侠小说《碧血剑》的附录。作者以史实为依据，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剖析一个历史人物，并从分析人物性格人手，将袁崇焕和崇祯皇帝的性格冲突视为大明悲剧产生的一大重要因素，这是金庸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也是被前人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很有见地，以充满新文化气息的文笔、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独到的历史见解，把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品性冲突表述得入木三分。

2006年，张朝发著《袁崇焕》；2007年，黄国信、张素容著《明末抗金英雄：袁崇焕》，两书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都以袁崇焕传奇的一生为主线，重点描述了他抗击后金的数次战役，突出了他在明末混乱政局中的壮举。

文献研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学术方面，还在于其社会作用的发挥。“袁崇焕现象”自明清至今，一直为历代学者所关注，其原因不仅因为袁崇焕是一个爱国将领，更由于他的个人命运与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紧密相连，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警示、教化作用。它激发更多的有识之士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解读、阐释袁崇焕现象，从而使研究文献颇具科学精神和时代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从1903年到2010年8月，共有相关论文228篇公开发表，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大，现简要介绍于下。

2．1《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莫乃群主编，1984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值袁崇焕诞生400周年之际，第一次全国性袁崇焕学术研讨会在其故里广西藤县举行，会后由全国知名史学家、广西历史学会会长莫乃群主持，从与会论文中精选39篇，辑为《袁崇焕研究论文集》，全书共52.3万字。此书是中国史学界第一本全国性研究袁崇焕的专题论文集，被誉为袁崇焕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为世人所瞩目。

2．2《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阎崇年、吕孟禧主编，1988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1988年在袁崇焕荣辱肇迹之地——辽宁省兴城市召开的“国际袁崇焕学术讨论会”收集的论文集，全书共25万字，收录论文21篇(其中日本学者撰有2篇)、综述3篇、资料2篇、附录1篇。此书对袁崇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突破，为当时国内外袁崇焕研究成果的最新展阅。

2．3《明末清初华南地区历史人物功业研讨会论文集》

物功业研讨会”的论文集成，为海外学者主持研究袁崇焕的学术首创。

2．4《袁崇焕研究论集》

阎崇年著，1994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此为我国第一本研究袁崇焕的个人学术论文集，全书收文23篇，共26万余字。该书集中体现了阎崇年先生作为明清史专家、袁崇焕研究会会长在袁崇焕研究方面的精湛学术水平，其成果蔚为壮观，深得学术界推崇。

2．5《袁崇焕研究论文选集》

东莞市政协编，200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00万字，共收录论文52篇(其中建国前2篇)、传记资料选录7篇(其中建国前6篇)，书中罗列中外研究袁崇焕文献索引399条，为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是一本具有创见性和指导性的学术论文集。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对袁崇焕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出现了一个高潮。内容不仅包括袁崇焕的爱国精神、军事理论、辽东经略、功过是非、籍贯之辨以及袁毛(文龙)公案、谋款议和；宁远、宁锦、京师“三大战役”，袁与朝廷关系、袁与后金关系、袁与孙承宗和祖大寿等同期将领关系；明末党争等热点问题；而且还延伸至袁崇焕的政治和军事失误、个性与品格张扬、遗诗整理探析、故里传说轶闻、袁氏家谱碟和遗物考证、各类史料勘误辨伪、袁崇焕后人今况，等等。其涉及范围之广，研究内容之专精，都令人叹为观止。近40年来不仅研究文集一再出版，而且研究论文、评论、文学作品等纷纷见诸于各类书报、影视、网络媒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某些历史类图书“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现象，为学术发展和人们认识、评价、研究袁崇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文学艺术方面

“袁崇焕现象”不仅在史学界成为热点，其高尚品质与旷世悲剧、苍凉悲壮的英雄事迹也激发了文学工作者的热情和兴趣。他们对袁崇焕进行了再认识、再思考、再演绎，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文艺作品，为借鉴历史、解放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建设和谐文明社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仅列代表性作品于下。

3．1袁崇焕题材文学作品简介(见表1)

石瑞良编著的《袁崇焕诗词赏析》辑录了袁崇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内容、不同艺术风格的诗词77首。编著者试图从文化的视角诠释袁崇焕，对诗作进行了细致地核勘、析解，进而解读袁崇焕的真实心理(再版中加入了最新发现的袁崇焕遗诗2首)。此书是我国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袁崇焕诗集注解，它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对探索明末清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借助互联网蹿红后，再分别由长征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窃明》(灰熊猫著)，则以另类的风格对袁崇焕进行了演绎。它抓住市场热点，引导大众参与对袁崇焕冠以“英雄”和“汉奸”之争，其最大的特点是对袁崇焕贬多于褒。

值得一提的还有梧州人文丛书系列的《袁崇焕》。这本由袁崇焕家乡学者编辑出版的文集，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笔触展示了袁崇焕不为世人了解的一面。它征集的21幅袁崇焕故里文物等珍贵照片而使此书更具资料性意义。书中第1辑“袁崇焕传”、第3辑“故里轶闻”等文献亦为第一次面世，其内容填补了袁崇焕青少年时期的文献空白，极具研究参考价值。

出于对故里英雄的崇敬、追忆以及延续地方文脉的需要，通过20多年的努力，广西藤县图书馆建立了“袁崇焕专题文库”。收集了《袁氏族谱》《藤县历史人物图文集·袁崇焕》《藤县历史人物袁崇焕事略》(视频资料)等130多种与袁崇焕相关的文献，保存有与袁崇焕故居、家族、遗物、墓葬等有关的图片、袁崇焕故里纪念邮票(稿)、袁崇焕故里明信片(稿)等jpg格式照片290幅。另外还有虽未经正式出版却极为珍贵的、由研究者深入袁崇焕故里采风而留存下来的第一手素材。这些独具特色的地方文献，对袁崇焕的身世、思想性格、家族脉络、早期活动及督师故里的人文习俗的研究，都是极好的资料。

3．2袁崇焕戏曲、影视艺术文献简介

京剧电影《袁崇焕》，2009年改编自同名历史京剧；以于魁智(饰袁崇焕)领衔的同名京剧原班人马出演，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京剧魅力。《袁崇焕》张扬“老耳朵、新眼睛”的创作理念，在保持传统京剧唱腔特色的同时，不仅让老戏迷听得过瘾，还通过新颖的表演形式让年轻观众看得新鲜。

而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推出的《明亡清兴六十年》视频讲座，让清史专家阎崇年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讲述袁崇焕的人生历程。讲座通过电视这个强有力的传播媒体，以历史视野为背景，以历史事件为线索，用不断设置“悬念”的方式解读袁崇焕，让更多民众正确认知袁崇焕。

4结语

从明末至今，特别是近49多年来，研究袁崇焕的著作百花齐放，可谓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一些方面的史料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论证，或说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袁崇焕爱国思想、远大抱负和军事谋略形成的深层次原因；青少年时期求学生涯、济世扶危事迹的史料挖掘；他出仕之前曾以豪士自许、喜与学友纵论兵戈战阵之事的历史因由；其故居旁“跑马场”遗址(因袁崇焕青少年时策马、训练而形成并保存至今)，与袁崇焕后来“单骑出关”的性格暗示，以及京都被后金包围之时他亲率宁远九千铁骑昼夜驰京、并在广渠门大败后金骑兵运用的精良骑术和排兵布阵战术有无因果关系；还有《明史》中记述他在广西田东、泗城州、龙英州招募到辽东前线的六千“广西狼兵”等方面的史实，仍有待深入研究。相信通过今人的不断努力，在今后的文献著作中还会有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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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研究综述篇六

摘要：我国有关乡规民约的研究已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从民国时期研究刚刚兴起到建国初三十年的沉寂，再到21世纪后的复兴，乡规民约的研究在现阶段已经有了较深入的发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研究指向国家治理层面，但研究中不乏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亟待解决。未来的乡规民约发展更应与国家治理的轨道相吻合，从多个角度挖掘其潜在价值。

关键词：乡规民约研究；多学科交叉；国家治理

乡规民约在历朝历代都发挥着其在道德教化、文化传承、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也是培养自律、自治意识的重要载体。在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建设和治理己经成为关键环节，乡规民约的研究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回顾该领域80年来的研究历程，有起有落，现阶段，在国家的号召和支持下，乡规民约又再度成为热门的领域。综观80年来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一、乡规民约研究的兴起

我国乡规民约的研究肇始于民国时期，代表人物有杨开道、梁漱溟、王兰荫等，这一时期对于乡规民约的研究主要是在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就不单单是针对乡规民约这一单一主体的研究，而是考察包含乡规民约在内的乡约制度，在乡约制度的历史考证中同时对乡规民约进行研究。

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中尤其提到乡约的补充改造对于建立新社会乡村组织、解决乡村问题的积极作用，他区分了乡约组织和地方现行自治法规的不同，乡约是以人生向上为目的，伦理情谊化的一个组织，通过增进入际关系建立团体组织，而地方自治法规则是从个人权利出发，抛开了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之意，重在互相牵掣防制以求均衡，这在中国乡间是不适用的。他指出要办乡农学校对传统乡约补充改造之，“以乡农学校来表示乡约，表现我们的组织”①。此外，在山东全省又推行了村学乡学，他认为，村学乡学既“是个学校，同时是一个乡村组织”，它“最符合中国的老道理——乡约的意思，也最符合中国的本来风气”②。梁漱溟对乡规民约的研究是包含于乡约制度的研究中的，在考察以往乡约的基础上发展乡农学校对其补充改造，成为其乡村建设理论极为重要的組成部分。杨开道著有《乡约制度的研究》和《中国乡约制度》，他从乡治村治的角度，概括分析了中国农村组织的历史，追溯了乡约制度的前驱、起源，考证了包括吕氏乡约、明代乡约、清代乡约等在内的历代乡约，并对乡约保甲的合用、乡约理论的完成、乡约制度的衰落和品评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举办乡约有特定的地点，即农村；举办乡约要有高尚的领袖；举办乡约必须建立在地方自动之上，这是乡约得以成功的三大条件。王兰荫在1935年发表的《明代乡约与民众教育》一文中对明代的乡约和当时的民众教育做了比较研究，介绍了明代乡约举行的时间、地点、人员、仪式、对约众的要求，以及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联系，总结了明代乡约的流弊及其与民国的民众教育之间的异同。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乡规民约研究在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背景下刚刚兴起，研究角度比较单一，主要是基于乡村治理、乡村建设的层面，多历史学的考证和社会学的分析，研究不够系统和全面，但开了该领域研究之先河，也是之后研究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二、乡规民约研究沉寂后的全面复兴

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如火如茶的开展，乡规民约被作为封建枷锁受到批判，相关研究也随之陷入停滞，仅在对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状况的调查中有部分对少数民族乡规民约的资料整理，主要在民族地区的调查资料、调查报告中呈现，局限于区域性研究，且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对于民族地区乡规民约的记载也成为日后了解各民族地区的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后，乡规民约的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改革开放至21世纪之前，研究的主力多为文史工作者、考古和文物档案管理人员等，重在对传统乡规民约的挖掘和整理，研究基本停留在对乡规民约文本的简单介绍和分析。如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刘广安《论明清的家族法规》，赵崇南《从江县孔明公社苗族习惯法、乡规民约调查》、《贵州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及其历史继承问题》，郑立盛、谢安南《一百六十年前保护生态环境的禁碑》等。进入90年代，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边远地区、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较之80年代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发展，开始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研究乡规民约与区域社会的关系，偏向于社会史研究的特征。如冯尔康在《族规所反映的清人祠堂和祭祀生活》一文中介绍了宗约确定的祠堂组织法、祭祀及其方法的族规、祠堂维护宗族等级制等问题，还有朱刚的《三十年代的循化回族婚丧村规》、宁可的《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等，这些学者的文章都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方法。

第一，传统乡规民约的功能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学者们从不同切入点论述了传统乡规民约的功能，涉及到道德教化、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日常生活管理和救济等多个方面。程功群以明清时期的乡规民约为蓝本，对基于乡规民约而开展的教化活动进行了分析，对其教化主体、教化内容、教化实效做了详细的论述（《明清时期乡规民约教化活动探析》）。卞利（《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初探》）、关传友（《论清代族规家法保护生态的意识》）则分别对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宗族类乡规民约中的生态保护条款在生态环境方面起到的作用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有关乡规民约的社会救济功能学者们则是通过对明清时期乡约中的社仓、保甲制度等的考察来进行研究，如陈瑞的《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一文，文中提到明清事情的徽州宗族通过设置义田、义仓、义家、义学等积极开展内部救济。卞利在其《明清徽州经济活动中的乡例举隅》中肯定了乡规民约的经济功能，指出在当时的徽州乡规民约在土地交易、资产借贷、典当等经济活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在国家治理体系下研究乡规民约的成果颇丰。21世纪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势头不减，城乡一体化建设稳步推进，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使传统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受到了强烈冲击，出现了不少乡村危机，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阻碍，因此，政府和学界开始在国家治理体系下探究乡规民约的现代化转型，致力于从中挖掘有益资源助力国家建设。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剖析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擅变、运作逻辑的基础上，对其实现现代化转型以及在当代社会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找寻新的路径。这些学者们研究的基本路径都是追溯历史流变，指出现存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对传统乡规民约历史擅变、运作逻辑的研究，周家明、刘祖云在韦伯的权威来源理论分析框架下，指出传统乡规民约来源及治理条件表现在四个方面：乡土社会，基层组织，宗族法规，乡村精英，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借鉴；沈费伟则分析了传统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乡规民约五个方面厘清传统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网络，并指出要将传统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应用到当代的乡村治理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绩效。其次，分析城乡一体化建设中乡规民约的现状，指出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乡规民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支持不足，传统乡村治理模式面临被解构的危险，一方面表现在乡村社会中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伦理风俗的边缘化、乡村共同体的消解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乡村的配套制度不完善，传统乡村治理与现代国家法治化建设之间存在制度断裂，乡规民约主体缺失、权威不再，变成了形式化的文本。最后，则落脚于对乡规民约发展之路的探寻，学者们多从乡村共同体塑造层面、国家制度支持层面、乡规民约功能挖掘层面、乡规民约主体再造层面入手，关注新乡土秩序的建构和乡规民约如何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出最大效用。

第三，法学背景下的乡规民约研究越来越多，法学领域的研究主要侧重与阐释乡规民约的民间法属性，揭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挖掘乡规民约在国家治理层面的软法之治功能。关于乡规民约的民间法属性，张明新认为乡规民约以文本形态和组织形态两种形态存在，其中有自治思想的萌芽，经过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以外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中秋指出传统乡规民约具有时空性、价值性、法律性三大属性，它虽然不是国法，但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关于乡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则重在理清二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建立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实现乡规民约与法治建设，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法律秩序的协同。此外，还有一些法学学者以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为基础，探索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解决方案，有代表性的如朱苏力的《法治及本土资源》一书论述了乡规民约这一乡土社会中特殊的法制形态与作用，山东大学谢晖教授昌吉关注民间法研究，他以民间法的视角探究了我国传统乡规民约对于社会规范的显著作用。

八、九十年代更为丰富、多样，除了最早的历史学、社会学学者的研究，政治学、法学、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环境科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的学者都开始对乡规民约进行研究，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挖掘乡规民约的潜在价值，并将历史文献考证法、社会调查法、定性分析法、定量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运用到乡规民约的研究当中，使乡规民约的传承和发展有了更可靠的学理支撑。同时，在依法治国和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号召下，乡规民约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政策支持，更利于该领域研究的长足发展。

三、乡规民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乡规民约的研究己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在现阶段也已有了很大的突破，但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这决定了乡规民约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首要问题是对于乡规民约的概念界定仍存在分歧。目前关于乡规民约的概念有梁治平为代表的“知识传统说”，以朱苏力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说”，以郑永流为代表的“行为规则说”，但多是站在自己学科立场上，缺乏说服力，且目前大多的研究把乡规民约同乡约等同，这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董建辉曾在《“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一文中明确指出，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③同时，由于概念上的分歧，有关乡规民约的起源学者们也有各自的看法。较多的认为最早的成文乡约是东汉的《吕氏乡约》，还有学者认为1973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的《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可能是己知最早的乡规民约原件。其次，对一些重要历史时期的乡规民约研究有所欠缺，目前较多集中在宋、明清、民国时期，但对于辽、金、元时期的乡规民约却少有研究，使我们在研究乡规民约的整个历史擅变的过程中出现了朝代断裂，显然不利于我们摸清明清时期的乡规民约是如何发展而来。

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6页。

②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卷，第670页。

③董建辉，《“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2]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商务印书馆，2015.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商务印书馆，2015.

[6]吕咸.中国乡约概要[j].四川县训，1936（09）.

教学案例研究综述篇七